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語言的進化
許多特徵對於我們這個物種的獨一無二的進化組合有所幫助。但是，前一章曾經論證，最重要的是符號語言的出現，它釋放出了人類全新的、強大的集體知識的適應性機制。因此，為了理解人類歷史究竟在何時真正開始，我們必須弄清楚人類在什麼時候、通過怎樣的方式獲得了他們使用符號語言的能力。
這是一個迷霧重重的領域，因為語言沒有在化石中留下任何直接印記；我們理解人類語言進化過程的努力依賴於化石記錄中模稜兩可的暗示，通過諸多煩冗的理論拉拉雜雜地表達出來。毫不奇怪，即使在諸如人類語言何時出現這樣最基本的問題上，專家們也沒有取得一致的意見。亨利·普洛特金（Henry Plotkin）寫道：
有些人將其定在最近大約10萬年前左右，還有些人追溯到距今200萬年以前，而大部分人則認為是在距今25萬年至20萬年之間的某個時候。它極可能不是瞬間出現的——如果你把「瞬間」定義為一個奇跡般的突變或是一個不到1000年的時間之內……語言很可能經過大約數萬年，甚至數十萬年的似有還無的階段之後方才出現。[1]
目前，根據語言學家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的深刻見解，人們通常假設語言和人類其他一些獨特的能力一樣，有賴於大腦中包含有處理特殊技能程序的特殊「模塊」或「器官」的進化。人們論證到，人腦具有極其強大的通用計算能力。但同時它們也擁有專門模塊來處理語言及其他多項技能——可能包括社交技能、技術能力以及生態或環境知識。這樣的理論很誘人，尤其是在涉及語言時。人類嬰兒學習語言的速度和流利程度，與任何一種試錯法的學習過程都不一樣，也與我們最近的親戚黑猩猩沒有類同之處。在某種意義上說，人類的語言能力似乎硬是被接入了我們的大腦中，而且用進化論的術語說，一定是在相當晚的時候方才接入的。如果是這樣，那些關注人亞科原人進化的人們必須設法解釋，語言模塊是如何進化的。[2]
史蒂文·米森提出，也許是在最近10萬年間，由一些曾經互不關聯的大腦模塊——其中有些在最早的人亞科原人身上已經存在——以一種語言的「大爆炸」方式突然融合在一起了。[3]但這一過程發生的確切情形現在還不清楚。對關於人類大腦的「瑞士軍刀」觀點也還存在其他困難。人類大腦肯定與類人猿的腦有著重要不同（不僅在容量上），但事實已經證明，要想為與眾不同的「語言」模塊明確定位是不可能的。語言能力看來是被分配在頭腦中的許多不同部位，甚至它們的位置也是因人而異的。語言似乎是大腦的不同部分交互協作網絡的產物，而不是一個單獨的語言區域的結果。[4]
在《使用符號的物種》一書中，泰倫斯·迪肯為人類語言的進化提出了一個不依賴器官特化觀念的解釋。他從使用符號——人類語言最與眾不同的特徵開始論證。對外部世界的表述存在三種形式。兩種最簡單形式依賴於對事件以及事物之間的相似性（迪肯稱之為「圖像」）或相關性（「索引」）的察覺。[5]圖像的相似性使得像細菌般簡單的生物體能對所有溫暖或明亮的現象做出一種反應，而對寒冷或黑暗做出另一種反應。另一方面，巴甫洛夫（Pavlov）的狗逐漸懂得在進食與鈴聲之間存在聯繫是因為這二者總是有規律地同時出現。因此，它們把這兩個現象聯繫在了一起，儘管其間不存在任何圖像相似。這兩種學習方式都依賴於內在與外在事件的一一對應。然而第三種表現方式——「符號」——不僅涉及外部世界，還涉及所有採集到的圖像和索引，所以它們能被用以創造出關於現實的更為複雜的內在地圖。
但是符號思維相當精妙。只有將圖像和索引兩種表述方式置於後台，而心智的其餘部分則將相關概念的本質提煉為某種符號形式，符號思維才能得以實現。迪肯認為，「發現符號的困難之處就在於把注意力從具體轉到抽像，從毫無關聯的記號與對像之間的索引式關聯轉化為記號之間的有機聯繫。為了產生記號——記號聯繫的邏輯，高度的冗余是至關重要的」（第402頁；散見於第3章）。這一智能程序需要大量的計算能力。迪肯的論證清楚描畫出了符號思維在成為可能之前所需克服的障礙有多大，而這有助於解釋為何符號表述模式顯然僅限於腦容量甚大的人類。
然而，光有大的腦容量還不夠。符號語言還需要許多其他的智力與生理技能，包括迅速製造和處理符號的手勢或聲音，以及理解由別人發出的一系列快速的語音符號。在相對較短的數百萬年時間中，這樣一套連貫又複雜的技能是怎樣又是為何一起發展起來的？迪肯的回答是，它們通過一個協同進化的過程而出現，在這過程中，人亞科原人在進化中不斷從符號交流的初級形式中獲益，同時語言本身也在進化，以不斷增加的精緻和準確而與人亞科原人大腦的不斷變化的能力與特性相適應。這樣的變化也許包含有某種類型的鮑德溫式進化（Baldwinian evolution），即行為上的微小修正可以給那些最熟練掌握這些新行為的個體在繁殖後代方面帶來重大好處。而這好處反過來又產生有助於這些技能發展的強大的選擇性壓力。通過這樣的方式，肇始於單純行為發展的東西最終可能銘刻到了人類的遺傳密碼和人類語言的深層結構之中。[6]符號交流的初級形式最早可能是一些微小的行為變化的結果，這些行為變化與我們在實驗環境下從現代黑猩猩身上觀察到的情形相類似。然而這些新的交流方式一旦相沿成習，便會增加那些出於遺傳原因而最能夠適應這些交流方式的個體繁殖後代的機會，由此而產生新的選擇性壓力。
這一討論表明，可能在很早的時候就邁出了符號語言的最初幾步，從而有足夠時間完成那些使現代語言成為可能的許多行為和遺傳變化的進化。它還表明，邁出最初幾步所需要的大腦與現代黑猩猩沒有太大的不同。但是在邁出最初幾步之後，很可能發生了進化變化，其最明顯的特徵（至少在化石記錄中）是大腦前方的前額皮質的面積及重要性有所增加。最後，只是在人類進化的較晚階段才出現了有效的符號交流的直接證據。迪肯關於符號交流的極端困難性的敘述表明：一旦邁過門檻，人類交流的質量和特性就可能發生突變——某種符合史蒂文·米森所提出的語言大爆炸的情形。
形成符號語言的最初幾步可能包括手勢和語音的結合。在實驗條件下，儘管黑猩猩使用象徵符號的能力十分有限，但它們能夠學會像征性地使用示意動作，而南方古猿在語言方面可能和現代的黑猩猩具備同等的能力。[7]不過，即使能夠觀察到南方古猿彼此交流的情形，我們可能依然無法確定這是不是真正的「語言」。迪肯解釋道：
至少可以說，最早的符號系統幾乎肯定不是成熟語言。如果今天遇到它們，我們甚至不會承認它們是語言，雖然我們會承認它們和其他物種的交流方式之間存在顯著差異。最早的語言形式很可能缺乏我們認為現代語言所具備的那種效率和靈活性……最早的符號學習者可能仍然像現代猿猴那樣，通過呼叫——表現（calland-display）的行為模式來進行大多數的社會交流。符號交流很可能只佔社會交流的很小一部分。（第378頁）
如果這一重構是正確的，則表明南方古猿具備了生活在一個符號王國中的有限能力，這種能力可能使它們產生了一定程度的抽像思維，甚至也許還有一定程度的自我意識。然而，一般來說我們應該認為，南方古猿像其他有大腦的動物一樣，生活在一個受到此刻當下的感覺所支配的經驗世界裡，而不是像現代人那樣生活在精神世界裡，在精神世界裡，我們能夠經常猜想不屬於現在的情境，包括過去與未來。[8]
對能人頭骨的研究證明，他們不僅在腦容量上大於南方古猿，組織結構也是不同的。尤其還存在大腦左右兩側分工的跡象，這在現代人類中表現為「慣用手」。與腦容量的增加一樣，這個特徵可能反映了對改進的符號能力的有所選擇，因為腦的不同部位的功能分化可能提高了人腦同時處理不同類型信息的能力。[9]迪肯提出，能人和晚期的人亞科原人可能已經掌握了和語言相關聯的其他技能：
能人與直立人可能已經具備了（比南方古猿）更強的運動控制能力，而且可能還顯示出了大約中等程度的喉部下移（因而他們的聲音種類有所增加）。和現代人言語相比，直立人的言語大概多少還不夠清晰、緩慢，而能人說話甚至可能更加有限。所以，儘管他們言語的速度、範圍或是靈活性都無法與今天相比，但至少還是擁有了現代言語中所具備的輔音特徵。（第358頁）
不過我們不應該誇大這些技能。所有早期人亞科原人都有著相對較高的喉部，這表明他們無法發出和現代人同樣範圍的聲音（尤其是元音）。即使他們說話，也可能是用輔音在其中起支配作用的有限詞彙說話。手勢或許依然擔當著交流的大部分責任。由於缺乏現代人那樣迅速、靈敏地運用符號的能力，他們的交流以現代標準來衡量可能還是有限而且遲緩的。最重要的是，我們還不曾在考古證據中發現任何跡象可以顯示與集體知識有關的適應能力得到顯著提高。
