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已經看到，本章開始部分提到的三大創新驅動力的重要性在逐步增強：交換網絡擴大、通訊和運輸出現重大改善，競爭性市場在世界許多地區變得更重要。理論上來說，這些變化會帶來創新的大幅增長以及影響深遠的全球變化。確實這樣嗎？
創新的影響
令人奇怪的是，在一到兩個世紀內，本章所討論的這些變化，似乎並沒有對技術創新的速度產生多大影響。歐洲航海家在 15 世紀和 16 世紀使用的海運術、射擊術和航海術的大部分創新早就存在，還有許多創新——比如三角帆——起源於歐洲之外遙遠地區，並且在其他地方得到廣泛使用。奧斯曼土耳其人、莫臥兒人和俄國人同樣成功地讓火藥技術適應了不同的環境。在葡萄牙人到來之際，加農炮在印度洋地區已經得到廣泛使用，印度洋上馬穆魯克大帆船和奧斯曼帝國艦隊都在船首安裝了加農炮，儘管無法媲美葡萄牙輕快帆船兩側和肋骨之間安裝的協調性很強的炮火。
我們在這一時期所看到的，並不是革命性技術創新，而是不斷擴展的交換網絡如何使技術、農作物和組織方法更加有效地從一地傳播到另一地，它們在傳播過程中只經歷了微小適應和調整。喬爾·莫基爾（Joel Mokyr）把這個時期描述為「曝光效應時代（age of exposure effects），技術變化的主要形式在於，首先不斷觀察外國技術和農作物，然後將它們移植過來」。４
或許，真正稱得上創新的，乃是歐洲重新發現了金屬活字印刷術——1453 年，由約翰內斯·谷登堡（Johannes Gutenberg）發明。金屬活字印刷術由朝鮮人發明，用這種方法印刷的最古老書籍是 1377 年的一本朝鮮文佛經。不過，這種技術在使用字母文字的歐洲最興盛，因為你只需要少數印刷字體即可，因此，印刷術在歐洲促進了斷文識字，加速了信息傳播。到公元 1500 年，236 個歐洲城鎮擁有出版社，2000 萬冊圖書得以印刷；一個世紀之後，圖書印刷的數量達到原來 10 倍。印刷術逐漸讓歐洲變成全球知識的倉庫，就像伊斯蘭世界一度是非洲-歐亞大陸世界區的知識倉庫一樣。一開始在歐洲，隨後在整個世界，印刷術將成為集體知識的一種強大動力。
然而，在這個時期，我們並沒有看到創新的決定性增長。全球交換網絡促進了技術、農作物和商業方法——其中許多早就存在於世界某個地方——的傳播和利用。這樣，不同世界區在 16 世紀的匯合加速了技術的傳播。不過，新技術的真正大爆炸要到 19 世紀才會發生。
處於轉型的邊緣？
緩慢的創新解釋了世界大部分地區為何在 1700 年看起來仍然十分傳統。大多數人依舊是農民；大多數政府還是以傳統術語進行思考，以傳統方式進行統治；能源自古典時代以來變化很小。創新的速度也沒有出現顯著增長。
公元 1700 年，信使依然是傳播信息最快的途徑；絕大部分貨物依然使用馬車或牛車或船隻運輸。農民自給自足的程度可能不如 2000 多年前。與過去相比，他們或許更多地與貨幣打交道，更頻繁地在地方市場出售產品，或者更多地尋找工資工作。不過，大多數農民依舊生產大部分他們自己所需的食物和紡織品。毫無疑問，市場的規模和重要性在不斷增長，但是，它們並沒有像今天這樣主導人們的生活。大多數生產者是農民，這一事實意味著，城市和較大城鎮（儘管它們到處都在成倍增長）的居民只佔總人口的少數，通常只有 10% 到 20%。可以說，最早的農耕文明的情況也大致如此。
