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發現，人類歷史上農業時代一再出現的模式之一，就是馬爾薩斯危機（參見第 6 章和第 10 章），危機爆發期間，人口增長在速度上快於食物生產，由此導致饑荒、戰爭和人口減少。還有一個更大的模式，即複雜性的不斷增加，在這個模式中，更多的能量流經各種體系，同時也出現了數量更多的構成部件。我們在現代時期也會遭遇新的馬爾薩斯危機嗎？人類社會會變得更複雜並且（或許）更容易崩潰嗎？
21 世紀早期，許多跡象表明，隨著支撐全球文明的化石燃料逐漸耗盡，我們將面臨一次重大的馬爾薩斯危機。從比較宏觀的視角來說，地球氣候的變化如此迅速，以至於我們可以說，人類已經走到了大約 1 萬年以來相對穩定的氣候的終點，這意味著，我們現在處於一個更不穩定的、快速變化的時期的邊緣。
與此同時，正如我們在前一章所見到的，人類活動對地球的影響非常巨大，因此，一些地質學家宣稱，全新世（最後一次冰期以來的 1 萬年）已經終結，人類世開始了。
為了討論近期的未來，我們首先得描述我們在長期時刻表中的位置，然後考察積極方面和消極方面，最後探究下一個 100 年要回答的一些關鍵問題。
現狀
當前，許多人以大量證據論證道，人類以往的行事方式不會持續太久，工業化社會的整個事業——以燃燒化石燃料為基礎、並且致力於無休止的發展——不再是可持續的，或者無法延續到任何長期的未來。
這種結論的原因是複雜的、多維度的和相互聯繫的。我們在後面「不祥的趨勢」部分會更詳細地描述它們，不過，這些原因可以概述如下。人口不斷增長，儘管速度有所減慢；食物供應變得更不穩定。石油供應將逐漸減少；一些人認為，現在的石油生產已經達到最高峰。植物、動物和其他生命滅絕的速度很快，以至於有人宣稱這是第六次大滅絕。許多生態系統遭受的人為破壞已經超出了可持續性，而化石燃料的燃燒排放出來的二氧化碳，正在促進快速的全球變暖過程。
我們可以用人類足跡（human footprint）這個術語來表述上面的段落，它是指人類對地球再生能力——有時候稱為地球的「承載能力」——的集體需求。根據美國國家科學院 2002 年一項研究做出的推斷，在大約 1980 年，人類足跡可能首次超過了地球的承載能力。
許多科學家得出的結論是：在接下來幾十年，人類面臨一個選擇，他們要麼一如既往地前進，直到某種全球崩潰；要麼尋找方法來避免崩潰，比如，更充分地控制自然，或限制人類的物質慾望，或把這兩種策略結合起來。
美國生理學家賈裡德·戴蒙德是關注崩潰的一個主要貢獻者，他在 2005 年出版了暢銷書《崩潰：社會如何選擇成敗興亡》。在這本著作中，戴蒙德列舉了幾個因崩潰而陷入戰爭、疾病、饑荒和生態破壞的社會（格陵蘭島的諾斯人、阿納薩齊人、拉帕努伊島〔復活節島〕、古典時期瑪雅低地），同時也討論了避免這種災難的社會（格陵蘭島的因紐特人、印加、德川幕府時期的日本）。一些歷史學家懷疑戴蒙德對過去成敗的判斷無法得到證實（參見麥卡納尼和約菲合著的《質疑崩潰》），不過，大多數史學家相信，我們確實面臨許多嚴重危險。
至於下一個 100 年全球崩潰是什麼樣子的，我們現在還無從知曉。在接下來的內容中，我們將描述指向崩潰的不詳趨勢，以及能夠避免崩潰的積極趨勢。
不詳的趨勢
新聞媒體為了銷售它們的產品會誇大其詞，非營利組織為了取悅贊助人也會誇誇其談，在考慮過這些因素之後，我們也得承認，一些趨勢確實是危險的和不祥的。在這部分內容中，我們從四個方面來概述它們：人口增長，化石燃料的有限性，氣候的不穩定性以及生態系統的破壞。
人口增長
人口在晚近的增長速度前所未有（參見第 12 章）。1950 年到 1990 年間，人口在短短 40 年時間就翻了一番。1990 年之後，增長速度下降，人口數量現在每 58 年翻一番（參見圖 13.1）。此前的人類歷史還從未出現過人口在一個人有生之年增加一倍的現象，然而，在今天，年齡超過 60 歲的人都見證了這一點。
圖 13.1 1950 年到 2050 年間世界人口增長率（估計值）。
最近幾十年，大多數國家的全球人口增長率（人口增長在世界人口中的比例）已經下降。1965 年的增長率大約為 2%，2010 年大約為 1.2%。但是，每年的人口增長數依然與 1965 年相當！
沒有人知道未來人口數會是多少，因此，聯合國做了一系列預測。在它的近期預測中，世界人口的中間估計值為 2050 年的 89 億，最高估計值為 106 億，最低估計值為 74 億，最低值假定世界各地的人們很快會轉向低於替代水平的生育率（每對夫妻生育的孩子數）。
如果生育率只是下降到替代水平（或者說每對夫妻大約 2.1 個孩子），那麼，人口還會繼續增長 70 年。因為孩童和年輕的、處於生育年齡的人，在今天的人口中占較大比例，而這又是最近人口增長的結果。這種現象被稱為「人口膨脹」或「人口慣性」。
人口預測在不同國家呈現出巨大差異。在包括西班牙、日本、俄國和德國在內的一組國家（大約有 33 個國家），人口預計會保持穩定或有所下降，因為生育率在下降。在包括萊索托和斯威士蘭在內的另一組國家，人口也在減少，因為死亡率在上升。其他一些國家——包括中國和美國——已經把生育率降低到了替代水平，不過，由於前面提到的人口膨脹，它們的人口仍然在增長。還有一些國家，尤其非洲和其他不發達地區，人口繼續快速增長，儘管出生率在下降。如果下降趨勢持續下去的話，到 2050 年，它們的人口增長會降低到替代水平。
