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1000 年前的農業時代末期，創新的三大動力到底有多重要呢？我們正好借此機會寬泛地考察一下現代之前人們生活、工作、貿易和交換信息的方式。
驅動力一：交換網絡
1000 年前，大多數交換網絡依然是脆弱的和地區性的。世界史學家戴維·諾思拉普（David Northrup）早就指出，從某些目的而言，世界歷史可以被劃分為兩個時期：公元 1000 年之前和之後的時期。公元 1000 年之前，人類社會往往變得更加孤立和多樣化；公元 1000 年之後，它們開始再次連接起來，而且速度越來越快。
戴維·諾思拉普首先承認這是一種非常簡化的方案，不過，它不無道理。在公元 1000 年，世界的聯繫確實比今天少很多。最重要的是，主要世界區仍然是相互隔絕的。個別航海家或許在公元 1000 年之前橫越了大西洋，或者印度尼西亞船員有時候在澳大利亞海岸著陸，或者波利尼西亞航海者出現在美洲海濱。但是，這些聯繫罕見而短暫，所起的作用有限。在絲綢之路這類主要的貿易網絡之外，大多數人生活在與其他地區聯繫很少的小型共同體中。地球表面大部分土地上居住著採集民族、遊牧民族或小規模的農民群體，這些共同體解釋了我們這個物種的大多數文化多樣性。比如，在人口稀少的居住區，語言往往更加多樣化。今天，其他地區許多傳統的語言已經消失，不過，據估計，巴布亞新幾內亞曾經遙遠的農業村落包含了世界上生活語言的 25% 左右。
然而，事情將發生變化。約翰·曼（John Man）認為，理論上，在公元 1000 年，一條信息有可能在歷史上第一次傳遍整個世界。在他的思想實驗中，他構想了從非洲-歐亞大陸的伊斯蘭心臟地區巴格達發出的一條信息。以巴格達為起點，這條信息可能沿著尼羅河向南，或者跟隨駱駝商隊穿越撒哈拉沙漠，然後很可能在不同共同體之間傳播，從班圖族農民和遊牧民的村落傳到南非科伊桑人（Khoisan peoples）當中。這條信息也可能向北穿過拜占庭抵達俄羅斯，新近在俄羅斯確立統治地位的維京人有可能將它傳到斯堪的納維亞，那裡的其他維京人可能將它帶到維京人殖民地冰島和格陵蘭島，然後又傳播到剛剛在紐芬蘭開拓的文蘭（Vinland）殖民地。一旦抵達美洲之後，當地人很可能將它向南傳到中美洲，然後通過中美洲熱帶雨林進入安第斯地區，甚至可能到達南美洲最南端的火地島。或者他們可能攜帶著信息北上加拿大，然後因紐特人向西把它傳播到阿拉斯加和白令海峽，那裡有一條簡單而熟悉的連接西伯利亞東部的通道。從西伯利亞東部，它可能向南傳播到日本、朝鮮和中國，或者向西穿過歐亞內陸大草原。中國商人也有可能將它傳播到東南亞，在澳大利亞北海岸尋找海參的東南亞商人會把它傳給澳大利亞土著社會，然後它就在整個澳大利亞傳開了。印度尼西亞群島的航海民族很有可能將它傳播到美拉尼西亞群島，然後有可能從那裡傳到波利尼西亞，波利尼西亞移民可能（只是可能！）攜帶著它進入新開拓的島嶼，比如夏威夷或新西蘭。同時，這條信息有可能從中國和印度經由歐亞內陸大草原或者阿富汗和伊朗返回巴格達。
當然，這一切都沒有發生。不過，曼的意思是說，人們或許可以想像在公元 1000 年，這種情況有可能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發生。那時，編織新的、更龐大的交換網絡（它們最終會覆蓋整個世界）的千年歷程隱隱約約開始了。我們現在稱這個進程為全球化。
