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章所述，採集民族很擅長通過擴張到新生態龕和新環境來尋找新能源，我們將這個過程稱為擴張化。相反，農民想方設法從一個既定地區獲取更多能源，我們把這種過程稱為集約化（intensification）。採集民族「收穫」和賴以為生的，是自然選擇所提供的各種不同動植物。農民收穫的動植物種類少許多，不過，他們學會了人為地增加這些食物的產量。採集民族和農民都有能力以重要的方式控制自然，但是，後者是以一種前所未有的規模在這麼做。
什麼是農業？
為農業下定義並沒有看起來那麼簡單。最好的辦法，或許就是把它視為一系列方法，通過控制動植物及其周圍的景觀，這些方法可以增加人類可資利用的能量和資源。因此，農業取決於植物和動物（包括人類）之間雙向互動關係的建立。這種相互作用可以演化成一種共生（symbiosis）形式，共生是一個生物學術語，用來描述物種的相互依存。在自然界，許多有機體因食物或保護的原因而相互依賴。隨著時間推移，這種關係逐漸影響到每一個物種的進化方式。一些物種在進化過程中變得越來越相互依賴，最終，它們無法獨自存活。這就是共生現象，這種例子在人類之外的世界不勝枚舉。
非洲的栽培蟻就是其中的一個例子，栽培蟻會悉心照顧和收穫真菌，以此作為飲食的一部分。沒有栽培蟻的干預，真菌就會死亡，反之亦然。蜜罐蟻也學會培育另外一個物種，即蚜蟲。它們保護蚜蟲、培育它們、幫助它們繁殖，然後從中吸取蜜汁。經過許多世代之後，這兩個物種的進化適應了這種共生的生態龕。
與栽培蟻和蜜罐蟻一樣，農民學會了牧養和控制有用的物種（比如玉米和牛），以及提高被他們馴化的物種的產量。從這種馴化（domestication）中獲益的，不僅僅是人類。被馴化的物種也獲得了好處，因為農民會保護它們免遭食肉動物傷害，幫助它們繁殖，確保它們的存活。（這也解釋了今日世界為何有這麼多綿羊、奶牛、狗以及稻米和小麥。）在時光飛逝中，人類和被馴化的物種最終都十分依賴這種關係，以至於一方消失的話，另一方的生存會受到嚴重威脅。
這種共生關係對每個所涉物種的長期影響，會呈現出差異。人類因馴化而發生了文化上的變化，最終發現了新的技術和生活方式。比如，人類共同體從 1 萬年前小型的採集群體發展成大約 5000 年前複雜的、相互依存的城市和國家。被馴化的物種發生了基因變化，最後導致了新物種的出現。現代玉米的祖先蜀黍，就是被馴化作物的進化的典型例子。野生蜀黍是一種細小的、瘦長的、沒有太多營養的植物，儘管在沒有人類的幫助下，它可以在野外生存。現代的各種玉米不但大很多，也更有營養，但是失去了野外生存的能力；沒有人類的積極干預，它們無法繁殖。這些對馴化做出的不同反應，證明了人類史（主要的動力是文化變化）與生物史（主要的動力是遺傳變化）之間的根本差異。
一場緩慢的革命
農業革命一開始發生於地球上少數幾個分散的地區，然後擴張到其他地區，這個過程一直延續至今（參見地圖 5.1）。直到 20 世紀晚期，大多數考古學家依然認為，農業的出現是一個非常迅速的過程，是突然從採集生活中分離出來的。然而，在過去十年，研究者認為，充分發展的馴化可能花費了幾千年時間才出現，而不是此前所認為的幾個世紀。新的數據表明，從採集野生植物、培育它們再到馴化它們，是漫長而曲折的過程。年代上的這種修正，部分是植物基因組研究——尋找作為馴化結果的物理變化的遺傳學證據——的產物。比如，在穀物因成熟的馴化而出現一些遺傳變化之前，人類使用這些野生穀物已達幾千年之久。
地圖 5.1 早期農業地址分佈
