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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趨勢一:農耕文明及其行政機構的擴張、權力和效率

由第 6 章可知,到 5000 年前(也即大約公元前 3000 年),農耕文明已經出現在美索不達米亞和埃及,不過還未曾在世界其他地區顯現。當時的農耕文明是一種新的、非常罕見的人類共同體,它們納入龐大的、稠密的定居人口,也覆蓋了大片地區,因此,即使在公元前 3000 年,蘇美爾和埃及文明也包含好幾百萬人口,據 J. R.比拉本(J. R. Biraben)的估計,當時世界總人口大約為 5000 萬。3 

到公元前 2000 年,農耕文明也出現在中亞、印度次大陸北部以及中國北方的黃河流域。在非洲東北部,農耕文明沿著尼羅河向南擴展到蘇丹,在美索不達米亞,農耕文明沿著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向北擴張,直達地中海沿岸。

到公元前 1000 年,文明進一步擴張,將地中海盆地許多地區、中亞、中國黃河和長江流域的廣大地區納入其中。新興農耕文明也出現在中美洲、南美洲以及西歐和西非的部分地區。

到公元前 1000 年,農耕文明已經覆蓋中美洲大塊地區、地中海沿岸諸多地方、歐洲大部分地區和西非大片區域。古老地區的農耕文明——比如美索不達米亞和波斯或印度和中國的農耕文明——也擴張到許多新的地區。我們也要注意一些收縮時期,比如公元前三千紀晚期,蘇美爾人口大幅減少,儘管如此,長期的趨勢顯然是擴張。

愛沙尼亞裔美國學者雷恩·塔格佩拉(Rein Taagepera)嘗試以統計學方法來測量這種進程(參見表 7.2)。他的估算只不過是近似值而已,不過,我們打算掌握的,畢竟只是總體趨勢,而不是詳盡的細節。4 

表 7.2 農耕文明的面積(平方兆米) 

 時代

 

 日期

 

 控制的面積(平方兆米)

 

 在國家組織所控制的現代面積中的百分比

 

農耕文明時代 I 

 

公元前三千紀早期

公元前二千紀到

公元前一千紀中期 

 

0.15(全部位於西南亞)

0.36~1.61 

 

0.2

0.75~2.0 

 

農耕文明時代 II 

 

公元前一年

公元 1000 年 

 

8

16 

 

6.0

13.0 

 

向現代過渡 

 

13 世紀

17 世紀 

 

33(主要是蒙古帝國)

44(現在也包括美洲) 

 

25.0

33.0 

 

現代 

 

20 世紀 

 

130(近似值) 

 

100.0 

塔格佩拉嘗試以平方兆米來估算農耕文明所涵蓋的土地面積。1 平方兆米相當於 100 萬平方千米,或者與現代埃及的領土面積相當。在現代之前,正式的邊界並不存在,因此,塔格佩拉的估算包含了大量猜測。不過,他的數據有助於我們理解這些進程的規模。

5000 年前,埃及和蘇美爾地區的國家(記住,農耕文明是由國家組織起來的)控制著非洲-歐亞大陸大約 0.2 平方兆米的土地,大致相當於整個地球陸地面積的 0.2%。這些土地當然很微小。即使在非洲-歐亞大陸,大多數人還是生活在村莊,過一種早期農業生活,農耕文明顯得罕見、引人注目和新奇。2000 年之後,也就是大約公元前 1000 年,農耕文明控制的土地擴大到原來 10 倍,或者說大約為 1.6 平方兆米,差不多相當於地球總面積的 2%。這是在農耕文明內部的重大擴張,但是,非洲-歐亞大陸還有 98% 的土地(以及世界其餘地區)停留在世界農耕文明之外。不過,從農耕文明地區非同一般的人口密度來看,到公元前 1000 年,它的人口數量在世界人口總數中佔了相當大的比例,或許是四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

2000 年前,農耕文明的面積為 8 平方兆米,即大約為地球陸地面積的 6%,差不多是 5000 年前的 40 倍。那時,農耕文明也開始出現在美洲。到 1000 年前,農耕文明的面積再次翻了一番,大約為 16 平方兆米,大致佔地球陸地面積的 13%。我們可以做出一個合理的假定:到 1000 年前,或許早在 2000 年前,農耕文明的人口已經佔人口總數的絕大多數,儘管他們的生活區域只佔地球表面非常小的比例。

如果這些估算不是很離譜的話,那麼,它們象徵著大多數人的生活方式發生了顯著變化。它們意味著,在幾千年時間內,農耕文明從一種新奇陌生的人類共同體擴張成為囊括地球大多數人口的共同體。5000 前,獨立的農業村莊可能是多數人的生活共同體,3000 年之後,大多數人生活在農耕文明之中。確實,許多人依舊生活在村莊中,但是,他們的村莊屬於農耕文明範疇,這意味著,他們的生活基本上被來自遙遠帝國和城市的力量塑造,尤其由共同體及其地方代理人對勞力和貢賦的需求所塑造。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龐大人口(可能佔農耕文明人口 1/10)居住在城市。換言之,僅僅在大約 3000 年時間裡,多數人的生活方式都發生了改變。在 5000 年前到 2000 年前這段時間,農耕文明從一種新奇罕見的共同體,轉變為多數人生活在其中的標準共同體。考慮到舊石器時代在 20 萬年間極其緩慢的變化,農耕文明時代的發展表明,歷史變化的速度顯著加快了。

同時,人類人口總數從大約 5000 萬(5000 年前)增長到約 1.2 億(3000 年前),再到 2.5 億(2000 年前)。如果我們假定,到 2000 年前,至少有一半人口居住在農耕文明中,這意味著,生活在這種共同體中的人口數量(1.25 億)是 5000 年前世界人口總數(大約 5000 萬)的 2 倍多。這些變化象徵著一種歷史活力,它與舊石器時代或農業時代早期的活力完全不一樣。

在縱覽了農耕文明的擴張性趨勢之後,現在我們就可以更詳細地考察,這種歷史發展是如何在非洲-歐亞大陸的地區間和地方性層面展開的。在第 6 章,我們追溯了大約公元前 3600 年到公元前 2000 年間美索不達米亞文明的歷史;大約公元前 3100 年到公元前 2020 年間埃及文明的歷史;公元前 3200 年到公元前 1700 年間印度河文明;農業時代早期到大約公元前 1045 年商朝滅亡期間中國文明;以及直到大約公元 1000 年的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國家。現在,我們接著上一章繼續討論這些地區(以及一些新地區)的歷史,考察它們在接下來 1000 年的三次擴張週期(也是週期性的收縮)中的持續演進。

第一個擴張和收縮週期:約公元前 2000 年到公元前 500 年

美索不達米亞和埃及

我們從美索不達米亞即所謂文明的搖籃開始討論,到公元前 2150 年,阿卡德的薩爾貢建立的帝國崩潰,美索不達米亞陷入一個混亂時期。來自巴比倫尼亞的征服者漢謨拉比(公元前 1792—前 1770 年在位)重新控制了這個地區,他在國都巴比倫實施統治。漢謨拉比頒布了人類歷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典5 ,宣稱自己是「世界四方之王」,以此證明自己的權力。但是,「世界」的財富不斷誘使外人進行擴張,其中就包括赫梯人,他們以新式的軍事戰車開創了屬於自己的龐大帝國。到公元前 14 世紀,赫梯帝國包括安納托利亞(現代土耳其)大片土地、敘利亞以及兩河流域上游。

赫梯帝國衰落後,新入侵者亞述人利用他們精良的軍隊(也是建立在具有摧枯拉朽功效的馬拉戰車之上)侵入這片土地,並且創建了到當時為止人類歷史上地域最龐大的農耕文明。因此,西南亞首先引人注目地證明了軍事和帝國擴張趨勢是農耕文明時代大部分時間的特徵。此前 2000 多年在蘇美爾三角洲出現的第一批城市和國家,此時發現它們只不過是一個龐大帝國結構的渺小組成部分,這個帝國從波斯灣一直延伸到地中海。在公元前 1300 年到公元前 612 年之間,亞述是非洲-歐亞大陸西部兩大權力中心之一(另一個是埃及)。亞述最後一位偉大的君主阿淑爾巴尼帕(Assurbanipal,公元前 668—前 627 年)引申了漢謨拉比的主張,他也注意到自己統治著更龐大的疆土,因此自封「宇宙之王」!

