農耕文明時代之所以在人類歷史的敘事中佔有主要地位，部分是因為農耕文明是最早的人類共同體，創製了現代大多數歷史研究都以之作為研究基礎的文字。因此，我們知道這個時代的許多細節。然而從大歷史的時間尺度看，詳細描述這個時代的種種細節是不合時宜的。此外，許多優秀的史學著作早已問世。本章只是考察形成農耕文明的某些大的結構和潮流。傳統的研究因主要集中在特定的文明或者文化的研究，比較容易忽視這些大潮流。正如羅伯特·賴特所言，世界古代史就像一片文明和民族在興廢更替的模糊景象。但是「如果我們放鬆自己的眼力，讓這些細節變得模糊，那麼一幅巨大的圖景就落入了我們的視野：世紀轉瞬即逝，文明興衰更替，但是文明達到了鼎盛，其範圍和複雜性都有所增加。」[1]
本章考察這段長達4000多年的歷史，農耕文明是地球上最為強大的共同體。首先，主要集中考察大範圍的結構；其次，我們將討論這個時期某些比較重要的長期趨勢，尤其關注控制自然環境的集體能力的變遷。這些變遷表現在人口增長以及更具生產能力的技術上。本章提出的一個核心問題是，哪些過程構成農耕文明長期集體知識和創新范型，它們又如何在世界上的不同地方發生作用。
大型結構
這個時代有兩個結構性特徵脫穎而出。第一，隨著城市和國家的出現，人類社會與以往相比變得越來越多樣化了。而多樣化本身乃是推動集體知識發展的強大動力，因為不同共同體在生態的、技術和組織方面的可能性，推進了將這些技術通過新的方法加以聯合起來的潛在協同作用。但是國家也增加了人類相互作用的範圍。因為他們比以前所有人類共同體龐大許多。他們的引力場從遙遠的地方吸收資源、人民和觀念。通過這個過程，農耕文明創造了大型的交換網絡。這些可以視為這一時代第二個主要結構特徵。與以往任何時代相比，更大範圍的、更加變化多端的，以及更具活力的交換網絡促進了交換的規模和多樣性，也促進了集體知識的潛在協同作用。
各種新型的多樣化
儘管似乎要冒過分強調範式的危險，但我們還是要思考這個時代的四種主要社會類型：前三種——食物採集者、單干農民以及遊牧民族——沒有國家，最後一種——農耕文明——則擁有了國家形式。
食物採集者生存於整個農耕文明時代，居住在小型的、經常流動的共同體裡，主要依靠非金屬技術。雖然有一些集約化農業，但是澳大利亞直到200年之前一直還是只有食物採集者居住。直到幾個世紀以前，在北美和南美、西伯利亞的大多數地區，以及非洲部分地區仍然存在著類似的共同體。
在許多地區，自早期農耕時代起，就生活著大量農業人口或者園藝社會，不存在大型權力結構。巴布亞新幾內亞大多數人直到最近數十年仍是由這樣的社團構成的，他們經常與相鄰的農耕者或者食物採集者開展貿易、發動戰爭，有時也和印度尼西亞商人交易。無國家的農耕共同體，在非洲大部地區、在北美和南美地區也可以發現。在從中國的東北直到德國北部的主要貢賦帝國的邊界上也可以發現這些共同體。
凡是生產能力和人口有所增加的地方，農業共同體和農業技術就向人煙稀少的地方傳播，為新的農耕文明地區奠定了基礎。例如在東歐，從公元第一個千年中期開始，大量講古斯拉夫語的農民定居在今俄羅斯境內，為最早的俄羅斯國家奠定了人口基礎。這些變遷被過於簡單地解釋為掌握高產技術的人們遷移所導致的。例如，印歐語言從黑海北部的某個地區傳播到了地中海、伊朗、中亞和北印度，與農業或者遊牧文明傳播聯繫在一起了。同樣，班圖語從喀麥隆地區傳播到中部非洲和南部非洲，也被解釋為民族的遷移所致，這些移民因為擁有較為先進的農業技術並且煉鐵，因而取代了土生土長的共同體。現在對整個語言群體遷移的解釋更為複雜，將它們看成不同過程的產物，語言可以通過貿易或者政治和文化的佔領而融入本地人口，同樣人口膨脹、技術變遷或者移民也會造成相似的結果。雖然如此，整個語言群體的膨脹顯然並不表明各種高產技術——從改良作物，如東歐的黑麥到鐵鋤和鐵犁等先進工具——的緩慢傳播。[2]
在這些最驚人的擴張運動中，太平洋形成了一個完整的「世界區」，顯然清楚地反映了民族的遷移。但是包括密克羅尼西亞和波利尼西亞諸島在內的遠離大陸的「遙遠大洋洲」，在大約3500年前擁有造船和航海技術的專業化的海洋文化還沒有出現以前，並沒有人類在那裡定居。這些民族也許來自華南或台灣，華南或台灣可能是所有這些群體所共有的南太平洋語系的家鄉。在太平洋，我可以通過名為拉皮塔（Lapita）器皿這種特有的陶器的傳播，追尋他們的遷移蹤跡。這些遷移過程最遠可達復活節島（拉帕努伊島），公元300年，那裡最早就有人定居了；夏威夷島和（最西面的）馬達加斯加島，最早有人定居均在大約公元500年，而新西蘭〔奧提雅魯阿（Aotearoa）〕，最早有人定居大約在公元800年或公元1000—1200年間。[3]賈雷德·戴蒙德證明，太平洋島嶼人類社會的進化如何能夠證明生態因素對社會發展的影響：在一兩千年裡，在太平洋出現了一系列不同類型的社會，從技術簡單的食物採集社會到夏威夷和湯加具有嚴格的階級體系、人口多達30 000—40 000的原始國家。[4]
第三種類型的共同體僅限於非洲—歐亞地區，因它主要依賴使用家畜。在非洲—歐亞的許多比較貧瘠的地區，以及西伯利亞北方部分地區，存在著遊牧的和半遊牧的畜牧民族，他們放牧牛、羊、馬或者馴鹿。與大多數單干農民一樣，畜牧民族一般通過戰爭、貿易以及宗教和技術思想的交流與周邊農耕文明建立聯繫。尤其在歐亞大陸，騎馬的畜牧民族給相鄰民族造成了嚴重軍事威脅，因為他們擁有在戰爭中使用馬和駱駝的精湛技巧以及流動性。從公元前第一個千年晚期開始，某些畜牧共同體從他們更加富有的定居鄰居那裡奪取資源，在歐亞大草原上締造了強大的帝國。這些帝國中，最偉大、最具影響力的無疑是成吉思汗於13世紀所創立的：它是最早一個從太平洋延伸到地中海的政治帝國。
無國家共同體在農耕文明時代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雖然它們並未留下什麼文字記載並且經常為歷史學家所忽視。由於處在大型農耕文明之間，它們經常能夠將強大的鄰居連接成為巨大的交換網絡，在非洲—歐亞地區尤其如此。絲綢之路最清晰地詮釋了這種機制，[5]形成中的中美洲和秘魯文明也是由無國家社團連接起來的。農耕文明傾向於地方化，但是不在它們掌控之下的無國家共同體則擁有更加模糊的邊界；這些不同類型社會形成了前現代世界的所有交換網絡。
有國家的共同體是這個階段社會變遷的真正動力。農耕文明與眾不同的特點就是它們的規模、居住期間的人口密度以及社會複雜性。以前的共同體在規模和複雜性上根本無法與之相比。早期農耕時代最大的共同體不超過500人，多數不足50人。與此相對照，甚至最早的城市烏魯克，最高曾達到5000人。眾多人口依靠附近鄉村社群提供大部分食品和勞力，與美索不達米亞南方大約13個城邦建立聯繫並穿越波斯灣和地中海，甚至遠抵北印度和中亞開展貿易。在美索不達米亞南方相互聯繫的城邦地區人口達幾十萬。這種密集的人口以及自上而下的交換網絡的連接，覆蓋了數十萬甚至數百萬不同類型的共同體並且超出了政治實體的範圍，這是農耕文明時代最重要的結構特點。
農耕文明總是包含若干（至少三個）負責管理和開發的社會階層。最底層是初級生產者，大多為居住在鄉村的小農或者從事園藝農業者。這些人居住在類似於早期農耕文明的共同體裡面，只是現在有了一個統治者和收取貢賦者組成的等級制度在嚴密地監視著他們。農村共同體生產食品、織物，以及例如木柴等燃料。它們還為大型工程如灌溉項目、重大建築項目以及發動戰爭提供人力和畜力。但是村莊主要出於家庭農業生產的需要而形成的，因此，與其他任何地方相比，男人和女人在這裡都是合作夥伴。在這個範圍之上，職業角色變得更為重要，男人扮演著不同的、通常是佔據主導地位的角色，而且變得更加制度化了。
在村莊之上矗立著地方精英和權力中介——酋長、貴族、官員或者教士。地方權力中介從主要的生產者那裡獲取資源，但是他們通常不直接干涉下層人民的生活。因此，在農耕文明這裡，大量初級生產者和貢賦收取者在社會等級、財富、生活方式以及思維習慣方面形成判然有別的鴻溝。[6]在地方權力中介之上通常還有至少一個或者更多層次的城市和統治者，他們通過地方權力中介傳遞給他們的資源養活自己。有時，甚至在這些統治者之上還存在一個統治者——用波斯皇家名號所言，就是「萬王之王」（Shah of Shahs）.
