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耕文明並非孤立；隨著發展以及向管理區域之外延伸，它們結合起來形成更大的網絡。有時候，它們的結合完全是因為邊界連接在一起。它們通常在鬆散的意義上結合在一起；一些居民通過貿易、旅遊、思想觀念的借鑒或戰爭，與農耕文明其他地區的人們產生聯繫。事實上，具有嚴格邊界的、明確的農耕文明的觀念，是誤導性的。在很大程度上，地圖上繪製並且由邊防將士守衛的邊界，是現代的創造物。農耕文明的邊界通常指大片不明確的地區，統治者對它們的控制搖擺不定或逐漸減弱，鄰邦或地方統治者也對它們展開爭奪。
儘管這些進程很複雜，不過，農耕文明不同地區之間緩慢的結合，是一個極其重要的過程，因為它能夠保證集體學習可以擴展到更大範圍，並且包含更多的人和更豐富的多樣性。不斷擴張的交流網絡擴大了集體知識的力量，增強了我們人類獨特的能力，即尋找新方式與自然世界以及彼此聯繫起來。到農耕文明時代末期，生活在巨大的非洲-歐亞大陸世界區的所有個體，都連接在一張富有活力的網絡中。然而，這種看法只適用於每個世界區的內部。正如我們在下一章將討論的，在這一時代，美洲、澳大拉西亞以及太平洋也出現了重要發展。不過，在農耕文明時代，這四個世界區彼此隔絕，以至於每個世界區的人完全不知道其他世界區發生的事情。
交換網絡與集體學習
隨著非洲-歐亞大陸農耕文明的規模和影響範圍的擴大，每個世界區不同地區之間貨物和思想交流的機會也增加。我們可以將這個時代的大城市與恆星比較，因為它們以相似方式主導著周邊區域。它們是當地最強大的實體；它們的「引力」影響大片地區；城鎮和鄉村就像行星和衛星那樣圍繞它們轉；它們為周邊地區注入活力；它們不斷吸收思想觀念、貨物、創新和人口。這樣，農耕文明以及位於它們中心的大城市直接促進了交換和集體學習。
最終，尤其在非洲-歐亞大陸世界區，所有文明以及處於它們之外具有不同生活方式的集群，都發現自己被連接在一張巨大的關係網絡之中。在這些網絡中，不但有商品交換，也有社會、宗教和哲學思想、語言、新技術以及科技交流。農耕文明時代最重要的交換網絡，就是今天所說的絲綢之路，在許多農耕文明中，一些重要的小型交換網絡發展得更早，主要的海上航線最終也在印度洋出現。正因為這些聯繫的存在，一些世界史學家宣稱，自它們出現，農耕文明就深深鑲嵌在一個更大的地緣政治結構即世界體系之中。從本質上來說，世界體系就是兩個或更多社會之間的獨立自足的關係。
20 世紀 70 年代之前，大多數大視野的史學家認為，文明是從宏觀角度理解歷史的基本單位。20 世紀早期，這種思維方式深受奧斯瓦爾·斯賓格勒（Oswald Spengler）和阿諾德·湯因比（Arnold Toynbee）的影響，他們兩人宣稱，文明可以當作明確獨立的實體來研究。這些毫不起眼的實體之間的聯繫很少受到關注。20 世紀 70 年代，伊曼紐爾·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率先提出了一種理論框架，他稱之為世界體系理論。與早先的理論不同，沃勒斯坦的模式把關注點轉向文明之間的相互作用和聯繫。儘管整個世界直到 20 世紀才真正連接在一起，不過，這個術語適用於歷史上許多時代和地區，只要廣大地域的各個社會參與了某種聯繫即可，不管它是貿易、戰爭還是文化交流。對農耕文明時代的研究表明，事實上，自這些新的人類共同體出現之際，它們就建立了一些聯繫，這些聯繫很快催生了廣闊的「世界體系」。
