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的複雜結構
在早期宇宙中，引力抓住了原子雲，將它們塑造成恆星和銀河系。在本章所描述的時代裡，我們將會看到，通過某種社會引力，分散的農業共同體是如何形成城市和國家的。隨著農業人口集聚在更大的、密度更高的共同體裡，不同團體之間的相互交往有所增加，社會壓力也隨之增加，突然之間，新的結構和新的複雜性便一同出現了，這與恆星的構成過程驚人地相似。與恆星一樣，城市和國家重新組合並且為其引力場內部的小型物體提供能量。
由這些變遷而形成的城市化的、國家組織的，以及經常發生戰爭的共同體，乃是現代歷史學家所關注的主要對象。因此，對於歷史學家而言，他們太容易遺忘這些共同體與舊石器時代和早期農業時代小規模的、相對非等級制的社會有多麼巨大的不同。事實上，大多數人類歷史（從編年史角度看）都是處在不知國家權力為何物的階段。甚至在早期農業時代的村莊裡，大多數民眾，在大多數時間裡，最重要的關係乃是個體的、地方的，以及十分平等主義的關係。大多數家庭都是自給自足的，民眾是作為民眾而不是某個機構的代表開展相互之間交往的。
後來，大約在5000年前，最早的國家出現了。大約在公元前3100年，美索不達米亞南部出現了小城邦（參見地圖9.1）。到公元前3100年，埃及出現了國家，那裡有一個地方官員〔名美尼斯或者納爾邁（Menes or Narmer）〕將南北方統一起來，建立了第一個埃及人的王朝。國家還出現在其他人口密度增加的地區——大約公元前2000年的印度和中國，以及公元前1000年的中美洲（參見地圖9.2）。最早的國家出現標誌著個人關係向非人格權力，從對自然的權力向對人類的權力的重大轉型。[1]由等級制度、權力以及國家構成的世界我們如今都已耳熟能詳。在這個世界裡，因其所屬的出身、性別和種族集團的不同，個人和共同體之間的財富和權力存在天壤之別。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描述了平等終結之後的變化。
地球上第一次出現了國王、獨裁者、大祭司、皇帝、大臣、總統、總督、市長、將軍、元帥、警察總監、法官、律師，以及囚犯、地牢、監獄、刑罰和集中營。在國家的監管之下，人類第一次學會了如何鞠躬、奴顏婢膝、下跪叩頭。從許多方面看，國家的興起便是世界從自由向奴役的墮落。[2]
一般而言，國家一般納入包括其他國家及其偏遠地區的大片區域地區裡面。我將這些地區描繪為農耕文明。文明常被當作進步的同義詞，但我們在這裡用這個詞並非表達這層含義。雖然在農耕文明和其他類型的人類共同體之間存在明確的區別，但是我不評判任何特定社會的內在價值。我將農耕文明帝國定義為基於農業的大型社會，具備國家的形式以及其他一切必然包含在內的事物（如文字、戰爭等）。農耕文明這個術語似乎本身就是矛盾的，因為我們將文明（這個術語起源於civis，這個拉丁詞的意思是「公民」）與國家和特定的城邦聯繫起來了。但是農業這個形容詞使我們想到所有前現代的城市都依賴城市邊緣的農村地區或者更加偏遠的村莊。
地圖9.1 古代蘇美爾
地圖9.2 古代中美洲
將城市和國家的出現想像為將曾經獨立的實體聯合成為更大的實體，就像多細胞有機體的進化過程一樣，也許不無裨益。表9.1大致提供了這一過程的主要階段（參見圖9.1）[3]本章探討的轉型可以視為是由第4層級向第5層級轉變，農耕文明一般而言是在第5層級和第6層級上組織起來的。
表9.1 社會組織的規模
圖9.1 社會組織的規模
圖示不同規模的人類社會組織的重要區別
我們如何解釋這一重要的轉型呢？農業地區人口密度逐漸增加，為最早的城市和國家提供了人口的和物質的原材料，而逐漸增長的擁擠程度（congestion）則提供創造國家的巨大動力。[4]但是地方共同體是自願結合在一起的嗎，抑或被迫結合在一起的嗎？答案也許是兩者兼而有之。
「自上而下」論突出了強制因素，將國家視為少數有權有勢的人強加在大多數人頭上的組織。這種研究常見於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理論，主要將國家視為剝削機器。某些個人（主要是農民）不斷向大自然索取資源，正如他們的祖先從前所做的那樣，這時又有一個統治階層出現了；他們開始通過操縱影響力、財富和權力的網絡而從同類那裡索取資源。人類社會變成了一個精英們從中索取所需資源的「生態龕」。社會多層次分化，處在底層的人剝削自然，而處在上層的人則剝削那些剝削自然的人。這些變遷在人類社會內部創造了一個新的「食物鏈」，其中精英以及他們所剝削的人之間的利益分化無疑部分地解釋了複雜社會結構的出現。
但是，就像共生現象一樣，剝削從來就不是簡單的、毫無疑義的。就像非人類世界的捕食行為一樣，它可能多少具有野蠻的形式。正如林恩·馬古利斯和多里昂·薩根所觀察到的那樣，「從長遠看，最殘酷的捕食者，就像最可怕的致病微生物一樣，由於殺害了它們的犧牲品而毀滅了自己。受到抑制的捕食行為——攻擊而不殺死或者攻擊而緩慢地殺死——乃是進化過程中一再出現的主題。」[5]在受到抑制的捕食行為的關係中，雙方都有可能得到某些東西，剝削也可因為共同的利益而減輕。在早期國家裡，包括美索不達米亞、中國和中美洲，剝削可以採取極其野蠻的形式，包括大規模的人祭。但是，正如致病細菌經常進化得不甚具有毒性，從而利用捕食對像而不是殺死它，人間的統治者最終也學會保護被剝削的農民（就像農民保護他們自己的牲畜一樣）。通過這種辦法，初級生產者就變得依賴於統治他們的精英，就像精英依賴於初級生產者一樣。威廉·麥克尼爾將這些新型的關係描述為一種寄生關係：「疾病微生物是人類不得不與之打交道的最重要的微觀寄生物。我們唯一具有重要意義的宏觀寄生物就是他人，通過暴力的手段，我們能夠獲得我們的生活必需品而不必自己生產食品和其他消費品。」[6]精英以及他們所剝削的人不得不順應出現在人類社會裡的新的多層次的「生態」，因為新的結構改變了村莊、家庭和家族的親密的、古老的結構。
國家形成的「自下而上」論則強調，隨著社會變得更加複雜，人們發現需要像國家這樣的結構才能夠生存下來。這個過程與非人類世界有某些驚人的相似性。在許多物種裡，都存在著向更高級的複雜的社會結構轉化的歷史，雖然在我們最近的近親大猿那裡並不明顯。我們看到，單細胞如何首先結合成為鬆散的結構疊層石或者海綿，最終形成像我們人類這樣的多細胞有機體，在這種多細胞有機體中，不同的細胞有著不同的分工，各自都依賴於整個團體平穩運行的功能。多細胞有機體還能夠結合成更大的共同體。就像一群羚羊，形成大型的然而單一的群體；有的也能夠形成極為複雜的群體。許多群居性昆蟲，如螞蟻、白蟻和蜜蜂，生活在密集的共同體裡面，其成員實際上是依賴於更大的整體。它們的環境（就像在現在大城市裡面一樣）主要是由該物種的其他成員以及它們所創造的結構組成。在最複雜的共同體裡面，如白蟻群，個體變得極其專業化，整個共同體要有效地運轉，就需要某種形式的交流和協調。個體通過目光、接觸以及交換某種稱為信息素的化學物進行交流。發展出了某些日常規則以解決擁擠、污染和個體間的衝突。於是等級制度就出現了。
在我們看來，這些共同體與國家極為相似，有自身的種姓制度，有自身控制和訓練個體的手段。因此，研究它們的人類自然而然地討論「蜂后」「工蟻」等。正如路易斯·托馬斯寫道，螞蟻「作為一個數量龐大的群體，與人類非常相似。它們種植真菌，像飼養家畜一樣飼養蚜蟲、組織軍隊打仗、使用化學噴霧，打亂敵人的陣腳，抓捕奴隸。織工蟻家族多童工，把幼蟲當作梭子紡線，將樹葉縫製成真菌的花園。它們不停地交換信息。它們做各種各樣的事情，只是不看電視罷了。」[7]這些相提並論實際上是怪誕的，但是提高了國家形成的自下而上論的可信度。這些理論將國家視為解決人口密集而擁擠的生活問題的手段。人類還發現，由於他們生活在更大、更複雜的社會共同體裡，他們就必須將任務和知識加以分割；這種進步要求新的交流方式，例如幫助人們制定行動時間表的曆法、幫助描述個體的義務和財產的文字等。個體更加依賴於一個完整的團體，而在個體交換技巧和資源的過程中，必須以新的方式組織團體。不過，由於團體開始協調千百萬個體的技巧和能力，大型的共同體就獲得了一種個體所無法比擬的生態力量，不過個體能從這種生態力量中獲取不同程度的利益。因而人類形成國家的邏輯頗類似於昆蟲群居的形成過程。兩者之間的重要差別，正如我們在考察農業出現時所看到的那樣，在於人類是文化上的適應，而昆蟲則是遺傳上的進化。這就解釋了為什麼複雜的社會結構在人類中間能夠迅速發展起來。