從 2000 年到 2100 年，隨著歐洲人口在全球人口中的比例從 12.0% 下降到 5.9%，非洲的比例從 13.1% 增長到 24.9%（幾乎增加一倍），世界人口分佈將發生引人注目的改變。2050 年之前，北美人口會通過接納移民而不斷增加；此後，聯合國的預測排除了進一步的移民人口。到 2100 年，聯合國預測的最高人口值為 140 億，適中的數值為 90 億，最低數值為 56 億。
世界人口絕對數是人類足跡的一個因素；另一個因素是個體造成的影響（這取決於他們的消費水平）。發達國家的公民消費遠遠超出發展中國家的公民消費。如果中國達到 2005 年美國的消費水平，人類對地球的影響有可能倍增。因此，在衡量我們對生物圈的影響時，消費水平與純粹的人口數量一樣重要。
化石燃料的有限供應
直截了當地說，我們可以用「廉價石油的終結」來概述這部分內容。石油生產已經達到最高點了嗎？沒有人知道。樂觀主義者認為，至少 2020 年之前不會。悲觀主義者宣稱，產量已經達到最高值。石油不會完全耗盡；它的開採成本會越來越高，而供不應求的狀況會促使油價飆升。
我們在第 11 章已經討論過，在幾千萬年前的某個時期，當融化的冰川淹沒低地時，石油逐漸形成。微小的海洋生物（顆石藻、硅藻以及有孔蟲類）沉入海底，形成沉積物，在上部岩石壓力和下部地熱的雙重作用下，這種沉積物轉變成石油。
主要的石油資源只形成於地球上某些地區。世界石油儲量 25% 來自沙特阿拉伯，中東佔有剩餘石油儲量 60% 強。世界石油年產量從 100 年前約 1 億桶增加到現在約 200 億桶。
石油價格由市場供求力量設定。然而，石油供應由各產油國的政府決定。1960 年，為了與蘇聯和美國爭奪對世界石油市場的控制權，11 個國家成立了一個企業聯合（一些競爭公司為了共同利益而組成合作性集團），即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該組織的成員國努力就石油產量達成一致；沙特阿拉伯的儲量足以使它生產廉價的石油，因此，它能夠通過迅速增加或減少產量來影響油價。在最近幾十年，石油產量出現三次急劇下跌——1973 年到 1974 年阿拉伯石油禁運時期（對第四次中東戰爭做出的反應）、1979 年伊朗革命時期以及 1991 年海灣戰爭時期——每次下跌都引起美國和世界經濟的短暫蕭條。
如果我們把所有化石燃料（石油、煤炭和天然氣）考慮在內，那麼，我們發現，到 2009 年，它們佔全球生產的所有能源的 80%，可再生能源（來自陽光、風力和水力等可再生資源的各種能源）占 12%，核能佔 8%。美國人口大約是世界人口的 4.5%，但是使用了世界石油的 20%，同時，美國一半以上的電力以煤炭為燃料。德國和日本不產石油，它們制定了節能政策，鼓勵更經濟地使用能源，儘管這些社會也會揮霍一些石油。
化石燃料不僅創造了我們的電力、驅動了我們的汽車，它們也有助於供養世界上 70 億人口。化石燃料提供的能源被用來製造現代農業的肥料。它們抽出地下水，為那些把農作物送到廚房的拖拉機和其他車輛提供動力。它們被用來生產和配送殺蟲劑與除草劑。總有一天，剩下的化石燃料將無法以合理成本加以開採。與石油相比，煤炭和天然氣的那一時刻會更遙遠一點。在從化石燃料向其他能源形式的轉變過程中，世界上的人們等待的時間越長，和平和秩序就越少，轉變必然變得更混亂和暴烈。讓文明遠離正在支撐它的燃料，同時又不破壞現代工業文明，這麼做或許困難重重，就像當初發展這種文明那樣。
不穩定的氣候
碳是地球上生命的核心元素，然而，在我們時代，它已經威脅到過去 1 萬年維繫人類社會的相對穩定的氣候。怎麼會這樣呢？
氣候研究技術的最新發展——冰核取樣、對大氣中二氧化碳的長期測量——表明，氣候變化是宏大歷史的常態，過去 1 萬年是相對穩定期，儘管存在一些波動。20 世紀早期，少數科學家預見到了燃燒化石燃料排放出來的二氧化碳會引起全球變暖。他們歡迎這種升溫，因為正如前面的模式所顯示的，一萬年溫暖期之後將出現另一個冰期。威廉·拉迪曼（William F. Ruddiman）等當代研究者現在認為，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原因在於農耕以來的森林砍伐以及工業化以來的煤炭燃燒——很可能阻止了地球重新回到增強的冰期。
由於氣候通常按照自身的方式改變，因此，人類不願意承認他們應當對氣候在當前發生的任何變化負責。不過，到 1970 年為止，1958 年以來二氧化碳年增長值得到直接的測量（參見圖 13.2）。科學家開始警告說，人類向大氣中排放的二氧化碳（導致了溫室效應）正逐漸對氣候變化產生重大影響。1988 年，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和世界氣象組織（WMO）成立了一個由世界著名氣候科學家組成的團體，即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旨在監視氣候變化。儘管氣候變暖現在已經得到政治和經濟領袖廣泛承認，不過，許多民眾還沒有接受這個現實。
