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目前為止已經描述過的政治、經濟和軍事變化背後，正在發生其他更深刻的變化。尤為重要的是，工業化和經濟發展增強了人類控制整個生物圈的生態力量。衡量一個物種生態力量的最明確標準之一，就是其數量的增長，因為只有更多資源的支撐，物種的數量才可能增加。1913 年，地球上人口數量大約為 18 億；2008 年大約有 67 億。在不到一個世紀時間，世界人口幾乎增加了 3 倍。世界人口達到 10 億幾乎花了 20 萬年時間，20 世紀的 100 年時間增加了另外 50 億人口。此外，大多數人現在活得更長久，平均壽命在 20 世紀增長了一倍，從大約 31 歲增加到 66 歲。與一個世紀之前相比，現在的人口是原來四倍，壽命是原來兩倍，這意味著，即使每個人像 1900 年那樣消費資源，被消費的資源總量差不多也將是原來 8 倍（參見圖 12.3）。
圖 12.3 世界人口增長，1500 年到 2008 年
但是，每個人的平均消費量也在增加，而且增加量十分引人注目。當然，我們必須牢記，以下數據充滿了不確定性，而且它們忽視了經濟行為的一些重要方面，這些方面包括大多數形式的家務勞動和對孩子的撫養，以及人類活動對環境造成的影響。然而，它們確實為人類消費資源量的變化提供了粗略的衡量，因為不斷增加的產量一定需要更多的勞動力和更多的原材料。
依據一份更廣泛地為人所接受的統計彙編，所有國家的總產值（GDP，以 1990 年國際貨幣美元計算，單位：十億）從 1913 年 27000 億增加到 1998 年 337000 億美元，同比幾乎增長 12 倍。到 2008 年，全球總產值再次翻了一番。如果這些統計數據不那麼離譜的話，它們表明，作為一個物種，我們在 2008 年使用的資源幾乎是 100 年前使用量的 24 倍。這意味著，在短短一個世紀時間裡，人類對地球能量和資源的控制能力出現了驚人的增長（圖 12.4 和圖 12.5）。
圖 12.4 GDP 的增長，1500 年到 1998 年。
這幅圖表顯示了全球 GDP 在過去 500 年的增長。注意，GDP 如何在 20 世紀增長 12 倍
圖 12.5 人均 GDP 的增長，零年到 1998 年
消費也出現了增長，因為創新的速度加快了，在 20 世紀後半期尤為明顯。如此普遍、如此迅速以及如此出人意料的創新是前所未見的。創新不僅僅改變了生產方式，也改變了組織和資助生產的方式，以及貨物運輸、銷售和買賣的方式。它也創造了全新的產品、服務和技術：從塑料製品到因特網再到核武器。下面簡要描述一些新方法和新技術，它們增強了我們對生物圈資源的集中控制。所有這些新技術都降低了生產成本，從而也擴大了市場，這些反過來又刺激了對生產和研究的投資，在一種強有力的反饋循環中，市場進一步擴大。地圖 12.1 到 12.4 概述了世界各地財富在過去 2000 年時間發生的變化。
地圖 12.1 2000 年前的全球 GDP。
領土大小與對它的經濟規模做出的估算有關。注意 2000 年前的超級大國印度和中國
地圖 12.2 500 年前的全球 GDP。
注意，500 年前，東亞仍然是世界經濟的中心
地圖 12.3 100 年前的全球 GDP。
注意，工業革命如何增加了歐洲和北美的財富，並且導致東亞相對財富的急劇下降
地圖 12.4 現今的全球 GDP（2015 年的估算）。
注意，東亞在 21 世紀早期迅速重新崛起
食物
1900 年以來，食物產量超過了人口增長。人口數量增長到原來 3.5 倍，穀物總產量增長到原來 5 倍，從大約每年 3600 億公斤增加到每年 18000 億公斤。同時，一定面積的可耕土地的生產力差不多也提高到原來 3 倍。食物產量的這種顯著增長，無法通過增加兩倍可耕土地來獲得，因為與以往許多世紀不一樣，新的可耕土地現在已經很少。（一個主要的例外是歐亞大陸大草原，20 世紀 50 年代，在所謂的「處女地規劃」期間，蘇聯政府把這片土地用作農地。）1900 年以來，生產力的主要成就，依靠的是提高生產力的新技術。
