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死病之後，在非洲-歐亞大陸人口一度密集的許多地區，人口銳減，城鎮、城市和鄉村凋敝，土地荒蕪，經濟萎縮。農田的減少非常明顯，以至於威廉·拉迪曼（William Ruddiman）宣稱，邊境地區曾經繁榮的鄉村再度為森林覆蓋，越來越多的二氧化碳被吸收，從而導致大氣中二氧化碳含量明顯降低。
然而，正如以前多次出現的那樣，發展在接下來一兩個世紀重新出現，由此開啟了一直持續到 17 世紀的新一輪馬爾薩斯循環。在這次循環的擴張階段，我們前面討論過的集體知識的三個驅動力——不斷擴大的貿易網絡、通訊和運輸技術的改善以及商業化的增強——都有了重要的新發展。
交換網絡會擴大到把整個世界包含在內，形成前所未有的最大網絡，這在人類歷史上尚屬首次。新的人口增長和新技術——包括通訊（尤其是印刷術）和運輸（尤其是深海航行）形式的改善——為不斷擴展的交換網絡注入了活力。最後，國家之間日益激烈的競爭帶來的市場繁榮，以及世界上最早的全球性市場中商業機會的增加，促使商人和他們的領主尋找新的賺錢方式。在那些與新興全球性交換網絡聯繫最緊密的社會，商業化尤為引人注目。
在創新的三個驅動力之中，交換網絡的顯著擴大在這一時期最為重要。不過，這種擴大與運輸技術的變化以及越來越明顯的商業化聯繫密切，因此，在這一部分內容中，我們會把三種驅動力結合在一起討論。
創造最早的全球交換網絡：公元 1500 年之前
公元 1350 年到 1700 年間，在整個人類歷史上，交換網絡出現了最重要的擴張。這一時期，人類首次成為一種真正的全球性物種，所有世界區的社會都融入一個交換網絡，一個比此前任何網絡更大、更多樣化的網絡。
1500 年之前，黑死病之後的新一輪發展刺激了世界許多地區的貿易和旅行（參見地圖 10.6）。在這個進程中，統治者和精英通常扮演了積極角色。在 15 世紀早期，中國明朝政府一度派出龐大船隊向東南亞、印度次大陸、中東和東非國家宣揚國威以及與它們建立外交關係。從 1405 年開始，永樂帝（1403—1424 在位）多次派艦隊進行海外探險，這種活動直到 1433 年才結束。這些航行由宦官、海軍將領鄭和領導。鄭和第一次下西洋的艦隊有船隻 317 艘、士兵 28000 人。他的旗艦是當時為止最大船隻之一，有四層甲板，長 120 米（參見圖 10.3）。
地圖 10.6 中國和歐洲的航海，公元 1405 年到 1498 年。
15 世紀，歐亞大陸世界區兩端都進行了重要的海外探險。這些探險旨在抵達印度洋豐富的貿易路線。這幅地圖表明，為何一些歐洲航海家試圖向西航行穿越大西洋抵達印度洋的做法是合理的，正是這種嘗試使得哥倫布到達了美洲
組織上的、財政上的和技術上的扶持讓這些探險成為可能，無疑也可能促使中國人抵達美洲，前提是他們有這方面的動機或者瞭解這麼做所需要的深海風向和洋流知識。然而，印度洋豐富的市場近在咫尺，危險的對手又如此之少（除了來自北方的危險），再加上中國自身的富足，因此，中國政府完全沒有動機派遣船隻繞過非洲進入大西洋或向東駛入浩渺的太平洋搏擊凶險的風浪。這種動機的局限性很快就變得一目瞭然：永樂帝死後，隨後的洪熙帝和宣德帝放棄了這些探險——它們耗資巨大，也促使資源和注意力偏離了受到威脅的中國北部邊境。事實上，中國從遠洋探險中獲得的政治、經濟或軍事價值很小，因此，這種決定是合情合理的。