因此，甚至在最簡單的農耕文明裡，許多不同類型的共同體被連接在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的權力之網之中，在這個網絡裡，精英階層分配各自所需的資源。資源分配的方式決定著精英和初級生產者的生活方式。這些方法甚至延伸到了作為社會生產基礎的家庭組織內部。在這裡，雖然在農民家庭生產內部大體是平等的，但是男性經常（多少有些成功地）主張，他有權模仿在家庭生產和村莊的基本單元以外的男性的突出權威。宗教的、文化的和法律的結構經常支撐著這些等級制度的權力主張。
將生產資源從家庭轉移到精英的最重要方式就是通過宗教、法律的和武力威脅而共同提出的要求。因為這個原因，埃裡克·沃爾夫把農耕文明描述為「收取貢賦」的社會。[7]禮品贈送是親族制社會的特點（類似於生物世界的互惠共生現象），而收取貢賦則有所不同，根據定義，乃是一種不平衡的交換。它更加接近於寄生現象，一方所得比另外一方更多並且能將自己的意志強加於另外一方。
但是正如我們所見，即使在貢賦社會裡還是存在一種對等或共生現象。基於強制的權力和基於認同的權力，在所有貢賦社會中能夠而且確實共存著。初級生產者經常得到貢賦收取者提供的保護和其他服務。在戰爭期間，村民躲藏在城堡或者城牆後面。在和平時期，城市的市場提供外來商品和各種形式的工作，而城市的聖殿則提供了更加崇高更加強有力的接近諸神的方式。除此之外，貢賦精英的利益之所在就是確保他們的農民擁有足夠的土地養活自己，生產剩餘產品。在此一般意義上，收取貢賦的統治者和最高領主應當確保大多數農民必須擁有土地的權利。實際上（雖然並非總是在理論上），與現代社會相比，農耕文明的生產資料更能夠得到均衡的分配。農耕文明體現了一種複雜的共生現象，並未表現出赤裸裸的剝削——在某種情形下有點兒類似於飼養家畜。我們在第9章引用了威廉·麥克尼爾的寄生現象的比喻，它很好地抓住了這種不平衡的微妙之處，對於寄生者而言，如果他們要生存下去，就必須保護他們的宿主，就像人類必須保護他們的家畜、養活他們的奴隸一樣。在最近的一篇論文中，麥克尼爾將城市和農村的關係——這種關係處在一切農耕文明的核心——描述為「文明的妥協」。[8]
收取貢賦的關係不僅存在於一國之內，而且存在於相鄰的國與國之間，這種關係有的還相當重要。可以將農業帝國想像為一種強國從弱國收取貢賦的貢賦制度。畢竟在生物界寄生現象大到旅鶇，小到細菌，隨處可見。就像可怕的慈鯛科突然攻擊其他魚類，撕碎它們的肉，小國家有時組織起危險的軍隊騷擾龐大的鄰國，令後者被迫繳納貢賦或保護費。以歐亞國家中的遊牧民族和中國、波斯以及地中海東部的大國之間的關係為例，人們對此已經做了相當細緻的分析。[9]
總之，某些結構不同程度地出現在所有農耕文明之中。其中包括：
·農耕共同體，提供大多數資源。它們大多與精英團體有別，但是它們佔人口大多數，生產社會所需大多數的食品、能量以及原材料。
·性別等級制度，支持男性在大多數社會等級制度層次上佔據主導地位。
·複雜分工，見於城市和鄉鎮之間，在城市和社會的等級制度之間。
·城市和鄉鎮。
·等級制度，存在於國王領導下的官吏、法官和統治者。
·軍隊，由統治者控制，保護國家不受其他貢賦收取者的侵犯，並使統治者通過強制手段從他們的臣民或者鄰國收取貢賦。
·有文化的官僚體制，統計並管理資源。
·交換網絡，國家和城市藉以獲取那些無法強取豪奪的資源。
·宗教和意識形態體系，經常由國家管理，使得國家結構合法化，經常建造紀念性建築以及高水準的藝術作品。
·廣袤的邊遠地帶，雖不直接在掌控之下，然而這些地方的資源對於農耕文明成功地發揮作用卻是如同生命一般寶貴。這些邊遠地帶可以處在農耕文明內部，也可以是單干農民，或遊牧民族或食物採集者居住的地方。
交換網絡
與過去相比，在農耕文明時代，交換將更為廣袤的地區不同類型的共同體更為有效地聯繫起來。這些複雜的交換網絡乃是農耕文明時代的第二大結構創新。
世界史學家已經日益感受到龐大體系相互作用的重要性，並用世界體系對它們加以分析。這些理論的首倡者伊曼努爾·沃勒斯坦（Immauel Wallerstein）論證到，尤其在現代，不僅必須分析特定的國家和文明，而且必須分析將其聯結起來的更大的權力和商業網絡，因為這些網絡解釋了那些僅僅從特定地區的內部歷史根本無法解釋的特徵。沃勒斯坦稱這些網絡為「世界——體系」，即使它們並不是真正覆蓋整個世界，從許多方面看它們只是在部分地區發揮作用。世界——體系是將不同類型共同體聯結起來的多層次、多區域的結構，在這些體系裡，有些地區比其他地區發揮著更加重要的影響。
沃勒斯坦注重研究在歐洲占主導地位的早期近代社會中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他論證到，實際上這是歷史上第一次出現真正的世界——體系。為了理解歐洲在早期近代社會日益增長的勢力，他堅持認為歷史學家必須理解歐洲是如何介入並且從這個幾乎涵蓋了世界各大區域的交流和權力的網絡中獲益的。繼沃勒斯坦引入這個概念之後，其他作者考察了世界史上早期階段的相似體系。珍妮特·阿布——盧格霍德（Janet Abu-Lughod）主張，早在13世紀就存在一個涵蓋歐亞的世界——體系，安德烈·貢德·弗蘭克（Andre Gunder Frank）、巴裡·吉爾斯（Barry Gills）以及其他學者論證道，區域性的「世界體系」（從一種寬泛的角度看，不加連字符）早在公元前第三個千年就存在了。[10]克裡斯托弗·蔡斯——鄧恩（Christopher Chase-Dunn）和托馬斯·D. 霍爾（Thomas D. Hall）則更進一步，認為在所有世界地區，甚至在沒有國家的地區，也存在著交換體系，它們具備至少某些世界體系的特點。[11]
這些龐大的網絡畫出了一道外部邊界，在邊界以內的共同體能夠分享信息、技術和適應性。它們因而分享了大範圍的集體知識，並且在一段相當長的歷史時期決定了創新的速度和範圍。這些經過修正的世界體系學說的一個重要洞見就是：存在著各種類型的網絡，它們通過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範圍內發生作用。邁克爾·曼論證道，甚至那些似乎邊界十分明確的國家，實際上也能夠產生若干種通過不同方式發生作用的不同類型的權力，頗似不同的力場一樣。他發現了四種不同的權力和影響力的「網絡」：意識形態的、經濟的、軍事的，以及政治的網絡。政治的權力通常局限在公認的國界之內。相反，軍事的權力則根據當時具有的後勤和軍事技術而超越國界。例如，對於能夠派遣一支多大規模的軍隊深入蒙古草原，它在戰場上能夠支撐多久而不耗費巨大等問題，中國漢朝的將軍們心中都是瞭如指掌的。意識形態的力量更加具有滲透性，因為在像中國這樣的地區，其文化邊界是很難劃定的，而經濟權力甚至更難定於一隅了。因此經濟和信息的網絡與那些強力控制的網絡相比更龐大、更加具有滲透作用。
以這個洞見為基礎，蔡斯——鄧恩和霍爾提出，存在若干種不同類型的交換網絡，它們各自具有不同的範圍和特徵。他們發現的主要類型有大宗商品的網絡、貴重商品的網絡、政治／軍事網絡以及信息網絡。[12]這些網絡不同的便利程度決定了它們的不同規模。直到最近，大宗商品，例如穀物，其運輸一直相當困難而且花費昂貴，因此一般只作短途運輸。軍隊通常能夠走得更遠，但因攜帶輜重而行動緩慢。然而貴重商品如絲綢等因其輕便而能長途販運，而信息就更加容易流傳了。因而信息和貴重商品的交換能夠形成最大、最古老的網絡。（實際上，貴重商品經常能夠比信息走得更遠。試想，裝飾品多次轉手之後，其最初的含義都已經喪失了。）這就是為什麼在這裡我集中關注信息網絡，這個涵蓋若干個世界區的最大的交換網絡的原因。
大型交換網絡具有與眾不同的地域性「構造」。也許回到社會引力定律的比喻更加容易理解這個問題。在這個想像的定律之下，人類的共同體對於其他共同體，以及其中的商品、觀念和民族總是產生一種吸引力。隨著人類共同體的發展，這個規律開始更加強有力地發生作用。大致而言（與牛頓的定律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共同體之間巨大的引力與共同體的規模以及共同體之間的距離成正比。
在舊石器時代，交換受到局限，範圍很小，因為沒有一個群體大到足以對其他群體產生巨大吸引力。但隨著更大的共同體出現，有些共同體交換商品和信息比其他共同體更為活躍、地域更廣，因為大型的共同體能夠大範圍地吸引資源和民眾。凡是有許多大型共同體的地方，信息、商品和人員的交換都是最活躍的。在這些地區，比任何其他地方聚集著更多的觀念和產品，因而我們稱之為引力中心。它們吸收著來自邊遠地區的人員、思想和產品。但是它們也對周邊密度比較低的地區產生強大的吸引力。為了理解這種影響力是如何發揮的，我們需要想像一個現代的愛因斯坦的引力形式，更大的物體彎曲了周邊較小物體的時空，在它的引力場範圍捶打並扭曲較小物體的特性和運動。大型城市和國家改變周圍地區的社會構造（Topology），有時在這個過程中形成我們所稱的樞紐地區。樞紐地區位於各引力場之間。在這些處於若干交叉的不同引力場之間的「引力走廊」或者地區裡，樞紐地區感受到來自若幹不同中心的引力。樞紐地區密度不論高低，總是一個交通極其繁忙的地區。（參見圖10.1）
