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特疫苗到底是哪裡出了問題？人們迄今沒有找到確定的答案，未來大概也無法給出定論，不過各種推測層出不窮。看起來最合理的解釋是：病毒混合物在倉庫裡存放得太久，於是沉澱物得以聚集，部分粒子凝結起來，抵抗了福爾馬林的侵蝕。超過200例脊髓灰質炎病例與6批被污染的疫苗有關；受害者包括79位接種了疫苗的兒童、105位接種者的家庭成員和20位與接種者接觸過的人。大部分受害者出現嚴重的癱瘓，11人死亡。1
有關方面很快改進了脊髓灰質炎疫苗的生產規章。為了預防粒子凝結，他們要求生產商在加入福爾馬林之前先過濾病毒液。與此同時，他們還引入了靈敏度更高的安全測試，並改進了記錄的方法，防止錯誤被掩蓋。所有批次的疫苗都必須有記錄，而不光是那些通過了生產商檢測的批次。2
事實證明，這些追加措施非常成功。再也沒有類似卡特事件的慘劇出現。索爾克疫苗是安全的，以後也將一直如此，但公眾信心卻恢復得很慢。1955年的夏天來了，接種疫苗的孩子卻不多。不少州和地區的衛生部門拒絕使用索爾克疫苗，他們表示，馬奧尼病毒株太危險了，在脊髓灰質炎流行季節到來之際，接種疫苗的風險太大，完全不值得。那年夏天，波士頓和芝加哥爆發了嚴重的脊髓灰質炎，一切似乎又回到了老樣子，海灘和電影院再次空無一人，為了擺脫邪惡的微生物，人們紛紛逃離城市。「錯過了疫苗接種的大部分孩子早晚會回來（補種疫苗）的，」一位衛生官員表示，「雖然可能沒有那麼快。」3
他的發言頗有先見之明。1955年的研究表明，「未接種疫苗兒童的癱瘓性脊髓灰質炎發病率大約是同年齡組已接種疫苗兒童的2～5倍」。那一年，美國報告的病例超過28000例，這些人本來可以倖免於難。1955年因疏忽而犯下的錯誤的確代價昂貴。4
卡特事件帶來的政治後果十分嚴重。1955年7月，奧維塔·卡爾普·霍比離開了內閣，返回得克薩斯。「這是我寫過的最艱難的一封信，」收到她的辭呈後，艾森豪威爾總統在接受函中寫道，「歷史會給你應得的尊重。」兩周後，霍比的衛生事務特別助理也隨她一起辭職了。NIH也進行了大換血，首當其衝的便是院長。「和卡特事件稍微有點關係的人都被解雇了——雖然沒幾個人知道幕後的故事。」一位官員回憶說。「統統被掃地出門。」新的NIH院長詹姆斯·香農是少數幾位反對快速發放疫苗許可的政府科學家之一。5
從某些方面來說，卡特事件促使聯邦政府加強了各個衛生管理部門。生物制劑管理實驗室得以重組並擴大，疫苗測試成為NIH的主要工作之一。脊髓灰質炎監察組成功完成了對卡特事件受害者的調查，促使公共衛生局傳染性疾病中心的規模急劇擴大，這個機構便是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前身。從1955年到1960年，NIH的預算從8100萬美元激增到4億美元，自「二戰」結束後，聯邦政府對衛生事務的支持力度不斷增加，到此時更是明顯加速。正如一位脊髓灰質炎作家的描述：「索爾克疫苗測試是美國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實地試驗，同時也很可能是最後一次完全由私人機構主持的此類試驗。」6
卡特事件也將巴塞爾·奧康納和國家小兒麻痺基金會推到了風口浪尖。有人相信是他們的激進策略造成了公眾的恐慌，迫使政府匆匆批准一種未經過充分測試的疫苗，從而誘發了這次危機；有人強烈譴責國家基金會還在不斷要求人們捐款、充當志願者，就好像這次教訓還不夠深刻似的。公眾的激烈反對不可避免，此時此刻，基金會處於漩渦的中心。