最近，約翰·麥克尼爾（John McNeill）與威廉·麥克尼爾（William McNeill）主張把人類相互聯繫的網絡重新建構成他們所說的「人類之網」。他們認為，自人類歷史開啟以來，人類就形成了各種網絡，有大型的也有小型的，有鬆散的也有嚴密的。在這些網絡之中，史學家可以找出互動和交換、合作或競爭的模式，正是它們堅持不懈地把歷史推進到了現代。與世界體系理論家一樣，麥克尼爾父子聲稱，世界歷史分析必須探究那些大型的連通性結構，它們包括從農業文明早期「纖細的地方性」網絡，經由偉大的農業文明的「更密集、更多互動的大都市網絡」，再到今天的「電氣化全球網絡」。我們對農耕文明時代做出的大歷史分析，借鑒了世界體系理論以及一種正在演進的人類之網概念。
以戰爭為媒介的跨文明聯繫
農耕文明時代富有特色的連年混戰，乃是將那些彼此相距不遠的農耕文明連接在一起的有力方式。比如，羅馬人通過戰爭成為一個龐大帝國的主宰。與邊界之外的國家和民族——包括那些從未被真正併入帝國的日耳曼人和帕提亞人——的不斷衝突，也把這些外人納入由羅馬人主導的同一個世界體系。當伊斯蘭軍隊建構龐大的伊斯蘭世界（從歐洲比利牛斯山一直延伸到大唐帝國位於中亞腹地的邊境）之際，他們也將外圍各個族群，比如法蘭克王國、拜占庭人和中國人等，納入一個巨大的非洲-歐亞大陸網絡之中。這些軍事關係對於建立聯繫非常重要，不過，最有效和最具影響力的世界體系，乃是通過貿易建立起來的。
非洲-歐亞大陸早期的貿易網絡
自農耕文明時代開始以來，通常由商人或各種媒介（「中間人」）從事的貿易，是農耕文明各地區之間，尤其彼此相距比較遙遠的地區之間建立聯繫的最有效方式。到公元前二千紀早期，埃及、美索不達米亞以及印度河文明之間都建立了商業聯繫。到公元前二千紀中期，東地中海地區形成了一張十分緊密的貿易網絡。腓尼基人、埃及人、米諾斯人、邁錫尼人和許多小型文明的人們互相交換大量商品。
一艘沉沒海底的商船即烏魯布倫沉船（the Uluburun Shipwreck）的發現，讓我們得以饒有趣味地窺見這種網絡。這艘小船於公元前 14 世紀在土耳其西南海岸附近的海域沉沒，當時，它正按照當地傳統的商業航道——它連接著腓尼基、南安納托利亞（土耳其）、愛琴海和埃及——行進。考古學家在船艙中發現了各種貨物，包括銅和錫鑄塊（後來，人類以銅錫合金生產青銅武器）、鈷藍色和青藍色玻璃、松節油樹脂（一種化妝香水的配料）、埃及的圓烏木、象牙、河馬牙齒、鴕鳥羽毛和烏龜殼、異域水果和香料、塞浦路斯的精美陶器、埃及王后納芙蒂蒂（Nefertiti）的一隻金甲蟲以及邁錫尼的武器。他們還發現了一塊空白的書寫板，可以用尖筆在表面的一層蠟上刻字，這證明了文字記載（使用的無疑是腓尼基人的字母）對於商業的重要性。
絲綢之路的重要性
儘管這一時代非洲-歐亞大陸許多地區存在大大小小的貿易網絡和聯繫，不過，其中最重要的交換網絡是絲綢之路。我們前面已經講過，自人類歷史開始以來，不同民族和文化之間的信息和思想交流，是通過集體學習而促進變化的一種原動力。隨著農耕文明時代早期各類小規模交換的擴大，集體學習隨之加強，由此帶來人類歷史上物質、藝術、社會和精神領域越來越多的重要變化。在這些得到加強的交換網絡中，最有影響力的網絡出現在中亞腹地一個貿易樞紐周圍，它沿著把非洲-歐亞大陸大片地區連接起來的絲綢之路展開。這種交換所帶來的跨文明聯繫，最終導致了人類此前未曾體驗過的最重要的集體學習過程。
儘管這些路線幾千年來就存在著貿易和移民活動，不過，第一次真正重要的「絲綢之路時代」大約介於公元前 50 年到公元 250 年間，當時，中國、印度、貴霜帝國、伊朗、乾旱大草原遊牧部落以及地中海世界之間，出現了廣泛的物質和思想文化交流。公元一千紀早期西羅馬帝國和漢朝的滅亡，導致幾個世紀內定期交往減少，不過，大約公元 600 年到 1000 年間，第二次「絲綢之路時代」出現，它將中國、印度、東南亞、伊斯蘭世界和拜占庭帝國結合在另一個以陸地和海上貿易為基礎的巨大網絡之中。在這兩個時期中，絲綢之路的主要功能是促進貿易。沿著絲綢之路流通的，不但有貨物，也有知識的、精神的、文化的、生態的和技術的觀念。可以說，這些無形的交換對世界歷史更重要，正如下面幾個例子所表明的。
