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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序

已有的事,後必再有;

已行的事,後必再行。

日光之下,並無新事。

豈有一件事人能指著說這是新的?

哪知,在我們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

已過的世代,無人記念;

將來的世代,後來的人也不記念。

——《聖經·傳道書》第一章第9至11節

《聖經·傳道書》的章節多半來自古人的實用智慧。但時至今日,上面這段話已顯過時。太陽底下的確存在著新鮮事。與《傳道書》完成時的公元前第三或第四世紀一樣,現今人類生活中仍充斥著邪惡與徒勞無功,但人類在自然界中的地位已今非昔比。至少從這方面來看,人類必須切記現代還是與過去有所不同。

老鼠、鯊魚及歷史

本書是一部環境變革的歷史,也是專為環境變革史所寫,講述的是20世紀全球環境的變遷,以及與人類相關的起因與後果。希望通過接下來的篇幅,說服讀者接受下列幾個相關論點。第一,無論就環境變遷的強度還是人為因素的集中程度來說,20世紀都超乎尋常。第二,這種生態的獨特性,其實是社會、政治、經濟與知識的偏好與模式下超乎預期的結果。第三,我們的思想、行為、生產及消費模式乃因應現今環境而生,也就是為了適應現在的氣候與全球生物地球化學(biogeochemistry)、20世紀豐沛的廉價能源與水源、人口快速增長,以及日益快速增長的經濟等現象。第四,如果環境產生變遷,表示這些偏好與模式適應性不足。最後一個論點與未來有關,但既然本書以歷史為主,在此我就不深入追蹤。我還希望借由討論上述主題說服讀者,地球的現代生態史和人類社會經濟史必須並列討論才有意義。

我認為這些論點相當有趣,因為這暗示我們人類這個物種正不知不覺地在進化方面走了一步險棋。就生物進化的長期過程來看,最佳的生存策略就是適應、追求各種維生之道,並使適應力最大化。這是因為對於有些物種而言,不論它們適應特定環境的能力有多強,終究還是會出現一些足以滅種的意外、衝擊和重大災害。如果一個物種能度過足以滅絕其他競爭對手的週期性衝擊而生存下來,就等於在進化上大獲全勝:因為有充足的開放生態區位(niche)空間供其棲息。對這類優勢物種當中的個體來說,能夠度過週期性衝擊並生存下來,就代表有更多的生存空間(Lebensraum),讓它們在空間與時間中散佈自己的基因足跡(genetic footprint)。長遠來看,人類已憑借其適應力,在生物層面享有極大優勢。部分品種的老鼠亦然。

適應力並非在進化上取得優勢的唯一策略。另一策略是盡可能去適應現有環境。如果環境穩定的話,這種策略能維持一段時間。考拉只吃桉樹葉,熊貓只吃竹子。這兩種動物都追求特殊化,只要有充足的桉樹與竹子就好。兩億年來鯊魚面對大型海洋生物的獵捕、殺戮及食用,仍適應得很好,正是因為儘管海洋歷經許多重大變化,還是能充足供應鯊魚所需的食物。

老鼠與鯊魚的策略,在人類社會中也有(約略)類似的情況。數千年來,文化演進塑造人類事務的程度,更甚於生物演進。就像老鼠和鯊魚,人類社會也在不經意中追求適應力或高度適應的生存策略。例如在法老時期的埃及、封建時期的歐洲或中國歷代皇朝,對當時生態(或其他)環境的細膩適應力,成了穩定(請勿與和平混淆)社會秩序的基礎。當環境持續不變,這些社會就能持續繁榮,但從長遠的角度來看,卻也因為成功而面臨更嚴重的危機。只有在治理條件維持不變的狀況下,才能借由不斷微調去適應環境(也就是鯊魚的策略)而維持優勢。成功往往容易成為守舊、習以為常與僵化。但這樣的策略並不是不好:它還是可以運作數世紀之久。或者說在以往可能持續運作,因為當時人類還缺乏破壞全球生態的能力。

到了20世紀,全球生態日趨不穩並因此越來越適合老鼠生存,因而人類社會常須採用鯊魚策略。我們在不斷變遷的環境中極力適應。大約有1/4的人類,因穩定氣候、廉價能源與水源、快速的人口與經濟增長等條件,而得以享受完全可預見的生活方式。其餘絕大多數的人,則只能嚮往這樣的生活方式。我們的制度與意識形態,也同樣建構在相同的前提上。

這些前提並非不堪一擊,但也僅止於暫時。自上一次冰河時期結束後,一萬年來地球氣候一度少有變化;不過現在卻正快速變遷。約始於1820年的化石燃料時代,廉價能源為其特色之一。除了少數特例,造福眾人的廉價水源主要可回溯至19世紀。從18世紀中葉起人口快速增長,經濟快速增長則約始於19世紀70年代。仰賴這些環境條件繼續存在,其實是個相當有趣的賭注。在整個20世紀中,有越來越多的人以及越來越多的社會,(在不知不覺中)接受了這場賭注。

這並不是一場愚蠢的賭局。當國家與社會必須在高度競爭的國際體系中尋求自保,當企業在高度競爭的市場中尋求利潤與權力,當個體在高度競爭的社會中尋求地位與財富,這場賭局確實相當吸引人。只要眼前的狀況持續,持反對意見的人就會失敗。所以你不認為這場賭局你會輸,除非你眼光夠遠,或認為現今的環境很快就會改變。而讓這場賭局更加有趣的是,現今環境變遷的概率增加,正由於20世紀人類的所作所為。