驅動力二：通訊和運輸技術
某種程度上，大多數農耕文明之所以缺乏聯繫，原因在於通訊和運輸的傳統技術效率太低。
在美洲中部和非洲-歐亞大陸，文字通常只出現於農耕文明的心臟地帶和城市，即使在這些地區，它也只是一種精英的技藝，基本上局限於書吏、官員、學者或僧侶和祭司。在紙張傳播之前，人們只得在紙莎草（埃及）或羊皮紙或牛皮紙上面書寫，這些材料都不便宜，因此，手稿非常珍貴，被收藏起來，而且常常被緩慢而費勁地抄寫許多遍。這類書寫材料經常重複利用好幾次，一條信息被擦除之後，再在上面書寫其他內容，由此造成了難以解讀的文獻，即人們所說的重寫本。最早的印刷或機械複製可能於公元 8 世紀或 9 世紀在朝鮮發展起來，使用的是經過認真雕刻的木塊，儘管中國人早就知道以石塊複製大量文獻。最早的活字印刷可以回溯到 11 世紀的朝鮮。１ 每個字都刻在一個木塊上，而木塊則用蠟固定在印版上。
書本，不管是手寫的還是印刷的，都是信息的寶庫。公元 900 年的巴格達大約有 100 名書商。當時的伊斯蘭世界可能是世界上主要的知識交換中心，它位於歐亞大陸廣泛的交換網絡的中心，書本（從《古蘭經》開始）在那裡受到特別的尊重。11 世紀初，開羅的圖書館據說就有藏書 150 萬冊。許多圖書使用了紙張。紙張是一種新的媒介，由中國人在公元一千紀早期發明。公元 751 年怛羅斯戰役（即塔拉斯河戰役）——阿拉伯軍隊與中國軍隊的第一次交鋒——之後，被俘虜的中國造紙工人向西傳播了造紙術。
然而，開羅圖書館是一個例外。中世紀歐洲最大的修道院圖書館之一，即德意志地區的賴歇瑙（Reichenau）圖書館只有藏書 450 冊，而且都是羊皮紙圖書。在遠離農業中心地帶的地方，鼓聲或山頂烽火也能夠在大範圍內快速傳遞簡單信息（危險！戰爭！火災！）。但僅此而已！那已經是最好的通訊體系。
就旅行和運輸來說，大多數人選擇陸地行走。如果他們比較富有（或者是牧民）並且生活在非洲-歐亞大陸世界區，他們有可能騎馬或乘馬車或坐轎子。如果他們生活在乾旱的沙漠地區，他們可能跟隨著駱駝商隊旅行，比如 13 世紀和 14 世紀由 25000 頭駱駝構成的、攜帶黃金和白銀從廷巴克圖（Timbuktu）出發穿越撒哈拉沙漠北上的那些商隊。商隊循著足跡而行，因為道路很少，而最好的道路是大帝國為其士兵修建的。羅馬人在幾個世紀裡修建了總長度達 8 萬千米的道路，其中一些建造得很好，今天還可以見到。最好的是那些中凸形道路，它們有利於排水，而且逐層建造，厚達幾英尺，使用的材料有沙子、扁平的石塊、沙礫混凝土以及鵝卵石，這種道路堅固耐用。不過，對大多數人來說，最快的旅行也就是快步行走，因此，走完 2560 千米的波斯御道（第 7 章有論述）——從現在伊朗的蘇薩到現在土耳其的以弗所——通常需要三個月。古代相當於因特網的事物以及信息傳遞可能最快的方式，就是驛站制度。在波斯的阿契美尼德帝國，若有必要，分程傳遞——每隔幾英里就更換馬匹——可以在一周之內走完波斯御道（速度是徒步行走的 12 倍）。但是，除了商人、士兵、朝聖者或被抓獲的奴隸外，對大多數人來說，他們一生的旅行並沒有超出地方市鎮範圍。
