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國家小兒麻痺基金會就打出了「我們能征服脊髓灰質炎」的動員口號，以此召集志願者、募集捐款。1956年，一條新標語出現了，標誌著局勢已經徹底改變。「我們仍未擊敗脊髓灰質炎，」他們警告說，「戰鬥還未結束。」但是對很多人來說，這句話聽起來更像是墓誌銘，脊髓灰質炎運動的使命已經完成，它的生命即將結束，親手終結這場運動的正是它本身的成功。1
這條標語出現的時機說明了一切。1956年，索爾克疫苗已經履行了大規模試驗的承諾，弗朗西斯報告也宣告了消滅脊髓灰質炎的承諾即將實現。人們預期，1956年美國報告的脊髓灰質炎應該下降到15000例，只有1955年的一半；到1957年，報告病例數還將腰斬，下降到僅7000例。40歲以下的大部分美國人至少已經接種了一劑脊髓灰質炎疫苗，未來一片光明。
1956年夏天，全國各地的游泳池重新開張，荒謬的流言逐漸消失。孩子發燒或是脖頸僵硬，鄰居不再恐慌；報紙不再在頭版實時播報脊髓灰質炎患者數量；媒體的注意力轉移到了別的地方。
當然，脊髓灰質炎並未消失。不過既然發病率急劇下降，這種疾病已經不再令人驚慌失措。恐懼讓位於自滿，有人開始擔心，自以為大獲全勝的美國人會忘記這場戰爭是怎麼打贏的。「現在，我們的主要問題，」托馬斯·裡弗斯表示，「不是索爾克疫苗有什麼毛病，而是那些不肯接種疫苗的人有什麼毛病。」2
但其他人看到了不肯接種疫苗的表象背後藏著更重要的問題，例如收入和階層。要獲得足夠的免疫力，需要接種三劑索爾克疫苗，每次接種之間要有適當的間隔期，另外基金會還推薦每年再接種一次疫苗增強劑。這意味著需要多次拜訪診所或當地的醫生。疫苗需要花錢，家長也必須帶孩子去打針。統計表明，數百萬兒童仍面臨罹患脊髓灰質炎的風險，尤其是那些貧困家庭的孩子。過去，最容易感染脊髓灰質炎的是衛生情況良好的中產階級家庭；而現在，風險最高的人群是未接種疫苗的城市貧民。1959年，國家基金會的一份報告警告稱：「今天，最大的危險來自底層的都市『軟肋』區域……那裡的人們對這個問題不夠重視，或者知之甚少，所以他們並未接種索爾克疫苗。」3
新標語說的沒錯，我們仍未擊敗脊髓灰質炎。但患病人數不斷減少，受害人群轉向城市貧民，國家基金會的根基也受到了衝擊。母親不再行動，捐款熱情不再。大局如此，誰也無力回天，面對這樣的情況，1958年，巴塞爾·奧康納向理事會提交了一份備忘錄，談到了讓基金會「突破脊髓灰質炎局限」的計劃。沒有人比他更瞭解如何動員志願者。「關於索爾克疫苗的誕生，」他寫道，「某個人的一生可能平凡無奇，但如果他參與過一毛錢進行曲，他就可以說，『我曾為這件事付出過努力。不管我還做過其他什麼事情，至少這是一樁值得我付出的事業』。」基金會必須再次激發人們的這種感覺。不過首先，他們需要一個理由。4
奧康納考慮了各種選擇。現代的兩大健康威脅是癌症與心臟病，這二者都已經有了專門的慈善組織運作。精神疾病和老年病的範圍太大，而且基金會的頂尖受益人對這兩個課題都不怎麼感興趣。一毛錢進行曲關注的核心一直是兒童，兒童的福祉曾激勵了無數的科學家和志願者，基金會必須堅持這條道路。
「與專家進行長時間的討論後」，奧康納推薦了幾個選項：青少年關節炎、先天缺陷和孕期保健。考慮到他在基金會的權威地位，不用再討論其他選擇了。「小兒麻痺症的開局很精彩，但它僅僅是我們的開局，」奧康納說，「20年前，我們抓住了時機，對一種可怕的疾病宣戰；而現在，是時候進入更廣闊的天地了。」
