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可以把 20 世紀的政治和軍事史分為兩大時期：一開始是激烈的軍事競爭和緩慢的工業化時期；然後是再次出現的全球化和發展時期。
帝國主義和軍事競爭：公元 1900 年到 1950 年
史無前例的全球衝突支配著 20 世紀前半期。
到底出了什麼問題？這個時代的一些悖論會得到更好理解，只要我們記得如下現象，即在整個農耕文明時代，多數國家的統治主要依靠武力的使用或武力威脅，而不是市場的經濟手段。在那個時代大部分時間，戰爭似乎是政府的主要工作。統治者經過很長時間才意識到，政府採用的直接的、通常強制性的方法在過去行得通，但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並不那麼好使。在經過一段時間之後，政府認識到，在一個資本主義社會，管理和促進發展也就意味著在政府直接干預（維持道路和鐵路等基礎設施、保護金融體系、以專利法保護新知識、維護法律和秩序）和不干預（避免妨礙為資本主義社會的創新提供動力的企業競爭）之間取得艱難的平衡。政府必須支持市場活動，但是，干預過多的話，它們就會破壞各種競爭性力量，而恰恰是這些力量推動了資本主義令人驚訝的技術創新。
在 20 世紀，當政府試圖在干預和不干預之間取得一種新平衡時，我們觀察到了一系列實驗。一些政府嘗試讓市場力量成為經濟變化的動力，然而，在另一個極端，一些政府試圖通過工業革命的技術和管理方法，更加直接、有時更加強制性地（與農耕文明時代龐大的收取貢賦的帝國相比）管理社會。
不過，就世界各地而言，政府的力量和重要性在增加。政府變得更富有，它們大力興建繁榮的工業經濟所需的物質、金融、教育和法律基礎設施，因此，它們更加深入被統治者的生活之中。在美國——許多美國人認為政府應當讓自身扮演的經濟角色最小化——政府開支與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率從 1913 年 8% 上漲到 1938 年 20%，再到 1973 年 31%，1999 年稍稍回落到 30%。在英國，相應的比率為 1913 年的 13%，然後上升到 1938 年的 29%，再到 1973 年的 42%，1999 年下降到 40%。在日本和德國，這個比率在二戰之後出現下降，到 1999 年，在日本和德國分別上升到 38% 和 48%。共產主義國家的景象更引人注目，在包括蘇聯在內的一些國家，政府試圖管理整個經濟，因此，到 20 世紀 30 年代晚期，這個比率達到 100%。在其他一些共產主義國家，在私人企業得以保存或重新出現的國家，這個比率也很高，不過不如斯大林時代的俄國。
20 世紀早期的戰爭：一戰
到 20 世紀初，一種日益流行的傾向是把國際關係視為殘酷的、你死我活的競爭舞台。所有主要的工業化國家中出現了一些聲音，認為每個民族都必須保護自己的利益，在必要時，不惜使用武力。這是在支持貿易保護主義，支持以關稅或武力（在必要時）方式將潛在競爭對手排除在有價值的市場之外。亞當·斯密認為，自由貿易和快速發展通過提高生產力和降低成本而惠及每個人，然而，與農業時代保守的統治者一樣，貿易保護主義者依然構想著一個資源有限的世界，在那裡，每個國家或民族必須尋找屬於自己的那份原料和市場，不然就會崩潰。英國議會議員約瑟夫·張伯倫（Joseph Chamberlain）在 1889 年所說的話，典型體現了這種態度：
外交部和殖民部的主要工作，在於尋找新市場和保護原有市場。戰爭部和海軍的主要職責，就是為保護這些市場、保護我們的商業做好準備。１
