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非各方鼎力相助，這本書可能要在進入21世紀之後許久才能完成，內容的份量與深度也會不如現在的水平。我在喬治敦大學歷史系的幾位同事，1998年夏天花了大半時間評論我的原稿（多數人都有看完）：托馬索·阿斯塔裡塔（Tommaso Astarita）、卡羅爾·本尼迪克特（Carol Benedict）、埃梅特·柯倫（Emmett Curran）、凱瑟琳·葉夫圖霍夫（Catherine Evtuhov）、艾利森·蓋姆斯（Alison Games）、戴維·戈德弗蘭克（David Goldfrank）、安傑伊·卡明斯基（Andrzej Kaminski）、戴維·佩因特（David Painter）、阿維爾·羅施瓦爾德（Aviel Roshwald）、傑克·魯迪（Jack Ruedy）、喬丹·桑德（Jordan Sand）、吉姆·謝德爾（Jim Shedel）、朱迪絲·塔克（Judith Tucker）、約翰·圖蒂諾（John Tutino）。他們的專業讓我免於頻頻出錯的窘境。喬治敦大學其他幾位閱讀了部分手稿的同事，也給予了同樣的協助：化學系的賈尼絲·希克斯（Janice Hicks）；生物系的馬莎·魏斯（Martha Weiss）；國際事務學院的蒂姆·比奇（Tim Beach）、默裡·費什巴赫（Murray Feshbach）與理查德·馬修（Richard Matthew），以及政府學系的史蒂夫·金恩（Steve King）。任教大學部的同事都願意慷慨分擔我所交付的重擔，令我感到十分幸運。
有幾位在1998年到1999年由我授業的學生，也欣然閱讀了部分原稿，並針對如何改善內容提出意見：丹·布蘭德托（Dan Brendtro）、埃裡克·克裡斯汀森（Eric Christenson）、朱莉·克裡維（Julie Creevy）、佈雷特·愛德華茲（Brett Edwards）、凱蒂·芬利（Katie Finley）、賈斯廷·奧斯特（Justin Oster）及吉爾·沃爾（Jill Wohrle）。20世紀90年代初期一班頂尖優秀學生的熱情參與，讓我接觸到全球環境史：肖恩·卡普頓（Sean Captain）、布拉德·克拉布特裡（Brad Crabtree）、南希·戈盧比斯基（Nancy Golubiewski）、埃琳娜·加曼迪亞（Elena Garmendia）與泰裡·威拉德（Terri Willard）。這幾年他們不斷詢問、關心本書的寫作進度，因而鞭策了我。其他讀過全文或部分內容並協助修正的親友與（各領域的）同事包括彼得·坎貝爾（Peter Campbell）、比爾·克洛南（Bill Cronon）、麗貝卡·戴維斯（Rebekah Davis）、唐·休斯（Don Hughes）、約翰·凱爾麥裡斯（John Kelmelis）、格雷格·馬吉歐（Greg Maggio）、鮑勃·馬克斯（Bob Marks）、伊麗莎白·麥克尼爾（Elizabeth McNeill）、威廉·麥克尼爾（William McNeill）與肯特·雷德福（Kent Redford）。同時還感謝艾利森·凡·基奧奈特（Alison Van Koughnett）與喬治·弗爾提斯（George Vrtis）的協助，為我送上許多相當有用的研究資料。
我能夠花上兩年全職撰寫此書，要感謝幾家機構的鼎力支持。富布賴特計劃（Fulbright）讓我能到新西蘭奧塔哥大學（University of Otago）歷史系宜人的環境中工作六個月。我要感謝羅布·拉貝爾（Rob Rabel）與埃裡克·奧爾森（Erik Olsen）的安排，讓我在這亞南極地區濱海度假勝地停留期間一切順利，而我也在這一期間開始認真思考寫作本書。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在1996年到1997年提供我研究學人獎學金，那裡的知識環境也提供了極大的支持，特別是在午餐時段。那一年有許多研究員對我的作品幫助良多，尤其是泰瑪·卡普蘭（Temma Kaplan）與沃爾夫·費捨爾（Wolf Fischer）。威爾遜中心的研究助理也讓我的工作進度更快：克裡斯琴·坎維捨爾（Christian Kannwischer）、彼得·考克西斯（Peter Kocsis）、安格利吉·帕潘托尼歐（Angeliki Papantoniou）及白新田（Toshuko Shironitta）。1997年到1998年古根海姆基金會（Guggenheim Foundation）提供研究學人獎學金，讓我能夠窩在自家閣樓中完成本書第一份初稿。還有喬治敦大學准我請假兩年，並在這幾年間額外提供研究方面的支持。
我在針對本書議題發表看法時，多次得到耐心聽眾提出相當有用的提問或評語，包括新西蘭的奧塔哥大學、梅西大學（Massey University）與坎特伯雷大學（University of Canterbury）的聽眾；威斯康星大學、卡內基梅隆大學與阿姆斯特丹大學的聽眾；以及美國環境保護署（United State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的未來小組（Futures Group）。
我受諾頓出版社全球世紀系列（Norton』s Global Century series）主編保羅·肯尼迪（Paul Kennedy）所托撰寫此書。我要感謝他從一開始就對我深具信心，並在其後保持耐心。我還要感謝諾頓出版社的史蒂夫·福爾曼（Steve Forman），他讓本書字數不至於膨脹至最終版本的兩倍，而他針對文字所做的修改常令我無地自容，同時也不忘持續為我打氣。我還要感謝蘇珊·米德爾頓（Susan Middleton），以無私不懈的態度讓本書文字更加一致且精準。
在茱莉·比林斯利（Julie Billingsley）長期努力的奉獻下，我才得以完成這本書。這麼多年來，她對我的支持實在不可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