他們也做出了承諾。基金會永遠不會拋棄脊髓灰質炎患者，不過他們很可能不得不削減科研資助。基金會也會繼續努力，「讓索爾克疫苗盡善盡美」。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阿爾伯特·薩賓和他的支持者正在致力於為脊髓灰質炎活病毒疫苗爭取生產許可，他們的力量正在不斷增強。奧康納不願意看到薩賓把索爾克排擠出局。
1959年，在主席的催促下，基金會批准了索爾克的最後一筆脊髓灰質炎資金申請，金額高達306564美元，此外還有28000美元的間接支出撥款。這筆錢的資助期僅有「一年」，表明基金會已經有了新的方向。脊髓灰質炎長期資助的時代結束了。5
喬納斯·索爾克不打算轉過身去，放棄這場戰鬥。他對自己的疫苗和它所代表的滅活病毒理念很有信心。自安娜堡輝煌的那天結束後，這些年裡索爾克一直在研究諸多相關問題，例如如何提高疫苗效果、能否找到新的替代病毒株、多長的接種間隔期最完美，諸如此類。不過他也開始厭倦了疫苗研發的技術性工作，不想再試來試去，修修補補。他回憶說，隨著時間流逝，他的興趣逐漸轉移到了生物科學中更大的謎題上。他的宏願是，以現代醫學的巨大進步為基礎，「力圖理解所有層面的人類問題」——包括生理性的、精神性的、社會性的和倫理性的。
索爾克腦子裡已經有了一幅藍圖。他希望在匹茲堡大學創建一個「實驗性研究所」，類似新澤西州聲譽卓著的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索爾克曾前往高等研究院考察運作機制，並與院長J.羅伯特·奧本海默會談，這位睿智而頗受爭議的核物理學家曾領導了研發出原子彈的曼哈頓計劃。高等研究院和大學之間並無正式的從屬關係，它的資金完全來自私人捐助。索爾克採取的方式與它略有區別。他希望匹茲堡大學為他的研究所支付大部分費用，同時由國家基金會提供大部分私人捐助。巴塞爾·奧康納對這個設想很有興趣，索爾克認為其他人也會支持他。6
但結果卻出乎意料。人們對他的構想反響不一。有的批評者認為這證明了索爾克的名流身份，他需要得到外界的關注和讚美。也有人覺得這個所謂的研究所不過是失勢者的避難所，這個男人已經沒有任何一點成果可以貢獻出來。「喬納斯很長時間以來都悄無聲息，這不奇怪；他拒絕和自己曾經的朋友討論研究工作，也不奇怪，」一位同行輕蔑地表示，「他不敢。」7
1957年，索爾克接觸了匹茲堡大學的新校長愛德華·H.利奇菲爾德。他說，他的目標是召集「一批經過挑選的科學家和學者」，研究「如何實現人體的生物學潛能」。利奇菲爾德的回應十分謹慎，他希望聽到一些「更具體」的東西。在不清楚到底需要付出什麼代價、不瞭解匹茲堡大學將在項目中扮演什麼角色的情況下，他不願意做出提供資源的承諾。「咱們私下裡說，」他告訴索爾克，「再過幾年，我們也許能理解你的部分設想。」8
利奇菲爾德幹勁十足，驕傲自負。他生於1914年，與索爾克同齡，他在密歇根大學獲得了政治學博士學位，同時還是棒球小聯盟的球員。1956年，利奇菲爾德辭去了康奈爾大學商學院院長的職務，來到匹茲堡擔任校長。剛剛上任，他就接受了一份兼職，成了史密斯-科羅納公司的董事會主席，這讓匹茲堡大學的理事們深感震驚。「我們有共同的目標，但是如何實現這些目標，我有自己的方式，」他宣稱，「這其中包括自由分配我的時間。」9
利奇菲爾德身兼二職，他總是坐著私人飛機來回奔波，處理兩個職位的相關事務。他的衝勁為他贏得了全國性的名望，同時也為匹茲堡大學帶來了喜憂參半的影響。在接受《時代週刊》採訪時，利奇菲爾德表示，匹茲堡大學「資質平平，有停滯不前的風險」，然後他補充說：「我們的教學質量差強人意。事實上，有時候相當糟糕。我們的科研進展也不盡如人意。」這時候，利奇菲爾德在校長的職位上只呆了不到6個月。10