經由河流或運河、近海或廣闊海洋的水路運輸，乃是輸送貨物和人口最廉價、通常也最快捷的方式。一個搬運工（美洲地區主要的運輸方式）可以遠距離搬運的貨物重量為 22.5 公斤，一架建造精良的中世紀馬拉貨車，如果由得到精心照料、釘有上好馬掌以及套有馬軛的馬匹拉拽，它的運貨量大約為 950 公斤。在公元 1000 年，一艘利用季風穿越印度洋的阿拉伯獨桅帆船的貨運量，是一架馬拉貨車運載量的 100 多倍，在公元 1500 年是 400 倍。中國平底帆船的運載量更大，14 世紀的穆斯林旅行家伊本·巴圖塔（Ibn Battuta）在印度見到過這種船隻；它們裝載的貨物量可達 100 萬公斤，或者一駕馬拉貨車貨運量的 1000 倍。
水上短距離旅行最快捷的方式，就是乘坐划槳的船隻。雅典三層漿戰船能夠在短時間內達到 21 千米/小時，建造和維護這種戰艦花費不菲，因此，它們通常只用於戰爭（參見表 10.1）。
運輸形式
最大運載量
搬運工，安第斯地區
22.5 公斤
美洲駝，安第斯地區
32 公斤
一人驅趕的 30 頭美洲駝商隊
950 公斤
負重量是其體重 30% 的馱馬
140 公斤
阿拉伯北部地區背部安裝鞍（大約公元前 500 年發明）的駱駝
320 公斤
羅馬馬拉貨車
320 公斤
中世紀馬拉貨車（馬軛發明之後）
950 公斤
印度獨桅帆船，公元 1000 年
10 萬公斤
印度獨桅帆船，公元 1500 年
40 萬公斤
中國平底帆船，公元 1500 年
100 萬公斤
沿運河航行的商船使用風力或由一群人（比如俄羅斯著名的「伏爾加河上的縴夫」）或動物牽引。2000 年前，一艘羅馬貨船在順風情況下只需一周時間就從西西里航行到埃及；返程是逆風，可能需要一個月或兩個月時間。在中國，河流運輸可靠而價格低廉，隋朝時期（公元 581—618 年）開鑿了一條連接長江和黃河的大運河，經由這條運河就可以把稻米和其他物資運送到首都北京。然而，12 世紀之前，在第一道水閘被發明之前，船隻在河流水位變化的地區還得借助岸上的人力或畜力。
總之，在公元 1000 年，貨物、人口以及信息移動的距離和速度與此前 1000 年沒有多大差別。
驅動力三：創新的動機
我們已經看到，依照現代標準衡量，農耕文明時代的創新速度非常緩慢。
農耕時代創新的限制因素
在農耕時代，創新的動機很少。政府和貴族階級壟斷著他們社會的許多資源，因此，他們往往更喜歡傳統的行事方式，而不是新奇的方法，後者不太可能奏效，甚至有可能帶來意想不到的後果。一般而言，商人和工匠都很保守，在一個沒有專利法的世界，努力從事發明創造的人通常發現，他們自己的創新馬上被他人模仿，或者受到強大的手工行會（歐洲就是這麼稱呼的）的壓制。在這種環境下，投資新技術沒什麼價值。
有時候也出現了一些重要發明，但是它們往往受到忽視或沒有得到進一步開發。比如，在第 9 章，我們看到，輪子在美洲出現了，不過僅僅用在玩具上，其中的原因或許在於當地沒有可以用來拉車的大型家養動物。到公元 1000 年，中國人已經知道用硝石（硝酸鉀）、硫磺和木炭製作火藥，但是研發有效的火藥武器還需要等待許多世紀，大多數這類發明出現在歐亞大陸西端連年戰亂的環境中。
農業時代技術變化的緩慢節奏本身就阻礙了創新，因為這意味著，投資者根本不可能在有生之年獲得任何回報。對企業家來說，與其辛辛苦苦尋找更有效的貿易途徑，不如利用武力或法律手段來維護對絲綢或寶石之類商品的壟斷權。對政府來說，以奪取鄰邦財富的方式來促進經濟增長似乎合情合理。在一個沒有研究機構和競爭公司的社會，戰爭的風險（儘管存在風險）通常要小於向不確定的技術進行投資，因為這種投資可能需要幾十年甚至好幾個世紀才能產生利潤。