我們開始發現，正是在大約過去的50萬年間，朝向符號語言的更具決定性的轉變，連同適應創造能力的增加一併開始出現。尼安德特人有著與人類同樣容量的大腦（參見圖7.1），但對他們頭骨底部的研究表明，他們同樣沒有能力掌握現代人類語言所需要的複雜發音。這一點，再加上目前還沒有其他的明確跡象可以表明尼安德特人具有廣泛的符號行為，使我們相信，尼安德特人並沒有使用一種完全發達的語言形式，儘管他們在冰川期歐亞大陸部分區域的存在顯示出他們適應新環境的能力的確有所增強。儘管如此，過去50萬年間人類的幾個特別的種的大腦容量的迅速增長表明，一場急劇的協同進化過程正在發生，在這個過程中，對符號語言而言至關重要的若干獨特的能力同時而極其迅速地進化。其中包括喉部下移（這對控制更為複雜的發音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大腦兩半球分工逐漸明晰，以及控制呼吸、迅速準確辨認和分析聲音的能力有所提高。[10]
圖7.1 尼安德特人（智人）與人類的頭骨
左邊的頭骨是尼安德特人〔來自拉佛拉希（La Ferrassie）〕，右邊的是現代人頭骨〔來自克羅馬農（Cro Magnon）〕。現代遺傳證據表明，人類與尼安德特人的聯繫比人們曾經以為的要遠一些。選自克裡斯·斯特林格和克萊夫·甘布爾：《尋找尼安德特人》（倫敦：泰晤士和哈得孫出版社，1993年），第185頁
人類歷史何時開始？
關於人類——不只是看上去像現代人，而且像現代人那樣行動與彼此交流——存在的最早證據是什麼時候的？這是歷史學家所能提出的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因為它其實是一個關於人類歷史起源的問題。
近年來，存在兩種相當不同的回答。第一種現在是少數派，但還是有一些學者，如米爾福德·沃爾普夫（Milford Wolpoff）和艾倫·索恩（Alan Thorne）仍然堅決支持它。他們認為，在大約100萬年的時間裡，人類在整個非洲—歐亞大陸緩慢地朝著現代形態進化。因此，在整個非洲—歐亞大陸發現的過去100萬年間的每一種人亞科原人的遺存都應當被視作同一個進化的種的樣本，他們在不同地區會有所差別，其中一些特徵，包括膚色和面部特徵，一直保留到了今天。按照這一觀點，同一地域的群體持續交配，因此他們仍然是同一個種的組成部分。[11]如果這一解釋是正確的，我們必然得出結論說，人類的歷史也許長達100萬年之久，只是它最獨特的特徵直到晚近方才變得明顯起來。然而，這一研究還存在若干困難。首先，過去百萬年間化石遺存的類型繁多，它們覆蓋了廣大地域，並且存在物種個體長途跋涉的可能性，這些都使得我們很難把這些遺存視為存在同一個進化的種的證明。
第二種觀點目前比較流行，它主張現代人類在距今25萬年到10萬年之間以一種（比前述那種緩慢進化相比）極其突然的方式出現在非洲的某個地方。[12]得出這個結論的至關重要的證據來自遺傳學，不過與最近的化石發現相一致。現代人類遺傳物質的研究表明，我們在遺傳方面的變異遠遠少於鄰近的種群大猩猩。這表明人類非常年輕——也許只有20萬年。如果我們有更長的歷史，就會有足夠的時間在不同地區內部以及不同地區之間的種群裡產生更多的遺傳變化。而且，現代人遺傳變異大部分出現在非洲，表明這裡是人類生活時間最久的地方。那麼推測起來，非洲是現代人（智人）最早出現的地方。事實上，這一理論表明，在人類的歷史上，至少有一半時間，現代人類只生活在非洲。
這個認為人類的出現是一個相對突發的事件的理論，與我們對進化的典型模式的理解是相當吻合的。就像許多人亞科原人種一樣，現代人可能是通過生物學家所熟知的異域性物種形成（allopatric speciation）過程而進化的。當一個種群的成員覆蓋了一整片廣袤區域時，通常就會有一些小群體脫離開來。他們可能進入一個山谷，越過一座高山或是穿過一條河流，從而與該種群的其他成員相隔絕。如果他們停止與該種其他成員交配，那麼他們很快就會在基因方面產生與上一代種群相背離的變化。如果被隔絕的種群數目很小，新落腳點的生態環境又與原來非常不同，這種變異就會非常迅速，因為自然選擇的壓力十分強大，而且有利的遺傳變異在小團體中能夠傳播得更加迅速。另外，從純粹統計學理由看，小種群不大可能完全繼承上一代的特徵，在這樣的群體裡，變化會迅速增長（這就是「奠基效應」）。由於這些原因，在上一代種的活動範圍邊緣生活的小群體中迅速進化出新的種。如果人類也是這樣進化的，那麼所有的現代人類都是一個生活在距今20萬年到10萬年間的非洲離群小團體的後裔。如果這個小團體生活在南非，那麼他們就位於舊石器時代中期（20萬——5萬年前）亞人科原人生活範圍的邊緣地帶。
但這個理論同樣也是有問題的，即便其支持者大部分都同意：包括人類語言在內的現代人獨有的行為，其證據直到5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晚期方才出現。出自歐亞大陸和澳大利亞的考古學證據顯示，大約在5萬年前，人類行為中出現了一些極具決定性的變化。考古學家將其作為現代人類行為跡象標誌的主要有四種類型。第一是新的生態學適應，比如進入新的環境。第二是新技術，比如可能已經裝柄的小型、精製、有時標準化的石刃，還有對新原料如骨頭的使用，這些都提高了進入新環境的人類的能力。第三是更大規模的社會及經濟組織的跡象，這些跡象表現為以下幾方面的證據：長途交換網絡形成、獵取大型動物能力提高、組織與計劃能力提高。第四，在某種程度上也最重要，是間接形式的符號活動，例如各種類型的藝術活動，它們應當與符號語言的使用同時出現。根據所有這些類型的證據，許多考古學家與史前史學家提出了「舊石器時代晚期革命」的概念：一次晚近的、非常突然的人類創造性活動的繁榮，它始於距今5萬年前，標誌著人類歷史的真正起源。
但是如何解釋在現代人類的出現和現代行為的出現之間存在的明顯鴻溝呢？這是一個讓人焦慮的不解之謎。它引得一些學者推想，關鍵的改變可能發生在最近10萬年間人腦的連線方式；如果是這樣，人類歷史真正開端就要比遺傳學證據所表明的時間更晚。然而，最近美國兩位古生物學家薩莉·麥克佈雷亞蒂（Sally McBrearty）和艾莉森·布魯克斯（Alison Brooks），主要根據對非洲考古學證據的嚴密分析，對這些難題提出了一種精彩的解決方案。她們的說明與前一節裡關於語言起源的說明正好相吻合，因為它看起來論證了在大約25萬年前，生物學家所熟悉的那種基因進化的進程是如何轉化為歷史學家所熟悉的文化進化過程的。下一節將主要以她們關於非洲早期人類史的最新敘述為基礎。[13]
在《並非革命的革命》一文中，麥克佈雷亞蒂和布魯克斯指出，在非洲的考古證據中看不到在歐亞大陸和澳大利亞證據中顯而易見的突變。她們論證到，在這裡，充分的人類行為的跡象早在舊石器時代晚期以前就已出現了，也許最早是在25萬年之前，不過它的出現是零星而漸進的。關於使用小型刀具——其中有些裝了柄——以及磨石和顏料的證據，很早就已出現；其他革新技術——包括捕魚、採礦、長途貨物交換、骨器的使用，以及進入新環境的移民——的證據也比在歐亞大陸出現得早。無論是文化的改變，還是人體骨骼結構的改變，都不曾以「大爆炸」的形式出現；相反，它們是間歇而不規則地發展起來的。
非洲沒有發生過「人類革命」。相反……新特徵是逐步出現的。社會、經濟及生存基礎的特徵要素以不同的速度發生改變，並且在不同時間出現在不同地點。我們描述來自非洲石器時代中期（距今約5萬年至25萬年）的證據是為了支持下述論點：在超過20萬年的時間段內，人類骨骼構造和人類行為都間歇性地從一種陳舊模式轉化為更加現代的模式。（第458頁）
出現在非洲的明顯現象並非一場舊石器時代晚期的革命，而是一個緩慢地變化過程，這一過程看來反映了遍及許多小團體和廣大地域的「共享知識的間歇式擴散」（第531頁）。她們論證到，如果現代人類生活在小團體裡面，並且使這些技能從一個共同體向另外一個共同體發展，那麼也可以指望發生類似的情況。
此外，她們還論證到，最早的變化與一種新的人亞科原人的出現恰好在同一時間，該種近來被稱為Homo helmei，它們與現代人類的親緣關係相當近，因此把它們重新劃分為屬於我們這個種——智人——的成員，是十分必要的。到13萬年以前，甚至早在19萬年以前，確定無疑屬於智人的遺存在非洲就已經出現了，但在這兩個種之間不存在明顯的不連續性（第455頁）。總而言之，她們認為，在非洲，不像在歐亞大陸，遺傳學與行為學的證據聯合起來為人類如何起源且開始展示出其特有的生態創造力提供了一種條理清晰的說明。
H. helmei和早期智人都使用石器時代中期技術，因此很清楚，導向現代性的主要的行為變化發生在25萬——30萬年前的阿舍利文化——石器時代中期，而不是如很多人設想的那樣，在——4萬5萬年前的石器時代中期——晚期。在此，我們已經證明，許多複雜的行為在石器時代中期就已經出現了。這意味著伴隨H. helmei的出現，認知能力有所提高，並且H. helmei與智人之間存在行為的相似性和物種上的密切聯繫。可以論證，這裡所稱H. helmei的種應該更正確地將其歸為智人。如果是這樣，人類就有著大約25萬——30萬年的歷史，他的起源與石器時代中期技術的出現在時間上相一致。（第529頁）