當阿拉伯商人於公元 5 世紀在印度經商時，這種商業活動促進了一種重要的知識交流。作為世界史學家林達·謝弗（Lynda Shaffer）所說的南方化（物質和非物質產品從非洲和印度向歐亞大陸北部的傳播）的產物，阿拉伯商人用他們在印度見到的更靈活的印度數字體系取代了羅馬數字。印度數字，尤其印度人創造的 0 的概念，有助於更快速和更複雜的計算，它們最終傳遍世界。由於這些數字通過阿拉伯商人和學者傳播到西方，因此，它們在西方被稱為阿拉伯數字，儘管阿拉伯人稱之為印度數字。這種交流對世界歷史極其重要，促進了現代經濟的誕生。
經由絲綢之路發生的物質交換所產生的最重要的精神影響，或許是宗教在這個世界區的傳播，尤其大乘佛教，它從印度穿越中亞傳到中國和東亞。與此相關的一種文化交流——它會增強集體學習——就是藝術觀念和技術的傳播，特別是調和論（syncretistic）雕刻風格的擴散，這種風格於公元 2 世紀產生於犍陀羅（Gandhara，位於巴基斯坦）和馬圖拉（Mathura，位於印度）的作坊中，佛陀的第一尊雕像就創作於此（參見圖 8.1）。（調和論和調和論者是指把各種文化傳統的特徵結合起來創造一種新的文化。）
圖 8.1 犍陀羅的佛陀，約 2 世紀的作品。
犍陀羅的這尊雕像綜合了第一次絲綢之路時代中亞調和型文化的發展
絲綢之路貿易產生的主要生態結果，就是疾病和瘟疫的傳播。沿著商人走過的絲綢之路傳播的病菌，不但在漢帝國和羅馬帝國人口減少以及隨後的衰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且數百萬人感染這些病原體也意味著抗體在整個非洲-歐亞大陸世界區廣泛傳播，大量人口的免疫力也得以增強。事實證明，這些免疫力在前現代社會極其重要，當穆斯林、中國人尤其歐洲商人和探險家將非洲-歐亞大陸的疾病帶到其他世界區時，疾病對土著居民產生了災難性影響。以上簡單列舉的四種事例都論證了一種主張，即絲綢之路和印度洋網絡深刻影響了整個人類歷史後來的形態和發展方向。
絲綢之路的起源
如此大規模的商業和文化交換出現的前提是非洲-歐亞大陸小型而分散的河谷國家結合起來形成了大型農耕文明，這個過程很大程度上是戰爭的結果（我們在第 7 章已經討論過）。到第一次絲綢之路時代，主要文明的持續擴張意味著四大帝國——羅馬、帕提亞、貴霜和漢帝國——控制著從中國海直達英國的歐亞大陸大片陸地。這幾個龐大國家的鞏固，意味著此前廣袤而分裂的地緣政治環境建立起了秩序和穩定。廣泛的國內道路網絡得以修建，冶金和運輸技術取得巨大進步，農業生產得到強化，貨幣鑄造首次出現。到公元前 1 世紀中期，非洲-歐亞大陸已經為更高水平的物質和文化交換，以及更高水平的集體學習準備了條件。
就促進這些交換來說，遊牧部落也起了關鍵作用，它們形成的共同體主要以牛、羊、駱駝或馬等家養動物維生。遊牧生活的起源和傳播的確切時間表尚不清楚，不過，毫無疑問，到公元前四千紀中後期，遍佈歐亞大陸內陸大草原的墓塚表明，一些依靠家養牧群生活的共同體，已經變成半遊牧的。我們仍然不清楚，這些不同的部落到底具有多大程度的流動性。或許存在不同層次的遊牧生活，從那些沒有永久性定居地的部落到安德羅諾夫（the Andronovo）那樣的共同體，後者很大程度上過一種定居生活，並且生活在永久性居住點。歐亞內陸高度流動的軍事化遊牧生活或許直到公元前一千紀早期才出現。這種生活方式與斯基泰人（Scythians）和匈奴人的馬背生活有關。
