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J.羅伯特·奧本海默的啟發下，喬納斯·索爾克腦子裡第一次冒出來了創辦研究所的想法。在匹茲堡大學設立研究所的計劃破產以後，索爾克走遍了整個美國，為研究所尋找理想的地點，經常和他一起考察的還有巴塞爾·奧康納。索爾克回憶道，奧本海默「告訴我，『你有沒有考慮過去加州？比起東海岸來，在那邊你能做一些更加不尋常的事情』。」1
索爾克想要的正是一些「不尋常」的東西。「很難確切形容索爾克研究所的理念。」1972年，也就是這家機構成立10年後，一位科學作家拜訪了他們，發出這樣的感慨。他們的募捐宣傳冊上說，研究所的目標是促進「人類的健康與福祉」。按照索爾克自己的說法，他希望把冰冷的科學與活生生的人性結合起來，發展「有良心的生物學」。在傳統的大學裡，教職員工被分為不同的部門，教學工作和管理事務會佔去很多有價值的時間；但是在索爾克研究所裡，遺傳學、生物學、哲學、視覺藝術及其他各學科最頂尖的人才能夠擺脫所有束縛，通力合作，為人類的健康與進步繪製藍圖。2
事實上，這個理念已在索爾克的腦海裡醞釀多年。在匹茲堡大學，索爾克要求獲得完全的獨立性，利奇菲爾德校長為學校的大局考慮，拒絕了他的要求。此後，索爾克又修正了自己的理念。自安娜堡那段艱難歲月後，激烈的爭鬥困擾了索爾克的整個職業生涯，某些人認為，索爾克的烏托邦構想似乎源自於此。從那以後，直到他離開匹茲堡，他幾乎沒做什麼正經的科研工作。他試圖改進自己的滅活病毒疫苗，但阿爾伯特·薩賓的競品活病毒疫苗來勢洶洶，他的努力黯然失色。有時候，索爾克也會在其他領域做出一些新發現，比如說，他曾做過一項實驗，試圖培育出一種猴子的心臟細胞，這些細胞被注入身體後，身體會產生對外來（腫瘤）細胞的抵抗力。「喬納斯·索爾克進入癌症研究領域」，毫無疑問，這樣的消息會吸引公眾的注意力，事實也的確如此。面對外界的疑問，索爾克澄清說：「現在我們並沒有研究癌症疫苗，我們在做的是關於細胞特性的基礎研究工作，目前還無法用於醫療實踐。」結果我們發現，他一直保持低調是有理由的。「後來，提高人體對癌症免疫力的索爾克理論無疾而終。」一位曾經的同事回憶道。3
曾與他並肩戰鬥多年的團隊也分崩離析。1957年，朱利葉斯·揚納離開了索爾克實驗室，他仍為索爾克忽略幕後團隊的辛勤工作而耿耿於懷。吉姆·劉易斯和拜倫·本內特留下來的時間比他略長一些，不過他們發現自己越來越無事可做。「考慮到索爾克最終離開了匹茲堡，而且他追求的方向也變了，」揚納回憶說，「他已經不再需要這些人的專業技能。」4
索爾克為他的研究所選擇了一個羨煞旁人的地點。1960年，聖迭戈市通過全民投票，撥給了索爾克一塊土地，那地方位於多利松山頂，俯瞰太平洋，風景絕佳。研究所建築預算高達1500萬美元，其中大部分由國家基金會資助。索爾克請來了建築師路易·卡恩（Louis Kahn），要求他修建「一座值得畢加索前來拜訪的建築」。根據建築師同行的說法，索爾克研究所是卡恩的「第一座大師之作」，用一位評論家的話來說，這些美不勝收的幾何建築群不亞於「愛琴海畔的宙斯神廟」。5
1963年，索爾克研究所開張了。在豐厚的薪金、一流的實驗室和奢華的美景吸引下，無數頂尖人才來到這座懸崖畔的研究所裡，匯聚到索爾克麾下：物理學家利奧·西拉德、生物學家弗朗西斯·克裡克、病毒學家雷納托·杜爾貝科、數學家兼哲學家雅各布·布羅諾夫斯基，這僅僅是其中的幾位。「我覺得，要是有這麼一個地方，而且我能夠受邀去工作，那該多好啊，」幾年後，索爾克回憶道，「不過我半開玩笑地說一句，要不是那座研究所是我創辦的，那我肯定不會得到邀請。」6
按照最初的計劃，國家基金會需要為索爾克研究所提供大部分的啟動資金，每年還需提供100萬美元的捐助。此外，索爾克還將利用自己的名望吸引新的捐助者，研究所麾下的科學家也會申請外部資金來資助自己的科研項目。不過至少在早期，這個設想的實際效果不太理想。募捐工作隨意性太強，資金申請進展緩慢，研究所的支出遠大於收入，只好靠基金會的補貼來維持平衡。基金會的確幫研究所付清了賬單，但高層的擔憂與日俱增。1965年，基金會財務主管H.E.懷特寫信告訴巴塞爾·奧康納：「如果研究所不能付出切實的努力，配合我們削減支出、尋求國家基金會以外的資金來源……那麼我不願意繼續支付他們的費用。」7
也就是在那一年，索爾克辭去了研究所所長的職務，退居為主管，因為他希望專注於「科研和學術性工作」。不過他大手大腳的習慣依然沒有改變，基金會仍為此憂慮不已。就連一向慈愛的奧康納都向研究所理事會發出了警告：「雖然我很希望支持我們理想中的這家研究所的發展，維持它的運作……但是，濫用基金會的資助不但令我深感擔憂，甚至會危及基金會自身的生存與發展。」8