如果麥克佈雷亞蒂和布魯克斯是正確的，我們就可以說人類歷史在距今30萬年到25萬年之間的某個時候始於非洲。
非洲的起源：最初20萬年
大約10萬年以前，人類局限於非洲，但在這裡，他們創造了新的技術和生活方式並且佔領了新環境，包括森林與沙漠。只是在距今約6萬年之後，人類才真正開始進入從前人亞科原人未曾到達過的區域，包括澳大利亞（需要具備穿越大面積水域的能力）、冰川時代的西伯利亞（需要適應極端嚴寒環境的能力），以及最終到達美洲。
關於人類在非洲那段最早（也是最長）的歷史時期的證據少得可憐。大體而言，我們知道，一旦語言出現，每一個共同體就擁有了屬於自己的歷史，其中包含豐富的史詩、英雄、災難，以及勝利。但由於我們不能看見這些歷史，因此只能描繪其大趨勢，刻意遺忘那些對個體而言關係重大的細節。對此我們無能為力，除了定期進行一些想像方面的努力以記住每一個共同體都的確有過屬於它自己的詳細歷史，它生動而充滿活力，正如今天的人們借助文字材料構建起來的任何一種歷史一樣。
這些概述對於傳統所稱「史前史」的那一整段人類歷史來說，由於缺乏文字資料，所以都是正確的。但它們格外令人信服地適用於最早期的人類歷史。在非洲的考古工作比歐洲更少，斷代工作很棘手，而且試圖根據考古證據來解釋行為通常是十分困難的。此外，我們可以預期，在這些早期日子中，集體知識的形成過程必定非常緩慢；我們也不必去尋找引人注目的精湛技術。正如麥克佈雷亞蒂和布魯克斯所指出的：「更新世中晚期的非洲早期現代人類數量還相對較少而且分散，改變只是插曲，而小團體之間的接觸也是斷斷續續的。這種情況導致了一種漸進式的發展，逐漸形成了現代人類的適應性變化。」（第529頁）
儘管存在這些困難，麥克佈雷亞蒂和布魯克斯還是為25萬年以前出現在非洲所有被認為是舊石器時代晚期革命的關鍵變化做出了有力的解釋（參見圖7.2）。新行為方式的最早的、最清晰的跡像在於石器技術的變化。其中最為驚人的是距今25萬年以後與各種形式的直立人有關的阿舍利石器技術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新興的、更精緻的石器工具，有些可能裝了柄因而可以用作矛或投擲器，這項革新使得人們能夠更安全也更準確地獵殺大型動物。至少在一把早期石刃上，發現了現代人類的獵手用樹脂來固定刀刃的痕跡，許多早期石刀的形狀適宜於安裝刀柄。[14]另外，還有利用小規模資源，如魚類和貝類的跡象。這些技術在非洲以外的地區要到距今約5萬年後才出現。
圖7.2 非洲石器時代中期（持續數萬年的時間段）的行為創新
授權引自《並非革命的革命：現代人類行為起源新釋》，載《人類進化研究》第39期（2000年），第530頁
人類也適應了新的環境，尤其是此前人亞科原人未曾利用的沙漠和森林地區。[15]新型社會組織和地方「文化」的證據出現在造型風格迥然不同的石製工具上。還有些證據顯示了形式複雜、有時距離超過數百千米的交換。這些行為表明，儘管人類大多數時間生活在家庭裡面，這些家庭又聯結成小的團體，但他們偶爾也會與其他群體發生友好接觸——有時要越過很遠的距離。這種網絡（羅伯特·賴特將之描述為「巨大的地區性大腦」[16]）的創造標誌著（人類）與我們所知道的現存猿類的社會體系的根本決裂。將之解釋為交流形式有所進步的間接證據，乃是一個很吸引人的想法。現代語言學技能的更直接的證據出現在裝飾物，以及顯然是用以研磨顏料的磨石上。二者在舊石器時代晚期之前都有發現。所有這一切，為符號化行為、符號化思維以及符號化語言的存在提供了明晰的證據。
這些證據的碎片全都是模糊不清的，但是將它們放在一起，就有助於我們拼湊出集體知識的早期步驟，而集體知識發展到25萬年之後的今天，在我們所認識的這個世界中達到了頂峰。它們還表明，集體知識與能夠使用符號語言的新的人亞科原人的出現直接相連。
集體知識的一些規則
符號語言使得人類與其他近支的種有所不同，能夠分享信息並共同學習。這種知識的積聚和分享如何能夠產生長期的變化，而將人類歷史與那些近支的種的歷史區分開來呢？在探索人類歷史的獨特時，我們需要首先關注那些決定集體知識過程的速度和地理的因素。為什麼生態革新在一些時期內慢一些而在另一些時期內卻快一些呢？為什麼在有些地區慢一些而在另一些地區卻快一些呢？正如我前文所論證的那樣，如果集體知識是人類歷史最重要的識別特徵，那麼我們顯然需要對這些問題加以密切關注。
實際上，集體知識的過程就像任何創造過程一樣不可預知。但還是有一些普遍規則在一開始就值得注意，因為它們將會表明，哪些變化最有可能促進或阻礙具有生態意義的知識積累——這些類型的知識在歲月更替中賦予了人類掌握物質世界的獨特能力。兩個要素凸顯出來：信息集聚的容量和種類，以及信息分享的效率和速度。
第一個關鍵因素涉及信息網絡的規模，或者說是能夠分享信息的共同體和個人的數量。[17]從直觀上說，隨著交換信息人口的數量和差異增加，信息交換網絡潛在的協作優勢也有望隨之迅速遞增。[18]用圖論的模型網絡來加以說明，這一規則就比較容易理解。在模型網絡中有若干個結點（圖論稱為頂點；我們所指的就是人或共同體），而整體的智能協作優勢則與這些節點之間可能的連線（圖論中的邊）數量成正比。接下來的算術問題就簡單了。兩點之間可能的連線數量是1，三點之間是3，四點之間是6；總而言之，如果結點的數量是n，則連線的總數就是n×（n-1）/2。在現實中，並非所有的連線都能夠實現。但是重要的問題在於，可能的連線數量（以及整個網絡潛在的信息協作優勢）比結點的數量增長更快，而當結點的數量增加時，兩種速率增加之間的差異也隨之增大。因此，當網絡的規模擴大時，其潛在的智能協作優勢增長得更快：「數目更大、密度更高的人群等同於更快的技術發展。」[19]
信息集聚的種類可能和容量同樣重要。相鄰的共同體，生活方式相似，或許能夠彼此幫助改良工藝與技能，但他們不大可能引入全新的理念。只有當採取不同生活方式的團體發生重要的接觸，本質上全新的信息才有可能被共享。固然，不同的生活方式通常會妨礙接觸，但有時候，比如在某些貿易形式中，它們不會起妨礙作用。事實上，凡是在同一信息網絡包含不同群體的地方，我們都非常有可能發現那種導致技術與生活方式發生顯著變化的集體知識的形成過程。
上述抽像模式表明，描繪信息網絡——信息得以在其間交換的地區——的規模和種類是十分重要的。它同樣還表明另外一個重要原則：當信息網絡的規模與種類增長時，不但會出現新知識的積累，而且會提高新知識積累的速度。在最普遍的層面上，這正是我們從長時段的人類歷史中所觀察到的情形。
第二個重要因素就是信息交換的效率。確定某個信息交換地區的規模是一回事。但是那個地區交換的速度和規律可能會發生極大的變化。信息交換的效率首先反映了不同共同體之間接觸和交換的性質和規律。而這些可能受到社會習俗、地理因素以及交流和運輸技術的制約。在同一個信息網絡中，集體知識的形成過程在不同地區可能有強有弱；由此我們可以想像，在某些地區比在其他地區信息集聚的種類更多、聯繫面更廣泛。
這些論證提出了一個有用的普遍原則：信息網絡的規模、多樣性和效率乃是決定生態革新速度的重大因素。在下面數章，我們將通過考察世界不同地區信息網絡的規模與種類，以及在這些網絡中信息積聚的不同效率，來探尋集體知識形成過程不斷變化的協同作用。
在舊石器時代，彼此接觸有限的小團體的存在使得生態信息交換進行得非常緩慢。在每個人的一生中，他遇見的人可能不會超過100個，而其一生的大部分時間可能只是在不超過10—30個屬於同一家族的團體中度過。在這樣的網絡中，能夠交換的信息顯然是有限的，而這些局限性有助於解釋舊石器時代的技術變化為何在我們看來是如此緩慢，即使以人亞科原人的標準衡量，這些技術變化其實相當迅速。
其他因素可能也減緩了變化的速度。許多小型共同體構成的社會容易在語言方面表現出巨大差異。在澳大利亞原住民部落中，幾十萬人可能擁有200種不同語言。雖然這些語言互有聯繫，但彼此迥異，只有近鄰的交流才能毫無困難。在加利福尼亞，直到1750年，尚有至少64種，甚至可能達到80種不同語言在使用，而在巴布亞新幾內亞，即使今天也還有大約850種在使用的語言。[20]文化差異可能限制了生態及其他類型的信息交換，而相鄰群體之間的遙遠距離——許多群體都需要一塊廣闊的領地來養活自己——同樣如此。總而言之，新技術和新適應在舊石器時代發展緩慢，這一發現並不讓人驚異。而且這些發展變化的出現是有地區性的，因此最早的人類社會很可能是極其多樣化的：每個群體都在其相對隔離的環境中進行自己的適應性試驗，而技術發現的積聚機會始終十分有限。
舊石器時代的生活方式