但是在他的領導下，匹茲堡大學在全國的聲望突飛猛進。捐款爆炸性增長，挑選學生的標準變得更加苛刻，教職員工的薪水上升，外界資金滾滾而來。利奇菲爾德的性格沒有妨礙他的工作。「他是一位帝王式的管理者，」一位同事回憶說，「他住的房子富麗堂皇，出行就坐私人飛機。他的生活像路易十四那樣奢靡。不過正是他推動了這所大學一路向前。他是一位有遠見的帝王，他的野心推動了醫學院前進。」11
利奇菲爾德理解索爾克提出的研究所的價值，它一定會為匹茲堡大學帶來更多的聲望。麻煩在於研究所的管轄權。這所研究所將要設立在匹茲堡大學的房子裡，花匹茲堡大學的資金，消耗匹茲堡大學的資源，那麼在利奇菲爾德看來，雙方應該都擁有控制權。
但索爾克不同意。他回答說，偉大的研究所需要絕對的自主權。「你必須允許我……擁有……完全獨立的自主權。我會盡我所能為大學做出貢獻，但是我需要確保自己不會遇到什麼大大小小……難以克服的阻礙。」12
兩個人都有自己的道理，而且他們都不願意讓步。索爾克想要完全的自主權，建立一個更宏大、結構更鬆散的科研組織。利奇菲爾德則希望設立一定的資金額度和組織自由度，在此範圍內他願意盡量滿足索爾克的要求。作為妥協，這位校長組建了一個委員會來研究相關事宜。他甚至請了奧本海默出任委員，後來證明這是個錯誤的舉動。不出所料，奧本海默支持索爾克的想法，他滔滔不絕地發表了一大篇意見，譴責官僚主義壓制科研。「利奇菲爾德博士，我們不需要討論什麼組織形式，」他明確表示，「就是討論得太多，天上才沒有美國的人造衛星！」13
委員會陷入了僵局。奧本海默私下裡鼓勵索爾克去別處尋找建立研究所的機會——雙方很快就會接受這個方案。雖然索爾克還未完全放棄匹茲堡，但他的耐心已經不多了。「我希望明年的各種煩心事兒能比今年少點兒，」1959年，他告訴一位同事，「半開玩笑地說一句，『我真是受夠了。』」14
利奇菲爾德也有同感。在一份咄咄逼人的備忘錄裡，他說索爾克就像個妄自尊大的自私鬼，除了自己的需求以外什麼都看不見。「我們都盼著找到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好讓他滿意」，利奇菲爾德寫道，可是有的事情確實是做不到的。索爾克拿的薪水已經是全校最高的了，而且他還掌管著一個一流的實驗室，實驗室所在的大樓以他的名字命名。「醫學院已經給了他前所未有的自由度。他沒有教學任務，也不會有人要求他對教學工作做什麼貢獻。校方讓他隨心所欲地以他自己的方式研究他自己想研究的課題。與此同時，他還擁有本校教職工的所有特權，包括招收研究生協助科研工作。」15
利奇菲爾德警告說，索爾克的要求非常危險。如果建立這樣一個獨立的研究所，那就是「樹立了一個先例，這會影響到學校的其他部門；以後如果其他人也提出類似的要求，校方還怎麼去拒絕」。顯而易見，問題來了：索爾克值得校方如此大費周章嗎？利奇菲爾德認為不值得。他說，如果因為某位教職員工名氣很大，校方就舉手投降，那將是一個嚴重的錯誤。其他大學都盯著呢，「比如說，那些擁有諾貝爾獎得主的學校，他們的教職員工貢獻遠大於索爾克博士」。匹茲堡必須站穩立場，不受脅迫。「對於那些基本的原則性問題，校方無論如何都不應該讓步。」16
不到一年後，索爾克離開了匹茲堡大學。對利奇菲爾德和他周圍的小圈子來說，這事兒沒什麼可遺憾的。很多人已經開始厭惡索爾克，覺得他不像正統的學者，反而更像受盡寵溺的巨星。他們支持利奇菲爾德在談判中的強硬立場，並宣稱匹茲堡大部分教職員工都持同樣看法。一位院長甚至幸災樂禍地四處散播流言，說索爾克傲慢自大、喜怒無常，已經得罪了某些「重要的博士」。這個小道消息是他從理髮師那兒聽來的。17
對利奇菲爾德來說，還有最後一個問題要解決：控制損失。喬納斯·索爾克曾是匹茲堡大學最負盛名的教職員工。他讓匹茲堡醫學院在學界有了一席之地，也為整個地區帶來了榮耀。校方該如何對外解釋這個重大的損失？公眾會作何反應？