農業也成為一種工業活動，農耕規模巨大，並且依賴大量投資和先進科學。燃燒化石燃料的機器——從燒煤的蒸汽機到燒汽油的內燃機——逐漸接管了收割之類的艱辛工作。化石燃料革命帶來的豐富能源，也使古老的灌溉技術恢復了活力。以化石燃料為動力的挖掘機器降低了修建堤壩和灌溉溝渠的成本，而柴油泵的使用讓人們更容易從水井或地下蓄水層取水。1950 年到 2000 年間，受灌溉土地面積從 9400 萬公頃增加到 2.6 億公頃，今天，灌溉用水大約占所有用水量的 64%。水產業也得到更加有效的開發，因為更強大的機器、更好的航海設備以及更大的漁網讓拖網漁船的海上作業更加高效。20 世紀後半期，捕魚量從 170 億公斤增加到 850 億公斤。我們對捕魚如此擅長，以至於許多魚類現在幾近絕種。
土地的生產力也提高了。幾千年來，恢復土壤的肥力意味著暫時放棄耕作（休耕）或者以動物和人類糞便施肥。但是，自然肥料的儲量是有限的，在一些社會尤其如此，比如不願意以人類糞便作肥料的西方社會。19 世紀早期，南美豐富的海鳥糞儲量被人們發現；到 1900 年，它們基本上被用完了。1909 年出現了一項重要突破：弗裡茨·哈伯在那一年演示了如何從大氣中的氮和氫合成工業用氨，而氨可以用來製造大量硝酸鉀，從而為土壤提供肥料。約翰·麥克尼爾認為，與其他任何事物相比，哈伯的發明最有力地擴大了 20 世紀的食物供應，或許為 20 億人提供了糧食，如果可耕農地的產量沒有增長 30% 的話，這些人根本無法養活。２ 通過研製殺蟲的化學藥品，工業化學家也提高了農業生產力，儘管許多殺蟲劑（比如 DDT）最終被證明具有有害的副作用。它們會進入土壤，然後經由食物進入人體。
我們也學會了如何提高家用作物和家畜的生產力。人工選擇的老方法開始被更有效地應用到大型的、資金充足的研究項目中，例如，培育出 20 世紀 60 年代綠色革命中更高產的新型小麥品種的項目。這些品種對大量施肥做出了良好反應，它們的生長更多轉向可食用的產品，而不是根和莖幹。僅僅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小麥產量在 20 世紀 60 年代就增長了 50%；在墨西哥，小麥產量在 20 世紀 40 年代到 70 年代之間幾乎增長了 5 倍。
1953 年，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和弗朗西斯·克裡克（Francis Crick）發現了 DNA 的活動模式，生物學家由此得以進入自然選擇的引擎室（engine room）。自 20 世紀 70 年代早期以來，科學家學會了如何將一個物種的遺傳物質轉移到另一個物種，這樣，通過利用其他物種的有用基因，他們就可以有意識地改變農作物和動物的基因結構。例如，他們能夠製造出不太需要或根本不需要肥料的穀物，或者對蟲害有自然抵抗力的穀物，因此，它們幾乎也不需要殺蟲劑。轉基因穀物產量更高，一些人宣稱，它們比那些被取代的穀物更美味。這些新技術在美國受到熱情支持，就美國而言，在 2000 年種植的作物中，15% 的玉米、30% 的大豆以及超過 50% 的棉花都是轉基因產物。
健康與壽命
醫學創新——比如對感染的危險性和清潔的重要性的認識得到提高——對健康產生了顯著影響，對老人和小孩來說尤其如此。