任何人在試圖確定最早的人類如何生活時都必須依靠大量的猜測。對現代狩獵群落的研究表明，他們的生活方式在細節方面彼此差異極大。不過我們還是可以相當有把握地做出一些大略的概括。[21]化石遺存數量稀少，以及我們對現代狩獵者所做的觀察都證實了早期人類的數量很少，而且以小型共同體的方式生活在一起。到底小到何種地步，我們不能確知。不過一種合理的猜測是，在一段時間裡，人口數量近似於現代黑猩猩，也許還有明顯的上下浮動。
我們之所以斷定這些團體規模很小，是因為所有現代食物採集技術都需要一片廣袤的地域以養活少量人口。例如在全新世早期的歐洲，食物採集的生活方式可以養活的人口密度為每10平方千米1人，而早期農業方式在相同面積內可以養活50—100人。[22]我們沒有理由認為舊石器時代的共同體在這方面會更加有效率。現代食物採集族群大多是遷徙的，每年不同的時間在其領地的不同地帶遷移。一般而言他們的飲食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採集食物，包括植物、堅果、塊莖，以及各種小動物。另外，他們大多數都獵取大型動物而且非常珍視其肉類，即使捕獲它們的機會很不確定；因此，小一些的、更可靠的食物常常構成他們的基本食譜。從事食物採集的生活需要對身邊的資源、鳥獸的遷移方式以及特定植物的生命週期擁有廣博的知識，因此，低估這些共同體的生態技能將是一個錯誤。
舊石器時代的人類生活得有多好？若是一個現代城市的居民進入這樣的世界，將會發現生活相當艱難，但曾經一度流行的認為食物採集族群的生活本質上是粗陋不堪的假設則是言過其實。很可能情況同樣如此，如果一個舊石器時代的西伯利亞人突然被送入21世紀，他也會感到今天的生活非常艱苦，即使表現為另外一種方式。在一篇發表於1972年的有意挑起爭議的文章中，人類學家馬歇爾·薩林斯（Marshall Sahlins）把石器時代的世界描繪成「最早的豐裕社會」。他論證到，一個豐裕的社會是「其間所有人的物質需求都能輕易得到滿足」。他認為，以某些標準來衡量，石器時代社會比現代工業社會更加符合這一標準。[23]他指出，富裕可以通過兩種途徑實現：生產更多的物品以滿足更大的慾望；或者，限制對身邊物質的慾望（「通往富饒的禪宗之路」）。他利用現代人類學的材料對石器時代的生活經驗有所瞭解，他同意石器時代人類的物質消費水平毫無疑問很低。事實上，居無定所的生活特點本身並不鼓勵物品的積累，因為居無定所的生活需要隨身攜帶一個人所需要的各種物品，這就遏制了他積累物質財富的慾望。研究表明，現代的遊牧社會可能還運用許多不同手段來控制人口增長，包括延長對孩子的哺乳期（從而抑制排卵）和一些更為野蠻的方式，比如遺棄多餘的孩子或是不再適合隨同共同體其他成員一起遷移的老人。通過這些方法，食物採集共同體就可以限制自身的需求。
儘管如此，薩林斯論證到，在這些共同體中，正常的消費水平已經超出了滿足基本要求所需的水平。食物採集民族能夠開發出極為廣泛的食物來源，因此除了在極端惡劣的環境下，他們很少遭受嚴重短缺之苦。而且小型團體的遊牧生活還能使之遠離規模稍大的定居共同體所特有的疾病。甚至更為驚人的是，人類學家曾試圖評估現代食物採集族群為謀生而用於「工作」的時間，結果表明，他們非但無須拚命苦幹才能維持生計，其工作量甚至還遠遠少於現代工業社會中大部分工薪階層或家政勞動者。對安亨（Arnhem）傳統共同體的研究表明，「人們無須努力工作。每個人每天花在獲取和烹調食物上的平均時間為4—5小時。而且，他們無須連續工作。對生活的需求是斷斷續續的。當人們獲得足以維繫一段時間的食物以後，他們就停止工作，因此他們有大量餘暇。」[24]在這裡，有著大量我們傾向於稱之為「休閒」的時間。研究其他現代食物採集共同體的學者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而且，考慮到現代的食物採集族群均被趕出了物質資源最為豐富的地區，我們幾乎不必懷疑，舊石器時代晚期的那些人——如果與現在有所不同的話——花費更少的時間用來工作。已經有很多人試圖勾勒從舊石器時代到現代隨著社會規模的增加而在工作模式方面發生的變化。概括來說，這些研究表明成年男子與女子的日常平均工作時間，在採集社會中大約為6小時，園藝勞動者大約為6.75小時，集約化的農民則大約為9小時，現代工業城市居民略有回落，大約為9小時少一點兒。隨著住所更加固定、容納東西更多，花在「家務」上的全部時間有所增加，但是男子所承擔的家務則隨著社會規模的擴大而減少。另一方面，隨著居家用品開始更多從專業人員那裡獲得，用於製作及維修居家用品的時間減少了。[25]
總而言之，薩林斯的結論是，石器時代社會是一個豐裕的社會，因為大多數基本需求都能通過最少的壓力和努力得到滿足。薩林斯的文章可能是有意誇大其詞，意在顛覆傳統認為人類歷史由採集而農耕而工業社會的轉型中唯有進步的觀念。我們沒有什麼理由認為，石器時代人類的預期壽命會遠遠高於30或40歲，而且毫無疑問，許多人死於如今完全可以避免的方式。但是薩林斯所特意強調的基本悖論是無法迴避的：人類社會不斷增長的「生產能力」所造成的後果是，生活在其中的人們渴望得到更多的東西，但是用於自由享受所有物的空閒時間卻變得更少。生產能力的提高養活了更多的人，可是很難證明它們同時也提高了人類的滿意程度。人類就整體而言越來越擅長於從環境中攫取資源，但我們不能自動把這種變化與「改善」或是「進步」等量齊觀。
最早的人類可能和大多數人亞科原人一樣，生活在由10—20個相互關聯、共同遷移的成員所組成的家族團體中。家庭乃是一個大多數人一生中的大多數時間都生活在其中的共同體。由於他們（作為人類）彼此交談，我們也可以相當確信，他們認為那些離自己最近的人是「家人」或「親屬」。所有靈長目動物都在我們可以寬泛地視作「家庭」的團體中過著群居的生活。但是只有隨著符號語言的出現，才能分享關於家人和親屬的理念。這意味著親屬意識（不論是基於血緣紐帶還是基於社會關係紐帶，如婚姻）成為早期人類歷史中人類社會網絡的基本組織原則。埃裡克·沃爾夫（Eric Wolf）在其簡單但影響深遠的社會結構模型中，認為建立於「親屬秩序」之上的社會構成了人類共同體的主要類型，該類型甚至以多種不同形式一直留存到現代社會。[26]不過家庭群體很少完全隔離地生活，就像現代家庭一樣，每一個家庭通常都是一個彼此關聯的共同體所形成的網絡的一部分，他們定期聚會，特別是當食物供應足以養活大量人口的時候。在這種聚會中（在澳大利亞以舞蹈晚會而知名），小群體可能與至少包括某些近親在內的其他一些團體交換信息甚至人員。在這些網絡中，親屬意識可以確定你是誰，你能夠信任誰，你必須提防誰。
許多現代社會的類比研究表明，舊石器時代的親屬意識深深地嵌入了獨特的舊石器時代的經濟關係裡面。我們也許可以通過想像一個社會的萬有引力來理解這些關係。人類是極其熱心的社會動物，因而每一個人都對其他人溫和地發出一種吸引力，因此人類總是作為團體而生活在一起。但是每一個團體也溫和地影響著相鄰團體的思想、物品和人群。我們已經看到，甚至現代（極具社會性的動物）黑猩猩也以交換例如肉等有價值的物品，來鞏固共同體內部的聯繫。而在人類這裡，信息、物品及各種禮物的交換提供了一種社會引力，把家庭等關係密切的團體聯結在一起。這些交換不應被視為現代意義上的貿易，而是一種禮物的饋贈。在基督教世界，聖誕節就是這種交換的現代遺留物，禮物本身（想想那些襪子、領結以及廉價香水）並不像它們所象徵的社會關係那樣重要。在這樣的場合下，交換禮物主要是為了維持良好的關係而非出於經濟利益。人類學家把這種交換背後的準則稱為互惠。[27]互惠在於通過贈送禮物而建立良好的關係，以此作為對未來的一種保障。羅伯特·賴特引用了對因紐特人生活的一種描述，很好地表達了這個觀點：「對（一個因紐特人）來說，存放剩餘食品的最佳位置是另一個人的胃。」[28]
互惠的對立面就是復仇。凡是互惠無法避免衝突的地方，個人或家庭就以復仇來回應自己所遭受的不公。畢竟，在小型的、無國家的共同體裡，如果個人或家庭不強烈地伸張正義，就沒有其他人會為他們討回公道了。人類學家理查德·李報道了一個現代事例，表明死刑在舊石器時代可能意味著什麼：
特維（Twi）殺死了三個人，其共同體罕見地發動了一次一致行動，於光天化日之下伏擊特維並且使他遭到致命的傷害。他躺在地上奄奄一息，所有男人都朝他射毒箭，直到——按照一個消息提供者的說法——「他看上去像一隻豪豬」。接下來，他死了以後，所有的女人和男人一起走近他的屍體，用矛戳他，象徵性地為他的死亡共同承擔責任。[29]
大規模的戰爭和大規模貿易一樣，在舊石器時代可能是很少見的。就絕大多數情況而言，交換禮物（同樣包括負面意義的禮物，如暴力與侮辱）依然是個人以及「家庭」的行為。然而，這些交換對人類的生存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建立起知識、聯盟和互助的體系，這一體系包含了眾多不同家庭，並且覆蓋了廣袤的地域。我們還確信，即使在舊石器時代群體性暴力也確曾出現，就像在現代家庭，以及現代的非人類靈長目動物中一樣。[30]