農民的耕作也妨礙了創新。大多數食物、燃料和紡織品來自小農戶，他們使用的技術很傳統，也沒有什麼途徑獲得資金或新技術。多數農民住在鄉村，遠離城市的知識中心。他們與市場和新技術的聯繫很少，因為他們的食物、燃料和紡織品基本上能夠自給自足。最後，農民受到政府或土地主的橫徵暴斂，他們沒有改善耕作方法的動機。如果明明知道地主會沒收一切剩餘食物，那麼為何要生產更多呢？根據粗略估算，農民通常要將他們生產食物的一半交給統治者和地主。農民占農耕文明人口絕大多數，也是財富的主要創造者，他們的生產力很低，因此，生產力的整體水平必然低下。農戶低下的生產力也限制了城鎮和城市的規模，因為一般而言，在農業時代大部分時間裡，大約 9 個農民才能供養一個城市人。這意味著城市人口通常只佔人口總數的 10%。公元 1400 年，世界上只有 10% 的人居住在 5000 人以上的定居區。
能源的有限供應也阻礙了生產力水平提高。人類社會使用的能源，幾乎全部來自晚近時期植物通過光合作用儲存起來的陽光。樹木為火爐提供木材或木炭，農作物為馬、牛、駱駝以及馴化它們的人類提供食物，它們的生長都離不開陽光。陽光也能推動風流，從而為帆船或第一架風磨（大約公元 1000 年在波斯被採用）提供動力。不過，調集使用太陽能的主要方式，在於開發利用畜力（用它們拉犁、拉車和運載貨物）和人力，人一旦淪為奴隸，就完全被當作智能能源的倉庫。這也解釋了奴隸制在前現代世界的廣大地區為何如此重要；奴隸就像多功能電池。不過，這也意味著，要想產生大量能量，你就得把許多人和動物匯聚起來，這麼做往往代價昂貴、困難重重。
在一個能源來自晚近的光合作用的世界，調集資源是政治和行政成就，而不是技術創新問題。最成功的國家，是那些能夠調集、運輸和供養最龐大的軍隊，並建造令人深刻的紀念性建築的國家。這是如下現象的另一個原因，即在整個農業時代，發展通常並不意味著生產更多產品或提高生產力，而是意味著奪取鄰邦的財富。在一個可用資源似乎大致固定不變的世界，發展被視為一種零和遊戲。
商業、市場和創新
然而，即使在農耕文明中，至少也存在這麼一個社會生活區域，創新在其中是成功的關鍵。這個區域就是存在競爭性市場的地方。
我們已經看到，農業世界的經濟受到徵集貢賦和壟斷的支配。不過，即便帝國裡最有權勢的人也無法控制本國境外生產的產品。當中國的漢武帝（公元前 156—前 87 年）想獲得產自中亞拔汗那國（Ferghana）的良駒時，他最初派遣一支軍隊前往。但是這種做法耗資巨大，最後，他意識到必須以絲綢換取寶馬。因此，他僱用那些懂得在競爭性市場進行和平貿易的商人替他辦事。即使在國內市場，有時候也存在競爭的空間，而有競爭的地方，效率就顯得很重要，因為通常而言，工作最出色、價格最低廉的商人和工匠，最有可能為他們的產品和服務找到買家。
有時候，通常在龐大帝國的邊境地區和它們的勢力範圍之外，會出現一些獨立的城市或國家，比如腓尼基人的偉大城邦，它們的精英很擅長處理跨國貿易。這些城市通常是跨地區的商人（他們通過種族或家庭紐帶聯繫在一起）網絡的家園。在公元一千紀，亞美尼亞和猶太商人創造了在歐洲、地中海地區從事貿易，並深入中亞和印度的巨大網絡。正如我們在第 8 章所討論的，13 世紀晚期，中國泉州的穆斯林商人向來自偉大的陶瓷製造中心——景德鎮的陶工提供波斯釉料，這樣，他們就可以製作暢銷穆斯林世界的青花瓷。正是在蠻力讓位於商業手段的貿易網絡時，創新最有可能發生。