廢水處理和潔淨飲用水的供應也產生巨大影響，不過，這些都有賴於資金充足的地方政府機構，因此，即使在 1980 年，世界上也只有一半人口可以喝到淨化過的水。新的、得到改善的藥物（阿司匹林或抗生素）也減少了疾病引起的痛苦。1928 年，亞歷山大·弗萊明（Alexader Fleming，1881—1955）發現，青黴素之類的細菌可以用來防治感染，霍華德·弗洛裡（Howard Florey，1898—1968）在 20 世紀 40 年代研發了大規模生產的可靠方法，此後，抗生素在二戰中被廣泛用來保護士兵的健康。抗生素最終幫助改善了幾百萬人類及其家畜的健康。然而，我們也逐漸意識到，人類與疾病的鬥爭遠遠沒有結束，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一些攜帶疾病的有機體——從引起獲得性免疫缺陷綜合症（AIDS）的人類免疫缺陷病毒（HIV）到金黃色葡萄球菌——能夠有效地對我們用來對付它們的化學和生物武器產生免疫力。廣泛應用的高科技醫療程序——器官移植或腦外科——對人類健康的影響越來越有限，儘管它們保留了希望，即我們最後會解決許多種疾病，或許會消除衰老本身的諸多原因，從而把平均壽命延長幾十年。
更多的食物以及更好的健康和衛生條件，使得更多人生活得更健康和更長久。富裕國家的壽命仍然比貧窮國家高出很多。在 2000 年，世界預期壽命男子為 65 歲，女子為 69 歲，而美國分別是 74 歲和 80 歲，撒哈拉以南非洲為 46 歲和 47 歲。不過，即使較低的數據也體現了我們所理解的人類「壽命」的變化。在 10 萬年時間裡，人類平均壽命一直是 25 歲到 35 歲。實際上，這意味著大量嬰兒和小孩夭折。也就是說，一旦你活過了 35 歲，你就已經在享受生命的獎賞了。然後，在短短 100 年時間，世界平均預期壽命增加了一倍。
消費
人們也比以往消費得更多。在農業時代，絕大多數人是農民，生活勉強餬口。只有一小群精英——通常不會超過人口的 5%——消費奢侈品。農業生產力太低，基本上不可能供養超過 5% 到 10% 的非農業人口。今天，隨著生產力提高，非農業人口的相對規模也在增加，產品的生產與消費超過了人口增長。一個新的、全球範圍的中產階級正在興起，他們擁有前所未有的財富。
電纜以及石油和天然氣管道把化石燃料革命的能源送入我們家庭和工廠，創造了洗衣機之類的機械奴隸，它們比農業時代的人類奴隸更強大、更溫順、往往也更高效。電力讓人類能夠廉價而數量精準地配備能量，以便驅動小型機器——從燈泡到電話再到洗衣機和計算機。讓能量變得如此適合傳輸的關鍵，在於 1821 年邁克爾·法拉第（Michael Faraday，1791—1867）的發現：在磁場移動一個金屬線圈，就可以創造出電流。到 19 世紀 60 年代，在德國和比利時設計的、由蒸汽機或水電站驅動的功能強大的發電機，能夠製造出巨大電流。19 世紀 90 年代開發出來的交流電，讓電力的遠距離配送更容易也更便宜。1889 年，尼古拉·特斯拉（Nicola Tesla，1856—1943）設計了第一批廉價電動機，20 世紀早期，電燈和電機開始改變消費者的生活。在蘇聯，布爾什維克政府將電氣化視為社會主義建設至關重要的組成部分。20 世紀 20 年代和 30 年代，電力逐漸改變更多工業化國家普通消費者的生活。到 20 世紀 30 年代中期，將近 90% 的日本家庭用上了電，美國幾乎為 70%，英國差不多為 50%。
廉價的石油和電力可以為私家車、洗衣機、加熱器、冷卻器、空調、電視以及計算機提供動力。內燃機比蒸汽機更有效，因為燃料直接在驅動發動機的活塞內部燃燒。卡爾·本茨（Karl Benz，1844—1929）在 1883 年建造了第一輛以汽油為燃料的內燃機。然而，最早的汽車都很昂貴，屬於手工製造的奢侈品。1913 年，亨利·福特（Henry Ford，1863—1947）開始製造出一輛流水線生產的汽車，它售價低廉，足以讓汽車進入正在興起的中產階級家庭。通過借鑒那種製造可互換零件的技術——最先應用於槍炮生產領域（可互換零件都是一致的，因此可以大規模生產而不需手工加工）——福特大大降低了費用；他還把這種技術與生產線的使用（率先在肉品加工業使用的生產技術）結合在一起。