奧哈羅二期（Ohalo II）考古遺址位於以色列加利利海西南海濱，這個村莊有小屋、爐膛和墓葬，該遺址的證據證明人類採集和利用野生穀物的時間有多麼漫長。這個定居點的年代大約為公元前 23000 年（比植物馴化的出現早了 1 萬年）。挖掘者發現了 9 萬多種植物的證據，它們是當時居民的食物，其中包括野生橄欖、阿月混子、橡子以及大量野生小麥和大麥。儘管沒有遺傳學證據表明當時存在任何馴化這些植物的嘗試，不過，研究人員確實發現石器工具上殘留著小麥和大麥，這意味著居民將穀物磨成麵粉，或許還在爐膛烘烤生麵團。這表明，在嘗試馴化野生穀物之前，人類已經使用和收穫它們達數千年之久。
農業最早出現的地點和時間依然尚無定論，專家們分歧很大。如表 5.2 所示，考古學家在世界各地找到了最早進行馴化嘗試的證據及其大致日期。毫無疑問，與最早的農民相比，採集民族很早就實現了第一次成功的馴化——狗的馴化。儘管根據迄今所知最早一隻家養狗的殘骸來推斷，它生活的年代僅僅是 1 萬年前多一點，不過，DNA 證據顯示，最初的馴化至少發生在 15000 年前。
地點
時間
西南亞（新月沃土）
9000
埃及和蘇丹（尼羅河流域）
8000
中國（長江和黃河流域）
7000
澳大拉西亞（新幾內亞高地）
7000～4000
撒哈拉以南非洲
3000～2000
印度河流域
2200
中美洲（墨西哥中部）
3000～2000
南美洲（安第斯山區和亞馬孫地區）
3000～2000
北美洲（美國東部）
2000～1000
過渡到農業
過去幾十年，人們提出了各種理論以解釋向農業的過渡。最初的一個觀點認為，某個創造性人物肯定「發明了」農業，其他人隨之加以倣傚。儘管這種觀點初看起來合情合理，但是，它很快就遇到了一個難題。考古學無可爭辯地表明，農業在幾千年時間分別出現於世界不同地區。在這些早期的農耕地區，許多相互之間沒有聯繫，因此，模仿也無從發生。這最有可能是中國和新幾內亞的情況，美洲也是如此，這個世界區在地理上與非洲-歐亞大陸隔絕，但是那裡也出現了非常相似的馴化過程。
考古學也表明，採集民族並非總是將農業視為更有吸引力的生活方式。在鄰近早期農耕社會的一些地區，採集生活持續了幾個世紀甚至好幾千年。比如，南部非洲卡拉哈里沙漠和澳大利亞北部約克角的食物採集社會對農耕有所瞭解，甚至與農耕社會毗鄰而居，但是它們顯然沒有採納農業。這兩個地區存在諸多不利於農業生產的環境，此外，似乎並不是所有人都想成為農夫，原因或許在於，與採集生活方式相比，農業生活方式通常更需要體力、更不利於健康、壓力也更大。（還記得我們在上一章所討論的最早的富裕社會嗎？）對骨骼殘骸的分析表明，早期的農業民族也遭受新疾病的困擾，其中許多由馴化的動物傳給人類，他們同時也承受著更大的壓力。甚至有證據顯示，在早期農業社會中，人類壽命縮短，嬰兒死亡率上升。最早的農民的生活十分艱辛！
澳大利亞大陸雖然比塔斯馬尼亞島大許多，不過，它很大程度上還是與其他人類群體處於隔離狀態，農業也從未在那裡發展起來。我們可以做出一個合理的假定：在當地，沒有一個地區能夠證明農耕比採集更有利。總而言之，澳大利亞土地貧瘠，人口密度小。當歐洲人在 18 世紀末到達澳大利亞時，這塊大陸的總人口可能只有區區幾十萬，儘管某些地區（尤其海濱地區）人口密度比內地大很多。還有一個與此相關的事實，即與美索不達米亞不同，澳大利亞沒有進化出易於馴化的植物物種。當地唯一一種在近代被馴化的植物，是馬卡達姆堅果，儘管存在其他一些有可能被馴化的植物，包括各種甘薯和芋頭——它們在巴布亞新幾內亞得到種植，但在澳大利亞只是被採集的對象。
這些證據表明，用來解釋農業出現的「卓見」理論——認為存在一位舊石器時代的愛因斯坦——是行不通的。另一種觀點在今天得到更廣泛的接受，它認為，農業革命是一種漸進過程，有意識的人類規劃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十分有限。這種「演化而非革命的」解釋所關注的，乃是氣候變化和有利於從採集向農耕轉變的環境，以及某些地區不斷增長的人口密度帶來的人口壓力。