雖然我們不能確定，但是人們很可能認為其社會網絡延伸到了非人類的世界。符號語言使得人們有可能進行想像並且分享所想像的對象。這樣的分享乃是一切宗教思想的基礎。對於小團體宗教的現代研究表明，在最早的人類共同體的想像中，整個宇宙是和親屬網絡聯繫在一起的。圖騰思想——相信特定的家族或世系與特定的動物相聯繫，能夠以動物的形式再生——反映了一種認為人類與動物世界具有近親關係的觀念，而這種觀念似乎直到今天還蔓延滲透在小型共同體裡。超自然世界可能也一直被視作一個特殊的但是可以進入的王國——幾乎就像是一個獨立部落的領地，你可以與它的佔有者談判、戰鬥，或是通婚。這是一個人們在死後肯定可以，甚至在世時就能前往遊歷的國度。當他們這樣做的時候，儀式和親屬的象徵提供了一種兩界通行證。現代薩滿向超自然的存在祈求、討價還價，甚至「結婚」，以便使之平靜下來或確保其帶來恩寵。首先，他們要進獻食物或以牲祭取悅或安撫神靈，所以互惠的禮物饋贈塑造了人與神的世界之間的關係，同時也塑造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親屬思維與宗教之間的關係甚至在現代宗教中仍然存在，常常把先驗存在描繪為父母或是祖先，必須向他們饋贈禮品或是「犧牲」以示尊敬。但是在相對平等的共同體裡，諸神的世界似乎也被認為是平等而且是個人主義的。克裡斯托弗·蔡斯——鄧恩（Christopher Chase-Dunn）和托馬斯·D.霍爾（Thomas D. Hall）敘述了歐洲殖民之前的加利福尼亞北部的情形：
在眾多的權能和神明之間幾乎沒有等級之分。許多族群認為是魔法師科約特（Coyote）創造了宇宙。沒有哪一個家族或是哪一支世系與神靈或神聖的祖先有特別聯繫。相反，找出那些將能成為他或她的特別盟友的靈力並且與之建立聯繫是每一個人自己的事情。一個擁有許多這種「力量」的人更有可能成為薩滿，但是每一個人都是自己與神靈的世界建立聯繫。這種宗教的宇宙學與長者為先或是等級制度的主張是相當抵牾的。[31]
不過，至少在一個方面，舊石器時代關於世界的思想可能與人類歷史上晚些時候的典型思想大有不同：它比較具體。人們與之打交道的不是普遍意義上的「神」，而是這個精靈，或是那種魔力，正如他們的技術也沒有普遍化，而是高度具體的，與這群麋鹿或是那片森林，以及那條海岸線有關。就我們的理解而言，這種特性可能就是舊石器時代的宗教及宇宙觀為什麼總是與某個特定的地域有特別密切聯繫的原因。[32]由於舊石器時代的共同體規模相當小，他們關於世界的思想缺乏現代人對普遍性和一般性的特有的關注。只有這些特定的地方才是最要緊的，這些地方是所有那些重要事物的源泉。澳大利亞澳北區的亞拉林（Yarralin）部落的霍布思·達奈亞利（Hobbles Danaiyarri）曾對德博拉·伯德·羅斯（Deborah Bird Rose）說過一句話，從中我們可以抓住幾分這種感覺：「一切都來自大地——語言、民族、鴯鹋、袋鼠、青草。這就是法則。」[33]
「擴張化」：舊石器時代晚期的移民及其影響
舊石器時代的族群規模很小，彼此之間的交換很有限，這使得生態知識的積累非常緩慢，以至於人們常常誤認為這一時期根本就沒有技術革新。事實上，我們雖然不易看到細節，但是仍然可以確信，在舊石器時代共同體內部仍有大量的生態學知識在不斷積累。實際上，由現代回溯，我們比當時的人更容易看到，變化確實在發生，因為在回溯既往的過程中凸顯出來的變化（這些變化與當時生、死以及其他重要的生活事件正好是相對立的）大多是在很大時間範圍內發生的，因而在個人的生命歷程中是根本無法被注意到的。[34]經過數萬年時間，人類在非洲的生存環境無論面積還是多樣性都有所增加。我們可以有效地使用「擴張化」（extensification）這個刺耳的詞彙來描述，與之相互補充的是一個比較熟悉的概念——加強化（intensification）。擴張化是指人類的活動範圍雖然有所增加，但是人類共同體的平均規模或密度卻未必同時隨之提高，因而人類社會的複雜性幾乎也沒有增加。擴張化包括小型群體逐漸進入通常與他們所離開的地區毗鄰而且條件類似的新地區。人類之所以用這種方式遷移，部分原因是他們有這樣做的適應機能，而與我們有親緣關係的物種，如黑猩猩，則缺乏遠離它們進化的棲息地的能力。至於遷移的動機可能各有不同，從家族族群的內部衝突到地方性的人口過剩等等。不過關鍵是要注意到，擴張化並沒有改變族群的平均規模，即使會導致人類的活動範圍和現代人的整體數量慢慢地擴大。所以，儘管人類面對新的居住地必須經常做出一些微小的調適，在這個過程中他們也的確在各種不同的新環境——從熱帶森林到北極凍土——中開發了生活所必需的各種新技術，但是集體知識的協同優勢並沒有顯著的增長。
不論其原因何在，也不論以現代眼光來衡量其速度何等緩慢，這些變化在重複許多次之後，經過也許7000代到8000代人和25萬年的時間，最終使現代人擴散到了除南極以外的所有大陸居住。現代人類在非洲以外出現的證據始於大約10萬年前。最早的證據是中東地區大約10萬年前的現代人類頭蓋骨。這意味著現代人類與尼安德特人在同一時間生活於中東，至少在這一地區，這兩個物種的成員甚至可能曾經相遇。[35]與更早的人亞科原人一樣，現代人發現很容易圍繞地中海向東，或者向西，或者向亞洲移民，因為歐亞大陸東南部的環境與非洲極其相似。
人類首次向環境迥異的地方移民，乃是進入薩胡爾（Sahul，包括現在的澳大利亞和巴布亞新幾內亞）、冰川時期的西伯利亞大草原，以及歐亞大陸北部的極地苔原（參見地圖7.1和7.2）。任何更早的人亞科原人都沒有如此移民，所以它們是現代人類生態創造力提高的重要證據。在更為寒冷的北緯地區居住的艱難困苦，通過現代人由中東向歐洲和歐亞內陸移民所耗費的漫長時間而得以體現。現代人最早出現在這些地區大約是在4萬年以前。4萬年到3萬年前，人類出現在烏克蘭，然後大約在2.5萬年前抵達西伯利亞北部某些地區。最後，生活在西伯利亞東部的一些共同體到達美洲——也許是乘船，也許是徒步穿越白令海峽（在當時最後的冰川期較寒冷的時候是裸露的）。我們知道，人類在1.3萬年以前就已經進入美洲，不過也有跡象顯示，他們也許在更早的時候——可能早在3萬年前——就已到達那裡了。
地圖7.1 冰川期冰川作用的區域
資料來源：尼爾·羅伯茨：《全新世環境史》第2版，牛津：布萊克韋爾出版社，1998年，第89頁
地圖7.2 距今10萬年前智人的遷移
同時，一些人首次開展了意義重大的航海活動——從今天的印度尼西亞到薩胡爾。一直到20世紀60年代，還沒有找到人類於1萬年前遷移到澳大利亞的有力證據。但是，此後現代人到薩胡爾定居的時間被推前了。人類肯定在4萬年前就已抵達，可能還要更早。以最新的熱釋光斷代法來檢驗最近的證據，結果顯示澳大利亞北部安亨（Arnhem）地區的馬拉孔納甲（Malakunanja）巖洞早在大約6萬年前就已有人類居住，而1974年在新南威爾士的蒙科（Munko）湖發現的一具骨骼最近被確定為距今6.8萬年至5.6萬年。[36]這些日期非常重要，因為更早的人亞科原人從未遷移到薩胡爾。即使在最後的冰川期海平面低於現在高度的時候，到達薩胡爾也需要至少65千米的航程。在其他時候，這一距離至少在100千米。任何想要從帝汶島或蘇拉群島航行到薩胡爾的人都必須是頂尖的水手。而且他們還必須是審慎的策劃者，因為偶然漂流到薩胡爾的人口是不會龐大到足以形成長期殖民地的。因此，順利遷移到薩胡爾需要一些我們從未在任何更早的人亞科原人那裡發現過的新技術（參見地圖7.2）。對現代人基因變異的仔細分析進一步證實了化石記錄中明顯可見的人類移民的歷史。它們表明，東亞與澳大利亞的種群在距今5萬多年前發生分離，而美洲印第安人與北亞種群的分離則發生在1.5萬年到3.5萬年前。[37]
隨著人類遷移到這些新環境，他們必須發展新的技術。控制火的能力有所改進，這大概是舊石器時代晚期所有技術進步中最重要的內容之一。我們知道，某些匠人/直立人的共同體可能已經開始用火，但是方法很有限。現代人以多種更有效的方式使用火。火被用來取暖、抵禦食肉動物的侵害，也用於烹食。這一進步使得加工和利用原本不可食用的食物成為可能：熱量軟化肉類纖維，破壞植物毒素，後者是從塊莖植物到豆類的很多植物物種在進化過程中所形成的一種自我保護。[38]火還被用來改造整塊地界的風貌，這也是狩獵和採集的補充手段。在一篇著名的文章中，澳大利亞考古學家裡斯·瓊斯（Rhys Jones）把這些技術稱為「刀耕火種」（fire stick farming）。[39]刀耕火種的農業故意用火在灌木叢中燒出規則的圓形地帶。部分目的是為了防止用可燃物質建造的房屋引發更猛烈、更危險的大火。但是通過清除低矮灌木，刀耕火種的方法也促進了新植物的生長，把那些可被獵取的食草動物吸引了過來。最近的研究顯示，人類可能早在4.5萬年前就已使用了這些技術。[40]不過，至少在溫帶地區，它們在此之後就一直連續使用，對整個生物群造成了深遠的影響。斯蒂芬·派恩（Stephen Pyne）寫道：