圖 13.2 大氣中的二氧化碳，1957 年到 2010 年。
這幅圖表——著名的基林曲線（the Keeling Curve）顯示的，乃是夏威夷莫納羅亞天文台（the Mauna Loa）測量到的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查爾斯·戴維·基林（Charles David Keeling，1928—2005）在斯克裡普斯研究所（加州大學聖迭戈分校）工作。他是定期測量大氣中二氧化碳含量的第一人，也是讓世界關注二氧化碳含量增加的第一人。2013 年 5 月，二氧化碳濃度在 300 萬年時間裡第一次達到 400 ppm
為了理解溫室效應，我們可以想一想停在陽光下的一輛汽車，它就像一間溫室，因為太陽的能量進入汽車比逸出汽車更容易。地球大氣中某些微量氣體讓地球變成了一間溫室；它們保留了到達地球的太陽熱量，而不是把它們反射回太空。如果我們的大氣中沒有這些微量的溫室氣體（水蒸氣、二氧化碳、甲烷、臭氧、氯氟烴以及其他氣體），那麼，地球平均溫度大約為零下 11 攝氏度，或者說遠遠低於冰點。其中的原因在於，地球大氣的主要成分氮和氧並不吸收地球反射到太空的紅外線熱輻射。
在現在的地球大氣中，二氧化碳的含量很小，僅僅為 0.04%，或者說每單位體積 380 ppm（乾燥空氣中二氧化碳分子數與分子總數的比例）。在地球歷史中，二氧化碳含量一直在變化，從原初時期幾乎清一色的二氧化碳到舊石器時代的 190 ppm，再到工業革命啟動之際的 280 ppm。冰核樣本——它們內部的氣泡含有史前大氣的微小樣品——表明，在過去 80 萬年，二氧化碳含量的自然變動範圍處於 180 ppm 到 300 ppm 之間。我們由測量結果可知，2011 年大氣中二氧化碳含量將近 400 ppm，比過去 80 萬年任何時期都高，有可能比過去 2000 萬年任何時期都高。
通過陸地和海洋變暖，地球氣候對溫室氣體的增加做出了反應。海洋是最可靠的升溫指示器，因為海洋的氣溫變化幅度沒有大陸那般明顯。美國國家海洋和大氣管理局（NOAA）於 2009 年提交的一份報告指出，即使大氣中二氧化碳水平突然開始下降，海洋——通過吸收熱量而延緩了氣候變化——至少還需要 1000 年才能夠將吸收的熱量重新釋放到大氣中。
調節地球氣候的各種因素十分複雜，人類當前還無法理解它們。其中包括冰蓋和海藻，冰蓋直接把太陽光線反射回太空，海藻可以減少大氣中的二氧化碳，不過，當氣候變暖時，海藻不會大量繁殖。水蒸氣讓溫度升高，雲量則相反。當海水結冰時，鹽分融入附近的海水中，這些海水重量增加，然後下沉。當它們下沉時，就會有較暖和的海水填補它們原來位置，由此形成一種循環模式，就像一條傳輸帶在全球運行。這種循環也包括讓佛羅里達和北歐變得溫暖的墨西哥灣流（the Gulf Stream）。進一步的全球變暖將重新塑造洋流傳輸帶，而現在因墨西哥灣流而變得溫暖的沿海地區（包括西歐大部分地區）的溫度，將會急劇下降（參見地圖 13.1）。
地圖 13.1 全球水循環。
當海水在北極結冰時，它的鹽分就會融入其他海水中，由於鹽水比淡水重，它就會下沉，而較輕的、溫暖的海水就會從熱帶地區向北流動，由此形成一種全球循環模式，即通常所說的傳輸帶，它溫暖了美國東部沿海地區和英倫三島。如果北極結冰的海水較少，這種循環可能會受到破壞
全球二氧化碳排量繼續增加，過去十年，年均增長 2.7%。（2011 年，中國的排量增加了 9%，人均 6500 公斤；歐盟降低了 3%，人均 6800 公斤；美國降低了 2%，人均 15700 公斤。）到 2050 年，大氣中二氧化碳的水平預計達到 550 ppm。這種濃度在大約 3000 萬年前出現過。氣候科學家一開始認為，濃度穩定在 550 ppm 或 450 ppm 能夠讓氣候維持在生命可以適應的範圍。然而，自 2008 年以來，隨著極地冰川的融化以及海洋酸化速度超出人們預期，最主要的氣候學家現在相信，二氧化碳水平必須回落到 350 ppm，以確保我們熟知的生命有一個安全的氣候環境。
1970 年以來，全球平均氣溫已經上升 0.6 攝氏度（參見圖 13.3）。根據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2007 年報告做出的預測，到 2100 年，氣溫會升高 6 攝氏度。然而，科學家警告說，任何超出 2 攝氏度的增長，都不可避免地會帶來危險的氣候變化。一些科學家認為，IPCC 為了不引起恐慌而淡化了它的預測，事實上，危機比官方承認的更糟糕。
圖 13.3 全球平均地表溫度與海洋熱含量。
如圖所示，左邊軸線顯示的，是全球平均地表溫度的變化，右邊是海洋熱含量的變化