世界許多不同地區也出現了規模不一的相似擴張，其中也包括美洲，在那裡，強大的阿茲特克帝國在 15 世紀已經大體建立，與此同時，疆域更廣闊的印加帝國正形成於安第斯地區。在非洲，馬裡帝國與西非熱帶地區的社會、摩洛哥和埃及建立了貿易關係，它的權力和影響力也得以增強。穆斯林偉大旅行家伊本·巴圖塔可能在 1352 年到 1354 年間到過馬裡，在此之前，他花了很多年時間在伊斯蘭世界旅行，到過麥加、金帳汗國和中亞、印度，或許也去過中國（參見地圖 10.3）。
圖 10.3 鄭和的寶船（長 120 米）與哥倫布的尼娜號（Nina）小船。
1404 年到 1433 年間，中國政府多次派遣艦隊穿越印度洋進行海上探險。他們使用了一些當時世界上最大和最複雜的船隻。這些航海活動由宦官鄭和指揮
在地中海地區，隨著一位名叫奧斯曼（Osman）的統治者在安納托利亞複雜的政治和軍事環境中崛起，奧斯曼國家也在 13 世紀晚期建立起來。在黑死病之後幾十年時間，奧斯曼的繼任者奪取了巴爾幹部分地區，並且開始組建紀律性很強的「近衛軍」：士兵主要是從信奉基督教的巴爾幹地區抓來的孩童，因此，他們除了效忠奧斯曼國家之外，沒有第二個忠誠對象。1453 年，奧斯曼土耳其人攻佔君士坦丁堡；16 世紀早期，他們征服埃及、阿拉伯半島以及美索不達米亞大部；奧斯曼帝國的艦隊很快又游弋在西印度洋海域。這樣，他們就壟斷了利潤可觀的（來自東南亞的）香料貿易。到 16 世紀早期，奧斯曼帝國控制了地中海世界，成為世界最強大國家之一。歐洲位於非洲-歐亞大陸巨大貿易網絡的邊緣，遠離中國、印度和奧斯曼帝國等超級大國。在黑死病之後，歐洲成為中等規模國家競爭激烈的舞台，統治者通常陷入經濟困境，他們友善地看待有可能帶來利潤的商業活動。市場和資本主義在這種環境下繁榮起來。在地中海地區，最活躍的商人來自意大利的城市，尤其來自熱那亞和威尼斯。這兩座城市的商人在中東、黑海地區以及新興的北歐市場經商，他們的商業財富足以建設強大的陸軍和海軍。奧斯曼帝國興起之後，威尼斯人繼續在東地中海地區做生意，而熱那亞人被迫將眼光轉向西方，轉向西歐和大西洋。
傳教的熱情、對馬裡帝國黃金的瞭解、歐洲對魚類需求的增長以及奧斯曼帝國阻斷了經由東地中海通往印度洋的貿易路線，所有這些因素促使西歐統治者和企業家以及他們的意大利金融家（通常如此）比以往更加積極地探索大西洋水域。最初在大西洋和非洲海岸做出的小規模探索，促進了船隻設計（比如，三角帆的使用，從而航海可以更好地借助風力）、海上射擊技術和航海技術的適度改進，這些主要以源自其他地區的技術為基礎。最終，機動性很強的葡萄牙船隻在 15 世紀中期被研發出來，這就是著名的輕快帆船（caravels）。
到 14 世紀 40 年代，葡萄牙航海家已經在加那利群島登陸，不過，卡斯提爾的企業家在 15 世紀奪取了這些島嶼。他們在加那利群島——島上有土著居民——發現了適度的商業機會：販賣奴隸、銷售染料等當地產品、捕魚以及為往返於大西洋海濱的其他船隻提供補給。到 14 世紀 80 年代，伊比利亞和馬略卡島的航海家也知道了大西洋其他群島，即馬德拉斯群島和亞速爾群島。亞速爾群島的發現表明，許多航海家已經懂得，儘管迎著大風向西南航行很容易抵達加那利群島，不過，返回西班牙、葡萄牙或地中海的最佳路線，在於首先向北航行深入大西洋尋找西風，然後順風返航。
15 世紀 20 年代以來，為了擺脫穆斯林中間人，葡萄牙航海家再次嘗試直接前往西非的黃金產地；15 世紀 50 年代，亨利王子資助的一艘熱那亞船隻順著岡比亞河與塞內加爾河航行到馬裡帝國。隨著更多船隻的到來——經營黃金、象牙、胡椒和（有時候）奴隸——黃金商隊從蜿蜒曲折、險惡萬分的撒哈拉路線轉向西非海岸，葡萄牙商人正在那裡等著它們。