利奇菲爾德最擔心的是，雖然匹茲堡大學沒法滿足索爾克，但也許會有其他大學願意為他提供條件，如果真是這樣，那就會顯得他這個校長目光短淺、嫉賢妒能。不過事情沒有這樣發展。1960年，索爾克宣佈了自己的計劃，他打算在加州拉霍亞設立一個獨立的科研機構，資金完全來自私人資助。匹茲堡大學脫險了。「現在，我們的目標是，」利奇菲爾德寫道，「確保給外界留下這樣的印象：索爾克並不是為了其他大學的職位而離開匹茲堡，而是為了追求完全不同的環境和氛圍而離開。」利奇菲爾德深感慶幸地補充道：「索爾克博士和我們一樣，希望以這樣的口徑向所有關心此事的人作出交代。」18
這是真的。索爾克希望留下一個優雅的背影。他希望大家知道，他離開匹茲堡是迫不得已——不是因為和管理層有矛盾，而是為了「一個非常特別的地方」提供的非常特別的邀約。匹茲堡的校長鬆了一口氣，他表示完全理解索爾克的想法。「尋求獨立是一件好事兒。」愛德華·利奇菲爾德說。19
幾年後，索爾克會譴責利奇菲爾德對他的排擠。「我們本來可以在匹茲堡建立研究所，千真萬確，」他宣稱，「但是關於如何設立這一機構，利奇菲爾德和我的意見出現了分歧。我認為研究所必須圍繞特定的人來建立，他覺得……科學研究所的管理方式與監獄、大學、教堂什麼的並無區別。最後，一切都很清楚了，在一個什麼都規定好了的地方，我無法取得成功；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這一點導致了我的離開。」但其他人卻有不同意見。索爾克在匹茲堡的相當一部分同事覺得他「喜歡自行其是」，他越來越自私，離大家也越來越遠。事實上，沒幾個人去給他送別。「我們是一個團隊。我們應該團結一心，建設自己的學校，而不是遠走高飛，這一點很重要。」醫學院院長回憶說，「喬納斯更感興趣的是築好他自己的巢，而不是建設學校；不過，當然，那是他的特權。」20
看來，獨立並不容易。喬納斯·索爾克前往西海岸，展開了一段新的生活，有了一個全新的開始，但誰也無法逃離自己的過往。舊傷口很快就會重新崩裂，老對手將再次出現。老戰場上出現了新的生力軍，這一次的戰鬥將帶給他恥辱與挫敗。
20世紀60年代是阿爾伯特·薩賓的時代，正如20世紀50年代曾是索爾克的時代。挾俄國脊髓灰質炎試驗勝利之威，薩賓開始動手掃除領域內的敵人。他的行動主要目標有二：首先，證明他的疫苗優於其他的活病毒疫苗，例如希拉裡·科普羅夫斯基和赫勒爾德·科克斯的疫苗；然後，讓大家知道他的疫苗強於喬納斯·索爾克的滅活病毒疫苗。「他們的爭鬥活像一群狗在搶骨頭。」一位科學家回憶說。「索爾克、薩賓、科普羅夫斯基、科克斯，」另一個人表示，「我倒是很想看看他們組合摔跤。」21
活病毒領域的王者之爭，薩賓大獲全勝。比起科克斯和科普羅夫斯基來，薩賓有著很大的優勢。在別人眼裡，他是一位獨立的研究者，為人類的福祉而努力；而另外兩位卻受雇於商業公司，為私利而工作。薩賓得到了脊髓灰質炎一流研究者的強力支持，另外兩位基本沒幾個支持者。薩賓懂得公關的重要性，宣傳自己、打擊對手，而且他有能力進行各種公關活動。一位作家說，薩賓的行動讓他看到了「有條不紊、極富科學性的指揮才能」。22
他們三人的疫苗都曾接受大規模測試。科普羅夫斯基的試驗在比屬剛果完成，科克斯則是在安第斯。但比起薩賓在蘇聯的盛大演出，他們兩人的試驗規模都小得可憐，而且，他們的試驗結果未經過第三方確認。此外，科普羅夫斯基還背負著貝爾法斯特的慘敗，顯然，他只能排在第三位。科克斯的背後是萊德利實驗室，這家公司投入脊髓灰質炎活病毒疫苗的科研資金超過1100萬美元，另外還花了200萬美元建設生產設施。但科克斯在洛克菲勒研究所工作時曾與薩賓共事，根據他對薩賓的瞭解，他感覺到以後還有麻煩。「我無數次希望自己從未涉足這一項目，」他向一位朋友吐露了心聲，「但現在，我別無選擇，只能奮力前行，爭取最後的勝利。」23