要充分解釋國家權力，就必須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兩種理論結合起來，因為兩者事實上是互為補充的。本章的其餘部分就是要系統地解釋國家權力是怎樣出現的，我所指的國家權力就是少數人手中集中了實質上控制著絕大多數的人力和物質的資源。這個定義大有爭論的餘地（例如實質上一詞），但是它有助於我們關注大型權力結構形成的兩個重大前提條件：第一，人類的、物質的以及智慧的資源的巨大積累的出現；第二，對這些資源實行新管理和控制方式的出現。
集約化：向自然界索取資源的新方法
轉變為新的複雜結構層，意味著開發並管理新的能源。通過更加集約化的技術而產生新能源（此為本章前半部分主題）。構築能夠管理這些巨大的源源不斷的能源流的社會結構是一項複雜的工作，最終產生了我們稱之為國家的協調機制（這是本章後半部分的主題）。
圖9.2 農業和人口的增長：積極的回饋環
向新的複雜結構層的轉型經常有賴於積極的回饋機制——一種變遷激發另外一種變遷，再激發第三種變遷，反過來又增強了第一種變遷，如此循環往復。這種因果鏈在轉入更大、更複雜的社會結構過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它將人口、集體知識以及技術創新（參見圖9.2）聯結起來。人類共同體的規模和密度逐漸增加，信息和商品交換網絡的規模和多樣性也隨之增加，由此刺激了集體知識的發展。在這些大型網絡中可能發生學術上的共同作用，激發新的更為集約化的技術，從而能夠養活更大的共同體。[8]這個回饋之環加快了創新和增長的速度，這便解釋了為什麼農業的出現可以視為人類歷史上一次重大轉變。以現代標準看，變遷的速度是緩慢的，但是以舊石器時代的標準看則是迅速的——與非人類世界的遺傳變化相比更是突飛猛進了。
在農業出現以後的數千年裡，在非洲—歐亞大陸和美洲兩個世界區發明了若干種新技術，其累積性後果提高了動物馴養的技術。在這裡我將描述三種比較重要的變遷，大致按照集約化強度自小至大加以排列：林農輪作、「次級產品革命」和灌溉。表9.2提供我們不同歷史時期，不同程度的集約性對於每公頃土地的食物產量，以及人口密度的深層次影響。
表9.2 不同時期的能量投入和人口密度
資料來源：I. G. 西蒙斯，《簡明環境史導論》（牛津：布萊克韋爾，1993年），第37頁
林農輪作
林農輪作又稱移耕，是一種半遊牧的農業形式，至今仍然得到廣泛運用（主要在森林地帶）。實際上，正是林農輪作使得早期農民從初步耕作的土地遷移到如歐亞大陸北方的森林地帶。林農輪作一般要放火清出一片用於耕作的地帶，因此它是將舊石器時代的刀耕火種技術運用於農業時代的新技術。[9]它是一種利用儲存在樹木裡的營養的方式。從事林農輪作的農民砍倒樹木或者扒掉一圈樹皮，開墾出一片林地，然後他們就燒掉砍倒的樹木，在極其肥沃的灰燼中剩下的殘枝間種上農作物。在歐洲，新時代早期的耕作者用石斧在林區開闢出空曠地帶種植穀物。[10]在新開出的空地裡，農作物不僅從砍倒樹木的灰燼中得到營養，而且不必與其他植物競爭，因此生長繁茂。但是經過三四年後，土地的肥力就耗盡了，必須遷移。在人口較少的地方，整個共同體可以20—50年的週期遷移，這樣就有足夠時間使得每一塊土地都能夠有所產出。但是隨著人口增加，整個週期不可避免會縮短，而空地也變得越來越固定了，這個過程最終形成現代世界所熟悉的無森林的農業景觀。通過這種方法，林農輪作最終導致大量森林遭到砍伐。總之，自全新世早期以來，森林就減少了20%，從大約50億公頃減少到40億公頃。不久以前，溫帶地區的森林減少比熱帶地區更為嚴重，前者為32—35%，而後者為4—6%，但是今天，熱帶地區的森林砍伐的速度最快。[11]
「次級產品革命」
在所有的世界區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林農輪作。但是集約化的第二種重要方式僅存於非洲—歐亞區，因為它主要依賴利用新的家畜飼養的方式——美洲和澳洲大型動物的消亡使得這些地區幾乎不可能形成任何形式的家畜飼養。
隨著農民進入東歐和中歐的溫帶地區，他們不得不使自己的耕作方法適應於更為寒冷和潮濕的氣候。安德魯·謝拉特論證到，在大約公元前5000——前3000年，在耕作方法上出現了若干重大變遷，有助於解決這些難題。[12]他將這些變遷聯繫在一起，貼上一個標籤「次級產品革命」。新技術創造了一種與家畜的共生現象，由此使得人類能夠更加有效地利用他們的家畜。
在早期農業時代，馴化的動物主要當作儲藏食物和獸皮來源。雖然必須養活它們，但對它們只是在宰殺的時候一次性使用。這種低效的利用方式恰好說明，在大多數早期農業時代的共同體裡，家畜遠不如植物重要。然而，自從大約公元前5000——前4000年以來，部分非洲—歐亞大陸的農業共同體學會了開發家畜的次級產品——特別是它們的乳和毛——因此在這些家畜還活著的時候就充分地利用它們。農民還學會將家畜當作一種新的能源，尤其是它們的牽引力。大型動物如馬、駱駝或水牛很快成為唾手可得的最強大的機械能源。這是一種革命性的變遷，其重要性也許可以和最近礦物燃料的革命相提並論，因為它提供了自從人類有效使用火以來最有意義的一種新的力量。役畜的體力可達500—700瓦特，而人類最多只有75瓦特。[13]牛或馬的牽引力可用於運載人、拖車和耕地。
馬耕或牛耕十分重要，因為比挖掘用的棍棒能夠更有效地翻地，它們能夠翻松更加堅硬的土壤。廣泛使用家畜還增加了使用糞便增肥土壤的數量。更有效地利用家畜提高了農民的生產能力，而增加使用糞肥和犁鏵耕地則使耕作面積更小、產量更高。由此，新技術使得農業傳播到如北歐等難以耕種的黏土地區。
這些變遷還使得人們有可能首次定居在乾涸的草原地區，因為它們使得某些群體能夠完全靠畜產品養活自己。這些次級產品革命將青草轉變為人類可資利用的能源，而將食草動物轉化為有效的機械，就像以後工業革命找到新的方法向煤炭索取能源一樣。遊牧民族利用這些新技術定居在非洲和歐亞草原上原本乾涸、不宜耕種的廣袤地區。由於最有效地利用乾涸的草原地區的辦法就是在大片地區放牧牲畜，牧民們就不得不採取遊牧或者半遊牧的生活方式。我們經常將畜牧文化想像為本質上是遊牧的，不過事實上未必如此。早期的畜牧文化可能於大約公元前4000年出現在今俄羅斯南方大草原和哈薩克斯坦西部，但是以後數千年的畜牧文化直到公元前1000年發明並改進馬鞍之後，方才真正形成完全逐水草而居的馬背畜牧文化。遊牧文化在西南亞和東非也有所發展。
次級產品革命是一種擴張方式，因為它使得人類共同體能夠定居在以前根本無法定居的地方。但是也是一種集約化的形式，因為它使得人們能夠更為密集地居住在一起，因為使用畜力牽引，改善了歐亞大陸的運輸網絡。從長遠看，這個革命使得非洲—歐亞區的交通、商業以及戰爭發生轉型，使之能夠更加容易、更加迅速地長途運輸商品和士兵，不管是在牛車、馬車（大約自公元前2000年起）裡還是在馬背上。在歐亞地區，畜牧者將中國、印度和美索不達米亞的農耕文明連接成為一個完整的、橫跨歐亞的交換體系。這也使得整個地區分享了技術、宗教，甚至疾病。總之，次級產品革命的技術確保了非洲—歐亞區成為地球上最大的分享知識的地區。[14]
我們已經論證過次級產品革命，尤其是犁鏵技術的發展在可能在更具等級制的性別關係的演化中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在園藝社會裡，正如我們所見，婦女一般從事大多數農業勞動。不過在使用犁鏵的農業社會裡，農業勞動一般是由男子承擔。人們還主張，男性「代替」婦女務農是邁出了性別不平等的重要一步。瑪格麗特·埃亨貝格認為，「人類學業已證明，在當今社會裡……在耕作農業和父系血統之間存在著相互關聯，就像非耕作農業與婦女的廣泛參與因而其社會地位較高之間存在同樣的相互關聯一樣。」[15]不過此說也引起了一些爭論。首先，在耕作農業社會裡，即使男子花費較多時間務農，婦女一如既往地在生產和再生產中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此外，許多共同體從未發生過次級產品革命的轉型。因此我們不可將父系制度與任何一種生活方式或者技術過分緊密地聯繫在一起。我將在後文論證，制度化的父系關係大致與制度化的等級關係一同產生；它是隨著奴隸制度、階級、納貢、種姓和國家而一步一步（或者跨越性）地產生的。
灌溉
就像林農輪作一樣，某種類型的灌溉在各世界區都存在著，不過對非洲—歐亞區的影響最大，對美洲的影響略小。在許多溫帶地區，有足夠的陽光進行光合作用，但是植物生長由於缺乏雨水而受到限制。灌溉就是利用河流或者沼澤地的水種植農作物的方法，這是最重要的農業集約化的手段之一，至今仍然不可或缺，不管在美國中西部地區的鄉村花園還是在大型的穀物工廠裡都是如此。早期的灌溉方式十分簡單，無非就是開挖一條小渠，將水引入農田而已。在水流充沛的地方，如美索不達米亞南部的幼發拉底河三角洲，只是讓諸多匯入幼發拉底河的小河繞道而已。由於運用了這些技術，農民們就能夠在兩條大河幼發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形成的肥沃沖積土壤中獲得收益。於是，隨著農業共同體的增長以及新的組織形式的出現，灌溉工程也變得更加精緻了；動用數千人力建造大型的、計劃周密的水渠網絡。在擁有肥沃土壤的地區，如美索不達米亞平原或者中國的黃河流域，灌溉極大地提高了生產能力，因此灌溉是一切技術創新中最具有革命性的。