1972年，奧康納逝世。他死在出差的旅途中，為一生的辛勤工作畫上了完滿的句號。當時他正在鳳凰城處理基金會事務，心臟病的再次發作讓他永遠地倒下了。雖然奧康納活得夠長，他看到了脊髓灰質炎在美國境內幾乎絕跡，但是同樣地，他也看到了自己的女兒在1950年罹患脊髓灰質炎，看到了外界的興趣從索爾克疫苗轉向薩賓疫苗這一戲劇性的變化——雖然他曾極力反抗這個變化。奧康納逝世後，失去保護傘的索爾克陷入了危機。新的基金會管理層要求改變研究所現在的發展方向，對高層實施更好的管理。短短幾個月內，新的構想出爐了：「廣受矚目、名望尊崇」的索爾克將保留現在的主管職位，但要交出所有「科研大方向和管理方面的職責」。索爾克曾滿懷熱情地創辦了這座研究所，但是現在，從本質上說，他僅僅是這家研究所的精神符號而已。9
索爾克宣稱自己得到了解脫。10年前，他申請資金、管理實驗室的才能曾令同行嫉妒；現在，他進入了另一個角色，作為科研事務的管理者，他招募了一流的科學家，為他們創造完全沒有壓力的環境，鼓勵跨學科交流，借此碰撞出天才的火花。同時，他開始思考一些關於人類生存的更重要的事情，他感到新的變革時代正在到來，世界將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發生巨大的變化。他寫了4本書來闡釋自己的哲學思路（當他在深夜裡凝望太平洋，這些想法常常會翩然而至）。「我們需要以革命性的思路有意識地引導變革，」他寫道，「更深入地參與其中，借此有效地不斷改善人類的處境。」10
時隔幾年後回頭去看，匹茲堡曾經發生的一切似乎都已無足輕重。「對現在的我來說，過去漫長的10年中發生了一些重要的變化，」1965年，索爾克寫信告訴湯米·弗朗西斯，「未來在我眼前越來越清晰。」索爾克已經脫下實驗室白大衣和深色領帶，換上了寬領帶、V領毛衣和絲質慢跑運動服。隨著3個兒子離家去上大學（後來還進入了醫學院），他的婚姻也破裂了。「沒有什麼標誌性事件，也沒有太大的痛苦，」達雷爾·索爾克回憶道，「多年來我的父母一直過著互不相干的生活。」1968年，索爾剋夫婦離婚了，唐娜·索爾克留在拉霍亞繼續做社會工作。1年後，喬納斯與法國畫家弗朗索瓦絲·吉洛通過一位共同的朋友相識。1970年，他們的婚訊上了《紐約時報》頭條：「索爾克博士與畢加索的前情人弗朗索瓦絲·吉洛喜結良緣。」這對夫婦在巴黎郊區的訥伊舉行了簡單的儀式，隨後返回加州，吉洛在加州建立了一個工作室，繼續繪畫。「弗朗索瓦絲和我有著相同的世界觀，」索爾克告訴一位記者，「我們所做的一切都關乎藝術與風尚。」11
與此同時，阿爾伯特·薩賓正在辛辛那提的大本營裡有條不紊地打掃戰果。現在，他的口服脊髓灰質炎疫苗已經在美國和世界大部分範圍內取得了勝利，索爾克疫苗已被排擠。專家認為，薩賓疫苗效果更好、使用更方便、製造成本更低；從東方到西方，澳大利亞、中國、日本、中南美洲大部分地區和歐洲大部分地區都已採用薩賓疫苗。（荷蘭和斯堪的納維亞地區的疫苗主要靠政府生產，管控也十分嚴格，他們仍在堅持使用索爾克疫苗。）1985年，薩賓自誇說：「過去20年來，我的疫苗可能預防了約500萬例癱瘓性脊髓灰質炎（每年125/1000000的發病率×20年×20億人口）。」12
不過，他的疫苗也並非完美無缺。自1955年的卡特事件以後，美國境內再也沒有任何一例脊髓灰質炎被歸因於索爾克疫苗。事實證明，只要經過恰當的制備，索爾克疫苗的安全性無可挑剔。但不幸的是，薩賓疫苗卻沒法做出同樣的保證。研究表明，薩賓疫苗引發了少量的脊髓灰質炎病例——大約百萬分之一的概率——受害者通常是免疫系統較弱、患病風險較高的孩子。簡而言之，活病毒疫苗的確明顯優於滅活病毒疫苗，但它卻有不容忽視的缺陷。除了阿爾伯特·薩賓以外，所有人都承認這一點，但薩賓卻寸步不讓。他堅稱：「沒有證據表明這些脊髓灰質炎病例是疫苗引發的。」正如薩賓的朋友兼同行約瑟夫·梅爾尼克所說：「他非常固執，他覺得只要自己堅持不動搖，事情就會如他所願。」13
20世紀60年代末期，荷蘭的研究者研發出了效果更好的滅活病毒疫苗。人們不再需要接種增強劑，這解決了實際操作上的一個大問題。這一突破令喬納斯·索爾克和他的兒子達雷爾（他已經是西雅圖的一位兒科醫生了）深感振奮，他們發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宣傳滅活病毒疫苗的優越性。他們在文章中寫道，現在美國的脊髓灰質炎發病率已經降到了極低的水平，殘存的大部分脊髓灰質炎病例顯然與活病毒疫苗的使用直接相關。因此，要徹底消滅脊髓灰質炎，美國人必須重拾索爾克疫苗，放棄薩賓疫苗。14
達雷爾·索爾克回憶說，他們的文章引起的反響簡直令人絕望。「完全就沒有反響，沒有爭議，沒人對這個話題感興趣——什麼都沒有，只有徹底的沉默。」這樣的結果並不出人意料。政府、製藥公司和醫療機構都覺得薩賓疫苗挺好，數千萬兒童已經成功地獲得了免疫力。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美國的脊髓灰質炎年發病率已經下降到不足01/100000——這是美國人口調查局統計發病率的最小單位。專家認為，這時候換一種疫苗毫無道理。薩賓疫苗的風險很低，但換掉它的代價卻很大。既然這種產品卓有成效，那為什麼要無事生非，削弱公眾對它、甚至對整個疫苗免疫理念的信心？15