真正發生變化的，乃是現存的思想、貨物、人口、農作物、疾病交換和交易的規模。交換和商業規模的這種增長，為 18 世紀晚期以來比較壯觀的創新景象奠定了基礎。這種現象的部分原因在於，在一個又一個地區，社會開始遭遇資源極限：可用土地越來越少，木材和能源短缺更加常見，皮貨越來越匱乏。到 1700 年，人類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規模開發全世界的森林、耕地、河流和海洋，而採用的技術基本上非常傳統。日益擴大的市場刺激了世界上許多不同地區的商業，商業化程度的提高把更多商人、政府甚至農民吸引到市場交換之中。正如亞當·斯密（1723—1790）所理解的，更大的市場促進了專門化和與之相隨的效率，這個過程在大西洋新興種植園經濟中尤為明顯。
我們也注意到，這一時期，全球財富和權力開始出現深刻變化。1500 年之前，歐亞大陸大西洋沿岸的社會不重要，它們處於非洲-歐亞大陸世界區龐大的交換網絡的邊緣。1500 年之後，大西洋社會突然發現自己位於前所未見的最大、最多樣化的貿易網絡的中心。在兩或三個世紀裡，沿著新發現的路線運輸的貨物，從價值和總量而言，還不如傳統網絡輸送的貨物——比如從地中海經由印度洋到達亞洲的網絡——那般令人印象深刻。不過，一旦歐洲政府學會利用它們在全球貿易網絡中的核心地位，一旦全球貿易總量增加，一旦歐洲知識分子掌握了前所未有的新信息潮流（流淌在歐洲的學院、大學和商務辦公室中），歐洲位於這些網絡的核心地位所帶來的知識和商業利益，就會逐步增加。
儘管 1700 年的世界在許多方面看來很傳統，不過，接下來兩個世紀的創新大爆炸所需要的所有要素，正在彙集起來。變化或許最容易在新興的大西洋樞紐地區被發現。
在歐洲，在這個由中等規模的國家組成的、競爭激烈的地區，全球交往網絡帶來的商業、經濟和政治影響十分明顯。商業受到統治者、銀行家和政府的關注。全球市場的套利行為在 16 世紀維持著西班牙帝國的權力，也在 17 世紀早期支撐著它的競爭對手荷蘭共和國的權力。我們由此看到了後來所謂的資本主義的根源。商業為兩個政府及其精英創造了大量稅收。許多貴族投資貿易，而政府則發現，當市場對一些產品——鹽、酒、紡織品或糖——的需求增長時，這些商品就能夠帶來巨額利潤。到 1700 年，英國政府的大部分稅收來自關稅和各種消費稅。這解釋了英國政府為何大力支持貿易：建設有能力保護海外帝國的龐大海軍、成立英格蘭銀行以支持對新的商業冒險事業的投資。
在英國以及西歐其他地區，隨著更多的人口依賴市場和工資，社會結構本身也正在快速發生變化。對英格蘭早期統計學家格雷戈裡·金（Gregory King）的人口研究做出的現代分析表明，到 17 世紀末，英格蘭農村大約一半人口沒有足夠土地養活自己。這意味著，他們必須出賣自己的勞動，要麼作為鄉村勞動力為大農場主工作，要麼到城鎮尋找工資工作。金的數據顯示，到 17 世紀末，英國國民收入一半以上來自商業、工業生產或租金和各種服務。如果高度商業化的社會確實比商業化程度較低的社會更有可能出現創新的話，那麼，這就是即將來臨的變化的一個重要預兆。到 17 世紀晚期，英格蘭及其主要競爭對手荷蘭似乎越來越具有「資本主義特徵」，不但市場主導著它們的經濟，而且政府和精英也參與到許多不同的商業活動中。
這一時期交換網絡的覆蓋範圍和多樣性，以及商業重要性的不斷增加，或許是為創新大爆發——開始於工業革命時期的 18 世紀——奠定基礎的最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