越來越多一度被視為奢侈品的產品逐漸被廉價生產出來，它們是如此之多，以至於大多數消費者都有能力購買。新的廉價原料的合成也降低了費用，比如，塑料和合成橡膠（德國是這種原料的先驅，因為德國無法輕易獲得天然橡膠）。同時，廣告也刺激了有購買力的人購買新的消費品，而銀行為無力購買這類產品的人提供貸款。隨著市場擴大，貨幣和信貸變得更便宜。由此帶來的結果，就是每一個經濟學家都很熟悉的積極的反饋循環：當更多人購買曾經昂貴的消費品時，生產和信貸的成本就會降低，這樣一來，更多的人有能力購買它們。
運輸和通訊
運輸和通訊的創新一直是發展和創新的重要驅動力。運輸方式的改善減少了消費品從生產商到零售商再到消費者的流通費用，因而也降低了它們的價格。
隨著鐵路和汽船的推廣，19 世紀出現了運輸革命。1877 年以後，許多汽船都安裝了製冷系統，以便把新鮮貨物從世界一端運送到另一端。1815 年到 1900 年，僅僅汽船差不多就減少了跨大西洋運費的 95%，鐵路讓陸路運輸的成本下降幅度更大。20 世紀，新的運輸形式包括私家車和卡車。這兩種交通工具都需要鋪好的道路網絡，政府願意為此買單，因為它們很清楚，改善的運輸能夠大大刺激經濟發展。汽車、卡車和公共汽車讓中短程運送人口和貨物比以往更容易。二戰之後，商業航空運輸開始加快小容量貨物（比如郵件）的運送速度。1950 年以後，標準金屬集裝箱——它們能夠在卡車與火車以及輪船之間輕鬆地裝載或卸載——的使用，大大降低了較笨重貨物的運輸成本。
20 世紀，人類發明了可以把人送入太空的火箭。儘管蘇聯率先將人送入太空，不過，美國是第一個把人送到另一個天體的國家：1969 年 7 月 20 日，尼爾·阿姆斯特朗（Neil Armstrong，1930—2012）在月球著陸。在某種較小規模上，人類已經成為一個星際物種。觀看從太空拍攝的地球圖片，有助於千百萬人理解我們地球家園的渺小和脆弱。
事實證明，與運輸的變化相比，信息交換和儲存技術的變化更重要。工業化之前，信息轉移的速度不可能快過個人式傳遞。1837 年，人們發現電荷通過電線可以傳輸信息，信息革命由此開始。同年，塞繆爾·摩斯（Samuel Morse，1791—1872）編製了一種密碼，它讓電報顯得切實可行。1876 年，亞歷山大·格拉漢姆·貝爾（Alexander Graham Bell，1847—1922）為第一部電話申請了專利。
古列爾莫·馬可尼（Guglielmo Marconi，1847—1922）證明了電波在無線狀態下可以發送信息，此後，遠距離通訊開始迅猛發展。商業貨主和海軍對無線技術尤為著迷，因為他們不能使用基於固定電纜之上的電報形式。1899 年，馬可尼以摩斯碼發送的無線電報穿過了英吉利海峽，1901 年，他發送的無線電報穿越大西洋。到 20 世紀 10 年代中期，無線電報已經可以傳輸聲音和音樂。1920 年，第一個商業廣播電台（KDKA）在匹茲堡被推出。以無線的方式傳輸移動影像是一項更複雜的挑戰，電視直到二戰之後才蓬勃發展起來，儘管電影中動畫的機械投影技術在 19 世紀末已經出現。
20 世紀晚期計算機革命引起通訊的再次變化。計算機技術是在二戰期間研發出來的，用以計算火箭的彈道或破解密碼。然而，早期計算機使用了巨大的、不可靠的真空電子管，它們顯得龐大、昂貴、不可靠以及笨重。與汽車一樣，只有對大眾消費者而言足夠便宜時，計算機才會逐漸改變社會。1947 年晶體管的問世，讓這一切成為可能。當晶體管的尺寸變小、成本降低時，它的性能開始以指數方式猛增。1975 年，Altair 公司研製了第一檯面向大眾市場的計算機，它售價 400 美元。20 世紀 80 年代，計算機開始聯網，它們的功能也倍增；1989 年，蒂姆·伯納斯-李（Tim Berners-Lee，1955—）編寫了一個程序，此後，即使業餘者也可以使用「因特網」——在世界大大小小的計算機之間相互交換信息的巨大網絡。光纖電纜降低了計算機連接的成本，讓信息傳遞的費用幾乎減少到零。信息逐漸變得幾近免費。1930 年，從紐約向倫敦打一通三分鐘電話需要花費 300 美元；1970 年為 20 美元；2007 年僅僅 0.3 美元。不過，電子郵件事實上是免費的。現在，集體學習運作的速度和效率甚至在一個世紀之前都無法想像。