激進的社會主義者也宣稱，發展是有限度的。不過，他們認為這是一種充滿希望的跡象，它預示著，當資本家無法為他們正在生產的、日益增加的產品找到更多市場時，資本主義本身也就走向了毀滅。1916 年，即俄國 1917 年革命前一年，弗拉基米爾·列寧（Vladimir Lenin，1870—1924）寫了一本書，題為《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他在書中借用了英國經濟學家約翰·霍布森（John Hobson）的思想，他宣稱，1914 年開始的世界大戰是由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爭奪日益縮小的市場而引起的。他論證道，資本家之間的衝突所付出的真正代價，卻不是由資本家承擔，而是由世界各地的工人階級和殖民地承擔。
愈演愈烈的貿易保護主義的一個後果，就是國際貿易的急劇衰落。根據一份很有影響力的估算，1870 年到 1913 年間，世界出口總值年均增長率為 3.4%；1913 年到 1950 年間，下降到 0.9%；然後再次上升到 1950 年到 1973 年間的 7.9% 和 1973 年到 1998 年間的 5.1%。這些數據很好地把握了國際一體化在 20 世紀前後期體現出來的差異。20 世紀前半期衰落的國際貿易與整個增長率的下降聯繫在一起。依照一份統計數據，1870 年到 1913 年間，全球人均 GDP 年均增長率為 1.3%，而 1913 年到 1950 年間，只有 0.91%。然後在 1950 年到 1973 年間再次上升到 2.93%（參見圖 12.1 和 12.2）。
圖 12.1 國際貿易的年增長率（1870—1970）
圖 12.2 全球人均 GDP 的年增長率（1870—1970）
隨著貿易保護主義思想在 20 世紀早期的傳播，主要工業化國家的政府也積極備戰。歐洲主要大國結成軍事同盟體制，由此形成了俄國、法國和英國與中歐強國德國、奧地利和土耳其之間的對抗。
1914 年夏，歐洲在經過差不多一個世紀的相對和平之後，兩大同盟之間爆發了戰爭。許多人認為，戰爭只會持續幾個月；而實際上卻持續了四年多，直到 1918 年 11 月才結束。歐洲的帝國規模使得這場戰爭必然會席捲世界許多不同地區。日本、英國和法國奪取了德國在非洲、中國和太平洋的殖民地；來自印度、非洲、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軍隊在達達尼爾海峽與土耳其軍隊激戰，或者出現在西線戰場。1917 年，世界最大工業經濟體美國加入一戰，並且產生了決定性影響。工業技術讓戰爭變得血腥無比。得到改善的醫療護理讓前線士兵活得比以前更長久；機關鎗成千上萬地屠殺他們；德國化學家弗裡茨·哈伯（Fritz Haber，1868—1934）發現了一種合成氨的方法，批量生產炸藥因而成為可能。哈伯也幫助設計了毒氣，它在歐洲主要戰場上帶來了可怕的後果。
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歲月和二戰
1918 年，中歐大國們投降。然而，一戰造成了苦難，那些導致戰爭的分裂斷然不會隨著戰爭結束而消失。儘管 1918 年的《凡爾賽條約》創造了最早的、正式的世界政府結構（國聯和其他相關機構），但是，它們太弱小，無法維持和平。在那個時代激烈競爭的氛圍中，獲勝的列強想盡各種辦法來保證自己的優勢，把嚴苛的和平強加給德國和奧地利，要求大量戰爭賠款。凡爾賽條約的苛刻條款破壞了德國和奧地利、匈牙利的政府，動搖了它們的經濟，引起了憤怒，最終，這種情緒被法西斯主義政黨（比如德國納粹黨）利用，以達到推翻戰後安排的目的。法西斯主義以一種特別僵化的形式表達了帝國主義時代社會達爾文主義意識形態，把國際關係描述為種族和民族間殘酷無情的鬥爭。20 世紀 30 年代，這種態度支持了阿道夫·希特勒（Adolph Hitler，1889—1945）和納粹黨人重整軍備和擴張主義的衝動。它們最極端的表現，就是納粹分子在人們今天熟知的大屠殺期間對大約 600 萬猶太人有計劃的謀殺。