埃及在公元前二千紀也呈現出相似的進程。公元前 2040 年,埃及恢復了集權化統治和穩定性,在接下來四個世紀,強大的法老們專注於以獲取資源為動力的國家擴張,他們向南用兵,侵佔努比亞礦產豐富的土地。公元前 1640 年到公元前 1550 年間,形勢發生逆轉,埃及受到外族統治,埃及人稱之為希克索斯人或「外國統治者」。努比亞人趁機沿河北上大肆劫掠,埃及國家的核心區縮減為一塊被包圍的土地,夾在虎視眈眈的北部希克索斯人和南部努比亞人之間。到大約公元前 1540 年,法老雅赫摩斯一世(Ahmose I,大約公元前 1550 年—前 1525 年在位)將希克索斯人趕出埃及,在隨後 500 年,重振權威的埃及法老統治著一個富庶的、獨立自主的文明。當法老們尋求通過戰爭手段增加資源時,埃及進入到一個帝國擴張時代。埃及再次進軍努比亞;在圖特摩斯三世(Tuthmosis III,公元前 1479 年—前 1425 年在位)統治時期,埃及 17 次派兵侵入地中海東部沿岸。在經過一系列代價昂貴、毫無建樹的戰爭之後,埃及法老最終與赫梯人簽訂和約。這些軍事活動體現了這個時代的精英階層所推行的「零和」擴張政策。由於無法或不願意通過國內創新增加國家可以獲得的資源,赫梯人和埃及人都以軍事擴張方式來獲取土地和財富,並且互相征戰直至陷入僵局。

東地中海地區

當埃及人與赫梯人激烈交戰之際,新的國家在地中海沿岸出現。地中海這個稱呼來自拉丁語,意思是「地球的中央」。地中海東經達達尼爾海峽連接黑海,西經直布羅陀海峽直通大西洋。地中海海岸線幾乎長達 46400 千米,正是在這片綿長的海濱地區(水陸相接的海岸地區),許多人類共同體最終被納入新的農耕文明之中。美索不達米亞和埃及文明都影響了這些共同體,它們包括希伯來人、腓尼基人、米諾斯人和邁錫尼人。

我們關於古代希伯來人的知識,都來自源於《希伯來聖經》的《舊約全書》,儘管經文中的許多內容還有待考古學家證實。根據《舊約》的說法,許多希伯來人遷居蘇美爾城市;其中一支在大約公元前 1800 年遷徙到埃及;400 年後,他們的後代在摩西帶領下離開埃及遷到巴勒斯坦北部地中海沿岸。這群希伯來人(現在的以色列人)是由十幾個部落組成的鬆散聯盟,最後在政治上發展成一個君主國。公元前 722 年,以色列王國亡於亞述人之手,數以萬計的以色列人遭到流放,他們在亞述王國各處重新定居下來,由此開始了猶太人的離散生活(Diaspora,希臘語的「四處分散」)。此後 2000 多年,這塊地區及其離散的人民一直受到外族國家的統治。儘管希伯來人在古代非洲-歐亞大陸歷史上扮演的政治角色微不足道,不過,他們對宗教思想產生了深遠影響。世界上三大一神論宗教——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都深受早期希伯來信仰的影響。

以色列北部有另一個移民群體,即腓尼基人,他們大約於公元前 3000 年在地中海沿岸定居下來。腓尼基人是遠洋貿易能手,他們在那裡建立的一系列城邦也由此興盛起來。大約公元前 1200 年到公元前 800 年間,腓尼基人控制了地中海的貿易,在地中海海岸和一些島嶼上建立了許多商業殖民地。這只是我們多次看到的以下現象的早期實例:一個軍事弱國建立起一個龐大的商業「帝國」。隨著腓尼基人的船隻穿越地中海抵達大西洋沿岸的法國、西班牙、非洲乃至英倫三島等大西洋沿海地區,他們加快了地中海周圍地區商業活動的步伐,推動了這一地區所有偉大文明和較小國家之間更高層次的文化交流。

腓尼基的例子預示著一種重要的歷史發展,即小型商業國家的活力,這種發展源自農耕文明時代並且延續到現代早期。腓尼基人建立了一系列純粹的商業性城市國家,根本上,它們非常類似於古希臘的城邦(poleis)、印度洋地區偉大的貿易城市,甚至現代早期意大利的城市國家。商業城邦主要關注貿易,因此,它們在創新方面遠遠超過龐大的貢賦帝國。因為國內資源有限,再加上高度城市化的商業人口,這些使得它們也傾向於更積極地加入跨地區的交換網絡。最終,正如我們在第 10 章將會看到的,這些通常疆域很小的國家變成政治和軍事強國,足以挑戰甚至打敗龐大老朽的貢賦文明。

在以色列人活躍於美索不達米亞和埃及、腓尼基人在今天黎巴嫩沿海建造他們的商業城邦之際,一個複雜的新社會出現在東地中海克里特島。與腓尼基人一樣,米諾斯人(公元前 2700—前 1450 年,以其傳奇開國君主米諾斯命名)也是活躍的海上商人,克里特島位於地中海中央,優越的地理位置讓它成為當地貿易網絡重要的商業中心。米諾斯人借鑒了腓尼基人的造船技術和設計,他們的船隻遍及東地中海。通過成功商業創造的財富,米諾斯人修建了宏偉氣派的宮殿,比如克諾索斯宮。東地中海地區頻繁發生地震和火山噴發,這意味著,在公元前 1700 年之後,板塊運動和其他地理進程摧毀了米諾斯文明的許多中心。米諾斯人也進行了重建,不過,他們的財富吸引了很多入侵者,到公元前 1400 年,克里特島受到邁錫尼人的控制(參見地圖 7.1)。

  

地圖 7.1 東地中海地區,大約公元前 1500 年。

與米諾斯和邁錫尼文明聯繫在一起的重要地區和地點

邁錫尼社會(約公元前 1600—前 1100 年)是由講印歐語的移民在希臘半島上建立起來的。他們建造了以大量石砌堡壘為特徵的農業共同體,模仿了米諾斯人的文字和建築技術。米諾斯人的文字(線形文字 A)至今尚未被解讀出來,不過,邁錫尼人寫有線形文字 B 的泥板,已經得到成功釋讀,對史學家而言,它們是很有價值的資料,記載了約公元前 1500 年到公元前 1100 年間發生在該地區的事件。邁錫尼人攻打了鄰邦特洛伊,這場軍事活動後來因希臘詩人荷馬的《伊利亞特》(Iliad)而名垂千古。特洛伊戰爭之後,整個東地中海地區遭到所謂海上民族的殘暴入侵(入侵者至今依然神秘)。這些入侵極具破壞性,邁錫尼、東地中海地區和埃及的青銅文明全部瓦解,陷入一些史學家所說的恐怖的黑暗時代。為何如此多的人突然開始遷移?為何出現如此廣泛的崩潰?地中海地區存在某種馬爾薩斯災難嗎?我們對此一無所知。正因為這些事件,這個地區出現的新文化和新文明與它們的前任完全不同。

