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和工業化已經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在 21 世紀早期，儘管還有數百萬人生活在貧困之中，不過，數量驚人的人口逐漸享受到物質繁榮帶來的好處，在人類歷史上一切更早的時代，人們只能夠把這種生活當作一種理想而已。
農民的衰落
1994 年，偉大的英國史學家埃裡克·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1917—2012）寫道：「20 世紀後半期最顯著的、影響最深遠的社會變化，也是把我們與過去世界永遠區分開的變化，就是農民的消亡。」３
在整個農業時代，大多數人是農民，社會資源的絕大部分由他們生產。如果你恰好出生在那個時代，那麼，很有可能的是，你生活在一個農民家庭，家庭成員的食物來自封建領主提供的一小塊土地，你的家庭需要向這位領主繳納貢賦或服勞役或繳納現金。晚至 1800 年，大約 97% 的人口仍舊生活在不足 2000 人的定居區，大多數人都是農民。但是，事情很快會發生變化，因為無處不在的工業化摧毀了農民階級，農民無法與商業化的農場主競爭，只得出售他們的土地，被迫成為鄉村或蓬勃發展的工業城市的工資勞動者。決定性轉變發生在 20 世紀。到 20 世紀中期，只有不到 75% 的人口住在不到 2 萬人的定居區，到 2000 年，只有一半人口住在小型共同體中，這種現象在人類歷史上還是頭一次出現。我們已經成為城市物種。農民的生活方式——在此前 1 萬年大部分時間，它塑造了大多數人的生活經歷——正在逐步消亡。
對於被趕出土地的農民——他們通常進入貧窮、危險、骯髒和污染嚴重的城鎮和城市環境中——來說，變化是破壞性的和殘酷無情的。然而，對於他們的子孫後代來說，變化最終會提高物質生活水平，因為城市會變得更富裕、基礎設施會擴大、乾淨的水和電會得到供應、醫療衛生和教育變得更容易、工作機會也會越來越多。慢慢地，城市——它們一度是農民工的死亡陷阱——提供了比鄉村更多的機會和更好的生活條件。
資本主義的發展
越來越多的人的生活水平逐漸提高，為了瞭解其中的原因，首先考察一種新型資本主義——我們可以稱之為消費資本主義——的發展不無助益。在 19 世紀晚期和 20 世紀早期，馬克思之類的社會主義者宣稱，資本主義在劫難逃，因為它通過不斷殘酷地剝削工資勞動者或無產階級來創造它自身的財富。社會主義者聲稱，有購買力的工人越來越少，而資本主義工廠生產的產品卻越來越多，由於賣不出去，也就沒有利潤，因此，資本主義體系最後會轟然坍塌。社會主義者還認為，隨著生活和工作條件的惡化，作為一個整體的工人階級會變得更具有革命性。資本主義永遠不能讓工人富裕起來。
在某種意義上，上述觀點背後的思維是農業時代的殘留物，與促使歐洲列強激烈爭奪殖民地、原料和市場的思維相似。兩個群體都認為，可用資源如此有限，以至於不同階級或國家必須為此展開爭奪。然而，正如我們所見到的，生產力在 19 世紀和 20 世紀的極大提升，逐漸削弱了這種傳統思維模式，同時把亞當·斯密的如下夢想變成了現實：商業競爭帶來的發展最終惠及越來越多的人。
20 世紀，生產力的增長速度超出所有人的想像。事實證明，隨著生產力的提高，一方面，資本家和政府的財富依然在增加，另一方面，財富也擴及更多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群體。在美國，這些變化在 20 世紀早期就已經出現。曾經被視為奢侈品的產品，比如汽車，現在價格低廉，足以進入普通工人的家庭，尤其當銀行願意提供寬鬆信貸，而工資在工會活動的壓力下得以增加時，更是如此。消費資本主義是一種如此多產的資本主義，以至於它能夠向創造社會絕大多數財富的工人階級出售價格低廉的產品。當工人階級的生活水平提高時，消費品市場也擴大，而工人階級的異化和敵對情緒在減少，革命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魅力也在減弱。這個公式讓如下事情成為可能：在 20 世紀晚期，持續的增長和政治穩定性在最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結合在一起。