科克斯有理由顧慮。1959年，隨著爭鬥的升溫，薩賓告訴萊德利高層，有流言說科克斯的疫苗「毒性只經過了輕微的削弱」，很可能有危險；這無疑是在暗示萊德利選錯了支持的對象。科克斯憤怒地要求薩賓收回自己說過的話，薩賓卻沒理他。「我相信你非常清楚，」科克斯回應說，「你發表的言論影響力很大，而且暗示我的疫苗有缺陷……你應該知道，如果我或者我的合作者有任何理由相信我們的病毒株有絲毫致病的可能……那我們一定會第一個宣佈這個消息……你（的指控）給我們造成了很大的困擾，因為它完全不符合事實。」24
1960年，薩賓和科克斯獲得了在美國境內實施疫苗試驗的許可。薩賓順理成章地選擇了辛辛那提和附近的俄亥俄州漢密爾頓郡作為試驗地點。當地社區參與了試驗，正如當地的主要報紙所說，他們知道，「整個國家都在關注本次試驗」。薩賓的試驗於4月24日啟動，持續幾個星期，發放疫苗的時間是星期日，所以這一天又被稱為「薩賓口服疫苗星期日」，近20萬人在學校、醫院和診所外排起了長隊，其中大部分是兒童，他們都領到了藏在甜甜的糖漿和糖塊裡的疫苗。
當地社區的確有理由自豪。薩賓的大本營就在辛辛那提，而且他發誓說，這裡很快就會成為美國第一個「讓脊髓灰質炎絕跡」的城市。不過薩賓的問題一如既往，他無法忍受不同的意見。在一封寫給美國衛生局局長的信裡，漢密爾頓郡的衛生專員很是抱怨了一番，他說，處理試驗相關事宜讓他感到「疲憊不堪，壓力很大」。「薩賓博士一直非常努力，想讓他的產品獲得本地的支持，」專員寫道，「我覺得他的行為有些過火，損害了公眾利益。」根據這位衛生專員的說法，漢密爾頓郡不需要搞什麼薩賓口服疫苗星期日。由於索爾克疫苗的廣泛使用，這個郡本來就已經沒有脊髓灰質炎了。他說，事實上，薩賓的宣傳重新激起了人們對一種已經不復存在的疾病的恐懼，反而讓大家忽略了其他更重要的衛生問題。他說：「我覺得這整件事是有害的。」25
與此同時，科克斯在佛羅里達州戴德郡展開試驗，接受免疫的人數超過40萬。外界對他的項目很感興趣，因為只有他的疫苗是三聯式的——一劑疫苗裡含有三種病毒株，可以一次性完成免疫。不過他的試驗結果卻頗有爭議。雖然他的疫苗成功地激發了受試者的免疫力，但是有6位受試者在服用櫻桃色液體疫苗後的7～14天內患上了嚴重的脊髓灰質炎，這正是脊髓灰質炎病毒引發癱瘓性疾病所需的時間。雖然沒有證據表明這些病例是由疫苗 引發的，但人們普遍懷疑可能發生第二次卡特慘劇。科克斯被淘汰出局。26
1960年8月，衛生局局長勒羅伊·E.伯尼簽字同意在美國境內試生產薩賓疫苗，這是發放生產許可流程的第一步。出於安全方面的考慮，科克斯和科普羅夫斯基的疫苗沒有獲得試制許可。卡特事故發生後，政府方面吸取了教訓，現在有一批一流的脊髓灰質炎研究者為伯尼提供建議。試制許可發佈後幾小時內，4家大型製藥公司宣佈了生產薩賓疫苗的計劃，輝瑞製藥便是其中之一，此前他們已經在英國啟動了生產工作。還有一家是赫勒爾德·科克斯的僱主萊德利實驗室，該公司的發言人表示，「在商言商」。數百萬的科研資金已經花了出去，生產設施也已準備就緒，是時候擁抱勝利者，推出疫苗了。27
在百老匯120號那間富麗堂皇的辦公室裡，巴塞爾·奧康納開始坐不住了。基金會投入了上百萬美元的資金，支持薩賓獲得了今天的成就，現在奧康納希望得到回報。不過，雖然花了這麼多錢，但他一直盼著薩賓的項目失敗。安娜堡會議是奧康納的輝煌時刻，索爾克疫苗是他獻給世界的禮物。而現在，薩賓的勝利指日可待，他眼睜睜看著自己為之驕傲的東西分崩離析，但他卻無能為力。