南亞

當薩爾貢在蘇美爾打造他的阿卡德帝國、米諾斯人在克里特島建構他們的商業國家之際,在今天巴基斯坦地區,印度河文明沿著印度河流域建造了一種龐大的、井然有序的以及精妙複雜的城市文化。印度河文明在公元前 2500 年到公元前 2000 年間繁榮興旺,在鼎盛時期,覆蓋大約 130 萬平方千米的土地,這意味著,它在面積上大於美索不達米亞和埃及文明之和。但是,正如我們在第 6 章所見,到公元前二千紀早期,它的城市開始衰落,到大約公元前 1700 年,城市都被廢棄了。到公元前 1500 年,整個文明基本上已經瓦解。

最初認為應當為印度文明瓦解負責的是講印歐語的遊牧入侵者,他們在公元前 1500 年左右開始向這一地區移民(也就是說,在印度城市瓦解之後)。這些人自稱雅利安人(Aryans,「高貴的民族」),他們是遊牧部落對古代歐亞大陸歷史產生深遠影響的諸多例子之一。這次入侵無論如何都算不上目的明確,它只不過是一場向印度河流域和印度北部農耕地區進行的零星移民活動。雅利安人基本上以遊牧民族的身份抵達印度,不過,他們也很熟悉農業,這些移民經常因土地所有權與當地民族爆發衝突。與世界歷史上好戰的遊牧部落一樣,雅利安人也把馬匹作為他們策略的有效組成部分,尤其以毀滅性的戰爭機器即馬拉戰車來攻擊定居的農業社會,公元前 1500 年到公元前 500 年間,也即史學家所說的吠陀時代(Vedic age),農業共同體逐漸失去了對印度河流域的控制。

吠陀時代的名稱來自一本由雅利安祭司創作的重要詩歌集(收錄 1000 多首詩),即《梨俱吠陀》(Rig-Veda),這本詩集記載了吠陀時代政治和社會生活方面的重要信息。雅利安人經常相互爭執,從來沒有統一起來,而是形成數百酋邦,受到被稱為羅闍(raja,即酋長之意)的強有力統治者的領導。在整個公元前一千紀,雅利安人一直往印度次大陸滲透,直到印度大部分地區被他們佔領。印度並沒有提供帝國穩步擴張的證據,相反,到公元一千紀中期,它依舊是一個政治上四分五裂的地區,當地群雄四起,硝煙瀰漫。

中國

中國的情形完全不一樣,在這一時期,那裡出現了一系列前後相繼的本國王朝,它們成功地擴大了國家的權力和規模。在第 5 章和第 6 章,我們考察了古代中國的歷史,即從舊石器時代到強大商朝的建立,大約公元前 1600 年到公元前 1045 年,商朝統治中國中部和東部相當大一片地區。商朝統治者以武力鎮壓其他地方政權,要求它們納貢和提供奴隸。周國是商朝的勁敵之一,到公元前 12 世紀6 ,周人攻取商的都城。周人指控商紂王沉溺酒色、為政不仁,他們將他的頭顱砍下7 ,同時也宣告周朝正式開始,當時為公元前 1045 年。

中國的經歷相當引人注目,它證明了農耕文明時代行政組織的連續發展和政府權力的日益強大,這些又有助於國家規模出現相應的快速增長。為了證明其奪取權力的合法性,周人宣稱,塵世事務與天界事務一一對應,上天有能力將權力賦予塵世政權。周人以天命(Mandate of Heaven)稱之;因此,只要統治者依照良知和道德實施統治,並且奉行維持秩序所需的一切禮儀,那麼,他們始終會得到天意的支持。無能的領導者只會擾亂塵世王國和天界,在這種情形下,上天會收回他們的支持。最早由周人闡述的天命觀,在隨後 3000 年時間影響著中華帝國的政治,一直到最後一位皇帝於 1911 年退位。

周朝的疆域遠遠超過商朝,它實行分權的行政結構,允許地方諸侯統治各自王國,只要他們向周天子納貢和提供軍隊即可。這種制度在最初幾個世紀運作良好,但是,地方諸侯權力越來越大,他們建立自己的官僚體制和軍隊。公元前 9 世紀,冶鐵在中國發展起來,地方軍事力量得到更好的裝備,他們更不願意支持周天子。到公元前 5 世紀,任何意義上的統一都不復存在,地方王國之間混戰不已。我們後面會看到,公元前 221 年,這些國家中最強大的秦國終於征服所有競爭對手,建立秦朝,由此終結了血腥殘酷的戰國時代(公元前 480—前 256 年)。

第二個擴張和收縮週期:約公元前 500 年到約公元 500 年

東地中海地區與波斯

在經歷幾個世紀的動亂之後,東地中海地區恢復了秩序,新的、堅固的居住區建立起來,它們最終發展成為成熟的城市國家(city-states)。到公元前 800 年,城邦(polis,城市國家)成為新興的希臘文化的核心,商業活動和政治結構也在這種文化中復興。這些城邦是興旺繁榮的城市中心,由不同類型的政府統治,其中包括君主制、貴族制和寡頭制;許多城邦也受到野心勃勃的僭主的控制。每一個城邦的歷史(尤其雅典和斯巴達),都以貴族、平民以及新興商人和工匠階層之間權力關係的發展為特徵。兩大城邦雅典和斯巴達在政治、軍事和文化上差異巨大,這凸顯了一個事實,即希臘人從未建立起一個統一的農耕文明,他們只是生活在眾多相互競爭的小邦國,這些城邦不但與外部文明(比如波斯人)交戰,相互之間也衝突不斷。事實上,這種分裂最終導致希臘文化在殘酷內戰中自我毀滅。

在民選將軍伯裡克利(Pericles,公元前 461—前 429 年)領導下,雅典成為非洲-歐亞大陸西部最有活力的商業和文化中心之一;正如我們後面會看到的,在公元前 5 世紀早期,雅典領導希臘城邦擊敗了波斯皇帝大流士(Darius)的入侵。這次成功以及雅典受到構建帝國的指責,致使它遭到希臘其他城邦的怨恨。最終,雅典同盟與斯巴達同盟之間爆發慘烈的、引起分裂的伯羅奔尼撒戰爭(Peloponnesian War,公元前 431—前 404 年)。在經過近 30 年的衝突、陰謀詭計和瘟疫之後,斯巴達人成為名義上的「勝利者」,但是,希臘已經十分虛弱,並且四分五裂,它成為北部鄰居馬其頓人的獵物。

儘管希臘人從未建立過一個統一的帝國文明,不過,他們確實進行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商業擴張,一定程度上,這種擴張通過殖民活動實現。大約公元前 750 年到公元前 250 年之間,許多希臘城邦在地中海和黑海沿岸建立殖民地。這些殖民地依靠腓尼基人和米諾斯人建立的貿易網絡,進一步統一了整個地區。移居殖民地的希臘移民也促進了文化和知識生活,愛奧尼亞殖民地(位於現代土耳其的愛琴海沿岸)的希臘學者尤其如此,他們開始系統地探究自然和超自然世界。愛奧尼亞殖民地導致希臘人與波斯的阿契美尼德王朝(Achaemenid)發生直接衝突,該王朝當時正在歐亞大陸西部大肆擴張。事實上,本章前面所討論的各地區的歷史——美索不達米亞、埃及、東地中海地區以及南亞部分地區——是由波斯人聯結起來的,公元前 6 世紀,波斯人創建了世界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最龐大、最富庶和最令人難忘的農耕文明。