隨著國際貿易的衰落和戰敗國大舉外債來償付戰爭賠款，國際金融體系也遭受巨大壓力。1929 年，美國出現金融危機——美國的銀行借出了大量美元來維持戰後賠款制度——由此導致資本主義世界大部分地區的崩潰。這次大蕭條強化了許多社會主義者的信念，即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在劫難逃。
那種信念受到如下事實的激勵：在俄國這個世界最大的國家，一戰的張力致使傳統沙皇政府垮台，為列寧的布爾什維克黨在 1917 年十月革命中奪取政權開闢了一條道路。布爾什維克黨人決定建設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社會，一個不平等會被減少、工人階級集體擁有和管理社會資源的社會。1917 年到 1921 年間，經過殘酷的、極具破壞性的內戰，布爾什維克黨人在前帝俄大部分土地上取得了政權，這也促使他們及其反對者依然把國際關係視為殘酷和血腥的競爭問題。
布爾什維克黨（1918 年改名為共產黨）證明，如有必要，它願意使用強制性方法（這種方法贏得了內戰）來建造一個新型社會。不過，共產主義者與納粹分子不一樣。後者認為世界被區分為相互競爭的種族，而前者認為世界被區分為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他們視自己為全世界被壓迫階級（工人和農民）的領導者。在建立一個更美好社會的努力中，他們試圖打造一種沒有資本主義動力的現代工業經濟，他們把資本主義當作剝削和不平等的源泉。由於沒有競爭性市場推動創新和商業，政府本身必須接過管理資源的複雜任務。然而，為了有效做到這一點，它就得擁有巨大的權力，當面臨反對時，它必須願意實施殘酷統治。
1929 年，共產黨沒收了農民的土地，將他們趕到集體農場。這種做法激起大量反抗，破壞了農業，帶來了可怕的饑荒。20 世紀 30 年代，在新領袖約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1878—1953）統治下，共產黨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強制實行嚴酷的工業紀律，這幫助它建立了一個新的、現代的工業部門。它使用的許多新技術借自資本主義的西方。為了對付反對者，共產黨創建了一個由懲戒營和罪犯集中營構成的龐大帝國。蘇聯工業化造就了一個奇怪的混合型社會，它把收取貢賦國家的強制性和威權性統治方法與 20 世紀的技術結合在一起。幾百萬人慘死在集中營或大清洗期間（1937 年達到頂峰），不過，某種現代工業社會同時也建立起來。
與資本主義力量和共產主義力量的全球劃分相對應的，是帝國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之間的劃分。殖民統治和反帝國主義（包括美國與蘇聯的帝國主義）的言論，激發了亞洲和非洲反殖民主義運動。甚至獲勝的殖民帝國——尤其英國和法國——也在一戰中被削弱，這一事實讓這種運動看到最終推翻它們的殖民主人的希望。一些殖民地國家出現了鼓舞人心的民族領袖，比如印度政治家聖雄甘地（Mahatma Ganhdi，1869—1948）。