兩種讓人類在生態方面獲致長期成就的特質,即適應力與聰明的頭腦,讓人類在近代建立起以化石燃料為根基的文明,而這種文明對生態極具破壞性,不但注定帶來意外的結果與衝擊,而且它所帶動的變遷只有利於適應力強、頭腦聰明者。人類在這場變遷中茁壯、繁衍的速度更甚以往。我們創造了一場永無止境的生態知覺障礙機制,有如對其他較弱勢物種發動了一場全球性陰謀。但我們其實沒有這麼聰明。這種永無止境的知覺障礙機制,是人類不知不覺中進行社會進化過程中,數不清的野心行動與各種努力下意外產生的副產品。

在撼動全球生態以利自身繁衍的同時,人類也根據自己創造出來的新環境來建構社會。舉例來說,現代美國就是建構在廉價能源的基礎上。這個策略其實不差:20世紀大部分時間能源確實相當廉價,而美國就跟其他社會一樣完全且成功地適應了這樣的環境。但這樣的成功也意味著,一旦環境改變,任何調整只會更加艱難。儘管美國在許多方面都稱得上是特別有彈性的社會,就生態而言卻是一條鯊魚。許多具有影響力與權勢的美國人已意識到這點,因此著手打造足以維持廉價能源的內政外交政策。看1991年的海灣戰爭就知道了。

人類的生物優勢或許並未面臨嚴重風險。從物種的角度而言,我們比較接近老鼠而非鯊魚。從另一方面來看,社會秩序才是許多社會的風險所在。只要我們持續造成嚴重的生態干擾,嚴重的社會緊張就是我們揮之不去的命運(而這種生態干擾與社會緊張都是現代常見的現象)。就這樣,地球的歷史與人類的歷史緊緊聯結,且現今程度尤甚以往,兩者缺一均難以理解。

一個歷史學家的自白

本書討論的是人類與環境,而非那些非人為造成或不論起因為何都不可能影響人類事務的生態變化。希望所有想要瞭解完整的歷史背景,以及想從歷史脈絡來瞭解環境變遷的人,都會對本書產生興趣。

所有史學家在寫作時都有自己的觀點與偏見,而這就是我的觀點與偏見,本書是以人類為中心。據說美國幽默作家羅伯特·班奇利(Robert Benchley)曾用魚的觀點,以大西洋鱈魚業為題寫作。英國歷史學家阿諾德·湯因比(Arnold Tonybee)出版過《從花的觀點看羅馬革命》(The Roman Revolution from the Flora』s Point of View)一書,書中的植物主角還會說話。[1]從旅鼠或青苔的觀點來寫20世紀的世界環境史,可能會很有趣,但我的想像力不及於此。本書還會略去許多生態變遷,純粹因為它們與人類歷史關聯不大。

歷史學家主要是對變遷感興趣。本書將聚焦於出現大規模變遷的時間與空間,省略掉許多持續發生的案例。一望無際的南極冰層、毛裡塔尼亞沙漠、加拿大凍原、太平洋深不見底的水域,百年來其實並無太大改變。我對這些案例著墨不多,而會多討論印度尼西亞的森林與倫敦的空氣質量。這意味著我在環境變遷案例的選擇上有很嚴重的偏頗。研究工業革命或班圖人大遷徙的歷史學家亦是如此:變遷通常要比長期現象更加吸引人。

現代有關環境的著作,通常會以好壞來評價變遷,卻鮮少透露評斷的標準。在許多案例中,我將避免以此方式評斷,因為環境變遷往往有利於某些人卻對其他人有害,對有些物種有益卻對其他物種有害。我將盡可能解釋某種發展對哪些人(或事物)有害,又對哪些人(或事物)有益。如果它終究不利於所有生命形態,我將放棄所有努力,以超凡的客觀態度將之定義為退化、掠奪、毀滅之類的行為。澳大利亞墨累——達令盆地(Murray-Darling basin)的鹽化就是一種退化。讀者可以自行思考,美國森林遭到砍伐的現象是好是壞?也希望讀者能思考:這好壞又是針對誰的標準而定?

這個問題的答案很複雜,取決於以誰的利益為主(巴西農場主人、農民、橡膠採集工、美國印第安人等)、如何評價砍伐森林在全球大氣變遷中的角色,還有對全球變暖前景的看法、對亞馬孫地區生命形態逐漸滅絕的重視程度、它們的基因信息及其在週遭生態圈中所扮演的角色。還得看牽涉到多少亞馬孫區域、森林砍伐的速度,以及土地使用模式與相關生態系統。這些都是決定答案的因素,而且還不止於此。在這樣複雜的狀況下,我將嘗試勾勒出環境變遷的衝擊,但也讓讀者自行判斷到底是好是壞,是進步抑或退化。對那些不喜歡把問題複雜化、偏好簡單道德標準的人而言,本書是令人失望的;對那些喜歡用金錢這種簡單量化方式的人而言,本書是令人失望的;對那些不喜歡獨立思考的人,本書特別令人感到失望。希望經過這番篩選,還會有許多讀者願意繼續讀下去。

[1]Toynbee 1965,2:585–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