灌溉在其他許多地區也有運用。在巴布亞新幾內亞，有證據表明，早在9000年之前就有灌溉技術。在華南和東南亞部分地區，水稻種植者發明了許多梯田和灌溉技術以提高他們的主要農產品的產量。在中美洲也是如此，成熟的灌溉技術在農業時代得到了進一步完善。在公元前第一個千年，瑪雅人利用城市垃圾吸乾、填埋沼澤，以便形成高產的、易於耕作的土壤以養活迅速增長的人口。改良的玉米品種也提高了中美洲的糧食產量。儘管如此，並沒有激發出次級產品革命，因為沒有合適的大型家畜。這對於美洲農業影響深遠，也許可以解釋為什麼美洲和非洲—歐亞大陸走上了各不相同的歷史軌跡。[16]
其他創新
在農業地區還出現了許多其他創新——僅以某些領域為例，如紡織品生產、制陶、建築和冶金。最早的陶器可能出現在日本的繩紋文化，其年代可以追溯到全新世初期。在美索不達米亞，最早使用陶器的證據來自大約公元前6500年。它用於盛水、烹調以及儲存食品。早在公元前3000年，中南美洲就使用陶器。在非洲—歐亞和美洲世界區，陶器製作方法是那些用泥土建造房屋，在爐膛裡面或者火上燒煮食物的人們自然開發的。在早期農業時代，世界許多地區就已經冶煉軟金屬，如黃金、白銀和黃銅等，但是主要用於裝飾。最早的金屬加工工藝的證據出現在大約公元前5500年的美索不達米亞；同樣的金屬加工工藝以後在美洲地區也出現了。但是可以用於兵器或者工具的硬金屬的加工工藝則開發更晚，因為它們的製作工藝要求更高的溫度和更有效率的冶煉爐。硬金屬用合金製作，如青銅（銅錫合金，有時也是銅砷合金）或鐵（如果與碳混合將是最堅硬的金屬）。它們僅在非洲—歐亞大陸才有製造。令人驚奇的是此項創新竟不見於其他地方，因為硬金屬製作所需工藝與燒製陶器相仿。最早的青銅製作出現在公元前第四個千年的蘇美爾，到公元前2000年中國也有了青銅製作。硬金屬最早在公元前第二個千年的高加索生產，在公元前第一個千年就傳遍了整個非洲—歐亞地區，因此，公元前第一個千年經常被稱為鐵器時代。鋼最早也許於羅馬帝國生產。
人口增長
越來越多的農業技術提高了產量，刺激了人口增長。但是人口增長本身也是集約化的一種形式，因為在前礦物燃料時代人類社會的能源大多來自人類和動物的肌肉力量。凡是在社會結構足以有效地控制和協調大量人口和牲畜行為的地方，人口越多、牛越多便意味著越高的生產能力。[17]
對於在新月沃地發生的這些過程，人們研究得最為透徹，鄉村共同體的長期傳播可以歸因為人口增長。在大約公元前5000年，新月沃地的鄉村沿著美索不達米亞平原的大河向南傳播到平坦的沙漠和灌木地區。在這些乾涸的平原上，農夫不得不借助簡單灌溉方法更多地利用河水。他們也食用大河出產的魚類。隨著農業共同體的增加、傳播、技術改良以及生產能力的提高，它們生產的資源和它們所養活的人口都有所增加。正如我們所見，世界人口在距今10000年——5000年之間，由600萬增加到了5000萬。
從最大範圍看，積累的趨勢是非常明顯的。但是記住這一點十分重要，從數十年或者數百年的範圍看，積累的過程是混沌的、不穩定的。人口密度在某個地區也許會增加，然後因為氣候變化、土地過度開發或者其他原因而降低。正如羅伯特·溫克（Robert J. Wenke）所言：「早期複雜結構的整個歷史，事實上，似乎是一個混亂的『繁榮或破敗』循環，只能從極其長遠的整體趨勢上才能看出某種複雜性。」[18]
等級制度：財產和權力不平等的出現
更多的提高生產能力的技術，以及更大、更密集的共同體為國家的出現創造了前提條件。
不平等出現的證據
隨著資源的增加，人類社會不得不首次面對處理剩餘產品的任務，剩餘產品的控制和分配提出了全新的問題。而且其分配很快就變得不平衡了，由此出現了權力和財富的梯度。剩餘產品開始供應享有特權的專業人士（主要是男性）：工匠、商人、武士、祭司、文書以及統治者。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梯度的等級制度是多麼地具有諷刺意味。因為與農業革命有關的生產能力的提高，原則上提高了全體社會成員的平均生活標準。而現實卻有所不同。水在積累的時候傾向於持平，但是與水不同，在複雜社會裡的物質財富卻傾向於自我堆積成一個巨大的金字塔形狀。本章的一個主要任務就是要就複雜社會的這一奇特然而根本性的特徵做出一些解釋。但是基本原理是可以直言不諱的。隨著人口密集程度的增加，人類就像白蟻一樣，發現自己需要組織和協調行動的方式。但是這就意味著要將權力讓與組織者，而組織者就利用這個權力為自己獲取與他們控制的共同體一樣多（有時甚至更多）的利益。一切關於國家形成的自上而下理論都預言了這種不平等的產生。
考古學家有許多辦法考證不平等的起源。甚至在最成熟的早期農業時代的共同體裡——例如在小亞細亞的恰塔爾·休於，其鼎盛期在大約公元前6250——公元前5400年，黑曜岩貿易橫跨許多地區，人口達到4000—6000人——在財富方面沒有發現存在重大差別。然而，人們的喪葬方式有了細微差別，考古學家認為這種差別是人口密集增加的最初反應：有等級差別的氏族的出現。隨著共同體規模的增加，親屬思想和基於此種思想的社會機制達到極限。再也不可能想像由4000人組成的共同體是一個家庭。但是也可以通過假設共同體的所有成員都是來自一個共同祖先，以便維持某種鬆散的親屬意識（這個祖先是神話的還是真有其人並不重要）。一旦發生這樣的情況，支配著不同世系的親屬符號邏輯就會將各世系的後代追溯到這個祖先的不同子孫那裡，有的世系是長子傳下來的，有的是幼子傳下來的。通過這種方式，整個世系可以被設想為老大的世系和老二的世系，就像一個家庭裡的成員可以根據長幼排序一樣。世系的長幼自然來自親屬的意識形態，因為甚至在最平等的親屬排序的共同體裡，人們也是經常根據家庭裡的年齒和長幼排序。因此，親屬思想自然預先迫使人們接受年長的氏族裡年長的成員的權威。
考古學家認識到，家庭的規模有大有小，擁有的物品多寡不均，這也是不平等的表現。特別物品或者不同類型的衣服暗示著主人有較高的地位。幸福與營養的狀況也透露給我們關於等級制度的信息，因為精英群體總是比被他們統治的人生活的要好。因此生物考古學家經常發現，在不同社會群體中不同社會地位成員之間存在差異。正如約翰·哥斯沃思（John Goatsworth）所寫的那樣：「在古代美索不達米亞人中，貴族統治精英以及武士控制食物，尤其是稀缺的蛋白質……在1800年的英格蘭……有名號的貴族成年男性比人口平均身高足足高出12.5厘米。」[19]
同樣具有啟發意義的是紀念性建築物的出現。有些巨大的建築結構，例如巨石陣顯然具有實用的功能。它們可能被用作儀式中心，也許是天文觀測台。其他建築，如美索不達米亞和埃及或者中美洲的塔廟和金字塔，則經常舉行葬禮，或者也許還是王宮或者神廟，所有這些都表明存在著社會地位較高的個體。這些建築結構既出現在那些日後形成國家的社會裡面，也出現在許多沒有發展成國家結構的社會裡面。最引人注目的無疑是埃及的金字塔，最早的金字塔建於公元前第三個千年中期。這些建築的出現表明，隨著人類共同體變得更龐大、更複雜，宗教思想也隨之發生了變遷。正是隨著人類出現尊卑有序的等級制度，精英神靈也開始出現，他們要求給予適當的尊敬。正如社會學家愛彌爾·塗爾干最早提出的，這是因為我們思考宇宙運行的方式反映了我們自己社會運行的方式。對於這些令人敬畏的遙遠的神靈表示尊敬的最佳辦法就是為他們建造特別的住所，這些建築比普通建築更接近天空，人們在這些建築裡向諸神貢獻祭品和贈禮，表示敬畏。凡是紀念性建築出現的地方，我們都能夠確定那裡一定存在強有力的領袖和管理者，因為必須有人協調數百乃至上千勞動力的工作。通過這種辦法，世俗的和宗教的權力經常結合在一起。領導者希望通過建造這些建築增強其敬畏感——敬畏諸神的權力，也敬畏直接與強大的諸神以及監管諸神住所的建造的祭司和統治者的崇高。紀念性建築既是權力的象徵，也是權力的工具。