在非洲-歐亞大陸，到第一批城市和國家出現之際，次級產品革命（在第 6 章討論過）的技術創造了更多富有成效的方式來利用牲畜，其中一些如此多產，以至於許多共同體幾乎完全可以只依靠它們的牧群生活。然而，越是這麼做，它們也就變得更具流動性，從而能夠在大範圍區域放牧動物。最終結果就是，經過幾千年之後，一種主要以遊牧為基礎的生活方式緩慢發展起來，它們能夠利用從西北非開始、橫跨西南亞和中亞直達蒙古的帶狀乾旱土地。
到公元前一千紀中期，許多規模龐大的遊牧部落共同體出現了，它們擁有的軍事技能、技術、耐力以及流動性，足以讓它們控制毗鄰的農耕定居社會，包括斯基泰人、匈奴、月氏和烏孫在內的一些遊牧部落，在農耕文明之間的大草原建立起類似國家的強大聯盟（參見地圖 8.1）。這些國家算不上農耕文明，因為它們缺少農業社會的一些關鍵特徵，包括主要的城市和大量定居人口。不過，它們表明，遊牧部落有能力在非洲-歐亞大陸嚴酷乾旱的內陸地區興盛起來。一旦這類共同體出現之後，它們就促進了所有不同生活方式和共同體的相互聯繫。遊牧部落在這些比較邊緣的地區取得成功之前，農耕文明彼此之間的交往少很多。最終，遊牧部落扮演了貿易、交換的促進者和保護者的角色，由此促進了絲綢之路和其他網絡的興旺繁榮。
地圖 8.1 歐亞內陸的遊牧和定居國家。
這幅圖所展示的是，大約公元前 200 年到公元前 100 年間，這個地區一些主要的遊牧部落聯盟和農耕文明
第一次絲綢之路時代
隨著上述前提條件的出現，漢朝決定與它的西部鄰國建立聯繫，並且致力於遠距離貿易，這樣，小規模的地區貿易活動轉變成一張巨大的跨非洲-歐亞大陸的商業網絡。在漢武帝（公元前 141—前 87 年）派遣張騫出使中亞——旨在建立外交關係和進行考察——之後，漢朝參與到這張網絡之中。張騫歷經磨難，終於在 12 年之後返回故土，他讓漢武帝相信，漢朝可以與中亞許多國家建立友好關係，因為它們「迫切需要漢朝物產」。對於那些對貿易不熱心的國家，則以武力降服，迫使它們加入漢朝的貿易和納貢體系。在短短十年時間，漢朝就與中亞 36 個城市-國家建立了一種納貢關係，商品開始沿著古老的移民路線從中國流向中亞。正如我們在前一章所討論的，在漢朝開始與其西部鄰國建立聯繫半個世紀後，奧古斯都在經過一個世紀內戰之後登上羅馬權力的頂峰。非洲-歐亞大陸西部廣大地區恢復了和平與穩定，羅馬對奢侈品的需求，尤其對香料和絲綢這類異域紡織品的需求，也隨之劇增。
羅馬需要的中國商品，主要是絲綢，這種雅致的、半透明的和性感的物品，很快就成為富有的羅馬貴婦的時尚。中國人意識到了壟斷絲綢的商業價值，小心翼翼地保守著絲綢生產秘密，邊關士兵會盤查離開的商人，確保他們沒有攜帶任何桑蠶出境。漢朝的鐵器非常堅硬，也受到羅馬人的高度讚揚。上等香料從阿拉伯半島和印度輸入羅馬帝國，其中著名的有肉豆蔻、丁香、小豆蔻和胡椒，它們被當作調味品，也被用作春藥、麻醉藥和香水。羅馬人花了大量財富與中國和中亞貿易，以換取這些價格昂貴的貨物。公元 65 年，羅馬元老院成員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怒斥羅馬與亞洲的貿易，認為這種貿易致使羅馬國庫每年損失錢幣約 1 億塞斯特貼姆（sestertii，1 塞斯特貼姆即 1 枚大的羅馬銅幣）。即便普林尼的數據有點誇張，不過，它證明了絲綢之路商業交換不可思議的規模。中國人在輸出昂貴的產品之後，輸入了農產品（包括葡萄）、羅馬玻璃製品、印度和埃及的藝術品以及來自大草原的馬匹。