現在已經沒有什麼人支持索爾克了。曾經的盟友拒絕為他公開表態，例如托馬斯·弗朗西斯和戴維·博迪恩。與此同時，不少一流的醫學專家見縫插針地宣傳薩賓疫苗的優越性，例如約翰·保羅、約翰·恩德斯和米哈伊爾·丘馬科夫。在醫學界和科學界的大會上，在公共衛生的重要會議上，他們不遺餘力地支持薩賓疫苗，而且通常薩賓就站在他們身邊。基金會的一位官員參加了波士頓的一次座談會，他在發回總部的備忘錄中寫道：「會議主席約翰·恩德斯博士表示，脊髓灰質炎問題還未完全解決。現在，索爾克疫苗已經經過了5年的試驗，的確有一部分受試者獲得了對脊髓灰質炎的免疫力，但免疫力的持續時間尚屬未知。有證據表明，索爾克疫苗的效果並不盡如人意……然後，他介紹了一位與會學者，該學者質問：『為什麼索爾克疫苗未能完全成功？』」28
這些反索爾克的素材大部分來自1958年和1959年一系列零星的脊髓灰質炎爆發。大部分專家相信，問題主要出在接種疫苗的流程上，而非疫苗本身。針對美國大城市展開的研究表明，40歲以下的城市人口中可能有一半的人未能獲得完全的免疫力。事實上，來自底特律的數據顯示：「罹患癱瘓性脊髓灰質炎的患者中，只有12％的人接種了全部三劑索爾克疫苗，這些患者中73％的人從未接種過疫苗。」根據HEW流行病學主管亞歷山大·蘭米爾的說法，情況最嚴重的是「社會階層較低的地區和黑人聚集區」，他很懷疑，目前這些地區的脊髓灰質炎發病率比疫苗普及之前還要高。29
國家基金會順理成章地啟動了宣傳攻勢，提醒人們注意及時給孩子接種疫苗。但對於現在的局面，奧康納覺得阿爾伯特·薩賓也有一部分責任。奧康納表示，薩賓不遺餘力地攻擊索爾克疫苗，這無疑是鼓勵公眾推遲接種計劃，等待更新、據說效果也更好的薩賓疫苗出現。奧康納認為薩賓是在有意誤導公眾，於是他勃然大怒；他找到了基金會最受尊敬的科研偶像湯姆·裡弗斯，請求裡弗斯阻止薩賓的中傷。
裡弗斯和奧康納一樣重視基金會。從基金會成立之初，他就已參與其中，最開始是擔任基金會主席特別助理，然後是醫學督導，最後，他在1958年成為了基金會的醫學事務副主席。在他擔任病毒研究委員會主席期間，裡弗斯一直支持索爾克的滅活病毒疫苗研究工作，他還為1954年的大規模實地試驗提供了幕後指導。裡弗斯所做的這一切都是出於公心，他個人並不偏袒疫苗之爭的任何一方。（他對那兩位競爭對手的稱呼都完全不偏不倚，薩賓是「聰明的猶太人」，索爾克是「年輕的猶太人」。）裡弗斯的目標很簡單，他只想徹底掃除脊髓灰質炎。
薩賓對索爾克疫苗的攻擊不斷升級，裡弗斯和奧康納一樣大為光火。他覺得，一位科學家以如此囂張的方式貶低對手、自抬身價，這簡直就不堪入目。薩賓宣稱索爾克疫苗的有效率「只有60％～70％」，而公共衛生局宣佈的數據是90％左右；薩賓還說，如果當局不能立即為薩賓疫苗發放許可，那將有「成百上千的兒童」因此喪命，這些言論深深傷害了裡弗斯。「我覺得你的說法毫無根據，」他責備薩賓說，「你是一位優秀的病毒學家，不過我相信，你的統計學水平還亟待提高。」30
儘管如此，裡弗斯仍希望基金會在這場混戰中保持中立，不要因為過去跟索爾克或是薩賓的關係影響現在的判斷，而應該考察雙方疫苗的實際效果。他也公開表明了自己的態度，於是不可避免地與奧康納發生了衝突。1961年，傳染性疾病中心在亞特蘭大召開研討會，討論兩種疫苗的優劣。在專家雲集的會議室裡，奧康納指責裡弗斯動搖了基金會的根基和他們追求的目標。兩人爆發了激烈的爭執，大家不得不把他們分開。不過在曼哈頓的基金會總部，他們又大吵一架，裡弗斯當場倒下，十二指腸潰瘍大出血讓他險些喪命。
裡弗斯在病床上給博迪恩寫了一封信，他說，一旦談到薩賓和索爾克的問題，奧康納就會變得不可理喻。「總部裡的人談到那兩人的疫苗時都得壓低聲音，」他寫道，「我不願意這麼偷偷摸摸的，所以我總是麻煩不斷。」奧康納對索爾克的忠誠令人欽佩甚至感動，裡弗斯表示，但這樣的忠誠需要付出代價。「科學界裡沒有神聖不可動搖的東西。有了更新、更好的發現，你就應該拋棄以前的舊貨。」31