在美索不達米亞，最早的紀念性建築也許是埃利都（Eridu）的神廟，時間大約在公元前5000年。公元前第四個千年晚期的塔廟建築極其宏偉，拾級而上，動用了無數勞動力，處處透露出建築上的精雕細琢。它們為宗教和政治儀式提供了令人敬畏的舞台。在中美洲，最早的金字塔建於公元前第二個千年的奧爾梅克時代。早在公元前2000年，巨塚出現在甚至人口不那麼密集的地區，包括歐亞草原，那裡只有為數不多的城鎮，大多數人是流動的畜牧民。在圖瓦（Tuva）的阿爾贊（Arzhan），巨塚可以追溯到公元前8世紀，表明強大的草原領袖能夠動用多少財富和人力，這些資源經常都是從相鄰的定居共同體那裡掠奪來的。阿爾贊墳墓包含有70座墓室，就像車輪的輻輳一樣排列；在邊長120米的土丘下面埋葬著120匹配鞍的馬。[20]正中央埋葬著一名男子或者女子，身穿裘皮，精心修飾。顯然他們曾經統治著一個龐大而又強大的部落聯盟，因為依附的王公貴族都埋葬在其南面、西面和北面，有的也許作為葬禮的一部分被獻為祭品。規模驚人的紀念性建築還出現在最遙遠的農耕文明時代最遙遠的共同體——拉帕努伊島（復活節島）。在那裡，人口不過數千，但是當地首領卻競相建造巨大的雕像。
在人口密集居住的地區，新的共同體開始設置自己的網絡，這個網絡的結構與土地的自然特徵的相關性，與其他居住人群的存在和分佈相比更少一些。這和我們今天在居住密集的地區一樣。小村莊傾向於大致均勻地分佈在大型村莊周圍，這些大型村莊則充當了地方交換網絡的引力中心。以這種方式出現了等級制的網絡，小村莊圍繞大村莊，大村莊群落則圍繞城鎮，而城鎮群圍繞大城市。甚至較小的城鎮經常包含有某些村莊所不具備的機構，如神廟、倉庫，也許還是祭司或首領的宅第。在美索不達米亞，有明確的證據表明，在公元前第五個千年的埃利都出現了兩個階層的制度。大型城鎮經常達到1000—3000人左右，許多城鎮擁有各種類型的儀式場所，以及與眾不同的倉儲區，因此它們具有市場和宗教中心的作用。
甚至更為驚人的不平等的證據在於大規模的衝突和戰爭。在這裡最重要的標誌乃是堡壘和隨葬兵器的墓地。烏克蘭的特裡波葉（Tripoplye）文化，最初是早期農業時代典型的人人平等的地區，大約在公元前4000年以後，村莊向外擴張，經常選址於易守難攻的地方。在歐亞草原，戰爭反映了定居的農業共同體與形成中的遊牧的畜牧民族的衝突。自公元前第三個千年以來，富有的畜牧文化的隨葬品證明，到了這個時期，畜牧民族有時候比那些武器裝備略遜一籌的農民公共體還要富裕一些。
處在等級制度最底層的乃是奴隸和其他屬民。這些男男女女們被他們的主人當作能源庫、活的電池和人畜。用機械學術語說，人是將食物轉變為能量的高效轉換器，因此奴隸經常比家畜更值錢，如果能夠負擔得起的話。[21]人類作為一種重要的能源，有助於說明為什麼強制勞工在前現代時期普遍存在，就像礦物燃料的存在有助於說明為什麼如今奴隸會大規模消失一樣。強制勞工和奴隸在農耕文明有多種形式，奴隸或者屬民有時也會提高地位，擁有權力和財富。但是大多數被其主人用於儲備能量：勞動力就像如今石油一樣是一種重要的能源，掌握能源意味著掌握人民。為了容易地控制奴隸，奴隸一生下來就與家庭分開。許多奴隸就像家畜一樣，人為地使其保持在一種幼稚的依賴狀態，以至於就像做了心理的割斷手術一樣——他們就像孩子一樣，孤立無援，易於控制。動物和人類只要使之在經濟和心理上依賴他們的主人，就十分容易控制了。
隨著等級制度的出現改變了男女的社會角色的定義，等級制度按照性別，以及階級和職業而確立尊卑。在大多數情況下，男性精英處在占統治地位的等級制度的頂部。為什麼等級制度通常就意味著父權制？最簡單的假設是，那是因為在人類社會的細胞家庭裡面，男性不如女性那樣至關重要，這也許可以提供最好的解釋。新形式的權力作為勞動分工的一部分而出現在家庭層次以上。權力的代理人乃是在權力、管理、信息收集、戰爭或者宗教方面的專家。但是那些在家庭（社會最基本的角色）中扮演最不重要的角色的人比較容易充當這些專家的角色。[22]在沒有節育措施、實施人工餵養的社會裡，扮演這些角色的當然就只有男性（或者貴族婦女，她們的某些職責可以由其他婦女完成）了。因此，在許多社會裡，紡紗織布被視為婦女的工作，不論其產品是供家庭消費還是到市場銷售，但是紡紗織布的專家或者全職的紡織工人卻很可能是男性。隨著勞動分工的越發細緻，專業角色，不論在戰爭、宗教行為或者政府裡，一般（並非總是）對男性而不是女性開放，因為男性通常發現自己更容易在地方交換網絡裡找到自己的位置。而通過這種方式在許多大型農業共同體裡就出現了經常由婦女主宰的家庭世界，以及經常由男性主宰的公共領域。
父權制是財富和權力的梯度在性別關係中的一種表現方式，因為許多這些專業化的角色使得男性獲得了新型的財富和權力。逐漸增長的權力反過來讓男性精英對於性別角色的公共規定施加更大的影響。有文字記載的歷史首先出現在公共領域，主要是由男子撰寫的，這些事實有助於解釋為什麼許多現代歷史作品所依賴的文字作品主要集中在公共領域和男性的活動。而且很有可能男性撰寫的作品也使得父權制看上去比它本身要簡單得多，在現代學者面前掩蓋了所有家庭中進行的各種複雜的幕後協商，掩蓋了男性和女性試圖迴避或者淡化令人壓抑的社會習俗的各種方式。
權力和控制的新形勢：基於准許的權力
我們如何解釋在大型農業共同體裡財富和權力的梯度逐漸加劇呢？人類學家已經證明，在小型遊牧共同體裡，人們一般都會抵制任何個體試圖獨自掌握凌駕於共同體之上的權力。父權制是如何不顧這種抵制而興起的呢？
對村社共同體的現代研究以及考古學證據均提示我們，特定的全體或者個體是通過哪些步驟開始控制他人的勞動和資源的。在許多人類共同體裡，權力和資源均自願屈服於受人信任的領袖。我們可以稱此為基於准許的權力，或者自下而上的權力。然而，在大型共同體裡，領袖們能夠使這些不斷增加的資源置於他們的控制之下，從而創造出新的權力形式來強制至少一些被他們所統治的人。這是一種強制性的權力，或者自上而下的權力。[23]兩者的區別對應於本章先前所描述的國家形成的自上而下的以及自下而上的理論。實際上，所有國家都依賴於這兩種類型的權力，這兩種權力也是相互交織在一起的。儘管如此，從基於准許的權力過渡到基於強制的權力，還是有一個清晰的歷史的和邏輯的發展過程的。[24]
在沒有國家機構的情況下，每一個人都可以訴諸暴力，因此此種暴力並非控制民眾或者資源的可靠方式。但是為什麼農村共同體願意將某些對他們資源和勞力的控制讓與受到信任的領袖，還存在許多其他理由。而其中的邏輯與白蟻群的邏輯是一樣的。隨著共同體的增長，新問題出現了，必須找到集體性的解決方法。農業的、經濟的以及宗教的活動必須更加認真地加以協調；內部紛爭必須予以制止；與相鄰共同體的衝突必須得到調停。有效地處置這些問題經常是生死攸關的，因為一旦失敗就意味著饑荒、疾病和戰敗。但是它們又不能分別通過每一個家庭而得到解決，因此在代表性的權威那裡，各個家庭都有自身的利益。總之，共同體中的大多數人可能願意參與構築一道簡易的公共堤壩，將剩餘資源集中在部落或者宗教領袖掌管的水庫裡。我們可以恰當地將這些早期的權力機構設想為類似最早的灌溉渠道。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它們結構簡單，由渠道和小型堤壩組成，多少是由整個共同體自願的合作前提下修造並且得到維持的。
一旦決定尋找一個代表性權威，那就需要選出一個好的領袖。若干因素可能決定如何選擇領袖，以及賦予他們何種權力。許多領袖的角色需要從事專門的工作，掌握各種技巧。這說明為什麼男性比婦女更多地承擔領袖的職責，因為男性在家庭未必不可或缺，而且他有更多機會從事專門的工作。凡是存在長幼尊卑的地方，大族中的長輩可能被選為代表或者管理者，除非他們明顯地表現出無能。在內部衝突中，與諸神親近的、深諳外交手段的或者智慧出眾的個人很有可能當選為領袖；在與相鄰共同體發生衝突時，則是那些懂得兵法的人可能當選。當危機需要諸神幫助的時候，那些公認為有權利接近神的人，如薩滿和祭司，很可能成為領袖。宗教領袖運用這種權威經常得以掌控獻為祭品的或者贈與諸神禮物的重要資源。
不過，有時權威獲得了認可，是為了回報過去他給與人們的好處，這是對基本的互惠性規則的修正。這就解釋了一種在現代人看來有一些古怪的風俗：「大人」（big man）。這一稱號真可謂名副其實，因為這個角色是非常專門化的，似乎主要由男性承擔。在這一時期的許多共同體中，都出現過某種形式的大人，可能早在史前共同體中就已經存在了。20世紀初生於波蘭的英國人類學家布羅尼斯勞·馬林諾斯基在美拉尼西亞對此做過經典性研究。在布干維爾（Bougainville），大人稱為姆米（mumi）。姆米非常努力地準備食物，舉辦一場盛宴。他會騷擾他的親戚，並且自己辛勤勞作，以生產那些使他獲得聲望的額外食物，如薯蕷科塊莖和豬。一旦他積累了足夠的食物，就舉辦一場盛宴，散盡所有的食物。馬文·哈里斯對布干維爾的大人做過研究，他描繪了這場盛宴的情形：「在1939年1月10日舉辦了一場盛大的宴會，有1100人赴宴，做東的姆米名叫蘇尼，他分掉了32頭豬，外加大量的西米仁布丁。然而蘇尼和他最親密的隨行者一直餓著肚子。『我們就要吃掉蘇尼的名聲了，』這些隨行者說。」[25]從商業角度看，這些行為毫無意義。但是從社會的角度看，卻意義重大，因為贈禮創造了義務。在親屬社會裡，贈禮相當於商業社會裡的投資：出讓資源，期待（然而未必如願以償地）將來得到更大回報。雖然主辦這類盛宴可能會讓姆米傾家蕩產，但是也賦予他權力，命令那些使之就此承擔義務的人為他服務。
