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知道我們種群出現的時刻呢？本章中間部分的內容會避開比較宏觀的敘述，轉而提出如下問題：什麼讓我們不同於其他類人猿（表 4.2 列出了其中一些特徵）？什麼讓我們全然不同於其他所有大型動物？一旦找到答案，那麼我們也就更清楚地知道，應當尋找哪些特徵來判定我們自己種群出現以及人類歷史真正開始的時刻。我們會留意到，儘管這是能夠就人類歷史提出來的最重要問題之一，不過，它也是難以捉摸的。我們必須小心地處理它。
什麼讓我們顯得如此不同？
從身體輪廓甚至基因來說，我們非常接近黑猩猩，甚至更接近我們的祖先，比如直立人或尼安德特人，因此，把我們與它們截然分離的做法似乎有點武斷。不過，由前面的內容可知，我們可以輕鬆地列舉一系列特徵來徹底區分我們與最近的親屬以及地球上其他所有大型動物。
我們斷定，當微小的變化引發一系列進一步的變化，即它們創造了新的突現屬性時，又一道門檻被跨越了。如果我們所屬物種的出現確實算得上一道重要門檻，那麼，我們應當能夠找出一些微小而深刻的變化，它們促使這一物種的歷史走上新的道路。我們可以避開這個問題的哲學複雜性，以歷史學家的身份探究它，不去關注單個的人，而是關注整個物種，以及這一物種在地球上出現以來是如何變化的。這個歷史問題揭示了人類和其他所有大型動物物種（包括我們的人亞科原人親屬）的深刻差異。
只要比較一下現代人類社會與當今黑猩猩或者任何其他大型物種的社會，上述差異就清楚地顯現出來了。差異是巨大的。最大的差異在於我們與環境的非凡關係。大多數物種具備一些獨特的行為，不過，自這些物種在地球上存在以來，這些行為變化不大。當不同的社群以稍微不一樣的方式適應環境變化時，可能會發生一些細節上的變化。不過我們不要想著會找出根本性變化。例如，我們知道，不同的黑猩猩集群以稍微有區別的方式生活，但是沒有證據表明，黑猩猩的行為在幾百年甚至幾千年時間裡發生過重大變化。它們都沒有像我們物種那樣的「歷史」。
相反，自我們物種首次出現以來，人類的行為就已經發生了變化，而且是激烈的變化。當最早的人類在最近 25 萬年的某個時刻出現時，他們的數量不可能比今日黑猩猩的多很多。他們無疑是食物採集者，可能在熱帶草原環境中進化。就當時而言，很難說這些社群為一個新物種的出現奠定了基礎；富有想像力的簡·古多爾考察了 25 萬年前的人類，它們似乎只是在細微方面與它們的近親有所不同。不過，從今天來看，我們可以清楚地觀察到不同之處。人類學會了如何開發新環境，從林地到海濱再到熱帶叢林和北極苔原。到 13000 年前，人類遍佈南極洲以外的所有大陸，每一次遷徙都需要新的行為和新的對待環境的方式。其他大型生物都無法如此有效地適應這麼多不同的環境，遷徙範圍也不可能如此廣闊。由於有眾多不同環境可供使用，我們祖先在數量上可能增長到了好幾百萬。
1 萬年前以來，變化的速度加快了。人類開始重塑他們的環境，以便增加他們能夠食用或以其他方式使用的動植物產量（玉米、小麥、綿羊和牛），同時消除他們無法使用的動植物（雜草和老鼠等）。我們將這種變化稱為農業（農業是第 5 章的主題）。隨著農業的出現，人類社會的規模和複雜性也增加了；他們使用的能量和資源也增加；人口數量同樣如此，今天幾乎達到 70 億，我們現在正在重新安排生物圈和改變大氣。在不到 25 萬年時間，我們成為地球上處於主導地位的大型生物體，也是地球歷史上對生物圈進行如此控制的第一個物種。事實上，現代科學家保羅·克魯岑（Paul Crutzen）指出，我們造成的衝擊如此之大，以至於地球進入到一個新的地質時代，即人類世（Anthropocene），或者說人類主導生物圈的時代（參見第 12 章）。
這些前所未有的變化何以能夠發生呢？如果我們能夠回答這個問題，那麼，我們也就界定了以智人出現為標誌的那道門檻。