溫帶地區幾乎沒有一種植物共同體不受火的選擇性影響，而且，由於直立人在整個世界的擴散，火被帶到地球上幾乎每一片土地上。許多生物群相繼讓自己適應了火，就像生物群常常適應洪水和颶風一樣，以至於適應變成了共生。這樣的生態系統不僅寬容火，而且經常鼓勵使用火，甚至需要火。在許多環境下，火是最有效的分解方式，是決定某些物種相對分佈狀況的重要選擇壓力，也是有效的營養循環甚至整個族群循環的方式。[41]
在世界的許多不同地區，在舊石器時代晚期以及比較晚近的時期，都可以找到各種用火的形式。[42]庫克船長在18世紀沿著澳大利亞海岸航行時，看見了灌木叢燃著的煙；麥哲倫看見了火地島巨大的煙柱。現代人類學研究也揭示了人類在北美用火的漫長歷史。[43]根據I. G. 西蒙斯（I. G. Simmons）的敘述：
北艾伯塔的比弗（Beaver）印第安人有一種成熟而精心調試的用火方式。他們有意燒掉田里的某些農作物，使它們作為資源的價值得以最充分的發揮。他們在森林中開闢出空地或者開闊地（「院落」），用火燒的辦法加以維護；溪流的青草岸、濕地、小徑及田埂（「走廊」）也是用同樣的方式創造和養護的，這兩類地方都是獵物可能集中或經過的地區。人們也在圍繞湖畔和池塘邊設置陷阱的地方，以及大片倒伏的枯木覆蓋的空地放火，不這樣做的話這些資源就無法利用；事實上這些舉動很危險，如果在夏天點燃，有可能引起熊熊烈焰，而印第安部落控制著時間和地點，只產生一些地表火。於是「院落」和「走廊」可以沿著火燒之後自然形成的交叉地帶完好保存下來，或者他們也可以利用自然形態作為起點，並且保持其原貌。[44]
火的使用是如此普遍，以至於荷蘭社會學家約翰·古德斯布洛姆（Johan Goudsblom）認為它形成了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偉大的技術飛躍。[45]
在比較寒冷的氣候裡，改進的狩獵技術至關重要，因為雖然可以得到的植物食物比南方稀少，但是在冰川期的俄羅斯以及北美大草原上，有可以獵取的大群食草動物。在東歐地區，技術創造的新形式的證據非常充分。在這個地區，舊石器時代晚期的創新可能包括最早的紡織品及陶器，這些技術一度被認為最早出現在新石器時代。2.8萬年到2.4萬年前的摩拉維亞（Moravian）低地遺址表明，燒陶和紡織品可能用以製作網和籃子，以及簡單的衣服。[46]還有證據顯示，舊石器時代晚期的東歐，尤其是北部地區，服裝方面的進步。在靠近俄羅斯弗拉基米爾（Vladimir）的桑吉爾（Sungir），有一座距今2.3萬年的墓葬；它包含有一個男孩和一個女孩的遺物，兩人都身著串著小珠子的衣服，小珠子的位置表明，這些裘皮製成的衣物精心裁製而且很合身。女孩的墓穴更加精緻一些。墓中有超過5000顆的珠子，許多象牙矛和其他的象牙飾品。男孩的墓中同樣有許多珠子，還有一條用250顆雕刻的狐狸牙製成的腰帶、一副手鐲、一掛垂飾和一尊象牙雕成的猛犸像。許多舊石器時代晚期的遺址還包括骨針。[47]
人類的居住變得更加專門化了。在今烏克蘭和俄羅斯西南部的證據尤其令人吃驚，這裡的建築顯示出系統性和周密的計劃。[48]而最令人詫異的是，某些地區的共同體極其有效率地開發當地的資源，以致變得不那麼具有居無定所的特徵了。關於舊石器時代晚期「村民」的最清晰的證據同樣來自烏克蘭，奧爾加·索弗（Olga Soffer）研究了那裡差不多30個舊石器時代晚期的遺址，其中許多都有猛犸骨和用以存放凍肉的地窖。與此相關聯的是其他一些不那麼永久的遺址，它們位於遠離河谷的高地之上，可能是暫時性的夏季狩獵的營地。最早的以猛犸骨搭建的住所距今約2萬年，但是類似的住所在第聶伯河盆地通常靠近河谷地區的許多遺址中都存在。在第聶伯河畔的梅茲裡奇（Mezhirich），有大量集中的猛犸骨，還有精心製作的爐膛和許多獸骨或象牙飾品。住所以猛犸骨搭造框架，部分掘入地下，房頂覆有獸皮。這裡大約有5處住所，每間80平方米左右，可以容納10人。比起容易腐爛的木頭，猛犸骨是更好的建築材料，建造者不僅用它們做支架，還用它們做「帳篷的樁腳」。他們把猛犸骨深深打入地面，在上面鑿出孔穴，插入木樁。他們還把猛犸骨劈碎，用作燃料。[49]這些定居點很可能是30人左右的小團體的冬季營地，他們每年使用這些定居點可能長達9個月。他們建造這些定居點的仔細程度反映出這些定居點相對比較持久的性質。在科斯坦基（Kostenki）第21號遺址，沿著頓河河岸200米長的地帶分佈著若干住所，彼此相隔10—15米。一處靠近沼澤地的住所有一塊地方用石灰石厚板鋪成，目的在於防潮。還有一些看起來具有宗教意義的物品，比如在科斯坦基發現了兩具公牛頭骨面具。這些遺址可能是舉行年度集會或宗教儀式的地方，以便加強相關群體內部的團結。[50]這些冰川時代的村民依靠凍肉塊為生，他們把肉存放在地窖裡，（食用的時候）以火融解。肉類大多為食草動物，如猛犸和野牛，它們在夏季和秋季最為肥美，這正是人類的狩獵季節。每年到了狩獵季節，一些居民就遷移到臨時的夏季營地；回來以後就把獵物的肉存放起來，儲物的地窖從深度來看是從永久凍土的最頂層開掘的，在短暫的夏季時表層凍土會有所融解。[51]
在這樣的環境裡生存，既需要社交層面的技能，也需要技術層面的技能。在惡劣的環境下，知識與工具一樣至關重要。現代人類學研究表明，知識得到高度重視，它被仔細地編撰並保存在故事、宗教、歌曲、繪畫以及舞蹈之中。許多線索暗示我們，在舊石器時代晚期，有許多信息以及多種貴重物品的交換——有時還穿越廣袤的領域。這並不意味著此類交換是固定的，但它的確說明信息得到了廣泛傳播，儘管緩慢而時斷時續。在大約2萬年前最後一次冰川期最寒冷的那段時間裡，從比利牛斯山脈到頓河流域之間出現的那些讓人震驚的維納斯雕像，就是這種傳播的絕好例證。而更讓人驚訝的是，舊石器時代晚期歐洲西南部與蒙古西部的洞穴壁畫的類同之處。[52]在薩胡爾，同樣有證據顯示物品與思想在廣闊的地域得到傳播。澳大利亞西部的威爾基·米亞（Wilgie Mia）赭石礦已被開採了數千年，其中運用的技術包括木製腳手架、擊碎巖壁的重石，以及一種為挖掘埋在岩石裡的赭石而用火燒硬的楔子。礦脈裡的紅赭石——可能像征著黃金時代某位神明的血——從澳大利亞西部穿越整個大陸而被販運到遙遠的昆士蘭。[53]
令早期人類得以進入越來越具有多樣性的環境，並遷居到世界主要大陸的技術，說明人類總數有所增加。但是很難估算舊石器時代人口是如何增加的。大多數計算工作所依賴的無非就是審慎的猜測。而且在一開始就應該承認，這裡還有一個危險，即從這些數字得出的任何推論，我們僅僅是再次發現最初的猜想背後的假設。然而，如果這些估算是準確的——即使有很大誤差——它們也會提示我們一些清晰而重要的結論。雖然早期人類的數量無疑很小，而且可能上下波動明顯，但我們還是發現，在15萬年的時間裡，人類在非洲之內的活動範圍顯著擴大了。這種地域上的擴大表明早期人類的總數也有所增長。正如我們在第6章所強調的，遺傳學證據顯示，現代人的數量在10萬年以前的最後冰川期開始的時候，曾經下降到極其危險的程度（也許只有1萬個成年人）。[54]然而，某些現代人遷移出非洲——首先進入中東，然後，大約從5萬年前開始，進入歐亞大陸的中部和北部地區，以及東亞和澳大利亞——必然意味著自那以後人口的數量有了迅猛的增長。最後冰川期稍晚時期的惡劣環境也許減緩了人口增長，但是人類遷移到全新的環境，如西伯利亞和美洲大陸，則可能在全球範圍內正好造成了相反的影響。人口增長的一個間接跡像是舊石器時代晚期定居點的遺址數量有所增加：從黑海北部到北方冰原之間，只發現6處尼安德特人遺址，但是卻發現了500多處距今5萬年前以來的人類遺址。[55]意大利人口統計學家馬西莫·利維——巴奇提出，大約3萬年前舊石器時代晚期全球人口為「數十」萬，而大約1.2萬年前最後的冰川期晚期則為大約600萬（參見表6.2和6.3）。[56]
如果我們接受這三個數字——最後的冰川期開始時的1萬人，舊石器時代晚期前段的猜測約50萬人和另一個猜想的數字，1萬年前最後的冰川期結束時大約600萬人——我們就能計算出早期人類大致的人口增長率。從表面看，這些數據顯示，人類數量在距今10萬年到3萬年期間以每世紀大約1.006的係數增長，人口翻番的時間大約為1.25萬年；從距今3萬年到1萬年間，世界人口增長率約為每世紀1.013，人口翻番大約需要5600年。