科學界內外一直有這樣一種看法：脊髓灰質炎對公共衛生的威脅被過度誇大了。但是看到那些戴著腿部支架蹣跚前行或是躺在墳墓似的鐵肺裡的孩子，要討論這個話題實在過於殘忍。不過，卡特事件創造了一個機會，人們開始考慮：現在還應該把脊髓灰質炎當成頭號大敵嗎？媒體開始刊登一些幾個月前還絕不可能出現的文章：「脊髓灰質炎耗資巨大，受害者甚微」「脊髓灰質炎聖戰概念販售堪比小販叫賣肥皂」「一毛錢進行曲為何出現」。7
善款募集是個一山不容二虎的行當，這個事實無可爭辯。1954年，美國8個大型衛生慈善機構募集的總資金有1.4億美元出頭，而國家基金會一家募來的捐款幾乎就佔了其中的一半。
這樣的失衡由來已久。但現在情況變了，人們開始抨擊這一現象，提出尖銳的問題。國家基金會是否惡意誇大了脊髓灰質炎的危險性？基金會的募捐策略是否過於激進？如果更合理地分流善款，也許能讓科學家更快地找到治癒其他嚴重疾病的方法？為什麼基金會一個組織就需要這麼多的錢？8
基金會已經準備好了答案。他們回應稱，基金會的大部分預算都花在了受害者身上，無論患者自身的支付能力如何，都能得到高質量的醫療服務。脊髓灰質炎是一種特殊的疾病，因脊髓灰質炎而癱瘓的孩子常常需要持續數年的治療。而且大家還應該考慮一個情況，其他慈善基金會（癌症、關節炎、結核病、腦癱、肌肉萎縮症）都得到了NIH數以百萬計的科研資助，但國家小兒麻痺基金會從未向政府開口要錢。基金會表示：「我們脊髓灰質炎聖戰的輝煌勝利來自最崇高的社區志願精神。」9
但批評者不為所動。「脊髓灰質炎的患者這麼少，拿到的捐款卻那麼多，」一位批評者表示，「所以基金會才付得起所有（或部分）醫院、醫生、護士、藥品和設備的賬單。」毫無疑問，基金會全力支持科研的努力十分成功，但最終卻只征服了一種相對罕見的疾病。「疫苗的確是好東西，但防彈背心也是好東西，」一家報紙評論說，「根據統計數據，這個國家死於謀殺的人是脊髓灰質炎致死者的三倍以上。」10
1955年，一股新的力量加入了批判國家基金會的陣營：美國醫學會（AMA）。這不是什麼意料之外的事兒，AMA的官員一直覺得基金會對他們不夠重視。1954年，美國醫學會曾試圖參與索爾克疫苗試驗的實施和評估工作，卻遭到了拒絕。更糟糕的是，後來他們希望提前獲得一份弗朗西斯報告，也被基金會婉拒；看起來似乎是這樣的，美國醫學會和它所代表的無數醫生在自己的專業領域裡變成了對局勢一無所知的路人。有人這樣說：「就像以前那段讓人生氣的日子，病人知道的東西比我們還多，要瞭解新資訊，你得去讀《讀者文摘》上關於藥物的報道。」11
事態開始擴大化。弗朗西斯報告是在1955年4月12日發佈的，也就是富蘭克林·羅斯福的十週年忌日。奧康納宣稱這個時間點完全是巧合，但AMA和其他組織認為這裡面有明顯的政治傾向。「很多共和黨人蹦得比天花板還高。」一位醫生回憶說。接下來幾個月裡，隨著卡特事件的曝光，AMA開始猛烈抨擊國家基金會，譴責他們的急於求成和激進的推銷手法「褻瀆了研究者對新發現進行嚴格評審然後再發佈的……傳統方式」。12
這些指控有其道理。國家基金會無視醫學界的保守派權威人士，用密集的媒體轟炸脅迫當局迅速為疫苗發放許可，幾乎沒留出時間來做進一步的研究和反思。有醫生提出疑問，基金會卻讓他們去讀弗朗西斯報告，知道這些就夠了，一個全科醫師問那麼多幹嘛？AMA對基金會的批評不斷升級，有人問及奧康納的看法，奧康納拒絕讓步。「AMA只是嫉妒，有人侵犯了他們的地盤，」他說，「他們覺得只要是和疾病或者健康有關的事兒，他們就有優先權。」13