據估計，不斷上升的氣溫產生的影響，將是普遍性的，不過，對一些地區的消極影響大於另一些地區。可以想見，更高的溫度會造成更怪異的氣候、降低農作物產量、融化冰川（冰川為河流提供了水源，而河流又提供了灌溉用水）、引起海平面上升、帶來更具破壞性的暴風雨、增加洪水氾濫、加劇乾旱、引發森林火災、促進熱帶疾病傳播、促使海洋酸化以及改變各地的生態系統。就像個人發燒一樣，地球氣溫每增加一度，就會給目前地球上的棲息者帶來更大危險。在更高的溫度造成的快速變幻的環境中，要想維持現在的生活水平是不可能的。
被破壞的生態系統
人類在把吸收熱量的氣體排放到大氣時，他們也在破壞支撐生態系統的其他部分。在被破壞的生態系統名單上，排在最前面的是水和土壤，它們是人類文明的根基。
世界各地的地下水正在枯竭和遭受污染。例如，印度食物供應的 15% 是通過開採地下水生產出來的；在美國中部，由於灌溉的原因，地下水位的下降超過了 30 米。隨著冰川融化，許多地區在不久的將來會遭受洪災，之後就會出現水資源的極度匱乏。就世界大部分農地來說，表土層的侵蝕速度遠遠超出地質進程的恢復速度。典型的例子是海地、萊索托、蒙古和埃塞俄比亞。在中國和非洲部分地區，沙塵暴日益頻繁。在愛荷華州，表土層的厚度只有最早的歐洲殖民者踏上北美土地時的二分之一；農民已經替換了化肥。人們知道如何以生態進程來避免土壤惡化，但是這麼做的成本比使用化肥高出不少。
在被破壞的生態系統的名單上，接下來是海洋和漁業。海洋不僅吸收不斷增加的熱量，大氣中二氧化碳也會融入地表水，讓地表水更少鹼性和更多酸性。這種酸性干擾了各種有機物——從浮游生物和藻類到珊瑚和螃蟹——的外部骨骼和外殼的形成，從而阻止它們經過大氣-海洋系統排放大量的碳。人類正在改變海洋的化學成分，這可能是比全球變暖更重大的問題。同時，漁業因過度捕撈而逐漸崩潰，例如，20 世紀 90 年代加拿大紐芬蘭海面的鱈魚漁場就是如此（參見圖 13.4）。四分之三的海洋漁場正在滿負荷或超負荷捕撈，或者正處於過度開發的恢復期。1996 年以來，海鮮產品供應的增長幾乎完全來自養魚場，這些魚必須餵養穀物和大豆食品，由此進一步加劇了土地和水資源承受的壓力。
圖 13.4 紐芬蘭鱈魚漁場的歷史。
深色線表示每年的收成（單位：千噸）；淺色線表示儲量大小
另外兩個需要關注的領域是森林和滅絕導致的生物多樣性的喪失。森林正以驚人的速度變成大牧場和農場。大約一半的林地損失可以通過重新植樹造林來彌補，但是，每年 700 萬公頃的淨損失威脅著地球上剩餘的 40 億公頃林地。在 21 世紀，地球上多達一半的物種面臨滅絕的威脅。滅絕是一個自然過程，但是當前的速度幾乎前所未有。在過去 6 億年時間，出現過五次快速的滅絕（參見第 3 章）；許多專家相信，人類已經開啟了地球歷史上第六次主要的物種滅絕進程（參見第 12 章）。
從許多方面來說，人類的食物供應處於危險之中。正如前面所講的，表層土和水的供應受到威脅。我們實際上在食用石油，因為我們製造化學肥料的原料來自大氣的氮和天然氣或石油中的氫。1985 年，人類食物大約三分之一的能量源自化石能源；如果沒有這種補助，食物只能養活大約 25 億人口而不是 48 億人口。數量巨大的抗生素（其中一半被美國所用）被用在農場的動物身上，在歐洲許多國家，這種行為是被禁止的，因為它會加快細菌發生變異而抗拒抗生素的速度。1950 年以來，世界人口增長已經讓人均耕地減少一半，低至四分之一英畝，威脅到了勉強維生的共同體的生存。利比亞、沙特阿拉伯、韓國、中國、印度和埃及等國家，現在需要向別國購買或租賃土地和水資源來種植糧食供養本國人口。從全球層面來看，我們正在耗盡新的土地資源。
生態系統的另一個威脅，來自核彈測試和使用以及核電站殘留下來的放射性物質。從積極方面來看，人們可以說，人類在戰爭中「僅僅」使用了兩顆原子彈，核電站事故也較少，其中最糟糕的，就是 1986 年烏克蘭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爆炸事件。然而，到 2000 年，30 個國家 400 多座核電站產生了大量放射性廢料，它們暫時儲存著這些廢料，同時希望找到一種更安全的解決方法。2010 年，那些著力發展核彈的國家大約有 23000 枚核彈頭，比此前 3 年減少了大約 4000 枚，比 1986 年的 7 萬枚少了許多（參見第 12 章）。（一些國家銷毀了它們的核武器，包括南非、烏克蘭、白俄羅斯和哈薩克斯坦。其他一些國家想發展核武器，但是被制止了，其中有巴西、埃及、利比亞、瑞士和瑞典。）
工業化國家的消費水平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比例。僅 1995 年，進入全球市場的物資總量將近 90000 億公斤，是 20 世紀 60 年代早期的 2.5 倍多。世界各地的人們每年移動的泥土達 360000 億公斤，他們在採礦和建築活動中攪拌泥土，在耕作和採伐樹木活動中侵蝕土壤。人類用推土機翻動噸位巨大的土壤，只有河流，或許還有螞蟻才能夠在這方面與人類相比。
我們的行事方式還隱藏著一個問題，即消費品的市場價格並沒有包括生態系統的損失和破壞所帶來的成本。自由市場並沒有認可這些成本，也沒有進行相應的價格分配。例如，根據能源成本計算專家的統計，開一輛汽車（在其整個使用壽命期間）的隱性成本包括：1162 美元因污染而導致的健康開支，846 美元環境破壞費，1571 美元燃油費，這筆費用總計 3579 美元。依照這種估計，一個漢堡的真實費用為 200 美元。