圖10.1 不同類型交換網絡的模型
就我們所知，舊石器時代的一切交換網絡是「平面的」或者「非層級化的」。亦即地區與地區之間很少存在密度上的差異，在速度和強度上很少，也沒有變化。隨著集約型農業定居形式的發展，交換網絡會越來越複雜，越來越具有層級化，並且出現信息密集交換以至於「集體知識」開始加速增長的地區。因此，全新世的創新的速度比舊石器時代要快得多
只要看一眼世界地圖就能立刻發現，美索不達米亞和連接美索不達米亞與埃及的走廊很有可能成為樞紐地區，因為它們將龐大的各不相同的地區連接起來了。某些地區，如19世紀的歐洲或者阿拔斯王朝統治下的美索不達米亞，能夠被視為既是樞紐同時也是引力中心。它們由於所處的位置，由於包含密集的大量的人口而吸引了信息和商品。其他地區，如19世紀晚期的中國，雖是引力中心，但不是樞紐；相反，公元前13世紀的雅典、4000年前的中亞和13世紀的蒙古，可以算作樞紐，但因人口不足，不能成為引力中心。引力中心和樞紐都能夠創造眾多變遷，因為流經這些地區的巨大交換量，使之成為各地信息積累的儲藏室。儘管如此，這兩種類型的中心的差別也是相當重要的。引力中心規定了大型交換網絡的結構和形式，而樞紐地區則因迅速傳播的交換活動而比較無足輕重、比較容易轉型。因此，在樞紐地區，重大創新經常至關重要，因為正是在這裡它們才能發揮最重要的影響，而引力中心的密度和重力則令引力中心的變化比較緩慢。
交換網絡的規模、多樣性和複雜性日益增強，為集體知識在龐大的範圍內發揮作用提供了動力，它們乃是農耕文明的特定的技術、政治和文化的動力之源。
長期趨勢
農耕文明日漸增長的範圍和力量
公元前3000年，在美索不達米亞南部以及沿尼羅河出現的農耕文明是絕無僅有的；雖然人口眾多，但是僅佔當時整個人類的極小一部分。大多數人仍然生活在沒有國家的共同體裡。4000年以後，公元1000年，農耕文明所能控制的地域，仍只不足地球表面的1/5，但是從其他方面看，它們已經成為占主導地位的共同體。在非洲—歐亞大陸的許多地區和美洲部分地區都能夠找到它們的身影。在太平洋地區甚至還存在小型的原始國家。（參見表10.1）
這些農耕文明為什麼又如何能夠佔據主導地位呢？在那些沒有足以維持其存在下去的密集人口的地方，農耕文明是不會出現的。因此，農耕文明的傳播與農業的傳播密切相關，正如我們所看到的，農業的傳播有賴於農民能在不同的環境下進行耕耘的農業技術創新。本章第二部分所描述的創新趨勢，對於我們認識前半部分所描繪的變遷是十分關鍵的。這一部分將考察4000年間農耕文明傳播的主要階段。
表10.1 早期農耕文明年表
公元前3000年，農耕文明僅存在於美索不達米亞和埃及。到公元前2000年，埃及南面的蘇丹出現了城邦〔強大的城邦亞穆（Yam）或者科爾馬（Kerma）〕，甚至遠遠傳播到了美索不達米亞。在阿卡德的薩爾貢（自大約公元前2350起，他在位50年左右）統治期間，我們有初步的證據表明，國家形式進入一個新階段：出現了一個控制著若干個不同的城邦及其周圍偏遠地帶的國家。[13]薩爾貢聲稱每天要養活5400人，這個數字似乎是指他的隨從。[14]他運用我們所知最早的地面部隊擊潰了敵對的城邦。然後，他不是僅僅從它們那裡收取貢賦，而是拆毀它們的城牆，任命他的兒子為總督（ensis），將它們併入自己的帝國。他還支持貫穿美索不達米亞，遠抵中亞和印度河谷，以及貫穿埃及進入撒哈拉非洲的貿易網絡。美索不達米亞充當了這些網絡的重要樞紐，但是在阿卡德人統治下的人口密度和政權規模也可能使之首次成為區域性交換網絡的引力中心。
位於這些傳播廣泛的交換網絡中心，大量財富和信息聚集於此，這究竟意味著什麼，從下文關於公元前2000年的阿卡德首都阿加德（Agade）描述中我們可以略知一二：
在那些日子裡，阿加德的住所裝滿了黃金，
閃亮的房屋裝滿了白銀，
倉廩中遠方帶來銅、錫、整塊的天青石
連地窖的四周也堆滿了……
城牆高聳入雲，如同高山，
城門——如同底格里斯河奔騰不息流向大海，
是神聖的因娜娜開啟的城門。[15]
到公元前2000年，克里特島和安納托利亞的赫梯文明也進入農耕文明。在印度次大陸的西北部沿印度河一帶，於公元前第三個千年出現了一個與眾不同的農耕文明。與蘇美爾文明一樣，哈拉帕文明建立在一些城市的財富和權力之上，在乾涸沖積平原上的灌溉農業供養著這些城市。哈拉帕文明與中亞和蘇美爾有貿易和文化聯繫，但是其書寫體系和藝術風格，和埃及一樣是非常有特色的。因此，可以合理地將哈拉帕文明視為包括東地中海農耕文明在內的世界體系中若干個區域性樞紐之一。[16]哈拉帕文明在公元前第二個千年的前半期就中落了。它的傾圮可能是由於來自北方的入侵，也有可能與過度灌溉造成的生態問題，或者在它所建造其上的水系變化有關。
在公元前第二個千年，美索不達米亞文明的引力中心逐漸北移，先為巴比倫，後為亞述。巴比倫的引力使之成為所有早期城市中最大的一座，人口可能超過20萬。[17]大約在公元前1792年，漢謨拉比在此建立了一個新帝國。《漢謨拉比法典》的282條法律條文鐫刻在49根玄武岩柱子上，提供了最早的法律和科層結構的詳細文字證據（參見圖10.2）。與此同時，地中海日益膨脹的貿易網絡將美索不達米亞和埃及文明的技術和風格傳播到地中海沿岸。這個不斷擴張的地區囊括了荷馬史詩所提到的愛琴海世界。埃及的貿易網絡還向南延伸到了蘇丹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區。由此出現了一個涵蓋美索不達米亞、地中海沿岸大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中亞和部分印度次大陸的獨一無二的交換區域。
這個交換體系的引力中心位於美索不達米亞，但是與埃及、蘇丹、中亞和北印度等樞紐地區有所聯繫，那是非洲—歐亞大陸世界區若干網絡中最大的一個，而這個世界區也是地球上最大的一個相互關聯的地區。因此，原則上看，我們可以期望非洲—歐亞地區乃為集體知識最集中、創新最迅速的世界區。美索不達米亞處在非洲—歐亞大陸交換網絡的樞紐位置，這就可以解釋該地區從國家形成的最初時期一直到過去500年的重大變遷取代其中心位置為止，如何能在非洲—歐亞歷史，乃至於世界歷史上起到核心作用。
圖10.2 《漢謨拉比法典》（公元前18世紀）
漢謨拉比於公元前1792——公元前1750年統治巴比倫。他是第一個有詳盡的法律流傳至今的統治者。玄武岩柱高達兩米，鐫刻著他的法律，由1901年法國考古學家發掘出土；今存巴黎盧浮宮。這部分石柱表現了太陽神賜予漢謨拉比象徵職權的權杖和指環
但是美索不達米亞並非僅有的引力中心，甚至在非洲—歐亞世界區之內也不是引力中心。在公元前第二個千年，農耕文明還出現在了華北黃河流域。考古學和文獻證據表明，到公元前1600年，一系列互相爭戰不休的城邦覆蓋了中國的北方和西方，南及長江流域。許多城邦有著富有而強大的統治者，有的還形成了文化的科層制度。在公元前14世紀，安陽成為半傳奇性的商朝的主要儀式中心，聲稱對許多附屬城邦擁有權威。現代研究表明，史學家可能誇大了商朝統治者對其他地區的權威，因為只有他們的文獻是唯一流傳至今的。儘管如此，歷代商王統率的軍隊最高達到13 000人，使用集體生產的武器和國家工場供應的布料。他們還建造了巨大而精緻的墳墓，經常實行人祭。從大約公元前1050年——公元前221年的周朝最初維持著鬆散的統一，在此後的許多世紀裡，數百個大小不一的王國控制著華北地區；主導這些王國的則是靠近黃河流域的七個「中心國家」，亦即中國所組成的核心集團。在公元前第一個千年之際，華北乃是非洲—歐亞地區內部第二個主要的引力中心。為秦（公元前221——公元前207年）、西漢（公元前207——公元前8年）兩朝奠定了人口、技術和行政的基礎，傳統中華文明的技術、藝術以及學術也建立起來了。
中國這個世界體系與北印度和美索不達米亞的世界體系是完全隔絕的嗎？在大約公元前4000年出現了逐水草而居的遊牧文化，它們介入了延伸到內陸歐亞草原的交換體系，這就意味著在整個農業時代在歐亞大陸各地區之間至少存在著間接的聯繫。[18]我們知道語言、技術（例如輪和馬車）、生活方式（包括遊牧文化的基本技術本身），也許還有製作青銅器的方法、農作物如小麥和大麥（東傳）、雞和黍（西傳），在公元前第三個、第二個千年，穿過大草原而得以傳播。公元前2000年前後在烏滸河文明——這是中亞一系列從事貿易的城邦，它們將蘇美爾和中國以及北印度聯繫起來——出現了新的樞紐地區，表明這些交換在4000年前就已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了，因為中亞是外歐亞地區交換的一個天然樞紐。跨歐亞大陸的交換是否足以證明在公元前2000年已經存在一個完整的非洲—歐亞大陸體系，目前還有爭議。[19]不過我們能夠確定，那個時候歐亞大陸任何地區的農耕文明並沒有完全相互隔絕。