伊朗高原位於美索不達米亞東部,它是連接歐亞大陸中部和西部的天然通道,許多移民都途經此地,包括走出非洲的人亞科原人和舊石器時代的人類。那裡曾經出現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早期商業國家,即今天所說的阿克瑟斯文明(Oxus civilization),到了大約公元前 2000 年,該文明在這塊地區的綠洲繁榮起來。在青銅時代,兩個遷徙民族,即米底人(the Medes)和波斯人,在該地區居住下來,並且組織起鬆散的部落聯盟。米底人和波斯人都是高度軍事化的民族,當巴比倫和亞述帝國衰落之際,(尤其是)波斯人利用它們軍事上的虛弱,建立了自己的帝國。

在居魯士(Cyrus,公元前 558—前 530 年在位)統治時期,波斯人擊潰了米底人。此後,居魯士把軍隊開出伊朗,向東西兩個方向開疆拓土。到公元前 539 年,歐亞大陸西部許多地區被征服,阿契美尼德帝國(以公元前 9 世紀居魯士王朝的半傳奇式創建者阿契美尼德命名)的領土從阿富汗一直延伸到土耳其。居魯士的兒子岡比西斯(Cambyses,公元前 530—前 522 年在位)又征服埃及,岡比西斯的繼任者大流士一世(公元前 521—前 486 年在位)從四面八方擴大帝國版圖,最終,波斯帝國東達印度,西抵東南歐。它控制的地域面積大約為 780 萬平方千米,或者說超過地球陸地面積的 10%,是當時世界上出現過的最龐大的農耕文明。

通過在中央和地方行政之間維持精妙的平衡,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君主統治著他們龐大、文化多元的帝國。統治者宣揚絕對權力,在一群官僚、外交官和書記官的建議和幫助下,他們從國都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和帕薩爾加德(Pasargadae)發號施令。由於向地方委派總督(satraps),帝國的行政機構進一步被削弱,這些總督管轄不同的、半自治的省份(satrapies,即總督轄地)。統治者沒有試著制定一部帝國法典,地方法律存在於各地區甚至村莊層面。為了促進帝國統一,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君主們修建了總長度將近 12800 千米的道路網,其中包括設施齊全、令人印象深刻的皇家 「御道」,它長達 2560 千米,將帝國東西部地區聯結在一起。如此大規模的道路建設花費巨大,不過,波斯的精英們能夠以武力脅迫帝國境內各個被征服地區繳納大量貢稅。通過他們使用的用於處理國家生存關鍵問題的措施,阿契美尼德王朝學會了管理前所未有的龐大帝國,同時也為此後非洲-歐亞大陸的帝國政府提供了一個模板。

最終,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精英們非分妄為,試圖吞併愛奧尼亞沿海成熟的希臘殖民地,從而招致這些殖民地於公元前 500 年奮起反抗。波斯人很快做出反應,他們向希臘半島發動攻擊,但是,在公元前 490 年,大流士派出的波斯大軍在馬拉松平原被希臘人擊潰。10 年之後,大流士的繼任者薛西斯(Xerxes)再次入侵希臘,當時徵調的軍隊規模可能是世界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不過,斯巴達人在溫泉關(Thermopylae)對波斯人進行了著名的阻擊,雅典人則在薩拉米斯海峽摧毀了波斯艦隊。

儘管希臘人同心協力擊退了波斯入侵,但是,此後的伯羅奔尼撒戰爭粉碎了希臘進一步統一的所有希望,在一個世紀時間,意志消沉的希臘人被北部鄰居馬其頓人——其統治者為腓力二世(公元前 359 年—前 336 年在位)——征服。腓力二世被刺殺之後,馬其頓的領導權,事實上整個希臘世界的領導權,落入他的兒子亞歷山大手中,亞歷山大當時年方 20,他立刻開始了大膽的軍事活動:入侵波斯帝國。亞歷山大繼承了父親富有魅力的領導技巧和高超的戰略思維,儘管寡不敵眾,馬其頓-希臘聯軍還是通過三次戰爭擊潰了波斯人。亞歷山大成為波斯的新「皇帝」,隨後繼續向中亞甚至印度河進軍。公元前 323 年,亞歷山大返回巴比倫,同年去世,享年 33 歲。

亞歷山大的帝國被他的將軍瓜分,公元前 275 年以後,希臘文化在所謂的希臘化時期(Hellenistic era)廣泛傳播到歐亞大陸西部許多地區,這種傳播基本上採取商業擴張而不是征服的方式。希臘人的商業和殖民活動,也促進了地中海和黑海盆地的文化融合,希臘商人、外交官和行政人員推動了從印度到歐洲的交流和一體化。希臘最終受到馬其頓安提柯王朝(Antigonids)的控制,儘管希臘人怨恨外來的統治,不過,希臘的商業蓬勃發展。埃及變成富庶的托勒密帝國(Ptolemaic Empire),亞歷山大(由亞歷山大大帝所建)成為當地大都會,以商業活動、文化多元主義和知識融合(以國家資助的圖書館為中心)聞名於世。

波斯、中亞和印度

塞琉古王朝(Seleucids)費力地統治著中亞,他們是亞歷山大的將軍塞琉古(Seleucus)的後代。希臘殖民者和商人大量湧入中亞,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等地重新創建了移植的希臘化社會。希臘語廣為傳播,以至於印度的統治者阿育王(Ashoka)覺得有必要豎立多語言碑文,其中包括東地中海地區的主要語言,即希臘語和阿拉姆語。塞琉古王國的核心是巴克特裡亞(Bactria,阿富汗),從公元前 250 年到一個世紀之後軍事化遊牧部落到來之前,一些希臘化國王在此統治著獨立的希臘-巴克特裡亞王國和印度-希臘王國。通過這些不同的地方性政權,龐大的波斯帝國——現在已經被改造為一種鬆散的、希臘化的商業和文化「文明」——從空間上把歐洲和亞洲連接起來,也從時間上把阿契美尼德帝國的創造與羅馬人的來臨結合在一起(參見地圖 7.2)。

地圖 7.2 歐亞大陸中部和西部,大約公元前 4 世紀到公元前 3 世紀。

注意阿契美尼德波斯帝國以及取而代之的塞琉古帝國令人印象深刻的遼闊版圖

亞歷山大摧毀了阿契美尼德王朝,他的繼任者緊接著肢解了波斯帝國,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伊朗雄心抱負的終結。在羅馬人於公元 83 年到來之前,塞琉古王朝還能夠守住它們日益縮小的領土,不過,公元前 3 世紀,一個新政權在伊朗出現,它決定創造屬於自己的帝國。帕提亞人(Parthians)也是大草原遊牧部落的後代,他們居住在伊朗東部,公元前 238 年,他們起來反抗塞琉古王朝。在米特拉達梯一世(Mithridates I,公元前 170—前 138 年在位?)統治時期,帕提亞人利用他們重要的軍事技術建立了一個規模相當可觀的國家,其疆域從伊朗高原東部邊緣一直延伸到美索不達米亞平原地區。帕提亞人在行政機構上倣傚阿契美尼德王朝,儘管常年征戰,不過,他們在三個多世紀的時間裡維持著帝國的穩定。帕提亞人不僅是當地令羅馬人敬畏的對手,他們也促進了第一次絲綢之路時代橫跨非洲-歐亞大陸的高水平文化交流(第 8 章對此會有更多討論)。

公元 3 世紀,薩珊人(Sasanians,另一個波斯人群體)取代了帕提亞人,公元 224 年到公元 651 年間,薩珊人在 400 多年時間裡統治著他們自己的重要帝國。在鼎盛時期,薩珊帝國的領土從底格里斯河與幼發拉底河源頭一直延伸到阿富汗。就像阿契美尼德王朝是歐洲和中亞之間的橋樑一樣,薩珊波斯人鼓勵跨歐亞大陸的貿易和交往,他們是連接中國和西方的地理紐帶,也是把古代文明與新伊斯蘭帝國(它將控制這片遼闊的乾旱地區)聯繫在一起的時序橋。儘管薩珊人在公元 7 世紀被擴張的伊斯蘭世界征服,不過,波斯的遺產持續影響這片地區,因為穆斯林採納了波斯的政府和行政模式。在屬於農耕文明時代的 1000 多年時間,經由三次明顯的擴張和收縮週期,波斯人通過他們對資源、權力和有效行政模式的追求,創造了一些令人敬畏的帝國結構。