我們祖先與眾不同之處在於，與技術有限的其他物種不同，他們不斷尋找新方式來適應自己的環境。結果，他們開始掌握越來越多的能量和資源。大多數物種擁有一套固定的技術和方法適應環境，而人類似乎有一個無窮無盡的生態技巧庫，這個技巧庫似乎還在不斷擴大。即使我們的人亞科祖先——比如直立人或匠人——擁有智慧和許多技巧（包括使用火的能力），但是，它們的技術也是有限的；它們的工具阿舍利文化石斧在 100 萬年內幾乎毫無變化。如此顯著而強大的，正是人類不斷以新方式適應環境的驚人能力。我們不斷發現新方法來適應環境以及適應彼此的能力，乃是人類歷史的基礎，也是我們這個物種的力量之源。
團隊合作
這種驚人的生態和社會創造力的源泉是什麼呢？簡單地說，就是團隊合作。人類非常善於協同工作。這不僅僅是指男女共同養育幼兒（儘管這已經是人類和黑猩猩之間的一個巨大差異）。人類還能夠在不同社群和代際之間進行有意識和無意識的合作，他們能夠比其他所有大型生物更出色地做到這一點。
你可能會記得，在前面內容中，我們看到了有點類似的事情。事實上，所有的複雜形式中都存在某種合作。我們一再看到，當曾經獨立存在的實體以新方式結合起來創造出新的突現屬性時，就會出現新層級的複雜性。當原子以新方式結合時，就有化學反應發生。當複雜的化學物質在 DNA 控制下組合起來，進而通過自然選擇適應環境時，生命就出現了。當單個原核細胞結合形成更大、更複雜的細胞時，真核細胞就進化出來。當真核細胞結合形成巨大的有機體（每個細胞含有相同的 DNA，從而形成一個統一體）時，多細胞有機體就出現了。白蟻和螞蟻之類的群居昆蟲表明，單個有機體也可以匯聚形成超級有機體。我們物種似乎也發生過類似現象。當我們祖先開始以新方式合作時，人類歷史就開啟了。
在何種意義上，我們的物種是獨一無二地善於協作呢？畢竟，我們似乎也很擅長衝突，這兩種能力肯定相互抵消了。不過，即使把現代人類社會的政府體制、貿易、生產和遍佈全球的信息交換與最龐大、最複雜的黑猩猩社群做一簡單比較，也足以證明以上觀點（人類善於合作）。我們能夠在極其複雜的團隊中進行合作。當然，在這些團隊中，也存在大量衝突，其中一些衝突對個人來說是殘忍的和痛苦的，而且單個個體只能控制團隊很小的一部分。然而，這種合作的最終結果——即使對一些個體來說是痛苦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導致了一種驚人的集體能力，即為了我們自身利益而控制環境的能力。甚至戰爭也依賴精密合作！
符號語言
與生物學上最近的親屬相比，人類為何能夠更加有效地合作呢？現在，有充分的理由認為，我們物種的革命性事件是新的、更有影響力的語言形式的出現，這種形式的語言讓人類能夠比地球上其他物種更高效地分享信息和思想。這樣，人類通過分享已經學會的信息來進行合作。值得指出的是，這種現象非常不同尋常。許多物種能夠交流：貓頭鷹可以，黑猩猩也可以。但是，它們信息交流量受到巨大限制。尤其明顯的是，其他物種不能非常高效地交流，從而讓分享的信息一代代積累和增加。美國靈長目動物學家雪莉·斯特魯姆（Shirley Strum）的研究很好地證明了這種局限性。斯特魯姆研究了一群倭黑猩猩，她稱之為「泵房幫」（Pumphouse Gang）。這群倭黑猩猩不太一樣，因為它們善於狩獵，因此，人們很容易認為，狩獵信息在這群動物中得到分享。不過，斯特魯姆也指出，狩獵的頭領是一位尤其擅長打獵的黑猩猩。當它死後，這群黑猩猩高效的狩獵能力也隨之消失。它們曾經掌握的信息很容易再次逐漸消失。１
我們可以確信一點，即這種文化洩漏現象（cultural leakiness）是其他所有物種的特徵，因為如果存在一個能夠更有效保存信息的物種的話，那麼，它的成員肯定會積累越來越多的信息，包括如何控制它們環境的新信息；它們的數量也會增加，最終會產生重大影響，並反映在考古記錄中。簡而言之，它們的行為很可能有點類似於我們物種。