在公元前第一個千年，非洲—歐亞地區農業帝國的力量和範圍有了巨大發展。亞述帝國以美索不達米亞北部為基地，在公元前10至公元前7世紀在該地區佔據主導地位。居魯士大帝在公元前6世紀締造的阿黑門尼德帝國比任何早期農耕帝國都大。它的位置處在波斯——自非洲經美索不達米亞，東至印度、中亞和中國的交換網絡的中心，這便足以解釋波斯和美索不達米亞在非洲—歐亞歷史上的重要性了。但是波斯大部乾旱也足以解釋為什麼這一地區扮演的角色經常是樞紐中心而不是引力中心。
在這些大帝國的陰影之下，農耕文明傳播到了地中海地區，經過埃及進入現在的蘇丹和埃塞俄比亞。這些新的農耕文明地區為希臘、迦太基、羅馬和蘇丹帝國奠定了基礎。首先，新出現的農耕文明地區包含了小型的、相互競爭的國家，其中不少既從事貿易也從事征戰。但是經過一段時間，這些地方性的樞紐地區也變成了引力中心。亞歷山大大帝於公元前334——前323年的驚人征服之舉，締造了一個龐大的但卻短命的帝國，囊括了希臘、整個波斯帝國、中亞大部以及北印度大部。亞歷山大帝國包含了整個非洲—歐亞地區廣泛的交換網絡中所有的樞紐地區。隨著它的傾圮，浸淫了希臘文化的區域性王朝在波斯、埃及和中亞，以及最西部的意大利、北非紛紛湧現。地中海地區農耕文明的傳播為一個在羅馬統治下的新的帝國體系奠定了基礎。羅馬於公元前241年征服西西里，並且在布匿戰爭期間（公元前264——前146年）與迦太基這個第二等樞紐的對決長達一個世紀之久，從此開始了在意大利以外的擴張。羅馬帝國在公元4世紀分裂之前，其鼎盛時期鉗制著地中海大部地區以及歐洲農業地區的這樣一個龐大的殖民地。
公元前第一個千年的上半期，部分是在同地中海世界新接觸的刺激下，印度次大陸北部，尤其是沿恆河兩岸種植稻米的地區農耕文明再一次出現了。在這裡出現了一個重要的區域性樞紐，最終形成了一個區域性的引力中心。印度最偉大的帝國孔雀帝國（約公元前320——公元前185年）控制了次大陸的大部分地區；此後數世紀，沒有一個統治者能夠像阿育王（公元前268——前233年在位）那樣控制相當於歐洲那樣大小的國土。儘管如此，印度人口密集的文明的出現創造了一個新的引力中心，到公元前第一個千年末，刺激產生了一個貫穿南海的交換網絡。正如琳達·謝弗（Lynda Shaffer）所指出的，印度之出口棉花和砂糖、印度之控制印度尼西亞的黃金和馬六甲的香料貿易，以及印度之發達的宗教（尤其是佛教）和數學影響到了從東非到華南這一片廣闊的拱形地區。謝弗將這種過程描述為「南亞化」，有點兒類似於我們所熟悉的西方化。[20]
公元前第一個千年晚期，在歐亞大陸的東方、南方以及西方的農耕文明之間的聯繫比以前更加緊密了。有兩大進步將歐亞大陸若干引力中心更加緊密地連接成為一個歐亞範圍的交換體系。第一個進步是，波斯阿黑門尼德統治者在公元前6世紀對中亞施加影響，以及中國政府在公元1世紀初征服新疆地區並積極推動與印度、波斯和地中海的貿易以後，絲綢之路的交通迅速繁忙起來。第二個進步是，隨著航海者學會如何利用季風，西南亞、印度和東南亞的海上貿易有所擴展。這些變遷導致了貿易商品、宗教和技術的思想，甚至疾病在非洲—歐亞大地的交換都大為增加。在埃及南方的庫施（Kush，今蘇丹）出現了一個重要的國家，很快強大起來，竟征服了埃及（公元前712——公元前664年），標誌著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也被納入了這些龐大的網絡裡。
在公元第一個千年裡，非洲—歐亞網絡由地中海（其首都先在羅馬後在拜占庭）、美索不達米亞或者波斯（帕提亞帝國、薩珊帝國以及阿拔斯帝國）、印度，以及中國（漢、唐和宋）的農耕文明佔據主導。對於這些文明而言，也許最有影響力的當屬控制著美索不達米亞和波斯的樞紐的網絡——特別是在伊斯蘭教時代，當時美索不達米亞再度成為從大三角帆到造紙的商品，從數字零到新作物的技術思想的集散地，並且吸收了非洲—歐亞具有不同地方因素的新宗教觀。但是印度次大陸在這些交換中也起到了比通常認識到的更為重要的作用，在從東非到地中海、經東南亞到中國的重要的海上貿易中起到了中轉作用。正如謝弗所認為的那樣，伊斯蘭世界吸收了地中海世界和印度次大陸的學術和技術傳統，而唐、宋歷史上許多宗教、商業和技術方面的重大發展，從佛教到數學上使用零的概念到引進佔婆稻穀，都可以反映出來自印度的影響。[21]在此期間，農耕文明傳播到了歐亞大陸的四個新地區：華南、東南亞、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歐洲。在這些地區，密集的農業人口為新興的城市和國家、為已有文明的殖民帝國的建立奠定了人口基礎。
埃及南部、蘇丹人的庫施在公元3世紀為紅海沿岸的埃塞俄比亞人的阿克蘇姆所取代，後者控制著連接阿拉伯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大陸、印度和地中海的貿易道路。[22]在6世紀，阿克蘇姆皈依了基督教。在西非，撒哈拉乾旱的土地開始將地中海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聯繫起來，就像歐亞草原將地中海世界和中國聯繫起來一樣。早在公元第一個千年初期，駱駝就出現在撒哈拉了，從3世紀以來，騎駱駝的遊牧民族和商人如圖阿雷格（Tuareg）人的祖先就將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地中海的貿易網絡聯為一體，而將西非的黃金和黃銅（有時是奴隸）轉運到了北方。這些貿易網絡的財富在主要依靠高粱、小米，以及有時稻穀的農民居住地區，引發了大量城市和國家的產生。公元9世紀，在一個叫加納的統治者領導下，在現在的馬裡和毛裡塔尼亞交界處的瓦加杜（Wagadu）帝國形成了一個區域性的樞紐地區。9世紀中葉，在乍得湖北面形成了貿易帝國卡納姆（Kanem）。其佔據統治地位的王朝薩伊夫（Sayf）存在了100年。
通常，凡是在新的農耕文明地區出現之處，很容易看出來自周邊引力中心的影響——華北對華南和越南的影響、印度對東南亞的影響、地中海對美索不達米亞的影響以及美索不達米亞（伊斯蘭教時代晚期）對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影響，以及羅馬和拜占庭對西歐和東歐的影響等。這些影響在華南最為明顯，在那裡被來自華北的若干王朝長期控制的地區人口有所膨脹。而華北在公元1世紀時佔全部人口的3/4，到1300年已經不到1/4。在歐亞大陸的西面也發生了相似的轉變，只不過是向北進入歐洲而已。
許多地區繼續抵制農耕文明的傳播。凡是技術和生態條件不適合於密集居住的地方，傳統的共同體就維持得比較長久一些，這在那些農耕文明因為缺少密集的農業人口而未能傳播進去的地方表現得尤為明顯。[23]在以後併入莫斯科公國的羅斯，從早期農耕文明以來，僅有包括現在的烏克蘭的部分地區實行農耕。該地區苛刻氣候條件以及好戰遊牧民族的存在，妨礙了農業人口達到能夠養活城市和國家的密集程度。相反，這裡的農業共同體依舊是相互分離的、脆弱的，極易成為希羅多德曾經詳細描述的斯基泰人攫取貢賦的對象。後來，從第一個千年中期以來，新的農作物（包括黑麥）和金屬犁的使用，同時東歐的人口過剩，導致大量移民湧入歐洲和烏拉爾山之間的地區。如同在西非一樣，密集的居住區吸引著外來商人。這些人來自歐亞大草原或者波羅的海沿岸，與中亞和拜占庭開展貿易。他們創造了一些區域國家，最早的有哈扎爾帝國，其首都位於黑海北部。公元10世紀出現了一個獨特的王朝，將從波羅的海到拜占庭的商路沿線的一些小型城市聯繫起來，形成了強大的基輔羅斯。由於其早期與中亞和巴格達的貿易聯繫，基輔羅斯很容易就皈依了伊斯蘭教，成為伊斯蘭世界的一部分。但是在公元988年基輔大公弗拉基米爾（我們在第9章已經有所提及）改信東正教，從此以後，羅斯及其後繼國家至少在文化上都屬於基督教了。