問題就出在這裡。1980年以後，美國幾乎所有的脊髓灰質炎病例（每年12例左右）均可歸因於薩賓疫苗。曾帶來無數悲劇的野生脊髓灰質炎病毒幾乎已經銷聲匿跡。鑒於這一情況，達雷爾·索爾克再次號召人們重拾他父親的滅活病毒疫苗，這一次他得到的反響和上次一模一樣，人們漠不關心，甚至大加嘲弄。「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阿爾伯特·薩賓嗤之以鼻，「（他的工作）已經完全落伍了，他的信息並不真實……只是些老掉牙的渣滓罷了。」16
看起來，隨著時間推移，喬納斯·索爾克和阿爾伯特·薩賓之間的裂痕反而越來越大。這兩位競爭者享有不同的名望、擁有不同的支持者、獲得不同的獎賞。雖然他們兩人都獲得了頗負盛名的拉斯克臨床醫學獎（索爾克於1956年獲獎，薩賓則是1965年），但這也是他們僅有的幾個獎項交集之一。薩賓是精英組織美國國家科學院的長期院士，他於1951年進入科學院，提名的幾位院士是湯姆·裡弗斯（1934年）、約翰·保羅（1945年）和托馬斯·弗朗西斯（1948年）。接下來的幾十年裡，幾乎每一位重要的脊髓灰質炎研究者都進入了國家科學院：約翰·恩德斯（1953年）、戴維·博迪恩（1958年）、托馬斯·韋勒（1964年）、弗雷德·羅賓斯（1972年），還有多蘿西·霍斯特曼（1975年）。就連頗受爭議的希拉裡·科普羅夫斯基都在1976年入選了國家科學院。17
當然，在這個領域，唯一沒有入選的重要人物就是喬納斯·索爾克。索爾克的同行宣稱，他的研究成果原創性不足，不值得認真考慮。他沒有做出任何發現。一位科學家表示，在脊髓灰質炎聖戰中，喬納斯的角色類似產品經理，而不是研究先驅。還有人說他食古不化、原創性不足，只會無恥地討好公眾。正如一位觀察家所說，索爾克破壞了科研界「不成文的戒律」：「汝應默默無聞。汝應歸功他人。汝應在醫學期刊上討論研究工作，不應在報紙上譁眾取寵。」18
1970年，薩賓獲得了國家科學獎章，以獎勵他研發出了「掃除脊髓灰質炎的疫苗，解除了人類健康的一大威脅」。（他會強調說，「這裡可沒提到其他疫苗」。）他還出任了以色列魏茲曼科學研究所的所長，直到1972年動過一次心內直視手術後才退休。一直有流言說薩賓或者索爾克可能獲得諾貝爾獎，不過對薩賓來說，這樣的流言伴隨了他一生。1976年，米哈伊爾·丘馬科夫從莫斯科給薩賓發來電報：「親愛的阿爾伯特：請立即將你在脊髓灰質炎領域的主要研究成果及個人履歷航空郵寄給我，用於斯德哥爾摩提名。」薩賓回復說：「你的好意令我深受感動……不過，你或許有興趣知道，至少在過去3年內，已經有世界各地的多位人士為我提名諾貝爾獎，但目前仍無效果。也許你的推薦會成為最後那根稻草——不過坦率地說，我覺得希望渺茫。」19
他的直覺是對的。諾貝爾獎一直沒有向他伸出橄欖枝。據說是因為脊髓灰質炎疫苗領域曠日持久的互相找茬，結果雙方都失去了獲得殊榮的機會。（索爾克曾經開玩笑說自己不需要諾貝爾獎，因為大部分人都相信他已經拿過了。）事實上，1954年，諾貝爾委員會已經為脊髓灰質炎頒過一次獎了，約翰·恩德斯、弗雷德·羅賓斯和托馬斯·韋勒載譽而歸，因為他們在非神經性的組織中成功培養了脊髓灰質炎病毒，大部分科學家認為，這個偉大的發現是解決脊髓灰質炎之謎的關鍵。所以，似乎沒有必要為這個課題再次頒獎，雖然恩德斯不遺餘力地向諾貝爾委員會推薦他的朋友，他寫信告訴薩賓：「我非常欽佩你在活病毒疫苗領域的研究工作，以及其他不可勝數的成就。」
1986年，為了慶祝薩賓的80歲生日，多蘿西·霍斯特曼以他的名義在貝塞斯達的國立衛生研究院舉辦了一場科學研討會。出席這次盛會的有諾貝爾獎得主，例如戴維·巴爾的摩，有政府方面的頂尖科學家，例如安東尼·福奇，有脊髓灰質炎領域碩果僅存的巨擘，例如羅賓斯和韋勒，還有約翰·恩德斯和戴維·博迪恩的遺孀。索爾克沒有受到邀請。1993年薩賓去世時，一流期刊《生物製品學》出了一期專刊介紹他的生平和職業生涯，所有文章眾口一詞地褒獎薩賓，說他的活病毒疫苗終結了美國內外的脊髓灰質炎疫情，稱讚他是世界上最偉大的病毒學家之一。20