1482 年，西非海岸建立了一座葡萄牙堡壘，葡萄牙商人以紡織品和武器換取黃金、棉花、象牙和奴隸，大部分馬裡帝國的貿易很快轉移到南部。15 世紀 50 年代，受到熱那亞投資人資助的葡萄牙殖民者開始在馬德拉斯群島建立蔗糖種植園，種植園使用奴隸勞動，並且迅速帶來了豐厚利潤。蔗糖種植園也出現在加那利群島。這些種植園是後來美洲更大規模種植園的模板。
這些早期商業實驗的適度成功，解釋了歐洲水手為何最終要學會如何在大西洋風向模式和洋流中從事航海活動。1492 年，西班牙統治者費迪南和伊薩貝拉支持了一次探險活動，這次活動旨在通過向西航行抵達亞洲的豐富市場，這樣就可以繞開由奧斯曼帝國控制的通往印度洋的通道。這次探險活動由熱那亞水手克裡斯托弗·哥倫布領導。1492 年 10 月 12 日，哥倫布經由加那利群島到達了巴哈馬群島，在接下來幾個月時間，他又探索了加勒比海許多地區。返航之後，哥倫布聲稱自己已經到過亞洲。
5 年之後，英國資助了意大利人喬瓦尼·卡博蘭（英文名字為約翰·卡伯特）從布里斯托爾前往紐芬蘭的海外探險，這次旅程很快帶來美洲東北海岸豐富的漁業資源的開發。1498 年，一次由瓦斯科·達·伽馬領導的葡萄牙海外探險到達了印度，儘管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吸引當地商人和統治者，不過，他們還是帶回了以胡椒和桂皮為主的、利潤可觀的貨物。這些貨物利潤很高，因為達·伽馬避開了奧斯曼帝國的商業中間人，並且以極低價格購買他的貨物：例如，印度胡椒價格只是歐洲市場上售價的 1/20。這次航行所揭示的印度洋巨大的商業潛力，受到財政困難的葡萄牙政府和其他潛在投資者的關注。
1519 年，為西班牙君主效力的葡萄牙航海家費迪南德·麥哲倫航行到美洲南部，後來又穿越太平洋。1521 年，麥哲倫在菲律賓被殺死，1522 年，他的副手胡安·塞巴斯蒂安·德爾·卡諾（Juan Sebastian del Cano）率領僅存的一艘船（出發時有五艘船）和小部分倖存的船員返回塞維利亞，由此完成了世界上第一次著名的環球之旅。然而，德爾·卡諾和他的船員似乎並不是最早環遊世界的人，因為他們的船上還有一名馬來半島的奴隸即邦利馬·阿旺（Panglima Awang），他在返回家鄉之前一直擔任翻譯工作。２ 正如尤里·加加林是第一位太空環球旅行者那樣，邦利馬·阿旺似乎是第一位海上環球旅行者。
幾乎是偶然之間，也幾乎完全沒有意識到他們行為的影響，歐洲的水手及其他們的商業和政府支持者——儘管處於非洲-歐亞大陸邊緣地帶——創造了人類歷史上最早的全球交換網絡。最終，歐洲商人和統治者也會由此獲得巨大而潛在的利益。最重要的是，他們發現了許多全球套利（arbitrage）的新機會：在世界某個地區廉價購入貨物，然後在另一地區高價售出。在接下來幾個世紀，這些大幅擴張的、極其多樣化的網絡，將創造第一個世界經濟體系。它們也會讓歐洲和大西洋地區成為世界上最早的全球交換網絡的中心，讓歐洲變得富足，讓它變成地球上聯繫最緊密的地區。
公元 1500 年之後：一個正在形成的全球交換網絡
通過把世界各地的社會聯結在一個體系之中，受到歐洲政府資助的歐洲航海家引起貿易網絡、知識交流、財富和權力以及全球交換網絡在整個地理上的重新佈局。這些變化的全部意義直到幾個世紀之後才變得明顯。正如馬克思於 19 世紀在《共產黨宣言》中所寫的：「世界貿易和世界市場開始於 16 世紀，從那時起，資本的現代歷史就展開了。」
新的商業機會
歐洲位於世界上最早的全球交換網絡的核心，歐洲政府和商人很快找到新方式來利用這種核心地位。
