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 1350 年之前的好幾個世紀，許多不同地區出現了重要發展，這種發展在最大世界區即非洲-歐亞大陸顯得尤為突出。創新並不是擴張的唯一原因。公元 800 年到大約 1200 年間，全球氣候整體上更加溫暖，在許多地區，溫暖的氣候意味著更多降雨，以及糧食和其他農作物產量的提高。這種情況在主要文明的邊緣地區更明顯。不過，新技術也促進了發展。比如，新的農作物在歐亞大陸核心地區的伊斯蘭世界出現了。高粱、棉花（起源於非洲）、柑橘（起源於東南亞）廣泛傳播，增加了產量（高粱取代了粟，因為它更加耐旱和高產），擴大了紡織品的生產。
在後古典時期馬爾薩斯循環的長期繁榮期間，人口增長也刺激了城市化和新土地的開墾，在東歐和中國西部和南部等邊疆地區尤其如此。斯堪的納維亞的農耕範圍擴大，人口的增加推動了維京人大規模的移民。隨著農村地區逐漸繁榮起來，歐洲、地中海地區、撒哈拉以南非洲、印度、東南亞和中國的城市也倍增，當時是柬埔寨的吳哥窟、歐洲的哥特式教堂以及西非的馬裡帝國的時代 。
就中國來說，南方的發展尤為顯著。公元 750 年，60% 的中國人口居住在北方地區；到公元 1000 年，這一比例下降到 40%，中國的中心已經南移。在撒哈拉以南非洲，隨著班圖族移民在公元一千紀向南傳播冶鐵技術和香蕉種植技術，那裡的人口從大約 1100 萬增長到 2200 萬。在地中海以北的歐洲和東南亞，人口增長促進了城市化和新興地方性國家（比如英格蘭和法國）的出現。最後，在公元 1200 年之後幾十年裡，以中國北部大草原為大本營的蒙古人，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最龐大的陸地帝國，並且最終征服了伊朗和中國。
在美洲，公元 800 年之後氣候的變暖，很可能刺激了中美洲和安第斯地區人口再次增長。我們在第 9 章已經討論過，中美洲地區出現了新的國家體制，首先在 10 世紀的托爾特克人當中出現。新的國家體制也出現在玻利維亞（的的喀喀湖附近）和更北部的安第斯地區以及秘魯海岸（10 世紀建立的奇穆國家）。
在這次長期的、顯然也是全球範圍的繁榮期，前面描述過的創新和集體知識的三大驅動力似乎變得越來越有影響力。
不斷擴張的交換網絡
交換網絡的擴張是人口增長的結果，因為人口增長促進了向原來定居區邊緣或更遠地區的拓殖。
在公元 1000 年之前的許多世紀，波利尼西亞的拓殖活動以佔有夏威夷和復活節島（大約在公元 500 年）以及新西蘭及其附近島嶼（大約公元 1000 年）而宣告結束。儘管包括復活節島在內的一些最遙遠島嶼與波利尼西亞交換網絡之間沒有聯繫，不過，西太平洋地區受拉皮塔文化支配的島嶼之間依然存在交流。因為根據考古學家的考察，黑曜石順著貿易路線傳播到了 4500 千米之外。甘薯從南美洲向波利尼西亞西部的傳播表明，南美與東太平洋地區必定也存在某種聯繫。此外，夏威夷在 12 世紀和 13 世紀重新建立了與塔希提島的聯繫。
在美洲，托爾特克人的城市圖拉在中美洲廣大地區進行貿易，其中也包括與南距它 1500 千米的瑪雅城市奇琴伊察的貿易。中美洲的玉米和影響（包括著名的球賽）沿著密西西比河向北傳播，這說明墨西哥和更北部的土地（現在的美國）至少存在斷斷續續的交換活動。在安第斯山區，不同海拔所創造的資源多樣性促進了從海岸地區（有豐富的魚類資源）到高原地區（種植玉米、可可、馬鈴薯以及畜養美洲駝和羊駝）的交換。美洲交換網絡最令人意外的是兩大人口稠密地區——安第斯山區和中美洲——之間缺少重要的交流。