在遠東，日本在 19 世紀晚期和 20 世紀早期經歷了快速工業化，但是，它自身的原料十分有限。20 世紀，日本開始謀求一個能夠增加其力量、聲望和財富的帝國。在 1894 年到 1895 年中日甲午戰爭中，日本擊敗中國，並侵佔台灣。1904 年和 1905 年，日本在滿洲（中國東北——編者注，下同）打敗俄國軍隊，在日本民族主義者看來，滿洲和朝鮮是日本殖民擴張的天然區域。1910 年，日本將朝鮮併入日本帝國，1931 年，奪取滿洲，並建立傀儡政權滿洲國。1937 年，日本軍隊在一次非常野蠻的軍事活動中入侵中國。1940 年，在與德國和其他軸心國家簽訂同盟條約之後，日本著手在東南亞創建一個帝國，旨在追求聲望和奪取原料，比如，對現代軍隊以及軍工業至關重要的石油和橡膠。1942 年底，日本軍隊侵佔了法國、荷蘭、美國和英國在菲律賓、東南亞和印度尼西亞的殖民地。
在某種意義上說，二戰開始於 1931 年日本侵佔滿洲。1939 年 9 月，戰火在歐洲重新燃起，當時，德國入侵波蘭，英國和法國不情願地向德國宣戰。二戰比一戰更具有全球性。1941 年 6 月，400 萬德國軍隊入侵蘇聯，同年 12 月，以東條英機（Hideki Tojo，1884—1948）將軍為首的日本政府為了削弱太平洋地區的主要對手，偷襲了夏威夷的珍珠港。世界最大經濟體美國隨之參戰。
二戰在太平洋、東南亞以及歐洲、北非和蘇聯展開。1945 年 8 月 6 日，第一顆原子彈在廣島爆炸，它標誌著二戰血腥場景的頂點。僅蘇聯就損失了大約 700 萬士兵和 2000 萬平民。戰爭結束後，蘇聯控制了東歐大部分地區，包括半個德國。不到五年，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即中國加入共產主義陣營，而蘇聯看起來比以前更強大了。到 1950 年，世界被劃分為三大區域：資本主義陣營、共產主義陣營以及大量其他國家——其中許多是前殖民地，它們需要周旋於兩大陣營之間。
新的整合、新的發展以及新的衝突形式：1950 年到 2010 年
美國和蘇聯都明白，經濟增長——比競爭對手動員更多資源來打造軍事力量和提供生活水平的能力——是在現代世界取得成功的關鍵。美國、蘇聯和它們的盟友在生產上超過了軸心國，那是它們贏得戰爭的主要原因。
那麼，在 20 世紀維持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是什麼呢？對於這個問題，冷戰的兩個超級大國得出了不同結論，它們都認為，二戰的勝利證明了自己制度的優點。美國是兩次世界大戰參戰國中遭受破壞最小的國家，它在戰後成為最強大、最富有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政府著手改革全球資本主義制度，以便再次利用競爭性市場和國際貿易帶來的技術創造力來促進發展。與此同時，在「偉大愛國戰爭」的勝利的鼓舞下，蘇聯領導人堅持認為，他們的制度（基本上清除了各種市場力量）會在生產、生活水平以及政治和軍事力量上超過資本主義世界。
資本主義世界
二戰結束時，美國的經濟、政治和軍事力量得到極大提升。它遭受的人員傷亡較小（大約 40 萬人，而蘇聯士兵和平民死亡人數近 2700 萬，德國為 700 萬到 800 萬），受破壞程度也沒有其他主要參戰國那麼大。1950 年，它的經濟佔全球 GDP 四分之一多。它也決定不再重蹈一戰之後的覆轍，因為一戰之後的安排導致了另一次新的世界大戰。事實上，美國豪賭亞當·斯密的核心思想：國際貿易會讓每個人受益。美國政府得出結論：維持美國以及整個世界發展的最好方式，就是重振國際貿易和重建其他國家（包括以前的敵人）的經濟。它也相信，這種做法是一種策略，最終會證明共產主義的局限性和破壞共產主義平等意識形態的吸引力。