對喬納斯·索爾克的讚譽則完全來自另一個世界。薩賓是學術界的寵兒，索爾克是普通民眾的偶像。薩賓擁有科學會議和一流期刊的讚美，索爾克得到的則是哈里·S.杜魯門好鄰居獎、弗拉納根神父青年服務獎（在內布拉斯加州奧馬哈市的一座酒店舞廳裡，索爾克彬彬有禮地接受了這個獎項）之類的榮譽。嬰兒以他的名字取名。「索爾克坐飛機的時候，機長會通過廣播告訴大家他在飛機上，」一位作家寫道，「乘客們立刻熱烈鼓掌。酒店總是為他免費升級到頂層套房，如果他非要到餐館裡吃飯，那免不了會有仰慕者前來打擾。」在公眾民意調查中，索爾克一直和路易·巴斯德並列為最著名的醫學研究者。1985年，羅納德·裡根總統宣佈將5月6日定為「喬納斯·E.索爾克博士日」，鼓勵美國人向這位拯救了無數年輕生命的男子獻上「恰當的讚譽」。十年後，《時代週刊》還將索爾克和其他幾位脊髓灰質炎研究者列入了20世紀「100位最重要的科學家和思想者」，他的照片與阿爾伯特·愛因斯坦、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一起出現在雜誌封面上。「索爾克的職業生涯中至少有兩件事十分醒目，」《時代週刊》寫道，「首先，在其他人慢吞吞前進的時候，他以超群的速度研發出了脊髓灰質炎疫苗；其次，儘管作出了這樣的貢獻，但他卻沒有得到應得的獎勵。」21
索爾克一直堅信，要徹底掃除美國的脊髓灰質炎，滅活病毒疫苗最可能取得成功；但是，在他職業生涯的最後那些年裡，他的注意力卻轉去了別的方向。到20世紀80年代，索爾克研究所已經成了遺傳學、分子生物學和神經科學領域的權威機構；但是，將基礎科研與人道關懷結合起來的宏偉藍圖卻已付諸東流。純學術事務統領了整個研究所，諾貝爾獎得主和國家科學院院士接踵而來，索爾克關閉了自己的實驗室，退縮到擺滿了雕塑和當代藝術作品的優雅辦公室裡，繼續思考人類變革帶來的社會後果。
然後，艾滋病的快速增長突然成為全世界的噩夢。對這種疾病瞭解得越多，索爾克就越堅信，艾滋病和脊髓灰質炎一樣可以通過疫苗來解決。不過正如索爾克所認識到的，二者之間主要的不同點在於，脊髓灰質炎疫苗的機制是預防尚未發生的病毒入侵，而艾滋疫苗必須應對的是已經發生的病毒感染。前者是預防性的，後者是治療性的；前者的目的在於防患於未然，後者則應壓制病毒的活性，不讓它帶來危害。但索爾克相信，研製兩種疫苗的流程大體相同：分離病毒，用福爾馬林給病毒滅活，加入佐劑提高疫苗效果，最後再將疫苗注射給患者，刺激身體免疫系統作出響應。「我開始從這樣的角度來思考，」索爾克回憶說，「試圖用40年前曾經成功過的方法解決現在的問題。」22
當然，對他的眾多批評者來說，這正是問題所在。「從某種角度來說他很像是瑞普·凡·溫克爾【1】，病毒學領域的老古董，」約瑟夫·梅爾尼克如此評價「新的」喬納斯·索爾克，「他從沉睡中醒來，覺得在他做夢的這些年裡，科學毫無變化，和他入睡時一模一樣。」此時的阿爾伯特·薩賓已經因中風而失去了自由行動的能力，基本連話都沒法說了；他在輪椅裡聽說了索爾克的艾滋研究工作，於是他艱難地拿起筆來，向這位恩怨糾葛40年的老對手發出了最後一擊。「我認為索爾克的艾滋疫苗試驗毫無科學基礎，」薩賓寫道，「而且從科學的角度來說，我也不同意他的其他大部分理念。」23
儘管如此，仍有人讚賞索爾克的研究方向。他們相信，就算他的研究本身無法得出像樣的成果，至少可以起到公共宣傳的作用。「這個人擁有巨大的公眾影響力，」一位艾滋活動家表示，「他的名字有魔力，疫苗這個詞兒從他嘴裡說出來有著驚人的效果。」索爾克自己也希望公眾能夠因為他而更加關注這種疾病，他要求大家「拿出四五十年代一毛錢進行曲對抗脊髓灰質炎那時候的勁頭來」。
他還參與創建了一家「免疫反應公司」（IRC），準備生產銷售即將問世的疫苗。不過這一次，沒有人再提起送給全世界的禮物這回事兒了，也沒有「太陽的專利權」這樣的比喻。索爾克承諾，如果他在該領域做出任何發現，那麼新發現的所有權屬於公司，於是他以3000美元的內部價格拿到了約50萬股該公司股票。到1990年IRC公開上市，這些股票的價值已經飆漲到了300萬美元以上。24
「按照喬納斯·索爾克的設想，接下來的事情應該是這樣的，」一流科學作家喬恩·科恩表示，「他將成功研製出艾滋病疫苗，再次拯救世界，證明自己專注於大局的思路正確無誤；與此同時，還能給那些一直抱團排擠他的科學界大人物漂亮的一擊。」但世事難料，這麼美好的結局不太可能發生。索爾克在艾滋病領域的研究毫無進展，哪怕是那些支持疫苗解決方案的人也對他的方法失去了興趣。儘管如此，索爾克仍堅持不懈，並對那些質疑他研究工作的批評者大加嘲諷。「總要有一些超前於時代的人勇於前行，」他說，「這就是我的命運。」25
1993年9月，索爾克回到匹茲堡參加自己肖像畫的揭幕禮，這幅畫像將懸掛在匹茲堡大學醫學綜合樓的禮堂裡，離他曾經做出歷史性突破的那家醫院只有一箭之地。儀式開始前，索爾克告訴喬治·伯尼爾院長，他希望和朱利葉斯·揚納私下裡談談，揚納曾是他的助手，現在已經成了醫學院的傑出貢獻教授。自從1961年，索爾克前往加州以後，他們兩人再無交集，也從來沒有聯繫過。索爾克覺得，出於禮貌，他應該和自己實驗室老團隊裡唯一還在世的揚納聊聊，但揚納卻不這麼認為。揚納回憶說，當時自己緩慢而溫和地向索爾克說出了縈繞心頭三十多年的「傷痛」。「『你還留著1955年安娜堡會議的那份演講稿嗎？你有沒有重新讀過？』」揚納開口說道，「『我們都坐在聽眾席裡，你最親密的同事，你忠誠的同仁，為了共同的目標，和你一起辛勤工作、全心奉獻的人……你還記得自己提到了哪些人，又漏掉了哪些人嗎？你怎麼都不肯提及我們的名字，那麼你有沒有意識到，在那一刻，以及從那以後，我們是多麼地震驚與痛苦？你明白我的意思嗎？』我這樣問他，他回答說，他明白。」