主要的陸上絲綢之路的起點是漢朝都城長安，經由甘肅走廊和塔里木盆地深入中亞。雙峰駝的存在，讓非洲-歐亞大陸東部和中部地區的絲綢之路成為可能。雙峰駱駝是中亞大草原的產物，典型地體現了極好的進化適應性。為了在嚴酷的冬季生存下來，這種駱駝有長而濃密的毛髮，在氣候變暖時，它們會很快脫落。背上兩個駝峰儲存著大量脂肪，長長的睫毛和可以閉合的鼻孔能夠在頻繁出現的沙塵暴中擋住塵土。足上兩個寬大的趾，可以伸展得很開，這是適應沙漠行走的結果。陸上絲綢之路貿易的貨物，就由這些非凡的動物馱載（參見圖 8.2）。
圖 8.2 雙峰駝。
絲綢之路貿易的貨物就馱在這些動物的背上，它們完全適應了中亞的環境
在歐亞大陸西部，主要的陸上路線以帕爾米拉（Palmyra）等羅馬敘利亞行省的重要貿易城市為出發點，然後橫穿幼發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再翻越伊朗高原，最後抵達阿富汗（當時的巴克特裡亞）。公元 1 年創作的文獻《帕提亞驛程志》（Parthian stations），為我們提供了與絲綢之路西部地理相關的重要知識，這部作品的作者是帕提亞帝國一位希臘商人，即查拉克斯的伊索多魯斯（Isodorus of Charax）。大約在《帕提亞驛程志》創作時期，海上進行的跨非洲-歐亞大陸貿易數量也日益增長，羅馬埃及行省與印度沿海地區之間的貿易尤為顯著。一本保存下來的公元 1 世紀水手指南——《厄立特裡亞航海紀》（The Periplus of the Erythrian Sea）為史學家提供了關於當時海上貿易的詳細記載。《厄立特裡亞航海紀》表明，水手們已經發現了「貿易」季風這種地理秘密。一到夏季，就刮起西南季風，載滿貨物的商船從非洲海岸順著季風橫渡印度洋直達印度。到了冬季，就刮起相反方向的季風，這些運載新貨物的船隻就可以返回紅海（參見地圖 8.2）。不過，我們發現，在第一個絲綢之路時代，不管商人取道海上還是陸地，他們都沒有走完全程。事實上，來自東方和西方主要文明的商人把貨物運到一個地方，然後轉給中間人，其中包括在貴霜帝國或整個印度洋盆地各貿易港口活動的商人。
地圖 8.2 絲綢之路。
這幅圖所描繪的，乃是大約公元 100 年陸上和海上貿易和交換路線
非洲-歐亞大陸的交通要道
在絲綢之路網絡的核心，貴霜帝國（約公元 45—225 年）跨越、影響陸上和海上路線，它是世界歷史上最重要的、同時人們瞭解得最少的農業文明之一。貴霜帝國的居民能夠與羅馬人、帕提亞人、中國人、印度人和大草原遊牧部落保持一種相對友好的關係。在促進第一次絲綢之路時代富有特色的、高層次的跨文化交流方面，他們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以至於這一時期被重新命名為貴霜帝國時代也不為過。貴霜帝國的君主不僅是非常高效的政治和軍事統治者；他們也體現出了對藝術的非凡鑒賞力，並且贊助帝國境內富有創新精神的雕刻作坊。這些作坊的產品反映了這一時代的集體學習所具有的典型的綜合性。
在貴霜帝國時代，犍陀羅和馬圖拉的作坊生產的雕刻作品，融合了中亞、印度和（或許）希臘化時代希臘藝術家的智慧，這些人獻身於一種恢復活力的佛教精神，創造了一套全新的崇拜形象。直到當時為止，佛陀還未曾以人體形象呈現出來，不過確實體現在一些符號上，包括一把傘或沙地上的足印。首次在犍陀羅（位於現在的巴基斯坦）出現的佛陀雕像，受到對希臘-羅馬神靈描述的影響。這種有形雕像很快沿著絲綢之路傳播，南抵斯里蘭卡，東達中國、日本、朝鮮和東南亞。
佛教思想意識沿著偉大貿易路線的傳播，是另一個同樣引人注目的思想和傳統交叉滲透的事例。佛教於公元前 6 世紀產生於印度北部。依照中國古代佛經的記載，800 年後，貴霜帝國的迦膩色迦大帝（Kanishka the Great, 約 129—152 在位）在克什米爾召開了一次會議，決定以更加通俗易懂的語言重新編寫佛教經典。這就促進了大乘佛教（Mahayana Buddhism）的出現和傳播，其中的部分原因在於，創作經書所使用的語言，普通民眾完全可以理解，而不是只有宗教精英才可以閱讀。