除了公元1000年左右維京人企圖在紐芬蘭定居卻功虧一簣外，歐亞大陸和美洲之間在16世紀以前沒有任何重大聯繫，因此將美洲視為一個不同的世界區還是有道理的。[24]儘管如此，在美洲，農耕文明也在傳播著，相互之間也在發生著聯繫，最終創造了不成熟的世界體系。在中美洲，正如我們所見，最早的農耕文明在公元前第二個千年中葉的奧爾梅克人中出現，雖然某些學者論證說，奧爾梅克人並沒有建立真正的國家。儘管如此，他們為以後所有的中美洲文明留下了一筆文化傳統的遺產。真正的國家到公元前第一個千年中葉時出現了，但是直到公元後第一個千年中葉才在北方的墨西哥地區出現了帝國。特奧蒂瓦坎（Teotihuacan）的歷史表明，一旦奠定了合適的基礎，大型帝國結構就能夠迅速地構建起來。它還提醒我們，早期國家是多麼不堪一擊。特奧蒂瓦坎大約在進墨西哥城以北50千米，由若干個公元前500年的小村莊組成。自公元前150年起，它迅速成長。三個世紀以後，它有人口大約6萬——8萬。其成長——就像在6000年前就已經達到了鼎盛的小亞細亞的恰塔爾·休於一樣——也許依靠它的黑曜岩貿易，相當於金屬時代以前的鋼鐵。大約到公元500年的時候，特奧蒂瓦坎達到了頂峰，擁有人口10萬——20萬左右，其紀念性建築與非洲歐亞大陸的一樣高大（參見圖10.3）。[25]特奧蒂瓦坎得到周圍村鎮網絡的供養，這些村鎮利用灌溉農業和契納姆帕（chinampa，下文詳述）種植農作物。但也依賴涵蓋中美洲世界體系的大規模貿易網絡進口食品。因此，顯然它可以視為一個區域性的樞紐，而與之爭鋒的鄉鎮也會切斷提供供應的貿易網絡，甚至入侵搶掠該城。在它傾圮的50年裡，只有幾個小村莊保留了下來。殖民時期的一份資料描述了該城的領袖如何攜帶著「著作、書籍和圖畫，他們帶走了所有的藝術品、金屬器皿」落荒而逃的[26]。
圖10.3 特諾奇蒂特蘭
特奧蒂瓦坎的大城邦，墨西哥城以外40千米，大約在公元200—650年繁榮一時。在其頂峰時期，人口可能達到20萬，系世界最大城市。理所當然也是美洲最大、最強的城市。與中美洲其他許多地方都有聯繫，其政治傳統影響到以後中美洲各國，其中也包括阿茲特克。采自布裡安·M. 法甘，《地球上的人類：世界史前史導論》，第7版，（紐約：哈珀·柯林斯出版社，1992年），第574頁；轉引自《墨西哥特諾奇蒂特蘭的城市化》，熱內·米隆（Rene Millon）主編，第1部分，第一卷（奧斯丁：得克薩斯大學出版社，1973年），熱內·米隆版權所有
在與瑪雅同期的文化中，在尤卡坦半島到南方的低地出現了若干個區域中心，與特奧蒂瓦坎整個交換網絡聯繫起來。也許是由於人口過多，也許是氣候變化破壞了該地農田的肥力，它們幾乎在同一時間傾圮。自第一個千年後期開始，城市化和國家建設在中墨西哥得到了強化。這些過程最終到15世紀阿茲特克帝國創立時達到頂峰。在阿茲特克首都特諾奇蒂特蘭（Tenochtitlan）有大約20萬——30萬人口，在墨西哥河谷有若干座幾乎同樣規模的城市。下文是科爾特斯（Cortes）的副官貝爾納斯·迪亞茲·德爾·卡斯蒂略（Bernal Diaz del Castillo）於1519年第一眼看到特諾茲奇蒂特蘭的印象：
第二天一早，我們踏上了一條通衢大道，繼續向伊茲塔帕拉帕（Iztapalapa）進發。當我們看見各色建造在水面上的城市和村莊，其他建造在干地上的大城，以及通往墨西哥（即特諾奇蒂特蘭）的筆直的平坦的通衢，我們簡直驚呆了。這些大城和庫伊（cues）以及水面上的建築，皆以石塊築就，就像阿馬迪斯（Amadis）故事[27]裡的幻境。實際上，我們的一些士兵問，這是不是一場夢啊。這真是非常奇妙的事情，我都不知道如何描述眼前從未聽說、從未夢見的這一切。[28]
1500年，大約有200萬人住在特諾奇蒂特蘭及其附近地區。他們得到高地農業的供養，此種農業方式又名契納姆帕體系。早期居民住在特諾奇蒂特蘭周圍沼澤地裡，而特諾奇蒂特蘭則建築在水生植物和淤泥堆集而成的土丘上面，周圍有柳樹「籬笆」環繞。他們疏浚土丘之間的運河，用運河淤泥以及人工肥料肥沃土丘；如果仔細耕耘，一年可以收穫7次。這些早期居民還用魚類和水禽作為補充食物。[29]
在南美洲，最早的農耕文明出現在公元第一個千年，當時人口迅速增長，城市化進程加快。那裡出現的第一個大帝國是公元15世紀建立的印加王國。南美洲的農耕文明與中美洲保持了密切的聯繫，但這些聯繫是否足以創造出一個世界體系還有爭議。在北美洲，由於在公元第一個千年廣泛種植玉米，人口急劇增加；在所謂密西西比文化中開始出現孕育各種新的農耕文明的跡象。在這些文化的中心有巨大的鄉鎮，高築的儀式中心有時高達30米。卡霍基（Chaokia），在公元1200年左右那裡有3萬——4萬人，與埃利都時期的蘇美爾人口相當。密西西比共同體可能是大型酋長社會，但是，因為其民眾大多居住在小型共同體裡，不能算作充分發達的農耕文明。玉米支撐著這個地區的人口增長，因而將該地區視為一個更廣泛的美洲交換網絡的區域樞紐還是比較合理的，這個交換網絡的引力中心就是中美洲和南美洲。
如果將其視為一個區域樞紐，我們就可以說，到公元第二個千年的時候，世界上的農耕文明，通過不斷擴張的交換網絡相互連接成為了兩個主要的世界體系：非洲—歐亞大陸和美洲。就此而言，非洲—歐亞大陸體系歷史更為悠久，人口更為密集，力量更為強大。其勢力範圍在16世紀就變得極為清晰了，當時這兩個地區最終發生了聯繫。另外兩個世界區都沒有產生農耕文明，即使在某些農業地區，包括巴布亞新幾內亞、湯加和夏威夷等島嶼，出現了強大的酋長統治，有的已經接近於國家了。
我們大體上可以對於過去4000年間農耕文明的擴張進行量化分析。萊因·塔加帕拉（Rein Taagepera）試圖測量非洲—歐亞大陸不同時期的「帝國體系」所統治地區的範圍。他所指的帝國體系就是包括若干個農業國家的大型政治實體。雖然他的定義會排除某些農耕文明，但是仍然提供了為非洲—歐亞大陸農耕文明擴張的一份大致名錄。塔加帕拉測算了每個時期國家體系所控制的全部面積，並借這些數據與當今國家體系所控制的面積進行比較。表10.2概括了他收集的材料。
表10.2 非洲—歐亞大陸上的農耕文明
資料來源：威廉·埃克哈特，《文明、帝國和戰爭的辯證進化》，載於《文明和世界體系：研究世界歷史變遷》，斯蒂芬·K. 桑德森（Stephen K. Sanderson）主編（沃爾努特·克裡克：埃爾塔米拉出版社：1995年），第79—82頁，主要取材於萊因·塔加帕拉，《帝國的規模和延續性：規模的系統化》，載於《社會科學研究》，第7卷（1978年）：第108—127頁
有三個時代特別突出。第一個時代從公元前第三個千年到公元前第一個千年中葉。在這一時期，農耕文明僅存於非洲—歐亞地區，而它們直接控制了當今國家體系所統治地區的2%。第二個時代始於公元前第一個千年中葉，當時出現了阿黑門尼德帝國，一直延續到公元1000年。到這個時代結束的時候，農耕文明控制了現代國家控制地區的6%——13%。在這個時期，農耕文明在美洲也有所傳播，但是它們所控制的地區比非洲—歐亞大陸農耕文明所控制的面積要小得多。隨著蒙古帝國以及過去500年歐洲帝國的興起，在公元1000年以後，大帝國的統治面積陡然增長。美洲帝國在公元1000年後也有所擴張，但是它們對這種增長的貢獻極小。在1500年，印加帝國統治了大約20萬平方千米的疆域，而阿茲特克僅有2.2萬平方千米。即使將夏威夷和湯加還在襁褓中的國家形式的地區包括進來，對於這些數據也不會造成實質性的差異。[30]
雖然有著漫長的擴張史，但是仍然應當記住，即使在17世紀，也就是300年前，國家體系控制的地域還不到20世紀國家吞併土地的1/3。即使它們開始控制了全球交換網絡，囊括了世界大多數人口，它們仍然沒有以資本主義國家的方式控制世界。
積累、創新和集體知識
農耕文明之所以可能廣為傳播，是由肇始於全新世的連續性的集約化過程造成的。創新的速度因而是這一時期變遷的節奏和性質的重要決定性因素。是什麼因素決定了創新的速度呢？哪些領域的創新最劇烈，在農耕文明時期的創新速度究竟有多快呢？
規模本身就是創新的一個源泉，因為逐漸擴大的交換網絡的規模產生了新的學術和商業的互相促進。但是更為特殊的是，另外三個因素決定了這一時期創新的節奏和性質：人口增長、國家行為的擴張以及逐漸增長的商業化和城市化。我將分別描述創這三個創新的源泉，即使實際上這三個因素是相互交織在一起的。雖然每個因素都對長期的創新和增長有所貢獻，但是從中短期看，其中某些因素也會削弱創新。對於當時的人們而言，這些循環的范型在短時期內通常是最明顯的，因此前現代的歷史學家就根據循環而不是長期趨勢進行思考。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這三個創新之源是含糊的、不確定的，這些特點有助於解釋為什麼創新在農耕時代比現代要緩慢得多。
作為創新資源的規模 在最一般的層次上，信息網絡的規模和多樣性，正如這個網絡的交換強度，從長遠看決定著創新的平均速度。信息交換的數量越多、越具有多樣性，那麼這樣的交換就越有可能產生大大小小的創新。在我們考察的階段，顯然在非洲—歐亞世界區，以及在較小程度上的美洲，信息網絡在規模和多樣性方面均有所擴張。它們將許多不同類型的社會聯繫在一起，因而北歐蠻族農民的創新能夠迅速傳播到地中海，最早在歐亞大草原發展起來的騎馬技術傳播到了中國和美索不達米亞，而金屬製造技術和農作物傳播到了整個非洲—歐亞大陸的農耕地區以及邊界地區。