揚納並未就此罷手。「我還告訴他，他在卡特事件中的表現也令我十分困擾，我仍然無法原諒他。那段回憶顯然也讓喬納斯深受震撼，他幾乎沒做出什麼反應。我相信，他肯定知道我指的是什麼事。」
不愉快的談話持續了片刻，然後伯尼爾院長過來邀請他們兩人參加儀式。後來，揚納在記者面前承認：「我說了很多心裡話，當面告訴了他，我也就放下了。我相信，這是第一次有人這麼直接地跟他說這些事兒。」當被問及是否後悔與索爾克共事，揚納回答說：「絕對不後悔。你肯定無法想像，當時那份工作給了我多少激情與震撼。我唯一遺憾的是，他讓我失望了。」26
1993年3月3日，阿爾伯特·薩賓因心力衰竭而逝世，享年86歲。報紙上為他登出的訃告尊敬而疏遠。「在他漫長的職業生涯中，」《紐約時報》寫道，「人們銘記於心的是他的勤勉、努力和才華。」1995年6月23日，喬納斯·索爾克因心臟衰竭逝世，享年81歲。美國各大報紙的頭版都刊登了他的訃告，幾乎所有媒體都極盡溢美之詞。「救世主」「神使」「人道主義者」「人類的恩人」——這些稱呼飽含著人們的敬意。「要評價醫學界的偉人，有一個好辦法：如果因為他的貢獻，我們已經徹底忘記了他曾為我們帶來了什麼，那麼他的成就無人能及，」《時代週刊》寫道，「以這個標準來衡量，喬納斯·索爾克博士的地位很高很高。」27
所有的訃告都提到了他們兩人的關係，而且絕大多數文章的調子都一樣。「喬納斯·索爾克是一位英雄，」《匹茲堡郵報》寫道，「但從很多方面來說，阿爾伯特·薩賓才是勝利者。」這兩位對手去世時都以為一切已成定局，但令人驚訝的是，整個局面即將逆轉。1996年，疾病控制中心免疫事務顧問委員會提出了一個意義深遠的建議。當時，自然發生的脊髓灰質炎感染幾乎已經從西半球消失，最後一例「天然」脊髓灰質炎是在1991年由秘魯報告的，於是委員會成員覺得是時候關注一下美國每年與疫苗有關的十數例脊髓灰質炎了。這背後的邏輯很簡單：薩賓疫苗成功地遏制了脊髓灰質炎的流行，而現在，它自己卻成了徹底掃除這種疾病的最後障礙。28
1996年，委員會提出的建議是一個折中的方案，旨在讓美國進入脊髓灰質炎免疫的新時代。CDC採納了他們的建議，號召兒科醫生採用「混合方法」，在孩子2月齡和4月齡時，各注射一劑滅活病毒疫苗；然後在孩子12月齡到18月齡，以及4歲到6歲時，再分別口服一劑活病毒疫苗。CDC解釋說，薩賓疫苗有極低的風險，不過可以通過索爾克疫苗來抵消，大多數兒科醫生接受了這個說法，採納了他們的建議。但是，「混合方法」的效果並不如預期，與疫苗有關的脊髓灰質炎感染依然存在，於是，CDC顧問委員會得出結論：活病毒疫苗帶來的好處不足以彌補它的風險。2000年，CDC開始支持美國全面回歸索爾克疫苗，並建議只在特殊情況下採用薩賓疫苗——比如說，孩子即將前往脊髓灰質炎疫情暴發的區域時。29
這場疫苗之戰轉了一個圈，又回到了原地。雖然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薩賓疫苗仍是主流產品，但它獨霸美國30年的時代已經結束——至少目前如此。簡而言之，正如達雷爾·索爾克所說：「如果我的父親能看到這一天，他一定十分欣慰。」30
不過，與此同時，關於脊髓灰質炎疫苗整體安全性的新疑問開始出現。懷疑者不太關注索爾克疫苗和薩賓疫苗之間的區別，而是更關注它們的共同點：1954年到1963年之間的早期階段，所有脊髓灰質炎疫苗中都含有有害的猴病毒。科學界內部長期以來一直在討論被污染的脊髓灰質炎疫苗的危險性，但直到1992年，這個問題才吸引了公眾的注意力。《滾石》雜誌刊登了一篇文章，題為「艾滋的起源：石破天驚的新理論試圖解答這個問題，『天災還是人禍？』」31
根據這篇文章，「人禍」的矛頭直指希拉裡·科普羅夫斯基，這位科學家曾服務於萊德利實驗室，現在則就職於威斯達研究所，他是口服脊髓灰質炎疫苗的先驅。文章中說，「75歲的科普羅夫斯基嗓音低沉，魅力十足」，他曾於20世紀50年代末期在比屬剛果開展脊髓灰質炎免疫試驗，當時有近100萬人使用了他的口服疫苗，在此過程中，他可能無意間把猴子的艾滋病毒傳給了人類。「在鼓聲的召喚下，」《滾石》記者湯姆·柯蒂斯寫道，「非洲的農民來到村裡的集合點，排隊喝下液體疫苗。」和其他所有脊髓灰質炎疫苗一樣，科普羅夫斯基的液體疫苗裡含有用猴子的腎臟組織培養的脊髓灰質炎病毒。柯蒂斯提出，有一種猴子是1型HIV的天然宿主，正是這種病毒引發了人類艾滋病，而科普羅夫斯基的疫苗可能採用了這種猴子來做組織培養。