印度

波斯人和希臘人爭奪中亞控制權的鬥爭,對印度的農耕文明產生了深遠影響。公元前 520 年之後不久,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國王大流士征服了印度西北部分地區,將它們納入波斯帝國的版圖。兩個世紀之後,亞歷山大大帝跨越興都庫什山脈遠征印度河流域,他擊敗了許多當地統治者,由此造成的政治真空為一個新王朝的崛起創造了條件,這個王朝首次把印度大部分地區併入一個帝國。

亞歷山大大帝於公元前 325 年從印度撤軍,當地雄心勃勃的君主旃陀羅笈多·孔雀(Chandragupta Maurya)抓住時機,利用一支規模小但訓練有素的軍隊征服了印度北部幾個地方政權。旃陀羅笈多很幸運,因為他有政治顧問考提亞拉(Kautyala)為他出謀劃策;隨著他所創建的孔雀帝國(公元前 321—前 185 年)的擴張,有效的行政機構也建立起來。孔雀王朝的精英們證明,通過把貢賦徵集、中央官僚體制、地方總督以及強大而靈活的軍隊結合起來維持秩序和權力,領導者將變得更善於管理龐大的農耕文明:在鼎盛時期,孔雀帝國的疆域面積將近 500 萬平方千米。

旃陀羅笈多的孫子阿育王(公元前 268—前 232 年在位)是印度歷史上最成功的統治者之一。阿育王保持著孔雀王朝的擴張動力,不過,在經歷了一場極為血腥的戰爭之後,他厭倦了暴力衝突,轉而信奉佛教。在一套高效的行政機構的幫助下,阿育王在新都華氏城統治著帝國。與波斯人一樣,阿育王也修建了廣泛的道路網,由此促進帝國內部以及印度與巴克特裡亞和波斯等鄰邦的貿易。阿育王死後,孔雀帝國的經濟開始衰落,到公元前 185 年,帝國瓦解。

此後五個世紀,印度處於四分五裂狀態。一系列遊牧民族各自在北部建立了相當規模的國家,包括印度-斯泰基王國(Indo-Scythian Kingdoms)和貴霜帝國。貴霜帝國(約公元 45—225 年)是當時歐亞四大強國之一,與羅馬、帕提亞和中國漢朝並列,它覆蓋中亞大約 380 萬平方千米土地,囊括整個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北部大片地區。我們在下一章會看到,貴霜帝國的統治者通過控制和有效管理歐亞大陸的交通要道,促進了第一次絲綢之路時代高水平的跨非洲-歐亞大陸的貿易。

隨著笈多帝國(約公元 320—414 年)的建立,印度恢復了帝國統治和統一。帝國開創者旃陀羅·笈多(Chandra Gupta,與孔雀帝國的皇帝旃陀羅笈多毫無關係)在恆河流域建立了一個富有生機的王國,他那些才能出眾的後繼者不斷開疆拓土,最終,笈多帝國版圖接近孔雀帝國。孔雀帝國的城市華氏城再次煥發活力,重新被定為國都,德干高原以北大部分地區恢復了穩定。孔雀王朝高度集權的行政體制,被笈多諸王(他們統治著印度歷史上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的黃金時代)所控制的鬆散的地方政府形式取代。5 世紀,印度再次遭到遊牧部落尤其白匈奴人的入侵,笈多帝國疆域逐漸縮小,直至消亡。戒日王(Prince Harsha,606—648 年在位)一度想重新統一印度次大陸,但是,地方諸侯權力很大,不願意歸附於統一的中央權威。戒日王被刺殺之後,印度再次陷入分裂,9 世紀到來的穆斯林開創了商業活力的新時代,同時宣告印度進入政治和宗教緊張的新階段。

羅馬

當居魯士和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君主忙著在中亞建立波斯第一帝國之際,意大利中部一個城邦正在驅趕它的外來國王,並且以一個由貴族精英治理的共和國取代了君主政體。那時,即公元前 6 世紀晚期,與遍佈意大利半島的其他拉丁人、伊特魯裡亞人和希臘人的城市相比,羅馬並沒有顯得更突出。公元前 2000 年之後不久,一批說印歐語的移民在那裡居住下來,他們在台伯河畔拉丁姆平原的七座山丘旁建立村莊。這些居民從事農耕和貿易,到公元前 1800 年,他們已經使用青銅工具,到公元前 900 年,已經使用鐵器。羅馬北部居住著伊特魯裡亞人,他們在托斯卡納修建了堅固的城市,並且控制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大片土地。南面的希臘殖民地在沿海和西西里島繁榮昌盛。伊特魯裡亞人一直想掌控羅馬,因為它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不過,他們對羅馬的統治於公元前 509 年終結,羅馬人在當年驅逐了最後一位伊特魯裡亞人國王。在接下來 1000 年時間裡,這座城市、這個國家、事實上非洲-歐亞大陸西部大片地區,都牢牢掌握在羅馬公民手中。

羅馬人在公元前 509 年採納的體制,將行政權賦予兩位執政官,他們由羅馬公民(根據財產和軍事階級加以區分)組成的一個團體選舉產生。執政官的決定由元老院批准,元老院是羅馬共和國權力的真正來源。在此後兩個世紀,爭取更平等權力分配的鬥爭,在平民、騎士和精英貴族之間爆發。貴族被迫放棄對權力的壟斷;到公元前 3 世紀,平民已經有權力選舉他們自己的長官(即保民官),保民官可以否決(veto,意為「我禁止」)執政官做出的不公平決議。最終,平民大會獲得一項重要權力,即批准對所有羅馬人有約束力的法律。通過這些妥協,權力基礎得到擴大,也暫時避免了全面的社會戰爭,儘管貴族比以往更加死死地抓住他們殘留的特權不放。

在對外事務方面,羅馬共和國採取了精明而務實的方式來處理一系列外在威脅,它也因此迅速或許出乎意料地控制了地中海盆地。羅馬到底是有意識地創造了一個龐大的貢賦帝國(至少就其早期歷史而言)呢,還是它的擴張只不過是對安全威脅做出反應的結果?史學家對此爭論不休。公元前 309 年,一群燒殺擄掠的高盧人(Gauls,來自今日法國境內的凱爾特民族)羞辱了羅馬,他們佔領羅馬,在勒索了大量錢財之後揚長而去。此後,羅馬建立了一支令人畏懼的軍事力量,在與其他拉丁城市和希臘殖民地的戰爭中大獲全勝。羅馬人並沒有苛刻對待被打敗的民族,而是允許被征服國家保留自治權,只要它們為羅馬提供軍隊以及支持羅馬的對外政策。當羅馬共和國在與迦太基(Carthage)的重大衝突中遭受最嚴峻挑戰之際,它那開明的霸權形式帶來了豐厚回報。

到公元前 270 年,羅馬在地中海中部還有一個競爭對手,即腓尼基人的殖民地迦太基,就當時來說,迦太基可能比羅馬更富裕,海軍無疑也更具優勢。我們又一次看到兩大地方政權——一個農業國和一個商業國——都希望通過征服對手來增加自己的資源。地中海過於狹小,不足以同時容納兩個強權。羅馬人通過三次布匿戰爭(Punic Wars,公元前 264—前 146 年)摧毀了迦太基人,不過,這是一場艱辛的勝利。究其原因,是羅馬人的務實性(比如決定快速建造一支更強大的海軍)、外交政策(意大利的同盟城邦幾乎都忠於羅馬,即便在羅馬共和國看上去要失敗時,也是如此)以及韌性(漢尼拔對意大利進行了長達 16 年的征服戰爭,羅馬人始終堅持抵抗,並且最終獲勝)使他們取得了成功。此後,羅馬人又發動了許多小規模戰爭,到公元前 133 年,羅馬成為地中海霸主,控制了一個龐大的貢賦帝國(參見地圖 7.3)。