在交通運輸方面的技術交流也使得創新能夠更為迅速和廣泛地傳播（參見表10.3和10.4）。次級產品的革命對於非洲—歐亞大陸區的交換速度和密度的增長也是至關重要的，就像它早在公元前4000年就促使誕生了新形式的運輸工具一樣。牛、驢和馬的軛也刺激了輪式運輸的革命。在海上，當歐洲在獲得了波利尼西亞航海家的技術後，他們航海的速度、安全性以及準確性無疑大為改進。通衢大道的修建也刺激了從中國到羅馬的交通。交通方式的進步與文字和書寫方法的改進也有關聯。但是某些帝國，包括阿黑門尼德和漢朝組織了長途捷運系統（印加和以後的秘魯也是如此）。許多社會還構建了基於烽火台的早期預警系統，以便信息有時能夠長距離快速傳遞。
表10.3 人類歷史上的運輸革命
表10.4 人類歷史上的信息革命
非洲—歐亞大陸的範圍和多樣性及其相對先進的交換體系有助於解釋為什麼在全新世創新速度比其他世界區更快。在這裡，交換信息的聚集效應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大，因此新技術的交換和積累比從前更具有推動作用。但是在美洲，大型農耕文明區域以及廣泛的貿易網絡也使相似的過程得以發生。信息網絡很大，人們得以交換不同地區的生活方式、農作物、技術以及生態；相應地，生態創新加速了交換的密度和速度。文字在這裡也是這一過程的一個組成部分，正如建造的公路引人注目一樣，但是完全缺乏非洲—歐亞大陸區那樣與刺激產品相關的複雜的創新體系。
人口增長 在農業時代早期，人口增長和技術變遷是相互促進的。在農耕文明時代，這種關係仍是創新和積累的一大源泉——尤其是在孤立的畜牧民族或農業地區，他們的共同體產生了許多重要的創新，尤其是在農業以及牲畜的利用方面。
自公元前3000年到大約公元1世紀，世界人口從大約5000萬增加到2.5億（參見表6.2和6.3）。這種增長標誌著早期農業時代溫和的人口增長速度，表明農耕文明對於人口增長具有重要的但是並非革命性的影響。長期的人口增長趨勢製造了平穩增長的假象。但是從幾代人或是從若干世紀的範圍看，表現為一個循環的范型——也就是有升有降。歷史學家已經意識到了這些擴張和衰落的巨大循環，但是對循環的週期性及其原因等問題卻頗多爭議。在首次發表於1966年的研究成果《朗格多克的農民》中，法國歷史學家伊曼努爾·勒華拉杜裡（Emmanuel Le Roy Ladurie）追蹤了朗格多克地區長達數世紀的繁榮和衰落，以及整個近代早期階段的法國經濟的循環。這些循環影響生活的各個方面：羅伯特·洛佩茲（Robert Lopez）將它們描述為一種「陰晴圓缺似的交替」，不僅可以在「經濟領域裡看到，而且在幾乎每一個生活領域也都可以看到：文學藝術、哲學思想、政治法律無不受其影響，只是程度有所不同而已。」[31]勒華拉杜裡將這些循環描述為「社會結構靈感突發」，此語真是令人過目不忘。[32]此種循環影響深遠，因為它們對農業部門至關重要。凡是在大多數生產方法依靠有機材料和能源的地方，農業產量不僅規定了食品生產，而且規定了服裝、住房、能源、生產工具，甚至羊皮卷和紙張。[33]由於在農業時代，農業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農業方面的創新速度決定著中期經濟、政治甚至文化的循環。隨著人口增加，生產增加了，需求增加了，勞動力的供應也增加了。逐漸增加的人口使維持了貿易、更大型的國家、修築紀念性建築，以及保護文學藝術的需求持續上升，這些又刺激了文化交流。在這些時期，農耕文明在政治、經濟和藝術上都達到了頂峰。因此，經濟擴張和集中、城市化、貿易以及其政治力量都以同樣的節奏運動。長期的積累在這些循環之下悄然發生，生活在當時的人們並感覺到。只有從世界歷史的長期角度看，每一個循環通常比前一個循環更加上升。
圖10.4 公元前400——公元1900年中國、印度和歐洲的馬爾薩斯循環該圖表明，馬爾薩斯的人口增長模型，不時為突然下降所打斷，這是農耕文明特有的歷史。轉引自J. R. 比拉本，《人口數量的進化》，載於《人口》第34號（1997年），第16頁
對於一般農耕文明而言，近代早期法國的情況也是一樣的。為了對勒華·拉杜裡所描述的循環有些感性認識，我們考察一下不同地區農耕文明人口增長的情況也許不無裨益。圖10.4將J. R. 比拉本研究的公元前400——公元1900年中國、印度次大陸以及歐洲人口的大致數據用圖表加以表示。[34]很明顯，在每一個地區都有一個週期，人口增長了之後就會衰落——有時甚至是劇烈的衰落。我們如何解釋這些似乎決定了農耕文明的各地區中期歷史的節律呢？雖然它們將人口發展的若干種趨勢混合在了一起，如收成波動、戰爭以及商業和國家政治等，但是有一些因素是決定性的：與創新（尤其是農業創新）、人口增長、生態退化、健康衰退以及衝突增加等否定的反饋循環，導致了人口的衰落（參見圖10.5）。
圖10.5 消極反饋的循環：人口、農業和環境
英國人口研究的先驅托馬斯·馬爾薩斯最早分析了人口增長與現有資源之間的關係。早在18世紀末，他就明確指出，從精確的數學上分析，任何物種都是以幾何級數增長，就像復利的上升曲線的趨勢一樣。不過養活每一物種的現有資源一般僅以算術級數增長，表現為一種直線上升的趨勢。正如我們在第5章最後部分所看到的，這就意味著現有資源限制了人口增長。在自然界，現有資源取決於每一物種的生態龕。但是人類與之不同，因為他們能夠不斷創新：他們探索、修正、改善，甚至創造出新的生態龕。因此，人口增長僅僅受到一定時期內人類的創新所形成的生態龕的數量和生產能力的限制。每有一次重大的創新，人口增長的上限就會提升一次。每當重大的創新出現，人口就會爬升，直到打破新的上限。然後，將出現一次暴跌。土地荒蕪、饑荒奪去饑民的生命，疾病殺死營養不良者，政府則為爭奪稀缺資源發動戰爭，奪命無數——士兵以及士兵途經的城市鄉村裡的平民。最後人口在一個新水平上獲得穩定。一般而言，創新能夠確保每一個循環的水平超過前一個循環，但是創新速度太慢，以至於通常難以確保在每一個循環內，當人口超過現有資源水平時避免最終發生崩潰。
這些節律有一種重要的生態因素，因為人口的崩潰經常是對脆弱的環境過度開發所致，尤其是在人口增長特別依賴灌溉乾旱土地的地方。我們在致命的寄生生物過度進化中所看到的是一樣的節律。在農耕文明時代，正是這個問題導致整個文明崩潰。在公元前第三個千年，美索不達米亞南部逐漸乾旱，加上因為過分的灌溉造成鹽鹼化，削弱了蘇美爾的經濟基礎。有一個考古學證據，表明鹽鹼化逐漸加深，那就是居民越來越多地食用大麥，因為大麥比小麥更加耐鹽鹼。即便如此，最終人口還是崩潰了，從大約公元前1900年的63萬，跌落到公元前1600年的27萬，直到1000年以後在阿黑門尼德王朝統治下方才再度回升。[35]令人悲哀的是，到了美索不達米亞晚期歷史（參見圖10.6），同樣的情形再度發生了。相似的命運可能也解釋了瑪雅文明在18世紀晚期崩潰的原因（參見地圖10.1）。邁克爾·D. 科伊評論道：
南方低地上的古典瑪雅的人口增長可能超過了當地土地所能承受的能力，不論當時使用了怎樣的農業技術。有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整個中央地區森林大量砍伐和水土流失，只是由於一些地方有乾旱的梯田而得到緩解。總之，人口過度增長以及環境退化的程度，只有如今最貧困的熱帶地區才能與之媲美。瑪雅末日來臨必然有其生態根源。[36]
圖10.6 人口和技術變遷：美索不達米亞低地地區的馬爾薩斯循環和灌溉技術
選自尼爾·羅伯茨：《全新世環境史》第2版（牛津：布萊克韋爾，1998年）第175頁，根據M.J.L.威格裡（Wigley）/M. J.英格拉姆（Ingram）和G·法默爾（Farmer）主編：《氣候和歷史：過去其後及其對人類的影響》（劍橋：劍橋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479—513頁
在所有這些事例中，新技術或者機遇刺激了人口的增長，但是技術和管理的知識都不足以支撐無限的增長。在所有這些事例中創新足以推動增長，但是不能維持或者避免過度開發和生態崩潰。這種特有的緩慢創新模式（用埃裡克·瓊斯的話說就是「技術偏差」），在人口增長可達到的速度背後起到一種延滯作用，解釋了整個農業社會時代的梯度循環。[37]我稱之為馬爾薩斯循環。
和環境退化一樣，疾病也構成這些循環的一部分。人與疾病之間的複雜關係可以從歐亞大陸最清晰地看出來——也許正如賈雷德·戴蒙德所論證的那樣，因為只有在這裡人類和家畜親密地生活在一起，雙方交換著致病病原體。[38]圖6.3的數據表明，世界人口在公元前1000——公元前1年期間增長極為迅速（這些數據主要以歐亞大陸為主，因而結論僅適用於歐亞地區。）。在公元前3000——前1000年之間，世界人口翻番的時間從農業時代早期的大約1630年，減少到了大約1580年，但是從公元前1000年——前1年之間，則減少到了945年。這些統計數字強化了其他許多趨勢所揭示的印象：在公元前第一個千年至少在非洲—歐亞的大部分地區人口增長迅速。為什麼？