這篇文章的觀點看似有理，但背後幾乎沒有什麼證據支持，而且顯而易見，它很容易招來訴訟，於是《滾石》不得不刊登了一篇「免責聲明」。聲明中寫道，本刊編輯「無意暗示有任何科學證據表明，傑出的科學家科普羅夫斯基博士將艾滋病傳給了人類」。儘管如此，人們心中的疑問卻沒有熄滅。科普羅夫斯基試驗的時間和地點與世界上第一例已知的艾滋病病例高度吻合，這僅僅是巧合嗎？32
1999年，英國記者愛德華·胡珀的皇皇巨著《河流》又掀起了新一輪的爭議，胡珀在書中提出，艾滋病是通過科普羅夫斯基口服脊髓灰質炎疫苗中被污染的黑猩猩組織而傳染給人類的。科普羅夫斯基矢口否認，他旗幟鮮明地表示自己從未使用過黑猩猩組織，近年來搜集到的證據也支持他的這一表態。大多數專家認為，疫苗試驗將HIV傳染給人類的指控完全是無稽之談，而且，近期的研究也沒有在科普羅夫斯基疫苗的冰凍樣品中發現可見的黑猩猩DNA，於是懷疑者的指控更顯蒼白無力。一個科研組織表示：「口服脊髓灰質炎疫苗引發艾滋病的說法可以就此罷休了。」33
但故事還在繼續，關於艾滋病的爭議只是其中的一朵小浪花。早在1954年，也就是索爾克試驗啟動的那一年，禮來製藥的研究者就已發現，用於生產脊髓灰質炎疫苗的猴子腎臟組織中含有各種猴病毒，他們開始歸類這些病毒。第一種病毒的編號是SV1。隨著時間流逝，發現的病毒越來越多。1959年，NIH的伯妮斯·埃迪博士把同類腎臟組織的濾液提取物注射給剛出生的倉鼠，結果大部分倉鼠長出了腫瘤，然後死去了。她分離出的是SV40。34
這種病毒會威脅人類健康嗎？誰也不知道確切的答案。不過有人假設，即便SV40會帶來健康問題，也只有口服脊髓灰質炎疫苗可能有這個隱患——人們相信，索爾克疫苗採用了福爾馬林來給脊髓灰質炎病毒滅活，那麼這個過程同樣會殺死猴病毒。1960年，湯姆·裡弗斯告訴阿爾伯特·薩賓，他的口服脊髓灰質炎疫苗裡出現了SV40的蹤跡，國家基金會為此頗為擔心。「我希望你能搜集一些有說服力的證據，」裡弗斯寫道，「證明你的疫苗中現在含有的空泡病毒（例如SV40）不會感染人類。」薩賓的回復一如既往的自信滿滿，他說自己的疫苗是安全的，剛剛完成的實地試驗共有8000萬名俄國兒童參與，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誰也不該憑空懷疑；而且，沒有證據表明SV40會威脅人類。35
不久後人們發現，索爾克疫苗也遭到了污染。設計疫苗的時候，研究者並不知道猴子組織中含有猴病毒，福爾馬林滅活程序也不是為了消滅這些病毒而設計的。直到1963年，美國政府才開始在所有新批次的脊髓灰質炎疫苗中篩查猴病毒，這意味著1954年到1963年期間，近1億美國兒童已經在無意中接觸了SV40。對於這樣的情況，薩賓似乎並不擔心，索爾克也同樣如此。他們兩人都認為SV40對人體無害，這同樣是當時學界的主流觀點，只有寥寥幾位科學家表示反對，其中包括特立獨行的希拉裡·科普羅夫斯基，他認為埃迪博士的實驗十分重要，不容忽略。
和脊髓灰質炎以及艾滋病一樣，關於SV40的爭議也通過媒體的曝光得到了公眾的關注。2000年，兩位大膽的記者戴比·布克金和吉姆·舒馬赫在《亞特蘭大月刊》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引用反對派科學家的研究工作，指出SV40與幾種致命的人類疾病有關，尤其是間皮瘤，它是肺癌的一種形式，通常與吸煙以及大量接觸石棉有關。後來，這兩位作家出了一本名為《病毒與疫苗》的書，指責聯邦政府、製藥公司和科學家無視脊髓灰質炎疫苗受到了可能（在他們眼裡其實是一定會）致癌的病毒污染，並因此犯下了「醫學史上最大的錯誤之一」。36
作為回應，NIH和國家癌症研究所的官員引用亞洲、歐洲和美國的多項研究，表示學界並未發現SV40與人類癌症（包括間皮瘤）有任何相關性。「目前，」2003年，NIH的詹姆斯·格德特告訴國會，「我們認為，還沒有決定性的證據能證明SV40與（人類）癌症的發展有何關係。」他說，新的實驗還在進行中。37
當然，顯而易見的是，近年來圍繞脊髓灰質炎的科學爭議已經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我們為自己的成功所困，」一位優秀的研究者表示，「這種曾經肆虐的疾病目前已逐漸式微，甚至銷聲匿跡。於是人們開始質疑疫苗本身。」38
勝利的光環籠罩一切，爭議的聲浪從未停歇，在這樣的氛圍中，那些被脊髓灰質炎改變了一生的人卻常常被遺忘。今天，「脊髓灰質炎」這個詞語指代的是一種需要接種的疫苗，而不是令人恐懼的疾病。「很有趣，」一位脊髓灰質炎倖存者表示，「多年來我的腿一直有點跛，我還佩戴著各種護具，但別人一般都不知道我的腿到底是什麼毛病。」另一位倖存者回憶說，曾經有一位年輕的鄰居問他，是否因為他的父母信仰某種不允許接種疫苗的「奇怪宗教」，他才會患上脊髓灰質炎。「對她那個年紀的很多人來說，」這個男人補充道，「脊髓灰質炎疫苗似乎天生就存在於世界上。」39