2009 年，地球政策研究所（位於華盛頓特區的一家研究機構）的萊斯特·R·布朗（Lester R. Brown）指出，人類對地球各種自然體系的索取，大致超出了它們持續生產能力的 30%。換句話說，人類正在吞噬他們自身的生命支持系統。他和其他人認為，這相當於一場龐氏騙局，一種以基礎資產（asset base）本身而不是實實在在的利潤來提供回報的欺詐行為。（查爾斯·龐齊是一位意大利裔美國人，因 1920 年開始的欺詐活動而臭名昭著。）只要有足夠多的新投資人向過去投資者提供所謂的回報，這項計劃就可以繼續下去；當沒有新的投資人時，計劃就破產了。人類正在以生態系統的資產回報自己，正在偷竊後人的財產（在後人那裡，這些資產將不復存在）。
世界前所未有的經濟增長給生態系統造成了越來越大的壓力，就匱乏資源展開爭奪的可能性也在增加。生態危機會降低政府質量，因為隨著困難的增長，一些政府喪失了對部分或全部領土的控制，無法徵稅，也無力確保本國公民的基本安全。絕望中的人們走投無路，拒絕承認他們政府的合法性。社會陷入內戰，地方領袖爭奪可用的權力。為了描述這種狀況，失敗的國家（failed state）這個術語在 20 世紀 90 年代進入公共話語領域。2008 年，主要的失敗國家有索馬裡、津巴布韋、蘇丹、乍得、剛果民主共和國、伊拉克和阿富汗。
失敗的國家成為恐怖組織招募和訓練新成員的溫床、毒品的種植地和傳染病之源，比如尼日利亞和巴基斯坦就是脊髓灰質炎的發源地，失敗的國家阻礙了消滅這種疾病的一切努力。對每一個人來說，當富有的政府沒有幫助有可能失敗的國家時，犯罪、動亂和疾病就會增加。正如諾丁漢大學地理學家薩拉·奧哈拉（Sarah O』Hara）在 2002 年所說的：「我們談論發展中世界和發達世界，但這是一個不斷惡化的世界。」１
充滿希望的趨勢
不過，正如我們在前面幾章所看到的，人類是一個極其足智多謀的物種，而集體學習也是一種解決問題的非凡手段。人類在以一種令人吃驚的速度學習。近年來，人類對於待辦事項的認識，已經有了巨大提升，許多開創性活動和充滿希望的趨勢也出現了。
如前所述，一個很有希望的趨勢就是人口增長率的下降，回落的速度比 10 年前的預測快很多。世界平均人口增長率從 20 世紀 60 年代每年超過 2% 下降到 2005 年 1.2%，根據現在的預計，人口最終達到的最高值介於 80 億到 120 億之間。這種緩慢的人口增長的可能原因包括：更高的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尤其婦女教育水平的提高）、父母找到了孩子以外的保障形式、避孕藥物的更多使用以及一些地區較高的死亡率。計劃生育是一個偉大的成功故事；否則的話，人口壓力要大得多。一些人認為，地球的自然系統不會允許人口增長超過約 80 億；日益上升的死亡率會控制人口。分析家指出，如果有方法讓每個婦女只生養一個小孩，那麼，2050 年的人口就會降到 55 億，2075 年為 34.3 億，而 2100 年為 16 億，即 1900 年的水平。
其他有希望的趨勢包括（a）穩定氣候，（b）恢復生態系統，（c）減少消費和重新規劃城市，（d）發展新的民主形式，以及（e）加強全球合作和交流。
穩定氣候
氣候的變化速度超出了十年前做出的任何預測。現在看來，氣候變化不可避免；唯一的問題在於，未來 100 年氣候變化的程度有多大。大多數科學家相信，人類只有 10 年左右的時間來迅速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以便阻止嚴重而長期的全球變暖。快速的氣候變化促使人們尋找化石燃料的替代品，比如太陽能和風能。
保護似乎是一個明顯的反應。精心設計的激勵機制是鼓勵保護的有力手段。一些國家通過向汽油和汽車徵稅的方式，來勸阻使用化石燃料。歐洲的平均汽油稅為 4 美元/加侖，而美國為 0.46 美元。丹麥向每輛汽車徵收的稅，相當於汽車價格的 180%；新加坡徵收的稅是汽車價格的 3 倍；中國上海平均每輛汽車的牌照費為 4500 美元。二戰期間，美國禁止汽車生產幾乎長達 4 年，並且定量供應汽油、輪胎和燃油，這是一個很少被人提到的可能反應。
世界各地的研究者正在競相開發替代性能源。由植物製成的生物燃料，可能是充滿希望的替代產品，不過，當它們使用玉米或其他可食用植物為原料時，燃料生產與食物生產就會產生競爭。在巴西，通過強制措施，以甘蔗為原料製成的生物燃料已經占汽車燃料的 25%。許多正在進行的研究旨在以其他非食物原料來研發生物燃料。可再生能源的其他一些鼓舞人心的趨勢，包括用來發電的風力渦輪機、太陽能和熱能（地殼 9.6 千米以內火山活動附近的熱量）。