不過，這場爭執沒有那麼簡單，並不僅僅是某個組織傲慢自大，傷害了其他人的感情。AMA官員相信，1954年的大規模試驗樹立了一個危險的先例，基金會在學校和公共診所裡給孩子接種疫苗，這樣的事兒本來應該在醫生的辦公室裡完成。而在接下來的那年，基金會向全國一、二年級的學生免費發放了數百萬劑疫苗，AMA的擔憂進一步升級了。
對這些官員來說，基金會的舉動帶有「公費醫療」的氣息，這是冷戰年代最可怕的妖魔。1948年，AMA曾用這個理由讓全國性健康保險的提案胎死腹中。基金會的疫苗派發項目既沒有逐利動機，又繞開了家庭醫生，AMA不打算支持這樣的項目。「索爾克疫苗項目是否打算給美國人洗腦，誘導公眾乖乖接受統一的藥物？」一位醫生寫道，「在我們很多人看來，答案是肯定的。」AMA發動了自己的力量。幾周內，艾森豪威爾總統和國會高層就公開表示，脊髓灰質炎疫苗應該主要由內科醫生來接種。讓大眾以低成本獲得免疫力的模式完全沒有機會。14
卡特事件引發的問題也影響了法律界。事件發生幾個月後，《耶魯法學雜誌》上發表的一篇文章預測稱，針對製藥公司的疏忽大意提出的訴訟會敗訴，因為從表面上看，疫苗「符合製藥商一直以來秉持的標準」。所以文章作者建議受害者換條路子。何不起訴卡特公司違反了「默認保證」？因為使用他們公司產品的人本來默認該產品是安全的。沒有必要去證明卡特公司的疏忽，要拿到賠償金，不用證明藥廠有過錯，不過賠償的金額可能會少一些。藥廠也會得到教訓，避免未來出現類似的問題。15
事情的走向果然如此。1958年，加州的一個陪審團作出判決，兩個年幼的孩子在接種卡特疫苗後染上了脊髓灰質炎，他們的家庭得到了約15萬美元的賠償。喬納斯·索爾克為受害者出庭作證，他表示，1955年的生產規範足以保證藥廠製造出安全的脊髓灰質炎疫苗。陪審團表示懷疑。的確，「原告在注射卡特公司的產品後染上了脊髓灰質炎，因此卡特公司違反了保證」，但是，陪審團並未發現該公司有「直接或間接的」疏忽——這個判決讓大律師梅爾文·貝利深感震驚，他正是孩子們的代理人。「如果沒有您的支持，」他寫信告訴索爾克，「我敢肯定，卡特公司一定會被判處無罪，逍遙法外；他們不光會讓您和疫苗項目蒙受不白之冤，還會證明孩子們根本沒有染上脊髓灰質炎，說那只不過是我們想像出來的。」16
不過，事情終究沒有走到這一步。索爾克頻頻為卡特事件的受害者出庭作證或是提供書面證詞，在他的努力下，接下來數十年中，卡特公司將向脊髓灰質炎受害者及其家庭支付數百萬美元的賠償金。這家公司將撐過這場災難，然後在1974年併入拜耳實驗室旗下。不過從慘劇發生以後，他們再也沒有生產過哪怕一滴脊髓灰質炎疫苗。
對脊髓灰質炎研究者來說，卡特事件既影響了部分人當時的名望，也影響了一些人未來的計劃。贏家佔領了輸家的地盤，聚光燈照亮了新的面孔。1955年5月，《時代週刊》首次刊出了阿爾伯特·薩賓的長篇報道，題目是「下一步：活病毒疫苗？」這篇報道對薩賓推崇備至。在雜誌上刊登的一張照片裡，薩賓穿著漿過的實驗室白大衣，睿智的目光望向遠方。「病毒學家仍在為索爾克博士的滅活病毒疫苗是否安全、能否變得更安全而傷腦筋的時候，」文章開頭寫道，「有的專家已經開始討論是否應該徹底拋棄滅活病毒疫苗的概念。生於俄國的阿爾伯特·薩賓博士就是這一群體的領袖，他今年48歲，是辛辛那提兒童醫院的院長。他提出，我們可以用無毒的活病毒來製造疫苗，而不是對有毒的病毒進行滅活。」17
此前，薩賓的公眾形象一直是一位批評家，他對卡特事件發表了一些嚴厲的抨擊。科學界以外很少有人知道他也在研究脊髓灰質炎，知道他在研究一種競品疫苗的人就更少了。現在，這層面紗被掀開了。活病毒疫苗與滅活病毒疫苗孰優孰劣，這個議題曾經只出現在科學會議和深奧的學術期刊上，現在卻走入了公眾的視野。阿爾伯特·薩賓不再默默無聞。