1944 年，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成立，旨在幫助建立一種新的、更穩定的資本主義金融秩序。1945 年 6 月 26 日，新的國際組織即聯合國在舊金山成立。通過「馬歇爾計劃」——由杜魯門（Harry Truman，1884—1972）總統任職期間的國務秘書喬治·馬歇爾（George Marshall，1880—1959）將軍負責的計劃——美國積極促進了全球貿易的復興：貸出或提供 100 多億美元來重建被戰爭毀壞的歐洲和日本經濟。
20 世紀 50 年代晚期，包括西德在內的西歐經濟繁榮興旺，大眾消費品（比如洗衣機、冰箱和汽車）的生產，逐漸創造出 20 世紀早期就已經出現於美國的那種大眾市場。日本經濟也在親資本主義政府的治理下繁榮起來。被迫接受的非軍事化也意味著，日本軍事預算很小，因此，日本人可以將資本用於建造一個巨大的、富有成效的民用工業部門。世界貿易也迅猛發展。1913 年，商品出口大約占世界貿易總值的 8%；到 1950 年，下降到大約 5.5%。到 1973 年，出口前所未有地佔全球 GDP 的 10.5%，1998 年，世界貿易份額超過全球 GDP 的 17%。
日本成為世界主要工業資本主義經濟體之一，其他東亞國家和地區也遵循相似的發展軌跡。最突出的現象是韓國、台灣和新加坡等「亞洲虎」的發展。1965 年到 1989 年間，亞洲在全球生產總額中的比例從 14% 上升到 25%。在伊斯蘭世界、非洲和南美洲其他許多國家，新的工業得以建立，由此創造了經濟快速發展的可能性，儘管流入腐敗統治者和海外債權人手中的利潤損害了其中一些國家的發展。不過，在 20 世紀後半期，即使世界上最貧窮國家也經歷了某種程度的工業化。財富轉移的一個顯著例子發生在波斯灣，那裡曾經是奧斯曼帝國和歐洲的殖民地，在這個地區發現的大量石油為當地帶來了巨額財富。
殖民帝國的終結
美國和蘇聯都正式反對帝國主義，不過，它們的理由並不一樣。在某種意義上，美國本身就是一個帝國。它建立在對北美土著民的征服之上，美國政府也於 19 世紀後期侵佔了菲律賓。然而，美國也是反殖民主義的有力象徵，因為它是通過 18 世紀一場反殖民統治的獨立戰爭而創建的。蘇聯也被視為一個帝國；它納入了帝俄時期中亞的前殖民地，二戰結束後，又支持東歐國家的傀儡政權。不過，它的統治者宣稱自己代表被剝削和被壓迫人們，其中也包括遭受殖民主義壓迫的民族。
同時，主要帝國主義國家——英國、法國和德國遭到戰爭的削弱，它們缺乏資源，也不打算不顧日益增長的反抗而維持它們的殖民地。此外，帝國主義在戰後世界似乎也不再是合法的，當反帝運動在從非洲到印度再到東南亞各地風起雲湧時，維持帝國主義的做法顯得更艱難和代價更昂貴。
戰爭的失敗終結了德國和日本的殖民帝國。二戰後幾十年時間，英國、法國和其他殘存的殖民強國放棄了它們的帝國，當然，這通常是在經過漫長而殘酷的反殖民戰爭之後發生的。在中國，日本的戰敗結束了外國人的直接統治，在經過內戰之後，以毛澤東（1893—1976）為首的共產主義者在 1949 年取得了最終勝利。在阿爾及利亞和越南，法國想盡各種辦法來恢復它的殖民權威。在經過長期的、血腥的反殖民起義之後，法國只得在 1960 年承認阿爾及利亞獨立。在越南，由胡志明（1890—1969）領導的社會主義軍隊於 1954 年擊敗法國人，不過還得面對由美國支持的、親資本主義的南越政權。1975 年，在經過長期的、代價高昂的游擊戰爭之後，越南重新統一在一個共產主義政權之下。在朝鮮，也出現了相似的分裂，即由中國和蘇聯支持的北方共產主義政權和美國及其盟國支持的南方資本主義政權。這種分裂導致慘烈的內戰，最終形成兩個對立國家，它們一直存在並進入 21 世紀。