使現金的遠距離使用和流轉變得更方便的創新，是對商業尤為重要的刺激因素。在硬幣出現之前，大多數貿易是物物交換，這意味著，雙方必須生產彼此需要的物品，否則就沒有交易。由統治者官方發行的最早硬幣，出現在公元前一千紀中期的安納托利亞。到公元 1000 年，硬幣已經通行整個歐亞大陸。硬幣讓貿易變得更加容易，因為它們相當於價值的一般符號。在存在充分信任的地方，有時候只要得到償還承諾、紙幣或欠據（IOUs）——上面通常寫明了買家的還款期限和逾期付款應支付給賣家的補償金，商人就會出售他們的貨物。這種欠據通常可以買賣，貨幣因此可以實現遠距離匯兌。公元 1024 年，為了應對銅幣和銀幣短缺問題，中國宋朝開始發行它自己的紙幣，這實際上就是政府支持的欠據或還款承諾。這種紙幣可以廣泛使用，只要消費者相信政府會信守紙幣所代表的還款承諾。當然，事實並非總是如此。不過，在這種方法行之有效的地區，它們就會降低交易成本，擴大市場範圍以及政府徵稅的權力。
因此，儘管市場在整個農業時代都存在，但是它們的影響力十分有限，統治者往往輕視它們，這也解釋了為何農耕文明時代的市場對創新產生的影響很小。
緩慢的創新和馬爾薩斯循環
總之，我們可以說，在公元 1000 年，正如在整個農業時代那樣，採用新思想、新方法和新技術的動機遠遠不如今天。之所以這樣，部分原因在於，我們前面找出的三大創新驅動力沒有今天這麼重要。不過，它們從來就沒有完全闕如，這也解釋了為何我們在整個農業時代察覺到了創新的緩慢發展。
如前所述，農業時代創新的緩慢節奏解釋了馬爾薩斯循環的普遍性：人口和生產似乎經歷長期的增長，然後就是突然的崩潰。一般而言，馬爾薩斯循環開始於創新，比如中國南部更高產的稻米作物的引入，或歐洲馬軛的改善（馬因此可以拉犁、深耕土地以及翻轉更堅硬的土壤）。隨著提高生產力的創新的傳播，人口開始增長，並且拉動需求和促進經濟活動，擴大可耕土地的面積，以及增加人力和畜力的供應。這種發展時期一般會刺激以交換網絡為媒介的商業活動，推動城鎮、建築甚至藝術和文學活動的發展。
然而，繁榮總是以崩潰結束。人口增長的速度會超出可用資源的增長速度；土地會被過度利用，從而導致饑荒；城鎮的污染會加重，最終導致健康水平開始下降。當資源逐漸減少時，國家又會故伎重演，以武力奪取鄰邦的資源。戰爭引起的暴行和破壞會減少許多地區的人口，傳播疾病和死亡。從農業時代創新的緩慢節奏中，我們可以找到這個時代主導人類歷史的馬爾薩斯循環的根源。
在本章接下來的內容中，我們會考察前面討論過的創新的三大驅動力，探索在兩大馬爾薩斯週期中，它們如何開始變得重要——首先在非洲-歐亞大陸世界區，隨後遍及整個世界。第一次馬爾薩斯循環（我們可以稱之為後古典時期的循環）開始於公元 1000 年之前，偉大的古典帝國崩潰之後的非洲-歐亞大陸，並一直持續到 14 世紀中期的崩潰。這場崩潰與一場毀滅性流行病即黑死病有關。第二次循環，也就是早期現代的循環，開始於 14 世紀，一直持續到大約公元 1700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