後來公眾產生了一種根深蒂固的印象：索爾克和薩賓當時正在針鋒相對、爭分奪秒地進行疫苗競賽。接下來的那些年裡，薩賓的朋友一直努力試圖消除公眾的這一印象。根據彼得·奧利茨基的說法，薩賓壓根兒就沒這麼想過。奧利茨基表示：「如果是在競賽，參賽者不會停下來欣賞風景。」薩賓對脊髓灰質炎的研究前後持續了20年，無論如何都沒法形容為「爭分奪秒」。「所有實驗都沒有什麼完成期限。我們從來沒想過跟誰競賽；無論是公開場合還是私底下，我們也從沒提過這回事兒。我們常常會停下手頭的脊髓灰質炎項目，轉而研究更迷人的新課題，例如其他病毒，諸如此類。」此外，薩賓還慷慨地與眾多研究者分享自己的觀點和發現，其中包括索爾克。「哪個情報販子會說這算是競賽？」當然不會！「還記得我們牆上掛的老格言嗎？『微生物學不可操之過急』。」18
奧利茨基說得很有道理。脊髓灰質炎疫苗的研製的確不是全力衝刺的那種競賽，而是索爾克和薩賓之間的殘酷競爭，從20世紀50年代初開始不斷發酵——這場競爭定義並主宰了他們兩人的職業生涯，直到他們死後仍在繼續，一直延續到今天。的確，薩賓一直都不著急，他有充分的理由。索爾克的疫苗理念更簡單，而且他擁有無限的資金，誰都知道先出成果的人肯定是他，所以薩賓不得不調整自己的目標。一位同時代的人寫道：「他的首要目標是防止索爾克在別人有機會上場之前就載譽而歸。第二個目標才是準備好自己的競品。」19
卡特事件以一種恐怖的方式拖慢了索爾克疫苗大獲全勝的勢頭。現在人們開始對它的替代品產生了興趣，也許活病毒疫苗的效果更好。競品上場的時機到了！
薩賓從1951年開始研製活病毒疫苗，當時他知道已經有人走了這條路，其中包括希拉裡·科普羅夫斯基。薩賓曾和約翰·恩德斯討論過自己的計劃，也派了一位助手去匹茲堡學習索爾克的組織培養技術。他還去了萊德利實驗室拜訪自己在洛克菲勒研究所時的老同事，赫勒爾德·科克斯。在萊德利的時候，薩賓專程去見了科普羅夫斯基，後者對這次會面印象十分深刻：「要我來說的話，他來見我是為了告訴我，他即將進入我的研究領域。他和我溝通、討論了這個項目，說我們現在在一條船上了——他也更看好活病毒方法。他說自己用心考慮了這件事兒……他希望我們能握手言和，交換病毒樣品。所以我給他送去了一些樣品，不過我從來沒收到過他送來的樣品。」20
和喬納斯·索爾克一樣，薩賓也得到了國家基金會的鼎力支持。1949年，他得到的5年期資助包括89500美元的設備資金、60000美元的猴子購置資金和8200美元的物資補給資金（包括動物飼料）。基金會還付了一位病毒學家、一位研究助理、兩位動物飼養員和4位技師的薪水，並補貼了辛辛那提大學的間接支出。薩賓也許不是巴塞爾·奧康納最喜歡的科學家，但他也用不著為研究經費頭疼。事實上，薩賓表示，基金會「為我的研究提供了所有資金」。21
薩賓的團隊沒有索爾克的那麼龐大，有一部分原因是他討厭假手他人，無論工作有多枯燥，他都覺得自己會幹得更好。NIH傳染性疾病實驗室主任羅伯特·查諾克回憶說：「研製脊髓灰質炎口服活病毒疫苗的過程中，總共給20000多隻猴子接種過疫苗，每一次都由薩賓親手操作；而且他還會每天親自觀察猴子的臨床狀況……組織培養進入常規流程後……幾乎每一份關鍵的培養物都是他親自測定的。」查諾克表示，最後的結果是，薩賓的同事非常信任他的研究結果，他們「直接根據薩賓的觀察報告進行下一步研究，根本不用進行複查」。22