在世界上最豐富的印度洋貿易體系中，歐洲人可以用來吸引當地商人的貨物很少。不過，他們所面對的，基本上是小型或中型城市國家，他們很快發現，火藥武器有時候能夠有效地彌補他們商品質量的不足。在幾十年時間裡，葡萄牙艦隊在印度洋網絡的要害之處建立了貿易站，比如東非海岸的基盧瓦、波斯灣的霍爾木茲海峽、印度的果阿（1510 年奪取）以及東印度群島的馬六甲。通過這些堅固的貿易據點，葡萄牙人從地區香料貿易中獲取了不太大卻很重要的份額，因為他們現在可以避開奧斯曼帝國中間人（這些人控制著印度洋和地中海之間的貿易）。
17 世紀早期，在更大的人力和財力資源支持下，同樣通過使用野蠻策略，荷蘭人和英國人先後開始把葡萄牙人驅逐出印度洋貿易網絡。荷蘭東印度公司是世界上第一個大型貿易公司，它體現了政府支持、軍事力量以及商業精明結合在一起所具有的許多優勢。荷蘭人在 16 世紀晚期推翻了西班牙人的統治，他們最終會在東南亞和印度尼西亞取代葡萄牙人，而英國人將在印度取代他們。不過，在 18 世紀之前，這些更富侵略性的殖民帝國對亞洲地區貿易網絡產生的影響非常有限。
在美洲，歐洲殖民者不僅僅是商人，同時也是征服者。在 16 世紀和 17 世紀，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創造了龐大的美洲帝國。通過短暫而野蠻的征服活動——他們常常與當地帝國（比如阿茲特克帝國）的敵人結盟——西班牙人奪取了中美洲和安第斯地區古老美洲文明的心臟地帶，葡萄牙人則在巴西建造新殖民地，那裡根本不存在可以抵制他們的大型國家。
他們為何能夠不費吹灰之力征服這些土地呢，這是那個時代的核心問題之一。這個問題的答案，與主要世界區之間積累起來的差異有關。西班牙人的馬匹和火藥技術使他們具備暫時的軍事優勢，儘管美洲土著民後來也獲得了馬匹和槍支。西班牙人也具有政治優勢，因為他們生活在歐洲戰亂頻繁的殘酷軍事和政治法則之下，所以，他們正在入侵的社會的道德規範，對他們來說沒有約束作用。埃爾南·科爾特斯在墨西哥以及皮薩羅在秘魯的成功，部分因為他們抓捕和殺害了對手的領袖，違背了他們闖入的社會的外交和道德規則。最後，或許最重要的在於，歐洲人的成功是因為他們帶去了新的疾病，而美洲土著民對這些疾病缺乏免疫力。在征服戰爭期間，阿茲特克帝國和印加帝國都遭受了西班牙人無意間帶到美洲的可怕瘟疫的打擊。
從 17 世紀開始，來自歐洲其他地區——尤其來自荷蘭、法國和英國的商人和企業家，開始在加勒比海地區和北美洲創立屬於他們自己的帝國。
全球套利
到 16 世紀中期，歐洲人（最早是西班牙征服者）逐漸意識到，他們處於全球網絡核心的這種新地位的真正優勢，不僅在於開發這些網絡的特定部分，也在於通過讓貨物在不同世界區流動而創造的套利利潤之中。他們開始發現世界第一個全球貿易體系的巨大商業潛力。
在這個新興的全球套利體系中，有兩個關鍵要素，即秘魯的白銀和中國快速增長的經濟。在 15 世紀，隨著中國人口增長和商業發展，中國政府需要更多白銀來鑄幣。一開始，他們在日本找到了所需的白銀。然而，到了 16 世紀，人口增長——玉米、甘薯和花生等美洲農作物的引進也促進了這種增長——導致白銀供不應求。中國政府開始要求以白銀交稅，白銀的相對價值上漲，日本不再能夠滿足中國的需求。
與此同時，在太平洋另一邊，西班牙人在征服印加帝國之後，於 16 世紀 40 年代在波托西發現了一座銀山（現在玻利維亞境內）。他們早在墨西哥和秘魯找到了大量黃金和白銀，不過，這一次的財富規模相當之大。他們開始強迫當地人開採波托西銀礦（採用了印加帝國傳統的強迫勞動制，即米達制），後來又使用非洲的奴隸勞工。波托西迅速擴大，到 1600 年，它成為世界上最大城市之一。歐洲人終於在這裡找到亞洲巨大市場特別需要的一種商品。