人類學家在許多社會裡都已經觀察到了這些「盛宴」和「散財」之舉。最著名的事例是美洲西北太平洋沿岸的印第安共同體，如扣誇特爾人（Kwakiutl）中的冬令筵宴。扣誇特爾人首領積攢了許多毛毯和其他物品，在筵宴聚會期間全部分掉。有時，為首領提供的服務可直接轉化為更重要的權力形式，例如，如果他要求那些承擔義務的人參與劫掠相鄰共同體。而這次劫掠又會得到許多物品進行一次新的分配。
人類學家甚至還認識到，原始社會中存在一種更為重要的權力形式——酋長制。酋長制的定義有時未免隨意，誰也沒有捕捉到現實世界的細微區別，但是人類學家一般用這個術語來描述握有實權的貴族世系，他們所擁有的權威，遍及許多生活在大約數以千計的較小的村莊、群體以及氏族。他們的權威一般是基於他們在一個尊卑長幼的世系體系所處的地位，這一地位使得他們能夠動用大量資源。根據馬林諾斯基的研究，特羅布裡恩德島的酋長統治著許多不同的村莊以及數以千計的臣民。他們經常掠奪其他島嶼，臣民們對酋長唯命是從。馬林諾斯基曾親眼目睹，在酋長現身的時候，整個村子的村民突然俯伏在地，就像「被颱風刮倒了似的」。[26]各村莊把薯蕷科塊莖送給酋長以完成其親屬義務。通過這種方式，酋長借助親屬的統治，最終控制了比其他任何人都要多的資源。這些薯蕷科塊莖通常會在締結新的合約的盛宴上重新分掉，或用於支付專職人員的費用，例如武士和造獨木舟的工匠。酋長制還不是國家，因為它們容易分裂為不同的部落或氏族。儘管如此，酋長手中集中的資源賦予了他們無限的權力，有時酋長能夠運用這種權力強制個人或團體不情願地接受他的權威。
這種類型的權威仍然是有限的、危險的。統治者必須達到他們置身其中的長幼尊卑的親屬制度提出的各種要求，因為在很大程度上，他們也是他們所統治的這些人的公僕。如果不能履行作為領袖的義務，他們很快就會失去影響力，他們的追隨者也會四分五裂。人類學家稱這類結構為分散性的，因為它們容易分崩離析，從其原先團結一致的狀態中解體。
雖然存在這些局限性，基於准許的權力可以確保領袖控制基本的物質的和人力的資源；這個特點基於准許的權力構成了大型的、更加具有持久性權力結構的基礎。使得這種權力結構有可能向更加持續性的、更加強制性的權力形式過渡的動力因素，在於出現了更大的、更加集中的人口中心——尤其是最早的城市的出現。
最早的城市
城市（在表9.1較低的第五層級上）比鄉村更大。在最早的城鎮和城市裡，首次出現了完全的人文化環境。在這裡，大量人口完全依賴於其他人才能夠生存下來，新形式的複雜結構和等級制度出現了。城市存在的基本前提條件在於生產能力達到了新水平，鄉村人口不僅能夠養活自己，並且有少量不從事農耕的剩餘人口（參見圖9.3）。城市的存在是以複雜的勞動分工為前提的，此種分工既有水平的也有垂直的。
圖9.3 人類歷史上的生產能力的諸階段：不同生活方式的人口密度
數據來自馬西莫·利維——巴奇在《簡明世界人口史》（牛津：布萊克韋爾，1992年）第27頁，卡爾·伊普森（Carl Ipsen）翻譯，以及艾倫·W. 約翰遜和蒂莫西·厄爾所著《人類社會的進化：從食物採集到農業國家》（斯坦福：斯坦福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125頁
最早的城市出現在美索不達米亞。考古學家曾對這個過程詳加研究，因此在這裡我將描述所發生的一切，然後提出一個問題，這樣一個過程究竟具有多大的典型意義。[27]在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交匯的三角洲地帶，在公元前第四個千年的時候人口迅速增長。增長也許受到了氣候變遷的刺激，因為氣候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變得寒冷而且乾燥，正是在此之後，曾經長期是草原和熱帶稀樹草原的撒哈拉變成了乾涸的沙漠。在美索不達米亞部分地區，這一變化導致了農耕的退化，但是南方是一片沼澤地區，在一些島嶼上面分佈著一些散居的村莊。乾燥的氣候形成更多適宜定居的土地，而沼澤地變成了肥沃的農田，單憑簡單的灌溉技術，就可以一年多收。最重要的農作物是小麥、大麥和棗椰，還有各類蔬菜。家畜甚為重要，大河出產的魚類也是如此。這裡成了「伊甸園」的晚期版本之一，吸引著全新世的食物採集者前來定居。
另外一個有助於解釋為什麼南部美索不達米亞人口增加的因素是地區交換網絡的結構發生變化。安德魯·謝拉特論證道：
在早期烏拜德時期，低地美索不達米亞乃是一片死氣沉沉的地方：只是一片爛泥塘。確實有人在那裡居住，建造草棚，使用泥刀，但是這裡絕非地球上最活躍的地方。究竟發生了什麼激動人心的事情呢？附近有兩個地方：新月沃地的北方穹拱，流通各種寶石、金屬和彩陶……波斯灣沿岸地區尚不太出名是因為它許多地方還淹沒在河口堆積起來的美索不達米亞爛泥底下，但是波斯灣與今天的海灣國家之間存在著活躍的海上貿易。在這兩個地方之間乃是一個彈丸之地——直到這兩個地方連接在一起。[28]
謝拉特認為，商人之流沿著大河川流不息，為低地的美索不達米亞提供了機會。隨著交換的頻繁，原先還是死氣沉沉的地方突然之間變成了黑曜岩、金屬、陶器以及南方亞熱帶商品的無遠弗屆的交換網絡的核心地區。在新月沃地和波斯灣兩個資源豐富地區之間有了一個「火花隙」。美索不達米亞南方正好處在這個火花隙上位置上。[29]其增長的人口不完全是當地環境條件，而是延伸到東南亞大部地區的交換網絡發生了變化。
也許這兩種解釋是一回事。土地乾涸迫使人口進入更為密集的居住地區，但是創造了一條狹窄的走廊，進行長途交換。這樣的情況同樣也發生在埃及，隨著撒哈拉逐漸乾旱，人口和交換變得更為密集，迫使越來越多的人沿著尼羅河居住。[30]不管何種理由，美索不達米亞南方吸引來了新的定居者，有些人來自那些土地乾涸無法耕作的地區。在公元前3500——公元前3200年，以後成為蘇美爾的地方成為當時世界上人口最為密集的農業地區。新的定居點很快形成三個或者四個不同階層的等級分劃。在這些等級分劃的頂部是一些大型地區中心，包括烏魯克和尼普爾。
在公元前第四個千年的最後幾個世紀裡，若干城鎮迅速擴展，成為真正的城市——已知最早的城市。早期農業時代的村莊和城鎮大多由類似的自給自足的家庭組成，而這些城市有所不同，它們內部有複雜的勞動分工，大多數食物依靠進口。早在公元前第四個千年，烏魯克就是一個地區中心，也許有1萬居民，若干座神廟。到公元前3000年，它成為一座擁有5萬人口的城市，修建起了牢固的城牆。用白色泥磚砌成房屋，此類房屋至今仍能看到，狹窄的街道穿行其間。大多數為平房，但是有錢人的房屋經常有兩層。在市中心12米高的塔廟上面，矗立著「白色神廟」（參見圖9. 4）。
到早期王朝時代（大約公元前2900——公元前800年），在美索不達米亞南方已經幾乎沒有小型的居住區了。這個地區幾乎全部人口都居住在城市裡。人類如此密集的居住方式以前從未有過。顯然只有財富和水土豐沛的三角洲地區才能夠養活如此密集的人口。但是為什麼有如此之多的村民移居城鎮呢？這個地區逐漸擴張的城鎮和城市之間戰爭頻仍，村民躲入比較安全的城市避難，白天就到周邊的田地裡勞作。但是日益嚴重的乾旱也迫使村民移居城鎮。
圖9.4 早期紀念性建築：美索不達米亞南方烏魯克的「白色神廟」，公元前第四個千年晚期
采自A. 伯納德·納普（Bernard Knapp）所著《古代西亞和埃及的歷史和文化》（芝加哥：多耳西，1988年），第44頁，轉引自海倫·裡克洛夫特和理查德·裡克洛夫特（Helen and Richard Leacroft），《古代美索不達米亞的建築》（萊斯特爾：布魯克漢普頓出版社，1974年）
城市就像恆星一樣，使周圍地區的時空彎曲，吸引著周圍村莊和城鎮裡面的商品、人口和技術。因此它們自動成為交換的重要中心。地區性交換網絡需要更為複雜、更為等級化的結構，更多的活動、財富和知識向這些城市匯聚。邊遠地區日益發現它們的未來是要在這些新的權力和財富的網絡裡找到一個生態龕。
城市要求產生新的社會組織。漢斯·尼森論證到，隨著美索不達米亞南方的逐漸乾旱，計劃周密、管理認真的灌溉系統對於養活這些地區的稠密的人口而言是必不可少的。[31]考古學家已經勾畫出尤其處在人口中心的這些密密麻麻的、計劃周密的灌溉渠道的體系。對大型灌溉體系的依賴和對保護的需求，迫使農民加強相互之間的合作，加強與城鎮的合作，城鎮擁有控制和維持他們所依賴的灌溉體系的資源和權力。城鎮統治者能夠徵集勞工挖掘水渠清除淤泥。他們還能夠調停在那些依靠大型灌溉體系的共同體之間在用水上不可避免的複雜糾紛。