氣候的角色
最近一次冰期的最後一次循環大約開始於 11 萬年前，當冰原擴張、海平面下降時，全球氣溫在 21000 年前到 16000 年前這段時間降到最低水平（參見第 4 章）。在所謂的盛冰期，氣溫非常低，大片森林消失，寒冷的凍原覆蓋地球許多地區。這些嚴酷的環境，再加上大幅度的氣候波動，意味著農業不可能在更新世確立起來（更新世是一個地質時代，大約從 180 萬年前持續到 13000 年前）。由於動物遷徙路線變化頻繁，不同的植物物種出現又消亡，因此，對更新世的人類社會來說，狩獵－採集是更好的生存策略。
隨著一個新的地質時代，即大約開始於 13000 年前的全新世（參見第 4 章）的來臨，地球經歷了一次快速的全球變暖過程，最後一次冰期結束，儘管地球在新仙女木時期（從大約距今 12800 年持續到距今 11500 年）又經歷了一次短暫的寒冷期。最近，敘利亞幼發拉底河流域阿布胡賴拉（Abu Hureyra）遺址的發掘表明，新仙女木時期很可能消滅了大量野生穀物作物，人們不得不馴化黑麥來應付食物短缺。其他一些考古學家令人信服地指出，只有更加穩定的全新世取代新仙女木時期之後，農耕才出現在大多數遺址的考古記錄中。
隨著全新世的到來，環境不但變得更溫暖、穩定和友好，而且整個地貌也由於更加可靠的降雨而發生了改變。降雨量增加，因為全球氣溫的回升也意味著海洋中更多的水被蒸發，現代氣候變化科學家在預測未來全球變暖的可能影響時，也考慮到了這個因素。全新世早期降雨增多，森林擴大到曾經寒冷的大草原，因而，那裡的許多物種（如猛犸象和野牛）也被其他物種所取代。由於舊石器時代人類非常依賴的大型動物群向北遷徙，或者被人類趕盡殺絕，人類社會只好轉而依賴較小動物，如野豬、鹿和兔子，以及新的根莖和種子植物。舊石器時代晚期的食物採集群落能夠嘗試大量野生動植物物種，飲食十分多樣。這種試驗最終導致了成熟農業的出現。
一種文化和生態適應模式
美國考古學家彼得·裡徹森（Peter Richerson）及其同事認為，在全新世，採納農業不但成為可能，而且從長遠來看也是必然之舉。當不同的集群試驗馴養物種時，它們的規模逐漸超過採集群體。裡徹森指出，隨之而來的群體間的競爭，多多少少迫使許多共同體採納農業，農業的擴張也成為必然。
裡徹森之類的研究者嘗試將環境因素和社會學因素結合在一起，與那些依靠單一因素的分析相比，他們的努力為農業起源提供了更有說服力的解釋。我們所採納的，是一種結合文化和生態適應性的多因論模式，其核心是氣候角色的關鍵性（氣候是一切解釋的基礎）。我們以如下 5 個步驟來描述這個過程。
步驟 1（前提條件 1）人類已經掌握了與農業相關的大量必不可少的知識和技能
步驟 2（前提條件 2）作為潛在的「馴化物種」，一些植物和動物物種已經「預先適應」
步驟 3 在世界上一些重要地區，人類已經採取一種不太顯著的流動生活方式，至少開始了「部分時間」的定居生活
步驟 4 由於氣候變化和人口壓力，這些社會發現他們陷入到「定居陷阱」（trap of sedentism）之中。為了避免在日益增長的人口中出現饑荒，他們的定居生活方式，或者一年大部分時間居住在同一個地方的生活方式，致使進一步的集約化變得完全必要。由此導向步驟 5
步驟 5 農業成為唯一的選擇
步驟 1（前提條件 1）人類已經掌握了大量與農業相關的必不可少的知識和技能。
農業取決於馴化過程，馴化不但適用於單個植物和動物物種，同樣也適用於整個地貌。為了供應、保護和繁殖我們物種，人類已經馴化了地球的大片土地和整個生物圈。今天，地球表面大約 50% 的土地被馴化，以便用來放牧和耕作，在這種轉變過程中，地球上超過一半面積的森林消失了。１ 這並不是一種新現象；自從 20 萬年前我們在地球上出現以來，人類就掌控了物種和地貌來增加他們的食物供應，並且減少暴露在捕食者面前的危險。可以說，為了瞭解動植物和掌控自然環境，採集民族從文化上進行了「預先適應」。食物採集民族也展現了他們通過實踐快速改變環境的能力，比如火棒農業以及導致大型動物滅絕的狩獵策略（參見第 4 章）。隨著農業的出現，這種控制在規模上得到了極大提升。