在北大西洋地區，兩大古老的移民潮大約在公元 1000 年匯合到一起，一度把地球上兩大世界區——美洲和非洲-歐亞大陸聯結在一起。更溫暖的氣候有助於解釋一支捕鯨和捕海豹的民族（今天所稱的因紐特人）向格陵蘭島的移民。他們的旅行工具是小皮劃或木架皮艇，後者最多能夠容納 10 人和他們的備用品。溫暖的氣候和有利的洋流或許解釋了 9 世紀 60 年代維京人向冰島的成功移民（愛爾蘭僧侶到達冰島的時間比他們早），以及 10 世紀向格陵蘭島和紐芬蘭的移民。他們的大西洋探險產生的影響有限，因為這些活動被證明是無利可圖的。紐芬蘭殖民地無法防禦當地居民的攻擊；到 14 世紀，更冷的氣候使得格陵蘭島基本上不適合農耕。
維京人在其他地方更為成功。他們襲擊了愛爾蘭、不列顛、法國和地中海地區，一開始是為了掠奪財富，後來是為了尋找新的殖民地，他們在從諾曼底到愛爾蘭再到西西里的廣大地區建立了維京人王國。維京商人向東探索了羅斯（今天的俄羅斯）的河流水系，以蜂蜜、琥珀、毛皮和其他北方產品換取中亞和拜占庭的白銀和手工品。我們知道這些，因為我們發現從中亞傳到斯堪的納維亞的銀幣被大量囤積起來。維京人的活動是更龐大的擴張和殖民浪潮的組成部分，這次浪潮塑造了這一時代整個歐洲的歷史。東歐農民向他們東部人煙稀少的地方殖民，尼德蘭的居民則圍海造田。
在非洲，跨撒哈拉沙漠的貿易十分興旺。到公元 800 年，穆斯林商人趕著駱駝商隊定期穿越撒哈拉沙漠。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他們到達了新興國家，比如尼日爾河和塞內加爾河之間的加納王國，公元 8 世紀的穆斯林作家一開始把它描述為「黃金的國度」。許多貨物沿著這些路線交易，包括西非的象牙和奴隸，以此換取馬匹、棉花、金屬製品和鹽等商品。加納的黃金真正促進了跨撒哈拉沙漠的貿易，這些黃金向北抵達摩洛哥，向東穿過撒哈拉南部大草原到達開羅。當時的西非是整個非洲-歐亞大陸西半部黃金資源最豐富的地區。或許到公元 1000 年，加納統治者已經皈依伊斯蘭教。13 世紀早期，他們被一個新帝國即馬裡帝國所取代，該帝國由武士國王孫迪亞塔（Sundiata，1230—1255）創建。公元 1324 年到 1325 年間，馬裡帝國皇帝穆薩（Musa，1312—1337 在位）進行了著名的開羅朝聖之旅，他帶去大量黃金，以至於阿拉伯史學家歐麥裡（al-Umari）提到了當地金價的急劇下跌。
公元一千紀，隨著航海家學會利用印度洋地區的季風，當地商業也得以擴大（參見地圖 10.1）。阿拉伯商人活躍在非洲東海岸，他們在那裡建立貿易據點和商業殖民地。他們甚至在無意中開始創造一種新的語言，即斯瓦西裡語（Swahili），它混合了阿拉伯語、波斯語以及班圖語的要素。在 8 世紀，爪哇船隻開始襲擾柬埔寨和越南沿海地區。爪哇著名的婆羅浮屠寺（Borobudur）——利用從當地貿易體系中所獲利潤於公元 8 世紀和 9 世紀建造——中的一些繪畫，對其中一些航海活動做了描述。大約在同一時期，屬於現在印尼的一些島嶼上的移民徑直穿過印度洋前往馬達加斯加島拓殖，他們的航海使用了最初在東南亞發明、後來被大量波利尼西亞移民採用的舷外支架工藝。
地圖 10.1 印度洋貿易網絡，公元 600 年到 1600 年。
印度洋海上通道和陸上絲綢之路相聯結，使非洲-歐亞大陸世界區成為到當時為止世界上聯繫最密切的地區
到 9 世紀，穆斯林商人定期從波斯灣出發前往中國和朝鮮，他們在廣東建立了一個大型穆斯林商業社區。印度洋貿易體系的主導者，是散佈在從東非到中東再到印度和東南亞海濱的小型商業城市國家，而不是大型帝國。令人不可思議的是，這意味著這個地區確實存在商業競爭，它很少受到那些壟斷貨物或貿易路線的強力統治者活動的扭曲。
這些網絡也有利於伊斯蘭教在這個地區的廣泛傳播。這樣一來，它們逐漸創造出一個共同的文化區，商人可以從中找到相似的金融和商業活動（包括廣泛的信用網）、相似的法律規則和各種相似的禮拜形式。麥加朝聖刺激了穆斯林世界的旅行和文化交換，阿拉伯語也開始成為印度洋地區商人們的通用語言。當時的文學作品——包括《一千零一夜》在內——生動地描述了這個豐富的、多樣化的以及活力十足的文化世界。大約自公元 1000 年以來，宋朝的北方競爭者女真和西夏逐漸切斷了陸地絲綢之路，宋朝政府開始投資於印度洋貿易，因此，中國商人也開始從東端參與到印度洋貿易之中。瓷器出口擴大，因為與陸路相比，這種易碎的產品更適合海路運輸。