最早的國家：基於強制的權力
要「解決」這些密集的共同體帶來的許多難題，就要建立最早的國家。為什麼？我們已經看到，基本的權力結構就像簡單堤壩，能夠儲存少量的剩餘資源。然而城市卻需要更加強有力的社會堤壩。要管理巨大的財富儲備，它們需要像蘇美爾城市那樣大型的灌溉系統。基於准許的政治實體再也無法處理如此大規模的社會運動了。
為了應對這些變化，城市就變得十分重要了，因為在本質上它就是一個權力的集線器。[32]一方面，它將原先分散在廣大地區以及不同共同體的不同權威和勞動力集中到一個地方；另一方面，這些大型的、密集的共同體的形成需要有新的權力形式，因為隨著共同體規模的增長，它們所面臨的組織問題更加嚴重。城市需要特殊的機制以解決爭端、組織農民和專業人員交換、修造倉廩以備饑荒、供水排污、構築堡壘和灌溉水渠、攻城略地和抵禦入侵。所幸的是，創造這些需求的經濟和人口的發展又將更大的資源置於領袖手中。隨著對中央控制的需求的增加，中央權威掌握的資源越來越多。這兩個因素共同發生作用，從而解釋了為什麼隨著人口的真正大規模集中居住，或是居住在城市（如美索不達米亞南方）或人口密集的鄉村和小城鎮（埃及模式），那裡就很有可能出現國家。在人們居住的大多數城市，如美索不達米亞，最早的國家一般為城邦，但是有國界的國家則出現像埃及那樣人口不太集中的、資源大範圍流通的地方。[33]
國家（表9. 1第五層級）與部落（第四層級的上半部分）有所不同，主要在於國家有能力系統地、大規模地實行強制。[34]國家，就像酋長一樣，經常主張代表「高級世系」，雖然它與世系的真正關係越來越少。但是，在傳統形式的忠誠不再起作用的地方，與酋長不同，國家就會運用它們所掌握的巨大的資源，不惜代價地採取各種強制的手段。
最簡單地想像最早的國家形式的方式，就是酋長有足夠的資源負擔一支軍隊和一批扈從。馬文·哈里斯列舉了烏干達本約羅（Bunyoro）族的例子來說明什麼是真正的權力，19世紀的本約羅人受到一個名叫姆卡馬（mukama）世襲統治者的統治。[35]他統治著大約10萬人，這些人主要靠種植小米和香蕉為生。形式上，姆卡馬只不過是一些酋長的頭領。就像傳統的酋長一樣，他被視為一個「大施捨者」以及接受貢賦者。但實際上，他的權力不僅基於親屬的義務，因為他還運用獲得的巨大貢賦，組織一支宮廷衛隊以及由一批僕役、巫醫、樂師等組成的扈從。他攜帶兵器的侍衛使他能夠有權力剝奪個別酋長或者村莊擁有的土地。就像李爾王一樣，他帶上所有的扈從四處巡遊，要求所有酋長和村莊在他們來訪的時候款待他們。
這是許多還未進化成為比較科層化的納稅體系的早期國家的模式。這種模式也符合於最早的中國人建立的國家——商。[36]同樣的邏輯在中世紀的羅斯編年史所載的以下文字裡也是昭然若揭的。這是關於10世紀的弗拉基米爾大公的一段文字：
有一次……在來賓們酩酊大醉後，（他的扈從）就開始向大公咕噥，抱怨他們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因為他只准許他們用木勺子而不是銀匙吃飯。當弗拉基米爾聽到這樣的抱怨後，他就下令要為他的扈從打造銀匙吃飯，說他用金銀換不來一隊扈從，但是有了一隊扈從就能獲得贏取這些財寶的地位，甚至他的祖父和父親也是靠他的隨從尋求財富的。[37]
弗拉基米爾的話只是道出了這一赤裸裸的權力辯證法的一半，實際上，他完全明白，金銀必須用來購買能夠幫助他取得更多金銀的士兵。在拜占庭皇帝康斯坦丁·波爾菲羅根尼圖斯（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us，公元913—959年在位）的作品裡，我們找到了一段描寫弗拉基米爾的「祖父和父親」如何在他們的武裝扈從或者勇士（』druzhiny）的幫助下獲取貢賦的：
當十一月到來的時候，他們的首領和全羅斯人迅速離開基輔，開始周遊（意思是「繞圈」），也就是到維爾維人（Vervians）、德魯戈維奇人（Drugovichians）、克裡維奇人（Krivichians）和塞維利安人（Sverians）等斯拉夫地區，以及其他向羅斯人納貢的斯拉夫地區。他們在那裡待上整整一個冬天，然後到了四月，第聶伯河解凍時，他們就開始動身回到基輔。[38]
雖然像本約羅的姆卡馬和10世紀的基輔羅斯那樣的國家是由若干個統治者實行統治，他們運用所掌握的資源支付士兵組成的扈從，這些國家顯然已經超越了基於准許的權力和系統地依靠強制統治的權力的區分。儘管如此，它們還是非常的原始，以致許多政治學家根本不願將它們稱為國家，他們更願意用國家這個術語，稱呼統治者創造的特定科層制度和組織化軍隊的更為精緻的社會結構。到這個階段，這些社會結構開始符合查爾斯·蒂利的國家定義，「在一定的邊界範圍內，與家庭和親屬團體有所不同、在某些方面對於其他組織發揮顯然優勢的具有強製作用的組織。這個術語因而包括了城邦、帝國、神權制度以及許許多多的治理形式，但是不包括部落、世系、商號以及教會等。」[39]
但是我們不應過分誇大即使具有大型結構的國家所擁有的權力。雖然它們能夠動用暴力，有時還是極端恐怖和驚人的暴力，但是對大多數尤其是居住在鄉村地區的人們的日常生活而言，它們的實際控制能力與現代國家相比還是十分微弱的。其中部分原因在於它們掌握的能源十分有限，正如約翰·麥克尼爾所指出的，他們所能控制的能源主要為人力，實際上這就意味著「明朝的皇帝和埃及的法老所能得到的力量還不如現代一個推土機手和坦克手。」[40]部分原因則是前工業化國家的虛弱反映了它們科層化的範圍極為有限。事實上，早期國家隨時訴諸暴力，在行政事務中廣泛動用軍隊，正好表明其虛弱而不是強大。傳統國家往往動用暴力以彌補其行政權力的空虛。[41]安東尼·吉登斯指出，「如果臣民不服從或者反叛，統治者就以刀劍相向，在這層意義上，統治者可以支配其臣民的生命。但是在這個意義上，『生殺予奪的權力』與控制大量人口日常生活中的生命有所不同，統治者是做不到這一點的。」[42]傳統國家甚至連正規軍事組織也絕少能夠完全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也幾乎不知道他們的權威何時結束，新的統治者何時掌權。在城市以外，對於地方上處理納稅、諍訟、剿匪問題或者除暴安良的暴力，他們經常束手無策。這些權力乃是由地方精英和親屬集團來行使的。對於大多數個體而言，糾正錯誤仍然是家庭或者親屬集團的義務，可能還會尋求地方領主或官員的支持。而暴力當然是無所不在的，哪怕在家庭內部也是如此，施暴乃是維護男性和長者的權威。[43]
雖然存在這樣那樣的局限性，雖然缺少真正的國家對暴力的壟斷，早期國家仍然是比酋長制強大得多的社會結構。凡是出現國家的地方，它們都具有相似的特徵。這些特徵包括專業化和廣泛的勞動分工、科層制、會計和文字體系、軍隊和國家稅收制度。
勞動分工 在美索不達米亞南部，公元前第四個千年結束之際，早期農業時代那些自給自足的、相對平等的村莊早已成遙遠的往事。至少在長達2000年的時間裡，農業一直保持很高的生產能力，足以養活非農業人口，如祭司、陶工以及其他專家。全職陶工在公元前第五個千年開始出現印證了分工的逐漸細化。考古發掘出了包括陶輪在內的特殊工具的作坊，證明這一現象的存在。從公元前第四個千年晚期開始，保留了一份記錄不同職業的列表，所謂標準職業列表。[44]其中包括祭司、官吏和許多不同種類的工匠，如銀匠、寶石匠、陶工、文士，甚至還有耍蛇人。許多職業似乎還有特殊的行會組織。存在一種複雜的階級結構，神——國王、貴族、商人、工匠、農民、文士，最後還有奴隸（大多數奴隸都是破產的農民或者遊牧民或者戰俘）。倫納德·伍利（Leonard Woolley）在烏爾發掘出土的令人驚訝的墳墓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第四個千年，他們宣示著統治者的財富。在墓地裡，統治者擁有大量隨葬品，顯然還有被獻祭的人，他們要去服侍死後的統治者。商人乃是城市勞動分工不可或缺的一個組成部分，因為像烏魯克這樣的城市所需要的商品比周圍農民所能夠提供的還要多。他們還需要寶石、木材和奢侈品，經過航行在底格里斯河與幼發拉底河上的船隻，這些商品得以流通——有的得到統治者的組織，有的則是出自商人所為。處在這個社會群體另一端的乃是貧困階層的人，奴隸、流浪者、戰俘和破產農民。這些團體的存在，從在烏魯克早期出現了粗製濫造然而批量生產的斜邊碗中可以得到證明，這些碗可能是被徵募的勞動力吃飯用的。給這種解釋提供佐證的還有早期表達吃飯的符號，似乎表現一個人用這些碗將食物倒入這些人的嘴裡。[45]可能正是這些勞工構成的勞動大軍修築堡壘和城牆，保持著灌溉渠道的暢通。