步驟 2（前提條件 2）作為潛在的「馴化物種」，一些植物和動物物種已經「預先適應」
與此同時，純粹出於偶然，一些動植物物種的進化方式使得它們比其他動植物更適合馴化。並非所有動植物都能夠得到馴化。只有大約 100 種植物已經成為有價值的馴化物種。在地球上 148 種陸地哺乳動物中，農耕民族只能馴化其中 14 種，因為潛在的可馴化動物必須滿足一些條件，包括快速成長、穩定的出生率、合群以及溫順。
在大約 100 種馴化植物中，小麥是物種在遺傳上預先適應馴化的典型例子。尤其西南亞三種穀物作物——單粒小麥、二粒小麥和大麥——的馴化，標誌著從採集向農業過渡的開始（參見圖 5.1）。通過利用野生的和馴化的單粒和二粒小麥之間的遺傳關係，植物遺傳學家指出，土耳其東南部迪亞巴克爾（Diyarbakir）西部地區最有可能是它們最早被馴化的地方。如果事實如此，那麼被馴化的單粒和二粒小麥就是從那裡傳播到非洲-歐亞大陸其他地方，最終遍及世界各地。現在，世界上每年生產的小麥產量超過 5624.5 億公斤，在世界 67 億人口消耗的熱量中，小麥差不多提供了其中的 1/5。
圖 5.1 早期馴化的小麥。
西南亞對二粒小麥和大麥的馴化，是從採集生活向農業過渡的關鍵
確實存在大量很有前景的、潛在的馴化物種。在西南亞，被稱為新月沃土（Fertile Cresent）的地區的氣候、肥沃性和土壤都很適合農業，那裡也生存著大量野生動植物。新月沃土是一塊拱形高地，北抵地中海東岸，東達土耳其東部和伊拉克北部山區，向南沿著高地綿延至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流域東部。很顯然，新月沃土的巨大潛力是農業在此發端的一大原因，這是環境世界史家賈裡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其著作《槍炮、病菌與鋼鐵》中提出的觀點。
相反，美洲缺乏很容易馴化的穀物作物。我們前面已經講過，玉米的祖先蜀黍並沒有很大的玉米穗（不同於二粒小麥和單粒小麥的穗）。蜀黍粒不但小而堅硬，而且分佈在眾多枝丫多須的小球上。早期美洲農民花了許多世代來培育蜀黍，以便造就遺傳變化，從而獲得更大的玉米穗、行數更多的玉米粒以及更柔軟的外殼。這就延緩了一種富有營養的、成功的糧食作物在美洲世界區的廣泛傳播。
步驟 3 在世界上一些重要地區，人類已經採取一種不太顯著的流動生活方式，至少開始了「部分時間」的定居生活
考古證據顯示，大約 15000 年前以來，定居人口在世界部分地區增多。氣候變化和人口壓力解釋了這種現象。在最後一次冰期末期，氣候變得更溫暖和濕潤，大量人口在自然資源豐富的地區定居下來。由此可見，聖經中「伊甸園」位於西南亞並不是一種巧合。居住在那裡的人們一開始並不從事農耕，他們只是以當地豐富的自然果實為食。最終，他們的定居生活導致人口過剩，因為定居民族並不像流動民族那種限制人口增長。
移民進一步促成了人口過剩的壓力。許多資源豐富的地區，也是移民的天然通道。西南亞是一個典型例子，因為它是人類在非洲和歐亞大陸之間來回遷移的主要通道。同樣，兩塊大型的美洲大陸之間的移民活動要經過中美洲，這或許有助於解釋最後在那裡定居的密集人口。很顯然，到大約 1 萬年前，越來越多的考古遺址表明，這種跨地區的移民最終導致了人口壓力局部化。