保守估計，美國至少有40萬名癱瘓性脊髓灰質炎倖存者。有人通過康復療程重建了殘存的神經細胞與失去信號源的肌肉纖維之間的連接（軸突再生），恢復了大部分的肌肉功能，有人經受了多次手術，試圖「找回丟掉的腳」、修復變短的腿或是矯正嚴重扭曲的脊椎，這樣的手術需要釘骨釘、拉伸肌腱、融合關節。有人需要手杖和腋杖的支撐才能行走，有人需要穿特製的鞋子來補償變短的腿，有人只能坐著電動輪椅行動，還有人需要呼吸機來輔助換氣。不過，所有脊髓灰質炎倖存者一直有一個共同點：他們都強烈希望自己能夠勇敢地面對身體的缺陷。有研究比較過這些人與勇於進取、爭強好勝的A型人格者。用一位倖存者的話來說：「我們受到的教育是：你必須勇敢堅強。我做到了……永不放棄、嚴於律己，我需要這樣的人生，只有勇敢堅強才能做到。」40
華盛頓特區國家復健醫院脊髓灰質炎康復項目主管勞羅·霍爾斯特德表示，大部分脊髓灰質炎倖存者「與自己的身體建立了與正常人迥然不同的特殊關係。他們能夠更加熟練地控制自己的肌肉和運動，這樣的控制力……同樣浸染了他們生活的其他方面，這也許能解釋為什麼有這麼多的倖存者……在學習和工作上表現優秀」。調查表明，脊髓灰質炎倖存者的受教育程度高於大眾平均水平，收入水平和結婚率也高於常人。「我們總是說，我們只想和其他人一樣做個『正常人』，但你千萬別信，」一位脊髓灰質炎倖存者在調查問卷中寫道，「我們必須比其他人做得更好，才能補償自己的缺陷……有時候連這都還不夠。」41
經過多年的手術、復健和鍛煉，脊髓灰質炎倖存者開始認為自己的情況已經穩定下來。他們把脊髓灰質炎視為一種靜態的疾病，不太可能隨著年齡的增長捲土重來或者惡化。但是到了20世紀80年代，這個令人舒心的假設受到了挑戰，有的倖存者開始出現一些神秘的健康問題，讓他們想起早年受到的折磨。他們的症狀令人憂心忡忡：關節疼痛、畏寒、呼吸和吞嚥困難、不斷惡化的肌肉虛弱、極度疲勞。類似的情況出現得太多，脊髓灰質炎倖存者自發建立了組織，搜集信息並呼籲醫學界重視他們的困境。索爾克和薩賓的年代過去以後，美國大部分醫生從未治療過哪怕一例脊髓灰質炎。雖然這樣的情況的確表明了免疫的重要性，但他們對這種疾病的忽視令人絕望。42
1984年，霍爾斯特德博士和其他一些人組織了姍姍來遲的第一屆研究脊髓灰質炎影響的國際會議。他們希望借此提高公眾的警惕，促進醫學研究的發展。組織者給那些惱人的症狀起了個名字——脊髓灰質炎後綜合征（Post-Polio Syndrome，PPS）。「從本質上說，沒有名字就意味著沒人認為這是一種疾病，」霍爾斯特德回憶說，「起了名字——哪怕不太準確甚至可能對病源有所誤解——至少能賦予它正式的意義。」43
過去二十年裡，學界對PPS的研究取得了一定進展。大部分人相信，這麼多脊髓灰質炎倖存者遭遇的疲勞和肌肉虛弱是因為殘存的神經細胞損耗過大，這套理論的依據是，患者在三四十年後才出現了這些症狀。研究者表示，經受了最初的脊髓灰質炎侵襲後，殘存的運動神經元萌發出新的分支，但隨著時間過去，它們會發生退化。部分是因為身體機能隨年齡增長正常老化，不過更重要的因素在於，這些殘存的運動神經元承擔的工作超過了應有的負荷。「這就像是你本來有一輛10缸的汽車，可是在得病以後，車裡只剩下4個氣缸了。然後，它基本正常地運轉了40年甚至更久，」一位研究者解釋道，「到了某個時間點，發動機就快熄火了。」44
雖然目前為止，PPS還沒有足以形成定論的診斷性檢查，但根據估算，遭受不斷惡化的肌肉虛弱與極度疲勞折磨的脊髓灰質炎倖存者，比例高達50％。此外，當時的病情最嚴重、復健療效最顯著的患者最容易受到PPS影響。霍爾斯特德博士親自現身說法。1954年，還在上大學的霍爾斯特德染上了脊髓灰質炎，他「先是呆在鐵肺裡，後來換成輪椅，又換成腿部支架，最後徹底拋棄了輔助設備」。雖然他的右臂仍處於癱瘓狀態，但他還是很快念完了醫學院，在激烈的競爭中披荊斬棘一路向前；他開始相信，「脊髓灰質炎已成往事，我終於征服了它」。但是到了20世紀90年代初，霍爾斯特德寫道：「我的雙腿開始出現新的虛弱症狀。幾個月內，情況不斷惡化。以前我走路完全沒有問題，鍛煉的時候一下子能跳過6層樓梯，可是後來，我工作的時候得借助電動滑板車才能正常行動。」霍爾斯特德對自己的病情很有把握，這和10年來他在其他脊髓灰質炎患者身上發現的症狀一模一樣。45