1947 年，英國承認它的印度次大陸殖民地獨立。那裡的獨立運動很大程度上是和平的，部分因為聖雄甘地扮演的角色，他倡導非暴力反抗。不過，獨立最終導致兩個對立國家的出現，即印度教的印度和穆斯林的巴基斯坦，在隨後幾十年，它們之間爆發了三次重大戰爭。英國也放棄了它的非洲殖民地，因為它在那裡有時候會遭到暴烈的反抗。1963 年，在經過長達 10 年反殖民戰爭之後，英國承認肯尼亞獨立。肯尼亞新統治者是喬莫·肯亞塔（Jomo Kenyatta，1893—1978），他是民族反抗運動領袖之一。在短短 25 年時間，即 1945 年到 1970 年間，70 多個新國家從帝國崩潰中誕生。
新獨立的國家很快面臨新的問題。尼日利亞等國家的國界，是由 19 世紀帝國主義列強而不是根據當地居民的習慣和傳統劃定。對於新獨立的民族國家而言，這些邊界通常很不合理。就尼日利亞來說，北方是穆斯林居民，南方是基督教徒或傳統的民族，這個國家還有許多其他不同的部落，因此，維持國家統一確實十分困難；1967 年到 1970 年間，尼日利亞陷入內戰。不過最終，一個統一的尼日利亞得以保存下來。內戰之後，近海石油帶來的巨大收益有望為建設一個現代工業社會提供滾滾財源。但是，太多的石油財富落入腐敗者手中，或者被用來償還外債，尼日利亞的統一顯得不堪一擊。
在許多前殖民地，帝國主義的強制性統治似乎被市場微妙的強制所取代。許多新獨立的國家發現，它們自己在高度商業化的資本主義世界市場掙扎（機會渺茫），因為主要的工業化國家似乎掌控一切。以往的殖民政府很少花心思平衡地發展殖民地經濟，相反，它們在殖民地開發各種最有價值的生產形式，比如馬來亞的橡膠或肯尼亞的可可或尼日利亞的棕櫚油。它們往往忽略至關重要的基礎設施，包括教育和醫療衛生。事實證明，對許多新獨立的國家而言，尋找專家、資本、市場以及快速而均衡的工業化所需要的政策，是一項巨大挑戰。
共產主義世界
對一些新獨立的國家來說，蘇聯是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之外另一個誘人的選擇。難道俄國的債務沒有讓它成為西方的「半殖民地」嗎，難道它不是通過殘酷鬥爭擺脫了資本主義世界的控制，並且在十分不利的環境中建立了一個強大的現代經濟體嗎？蘇聯通過向前殖民地盟友（從古巴到尼日利亞再到埃及）提供經濟、技術、有時候甚至軍事支持，來鼓勵上述觀點。在一些場合，結果確實很壯觀。在中國、朝鮮和東歐部分地區，蘇聯的方法被用來作為建造現代工業經濟的基礎。
20 世紀中期，在許多人看來，與資本主義相比，共產主義似乎提供了一種可行的、或許更平等的通向現代社會的道路。到 20 世紀 50 年代中期，蘇聯大致已經從戰爭年代造成的可怕破壞中恢復過來，在新領袖赫魯曉夫（Nikita Khrushchev，1894—1971）統治時期，它拋棄了斯大林體制一些更具壓迫性的特徵，大大減少了罪犯集中營的人數。蘇聯軍隊看起來與西方軍隊一樣強大；它以一種現代教育體制和強大的工業部門而自豪；在 20 世紀 50 年代，通過研發核武器以及在 1957 年將第一顆人造衛星送入太空，蘇聯的科學震驚了整個世界。1961 年 4 月 12 日，蘇聯第一次將人類送上太空，那個人就是空軍飛行員尤里·加加林（Yuri Gagarin）。20 世紀 60 年代早期，隨著赫魯曉夫政府把更多資源投入消費品生產，比如城市住宅、洗衣機、電視以及冰箱，工業發展也提高了蘇聯公民的生活水平。
中國和東歐部分地區也出現了快速的工業發展。正如赫魯曉夫宣揚的，通過更快的發展、更多的創新以及更迅速地提高公民生活水平，共產主義制度似乎一度「埋葬了」資本主義制度。前殖民地密切關注這場競賽，許多國家接受了來自雙方的貸款和技術援助。
然而，在 20 世紀 70 年代，蘇聯宣揚的共產主義制度優越性的主張，似乎越來越空洞。現在所討論的問題，對於理解現代世界而言至關重要。前資本主義世界的管理和強制性方法，有可能像資本主義世界的商業方法那樣成功地創造出發展嗎？這是蘇聯計劃經濟更深層的信息嗎?蘇聯有沒有找到發展和創新的新驅動力呢？