裂變產生的核能也扮演了一個積極角色，因為它不會像化石燃料那樣促成全球變暖。核能發電過程如下：把鈾燃料棒放在一起，以便創造一種原子的鏈式反應，這種反應產生的熱量把水轉變成蒸氣，蒸氣推動汽輪機帶著發電機旋轉發電。到 2012 年，核電站大約提供世界總電量的 12%，另外還有 66 座核電站在建。不過，核能也存在一些問題。開採、提煉和濃縮鈾需要使用大量能量，並且會造成很高程度的土地和空氣污染。人們還沒有找到儲存核廢料的長久之計，核電站的事故帶來了嚴重的安全問題。此外，還有其他一些重大的安全問題尚未解決：如何防止鈾被盜以及在黑市銷售，如何防止它被進一步提煉成製造核彈的材料。或許，我們最好把核能視為一種向可再生能源形式過渡的策略。
溫室氣體之一的臭氧（O3，帶有三個氧原子，而不是更常見的兩個氧原子的氧分子）不但促進了地球變暖，也保護人類免遭太多紫外線的傷害。我們在第 3 章討論過，大約 6 億年前，當臭氧層的厚度足以防止紫外線的傷害時，生命在地球上迅速繁衍。
20 世紀 80 年代，足夠多的科學證據表明，冰箱和空調中使用的一類化學物質，即氯氟烴（CFCs），正在破壞臭氧層。當杜邦化學公司（Dupont Chemical Company）找到能夠以大致相同成本輕易取代的其他化合物時，逐步停止使用 CFCs 的國際協定就有可能實現。這個充滿希望的故事表明，為了解決環境問題，人類能夠進行全球合作（參見第 12 章）。
對技術方法滿懷信心的人們，正在思考許多可能的方法來解決化石燃料帶來的影響。其中包括大氣工程（向大氣噴射二氧化硫以反射太陽輻射）、將二氧化碳注入空曠的地下蓄水層、把煤炭變成石油，以及將生物工程細菌轉變成生物工程燃料。通過尋找可替代能源，或者尋找新方法來降低燃燒化石燃料帶來的後果，我們或許能夠減少全球變暖的影響。
恢復生態系統
人類已經對他們不斷增長的生態足跡做出反應，他們開始觀察和追蹤它；例如，世界野生生物基金會的地球生命力指數（the Living Planet Index）追蹤考察了森林、淡水以及海洋生態系統的變化。萊斯特·布朗與他的地球政策研究所每年都提出一個減少人類足跡的計劃。這些報告精確地概括了充滿希望的趨勢；這一節的內容大量使用了布朗於 2009 年提出的一份報告，即「B 計劃 4.0：緊急動員拯救文明」。
恢復環境從水和土壤開始。通過使用鑿孔的橡膠管進行滴灌，「每滴水更多糧食」的主張正在達成。水得到循環使用，雨水也被收集到水塘和儲水池中。對水的需求量更少的轉基因作物能夠被研發出來。海水淡化——從海水提取淡水的方法——需要更多能量；在風能和太陽能的幫助下，大規模的海水淡化是可能的，不過，只有在靠近海岸和主要能源的地區，這種做法才可能是經濟可行的。以下各種做法正在保護土壤：用播種機在原狀土（undisturbed soil）上播種、種植一排排樹木、減少山羊和綿羊的數量以及禁止砍伐森林。
通過採用一些方法，海洋和森林的修復工作正在進行中。海洋修補方法包括：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建立海洋保護區；取消漁業補助；減少化肥使用以及污水和有害化學品的排放；禁止塑料袋的使用（在海域收集的塑料袋可以覆蓋整個德克薩斯州）。森林的恢復，一方面需要限制砍伐林木，另一方面需要植樹造林。旺加裡·馬塔伊（Wangari Maathai，1940—2011）是肯尼亞綠帶運動（the Green Belt Movement）發起人，在她的啟發下，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發起「植樹十億」活動。到 2009 年 7 月，世界上已經種植了 41 億顆新樹，另外還有 21 億棵樹的種植得到了承諾。這項活動的積極參與者有埃塞俄比亞、土耳其、墨西哥、肯尼亞、古巴和印尼。當前，每年損失掉的森林只有大約一半通過植樹造林得以恢復。種植的樹木只有存活下來才能夠吸收碳；當死亡之後，它們就會腐朽，將碳轉化為二氧化碳，除非它們被埋藏和石化或用在建築上，這樣就會延緩它們的腐朽。
要想降低物種滅絕的速度，人類就得與其他動植物分享資源。保護區已經建立起來；地球陸地面積約 3% 成了公園和自然保護區。我們還需要更多的生態廊道和保護區，或許為陸地面積的 8% 到 10%，不過，只有在人口和氣候保持穩定的前提下，它們才會生效。
在 21 世紀的第一個十年，由於水資源短缺和水土流失，一些國家的食物產量逐步下降。一些可喜的趨勢包括以轉基因技術研發產生殺蟲劑和抗病的作物。其他一些尚未實現的生產潛力在於：雙季栽培、食物補貼政策和當地花園。然而，沒有投入就不可能有食物產出；作物只不過是對可用化學物質的重組。
減少消費和重新設計城市
通過保護能源和循環利用材料，許多國家在減少消費方面取得了很大進展。緊湊型螢光燈（CFLs）耗電量僅僅是白熾燈的 25%。它們費用高出一倍，不過壽命是白熾燈的 10 倍。發光二極管（LEDs）使用的能量只是白熾燈的 15%，壽命是白熾燈的 50 倍。世界各地都使用 CFLs 和 LEDs 的話，用於照明的電量份額將從 19% 降低到 7%。巴西已經更換了全國半數白熾燈；到 2009 年，澳大利亞、加拿大和歐盟等國已經逐步停止銷售白熾燈。
許多家用電器的效率也提高了，冰箱尤其如此。綠色建築已經實現了大規模能效，交通運輸系統也電氣化，並且使用智能電網來管理電力。