地圖 7.3 羅馬。

這兩幅地圖展示了羅馬國家在大約公元前 146 年到大約公元 117 年之間的擴張

為了管理龐大的國家,羅馬人採取了類似於波斯總督制度的行省制度,以從元老階級選出來的總督駐守各省。總督是一個精英群體——他們信奉的哲學為他們提供了無可爭議的「權力」來搾取貢賦——的代表,他們藉機中飽私囊,腐敗由此盛行。元老院成員也奪取布匿戰爭期間荒蕪的意大利農田,種植橄欖和葡萄等有利可圖的作物,而不是穀物等生活必需的糧食作物。沒有工作的農民湧入城市,居住在骯髒的環境中,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在民怨四起的背景下,公元前 1 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強權人物的私家軍隊在羅馬混戰不已。當他們中的尤利烏斯·愷撒(Julius Caesar)擔任「終生獨裁官」之際,羅馬共和國事實上已經不復存在;公元前 44 年,愷撒被刺殺,此後,他的養子屋大維(Octavian)主導了羅馬從共和國向帝國的轉變。元老院十分感謝屋大維結束內戰、恢復和平,因此授予他奧古斯都(Augustus,「神聖者」)稱號。

奧古斯都的後繼者都以皇帝身份實施統治,到公元 4 世紀末期,羅馬皇帝總計大約 140 人,其中既有才華橫溢者,也有愚昧無知者。在帝國最初兩個世紀,羅馬擴張的速度有所減緩,不過並沒有停下來。公元 2 世紀,羅馬國家版圖達到極致,羅馬政府或許管理著 1.3 億人的事務,控制的土地面積大約 650 萬平方千米。羅馬城人口多達 100 萬,貧富差距懸殊。

與大多數農耕文明一樣,羅馬行政官員也大力投資交通運輸基礎設施,以便加快軍隊的運輸和促進通訊交流。羅馬大道總長度超過 80000 千米。就像同時期中國王朝那樣,通過將帝國各部分有效連接起來、通過廢除國內關稅和通行費以及確立習慣法,羅馬人將非洲-歐亞大陸遼闊的地區納入一個相對同質的文化實體之中。我們在下一章會看到,公元 1 世紀和 2 世紀,沿絲綢之路展開的密集貿易,也在非洲-歐亞大陸世界區的大部分地區取得了相似效果,因為同時期的農耕文明都融入一張起作用的、半整體性的交換網絡(它把地球上最大世界區聯結起來)之中。

然而,到 3 世紀開始之際,羅馬帝國面臨嚴重的經濟問題,擴張趨勢也漸緩。當精英們努力尋找解決之道時,羅馬在三世紀危機(235—284 年)期間陷入長達半個世紀的幾近無政府狀態。這一時期出現了 20 多位皇帝,他們大多數死於非命。通過有效的政府和純粹的意志力,才華出眾的戴克裡先(Diocletian,284—305 年在位)一度終結了這場危機,為了便於管理,他嘗試把帝國一分為二,帝國東西兩部分分別由兩位皇帝治理,但是,他的努力最終失敗。君士坦丁(Constantin,306—337 年在位)決定將帝國首都遷到拜占庭(Byzantium,後更名為 Constantinople,君士坦丁堡),並且從那裡實施對整個國家的治理。

除了這些內部經濟和政治問題之外,羅馬人還面臨嚴重的外來威脅。從 4 世紀早期開始,桀驁不馴的日耳曼部落向西遷徙,造成羅馬帝國北部邊境的緊張狀態。5 世紀中期,隨著中亞半遊牧的匈奴人的到來,壓力空前增大,許多日耳曼部落越過邊境,在羅馬帝國西半部廣大地區居住下來。現代歐洲的許多地區就反映了這些日耳曼人的定居模式,其中包括法蘭西(法蘭克人)和英格蘭(盎格魯人)。公元 476 年,日耳曼將軍奧多亞塞(Odovocar,公元 435—493 年)被擁立為西部帝國皇帝。在 18 世紀英國史學家愛德華·吉本(Edward Gibbon)的影響下,許多古典史學家認為,那一年標誌著羅馬帝國的「解體」。現代史學家不太可能使用「羅馬帝國的衰亡」這類表述。當他們關注人類歷史上擴張和收縮週期時,「衰亡」或「黑暗時代」這種完全鬆散的措辭,被「古典時代晚期」之類的強調歷史連續性的表達所取代。

中國

就中國而言,到公元前 5 世紀,即東周時期,任何意義上的統一都消失了,地方王國之間連年混戰。隨之而來的,乃是血腥暴力的戰國時期(公元前 480—前 256 年),公元前 221 年,最強大的秦國打敗所有競爭對手,建立秦朝,戰國時代結束。

在混亂的東周時期,三種重要的哲學出現了,即儒家學說(認為教育是創造道德領袖和出色統治的關鍵)、道家學說(一種專注於與自然及宇宙和諧相處的精神態度)和法家學說(以法律和嚴厲甚至殘忍的懲罰來建立有序社會),從那時到 20 世紀,它們一直指導著中國人的思維。孔子出生於魯國小貴族家庭,為了創造一個道德更高尚的統治階級,他對社會地位的標準做了新的界定。他宣稱,一個優秀的人並非必然出生高貴,而是通過追求更高層次的知識和道德修養,從而躋身君子之列。成為君子的人,應當具備以身作則以及為中國社會恢復秩序與和諧的知識和道德能力。

儒家、道家和法家在周朝後期的出現,讓我們想到,公元前一千紀中期是整個非洲-歐亞大陸哲學思想極其豐富的時代。孔子生活年代大約為公元前 551 年到公元前 479 年,差不多與其他幾位偉大思想家處於同一時代。現代德國哲學家卡爾·雅斯貝斯(Karl Jaspers,1883—1969)將這一思想豐饒的時期稱為「軸心時代」。正如雅斯貝斯指出的,中亞先知瑣羅亞斯德(伊斯蘭教之前重要宗教瑣羅亞斯德教的創建者)大約生活在公元前 620 年到公元前 551 年間;在印度,人們一般認為,成為佛陀的悉達多·喬達摩的生卒年代為公元前 563 年到公元前 483 年;在古典時期的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出生時間大約在孔子去世 10 年之後,生活年代為公元前 469 年到公元前 399 年。

正如雅思貝斯描述的,在軸心時代,「中國、印度、波斯、巴勒斯坦以及希臘等地,同時而又獨立地奠定了人類的精神基礎。這些基礎今天依然滋養著人類。8 」雅思貝斯指出了軸心時代的幾大特徵:探究人類意義的知識分子相對突然地出現;新的宗教和哲學精英幾乎同時出現;以教師和宗教人物身份在不同城市來回穿梭的巡迴式(四處遊歷的)學者出現。不過,這種對普遍道德和哲學原則的探究,在方法上並不完全一樣;一些人將之與神靈和宗教聯繫在一起,一些人認為它與理性思維有關。