和其他任何一種大型哺乳動物相比，這些增長率都是相當迅速的。但是以後來人類歷史的標準來看，它又相當緩慢。表6.3顯示，農業時代人口翻番的平均時間減少到了舊石器時代晚期的1/6。而到近現代，人口翻番的平均時間再次減少，大概是農業時代的1/8。我們有一種辦法可以對這些時代的差異從總體上加以感受：那就是估算平均人口密度。地球表面陸地的總面積（包括南極）大約為1.48億平方千米。用不同時期世界人口的數量除以這個面積數，我們得到一個假想的平均人口密度：距今1萬年前是每25平方千米1人；到距今5000年前，同樣面積可容納大約8人；距今2000年前，大約42人；到公元1800年，大約160人；而今天，則為大約1013人。這只是一種說明方式，表明自從舊石器時代晚期以來，世界人口已經從600萬增加到大約60億，增加了1000倍。正如本章所證明的那樣，這個驚人的變化始於舊石器時代晚期，此時人類首次進入非洲的新地區。
人類對生物圈的影響
雖然在現代人類看來，使這種擴張成為可能的技能也許還很粗糙，但是它們表明，人類對生態的控制能力顯著提高。這種提高足以對舊石器時代的環境產生重大影響，刀耕火種就是一個絕好的例證，因為在數千年間定期焚燒地表，看來能夠改變大片區域的風貌，此種改變有時是相當徹底的。[57]在澳大利亞，親火的物種如桉樹在刀耕火種的生產方式下數量成倍增長，而其他物種卻衰亡了；由此，在歐洲移民認為是「自然」景觀的清一色的澳大利亞桉樹其實乃是人類的傑作，就像18世紀英國風景如畫的花園一樣。
舊石器時代人類共同體影響其周圍環境的另一個重要形式就是導致其他物種滅絕。改進的狩獵技術和火的使用日漸增加，可能都發揮了作用，而人類向新環境的擴散也起到了作用。特別受到威脅的是許多大型物種，或者大型動物：大型哺乳動物、爬蟲和鳥類，它們繁殖速度慢，因而更容易造成種群的突然衰落。猛犸、長毛犀牛，以及愛爾蘭的巨型麋鹿，在歐亞大陸的北部和中部地區消失了；馬、象、大型犰狳，以及樹懶，在北美消失了。[58]在澳大利亞，很多種大型的有袋類動物消失了，包括雙門齒獸，這是一種高約2米，像樹袋熊一樣的生物（參見圖7.3）。它們看起來是在人類首次到達以後的1萬年間消失的。[59]達爾文的合作者阿爾弗雷德·華萊士（Alfred Wallace）早在1876年就注意到，在世界許多地區——從太平洋到歐亞大陸到美洲——都在不同程度地發生物種滅絕的現象：「我們生活在一個動物種類不斷減少的世界中，其中所有最大的、最兇猛的、最古怪的動物近來都已消失，而對我們來說，這毫無疑問是個更好的世界，因為它們都不見了。不過，一個不可思議、幾乎未曾充分研究的事實就是：如此眾多的大型哺乳動物突然滅絕，不是僅僅發生在一個地方，而是遍及地球表面的大半陸地。」[60]
長期以來，科學家們一直在爭論氣候變化和人類的過度捕獵對這些滅絕現象哪個更為重要。二者可能都起了作用，但當我們開始更加準確地確定這些物種滅絕的時間時，證據便增加了：新殖民的地區如西伯利亞、澳大利亞和美洲的主要物種滅絕，與人類的到來在時間上相一致。[61]這些都是物種滅絕情況最嚴峻的地方。澳大利亞和美洲可能喪失了70%——80%的體重在44千克以上的哺乳動物；在歐洲，大約40%的大型動物消失了，而在非洲僅有大約14%。[62]而在最近時期，在太平洋群島等地的物種也特別容易受到傷害，那裡的動物此前沒有和人類打交道的經驗。目前還沒有發現任何跡象表明，在此之前的更新世氣候發生迅速變化的時期發生過同樣迅速的物種滅絕，這個事實也支持了人類活動與物種滅絕有關的主張。不管原因是什麼，大多數大型哺乳動物在澳大利亞和美洲的消失將證明影響極其重大。由於消滅了一些可能最終被馴化的物種，在這一廣袤地域農業的出現可能被延緩或者阻止了，同樣可能還導致這些地區缺失一種重要的潛在能量來源。[63]
圖7.3 滅絕（和矮化）了的澳大利亞大型動物的陰影圖
左邊的人類獵手可以使讀者對這些動物的體型產生一些概念。摘自蒂姆·弗蘭納裡：《未來食客：澳大拉西亞的土地和民族生態史》，新南威爾士，查茨伍德：裡德出版社，1995年，第119頁；經彼得·穆雷（Peter Murray）授權使用
舊石器時代物種滅絕的故事有一個悲慘而驚人的結局。在那些由於人類的擴張而被滅絕的物種裡，很可能包括保存到最後的一支不屬於我們人類的人亞科原人。正如我們所知，尼安德特人有著和現代人類同樣大的腦容量，而且他們的創造力足以使他們遷移到從前人亞科原人從未居住過的今俄羅斯和歐洲的寒冷地帶。但他們可能因為缺少一種發達的符號語言，所以顯然不具備現代人所具有的技術創造力。在中東，現代人與尼安德特人曾經同時存在，而且這一地區的現代人似乎還使用過與毗鄰的尼安德特人相類似的工具。但是這兩個種使用相類似的工具的方式有所不同。對現代人遺留下來的獵獲物骨骼的研究顯示，大多數動物是在夏季或冬季被捕獲的，而來自尼安德特人遺址的同類證據則表明，捕獵活動整年都在進行。換句話說，現代人的活動範圍可能更廣，捕獵時更有選擇性，而尼安德特人則一年到頭都固守在同一個地方。這種微妙的差別可能表明兩個種之間更為深刻的差異。現代人更大的流動性表明，他們在不同的群落之間有著更為頻繁的接觸，而且可能在更廣泛的範圍內分享信息，而尼安德特人的群落和個體之間都保持著比較隔絕的狀態。在現代食物採集共同體中，尤其是在更為寒冷的地區（也許類似於最後冰川期的中東），不同群體之間的信息分享對生存來說可能是至關重要的。同時，自給自足程度較高而機動性較低的群體可能更容易受到突發生態危機的傷害。這樣的群體由於狩獵方式效率較低，可能還必須消耗更多的身體能量才能存活下來。這種需求可以解釋為什麼尼安德特人看上去是如此健壯，他們狩獵更多是依賴個人猛力而不是集體智慧。[64]
隨著時間的流逝，現代人分佈得更為廣泛並且最終進入尼安德特人所佔據的地區，這些差異便產生了作用。其中一個地區可能就是法國南部，在最後的冰川期晚期，這裡可能是舊石器時代晚期的歐洲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或許這也是此處何以集中了80%的歐洲史前壁畫的原因）。[65]在法國，有證據表明尼安德特人的共同體堅持度過了最後冰川期的大部分時間，並且還可能試圖從他們的鄰居那裡借鑒一些新技術，但是幾乎沒怎麼成功。最後的尼安德特人於2.5萬年到3萬年前在歐洲西南部的某地消失了。類似的情況很可能也發生在同時期歐亞大陸東端，因為有證據表明，其他人亞科原人種群可能在那裡和尼安德特人一樣生存到很晚，也許到5萬年甚至2.7萬年前才消失。[66]
即使在舊石器時代，現代人精湛的生態技巧具有破壞性和創造性兩個方面。舊石器人類的遷移行為、他們的洞穴藝術，以及他們的技能理當贏得我們的尊敬，但是這麼多種其他大型動物——包括人亞科原人唯一一支倖存的種群的滅亡，極大地提醒我們，人類歷史具有更大殺傷力的一面。
本章小結
最近的研究表明，大約在25萬年前非洲出現了具備符號語言和集體知識能力的現代人。漸漸地，一個共同體接著一個共同體，人類發展了新的技術並開始學習在新的環境中生活。大約始於10萬年前，人類開始走出非洲，進入此前人亞科原人從未到達過的地方，在這些土地上生活需要全新的生態技能。現代人在6萬年到4萬年前佔據了薩胡爾大陸，大約在3萬年前佔據了冰川期的今俄羅斯，而來自西伯利亞的移民肯定在1.3萬年前甚至更早就佔據了美洲。隨著人類的擴張，他們首次開始對生物圈產生重大影響：用火來改變自然風貌，大量捕獵更新世大型動物，乃至使之滅絕。到最後的冰川期結束時，人類佔據了除太平洋諸島嶼以外世界上所有可以居住的地方。他們同樣也使唯一倖存的另一支人亞科原人走向滅絕。
延伸閱讀
人類的早期歷史是一個極其複雜的領域，有許多謎團和爭議。有幾部優秀的綜述性讀物，包括彼得·博古茨基（Peter Bogucki）的《人類社會的起源》（1999年）；戈蘭·布倫哈特（Goran Burenhult）編的《圖說人類歷史》（5卷本，1993——1994年）；羅傑·盧因的《人類進化》第4版（1999年）；伊安·塔特薩爾的《成為人類》（1998年）；理查德·克萊恩（Richard Klein）的《人類生涯》（1999年）；路易吉·盧卡（Luigi Luca）和弗朗西斯科·卡瓦利——斯福爾薩（Francesco Cavalli-Sforza）《人類大散居》（1995年）；克裡斯·斯特林格（Chris Stringer）和羅賓·麥凱（Robin McKie）的《走出非洲》（1996年），以及羅伯特·溫克（Robert J. Wenke）的《史前史的范型：人類的前3000年》（1990年，第3版）。本章很多都倚重近期的一篇優秀文章：薩莉·麥克佈雷亞蒂和艾莉森·布魯克斯的《並非革命的革命》（2000年），但是該文是否能得到普遍認可，現在還不知道。語言的早期歷史同樣是頗具爭議的。目前關於這個問題各種爭議的著述有：泰倫斯·迪肯《使用符號的物種》（1997年），史蒂文·米森《心智的史前史》（1996年），亨利·普洛特金《意識的進化》（1997年），約翰·梅納德·史密斯和厄爾什·紹特馬裡《生命的起源》（1999年）和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的《語言本能》（1994年）。克萊夫·甘布爾（Clive Gamble）的《時代行者》（1995年）將關注社會關係和社會網絡的變化，這是近期關於舊石器時代歷史的最佳綜述之一。蒂姆·弗蘭納裡的《未來食客》（1995年）對薩胡爾地區早期人類的生態影響做了極好的闡述，他的另一部近著《永遠的邊界》（2001年）論述了北美的生態歷史。奧爾加·索弗的著作（參見參考書目中所列文章）是理解俄羅斯冰川時期殖民的基礎。史蒂文·瓊斯等人編著的《劍橋人類進化百科全書》（1992年）也對本章的許多細節幫助很大。