相反，現代人類能夠進行非常精確、快速和複雜的交流，從而讓個體貢獻出來的信息更加牢固地保留在群體記憶中。我們甚至能夠談論那些不在眼前的事物。我們可以討論過去和未來；我們能夠描述在大塊岩石後面小溪出現的老虎（並且告誡你不能去那裡）；我們甚至可以討論並不存在的事物，比如粉紅色的大象或者箭尾羊角怪物。這是因為我們擁有特倫斯·迪肯（Terrene Deacon）所說的符號語言。我們不是用聲音或姿勢來指稱一個特定事物，而是把聲音當作概念集合，用來談論整個思想和事物範疇。另外，通過句法，或依照語法規則對詞彙進行仔細排列，我們就能夠表達不同人物、事物和思想之間多種可能的關係。（我們可以區分「我踢了你」和「我被你踢了」兩種表述之間存在的差異。）這樣，我們分享的信息是如此之多，以至於每個社會共享的信息總量在一代代人中間不斷積累。這種共享知識的持續增長，乃是人類歷史的基礎，好似一個普遍的準則，它會確保後代比前輩擁有更多知識，他們的行為也會在時間長河中慢慢改變。這些緩慢的行為變化就是我們所說的「歷史」。
符號語言也解釋了我們通過集體學習而達到的出眾的合作能力，或者通過符號語言詳細而精確地分享個體學會的知識的能力。我們與那些無法如此高效交流的物種之間的差異，有點類似於未聯網計算機與聯網計算機之間的區別，前者只能利用它們內存所存蓄的信息，後者可以使用儲存在其他幾百萬台計算機中的信息。正如斯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所說的，在可以高效分享信息的物種中：
一個群體能夠儲存其成員來之不易的發現，不管是過去的還是現在的，最終，他們會比獨居的動物更聰明。狩獵採集民族積累關於製造工具、控制用火、智取獵物以及祛除植物毒素的知識，能夠以這種集體的創造性為生，即使個體無法從零開始重新創造這些技巧。通過協調他們的行為（比如，驅趕獵物或在其他人外出採集食物時輪流照看幼兒），他們就可以像一頭巨大的多頭、多肢體的野獸那樣活動，並且得到頑固的個體無法取得的業績。眾多相互聯繫的眼睛、耳朵和頭腦的組合，比個體（具有他自身的一些缺點和特性）更加強大。２
這種綿延了大約 20 萬年之久的積累過程，就是人類歷史的全部內容。這也解釋了我們為何將集體學習作為理解第 6 道門檻的關鍵（參見第 6 道門檻概述）。
門檻
成分 ▲
結構 ▲
金鳳花環境 ＝
突現屬性
智人
與其他生命一樣+高度發達的控制、感知和神經能力。
由人類 DNA 控制的非常具體的生物結構。
進化的漫長預備期創造出高度發達的控制、感知和神經能力。
集體學習，即精確和迅速分享知識的能力，這樣，知識能夠在社會和物種層面上積累，最終引起長遠的歷史變化。
智人出現於何時、何地？
我們物種何時第一次出現？當前所有證據表明，我們物種出現於考古學家所說的舊石器時代中期，即大約 25 萬年前（舊石器時代中期的開始）到 5 萬年前（舊石器時代晚期的開始）之間某個時間。
我們能夠更精確地確定人類歷史開始的時間嗎？
回答這個問題的辦法之一，或許在於確定符號語言和集體學習最早出現的時間。但是，這項工作並不輕鬆，因為口頭語言很少留下直接痕跡。可能存在人類使用符號語言相互交談的間接痕跡嗎？畢竟，人類語言要求許多不同的技巧：需要大量腦力；需要快速有效的方式來處理如何發出和聆聽聲音；需要直觀感知交談對像內心活動的能力。很不幸，這些技巧也沒有留下什麼直接證據。許多這些能力可能有限地存在於我們的近親即人亞科原人身上；現實的實驗已經證明，一些技巧存在於類人猿身上，一些類人猿在經過訓練後，能夠十分有限地說話。不過，某種事物顯然恰好把所有這些能力結合為一種很有效的交流形式。事情在最近 20 萬年相對突然的變化表明，匯聚過程從進化角度而言非常迅速，或許只花了幾萬年時間。
我們掌握了一些關於語言之門如何開啟的有趣線索。英格蘭有這麼一個家庭，其中許多家庭成員似乎不能正確地使用語法，對這個家庭的研究表明，該家庭所有成員都有一個基因發生了突變，這個基因叫作 FOXP2。這個基因在人類身上呈現出來的特殊形式，不同於它在我們親屬即類人猿身上的呈現。事實上，據估計，人類的 FOXP2 基因是在最近 20 萬年出現的。所有這些強烈地暗示了一點：符號語言很可能相當突然地出現在進化時間表上。然而，很少有人宣稱這個基因足以解釋我們獨特的符號語言能力，尤其當一些證據表明尼安德特人的 FOXP2 基因形式與人類的一樣時，更是如此。這個故事的細節還有待進一步梳理。