到公元 1000 年，印度洋網絡逐漸把中國、印度、波斯、非洲和地中海地區的經濟聯結成為世界上最豐富和最活躍的貿易體系。
沿絲綢之路的旅行和貿易也在增加（參見地圖 10.2）。這是幾個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其中包括地方統治者不斷增長的興趣：提供保護以及經常（有時候在宗教慈善機構的支持下）修建商隊旅館（路邊旅館）——旅者可以在此休息和補充給養。在陸地絲綢之路沿線，波斯語最終成為商業和貿易的主要語言。在 13 世紀，蒙古帝國的統治者參與貿易之中，他們保護從中國到地中海地區的商路。這樣，商人和旅行家能夠往返於從地中海地區到中國的整條線路，這種現象差不多是第一次出現。
地圖 10.2 絲綢之路。
通過絲綢之路和印度洋進行的貿易，使得非洲-歐亞大陸世界區成為當時為止所有世界區中，聯繫最緊密的一個
在跨歐亞大陸的旅行家之中，最著名的是意大利商人馬可·波羅。公元 1271 年，他跟隨叔叔前往中國，在中國生活了 17 年，最後經由海道穿過印度洋回到意大利（參見地圖 10.3）。到 14 世紀早期，意大利出版商為那些計劃去中國的商人印刷了許多手冊，它們類似於印度洋地區很常見的航海指南。我們知道，至少有一次方向相反的旅行可以與馬可·波羅的旅行媲美，那就是 13 世紀後期來自中國北方的突厥族景教教士拉班·掃馬（Rabban Sauma）的旅行。作為波斯的蒙古統治者伊兒汗的大使，拉班·掃馬最終訪問了羅馬和巴黎。
地圖 10.3 跨非洲-歐亞大陸的旅行。
蒙古帝國使得如下現象在歷史上首次成為可能，即像馬可·波羅（13 世紀）和伊本·巴圖塔（14 世紀）這樣的個人能夠穿越非洲-歐亞大陸，它也有助於把非洲-歐亞大陸世界區不同部分更加緊密地結合起來
珍妮特·阿布-盧格霍德（Janet Abu-Lughod）早就指出，在蒙古帝國處於全盛時期的 13 世紀中期，非洲-歐亞大陸大部分地區由這些巨大的、相互交疊的交換網絡連接在一起（參見地圖 10.4）。到 13 世紀，整個歐亞大陸以及東南亞和非洲大部分地區已經結合在一系列互相聯繫的交換網絡之中。這是地球上人類社會最龐大的聯繫網絡，也是此前未曾出現過的巨大網絡。
地圖 10.4 珍妮特·阿布-盧格霍德繪製的 13 世紀世界體系圖。
每個圈都代表一個由充滿活力的、相互聯繫的貿易網絡構成的地區。留意一下，非洲-歐亞大陸不同地區的網絡彼此之間如何發生越來越密切的聯繫
通訊和運輸的改善
一定程度上，通訊和運輸技術的改善推動了貿易網絡的擴大。在中國發明、後來傳遍整個穆斯林世界的紙張和造紙術，降低了信息儲存和傳播的成本。木板印刷使得中國政府能夠廣泛傳播關於灌溉和農業改良的知識。
運輸方面也出現了一些重要創新。在中國，12 世紀首次建造了水閘，由此改善了把南北經濟聯繫起來的廣泛的運河體系的運輸。指南針讓遠離陸地或陰雲密佈狀況下的航海活動更加容易。中國在 11 世紀就開始使用指南針，到 13 世紀，指南針在整個印度洋體系甚至地中海得到使用，因而那裡的人們可以自信地遠離海岸航行。在北方，維京人的大船可以在海上和河流中快速行進，必要時，可以由人力把船隻從一條河流運送到另一條河流。中國的造船技術也取得了進步，可以建造帶有尾舵和防水艙壁的大型平底帆船。
有幾種創新也提高了農耕地區馬的重要性。燕麥（歐洲）和苜蓿之類的飼料使馬的飼養更加廉價。中國發明的改善版馬軛（套在肩膀上而不是咽喉上），於公元一千紀末期開始傳到歐洲，這種馬軛可以更充分地利用馬的牽引力。它們增加了馬在犁耕和（在改良版四輪馬車發明之後，這種馬車帶有車閘以及能夠轉動的前軸）運輸方面的價值。11 世紀以來，中國和歐洲都開始使用釘馬掌，由此增強了馬的耐力，擴大了馬匹被使用的範圍。更好的餵養以及改善的育種提高了馬拉貨物的重量，降低了陸路運輸成本，從而促進了遠距離貿易。在羅馬時代，重物每運輸 160 千米就會增加 100% 的成本；到 13 世紀，成本只增加 30%。