通過重複利用來減少原始材料之使用的做法，正在逐步取代拋棄型經濟（throw-away economy）。鋼鐵和鋁可以無限循環使用。在美國，事實上所有汽車都得到了重複利用，家用電器的重複利用率高達 90%。建築領域存在更多循環使用的巨大潛力。人口穩定的發達工業國家，比如日本和德國，能夠主要依賴現存的材料。2009 年，美國大城市公共垃圾的重複利用率各有不同，紐約市為 34%，芝加哥為 55%，洛杉磯為 60%，舊金山為 72%。在整個美國，固體垃圾的 33.4% 得到循環使用或被製成肥料，12.6% 被燒掉，54% 被填埋（1980 年為 89%）。
從 2008 年開始，世界人口超過一半居住在城市，大東京是最大的城市，人口 3600 萬（比加拿大人口還要多），其次是紐約市，人口 1900 萬（幾乎與澳大利亞人口相當）。在人口超過 1000 萬的 19 個超大城市中，大多數散發出不安全的空氣。世界各地的城市需要重新規劃，不是為了汽車，而是為了城市居民。巴西的庫裡蒂巴（Curitiba）是成功的例子，這座城市從 1974 年開始重建其交通運輸體系，在 20 年時間裡，城市居民增加一倍，但是交通事故卻減少了 30%。另一個例子是阿姆斯特丹，城裡 40% 的旅程由自行車完成。自行車——布朗聲稱，他從一個土豆獲得的能量可以讓他騎行 11 千米——正在重新成為重要交通工具，它們正在返回巴黎（作為租賃方案）、警察局和美國大學校園，美國至少有兩所大學為所有大一新生提供自行車，前提是他們把汽車留在家裡。看一下綠色城市排行榜，冰島的雷克雅未克通常出現在榜單首位（參見圖 13.5）。
圖 13.5 世界排名第一的綠色城市。
在冰島的雷克雅未克，所有熱量和電力都來自可再生的地熱和水電資源。交通系統使用以氫為燃料的巴士。這座城市計劃到 2050 年成為不使用化石燃料的城市
城市花園正逐漸生產出數量可觀的食物。在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的溫哥華，44% 的居民為自己生產了部分食物。就上海來說，這座城市豬肉和家禽需求量的 50%、蔬菜的 60% 以及牛奶和雞蛋的 90% 來自這座城市本身和近郊。委內瑞拉的加拉加斯（Caracas）有 8000 個微型花園，每個 1 平方米；如果不間斷種植的話，每個花園每年可以生產 330 顆萵苣，或 18 公斤馬鈴薯，或 16 公斤捲心菜。
這些事例表明，人們正在提倡許多減少消費和重新規劃城市的方法。在世界各地的人們面臨生態挑戰之際，家用電器的效率提高了，原料比以往得到更頻繁的循環使用，自行車騎行和城市花園也帶來了重要影響。
發展新形式的民主體制
石炭工業革命把君主政體和帝國轉變成現代民族國家，政府的觸角日益伸入到國民的生活之中，越來越多的公民參與政府選舉或者為政府選舉代表，這類政府通常被稱為民主政體。從廣大公民定期參與自由、公正和充滿競爭的選舉這個最低標準來衡量的話，在 20 世紀後半期，民主政體在世界範圍有了顯著增長。按照這個界定，1950 年，民主國家只有 22 個，人口占世界總人口 14.3%；2002 年，在世界 192 個主權國家中，121 個屬於民主國家，這些國家的人口占世界人口 64.6%。
從化石燃料向可持續發展的過渡，或許為新的政治形式提供了機會。它們可能是什麼樣的體制呢？
戴維·科騰（David Korten，1937—）在他的著作《大轉折：從帝國到地球共同體》（2006）中提供了一個例子。科騰在國際發展機構工作了近 30 年，也是跨國公司的批評者。他構想的選擇介於帝國和地球共同體之間。他以「帝國」描述那種建立在控制之上的、長達 5000 年的人類等級制秩序（我們前面所說的收取貢賦的社會），用「地球共同體」指稱建立在人類夥伴關係之上的平等而民主的秩序。他聲稱，大轉折是一種可能性而不是一種預言，它是世界各地人們為了更強大的民主體制、積極的公民參與以及互惠互利的合作而需要做出的一項選擇。他把另一種選擇稱為「大崩潰」，主要包括正在瓦解的環境系統、對資源展開的激烈爭奪、人類的衰敗以及凶殘的地方統治者。
我們可以找到一些向參與程度更高的民主轉變的例子。羅格斯大學（Rugters University）政治科學榮休教授本傑明·巴伯（Benjamin Barber）把參與型民主稱為「強勢民主」，它將建立在過去 200 年「弱勢」自由民主體制之上。他為強勢民主設定的議程包括：全國性鄰里大會、實驗奠定正義以及普遍的公民服務方案（包括一種軍事方案）。馬特·萊林格（Matt Leighninger）是商議民主聯盟（Deliberative Democracy Consortium）的理事，他討論了地方層面的共同治理。范達娜·席娃（Vandana Shiva）現在是德裡一名環境活動家（以前是一位物理學家），她記錄了印度的婦女、小農和小生產者的活動。他們關掉可口可樂公司以免耗盡和污染水資源，阻止種子和作物幼苗被公司壟斷，抵制水資源供應的私有化。在席娃看來：
跨國公司統治的計劃……有可能摧毀大量人口和其他物種的生活環境……獨裁統治不再是局部性的。它吞噬著每個社會和每個國家的全部經濟、政治和文化生活……我們才剛剛開始開發我們的改造和解放潛力。這不是歷史的終結，而是另一個開端。２