威廉·麥克尼爾對歐亞大陸人口增長加快做出了最為精闢的解釋。它與人類和各種病原體。「大型病原體」（收取貢賦的國家）學會了以不甚暴力的、比較可預見的方式收取貢賦，而人口增長以及流行病學的交流，使得這一地區與地方病建立了穩定的關係：
在公元前第一個千年，三個重要的人口中心地區（中國、印度和地中海），大型的病原體和小型病原體進行自我調節，使得開化社會的人口持續增長和地域擴張保持平穩。因此，在基督紀元初年，中國、印度和地中海的文明達到了與更為古老的開化的中東文明一樣的規模和人數。[39]
各種政治體繫在確定收取貢賦的合適比例方面的經驗越來越豐富，而人民（的免疫系統）也越來越能夠應付疾病感染。
可悲的是這一論證也解釋了事物的另外一面。當以前相互隔絕的地區發生經常性接觸的時候，它們便開始傳播疾病。這種交換在某些缺乏必要的免疫力的地方造成了破壞性後果。瘟疫和流行病曾經改變或減慢古老的流行病分界線兩邊的人口增長速度。從現代世界的公元第一個千年，截止到公元1000年，世界人口根本沒有增長。這種人口的下降趨勢是極為重要的，然而被歷史學家極大忽視了。以前或許也有過類似的緩慢增長，但是根據現有證據很難判斷。在地中海世界體系裡，我們找到了一些證據，表明在公元前第三個千年以及公元前第二個千年末，有人口崩潰的跡象。麥克尼爾認為，不管這些早期的衰落原因如何，公元第一個千年的停滯是由於沿著歐亞大陸主要交換網絡與日俱增的交通所造成的，例如絲綢之路以及連接地中海和東亞、南亞的海路。致病細菌與貨物、人員一起在這些道路上通行無阻，造成大量瘟疫反覆發作，因為每個地區都會面對一些本地人口缺乏生物或文化抗體的新型疾病。麥克尼爾稱此過程為「歐亞大陸四墺既宅的謝幕。」[40]
地圖10.1 哥倫布之前的美洲世界區
新型疾病對歐亞大陸世界體系的兩極中國和地中海的影響為最大，在這兩個地區，早期接觸極為有限。它們對美索不達米亞和印度的影響較小，這兩個地區靠近歐亞交換網絡的樞紐，因此比較抗病。麥克尼爾論證到，公元前第一個千年，在每一個人口密集的居住區都與地方性致病細菌形成了比較穩定的關係，這也許解釋了為何在那個一千年內人口有比較快的增長；歐亞大陸上兩個主要文明地區的致病細菌的交流可以解釋為什麼公元第一個千年的人口增長緩慢。
樞紐地區的相對免疫性也許從背後支持了公元第一個千年薩珊王朝以及後來的伊斯蘭帝國的崛起——這兩個王朝分別位於波斯和美索不達米亞的中心地帶，支持了北印度的笈多王朝（公元320—535年）。但是遠東和西方的人民卻慘遭不幸。正如麥克尼爾所言，「在公元後的數世紀裡……歐洲和中國，歐亞大陸最經受不了疾病攻擊的這兩個文明，其人口實力就像以後美洲印第安人一樣：在新的傳染性疾病的肆虐之下不堪一擊。」[41]在以後的兩個世紀裡瘟疫還是一再發作。
這些極具破壞性的細菌交換對於以後的人口模型影響甚大。它們還影響到了國家的結構，甚至宗教的和學術的歷史。例如人口下降肯定影響到了羅馬帝國的衰落。在中國，這樣的情形並不十分清晰，但是有證據表明，在公元2世紀初爆發過包括天花和麻疹的傳染病，在漢朝衰落（公元220年）和唐朝興起（公元618年）之間，帝國及其意識形態的結構都衰落了。[42]與此同時，美索不達米亞、伊朗以及也許還有北印度的人口則較好地保持堅挺，因此這些地區在公元第一個千年期間繁榮昌盛。14世紀的黑死病標誌著致病媒介的交換進入一個新階段，那時最重要的流行病是腺鼠疫。
還有其他各種阻滯農業時代人口積累的殺手。其中又以饑荒、戰爭以及城市化最為重要。我們將在以後部分加以考察。
作為積累的源泉的國家 在所控制的地區內，國家和城市是財富強大的集中者，也是積累和創新的巨大源泉，因為統治者的強大在於他們能夠掠奪人口和經濟資源。此外，城市本身就是思想觀念和貨物交換的重要樞紐。不過城市和國家也會抑制創新。
國家固有興亡更替，但是從長期的趨勢看，最大、最強的國家的範圍和力量都有所增長。與此相應的乃是小型的、比較初步的國家體系的增加，它們有著一定的科層體制以及初步的統治範圍，這種政治體系經常被稱為封建制，或即早期國家。[43]農耕文明的時代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像現代國家那樣規定他們臣民的日常生活。大多數國家都是通過中介環節實行統治，對於被統治人民的生活知之甚少，也毫無興趣。然而，國家無疑慢慢明確了其自身的職責，隨著收取貢賦不再採取竭澤而漁而是有所收斂的方式，國家能夠熟練而有效地運用其權力。
對於國家日益增長的權力有一種間接的衡量方法，那就是那些最大的國家所統治的面積。這個趨勢萊因·塔加帕拉曾經做了大致的統計。[44]表10.5表明存在三個與眾不同的時代。
表10.5 部分國家和帝國的統治面積
資料來源：轉引自萊因·塔加帕拉：《帝國的規模和延續性：規模的系統化》，載《社會科學研究》第7期（1978年），第108—127頁
第一，從大約公元前3000——前600年甚至最大的國家體系控制的疆域還不到1平方兆米（1平方兆米＝100萬平方千米）。最早的帝國體系為阿卡德的薩爾貢所締造，其面積約為0.6平方兆米，而公元前第三個千年的埃及王朝，薩爾貢最近的競爭對手，在其頂峰時期所控制的面積為0.4平方兆米。薩爾貢帝國所達到的界限，直到公元前第二個千年才被打破，當時埃及法老圖特摩斯三世在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東部締造了一個短命的帝國，其面積幾乎達到了1平方兆米。在公元前13和公元前12世紀，中國的商朝統治的疆域也一樣遼闊。
第二，在公元前第一個千年中的第六個世紀，阿黑門尼德帝國又創造了一個記錄。在其鼎盛時期，統治著大約5.5平方兆米的疆域。在以後的200年裡，在阿黑門尼德王朝、塞琉古王朝、帕提亞王朝、薩珊王朝以及阿拔斯王朝統治下，波斯一直是控制著面積相仿的諸大帝國的中心。它們在這段時期為帝國的疆域面積確立了一個新的標準。在印度，公元前3世紀，孔雀帝國短暫地統治了大約3平方兆米的疆土。此後的印度帝國，直到公元16世紀莫臥兒帝國創立，一直都沒有達到這個面積。到公元前1世紀，中國漢朝開始統治的疆域甚至比波斯還要大（超過了6平方兆米）。亞歷山大大帝的帝國比波斯人的帝國更為遼闊，但是也比它更為短命。到公元1世紀，羅馬共和國控制的帝國超過4平方兆米。在公元7、8世紀，伊斯蘭征服者以美索不達米亞和波斯為基地，創造了一系列帝國，在其解體之前控制著大約10平方兆米的非洲—歐亞大陸主要樞紐地區。
第三，13世紀蒙古帝國是一個明顯的例外，其在頂峰時期，控制了25平方兆米的疆土，以後的近代早期的歐洲帝國在17世紀也控制著大約25平方兆米的疆土，除了這兩個明顯的例外，大多數傳統帝國的疆域在5—10平方兆米之間。直到現代先進的交通運輸技術，加上現代軍事技術和官僚體制，才有可能締造甚至更大的帝國。
在美洲，國家體系也有類似的發展趨勢，只是在時間上相差了大約2000年。與公元前第三個千年蘇美爾或埃及規模相似的農耕文明出現於公元前第二個千年晚期或者公元前第一個千年早期。阿黑門尼德王朝首次打破的政治界限，直到歐洲人到來的時候才剛剛在美洲達到。在公元1500年，印加統治著大約2平方兆米的疆土，而阿茲特克帝國更小，僅有大約0.22平方兆米。[45]
宗教思想的變遷反映著國家組織的勢力和範圍在逐漸增加，因為宗教能夠通過推動對國家的忠誠並調節貢賦的交換而鞏固國家權力，在那些建立了制度化教會的地方尤其如此。農耕文明早期的宗教，就像舊石器時代的宗教一樣，其主張和影響力傾向於地方性和區域性。[46]人們期望他們的神，就像家庭成員一樣，能夠保護某個部落或者城市，消滅他們的敵人。隨著首個帝國的建立，地區性的神靈被整合進了更大的、更具有帝國特點的萬神殿，但是宗教仍然是地區性事務，與某個地區性的王朝、城市和帝國關係密切。這種關係可以在納拉姆——辛（Naram-Sin）（大約公元前2250——前2220年），阿卡德薩爾貢之孫的宗教藝術中清楚地看到，他被描繪成為一個統治其他諸神的神。
直到公元前第一個千年方才出現了最早的普世宗教。這些宗教雖然實際上總是與某個特定的王朝或者帝國有關聯，但是都宣稱擁有普遍真理，崇拜一切強大的神靈。當帝國和交換網絡均達到已知世界的邊緣並統治著不同信仰體系以及生活方式的人們，普世宗教應運而生，這絕非偶然。最早的普世宗教祆教出現於公元前第一千年中期最大的帝國阿黑門尼德王朝，亦即將非洲—歐亞大陸聯結為一個世界體系的貿易路線樞紐，同樣也是絕非偶然。實際上，大多數普世宗教均出現於美索不達米亞和印度之間的交換樞紐。包括波斯的祆教和摩尼教、印度的佛教、中國的儒教以及地中海世界的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它們的出現說服了德國哲學家卡爾·雅斯貝斯，他在1949年出版的一部歷史著作中將這一時期命名為「軸心時代」。[47]非洲—歐亞大陸不同地區的聯繫增加，其中一個重要的跡象就是這些宗教沿著貿易路線傳播，佛教、摩尼教和景教沿絲綢之路進入中國。伊斯蘭教控制了美索不達米亞的樞紐而獲益匪淺，因而傳播得更遠：西抵西班牙，南至東非，東及中亞和華北，最終深入印度的北部和南部，以及東南亞大部地區。面對伊斯蘭教，一度在地中海地區大獲成功的基督教，在許多世紀裡不得不步步後退。直到公元第二個千年後期方才時來運轉。