白銀被運送到墨西哥，大量白銀在那裡被鑄造成西班牙比索（pesos，貨幣單位）。一些白銀從墨西哥經由大西洋運回西班牙，西班牙統治者主要把白銀花在軍事活動上，以便控制哈布斯堡家族的君主即查理五世和腓力二世的龐大帝國。這樣，白銀流入西班牙的北歐銀行家手中，他們又將很大一部分用來資助與印度洋的貿易，其中相當多白銀又由此流入中國。波托西生產的另一部分白銀，由馬尼拉大帆船經由太平洋運到馬尼拉，然後在西班牙控制的馬尼拉換取中國絲綢、瓷器以及其他物品。這些白銀基本上也流入中國。事實上，據估計，1500 年到 1800 年間，美洲開採的白銀有 75% 最終流入中國。
中國的高銀價和美洲的低銀價（因為美洲存在大量白銀，而且是在惡劣環境下使用奴隸開採的）推動了世界第一個全球交換體系的運轉，也為世界第一個全球金融網絡的創建提供了條件。世界第一種全球貨幣，即西班牙比索支配著那個貿易體系。16 世紀 40 年代，中國的銀價是歐洲的兩倍，而中國的絲綢和瓷器比歐洲相應的產品更便宜（質量也更好）。這就是大規模全球套利所創造的超額利潤的機會。
大西洋貿易體系
在大西洋地區——1492 年之前根本不存在交換——一個新的交換網絡出現了，它最終會成為新的全球貿易的中心。
這個體系也依賴於尋找一些產品：可以在一個地區低價購入，然後在另一個地區高價售出的產品。在推動高額利潤的貿易體系的眾多商品中，糖是第一個。種植園奴隸勞動意味著糖能夠廉價生產出來，同時，歐洲和美洲（那裡的甜味劑只有蜂蜜）也存在對這種產品的大量需求。
在 15 世紀，甘蔗種植園已經出現在地中海塞浦路斯、克里特島以及西西里島等地，後來被引入大西洋東部被征服的新土地上。這些早期種植園使用奴隸勞動，為後來美洲的開發提供了殘忍而有效的模版。哥倫布的岳父在加那利群島擁有一個甘蔗種植園。哥倫布在第二次美洲之行時，就將甘蔗帶到了聖多明各。到 16 世紀中期，葡萄牙人在巴西建立了使用非洲奴隸勞動的甘蔗種植園。17 世紀早期，荷蘭、英國和法國入侵者紛紛將甘蔗引入加勒比海地區。成功的甘蔗種植園需要大量廉價勞動力，同樣也需要大量投資來改善設備。正在出現的非洲奴隸貿易很快開始提供美洲所需的勞動力，加勒比海地區尤其需要這種勞動力，因為當地土著人口在歐洲疾病來臨之後基本滅絕了。歐洲投資人提供絕大部分資金，非洲奴隸販子提供勞動力，而歐洲消費者則提供需求。種植園制度在 16 世紀之後擴大到其他產品的生產上，比如煙草，在 18 世紀擴大到棉花種植。
種植園制度把非洲、歐洲和美洲連接在一個單獨的交換網絡之中。非洲奴隸販子向歐洲商人出售奴隸，換取金屬製品、武器、紡織品、酒和其他歐洲產品。隨著奴隸貿易的擴大，它重塑了整個非洲社會，創造了好戰的、以抓捕奴隸為目的的政權，通常武裝以歐洲的武器。歐洲商人則將奴隸運到美洲。美洲的種植園經濟——尤其在加勒比海地區——變得非常專門化，以至於它們不得不進口歐洲食物和衣物或北美農產品，它們的主要產品蔗糖被運到北方釀造成朗姆酒，或者作為一種甜味劑在歐洲快速發展的城市出售。這樣，歐洲、非洲海岸以及英國的加勒比海地區和北美殖民地之間，就出現了一種有利可圖的三角貿易體系（參見地圖 10.7）。英格蘭和新英格蘭的商人和投資者、加勒比海地區的種植園主以及西非、中非和南非的奴隸販子都獲得了豐厚利潤。主要受害者是千百萬非洲人，他們被當作貨物交易，他們的廉價勞動讓種植園變得如此有利可圖。
地圖 10.7 大西洋奴隸貿易，公元 1500 年到 1800 年。
一張比較龐大的貿易網絡連接著非洲、西歐和美洲，交換著人口、工業品和農產品，而奴隸貿易就是這個網絡的組成部分
全球交換網絡的生態和文化影響
古老世界區的聯結，不但從商業上，也從生態上和文化上改變了整個世界。
哥倫布大交換