薩賓面對的任務比索爾克的更加艱巨。簡而言之，弱化病毒的毒性比殺死病毒要難。如果僅僅是殺死病毒，索爾克可以認為，只要福爾馬林的濃度足以殺死三種脊髓灰質炎病毒株中毒性最強的那種，那麼殺死其他兩種也不成問題。但活病毒就沒有這麼簡單了，因為它們會在體內不斷地生長和繁殖。每種病毒株都必須能夠刺激身體產生輕微的感染，但又不能造成更大的損害。「這樣的區別，」一位科學作家寫道，「就像一個是殺牛，另一個是讓牛產仔；或者說，一個是擰斷鸚鵡的脖子，另一個是教鸚鵡說話。你可以以某種方式將死亡標準化，但你沒法將生命標準化。」23
活病毒疫苗值得付出這麼大的努力嗎？在那個年代的大部分病毒學家看來，答案是肯定的。他們同意薩賓的看法，脊髓灰質炎活病毒疫苗有很多優勢。首先，它是一種口服疫苗，所以它進入人體的路徑和天然的脊髓灰質炎感染相同，疫苗會沿著消化道下行，在腸道中大量繁殖，帶來持久的免疫力，就像天然感染一樣。人們相信，活病毒疫苗也許只需要服用一劑，就能提供終生的免疫力。不需要多次注射，也不需要「增強劑」。其次，活病毒疫苗起效的速度也更快，服用幾天後就有效果，而不是幾周，這意味著它能夠遏止已經爆發的流行趨勢。最重要的是，它讓人們看到了公眾中「被動免疫」的希望，因為服用疫苗的人會通過排出的糞便將經過弱化的病毒傳播到環境中，於是很多沒有服用疫苗的人也會獲得免疫力。最終，（安全地製造出來的）活病毒疫苗有可能徹底掃除脊髓灰質炎。24
阿爾伯特·薩賓回憶說，要弱化三種脊髓灰質炎病毒株，製造出有效的疫苗，「這樣的工作不能急」。他的工作包括大量單調重複的工序，目的是製造出能在消化道裡迅速繁殖的病毒，「同時盡量不出現可見的病毒血症，而且，隨糞便排出體外的病毒，其神經毒性應盡量不變」。簡而言之，3種病毒株應該在腸道裡繁殖，但不能破壞神經系統；而且，排出體外的病毒，其毒性不應強於吃下去的疫苗。25
薩賓削弱病毒的方法是用一系列的猴子組織連續培養數代病毒株，直至病毒被有效弱化。（「我得出了結論，」1954年，他寫信告訴一位同行，「如果將某種脊髓灰質炎病毒株直接注入黑猩猩的脊髓，卻沒有引發癱瘓……那麼這樣的病毒株也許可以視為安全的，可用於定向的人體研究。」）1954年冬，在俄亥俄州奇利科西市的一所聯邦監獄裡，薩賓在30位成年犯人身上試驗了自己培育出來的病毒，走出了人體試驗的第一步；4年多以後，他將在數千英里外的共產主義國家展開大規模的實地試驗，給數以百萬計的兒童接種活病毒疫苗，這也是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的醫學試驗。26
用犯人來做試驗，這一舉動表明薩賓的想法出現了某種奇妙的逆轉。1951年，在國家基金會召開的圓桌會議上，薩賓嚴厲譴責了科普羅夫斯基在紐約的精神病院裡用孩子來做活病毒疫苗秘密試驗的行為。「你怎麼敢，」他曾發出這樣的咆哮，「你為什麼要這樣做？為什麼？為什麼啊？」（見第8章）可是3年後，薩賓自己卻做了同樣的嘗試。1954年初，索爾克試驗開展前夕，薩賓聯繫了紐約州政府，表示自己也打算做人體試驗。「我希望得到你們的幫助，」他寫道，「讓目前的脊髓灰質炎研究能夠走出關鍵的一步。研究工作已經到了瓶頸期，要取得更多的……進展，只能靠人體試驗來實現……我們的疫苗已經經過了大量猴子和黑猩猩試驗的驗證，人體試驗將採用相同批次的疫苗。精神上有缺陷的孩子長期居住在療養機構裡，受到持續不斷的觀察和監控，非常適合我們精心準備的長期後續研究。」27
至少需要60名兒童參與試驗。「我們非常希望，」他寫道，「參與本次試驗的兒童體內沒有（三種中的）任何一種脊髓灰質炎病毒抗體。所以，首先應該對120～150名1～6歲的兒童進行抽血檢查。」值得注意的是，薩賓提到他的疫苗裡採用了劇毒的馬奧尼病毒株。他宣稱：「我已經做好了準備，隨時可以啟動試驗。」28