後來的史學家認為,這些普遍性思想觀念差不多同時出現的事實,顯然反映了這一時期農耕文明和文化之間相互聯繫的日益增強。雅思貝斯指出,這些思想是在社會環境發生急劇變化的時代(比如中國東周時期)被闡述出來的。與悉達多和希臘哲學家一樣,孔子最關心的,乃是在社會和政治動亂時代界定正確生活的根本責任和義務,而不是提供任何精神的或宗教的回答。孔子對地球起源之類的精神學說毫無興趣,也無意為他的同時代人設計某種新的宗教信仰。儒家學說是一種真正的哲學,從未打算成為一種宗教。

不過,最終成功地把中國重新統一起來的,並不是儒家學說。來自中國西北部的強大秦國是「戰國」群雄之一,它採納了法家威權主義思想,這種思想意識主張通過嚴刑苛法和連坐制度來實現社會團結。法家認為,國家力量的基礎在於軍事和農業部門,他們想盡一切辦法讓更多的人從事這些職業,同時遠離教育、哲學和商業等對社會「毫無用處的」職業。通過不斷使用法家的殘酷策略,秦國統一中國,並且為此後國運長久的漢朝奠定了基礎。

儘管秦朝(公元前 221—前 207 年)是短命王朝,不過,它極其成功。秦國建立了強大的軍隊,有計劃地掃除了所有對手,為中國大部分地區帶來了統一和秩序。秦始皇(公元前 221—前 210 年在位)採取了與波斯人和羅馬人相似的行政政策(這是趨同性政治演進的一個例子),建立了中央集權的官僚體制,以地方行政官員取代地方貴族。與阿契美尼德人和羅馬人一樣,他也修建了全國道路網,以便於調遣軍隊;他還將北方許多原有的防禦城牆連接起來,從而建造了中國的萬里長城。秦始皇決定粉碎所有反抗力量,他解除地方武裝,以嚴厲的懲罰來打擊反對他的儒家知識分子。他決心統一中國諸多民族,統一度量衡、法律、貨幣,或許最重要的,乃是統一文字。最後,他在今西安附近修建自己豪華的陵寢,陵墓裡面部署了真人大小的兵馬俑來守衛這位死去的皇帝(參見圖 7.3)。

圖 7.3 兵馬俑。

秦始皇陵出土的陶俑塑像,公元前 3 世紀晚期

在秦始皇於公元前 210 年去死之後,秦朝很快被漢朝(公元前 210 年—公元 220 年)取代,漢朝是中國歷史上最成功的王朝之一。秦朝疆域面積約 260 萬平方千米,鼎盛時期漢帝國的領土面積大約為 650 萬平方千米。漢武帝(公元前 141—前 87 年在位)是西漢最偉大的皇帝,他依靠一個龐大的官僚機構來統治大漢帝國。為了確保受過教育的官吏的供應,漢武帝於公元前 124 年在長安設太學,以儒家學說為核心課程,旨在不斷培養受過高等教育的士大夫(scholar-bureaucrats)來管理國家事務。漢武帝也將中國的利益擴及中亞、越南和朝鮮。漢武帝甚至能夠牽制一個龐大的遊牧部落,即匈奴,在公元前第一千紀大部分時間,匈奴人的先輩就一直從北方大草原威脅中國的定居政權。

在公元 1 世紀和 2 世紀,漢朝繼續統治中國。通過控制中亞,漢朝確保了有利可圖的絲綢之路的暢通。但是,土地不平等的分配導致農民心懷不滿不斷反抗;再加上派系鬥爭,漢朝在公元 220 年終結。此後,中國陷入長達三個半世紀的收縮、混亂以及地方政權你爭我奪的局面,其中北方地區完全遭到遊牧民族的侵佔和蹂躪,情形與同一時期羅馬的遭遇非常相似。

在整個非洲-歐亞大陸,農耕文明的規模、力量和效率在第二個擴張和收縮週期的擴張,一直持續到公元一千紀,此後,收縮期在長達幾個世紀時間延緩了這種發展趨勢。

第三個擴張和收縮週期:約公元 500 年到公元 1000 年

羅馬和拜占庭

公元 5 世紀和 6 世紀,西羅馬帝國分裂成許多相互競爭的地方王國,不過,同一時期的東羅馬帝國維持相對的穩定和強盛。東部拜占庭帝國又延續了 1000 年,在公元一千紀後期的新一輪擴張浪潮中,它與中國唐朝以及伊斯蘭世界(Dar al-Lslam)成為非洲-歐亞大陸的三大經濟和文化支柱。拜占庭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歸因於東羅馬帝國早期皇帝查士丁尼(527—565 在位)。查士丁尼與妻子狄奧多拉(Theodora)粉碎了一次國內叛亂,加強了君士坦丁堡的防禦,頒布一套完整的羅馬法典,甚至打算重新征服西羅馬帝國部分地區(最終沒有成功)。7 世紀和 8 世紀,君士坦丁堡經受住了四處擴張的伊斯蘭軍隊的多次圍攻,儘管帝國大片領土已經落入穆斯林之手。帝國核心部分還在,在 11 世紀和 12 世紀,它打敗對手之後,然後利用自己的戰略位置,通過貿易和富有創新精神的製造業來擴大領土和增加財富。這樣,直到農耕文明時代晚期,拜占庭一直是東地中海地區占主導地位的農耕文明。

中國

公元 220 年,漢朝滅亡,此後直到隋朝重新統一之前,中國陷入長達三個半世紀的收縮和混亂期。短命的隋朝(598—618)恢復了秩序,為唐朝的強盛鋪平了道路,而唐朝是所有農耕文明中最成功者之一。隋朝進行了廣泛的基礎設施建設,包括修建大運河,即當時世界上史無前例的浩大水利工程。

唐朝(618—907)統治下的中國或許是世界上最富庶、最強大的國家。唐朝第二位皇帝唐太宗(624—649 在位)繼續改善中國的運輸和通訊基礎設施。優良的道路、官方控制的旅館和驛站、高效的郵遞系統,將中國前所未有地統一起來。依照土地肥沃程度和家庭需求,統治者也真心實意地將土地更加平等地重新分配給農民。與漢朝前期一樣,唐朝也支持以儒家學說為基礎的考試制度(科舉制),以確保能夠穩定地獲得有教養、有道德的政府官員。唐朝隨之利用它的軍隊和行政官員進行帝國擴張,在鼎盛時期,唐朝控制東亞和中亞的土地面積幾乎達 1170 萬平方千米(參見地圖 7.4)。

地圖 7.4 中國。

在經歷 350 年的混亂之後,隋朝重新統一了中國;在繼之而起的唐朝時期,中國的國家疆域變得非常遼闊

與大多數帝國的管理相反,唐朝政府積極支持農業創新,在南部地區尤其如此,中國南部變成國家的經濟中心。結果,中國人口也增長起來,快速的城市化隨之而來。到 10 世紀為止,唐朝中國是城市化程度最高的農耕文明。首都長安人口達 200 萬,是當時地球上最大的城市。在大城市的作坊裡,工藝創新層出不窮,進一步推動了興旺發達的市場經濟。絲綢之路貿易再次興起,外國商人在中國許多城市大量湧現。事實上,非洲-歐亞大陸所有宗教都在帝國的某處得到傳播和信奉。這個最龐大、最國際化、繁榮昌盛的文明,主導著非洲-歐亞大陸世界區的東半部,而西半部則處於正在擴張的伊斯蘭王國的文化和政治影響之下。唐朝後期的統治者虛驕自滿,導致帝國崩潰,農耕文明歷史上輝煌燦爛的篇章就此畫上句號。不過,我們在第 10 章會看到,唐朝之後,宋朝中國走到了一場工業革命的邊緣,那場革命如果進行下去的話,很可能會徹底改變現代世界的歷史。