隨著貨物、思想、財富、人口、技術、宗教、動物、植物和疾病在不同世界區之間的交流，整個世界也開始在生態上連接在一起。阿爾弗雷德·克羅斯比（Alfred Crosby）把動植物和病菌的這種全球交換稱為「哥倫布大交換」。正如他指出的，世界最後一次像這樣聯繫在一起是在 2 億年前，那時，所有主要的大陸結合成泛大陸。
現在，綿羊、牛、馬、豬和山羊第一次來到美洲（馬也存在於舊石器時代的美洲，不過，隨著最初的人類的到來，它們很快就被消滅了）。由此造成的結果是革命性的。在北美洲，從農耕或採集生活中倖存下來的土著社會在馬上打獵，從而創造了大平原地區印第安人的馬背文化。隨著役畜的到來，馬匹也徹底改變了美洲運輸和農業面貌，犁耕文化開始取代過去的鋤耕文化。輸入的牛、豬和山羊在野外或大莊園大量繁殖，它們通常取代了當地物種，也讓草場（以前沒有餵養過這麼多的食草動物）惡化。到 17 世紀，幾千年來未曾見過如此多動物的土地上，生活著 700 萬到 1000 萬頭有蹄動物。新的農作物也傳到美洲，包括小麥、燕麥和甘蔗。
歐洲的馴化物種的傳播有助於殖民者（基本上為歐洲血統）建造一系列「新歐洲」，即農業、政府、文化和生活方式以歐洲為模版的社會。這些新社會最初出現在美洲，不過最終也會出現在澳大拉西亞以及太平洋和非洲部分地區。
這種生態交流也以相反的方向進行：美洲向非洲和歐亞大陸輸出本地農作物，如玉米、馬鈴薯、煙草、西紅柿、甘薯以及南瓜。全世界的農業社會可以獲得更多樣化的農作物，它們可以在最適合的區域內種植。由此帶來的一個影響，就是全球農業革命，這場革命是接下來兩個世紀人口增長的基礎。全世界的消費者都可以得到咖啡、煙草和蔗糖等刺激物，由此創造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娛樂性藥物世界。
疾病也在全球傳播，不過，這種交流很大程度上是單向的。疾病曾經肆掠非洲-歐亞大陸的貿易網絡，大批消滅對它們沒有免疫力的人口，現在，它們在全球傳播，後果更具毀滅性。美洲的主要殺手是天花、麻疹和斑疹傷寒，歐洲人對這些疾病已經有了一些免疫力。在所有較小世界區，它們的影響是災難性的，因為這些地區沒有像非洲-歐亞大陸社會那樣大規模交換過疾病和免疫力。可以想見，人口最稠密和疾病傳播最迅速的地區，破壞也最大。據估計，在中美洲人口最密集地區，人口數量在 16 世紀下降了 90% 到 95%，安第斯地區下降了 70%。隨著人口減少，原來的社會、政治和宗教組織崩潰，這樣，西班牙人也更容易仿照他們的伊比利亞故土、農作物和文化建造一個帝國。在接下來幾個世紀，相同的現象會一再發生。非洲-歐亞大陸的疾病為歐洲殖民者清理出許多空間，從而使他們可以引入自己的農作物、人口、宗教、政府結構和耕作方法。
文化和政治影響：邁向資本主義？
正在形成的全球交換網絡所改變的，不僅僅是歐洲和新歐洲。在其他各地，農作物、火藥武器、新的組織方法、改善的農耕技術、印刷術以及商業的傳播，都增強了政府的力量。隨著力量的增加，這些政府竭盡全力擴大人口和稅收。尤為顯著的是，它們鼓勵擴張，特別是向曾經的邊緣地區擴張，以便在一個競爭日益激烈的世界增加它們的人口、財富和稅收基礎，最終達到增強自身實力的目的。政府鼓勵的擴張也意味著對土地、森林、漁場、湖泊和其他物種越來越多的掌控。
俄國的擴張或許是最顯著的例子。黑死病流行之際，俄國是蒙古政權「金帳汗國」控制下的一個基督教公國。到 1700 年，俄國已經是世界上最龐大國家，它所控制的土地西起波蘭東部、東達東西伯利亞的太平洋沿岸。隨著俄國的擴張，它鼓勵農民和他們的主人到新征服的森林和大草原定居，它也鼓勵貿易，尤其皮貨貿易，這種貿易的觸角從北京經由西伯利亞森林伸展到東地中海地區和西歐，甚至伸展到北美。