從印度經由貴霜帝國直達中國的繁忙的貿易路線，推動了已經深受印度商人喜歡的佛教思想的傳播，因為這種思想不問種姓和社會地位，一視同仁地向人們提供得救的希望。積極從事絲綢貿易的中國商人，也被這種信仰吸引，他們回到中國之後就開始傳播佛教教義。公元 65 年和公元 70 年頒布的中國法令，特別提到佛教的傳播以及帝國儒家學者對它的反對。到 166 年，漢朝皇帝本人也信仰佛教，到 179 年，關於「完善的靈知」的佛經也被譯成中文。4 世紀後期，也即中國陷入分裂之時，中國北方大量人口接受了佛教，到 6 世紀，南方廣大地區出現了類似情況。與此同時，東亞以及東南亞等其他也已經做好接受這種宗教的準備。
絲綢之路也促進了基督教、摩尼教以及稍晚出現的伊斯蘭教的傳播。基督教傳教士很好地利用了羅馬大道和海上運輸網絡。基督教傳道者、塔爾蘇斯的保羅沿著東羅馬帝國的陸路和海道向小型基督教共同體布道，他的行程約 13000 千米。基督教最終沿著絲綢之路向東傳播，穿過美索不達米亞和伊朗進入印度，然後抵達中國。基督教的一支，即聶斯托利派（the Nestorians，中國所說的景教徒）在絲綢之路中部和東部地區變得尤為強大。中亞的摩尼教於 3 世紀產生於美索不達米亞，它也從絲綢之路獲益良多。摩尼教創始人摩尼（216—272 年）是一位狂熱的傳教者，他的足跡遍及這個地區，也派遣信徒四處傳教。摩尼教建基於這樣一種宇宙觀，它認為人類歷史上一直存在良善的、精神的光明世界與邪惡的、物質的黑暗世界之間的鬥爭。與佛教一樣，摩尼教對商人尤其有吸引力，最終，摩尼教社團出現在大多數重要的絲綢之路貿易城市之中。
第一次絲綢之路時代的衰落
公元 3 世紀，隨著中國和羅馬帝國退出跨非洲-歐亞大陸網絡，絲綢之路也逐漸被廢棄，這也是我們前一章所講的收縮期的組成部分。絲綢之路貿易本身至少對這種解體負有部分責任，因為它也促進了災難性傳染疾病的傳播。天花、麻疹和淋巴腺鼠疫蹂躪了貿易路線兩端的人口，因為那裡的人們抵抗力較差。古代世界的人口統計一直很困難，不過，在公元 1 世紀中期到 2 世紀中期 100 年時間，羅馬帝國人口可能從 6000 萬降到 4500 萬。當天花在公元 2 世紀晚期肆掠地中海世界時，人口數量再次下降，到公元 400 年，或許降到 4000 萬。中國人口可能從公元 200 年的 6000 萬下降到公元 600 年的 4500 萬。
隨著此前穩定的農耕文明的衰落（漢朝終結於公元 220 年，貴霜帝國隨之在薩珊人的入侵下分崩瓦解，羅馬帝國在整個 3 世紀都陷入危機），上述巨大的人口損失幾乎同時發生了，這意味著，在接下來幾個世紀，非洲-歐亞大陸許多地區主要的政治環境不利於大規模商業交換。不過，隨著公元 8 世紀和 9 世紀伊斯蘭世界的創建，以及同一時期唐朝的建立，重要的陸地和海上絲綢之路貿易重新恢復了活力。
第二次絲綢之路時代
在中國，唐朝（618—907）和宋朝（960—1279）管理著活力十足的市場經濟，農業和製造業的專門化、人口增長、城市化以及基礎設施的發展，帶來了高水平的國內和對外貿易。新的金融工具（包括印刷的紙幣）被設計出來，以促進大規模商業活動。同時，在阿拔斯王朝穩定而繁榮昌盛的行政體制下獲得大量好處的阿拉伯商人，開始與中國商人進行利潤豐厚的商業貿易。事實上，許多穆斯林商人湧入中國，來到重要的貿易城市，加入當地來自拜占庭、印度和東南亞移民的社區。隨著海上貿易在總量上逐漸超過陸上貿易，遍及非洲-歐亞大陸的大量商人和水手來到中國南部重要海港城市廣州和泉州。