如果我們不能直接探測人類語言的存在，那麼，我們可以用不太直接的方法嗎？在這方面，我們可以求助於兩個很有前景的選項：化石證據和遺傳證據。不幸的是，考古記錄很零散，在非洲地區尤其如此，與歐洲相比，對非洲這一時期的考古研究遜色許多。事實上，我們會認識到，這也是存在眾多不同解釋的原因之一。
我們物種從哪裡進化而來？
就最近 100 萬年而言，我們掌握了許多不同的人亞科種群出現的證據，它們顯然都源自直立人。不過，我們物種即智人何時與這些物種分離的呢？當下主要有兩種關於智人起源的解釋。第一種通常被描述為非洲起源說，第二種被稱為多地域起源假說。20 世紀 60 年代以來，一些學者主要以整個亞歐大陸的化石遺存為依據，提出各種直立人或匠人經過漫長時間在非洲-歐亞大陸大部分地區緩慢進化為我們自己的物種。這就是多地域起源假說。它認為，整個歐亞大陸的人亞科種群之間存在的聯繫如此之多，以至於從遺傳學而言它們還是一個物種。
然而，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考古學和遺傳研究領域的新證據往往支持另一種理論，即非洲起源說。這種理論認為，現代人是最近 25 萬年到 20 萬年間在非洲進化而來的。20 世紀 90 年代晚期，從尼安德特人的遺骨提取足夠多的 DNA 變得切實可行，由此可以證明它們不是我們自己物種的一個變種，而是截然不同的一種物種，這兩個物種肯定在大約 50 萬年前從晚期直立人那裡分道揚鑣。儘管近來更多的證據表明，兩者之間存在少量的雜交（參見圖 4.4）。遺傳研究也指向其他兩個重要結論。首先，從遺傳學角度來說，所有現代人都非常相似，因此，在最近 20 萬年，他們可能擁有一位共同祖先。其次，非洲存在不同尋常的遺傳多樣性，這有力地暗示非洲是我們物種首次出現的地方，因為微小的遺傳差異在那裡有足夠多的時間積累起來。
圖 4.4 尼安德特人頭骨素描。
從身體上來說，尼安德特人與現代人在好幾個方面存在差異。就頭骨而言，他們的特徵為：更突起的眉脊、更寬更扁平的鼻子、中面部突出、下巴短或者根本沒有下巴。尼安德特人在歐洲以及西亞和中亞生活了大約 20 萬年。遺傳研究表明，歐洲和亞洲血統的民族的 DNA 有 1%～4% 與尼安德特人相同。8 萬年前到 5 萬年前，當現代人從非洲遷移到歐洲時，他們與尼安德特人之間可能有過雜交。在 35000 年前到 30000 年前這段時間，尼安德特人滅絕
最近的化石發現進一步鞏固了支持非洲起源說的遺傳證據。例如，20 世紀中期在埃塞俄比亞奧莫河谷（Omo）發現的頭骨，與現代人的頭骨完全一樣，根據最近的年代測定，他們差不多生活在 20 萬年前，這比最初認為的早許多。現在，非洲已經發掘出許多骨骼殘骸，年代大約為 125000 年前，它們顯然屬於我們自己這個物種。也就是說，它們在一系列的骨骼特徵上與我們物種相關。為了更好地理解這一點，以下列舉了古生物學家在現代人頭骨中找到的一些主要特徵。
顱容積常常超過 1350 立方厘米（儘管這個數值有變化）
相對垂直的額骨（前額）
顱穹窿高而扁平
圓枕骨區域（後腦勺）缺少一個顯著的水平隆起部分（枕骨圓枕），有一個相對平坦的顱底角………
非連續性眉脊，男性更明顯
相對扁平的、不突出的面部，「隱藏」在腦殼正面前突部分下方
獨特的下巴３
這些新的證據形式帶來的一個結果就是，現在大多數學者都承認，我們物種是最近 25 萬年某個時候在非洲進化出來的。不過，在如何以及何時進化問題上，大家爭論不休。主要的困難在於，骸骨證據和遺傳證據似乎指向一個方向，而人造工具的證據卻指向另一個方向，因此，人類的行為似乎是在人類的軀體之後出現的。