到公元前3200年，蘇美爾社會就已經達到了一個傳統親屬社會所無法想像的規模。社會太大、太複雜，以至於無法將每一個人置於更加精心構造的親屬模式裡面。取而代之的是，根據職業、根據出生的城市、根據現代社會學家所稱的階級或種姓所做的新範疇。儘管如此，親屬觀念仍然支撐著社會最底層人際關係的基礎，因此在早期國家的宗教思想裡還保留有親屬觀念。統治者經常將自己描繪成為他們臣民的「父母」，而比較重要的神靈，也經常被當成某個特定民族的父親或者母親。
科層制、會計和文字 要管理早期國家的巨大資源是一件複雜的行政和會計工作，例如，所有早期國家都要任命掌管所擁有物品清單的官員。需要清點國家儲藏的食物和其他資源的大型倉庫，這說明為什麼在世界不同地區，包括美索不達米亞、埃及、北印度、中國和中美洲，在國家形成的過程中，都分別出現了文字系統。文字最早是作為會計和權力而不是記錄說話的方式而出現的。[46]（中國也許有一點兒例外，那裡最早的文字似乎與宗教行為而不是會計有關。）[47]不論文字如何發展，它是一種信息的儲存因而也是信息控制的新方式。因為文字使用的不是任意的圖像符號，它有可能以口頭語言所不具備的精確性儲存知識。因此文字固化甚至激活了經驗知識，使之避免口傳知識所必然產生的那種不確定性。但是，它所需要的技巧使之在數千年裡一直局限在精英團體內部，而且局限在那個團體裡面的男性。精英和男性因此從這種秘藏信息的能力中獲得了最大的利益。將數以百萬計的人類積累起來的知識集中在少數人手裡，文字為此提供了一種強有力的手段。
在美索不達米亞南方，早在公元前第八個千年，代表著不同類型商品的陶塊就用於表示所有權。到第四個千年，盛行將它們捆綁成一隻陶球，又叫布拉依（bullae）。在第四個千年晚期，隨著城市的出現，所有者開始使用所謂的圓筒印章，在布拉依上面滾一下，列出商品清單。這樣的做法使得布拉依成為多餘，很快就用印章在平坦的泥版上面寫字了。後來，官吏不再用印章而是蘆葦管在泥版上寫字。蘆葦管用起來就像鋼筆一樣，在陶版上刻寫楔形文字（亦即楔形文字）符號。最初是一種表現對象的簡單圖畫，這些符號很快就變得程式化了（參見圖9.5）。起初，甚至楔形文字也僅僅是羅列清單而已，但是它可以相當有效地成為一種計算方法。烏魯克保存至今的大多數文字都是收到或者分配的物品清單。
早在公元前3000年之前，記錄方式變成了一種真正的文字體系，因為用來表示事物和行為的符號慢慢具有了比較抽像的含義描述感情，甚至具有了語法功能或者不同的音節。只有到這個時候文字才超越了會計體系。這些變化的關鍵乃是畫謎原理：就是用現存的符號代表特定的事物，來表達另外一個發音與前一個字相同的字。例如，蘇美爾人表示「弓箭」的字發音為ti。弓箭是很容易畫出來的。但是表示比較抽像的思想「生命」的字，發音也是ti，因此表示弓箭的符號也能夠用來表示「生命」。慢慢地符號系統被簡化了，在形式上更加接近於現代的中國方塊字而不是現代的表音字母。
在埃及，使用象形文字至少始於大約公元前3100年前的美尼斯時代。在印度河谷，大約在公元前2500年就投入使用了。中國的文字體系至少在公元前1200年就已經存在，其所使用的符號至今仍能解讀。最早的字母體繫在公元前第二個千年的地中海東部的腓尼基發展起來。
圖9.5 美索不達米亞楔形文字的進化
轉引自A.伯納德·納普（Bernard Knapp）所著《古代西亞和埃及的歷史和文化》（芝加哥：多耳西，1988年），第55頁。美國考古研究所《考古學雜誌》惠允刊登
它們假借了埃及的象形文字表示輔音。直到古典希臘時期方才使用元音字母。只有若干字母組成的字母表的創製簡化了書寫和閱讀，第一次使得處在訓練有素的、高度專業的文士這個封閉世界以外的人也能夠識文斷字。雖然有了這種在識文斷字方面的民主化，但是它所產生的權力直到最近仍然壟斷在精英團體手裡。
在中美洲，最早的文字體系出現在大約公元前600年的墨西哥南部。最早的文字體系的主要功能是為了保存賬單，這一點得到印加王國這一反例的證明，印加王國統治著唯一一個沒有文字體系的大型農耕文明，儘管如此，它卻有一個龐大的科層制，使用一種基於繩結的會計體系，又稱基普（quipu）。不足為奇的是，所有農耕文明都構建了精緻的數學和文字體系。它們還發展了另一種主要的工具——曆法，任何一個複雜的社會可以利用它來協調數千甚至數百萬人的行為，以確保他們及時納稅。早期曆法運用了各種早期農業時代社會積累下來的豐富的天文學知識，這在公元前第二個千年偏遠的不列顛建造的巨石陣那裡就可以看出來。
軍隊和稅收 國家能夠實行強制是因為它們能夠動員大量的僱傭軍或者武裝人員。到公元前第四個千年，美索不達米亞南部的大多數定居點都構築了堡壘，表明戰爭乃家常便飯。考古的、文字的證據都表明，公元前第三個千年是一個戰爭頻繁的世界。公元前第四個千年河流持續乾旱，特別是當時人為使河流改道，導致衝突加劇。大約在早期王朝末期，亦即公元前第三個千年的上半期，幼發拉底河改道從烏魯克東部流過。烏魯克由於缺水而迅速衰落，而鄰近水渠的烏瑪（Umma）和基爾蘇〔Girsu，拉伽什（Lagash）〕卻迅速崛起。這些變遷因劇烈的軍事衝突所致，因此，出現在公元前第三個千年的最早的文學和編年史主要就是描寫這些戰爭的，也就不足為奇了。軍隊使得國家能夠調停衝突，更有效地收取稅賦。在早期國家裡，稅賦主要是從農民手中徵集食物，用來養活貴族和官吏，或者為貴族房產或者政府工程服徭役的勞動者。[48]由於具有強制性因素，稅賦與前國家的社會取得資源的方法大相逕庭。事實上，人類學家埃裡克·沃爾夫已經證明，這也許是國家和前國家社會最重要的區別。[49]
「收取貢賦」的社會
在沃爾夫所謂「親族制」社會裡，社會資源大多是在那些貢獻者自願的前提下獲取的。一旦國家出現，就總有一種強制性因素，因為資源的取得採取了稅賦或者沃爾夫所言的「貢賦」的形式。如此，將有國家的社會視為一種全新的社會組織類型，便有了充分的理由。沃爾夫將「收取貢賦」社會的出現當成人類的社會生活方式和組織形式的一種重大轉型。圖9. 3表明，他對主要的「生產方式」的分類是怎樣與其他一些常見的社會類型相一致的。社會理論學家安東尼·吉登斯以略微不同的用語表達了詳盡的思想：「在階級社會裡（亦即沃爾夫『收取貢賦』的社會），搾取剩餘產品一般是通過威脅或者使用武力的直接方式而實現的。」[50]
表9.3 主要的技術與生活方式的類型
* 參見表9.1和圖9.1關於社會組織的層級圖表
本章所描述的因素經過某種程度的組合而相應地出現在世界不同地區的早期國家裡：非洲—歐亞地區、美洲，甚至湯加和夏威夷等大型太平洋島嶼。其中包括人口密集，產生複雜的勞動分工，由此提出了新的組織問題，導致解決衝突辦法的需求以及戰爭的日漸增加，刺激人們建造紀念性的建築以及創製文字。在這裡，我們還有一些篇幅再列舉一個中美洲的例子。
在中美洲，定居的農耕共同體存在的最早證據可以追溯至大約公元前2000年。在安第斯山地區，出現這類共同體的跡象可能略微早一些，在大約公元前2500年前。[51]在此之後，包括紀念性建築、兩到三層的住房等社會複雜性日漸增加的證據迅速出現，到公元前第一個千年便有了最早的國家結構。與西半球一樣，集約化和人口增長可以視為其變遷的原動力。早在公元前第二個千年的安第斯山和中美洲，大型墓地或金字塔就與居住區並存。這些地區也許就是許多附近隸屬村莊的儀式和市場的中心。它們的出現表明早期酋長制度的存在。
在公元前第二個千年中期，在今墨西哥灣的低地地區出現了奧爾梅克文明。刀耕火種的農業養活了這裡的人口，但是在某些地區也有在沖積土壤上的農業活動。就像公元前第四個千年的美索不達米亞一樣，奧爾梅克文明由分佈廣泛的城鎮組成。如在拉文塔和聖洛倫佐（La Venta and San Lorenzo）等遺址，建造有大型的儀式中心，有些金字塔高達33米。它們原系墳墓，大多數都陪葬有精緻的物品，清楚地證明當時存在著巨大的社會和政治差別，也是這些等級制度的貼切符號。建造拉文塔的大型金字塔至少需要80萬個工作日，需要大約居住周圍村莊裡的18 000人。[52]奧爾梅克人從80千米以外的地方輸入大塊的漢白玉，可能動用了數以百計的勞力，製作出巨大的、在現代人看來仍然十分美麗的雕像或者頭像。某些奧爾梅克遺址曾遭到野蠻的破壞，表明那裡曾經發生過有組織的戰爭。也有跡象表明那裡曾經出現過某種早期的文字形式，很可能奧爾梅克最早創製的文字體繫在中美洲得到了發展，其最新的形式直到最近方才被解讀出來。有一尊晚期的奧爾梅克雕刻似乎使用了一種與瑪雅文化相似的計時系統，表明奧爾梅克文人也許發明了計時體系，然後傳播到整個中美洲。[53]最後，還有證據表明，存在廣泛的貢賦或者貿易網絡，因為從中墨西哥高地進口了大量的黑曜岩。