最近在印度尼西亞水域發現了一艘公元 9 世紀的阿拉伯沉船，在史學家眼中，它是有形的證據，不但表明了中國-伊斯蘭貿易高度的商業性質，也指出了促進這種貿易的海上路線的重要性。這艘獨桅帆船裝滿了幾萬件小心打包的唐朝陶瓷盤子和陶碗，以及許多金銀器物。這艘勿里洞殘骸（Belitung Wreck）表明，唐朝存在一種批量生產和出口工業，其中大多數產品銷往阿拉伯市場。公元一千紀末期非洲-歐亞大陸兩大帝國之間的這種商業關係，具有某種引人注目的現代特性。
與那些在烏魯布倫沉船上發現的昂貴器物不同，勿里洞沉船上發現的唐朝陶碗是實用的，並且面向 9 世紀的「大眾市場」。它們非常類似於工廠生產的產品，這證明了組織良好的商業基礎設施的存在（參見圖 8.3）。陶碗需要用鈷上色，中國製造商從伊朗大量購入這類染料。船隻的載貨單明確記載了陶碗燒製的日期。貨物中還有大量標準的墨水瓶、香料瓶和水罐，這些顯然都是為特定市場而生產的出口商品。繪製在各種器物上的裝飾圖案或釉面圖案——包括佛教的、伊朗的和伊斯蘭教的主題——表明，這些貨物是面向特定市場的。第二次絲綢之路時代，中國和伊斯蘭世界參與到繁忙的商業交換之中，在公元一千紀晚期，從事遠洋航行的阿拉伯水手維持著這種充滿活力的跨非洲-歐亞大陸網絡。
圖 8.3 唐代長沙碗。
這些 9 世紀的長沙碗製造於唐代中國，目的是出口伊斯蘭哈里發王權統治下的市場。這些碗在一艘阿拉伯獨梔帆船的殘骸上被發現，當時那艘船正在現代印度尼西亞的勿里洞島附近
在第一次絲綢之路時代，儘管物質交換十分重要，也令人印象深刻，不過，文化交流似乎比物質交換更重要。其中一個令人迷惑的事例，就是阿拉伯故事集《一千零一夜》。一些學者認為，其中許多故事起源於印度，然後由來往於印度洋的商人傳播到波斯。一開始，故事並不多，隨著它們傳入伊斯蘭世界，來自波斯和阿拉伯傳統的更多故事匯入其中，最終，《一千零一夜》成為世界文學偉大的綜合性彙編之一。
在第二次絲綢之路時代，絲綢之路上的宗教交流沒有中斷。正如我們前面所述，在唐朝建立之前，許多外國宗教已經傳播到了東亞。隨著伊斯蘭教在 7 世紀出現，以及此後幾個世紀大量穆斯林商人社區的建立，清真寺也開始在中國許多城市現身。在中國所接受的所有外來信仰當中，只有佛教在對抗儒家學說方面取得實質性進展。公元 600 年到 1000 年間，中國建造了許多佛教徒的舍利塔（stupas，用來存放死者遺骸的土墩建築）和寺廟,即使沒有幾千所，也有數百所。佛教宣揚拯救觀念，嚴重威脅到道家和儒家學說在中國人心靈和精神上的地位。最後，作為大受歡迎的調和產物，一種綜合性信仰出現了，這就是禪宗（日本稱為 Zen Buddhism）。
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典型地體現了農耕文明時代不同文明之間的相互聯繫。商人和冒險家、外交使節和傳道士們沿著這些常常十分凶險的、貫穿地球上一些最嚴酷地域的路線行走，他們攜帶商品和思想觀念穿過非洲-歐亞大陸世界區。每一種類型的交換都很重要，每一種都推動世界邁向人類歷史上另一次偉大革命——現代革命。在許多重大的影響之中，宗教尤其佛教的傳播最為重要，它成為那個時代南亞和東南亞眾多十分重要的思想意識和精神信仰之一。時至今日，佛教依舊是幾百萬亞洲人的重要文化紐帶之一，是絲綢之路奉獻給現代世界的諸多遺產之一。儘管參與者多種多樣，不過，這種互動的一個結果，就是非洲-歐亞大陸的歷史在某種程度上保持了潛在的統一性，它體現在共同的技術、藝術風格、文化和宗教甚至疾病和免疫模式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