作為氣候變化的結果之一，人類社群放棄遷徙生活，轉而採納定居生活，同時繼續著他們的狩獵－採集生活方式，這種社會被描述為「富裕的食物採集者」——他們可以獲得充足的資源，因此，他們能夠安頓下來，成為「定居者」。比如，在澳大利亞，一些土著部族放棄「完全的」遷徙生活，構築魚梁，在附近村莊住下來。澳大利亞東南部貢第傑瑪若人（Gunditjimara people）可能幾千年來一直在「飼養」鰻魚。他們並不是四處遷徙的部族，而是居住在大型的永久性村莊，有強有力的首領。換言之，雖然他們不是農民，但是他們採納了農業社會的許多社會和政治特徵。考古學家發現了一些證據：幾百個永久性村莊遺址、用來飼養鰻魚的 116 平方千米的人工溝渠和池塘、用來熏制產品（便於運送到澳大利亞東南部其他地區）的樹木。
然而，儘管存在這種富裕的採集生活，並且澳大利亞北部與新幾內亞以及附近海島的農耕者距離很近，但是，澳大利亞土著居民從沒有超越富裕的採集生活，從來沒有從事農業。人們提出一系列地理的、氣候的以及社會的理論（它們都不是很有說服力）來解釋一個事實：當歐洲探險家到達澳大利亞時，這塊大陸上的居民完全過一種採集生活。最合理的解釋可能如下：澳大利亞土著居民，尤其沿海地區居民，生活在一塊相對富足的土地上，由於資源如此豐富，因而，拋棄成功的流動生活，接受更匱乏、壓力更大的生活方式（以甘薯和芋頭的培育為基礎），對他們根本就沒有吸引力。時至今日，一些傳統的土著部落依舊享受著採集生活，他們喜歡美味的「叢林美食」而不是商品化的、經過加工處理的食品。
在中美洲、波羅的海沿岸、埃及和蘇丹、東地中海地區，人們也發現了與富裕食物採集生活方式相關的證據。生活在中美洲太平洋沿岸和墨西哥灣的人們，享用著豐富的海洋資源，因此，他們在 5000 年前就定居下來了。由富裕採集民族構成的基本定居的社會，也出現在波羅的海沿岸，從公元前 1500 年到公元前 300 年一直有人居住的一些遺址表明，那裡的人們發展出了豐富的捕魚、狩獵和採集技術。在阿斯旺附近的尼羅河流域，關於富裕採集民族的更早證據被發現，在當地定居點（距今 15000 年）發掘出了捕魚、狩獵和收穫穀物的工具。２
大約 14000 年前以來，西亞新月沃土西部地區（今日以色列、約旦、黎巴嫩和敘利亞）也發展出了重要的富裕採集社會。這方面的最早證據源自多蘿西·加羅德（Dorothy Garrod）於 1928 年在以色列北部納圖夫（Wadi en-Natuf）的考古發現。因此，這種文化被稱為「納圖夫」（Natufian）。這些人居住在村莊，收割野生穀物，獵取瞪羚。納圖夫人使用的工具並非必然比他們前輩的更精緻複雜，儘管他們對鐮狀刀片的更頻繁使用證明食物採集活動發生了一次普遍性變化（參見圖 5.2）。與以前相比，他們的穀物也得到了更高級的加工處理。除了標準的臼和石磨，還有用來碾磨穀物的容積更大的石板臼，即岩石層或巖板的凹陷部分。
圖 5.2 納圖夫人。
藝術家描繪的新月沃土西部納圖夫文化的富裕採集者，這些人正在收割野生穀物
普通墓地的修建進一步突出了納圖夫人的特徵，為那種可能具有領袖人物和社會等級的複雜社會提供了證據。一些墓葬人物身上的裝飾品——帽子、手鐲和吊襪帶——可能是身份的象徵。儘管與社會等級制相關的直接證據可能很少，不過，考古學家一直都無法解釋一個事實：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被明顯地「挑選出來」在定居點或附近舉行喪葬儀式。３