PPS的確對一些不肯面對過去的脊髓灰質炎倖存者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在此之前，」一位脊髓灰質炎倖存者表示，「我們大部分人不願意接觸同病相憐的人，更不願意加入互助組織。我們知道自己的身體有缺陷，但卻不願意去想這件事，哪怕偶爾想到了這一點，我們也認為自己只是有點不方便，而不是殘疾人。」但是由於PPS的出現，脊髓灰質炎倖存者因共同的恐懼和憂慮而聚集起來，他們開始回顧那些壓抑已久的記憶：疾病到來時的頭痛欲裂、渾身無力，確診時痛苦的脊椎抽液，恐怖的隔離病區，傷心欲絕的父母，長時間無法與家人團聚，無數次手術，被石膏固定身體的日日月月，無助、恥辱、失敗。脊髓灰質炎倖存者理查德·歐文博士在明尼阿波利斯的肯尼護士研究所創建了脊髓灰質炎後診所，他回憶說，當時自己和其他患者常常在教學醫院接受治療，「我們身上只蓋著一點點衣物，遮不住身體，更藏不住恥辱。」他們成了臨床演示的絕佳道具。「我們很多人生病、康復都是在青春期，」歐文補充道，「除了成長中的壓力和煩惱以外，我們還背負著脊髓灰質炎的重擔。年輕的脊髓灰質炎倖存者要面對種種藩籬：行動不便，無法參加活動和社團，錯過許多機會，挫敗感無處不在，有時候還會遭到孤立。而且事實上，很多藩籬……是我們自尋煩惱。各種各樣的應對手段常常掩蓋了內心真實的喪失感。拒絕直視的態度常常會扭曲真實的情況。」46
那樣的日子結束了。對PPS的擔憂促使脊髓灰質炎倖存者結成強大的組織，應對他們面臨的身體問題和心理問題，他們的行動又促進了美國蒸蒸日上的殘疾人權利運動。1990年，美國通過了《殘疾人法案》，脊髓灰質炎倖存者居功至偉。該法案禁止歧視殘疾人，並要求大部分公共場所設立便於殘障人士使用的設施。更富有象徵意義的是，1997年，美國國家公園管理局在華盛頓為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修建的新紀念公園落成迎賓，但卻遭到了殘疾人權利活動者的抗議，因為這座公園幾乎沒有展現羅斯福抗爭脊髓灰質炎的一面，脊髓灰質炎倖存者也加入了抗議的浪潮。公園管理局堅稱，他們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羅斯福本人不希望公眾把他當成殘疾人。「大蕭條之後，這個國家渴望強有力的領導，」當局表示，「羅斯福也意識到了保持強硬形象的重要性。」但脊髓灰質炎倖存者希望所有美國人都能記住，他「既是一位英雄，也是一個殘疾人」，他們辯稱，羅斯福的殘疾是他生命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特質，如果沒有這一點，羅斯福就不是大家最終看到的那個人。最後，管理局勉強在公園裡增加了一座羅斯福坐在輪椅上的10英尺塑像，對於那些最瞭解這位已故總統窘境的人，這個妥協意義重大。「從20世紀30年代以來，我國的殘疾人權利運動走過了一條漫漫長路，」一位活動家解釋說，「現在，我們的審美也應該直面這一挑戰：轉變殘疾在大眾心目中的印象。」47
1955年，托馬斯·弗朗西斯在安娜堡登上演講台，向全世界宣佈了人們渴求已久的消息：有效的脊髓灰質炎疫苗終於誕生了。自那以後，已經過去了50年。今天的大部分美國人很難理解公眾聽到這個消息時的欣喜若狂。他們沒有經歷過1955年之前的那些脊髓灰質炎之夏，沒有見過那樣的場景：大門緊閉的電影院、空蕩蕩的游泳池、父母恐慌地警告孩子、報紙上每天刊登的脊髓灰質炎患者數字、戴著腿部支架蹣跚前行的兒童、擠滿醫院病房的一排排鐵肺。
脊髓灰質炎已經成為歷史，但它的故事就像一面鏡子，映射出20世紀中期的美國文化，在這個受脊髓灰質炎危害最深的國家，人們幾經艱辛，終於找到了應對它的方法。在脊髓灰質炎之戰發生的那個年代，聯邦政府尚未涉足醫學研究，患者保健剛剛起步。作為唯一一家參與其中的慈善機構，靠著一往無前的領導力，國家小兒麻痺基金會讓這種可怕但相對罕見的兒童疾病變得廣為人知，也讓脊髓灰質炎之戰成為對抗潛在的公眾敵人的全國性運動。廣告、募捐、公關，他們採用各種最新的技術手段，指引人們前行。靠著一往無前的領導力，基金會聚集了一批爭論不休的研究者，為他們提供計劃的藍圖和科研資金，迫使他們共享科學發現，並對他們之中研製疫苗的緊迫感最強的那一位表現出明顯的偏愛（沒錯）。靠著一往無前的領導力，他們實施了美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衛生試驗——1954年的索爾克疫苗試驗，近兩百萬名兒童和數十萬成年志願者參與其中。靠著一往無前的領導力，一直支持這場運動的人們得到了承諾的回報：一個沒有脊髓灰質炎的國家，一片能安居的土地。
這一切都來自志願精神。這一切反映了「二戰」後美國社會對醫學和技術進步的堅定信念，以及美國人的精神，用一位觀察家的話來形容：「胸有成竹、坐言起行的揚基傳統美德」。嚴格說來，這樣的精神與血統無關，而是深植於社會深處，因為巴塞爾·奧康納是愛爾蘭移民之子，托馬斯·弗朗西斯來自威爾士鋼鐵工人家庭，喬納斯·索爾克、阿爾伯特·薩賓和希拉裡·科普羅夫斯基則是東歐猶太人的後裔。但是，正因為此，我們更有理由將這場勝利視為真正的美國故事。
註釋
【1】Rip Van Winkle，19世紀同名小說的主人公，進入森林後沉睡一覺，醒來後發現時間已經過去了數十年，作者以此代稱「落後於時代的人」。類似中國的爛柯山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