20 世紀 30 年代，蘇聯工業增長尤為迅速，即使在 1950 年到 1973 年間，蘇聯經濟的年均增長速度大約為 3.4%。然而，增長速度越來越慢，大部分增長的原因，在於發現了大量石油和天然氣，而不是因為生產力的提高。1973 年到 1990 年間，經濟年均增長率下降到大約 0.75%，最終，事實表明，即使這種增長率在某種程度上也是虛假的。20 世紀 80 年代，新領導人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Mikhail Gorbachev，1931—）承認，那時為止，發展的動力主要來自石油出口和酒類銷售。蘇聯的生活水平停滯不前，蘇聯領導人和軍事規劃家意識到，蘇聯在技術和軍事上已經落後於資本主義的西方。
蘇聯的增長速度放緩的原因微妙而深刻，它們向我們透露了一些與現代世界中的增長本質相關的重要信息。部分問題在於，蘇聯的計劃經濟並不善於激發集體知識和創新。蘇聯計劃經濟的掌控者是一個團結統一的、高度有紀律性的精英團體，他們非常擅長為大型工程（比如，快速工業化或戰爭）動員世界上最大國家的巨大人力和經濟資源。這種體制無法鼓勵來自下層的創造精神，蘇聯經濟學家很清楚這個問題。我們在前面幾章已經看到，收取貢賦的政治制度從來都不善於激勵創新。根本原因在於：你可以通過鞭打讓一個人去挖溝渠，但是，你不可能通過同樣的方式讓他去創新。現代工業經濟太過複雜，根本無法像軍隊那樣來管理。另一方面，競爭性市場提供了有力和有效的方式來調整價格和成本，從而反映出幾百萬人做出的幾十億個決定。計劃者完全不瞭解這種複雜性，他們的一切努力只會歪曲價格，並且大規模地錯誤分配經濟資源。
儘管意識到了提高生產力的需求，但是，蘇聯政府覺得，它們在放棄對社會控制時，也會喪失權力，這也促使它們甚至把文學和藝術視為制度的潛在威脅。事實上，它們把電子革命及其電子產品（計算機和影印機）當作威脅，因為這些新技術提供了國家無法控制的傳播思想和信息的新方法。
到 20 世紀 80 年代，十分明顯的是，這個制度要想繼續生存，就得逐漸重新引入競爭性市場。在 20 世紀 80 年代中期掌權的新一代領導人清楚地意識到，蘇聯經濟和蘇聯軍事力量已經衰落，他們嘗試弱化政府在經濟活動甚至政治活動中扮演的角色。但是，他們改革這個體制的努力導致了崩潰，1991 年，蘇聯解體，各加盟共和國紛紛建立新的、以市場為基礎的社會。事實證明，這是一次巨大挑戰，因為它們缺乏資本主義社會中支撐市場活動的大多數法律、經濟和文化基礎設施——財產法、銀行制度、信用網絡以及企業家習慣。
中國統治者似乎成功地完成了相似的轉變，不過沒有導致政治瓦解。毛澤東於 1976 年去世，他的繼任者鄧小平（1904—1997）在 1978 年開始進行市場改革。在某種意義上，中國向市場經濟的轉變相對容易，部分因為資本主義在中國只消失了一代人時間，而在蘇聯差不多消失了三代人時間，這麼長的時期足以讓大多數資本主義文化和法律傳統完全消失。在中國，市場改革帶來了快速的經濟增長。1973 年到 1998 年間，中國人均 GDP 年均增長率達到了驚人的 5.4%。
共產主義計劃經濟的崩潰，突出了競爭性市場在現代世界的重要性，也突出了在政府權威和市場自由之間尋找合適平衡的重要性。正如蘇聯計劃經濟所顯示的，政府的過度控制會窒息企業家的創造力，而這種創造力是資本主義世界創新的根本動力。到 20 世紀末，似乎很明顯的是，不論好壞，資本主義經濟與競爭性市場提供的結構，最有可能確保經濟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