世界上日益擴張的貿易網絡創造了許多新的機會，各地市場也相應擴大。貿易的觸角通過以奴隸換取歐洲工業品而伸入非洲，通過皮貨貿易和種植園經濟的創造而伸入美洲，也伸入俄國或西伯利亞或中國僻遠的鄉村，那裡的政府稅收迫使農民甚至食物採集者買賣地方產品。日益擴大的市場促使企業家前往更遠地方，以便尋找皮貨（皮貨是俄國向西伯利亞擴張以及歐洲向北美大部分地區擴張的動力）、魚類、鯨、白銀、蔗糖或煙草。
這些進程改變了整個世界的環境，顯著增強了人類對生物圈的控制。殖民者在以前從未得到犁耕的土地上定居和耕種，或者以威脅整個物種的規模狩獵和捕魚，或者將物種驅趕到它們完全陌生的環境中。他們的所作所為幾乎總是得到非洲-歐亞大陸政府和企業家的支持，而這些政府和企業家所熱衷的，就是從動員森林、大草原、河流和海洋資源的新方法中獲取利潤。正如約翰·理查茲（John Richards）指出的，1500 年之後兩個世紀裡，世界許多不同地區的生物圈資源被瘋狂開採。通過把以往開採方法應用於此前低度開發的地區，並且在一種新能源的幫助下，人類這個物種增強了自身對地球資源的控制。
奇怪的是，信息的傳播通常不如商品、人口或疾病那般順暢。尤其在非洲-歐亞大陸古老的樞紐地區，一個統一的世界所帶來的文化影響，在好幾個世紀都十分有限。
不過，最早的全球交換所具有的文化影響，對美洲和歐洲這兩個地區產生了顯著影響。在美洲，它基本上是毀滅性的，因為緊隨疾病和征服活動而來的，是文化和政治傳統的破壞，有時候甚至被完全清除。以往的宗教傳統很大程度被迫隱藏起來，儘管它們會以美洲化天主教（古老的美洲宗教傳統以獨特的方式重新塑造了它）的形式重新浮現出來。
全球交換網絡也影響到歐洲社會，主要因為歐洲已經成為世界各地信息的某種交易中心。由於歐洲位於這些網絡的中心，因此，新的信息流在這裡產生了最強大的衝擊。對美洲的發現、對新恆星的觀測以及以前不為人知的民族、文化、宗教和農作物（既沒有記載在《聖經》中，也沒有記載在古典作家的作品中）的發現，創造了一場思想文化上的地震，破壞了對傳統知識的信仰。葡萄牙數學家佩德羅·努內斯（Pedro Nunes）在 1537 年寫道：「新島嶼、新土地、新海洋、新民族；更甚者，還有新天空和新恆星。」３ 在受過教育的歐洲人當中，對傳統知識的不斷懷疑，促進了乍看起來有點混亂的嘗試：即通過那些有可能為傳統知識提供更堅實基礎的新方法來組合信息。
在英國學者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的經驗主義之中，我們感覺到，通過調查和直接觀察獲得的知識，是通向真理的關鍵。在培根看來，當時的地理發現是科學如何前進的模板：不是研究古代文本，而是考察和仔細研究真實世界（參見圖 10.4）。在法國哲學家勒內·笛卡爾（1595—1650）的哲學中，我們感覺到了質疑既有權威的重要性，只有這樣，知識才有可能在新的、更堅實的基礎上重新建立起來。新知識所創造的懷疑主義以及應當通過調查來獲取知識的信念，將歐洲不斷擴張的思想視野與通常所說的 17 世紀「科學革命」聯繫在一起。歐洲在第一個全球思想網絡中的位置，或許也解釋了那場思想革命的一個基本特徵，即它的普適性以及它對一種知識的篤信，這種知識就其範圍和應用而言，是全球性的，它不受任何地區性文化傳統的束縛。
圖 10.4 培根《偉大的復興》的卷首插圖。
在這個著名作品中，培根堅持認為，科學發現與地理發現一樣，以研究真實世界為基礎，而不僅僅是研究過去學者對世界的論述。以下引文來自《聖經》的《但以理書》：「必有多人來往奔跑，知識就必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