為了支持消費資本主義，零售網點、廣告業以及消費信貸（所有這些早已存在了許多世紀）開始向越來越多的人提供服務。19 世紀 70 年代，第一家廣告公司在美國成立。早在 19 世紀 30 年代，第一家百貨公司就已經在巴黎成立，到 19 世紀 50 年代，它們大量出現在俄國的城市，到 19 世紀 90 年代，它們也現身東京銀座，10 年之後，上海也有了百貨公司。它們一開始吸引的是富裕的中產階級消費者，到 20 世紀，更廣大群體成為百貨公司的顧客。消費資本主義代表著一種倫理革命，因為它讚美消費和奢華，而不是鼓勵克制和節儉，即農業社會的傳統美德。
人口的變化
家庭是最親密的人類共同體，它們在適應現代城市化工業社會時，也發生了改變。
在大多數農業社會，父母盡可能多生孩子是有道理的，原因在於，孩子是農民可以控制的一種生產性資產。孩子很有價值，因為父母可以在他們很小時就派他們去農場工作。不過，在所有農業社會，嬰兒死亡率都很高，因此，為了讓擁有三到四個孩子的機會最大化，婦女必須盡可能的多生小孩，因為大家都知道，其中一些會夭折。正如我們已經瞭解到的，這些規則帶來的後果就是，在整個農業時代的大多數社會，婦女的大部分時間不是用來生孩子，就是用來養孩子。孩童死亡率很高，生育率也不低。
19 世紀以來，得到改善的衛生、食物生產和衛生醫療，以及疾病免疫力的全球交換，提升了工業化程度較高社會的嬰兒存活率。在許多農村地區，死亡率下降，隨著更多孩童存活到成年，人口數量也開始飆升。最終，人口出生率即出生人數也開始下降。其中的原因很複雜。在工業環境中，孩童對家庭預算的貢獻較少，尤其當他們必須上學時，更是如此。隨著小孩撫養費用的提高，以及他們存活幾率的增加，多生養小孩的動機也減少。
新的避孕形式也有助於降低出生率。自 19 世紀 30 年代，工業生產的橡膠避孕套就出現了；20 世紀，又有了新的避孕工具，其中包括 20 世紀 60 年代首次使用的避孕丸。漸漸地，婦女可以選擇她們生養孩子的個數，更多的婦女選擇生養更少的小孩。19 世紀晚期以來，出生率開始下降，這種現象最初出現在工業化和城市化程度更高的地區。然後在 20 世紀晚期，出生率再次出現下降，而且更具有決定性，也涉及世界更廣泛的地區。這些變化即所謂的人口轉型（demographic transition），創造了一個新的、低死亡率和低出生率的人口世界。家庭的小孩越來越少，人口增長率（在 20 世紀 60 年代達到頂峰）開始回落，到 2000 年，超過 30 個國家的人口增長率為零。根據人口學家的預測，在 21 世紀某個時刻，全球人口增長率會降為零，人口總數大約穩定在 90 億到 100 億之間。此後，全球人口或許會再次下降。
人權和不斷提高的生活水平
生孩子壓力的減少、義務教育以及對人際暴力的日益敵視，改變了男女之間的關係。婦女找到了更多機會來承擔家庭之外的角色：工資勞動者或者此前為男性主導的職業角色，比如教育、醫療甚至政治上的角色。在民主國家婦女先後獲得選舉權：首先在新西蘭（1893 年）和澳大利亞（1902 年），然後在芬蘭（1906 年）、俄國（1917 年）、英國（1918 年）以及德國和美國（1919 年）。到 20 世紀末，民主國家或偽民主國家的婦女都擁有了投票權。男女之間角色的截然區分——它塑造了農業時代的生活——開始瓦解，在工業化程度較高地區，這種現象尤為明顯，然而即便在那裡，婦女在 21 世紀早期的工資水平依舊低於男性。
對這本著作的大多數讀者來說，我們已經描述過的長期趨勢似乎是積極的。它們為更多的人增進了福利、財富和自由。然而，我們不可以誇大這種成功。正相反，今天的龐大人口意味著，與以往相比，有更多的人生活在可怕的貧窮狀態。2005 年，31 億人口（即 100 年前世界人口數的兩倍）每天的生活費用不足 2.5 美元。工業革命以來，貧富之間的差距也在擴大，20 世紀更是如此。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在於富者愈富。據估計，在 1800 年，最富裕國家的人均收入是最窮國家的 2 倍到 3 倍；1900 年是 12 倍到 15 倍；2002 年為 50 倍到 60 倍。2005 年，世界最富有的 20% 人口佔了所有私人消費的 77%，而最貧窮的 20% 人口只佔 1.5%。
即便如此，我們還是有好消息告訴大家：過著中等舒適生活的絕對人口數量以及他們在總人口中的比例，比以往都有較大增長。從我們這個物種的角度來看，這是一種巨大的技術、組織和道德成就。就提高世界人口的生活水平而言，20 世紀所做的似乎比過去任何時代都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