從全球層面來說，與以往相比，現在有更多的人生活在民主政府之下，他們有可能更強勁地參與到決策之中。民眾的力量，再加上他們達到的以尋找解決方法為導向的集體學習，或許能夠通過新的政治形式表達出來。
增進全球合作與交流
強有力的國際合作開始於二戰後聯合國的成立。另外一些全球框架也在 20 世紀末建立起來；1992 年在里約熱內盧舉行的聯合國地球高峰會簽署了三項環境條約，1994 年的開羅世界人口與發展大會通過了一項《行動綱領》，2000 年簽署的聯合國《千禧年宣言》提出了八大具體目標。事實證明，2009 年哥本哈根世界氣候大會不盡人意；與會國沒有在二氧化碳排放問題上達成一致，儘管許多國家都提出了自己的目標。
除了政府之外，越來越多的非政府組織（NGOs）正在將大量金錢花在全球性問題上，也在探究行之有效的方法。比如，美國前總統吉米·卡特（Jimmy Carter，1927—）創建的卡特中心致力於社會和經濟發展；無國界醫生組織（Doctors without borders）為最貧窮地區提供醫療援助；國際特赦組織讓人權成為全球議題。阿育王基金會和斯科爾基金會資助社會企業家推動地方變化。世界野生生物基金會和大自然保護協會致力於保護生物多樣性。一些具有改革能力的慈善家也扮演了關鍵角色，比如約翰·洛克菲勒、喬治·索羅斯、戴維·帕卡德、威廉·休利特、比爾·蓋茨和梅琳達·蓋茨以及沃倫·巴菲特。2007 年，一個新的組織即世界未來委員會（World Future Council）建立，它為了後代的利益而在全球從事遊說活動。世界未來委員會得到瑞典作家雅各布·馮·尤克斯許爾（Jacob von Uexhuell）的資助，在漢堡、倫敦、布魯塞爾、華盛頓特區以及埃塞俄比亞首都亞的斯亞貝巴設有辦事機構。
1991 年萬維網（World Wide Web）——發明者是蒂姆·伯納斯-李，他是日內瓦一個物理研究中心即歐洲核子研究組織（CERN）的數學家——出現之後，各種層面的全球合作得到了加強。世界各地的人們現在可以瀏覽網上 250 億頁信息，能夠直接進行國際聯繫。金錢數據化；在美國有 4 萬億美元在流通，實際上只有 10% 是現款和銀幣。數據化和全球計算的發展會繼續下去。
以上這些，是日益密切的全球合作和集體知識不斷增長的力量體現出來的好兆頭，不過，一些迫在眉睫的問題也始終縈繞在我們腦海中。以經濟增長為基礎的商業主義與可持續發展之間存在固有矛盾嗎？人們是動員政治意願來加速變化呢，還是等待危機降臨？任由經濟刺激通過市場產生結果呢，抑或政府需要強制實施一些措施（比如定量配給）？富人要不要幫助窮人呢，或者只顧自身利益？當下財富從西方（美國和歐洲）大規模流向東方（中國和印度）意味著什麼呢？
為了為下一個 100 年做好準備，世界各地的人們可以持樂觀傾向，並且圍繞當前最有前景的活動來規劃或重新規劃他們的生活，這些活動包括盡可能保護能源、少生孩子、更多地使用自行車以及培育更多的花園。然而，個人生活方式的變化遠遠不夠；公眾還需要更積極地參與政治活動以推進廣泛的變化。要想領悟一個快速變化的世界，就得具備明晰性、創造性、激情和勇氣。大歷史視野是清晰觀察這些問題的出色方法。
我們休戚與共地生活在擁擠的地球上；人類在文化和集體知識領域的實踐，已經讓我們掌握了自己的大部分命運。如果我們面臨的全球挑戰存在解決之道的話，同舟共濟的人類肯定可以找到。為人類未來進行的戰鬥才剛剛打響。不管下一個 100 年會發生什麼，它都會是一個驚喜。
超越近期的未來
思考遙遠的未來，完全不同於思考下一個 100 年。我們可以關心近期的未來，因為它會影響我們所認識的人的生活，其中包括我們的孩子和孫子。我們可能也會對它產生某種影響，因此，我們有必要好好思考如何使用那種影響。最後，它離我們不太遠所以預測似乎不會太離譜（儘管沒有把握）。
當把目光投向 2100 年以後的未來，事情立馬變得更困難。就超出 100 年的未來而言，人們不會太在意會發生什麼。關心自己的孫子甚至曾孫是一回事；但是我們很難急切地擔心自己玄孫的玄孫（我懷疑他們是否會同樣地關心我們）。主體變得不那麼私人化，而是更加抽像。我們的預測在這種層面上是否重要？對此我們也不是很清楚。我們真的可以影響接下來 500 年的世界嗎（尤其考慮到當前驚人的變化速度時）？
此外，如果因為變化速度的加快而難以預測接下來 100 年的世界，那麼，我們離當下世界越遠，各種可能性倍增的速度就會越快，我們的預測也就越離譜。尤其很難就第二種未來（接下來幾千年）做出預測，因為我們現在談論的仍然是人類社會這種極其複雜的實體。
不過，當我們轉向第三種未來（離現在幾百萬年甚至幾十億年）時，我們就會發現，談論人類社會毫無意義，因此，我們開始討論其他事物，比如地球甚至宇宙的歷史。當我們回到更簡單、更緩慢的進程——比如板塊構造、行星演化甚至整個宇宙的演化——時，可能性逐漸再次減少，因此，令人奇怪的是，我們做出現實主義預測的機會似乎再次增加。這樣一來，我們認為，第二種未來在所有未來之中最難預測，而第三種未來允許我們做出更有信心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