與美索不達米亞一樣，中美洲最早的文明是從水源充沛的沼澤地裡發展起來的，但是文明逐漸轉型為靠雨水灌溉的農業。在今墨西哥城以南大約500千米的瓦哈卡（Oaxaca）河谷，大約於公元前1300年，有一片分佈著小村莊的地區開始出現大型居住區，有的顯然是公共建築。大約公元前1000年以後，這些建築的規模迅速增加。人口增加了，農業生產由於建造了大型水渠系統而達到很高的集約化程度。有跡象表明，職業化程度有所增加，在制陶等工藝製造業方面尤其如此，交換和市場體系也得到擴展。還有跡象表明，可能存在早期的文字。後來，到公元前600年，似乎有清晰的證據表明，國家性的政體出現了，定都於阿爾萬山（Monte Alban）。到公元前400年，在瓦哈卡河谷至少出現了7座小城市，於是該地區看上去有點兒像公元前4000年的美索不達米亞。到公元前200年，整個河谷地區人口幾乎達到12萬人。在公元200年——700年之間，首都阿爾萬山達到鼎盛，人口可能高達17 000人。[54]
雖然美洲的農耕文明比美索不達米亞要晚2000年，但是這兩個地區歷史的相似性再一次證明，國家的形成乃是社會的大爆炸，其燃料早在早期農業時代就已經被點燃了。由於農業引入人類的歷史而促進了人口增長，使得人類就像白蟻一樣，將要面對自身物種密集居住所帶來的挑戰。雖然各有不同，但是世界不同地區表現出了極大的相似之處——也和白蟻以及其他群居性昆蟲一樣有著驚人的相似。
本章小結
全新世早期的技術能量創造了新的技術，產量得到提高，能夠養活更大更為密集的居住人群。這些技術包括林農輪作、次級產品革命和灌溉。隨著共同體規模增長，它們所要面對的管理難題也逐漸增多，共同體發現必須將管理的權力賦予精英階層。起初，統治者的治理得到臣民的主動贊同。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它們需要控制大量的資源；在大型的共同體裡，這些資源使得統治者能夠創造更具強制性的權力。因此，在公元前第四個千年的時候，最早的城市出現了，同時國家也出現了，這些都沒有什麼奇怪的。國家標誌著新的共同體的誕生，沃爾夫稱之為「收取貢賦」的社會。在這些共同體裡，精英階層使用武力或威脅使用武力來掌控剩餘的資源。收取貢賦的社會是有文字記載的人類歷史上最強大、最常見的共同體。
延伸閱讀
本章所述大量利用了漢斯·尼森在《古代近東早期史》（1988年）中關於蘇美爾國家的興起的研究；我們還從馬文·哈里斯的經典論文《原始國家的起源》借鑒了若干個觀念。其他概論性的考察可以參考戈蘭·布倫哈爾特（Goran Burenhult）主編的叢書《圖說人類歷史》第3、4卷（1994年）；邁克爾·科伊，《墨西哥》（第4版，1994年）；羅伯特·溫克，《史前史的范型》（第3版，1990年）；查爾斯·邁塞爾（Charles Maisels），《文明的出現》（1990年），以及布魯斯·特裡格爾，《早期文明》（1993年）。還有許多論述國家形成的文獻。埃爾曼·瑟維斯在《原始社會的組織》（1971年，第2版）中嘗試提出某些重要觀念，羅伯特·科恩（Robert Cohen）和埃爾曼·瑟維斯在《國家的起源》（1978年）一書中也做了同樣的嘗試。艾倫·約翰遜和蒂莫西·厄爾的《人類社會的進化》（2000年，第2版）是最新的概述性作品；該書採取的進化論立場，某些人類學家可能不會贊同。安德魯·謝拉特的論文《次級產品革命》（1983年）是關於這場技術革命的最佳論述，而瑪格麗特·埃亨貝格的《史前婦女》（1989年）則討論了這些變遷對於男女兩性勞動分工的某些影響。安那托利·哈扎諾夫（Anatoly Khazanov），《遊牧民族和外部世界》（1994年第2版）和托馬斯·巴爾費爾德所著的《遊牧民族的選擇》（1993年），則很好地論述了畜牧文化；彼得·戈爾登（Peter Golden）的《歐亞大陸的遊牧民族和定居民族》（2001年）是一篇優秀的導論性的短文。D. T. 波茨的《美索不達米亞文明》（1997年）是討論生態問題的一部近著。
[1] 安東尼·吉登斯將針對自然的權力和針對人類的權力，分別成為「分配的」和「權威的」權力。（《對歷史唯物主義的當代批判》第2卷：《民族——國家與暴力》（劍橋：政治體製出版社），第7頁。
[2] 馬文·哈里斯，《原始國家的起源》，載於馬文·哈里斯主編的《食人和國王》（紐約：葡萄園，1978年），第102頁。
[3] 最近在艾倫·W. 約翰遜和蒂莫西·厄爾所著《人類社會的進化》（斯坦福：斯坦福大學出版社，2000年）中，對城市與國家的出現做了一個很好的概述；他們為全部前工業化國家提出了一種類型學，在第32、36頁有所概括。亦可參見布裡安·M. 法甘《地球上的人類：世界史前史導論》，第10版（新澤西，上薩德勒河：普列恩台斯·豪爾，2001年），第368—385頁。
[4] 人口增長是向複雜社會進化的主要動力，這是約翰遜和厄爾在《人類社會的進化》中的核心觀點；例如，「雖然我們將會看到其直接的作用就是激烈的競爭，但是人口的增長對於社會文化的進化過程至關重要，這一點無可懷疑，因為人口增長顯然是人類滿足自身需求的後果。在任何環境下，人口增長造成了技術的、生產的社會組織以及政治規則等必須解決的問題。我們將會看到這些問題的解決如何產生我們所說的社會文化進化。」（第2頁）
[5] 林恩·馬古利斯和多里昂·薩根：《微觀世界：微生物進化40億年》（倫敦：亞倫和烏溫，1987年），第130頁。
[6] 威廉·麥克尼爾：《競逐富強：公元1000年以來的技術、軍事與社會》（牛津：布萊克韋爾，1982年），第VII頁。
[7] 路易斯·托馬斯：《作為有機體的社會》（倫敦：維京出版社，1974年）；轉引自C. 提克爾（C. Tickell），《人類：自殺性的成功？》，載於《人類的影響讀本：閱讀材料和個案》，安德魯·古迪主編（牛津：布萊克韋爾，1997年），第450頁。
[8] 約翰遜和厄爾稍微簡單地給回饋之環下了一個定義：「我們將人口和技術之間的回饋過程視為進化過程的發動機」（《人類社會的進化》，第14頁）。羅伯特·賴特在《非零：人類命運的邏輯》（紐約：蘭登書屋，2000年），第4章，尤其是第5頁，探索了類似的回饋之環。
[9] 尼爾·羅伯茨：《全新世環境史》第2版，（牛津：布萊克韋爾，1998年），第112頁。
[10] 安德魯·古迪：《人類對自然環境的影響》，第5版（牛津：布萊克韋爾，2000年），第82頁；古迪指出現代在丹麥的實驗中使用了一把4000年歷史的燧石斧頭，成功地砍倒了100棵樹木。
[11] 古迪：《人類的影響》，第52頁。
[12] 安德魯·謝拉特，《犁鏵和遊牧：次級產品革命各個方面》，載於《過去的范型：紀念大衛·科拉克文集》，伊安·赫德爾（Ian Hedder）、格林·伊薩克（Glynn Issac）和諾爾曼·哈蒙德（Norman Hammond）主編（劍橋：劍橋大學出版社，1981年），第261—305頁；參見他在《東半球對動物的次級開發》（1983年修訂）對該問題的最新論述，載於《史前歐洲的經濟和社會：變遷面面觀》（普林斯頓：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199—228頁。
[13] I. G . 西蒙斯：《地球外貌的變化：文化、環境和——歷史》，第2版（牛津：布萊克韋爾，1998年），尤其是第4章和克裡斯蒂安，《絲綢之路還是草原之路？世界史上的絲綢之路》，載於《世界史雜誌》第11期，第1號（2000年春）：第1—26頁。
[14] 參見大衛·克裡斯蒂安：《俄羅斯、中亞和蒙古史》，第一卷：《從史前到蒙古帝國的內陸歐亞史》（牛津：布萊克韋爾，1998年），尤其第4章，和克裡斯蒂安，《絲綢之路還是草原之路？》，載於《世界史雜誌》第11期，第1號（2000年春）：第1—26頁。
[15] 瑪格麗特·埃亨貝格：《史前婦女》（諾爾曼：俄克拉荷馬大學出版社，1989年），第99頁；參見第99—107頁，概括討論了次級產品革命與父系社會之間的關聯。亦可參見伊麗莎白·維蘭德·巴伯：《婦女勞動：最早的20 000年——遠古時代的婦女、衣物和社會》（紐約：W. W. 諾頓，1994年），第97—98頁。
[16] 家畜極為豐富的非洲—歐亞大陸與家畜稀少的美洲之間的鮮明差別的重要意義，在賈雷德·戴蒙德：《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倫敦：葡萄園，1998年）做了充分探討，尤其可以參見第18章。
[17] 約翰·麥克尼爾指出，甚至最晚在大約公元1700年，大約70%的能源產生於人力〔約翰·R. 麥克尼爾：《太陽底下的新鮮事》（紐約：W. W. 諾頓，2000年），第1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