博迪恩理解裡弗斯的想法。作為基金會最早的幾位受益人之一，他早就嘗過這種滋味。他回信說：「對付脊髓灰質炎並不容易，無論是對受害者而言還是對科研工作者而言。你的話讓我不由得想起，自從我們認識以來，我們幾乎時時刻刻都在面對戰鬥和危機！對於你們基金會裡的人來說，局面想必更加艱難，因為你們很願意向前看，但卻不得不解決一些遺留問題。」32
1961年，美國醫學會（AMA）也捲入了這場爭鬥。他們的會長表示，雖然醫學會一般會避開此類爭議，但這次他們無法置身事外。面對兩種疫苗，醫生無所適從，他們需要第三方的公正指導。所以，AMA藥物委員會將進行調查研究，並就「美國脊髓灰質炎免疫現狀」做出報告。33
現在，薩賓佔盡優勢。一位觀察家說他像是「一隻坐在蒸汽壓路機上的柴郡貓」。國會議員開始質問，為什麼俄國的孩子用上了薩賓的疫苗，美國的孩子卻沒有。有人說美國不但在導彈的研發上跟俄國有差距，現在就連疫苗都有了差距，於是脊髓灰質炎疫苗變成了關乎國家安全和尊嚴的大事。與此同時，萊德利和輝瑞開始在廣播電視上狂轟濫炸，宣傳薩賓口服疫苗星期日帶來的奇跡。報紙和雜誌頻頻發問：「為什麼脊髓灰質炎新疫苗遲遲無法上市？」34
結果我們發現，AMA藥物委員會的主席曾經擔任過輝瑞製藥的醫學督導，他的傾向性十分明顯。事實上，他挑選出來寫報告的那個人定期與薩賓通信，徵求意見，詢問數據，甚至直接請薩賓幫忙。「明年夏天我的一位同事將攜妻子與三個孩子去印度呆一年，」他寫道，「有沒有辦法給他們弄點兒活病毒疫苗？」薩賓非常樂意幫忙，他直接從實驗室裡寄了一瓶疫苗過去。35
從另一方面來說，索爾克只能從報紙上瞭解委員會的進展。他請求委員會提前向他透露一些消息，得到的回答是「現在還不行」。1961年7月，在AMA的全國性大會上，藥物委員會提出建議，一旦薩賓疫苗上市，就用它來替代索爾克疫苗，AMA接受了這個提議。一位作家寫道：「在美國醫學會114年豐富多彩的歷史上，這樣的舉動還是頭一回。通過投票，他們決定採用一種尚未取得公共使用許可的商業性產品——薩賓疫苗。」36
索爾克大發雷霆。「喬納斯氣得那麼厲害，而且生氣的時間那麼長，甚至主動反擊，我只見過那一次。」奧康納回憶說。索爾克匆匆舉辦了記者招待會，指責AMA的科學立場並不公正，他們根本就是反對使用滅活病毒疫苗。他還更加直接地說，AMA對一種「還不存在」的產品這麼熱衷，要是他們對索爾克疫苗也同樣重視，那美國早就沒有脊髓灰質炎了。這實際上是在暗示，對於目前不盡如人意的局面，AMA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37
但他的指控收效甚微。AMA科學督導約翰·尤曼斯寫了一張言辭尖銳的紙條，回應稱：「在我看來，你對AMA報告的攻擊既無科學眼光，也無道德底線。」然後索爾克提出，如果AMA打算「修正」自己的看法，務必提前通知他一聲，結果他得到的回應十分尖酸刻薄。「你似乎是在暗示，你有資格讓我們顧忌，」尤曼斯寫道，「不過，恕我無法苟同。而且我相信，我們並無義務以你要求的方式提供報告。要知道，卡普羅夫斯基博士（原文如此），薩賓博士，科克斯博士，約翰·保羅博士以及業界其他研究者獲取報告的途徑與你完全相同。」當然，尤曼斯沒有說的是，薩賓從一開始就能提前看到報告。38
AMA的決定很受歡迎，而且言之有理。口服疫苗的有效性和便捷性的確優於索爾克疫苗，而且業界絕大多數研究者都更看好活病毒疫苗，大部分人覺得索爾克疫苗已經過時了。讓人不安的是AMA採取的策略，他們的傾向性太過明顯，調查時間表遮遮掩掩，委員會成員經過精心挑選，對信息的控制並不平衡，這一切都是為了達到預設的結果。39