[1] 亨利·普洛特金：《意識的進化：進化心理學入門》（倫敦：企鵝出版社，1977年），第248頁。
[2] 史蒂文·米森：《心智的史前史》（倫敦：泰晤士與哈得孫出版社，1996年）一書對有關語言獲得的各種理論進行了概括說明，對其論述內容的簡單摘要可以參見約翰·梅納德·史密斯和厄爾什·紹特馬裡：《生命的起源：從生命誕生到語言起源》（牛津：牛津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143—145頁。關於語言中的模塊性，參見史蒂文·平克：《語言本能：語言與意識的新科學》（紐約：企鵝出版社，1994年）。
[3] 史蒂文·米森：《心智的史前史》。
[4] 參見泰倫斯·W. 迪肯：《使用符號的物種：語言與腦的聯合進化》（哈蒙斯沃思：企鵝出版社，1997年），特別是第10章；史蒂文·平克認為，如果真的存在明顯的腦力模塊或「器官」，它們看起來可能也更像路上被車軋死的動物而不是我們所熟悉的器官如心臟或肺（《頭腦如何工作》，紐約：W. W. 諾頓出版社，1997年，第30頁）。
[5] 「類比通過記號與對像之間的相似性來達成，線索通過二者之間的某種物理或時間聯繫來達成，而符號則無關於記號或對象的任何物理特性，通過某種正式的或僅僅是被承認的聯繫而達成。」（迪肯：《使用符號的物種》，第70頁）下文中對出自該書的內容將以附加說明的方式引用。
[6] 迪肯：《使用符號的物種》，第322—324、345頁。
[7] 迪肯：《使用符號的物種》，第84—92頁。
[8] 關於語言對時間感的影響，參見約翰·麥克龍：《說話的猿》（貝辛斯托克：麥克米蘭出版社，1990年）和《大腦如何工作：精神與意識的入門指南》（倫敦：多林·金德斯利出版社，2002年），尤其是第56—58頁。
[9] 迪肯：《使用符號的物種》，第310—318頁。
[10] 迪肯：《使用符號的物種》，第340、353頁。
[11] 克裡斯·斯特林格和羅賓·麥凱在《走出非洲》（倫敦：凱普出版社，1996年）一書中做了精彩的論述（第48頁及其後）；還可參見艾倫·G. 索恩和米爾福德·H. 沃爾普夫：《人類的多元進化》，載《科學美國人》，1992年4月，第28—33頁。
[12] 關於這一範式的遺傳學證據的討論，參見路易吉·盧卡·卡瓦利——斯福爾薩和弗朗西斯科·卡瓦利——斯福爾薩：《人類的大散居：差異與進化的歷史》，薩拉·索恩譯（馬薩諸塞，雷丁：艾迪遜威斯利出版社，1995年）。
[13] 薩莉·麥克佈雷亞蒂和艾莉森·布魯克斯：《並非革命的革命：現代人類行為起源新釋》，載《人類進化研究》第39期（2000年），第453—563頁。出自該篇文章的引文此後將在正文中以附加說明的方式引用。
[14] 麥克佈雷亞蒂和布魯克斯：《並非革命的革命》，第497頁。
[15] 麥克佈雷亞蒂和布魯克斯：《並非革命的革命》，第493—494頁。
[16] 羅伯特·賴特：《非零：人類命運的邏輯》（紐約：蘭登書屋，2000年），第51頁。
[17] 「網絡」這個比喻可能在世界歷史中被用得最多。威廉·麥克尼爾：《西方的興起：人類共同體的歷史》（芝加哥：芝加哥大學出版社，1963年）一書認為，不同的人類共同體之間的交互作用是世界歷史變化的主要驅動力。在他的最新作品，與約翰·麥克尼爾合著的《人類之網：世界歷史概觀》（紐約：W. W. 諾頓出版社，2003年）中，「交互作用網絡」的比喻進一步發展完善。
[18] 林恩·馬古利斯和多里昂·薩根：《生命是什麼？》（伯克利：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1995年）一書第8頁對這個術語有精闢的定義：「美國建築師R. 巴克敏斯特·富勒（1895—1983）用『增效作用』這個詞（來自希臘語synergos，意思是合作）來描述物體各部分協同作用之效果大於各部分單獨作用之和。」
[19] 賴特：《非零》，第52頁；書中第4章「看不見的腦」討論了這樣一個普遍準則：增長的人口密度易於促發革新。
[20] 關於對語言種類在世界歷史進程中減少的概述，參見弗朗西斯·卡爾圖寧和阿爾弗雷德·W. 克羅斯比：《語言死亡、語言起源和世界歷史》，載《歷史學刊》第6卷，1995年第2期，第157—174頁；關於1750年加利福尼亞的數據，參見第159頁；現在的巴布亞新幾內亞，參見第173頁。
[21] 關於對現代食物採集族群的研究能在若干方面幫助我們想像舊石器時代的生活方式以及這種類推法的局限的例證，參見艾倫·W. 約翰遜（Allen W. Johnson）和蒂莫西·厄爾（Timothy Earle）：《人類社會的進化》（斯坦福：斯坦福大學出版社，2000年），特別是第2章和第3章。
[22] 科林·倫弗魯：《考古學與語言：印歐語繫起源的謎題》（哈蒙斯沃思：企鵝出版社，1989年），第125頁，對於人口密度給出了一個較低的估計；馬西莫·利維——巴奇：《簡明世界人口史》，卡爾·伊普森譯，牛津：布萊克韋爾出版社，1972年，第26—27頁，則做出數值略高的估計。
[23] 馬歇爾·薩林斯：《原始的豐裕社會》，載《石器時代經濟》（倫敦：塔維斯托克出版社，1972年），第1—39頁；引文見第1頁。
[24] 薩林斯：《原始的豐裕社會》，第16頁。
[25] 艾倫·W. 約翰遜和蒂莫西·厄爾：《人類社會的進化》（斯坦福：斯坦福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14頁。
[26] 埃裡克·R. 沃爾夫在《歐洲與沒有歷史的人民》（伯克利：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1982年）第2章中對「血族秩序」、「收取貢賦」和「資本主義」社會模式有所描述；對食物採集生活方式的另一種同樣聚焦於血族結構的解說，可參見艾倫·W. 約翰遜和蒂莫西·厄爾的《人類社會的進化》的第一部分「家庭層面的團體」。
[27] 互惠主義的經濟學原則在卡爾·波拉尼及其追隨者的作品中已經有所探討，可以參見卡爾·波拉尼、康拉德·M. 阿倫斯伯格、哈利·W. 皮爾遜編：《早期帝國的貿易與市場：歷史與理論中的經濟》（格倫科：自由出版社，1957年）。或者，關於對卡爾·波拉尼理論的介紹，參見S. C. 漢弗萊：《歷史學、經濟學和人類學：卡爾·波拉尼的著作》，載《史學與理論》第8期（1969年），第165—212頁。
[28] 賴特：《非零》，第20頁。
[29] 理查德·李：《朵貝地區的桑族人》（紐約：霍爾特、萊茵哈特和溫斯頓出版社，1984年）；艾倫·W. 約翰遜和蒂莫西·厄爾：《人類社會的進化》，第75頁引用。
[30] 艾雷尼厄斯·艾布爾——艾貝斯費爾特：《侵略與戰爭：它們是作為人類的一部分嗎？》，參見戈蘭·布倫哈特編：《圖說人類歷史》第1卷：《最早的人類：人類起源及其至公元前1萬年的歷史》（聖盧西亞：昆士蘭大學出版社，1993年），第26—27頁。
[31] 克裡斯托弗·蔡斯——鄧恩和托馬斯·D.霍爾：《興廢更替：世界體系比較研究》（科羅拉多，博爾德：韋斯特維爾出版社，1997年）。
[32] 托尼·斯溫：《陌生人的地盤：澳大利亞原住民史》（劍橋：劍橋大學出版社，1993年）一書中對位置意識在原住民的宗教和宇宙論思想中所起的支配作用進行了精彩探討。還可以參見德博拉·伯德·羅斯：《豐饒的土地：澳大利亞原住民的風土觀》（堪培拉：澳大利亞傳統委員會，1996年）。筆者謹向提供參考資料的弗蘭克·克拉克致以謝意。
[33] 霍布思·達奈亞利語，羅斯在《豐饒的土地》第9頁引用。
[34] 在米爾恰·伊利亞德雖然難懂但卻非常重要的作品《永恆輪迴的神話或宇宙和歷史》（威拉德·R. 特拉斯克譯，紐約：哈珀出版社，1959年）中，給出了一些關於這些社會如何察知變化的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