戰爭與破壞性技術
創新也提高了戰爭機器的效率和生產力。內燃機被用於坦克，飛機和火箭被用來投放炸彈。與此同時，爆炸威力呈指數增加。1866 年，阿爾弗雷德·諾貝爾（Alfred Nobel，1833—1896）改進了傳統的黑色火藥爆炸物，發明了以硝化甘油為主要成分的炸藥。
20 世紀早期，阿爾伯特·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在他的《廣義相對論》中表明，物質轉化為巨大的能量是可能的。二戰期間，交戰國雙方的政府為各自科學家規定了一項艱巨的任務，即製造能夠使用蘊藏在原子核中的驚人能量的武器。1945 年 7 月，美國政府的「曼哈頓計劃」研製的第一顆原子彈——以鈾的爆炸為基礎——在新墨西哥三一試驗場試爆成功。曼哈頓計劃的科學指導羅伯特·奧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1904—1967）寫道，當他看到第一次爆炸時，他想到了印度教經典《薄伽梵歌》中毗濕奴神的話：「現在，我就是死神，所有世界的毀滅者。」三個星期之後，一顆原子彈摧毀了日本的廣島，幾乎立刻殺死了 8 萬人，此後一年，輻射和其他傷害讓死亡人數增加到近 15 萬。
20 世紀 50 年代，美國和蘇聯都開始研製以氫聚變（這種產生能源的機制也為太陽提供了燃料）為基礎的、威力更大的原子武器。到 20 世紀 80 年代中期，美國和蘇聯部署了約 7 萬枚核彈頭，它們的爆炸力相當於為地球上每個人準備了大約 3400 公斤 TNT 炸藥。人類已經獲得了足夠的破壞性力量來打擊自身和生物圈，其破壞程度相當於 6500 萬年前導致恐龍滅絕的那顆小行星對地球的撞擊。
在人類對資源的掌控力不斷增加的背後，有兩個根本的變化：對能源掌控力的增強和對創新本身掌控力的增強。
能源
能夠提供廉價電力的發電機（不管是由燃煤的蒸汽機還是由水力驅動）的發明，真正讓化石燃料進入個體消費者的生活。內燃機發明之後，化石燃料的第二種主要形式即石油被大量消費。石油比煤炭更容易運輸，它蘊含的能量也更集中。1859 年，賓夕法尼亞的泰特斯維爾（Titusville）發現了最早的、儲量巨大的油田。一開始，它主要被用作油燈的煤油。不過，20 世紀早期以來，從原油中提煉出來的汽油為內燃機提供了動力。化石燃料的第三種主要形式是天然氣。圖 10.1 展示了 20 世紀可用能源的巨大增長，以及不同能源的相對比例。在過去 100 年，化石燃料革命提供的豐富能源——相當於一次淘金熱的能源——是發展的一種根本驅動力。事實上，能源如此豐富，以至於人類逐漸像免費食品那樣對待它。在 20 世紀，我們成了能源癮君子。
其他各種形式的能源也變得日益重要，因為在 20 世紀晚期，越來越明顯的是，完全依賴化石燃料可能是一種缺乏遠見的做法。儲存在原子核內的能源，不但可以用於戰爭，也可以用於和平目的，但是我們很難控制這種能源。1954 年，第一座民用核電站在蘇聯建成運營。到 2000 年，大約有 400 座核反應堆在工作，在法國，它們的發電量幾乎占總發電量 80%，在韓國和日本差不多是 40%。如果不是因為幾次代價昂貴的、危險的事件，核電很有可能扮演更重要角色。最具破壞性的是 1986 年烏克蘭切爾諾貝利核電站一個反應堆的爆炸，2011 年 3 月，由海嘯引起的日本福島核電站事故，再次讓世人注意到核反應堆的危險性。至於如何處理核反應堆帶來的高輻射、長期存在的副產品，現在也沒有明確的解決之道。
與此同時，人類積極研發其他方式來生產能源，包括太陽能和風能，但是，從商業角度而言，這兩種能源在價格或產量方面無法與化石燃料相比。此外，許多商業和政治力量已經致力於保護與化石燃料聯繫在一起的巨大利益。如果能夠受到安全的控制和處理，聚變能可以解決許多問題，但是就目前看來，切實可行的聚變能發電似乎依然離我們很遙遠。問題在於，我們不知道如何馴服聚變（這種過程也為太陽提供了能量）產生的巨大能量。當前，強大磁場的使用似乎是最有希望的解決方法，但是困難重重。