索爾克還剩下最後一個辦法。1961年8月，他拜訪了美國衛生局局長辦公室，希望阻止他們在短時間內給薩賓疫苗發放許可。索爾克提醒當局，為了證明滅活病毒疫苗能否掃除脊髓灰質炎，我們在1954年展開了革命性的試驗。他說，這場試驗尚未完成。投入了這麼多東西，美國人民有權知道，索爾克疫苗是否值得這所有的付出。如果貿然允許另一種競品疫苗進入市場，那將「擾亂」最終結果，我們永遠都得不到確定的答案。他苦苦懇求當局三思而後行。40
但他沒能如願。不到一個月後，HEW為薩賓的Ⅰ型活病毒疫苗發放了許可；接下來一年內，Ⅱ型和Ⅲ型疫苗也將獲得許可。到1963年，疫苗之爭已經塵埃落定。薩賓疫苗獲得了政府的批准和AMA的支持，成功進入市場。索爾克疫苗落敗出局，它成了醫學界的恐龍，一步步走向滅絕。
一位新的明星科學家誕生了，不過他與之前那一位不太一樣。阿爾伯特·薩賓永遠不會成為喬納斯·索爾克那樣的全民偶像，而且他似乎也並不在意。作為一位重量級的科學家，薩賓在乎的是業內同行的認可。現在有科學會議以他的名義舉行，有傳言說某些聲望崇高的職位向他遞出了橄欖枝，還有強烈的跡象表明他有可能受邀前往斯德哥爾摩領取諾貝爾獎。丘馬科夫從莫斯科寫來了一封信：「很高興地告訴你，我獲得了我國最高的專業性獎勵——列寧獎，多虧了你的脊髓灰質炎口服疫苗。很遺憾，由於規則的原因，你無法獲得列寧獎的提名……不過在我看來，你為這件事做出了非常大的貢獻……蘇聯的病毒學家和數以百萬計的父母會永遠感謝你。」41
作為一位癡迷於研究工作的科學家，薩賓曾在1958年寫過一封信給朋友彼得·奧利茨基：「我整整一生都在辛勤工作——直到現在也沒有絲毫鬆懈，因為我並不滿足於目前取得的成就。」兩年後，他告訴奧利茨基：「我衷心期盼1961年的到來，到那時候，我的脊髓灰質炎研究工作就將圓滿結束。終於能夠進入全新的研究領域，想到這個我就激動不已。」又過了一年，勝利已經在望，薩賓在信中說，他盼著「重返工作台，不再離開」。薩賓希望遠離紛爭，但事實上，他在論戰中做了不少煽風點火的事兒。他常常說，在實驗室外面花掉一天，這一天就永遠不會再回來。「我們在一生中能做的事情這麼少——時間又過得這麼快。」42
那幾位失敗者沒有他這樣的哲人風範。眾所周知，赫勒爾德·科克斯不好相處。「我是說，那傢伙會跑去問門房，『你覺得我幹的活兒是不是很棒？』」一位同事回憶說。萊德利實驗室決定採用競爭對手薩賓的疫苗，科克斯深受打擊，不久後就離開了這家公司。從那以後，他再也沒有回到脊髓灰質炎研究領域。科普羅夫斯基比科克斯堅強一些，他宣稱自己得到了解脫。作為威斯達研究所的所長，他可以回去研究狂犬病之類的老問題，也可以進入新的研究領域，例如多發性硬化和癌症。他說，只要大家記住，他是第一個有勇氣讓人類服用脊髓灰質炎活病毒的研究者，這就夠了；他補充說：「有時候我會自我介紹說，我是脊髓灰質炎薩賓疫苗的研發者。」這時候，他還不知道，他在脊髓灰質炎研究領域的路還沒走完。43
喬納斯·索爾克的故事也還在繼續。雖然現在的他已經走出了實驗室，但他永遠不會接受薩賓獲勝的最終結果。「正常情況下，父親會努力看開一些。他真的很討厭針鋒相對，」彼得·索爾克表示，「但這一次他受到的傷害太深，作為一位科學家，他受到了嚴重的侮辱，所以他沒法看開。他的餘生一直被這件事所困擾，這麼形容一點都不誇張。」44
1961年，也就是索爾克疫苗壟斷美國市場的最後一年，全國報告的脊髓灰質炎病例還不到1000例，是多年來的最低點。但沒有多少人注意到這件事。擊敗脊髓灰質炎已經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