敘利亞艾因馬拉哈（Ain Mallaha）的考古發掘表明，納圖夫人的飲食主要是收穫的並經過處理的穀類作物。骨骼殘骸顯示，由於吃了太多大麥粥和小麥大餅，大多人數都有蛀牙。與納圖夫文化的其他遺址一樣，艾因馬哈拉遺址也清楚地體現出了定居生活方式以及人口密度的增加（納圖夫人富足的採集生活的集約化所致）。據估計，艾因馬哈拉常年人口大概為 200～300 人，以今天標準衡量，這個數字非常小，不過，這可能是到那時為止所出現的最大的人類共同體之一。４ 納圖夫人或許建造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傑裡科（Jerico），凱瑟琳·凱尼恩（Kathleen Kenyon）於 20 世紀 50 年代晚期對該城進行了挖掘。在挖到有人類居住的前陶器層之後，放射性碳測年表明，傑裡科自公元前 9600 年以來一直有人居住。更重要的是，納圖夫人在這個遺址居住的更早證據被發現了，時間可以回溯到公元前 12000 年。我們會在本章後面再次討論傑裡科。
最終，定居帶來的人口壓力、地方性人口增長以及持續不斷的外來移民，迫使人類社會生活在越來越小的區域。到公元前 10000 年，食物採集民族已經散佈到世界大部分地區，一些地方的空間不足以讓他們全部安頓下來。由於每一個群體只能以更小塊土地謀生，由於沒有可供進一步遷移的空間，因此，這些人類共同體發現他們陷入我們所說的定居陷阱之中。
步驟 4 人類社會陷入「定居陷阱」
一旦人類群體可以通過富裕的採集生活方式在一個地方安頓下來之後，流動性對人口施加的約束也就消失了。共同體不必拋棄年老的人，同時也能夠供養更多小孩。較大規模的人口也提供了更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定居生活的結果之一，就是富裕的採集群體中人口的增長（納圖夫人的村莊就是很好的例子），最終會導致人口過剩問題。
所有納圖夫文化遺址都證明了定居生活以及當地人口的增加，這意味著，人口數量最終可能變得太多，以至於富裕的採集活動最終無法全部養活他們。約旦首都安曼郊區艾因蓋扎爾（Ain Ghazal）遺址的發掘表明，大約公元前 7000 年，由於人口的自然增長以及來自附近地區的移民，這個定居點的人口快速增加了 3 倍。在人口壓力下，當地人們做出了各種不顧一切的、不利於環境可持續發展的努力來增加穀物產量，包括過度耕作和砍伐森林（增加了水土流失），以及過度放牧山羊（阻礙樹木再生）。在艾因蓋扎爾，一些群體遠走他鄉，前往濕潤的大草原地區過遊牧和農耕生活。
在日益增加的人口面前，富裕的採集民族可供選擇的生存策略並不多。由於氣候的持續變化、空間的缺乏以及經歷了許多世代的富裕採集生活之後，遷徙的狩獵－採集民族的技能或許已經丟失，回歸到遷徙、採集的生活方式不太可能。另一個辦法就是專注於提高共同體可以獲得的動植物的產量，為此就得清除多餘的樹木或植物（除草和砍伐森林），種植、照看和收穫合意的植物物種（馴化），照料、控制合意和有用的動物物種（放牧）。換句話說，當面臨人口過剩的壓力和氣候變化時，富裕的採集民族唯一的選擇，就是加強培育和採納農耕。
步驟 5 農業：剩下的唯一選擇
檢驗第 5 步所描述的普遍進程的方法之一，乃是將西亞向農業的過渡（這個模式似乎非常適用於該地區）與世界其他地區（比如中國和美洲）發生的事情進行比較。在中國中部地區，新仙女木時期結束之後出現的溫暖濕潤氣候，為狩獵－採集民族提供了成群的野生牛羊、豐富的野生禾本科植物，尤其是綠色的粟。汾河流域挖掘出來的薛關遺址和柿子灘遺址清楚地表明，當地居民過著富裕的採集生活方式，儘管依然通過狩獵和採集來過活，不過已經定居下來。雖然還沒有發掘出過渡性遺址，不過，公元前 6000 年以來，這個地區已經出現了大量農業時代早期定居的農耕村莊的證據，最著名的是磁山遺址和裴李崗文化遺址，這意味著，早在 8000 年前，這些人類共同體基本上通過馴化的粟谷生存。