收取貢賦的國家，就像人口增長一樣，對於積累具有重大的但是矛盾的影響。從積極的方面看，它們極大地促進了創新和積累，增加了它們的權力和效率。就像病毒一樣，它們能夠或多或少有效地，或多或少野蠻地搾取它們的俘虜。最穩定的國家和最明智的統治者通過輕徭薄賦、維護基礎設施、堅持法律和秩序以及鼓勵農村人口的增長和農業生產而保護其社會的生產基地。適度的稅收以及穩定的統治能夠提高農業與工匠的生產。但是通過維護諸如道路和灌溉系統等基礎設施來刺激增長，也是至關重要的。在一切歐亞大陸農耕文明的治國方略中反覆強調了這些手段的重要性。許多古代作家非常注重渲染並鼓勵不要掠奪成性，採取比較可持續性的稅收方式。例如，17世紀的大不裡士的穆斯林王公在一部給兒子的書中寫道，「你要不斷努力改善耕作，治理有道；因為你要懂得這個真理：王國要有軍隊支持，軍隊要有黃金支持，而要得到黃金只有發展農業，發展農業要靠公正、平等。因此，你要公正和平等。」[48]中國宋朝政府以同樣的精神，命令其官員在南方推廣高產稻穀，改進道路設施，方便稻穀和其他商品輸往其他城市。凡是其人口依靠大型灌溉工程的政府都不得不考慮維持這些系統。
國家可以通過許多途徑刺激積累。大多數收取貢賦的國家最重視戰爭，因為征服相鄰社會是獲取新資源最快捷的途徑。因此收取貢賦的國家對於軍事創新總是深感興趣。蘇美爾政府開展黃銅和錫的貿易，因為他們需要青銅武器。建造大橋、水渠和防禦工事；使用混凝土；利用棘輪、滑輪齒輪等成熟體系，建造弩炮和攻城器械等戰爭機器，在這些領域裡，羅馬技術可謂獨樹一幟。而在修造防禦工事（如中國的長城）、大批量生產武器、戰爭資源的運輸以及建造運輸食品的運河等領域，漢朝的技術則給人留下深刻印象。
統治者常常贊助大型建築項目，以增強其威望。用於維護並美化羅馬都城的技術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人認為，「公元100年的羅馬，鋪設美觀的街道，處理污水，供應清水以及防火設施，比1800年開化的歐洲首都還要完善。」[49]就像大型軍隊的締造一樣，這些項目刺激了貿易，產生了需求，從而增加了積累。強大的國家在炫耀其威嚴的大型項目上花費無度，包括建造阿黑門尼德首都波斯波利斯那樣的城市。這些是用來恐嚇臣民和競爭對手的，但是它們也提供了就業機會，吸引了客商和工匠。在追求管理效率方面，國家還推行提高書寫能力，雖然僅僅局限於官員內部。可能提高科層體制效率的變遷包括大約公元前1000年，腓尼基各城引入字母文字，增加數學和天文學知識，從而使國家能夠更好地控制曆法和計算。大型的更為有效的科層制度，對於應付自亞述時代投入使用的大型僱傭軍也是必不可少的。最後，穩定的政府以及適度的歲入鼓勵農民生產更多的剩餘產品，也刺激了商人更廣泛地從事貿易。
但是，收取貢賦的國家雖然經常鼓勵積累，但是也會破壞積累，有時破壞的程度還十分嚴重。實際上，農耕文明的基本結構令這種現象必然發生。如果初級生產者不能獲得土地，那麼收取貢賦的精英們便不能存在，因為土地是大多數剩餘產品的來源。因此，在大多數農耕文明裡，大多數人都能夠獲得某種形式的土地。這種生產資料的廣泛分配限制了財富梯度的加劇，抑制了資源被集中到精英集團手中。這就意味著雖然剩餘的財富能夠集中到政府和精英的手中，但是土地，農耕文明的基本生產資料卻不能。不管精英們如何象徵性地主張對土地的所有權，他們必須將大多數土地交給那些在土地上勞作的農民。這一要求限制了他們管理並且監督農業生產的能力。這還解釋了為什麼貢賦國家在如此初級的科層體制下還能夠生存下來：他們將大多數基本生產任務幾乎全部交給了鄉村家庭組織的技巧和勞動力了。
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那樣，這些關係解釋了為什麼收取貢賦的精英們不得不經常通過抑制創新、抑制生產能力的方式來搾取資源。[50]如果農民擁有足夠的土地養活自己，那麼他們就不會屈從於精英們經常需要的大量財富。正是因為這個原因，精英們通常不得不使用武力威脅取得剩餘產品。在短期或者中期階段中，這些威脅，不管適用於收取日常稅收還是通過征服而收取新的財富流，都是極為有效的獲取資源的方式，因為生產的實際增長發生得太慢，無法引起統治者的興趣。因而摩西·芬利（Moses Finley）不無誇張地論證道：「古時候所謂的經濟增長，總是通過對外擴張而取得的。」[51]在這樣的環境下，通常只有那些具有遠見卓識或者自信心十足的統治者才會投巨資於那些需要花費數十年才能提高生產能力的項目。面臨當前的危機，甚至最勝任的統治者也會變成野蠻的、貪得無厭的掠奪者。那些無能的或者絕望的統治者當然就會使用破壞性的搾取國家收入的手段，甚至當他們或者他們的顧問明知正在竭澤而漁，破壞他們權力基礎的時候也不能倖免。俄國歷史上的伊凡雷帝就是這種過度搾取而招致危險的一個可怕事例。在他死後，苦心經營了數世紀的強盛的俄羅斯帝國在內戰、饑荒、入侵以及人口下降中分崩離析，史稱「混亂時期」。伊凡雷帝橫徵暴斂的政策是導致國家分裂的主要原因，它們把作為一切農耕文明的生產基礎的農民逼得家破人亡。
這些農耕文明的基本結構性特點造成了一些重大的後果。首先，收取貢賦社會精英階層不得不專注於強制和管理而不是生產。大體上看，精英階層蔑視生產工作，蔑視從事這些工作的人，這個態度使得他們大多數人對構成其財富基礎的生產技術一無所知。官員和武士（管理者和脅迫者）規定了精英的而不是工匠、農民或者商人的生活方式。
收取貢賦的精英們大多滿足於撈取所需要的一切，關注使他們能夠持續撈取所需要的一切必不可少的軍事和稅賦的技巧。一般而言，他們必須成為財富的搾取者而不是財富的生產者，因此治國之道優先於經濟考量。[52]馬基雅維利關於這個世界戰略戰術的描述是極為寶貴的，雖然不無一些諷刺的意味：
因此，君主除了戰爭、軍事制度和訓練之外，不應該有其他的目標、其他的思想，也不應該把其他事情作為自己的專業。兵法是統治者應有的唯一的專業，它是極為有用的，那些繼承王位的君主能夠憑此維持他們的統治，而且經常能使普通市民變為統治者……喪失一個國家的第一種辦法就是無視兵法；贏得一個國家的第一種辦法就是精通兵法。
在這樣一個世界裡，男性精英們深知自己主要應當學會訓練脅迫的技巧，而不是學術或者商業行為。因此，在狩獵和比武上花費時間比在賬房裡花費時間要有用得多。
君主永遠不要讓自己的思想偏離軍事訓練，在和平年代比在戰爭時期更要關注這個問題。這些訓練既有身體的，也有心靈的。就前者而言，除了把他的人妥善組織起來加以訓練之外，他還應該經常外出狩獵，強身健骨，學會一些實用的地理知識：山脈怎樣起伏的、峽谷怎樣凹陷的、平原怎樣展開的。[53]
這種態度使得那些收取貢賦的精英們以一種在今天工業化社會中少見的不知羞恥的精力從事暴力。尼扎姆·穆爾克（Nizam al-Mulk），一位塞爾柱蘇丹的維齊爾，他引用了阿拔斯王朝的哈里發馬蒙的話，「我有兩個侍衛長，他們的職責就是從早到晚砍掉眾人的腦袋，絞死眾人，斬斷他們的手腳，執掌鞭刑，將他們投入大牢。」一位12世紀的法國作家描述了戰爭的快樂：「我告訴你吧，再也沒有比聽到雙方高叫『殺了他們！』，聽到灌木叢中無主戰馬嘶鳴、聽到人們呼喊『救命！救命！』，再也沒有比看到有人倒下去……死人的兩脅插著耀眼的三角旗修飾的長矛，更能夠讓我吃得好、睡得香、喝得爽的了。」[54]
在某些環境下，精英們也會稍稍遠離暴力的訓練，而專注於強制管理的手段。在中華帝國——自秦朝（公元前221——前207年）創立第一個統一國家開始，一個龐大的科層體制監管著軍隊和稅吏——強制的行政和法律形式就經常比肉體的強制更能贏得威望，野心勃勃的人花費更多時間在學習而不是狩獵上面。但是他們所學習的乃是統治術而不是農耕或者經商。
與此同時，農民（初級生產者）只要能夠生活下去，通常對於提高他們的生產能力毫無興趣，因為提高產量就更容易被他們的領主搾取。諸如中國這樣的長期穩定的政治實體之所以能夠興旺發達，其部分原因在於它們足夠富有，足夠長期維持可預見的、相對輕的稅賦水平，這給農民以更大的支持，讓他們進行提高生產能力的創新。[55]但是，即使在那些不甚橫徵暴斂的國家裡的農民，其創新意識也是不強的。一般而言，他們缺少開展新技術實驗的金融資源、冒險能力，以及相關培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