伊斯蘭文明

公元一千紀後期,本章所討論的許多地區的歷史,因伊斯蘭文明的擴張而更加緊密地聯繫在一起,這類似於公元前一千紀中期阿契美尼德王朝波斯人取得的成就。穆斯林戰士和行政官員創造的遼闊的伊斯蘭世界(Dar al-Islam, 又稱為「Abode of Islam」,即「伊斯蘭之域」),乃是公元一千紀後期最重要的經濟、思想和文化體制之一;它統治著非洲-歐亞大陸世界區的西部,就像中國唐朝統治東部那樣。

伊斯蘭信仰及其早期的文化活動,是阿拉伯半島環境和貝都因人各種傳統的產物。大約公元 570 年,穆罕默德·本·阿卜杜拉(Muhammad ibn Abdullah)出生在這塊商人和遊牧部落出沒的乾旱之地。在將近 40 歲時,穆罕默德經歷了一次深刻的精神體驗,不再相信貝都因同胞信奉的各種神靈,他堅信,世上只有一位全能的神,即安拉。穆罕默德的精神信仰很快呈現出政治和社會色彩。他向朋友和家人描述自己的新信仰,吸引了一批信眾。他的布道越來越受歡迎,也因此冒犯了麥加當權者的多神論信仰,穆罕默德及其信徒被迫逃亡麥耶斯裡卜(Yathrib),並且將其更名為麥地那,即「先知之城」。公元 622 年的這次遷徙,或者說海吉拉(hijira,「出走麥加」之意),標誌著伊斯蘭歷的正式開始,它同時表明,穆罕默德經歷的神啟,開始轉變成一場聲勢浩大的宗教、社會和政治運動。

穆罕默德及其信徒在麥地那組織了伊斯蘭公社或烏瑪(umma),使其成為社會中的小社會,有自己的法典(伊斯蘭教法)、福利制度、教育體制和收入來源。當烏瑪規模擴大、信心十足之際,穆斯林積極尋求皈依者,也發動聖戰(jihad)或「戰爭」來擴大他們的信眾和領土。這為農耕文明時代的擴張提供了新的動力——一種精神上的誡命。630 年,穆罕默德率領已經很強大的烏瑪返回麥加,推翻當地政府,以他們自己的神權政治取而代之。穆罕默德死於 632 年,到那時為止,阿拉伯半島大片領土都處於穆斯林控制之下。穆罕默德能幹的繼任者艾布·伯克爾(Abu Bakr)當選哈里發(caliph,或「代理人」)。哈里發是國家首腦、軍事指揮官、大法官和主要的宗教領袖,這個頭銜或許典型地體現了農耕文明時代世俗、精神和法律權力的演化和合併。在艾布·伯克爾及其後繼者統治時期,聖戰在繼續,在征服阿拉伯半島剩餘的非穆斯林部落之後,穆斯林軍隊揮師北上,攻擊當時處於志得意滿和某種停滯不前狀態的拜占庭帝國和薩珊波斯帝國。

伊斯蘭世界閃電般的擴張速度前所未有,儘管在同一時期,也有許多大帝國在尋求貢賦、土地和帝國榮耀的過程中快速擴大了版圖。到 637 年,也就是穆罕默德去世 5 年之後,敘利亞、巴勒斯坦以及整個美索不達米亞已經成為伊斯蘭教勢力範圍。在 640 年到 649 年之間,北非大塊地區也被納入伊斯蘭王國。651 年,薩珊波斯帝國的中心地帶落入穆斯林之手,當時,伊斯蘭世界一直從地中海延伸到阿富汗。8 世紀早期,伊斯蘭軍隊重啟聖戰。711 年,印度北部幾個印度教王國也陷落;穆斯林在北非的霸權伸展到大西洋海岸的摩洛哥,然後於 718 年越過直布羅陀海峽直抵西班牙。在一個以物質文明為特徵的時代,面積 1300 萬平方千米的伊斯蘭王國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文明(參見地圖 7.5)。

地圖 7.5 非洲-歐亞大陸中部和西部。

這幅圖所展示的,乃是伊斯蘭王國在 7 世紀和 8 世紀的驚人擴張

與此前的阿卡德、亞述、波斯、孔雀王朝、羅馬和漢朝統治者一樣,伊斯蘭領袖現在也面臨相同的挑戰:如何有效地管理一個龐大的、多元文化的帝國。爭奪伊斯蘭王國領導權的鬥爭,導致強烈對立的政治派系出現。最終,哈里發轄地統一在兩個穩定的王朝之下,它們是倭馬亞王朝(661—750)和阿拔斯王朝(750—1258)。倭馬亞王朝採取一種非常集權的行政管理機構,以阿拉伯精英擔任新征服地區的總督。儘管阿拉伯人允許各族人民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但是,他們向非穆斯林徵收一種特別宗教稅,想以這種方式迫使這些人信奉伊斯蘭教。國內怨聲載道,倭馬亞王朝哈里發眾叛親離,最終無法獲得王國任何地區的支持,所有倭馬亞家族成員慘遭屠殺。

在接下來 500 年,阿拔斯王朝哈里發統治著伊斯蘭世界,1258 年,阿拔斯王朝被蒙古人摧毀。阿拔斯王朝統治者建立了一種更具包容性的政府形式,阿拉伯人、波斯人、埃及人和美索不達米亞人可以更平等地分享權力和行政職務。在思考以更有效的方式統治自己的王國時,阿拔斯王朝的哈里發受到波斯帝國管理經驗的影響。巴格達成為伊斯蘭世界的新都,總督受命管理遙遠的省份。阿拔斯王朝統治者建立中央集權的官僚體制、鑄造貨幣、控制賦稅、管理郵政、維持一種職業化的常備軍。隨著賦稅從伊斯蘭世界各地穩定地流入,巴格達修建了恢宏的建築、清真寺以及廣場,成為世界上偉大的商業、金融、工業和思想文化都市之一。著名的哈里發哈倫·拉希德(Harun al-Rashid,786—809 在位)——他非常慷慨地資助藝術——與歐洲主要統治者建立外交關係,管理著一個穩定而富足的國家。9 世紀穆斯林史學家穆罕默德·塔巴裡(Muhammd al Tabari)聲稱,當哈倫·拉希德死去之際,巴格達國庫堆積了 9 億迪拉姆(dirhams,貨幣單位),這是一筆巨額財富。

阿拔斯王朝時期,伊斯蘭世界的領土擴張還在繼續,不過,這種擴張更多來自穆斯林地方自治力量的對外征戰,而不是阿拔斯王朝的正式政策。751 年,阿拔斯王朝與中國唐朝在中亞腹地進行了一場重要戰爭。在持續多日的怛羅斯會戰(Battle of the Talas River)期間,一支龐大的穆斯林軍隊爭取戰勝一支規模小很多的唐朝軍隊及其聯軍,以便控制錫爾河河谷。中國軍隊最終被打敗,這次衝突標誌著唐朝向西擴張的終結,中亞大片土地為穆斯林的滲透打開了大門,便利了伊斯蘭教信仰在當地說突厥語的民族中的持續擴張。

哈倫·拉希德統治時期,阿拔斯王朝達到了鼎盛。阿拔斯王朝受到爭奪繼承權和內戰的困擾,最終,伊斯蘭世界的地方總督開始截留賦稅,並且構建他們自己獨立的權力基礎。10 世紀,阿拔斯王朝的「王權」被波斯貴族接管,到 11 世紀中期,真正權力轉移到了塞爾柱人(Saljuqs)手中,他們是軍事化的突厥遊牧部落,早就皈依了伊斯蘭教,現在又佔據哈里發的大片土地。隨著蒙古人在 13 世紀的到來,這些突厥人退到他們的安納托利亞新家園,伊斯蘭世界變成幅員遼闊的蒙古帝國的組成部分,我們在第 10 章會看到,這個帝國領土面積達 2700 萬平方千米,是迄今為止世界歷史上領土連成一片的最大帝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