在中國南部長江中游地區，公元前 8000 年之後不久出現的溫暖氣候，使得沿長江兩岸的湖泊擴大，由此便利了野生稻穀的傳播。兩個考古遺址尤其清楚地揭示了從食物採集生活向農耕生活的過渡。吊桶環洞穴遺址發掘出了稻米化石層，其中包括野生、半野生以及馴化的稻米種類。（phytolith 意思為「植物化石」，是在許多植物中發現的相當堅硬的微粒。無機的植物化石不會隨著植物的其他有機物質一起腐爛，因此，它們可以向古生物考古學家提供重要證據。）對植物化石的放射性測年表明，公元前 11200 年之後不久，野生稻穀可能就被食物採集民族收集起來，不過，在一度相當寒冷的新仙女木時期，它從這個遺址消失，當時，這種植物本身很可能已經南移。當氣候再次變暖時，野生稻穀又回到長江流域，至少在公元前 6000 年，這種植物顯然已被當地居民馴化。吊桶環遺址無可爭議地表明，隨著氣候變化以及富裕採集民族採納定居生活方式（由此導致不可避免的人口壓力和稻米的最終馴化），一種馴化的穀物物種日益普及。５
在北美、中美洲和南美洲，相同的趨勢也體現在考古記錄中。由於氣候變化，可供人類食用的各種食物資源也得以增加，隨之而來的，是定居生活的增多，人口壓力的增強，這樣一來，人類不得不採取程度更高的勞動密集型的耕作方法，並最終全面採納農業。例如，在墨西哥，大約公元前 9500 年到公元前 2500 年的這段時期以高度流動性的採集生活為特徵，直到公元前 2500 年或者更早時候，當地人們才生活在許多農業村莊（考古學家已經發掘和測定了它們的年代）。最早的農作物是南瓜，稍後是菜豆和辣椒。墨西哥佐哈皮兒科（Zohapilco）遺址和聖安德烈亞斯（San Andreas）遺址似乎長期居住著富裕的採集民族，他們最終轉向農業，儘管我們很難確定這種轉變以及最早的馴化的確切日期。
在北美洲，據保守估計，新墨西哥州莫戈隆高地大約在公元前 1500 年就馴化了玉米。密蘇里州的菲利普斯普林（Phillips Spring）遺址表明，早在大約公元前 2500 年，從採集野生葫蘆到培育並最終馴化這個物種的過渡過程就開始了。在南美洲，秘魯中部高地的三窗巖洞（Tres Ventanas caves）提供了當地富裕採集民族食用馬鈴薯、葫蘆和甘薯的最早證據。馬鈴薯的食用可以回溯到公元前 5500 年，儘管我們不是很清楚馬鈴薯馴化的情況，因為在這塊有利的環境生態龕，這種物種也生長在野外。從食物採集生活向全面農業生活的過渡一旦發生，南美每一個遺址都顯示出複雜定居社會的快速發展和人口密度的增加，太平洋沿岸尤其如此。６
通過考察當代的半農業社會，我們能一窺本章所描述的那種進程的早期階段。亞馬孫流域雅諾馬馬人（the Yanomami）長期以來都從事一種簡單的火耕農業（或刀耕火種農業）。他們「清除」多餘的樹木和灌木叢，以便為他們的田地和作物提供更多陽光和營養。雅諾馬馬人處於一種相對封閉的狀態，居住在巴西－委內瑞拉邊界的亞馬孫雨林，自 20 世紀「被發現」以來，他們是現代人類學研究得最多的部族之一。他們的游耕農業活動的基礎，乃是大蕉和木薯的培育（參見圖 5.3），不過，他們也捕魚、狩獵和採集林中食物。他們居住在人口 50 到 400 人不等的村莊，每一兩年就會遷移到另一塊土地上，原來的村莊也就廢棄了。這種較大的人口密度促使社會變得更複雜。儘管存在許多一夫一妻制家庭，不過，大型一夫多妻制家庭也很常見。在雅諾馬馬人中間，內部暴力和戰爭時有發生，男人往往為了女人、地位甚至奴隸而爭鬥。雅諾馬馬人過著一種混合型生活，介於遷徙採集和農業定居之間。我們必須認識到，雅諾馬馬人已經受到現代世界的影響，不過，他們提供了一幅生動的素描，我們從中可以察覺到人類生活方式和社會出現的劇烈變化，這些變化是從採集向農業過渡導致的一種結果。
圖 5.3 雅諾馬馬人。
亞馬孫盆地一處雅諾馬馬人的「農場」。雅諾馬馬人採取的是一種刀耕火種農業，他們「清除」多餘的樹木和灌木叢，以便為他們的田地和作物提供更多陽光和營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