歐亞大陸和非洲的考古遺址明確表明，從大約 5 萬年前以來，也就是舊石器時代晚期開始以來，出現了技術革新。工具變得多樣化，有針和魚叉之類的精細器具（有時候是按照標準模式製造的）；也有用象牙和骨頭之類的新材料製造的工具；藝術品也出現了，包括有雕花的貝殼、骨骼以及巖洞壁畫；有更多證據表明物品（包括有用的石頭）交換正發生在廣大地區；也有證據表明了對更多動植物物種的開發利用；人類開始進入更艱苦和更難接近的地區，包括澳大利亞和西伯利亞；人口也開始增長。
以上正是我們想要從一個具備集體學習能力的物種中看到的各類證據。似乎突然間，技術變得更加多樣化；種群開始在廣大地區交換物品（大概還有基因和信息）；創新加速了；當人類學會了處理更多樣化的環境之後，他們的數量也增加了。藝術品的出現同樣至關重要，因為藝術活動表明這些人類在使用象徵性思維，這或許也意味著，他們正在以符號語言交談。這一系列發生在大約 5 萬年前的變化，被考古學家稱為「舊石器時代晚期革命」。許多考古學家——比如理查德·克萊因（Richard Klein）——聲稱，儘管看起來很像我們的生物在 10 萬年前就進化出來了，不過，舊石器時代晚期為那些行為舉止也像我們的生物提供了最早的證據。
不過，故事到這裡還沒有結束。薩莉·麥克布裡雅蒂（Sally McBrearty）和艾莉森·布魯克斯（Alison Brooks）在一篇長文（它佔據了 2000 年《人類進化研究》雜誌的全部篇幅）中指出，顯著的人類行為的出現，是一種更加緩慢的過程，或許在 20 萬年前起源於非洲。４ 她們提供的細緻證據表明，我們這個物種確實在 30 萬年前到 20 萬年前就出現了，不過，關於他們特性的更加強有力的證據，很久後才會出現在考古記錄裡。（這解釋了她們文章的題名為何是《非革命的革命》。）她們聲稱，主要的問題在於，非洲地區的考古研究相當少，這樣一來，證明人類行為獨特性的證據不是被遺漏了，就是被忽視了。因此，她們的文章對考古證據做了詳細評述，最後得出結論：舊石器時代晚期革命中幾乎所有的變化，都能夠在非洲記錄的更早時期找到。圖 4.5 概括了她們的證據。
圖 4.5 非洲中石器時代的行為革命。
在這幅圖中，兩位非洲考古專家標出了一些行為形式（似乎是人類獨有的）可能出現的最早時間。這些數據表明，這些行為的大多數似乎是在人類走出非洲之前就已經出現了。這意味著，通過集體知識分享和交換信息以及使用符號語言之力量的過程，可能始於 20 萬年前的非洲，即使革新一開始十分緩慢
如圖 4.5 所示，人類早在 28 萬年前很可能已經使用了赭土顏料，即一種含有氧化鐵的黃色或紅色土壤。這些顏料被用來創作人體畫，而人體畫又是一種藝術形式，她們由此斷定，這種現象間接證明了非洲在幾乎 30 萬年前就存在象徵性思維，或許存在符號語言。數據也表明石器工具和食物的更廣泛應用在很早就出現了，也出現了跨地區交換，如此等等。一些重要的非洲考古遺址——比如南非的布隆伯斯洞（Blombos cave）——有力地證明了一點，即我們物種進化得更早，時間為舊石器時代中期，而不是 5 萬年前舊石器時代晚期開始之際。
我們現在可以概括迄今為止我們所瞭解的內容。首先，我們不斷開發新行為形式和與環境相聯繫的新方式的能力，讓我們成為一個與眾不同的物種。這種生態的、技術的和藝術的創造力解釋了為何只有我們擁有一種長期變化的歷史。其次，這種創造力的根源似乎是人類語言的特殊效力，即我們能夠很好地分享思想，因此，它們可以保存在集體記憶之中，並且慢慢積累起來。這就是我們所說的集體學習。第三，大多數古生物學家認為，我們這個物種或許在最近 25 萬年從非洲某處進化而來。自大約 10 萬年前以後，這類證據變得更有說服力，即我們祖先不但看起來像現代人類，而且行為舉止也像他們（換言之，它們正通過集體學習來適應環境）；自大約 5 萬年前以後，這種證據已經不容置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