不斷增長的市場和商業
在世界許多地區的城市和鄉村，市場活動也增加了。在伊斯蘭世界，商業的地位一直高於它在其他農耕文明中的地位，部分原因在於，先知穆罕默德本人就是一名商人，政府通常很熱心地支持商業，並且從中獲得經濟好處。到 10 世紀，開羅和亞歷山大成為印度洋和地中海之間主要商品貿易中心。在中國，金兵於 1125 年大舉南侵，宋朝統治者被迫遷往商業氣息更濃厚的江南地區，並且開始對商業產生更多興趣，而此前大多數王朝都固守儒家思想輕視商人的傳統（參見地圖 10.5）。為了支付與北方對手即滿洲女真的戰爭費用，宋朝統治者開始從商業中尋找稅收，他們向外國商人開放新港口，擴大貨幣供應，以此促進外貿。市場活動逐漸深入經濟之中，進而刺激了農民的專業化，也促進了對農業改良和灌溉技術的投資。
地圖 10.5 宋朝中國，公元 960 年到 1279 年。
在兩個多世紀，中國分裂為幾個相互競爭的帝國。激烈的競爭激發了重要的軍事、技術和經濟創新
在中國宋朝，政府支持商業活動和快速的經濟增長，社會各個層面也商業化，這些因素的綜合作用催生了 11 世紀、12 世紀和 13 世紀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創新。在 11 世紀，鐵的產量超過工業革命之前世界其他任何地區。官營工廠大規模生產大批盔甲。銅的產量顯著增長，宋朝和女真都開始將火藥用於戰爭。紙幣大量發行，人們甚至試圖讓絲綢生產商業化，這些預示著工業革命時期（即 700 年之後）才真正飛速發展的創新。
在非洲-歐亞大陸其他地區，在經濟的快速增長和商人的相對獨立性的刺激下，商業化也變得更具有自發性。在歐亞大陸所有人口比較稠密的定居區，城市數量和規模都在增長。公元 1400 年，世界上最大城市可能是南京，然後依次是印度南部的維查耶納伽爾（Vijayanagar）、開羅和巴黎。在宋元時代，中國是世界上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區，在 1400 年，中國據有世界 25 大城市中的 9 個。在地中海和印度洋地區，最引人注目的現象是威尼斯和熱那亞這類城市-國家力量的日益強大，它們的商業影響和軍事力量使得它們幾乎能夠與穆斯林和基督教世界大型帝國進行平等的貿易。也有越來越多跡象表明，在歐亞大陸許多地區，農民在市場出售貨物或購買奢侈品。農民被迫參與市場之中，因為稅收日益繁重，另外，隨著人口增長，土地也更加短缺，許多家庭不得不尋找新的收入來源，他們要麼出售手工品，要麼將家庭成員送到城鎮去找工作掙錢。
14 世紀的危機
可悲的是，正如此前一再發生的那樣，長期繁榮最終以崩潰收場。氣候在 14 世紀開始變冷，饑荒更加頻繁。1315 年到 1317 年間的歐洲大饑荒可能使得歐洲人口減少 15%。然而，最具破壞性的是黑死病，這次瘟疫爆發於 14 世紀 30 年代，然後沿著歐亞大陸的貿易網絡從東向西傳播。黑死病消滅了許多地區多達三分之一的人口。關於黑死病的性質，今天依然存在爭論；人們不再肯定它就是現代淋巴腺鼠疫。不過，不管它源自何處，很明顯的是，有兩大原因解釋了它在歐亞大陸的快速傳播。首先，擴大的交換網絡不但促進貨物的流通，也促進了疾病的傳播，它們穿越了整個大陸和文明。其次，歐亞大陸許多地區對這種瘟疫缺乏免疫力。這是早期交換網絡之局限性的一種體現。換言之，黑死病造成的破壞本身就有力地證明了一點，即與以往相比，這一時期歐亞大陸不同地區之間的聯繫更加廣泛和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