讓創新變得系統化：科學與研究
在 20 世紀，創新的另一個重要動力，就是系統地刺激創新本身。人類歷史上首次出現了這樣一種現象：創新成為人類社會的一個主要目標，受到政府、商業和教育機構的支持。
17 世紀，最早的現代科學學會成立：1660 年的倫敦皇家學會和 1666 年的巴黎科學院。這兩個學會都獲得了皇家特許證，這標誌著科學的重要性日益得到官方認可。
在英國，為了增進航海知識，格林尼治皇家天文台建立，1714 年，英國政府提供了一筆數額不小的獎金，用於獎勵任何能夠為遠洋航行製造出測量經度的精準計時器的人。這個問題直到 18 世紀 60 年代才得到解決，當時，約翰·哈里森（John Harrison）製造了一種非常準確的時鐘。庫克船長在他的太平洋航海中，最早使用了這種時鐘。由政府資助的科學組織很快也出現在瑞典、普魯士、俄國和其他地方。這些機構創造了各種網絡來分享科學研究，也創辦雜誌來發表科學成果。科學應當為人類利益服務，是 18 世紀啟蒙運動的口頭禪。然而，即使在工業革命的第一個世紀，大多數重要的科學和技術突破是熱情洋溢的個人的成就，像詹姆斯·瓦特那樣，他們有時候受到富有企業家的資助。
19 世紀，科學和技術開始更系統地結合在一起。科學本身經歷了重要轉變，因為十分明顯的是，一些深刻的思想——比如達爾文的自然選擇理論（1859 年首次發表）或詹姆斯·克拉克·麥克斯韋（James Clerk Maxwell，1831—1879）在 19 世紀 60 年代對電磁能做出的數學敘述或熱力學的發展——表明，過去看似相互獨立的科學領域存在根本統一性。同時，政府和大型商業公司逐漸把科學視為創新、財富和力量的一個強有力來源，它們開始更系統地組織科學研究。尤其在德國，科學在大學——比如威廉·馮·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於 1810 年創立的柏林大學——獲得更重要地位。尤斯圖特·馮·李比希（Justus von Liebig，1803—1873）成立了最早的大學化學實驗室之一，這種活動不僅激勵大學學者進行教學，也激勵他們從事創新研究。19 世紀後期，商業公司開始建立它們自己的實驗室。1874 年，拜耳公司（Bayer company）建立了德國最早的商業研究實驗室之一，兩年之後，托馬斯·愛迪生（Thomas Edison，1847—1931）在新澤西的門洛帕克（Menlo Park）建立了他自己的研究實驗室。
到 20 世紀，出色的科學和技術是軍事、經濟和政治力量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點已經變得十分明顯。政府為了改善武器和炸藥而支持研究；美國政府的曼哈頓計劃是當時為止規模最大的、由政府組織的研究項目。在其鼎盛時期，該計劃僱用了 4 萬多名人員在大約 40 個不同機構從事研發原子武器的工作。蘇聯政府也迫不及待地資助了相似規模的研究。尤其在資本主義世界更商業化的環境中，主要的政府方案——儘管軍事目的是最重要的動因——通常會促進民用技術的顯著發展。雷達、電腦芯片、計算機、衛星技術以及電子革命的其他許多要素，都是一開始受到政府軍事需求推動的研究帶來的產物。
今天，科學是所有工業化社會的一種主要活動。依據一項估計，在所有科學家中，生活在現代的人數占 80% 到 90%。在 21 世紀早期，歐洲核子研究組織（the CERN）的大型強子對撞機（在第 1 章討論過），就是日益主導研究領域的大規模合作研究的典範。參加超環面儀器（Atlas）——歐洲核子研究組織的大型粒子探測器之一——的科學家超過 1900 人，他們來自 35 個不同國家的 164 個不同研究機構。或許，最引人注目的在於，歐洲核子研究組織以純粹科學研究為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