他的計劃和科普羅夫斯基在1951年做的試驗如出一轍。唯一的區別在於，薩賓希望測試3種類型的弱化病毒，而科普羅夫斯基只測試了一種。消息傳到國家基金會，立即引起了警惕。基金會新任科研督導亨利·庫姆警告薩賓，要他「在基金會審查批准之前不得進行任何人體試驗」。審查來得很快，病毒研究委員會駁回了薩賓的計劃。29
但薩賓沒有放棄。他知道，用機構裡的兒童來做試驗的A計劃已經行不通了，於是他轉而爭取B計劃，將目光投向了機構裡的成人。通過幾個月的密集遊說，薩賓說服了湯姆·裡弗斯和亨利·庫姆，他們同意開展有限制的人體試驗，受試者是精心挑選的志願者。「我有理由相信，基金會很可能會支持我的計劃，讓我在犯人身上開展特定的脊髓灰質炎研究，」他寫信告訴NIH的一位朋友，「如果你能告訴我俄亥俄州奇利科西市那家聯邦監獄負責人的具體姓名和地址，讓我能夠跟他們商討這件事，我會非常感激。」30
薩賓與聯邦監獄管理局局長詹姆斯·V.本內特私下裡見了一面，得到了對方的支持。他選擇奇利科西是因為這裡離他的大本營辛辛那提很近。每位參與試驗的志願者將得到25美元的補助和減刑「一定時間」的承諾。幾乎所有21歲以上的囚犯都遞交了申請。然後他們接受了抽血檢驗，以「確定受試者對三種類型脊髓灰質炎病毒的免疫情況」。30名男性犯人入選——「體內沒有抗體的那些人」。31
面對當局，薩賓十分坦誠。這個領域目前還是一片空白。「我必須聲明，」他寫信告訴一位監獄官員，「本次研究是否有風險，或者說有多大的風險，我們無法確定。之所以決定進行……人體試驗，是因為我們在黑猩猩身上觀察到的結果十分樂觀，病毒株是無害的。這種靈長類動物與人類的親緣關係最為接近。」幸運的是，奇利科西試驗進行得十分順利。全部30名囚犯體內都產生了3種脊髓灰質炎病毒株的抗體，無人患病。「我們給受試者用的疫苗劑量非常小，」薩賓表示，「但足以讓受試者產生免疫性感染。」32
下一步該走向哪裡？這確實是個問題。國家基金會不打算為脊髓灰質炎疫苗組織第二次大規模試驗，一方面是卡特事件的影響，另一方面，薩賓是基金會最桀驁不馴的受益人。大規模試驗所需的後勤工作令人望而生畏。而且，美國已經有數百萬兒童接種了索爾克疫苗並成功獲得了對脊髓灰質炎的免疫力，薩賓上哪兒去找合適的志願者？另外，雖然疫苗採用的病毒經過了弱化，但病毒的毒性是否有可能恢復，導致受試者染上脊髓灰質炎？這一點薩賓也沒法打保票。事實上，薩賓碰到過這樣的問題。他曾寫道，「早期部分糞便樣品中的病毒，其神經毒性強於受試者吃下去的病毒」——這是個危險的信號。於是，可敬的托馬斯·裡弗斯（薩賓曾將他形容為「傑出的美國病毒學之父」）於1955年建議薩賓「妥當銷毀已經制備好的大批口服脊髓灰質炎活病毒疫苗」。33
薩賓發現，前景一片渺茫。他原本一直以為裡弗斯是他在國家基金會裡最堅定的盟友，畢竟裡弗斯一直在支持他的活病毒疫苗研發工作。現在卻來了這麼一出！「我得說，迄今為止，我在財務上的所有需求都得到了滿足，」1955年，薩賓寫信告訴一位同行，「但是，我得強調一下，我得到的只是『財務』上的支持而已。因為在其他所有方面，很難說基金會對我走的這條路有什麼特別的興趣。」在其他人面前，薩賓說得更加深入。「我每走出一步，」他告訴一位英國朋友，「都會遇到阻礙，而阻礙的源頭正是為我提供了研究資金的基金會。我覺得這樣形容不算誇張：基金會的行為看起來更像是對某個特定專利早有成算的商業性公司，而不是忠於事實、客觀冷靜的科學性基金。」34
薩賓走到了十字路口。他發現自己完全沒有任何辦法在美國境內大規模測試活病毒疫苗。他不得不尋找其他能為他提供機會的環境。但問題是，去哪兒呢？
薩賓曾經考慮過與科克斯、科普羅夫斯基合作。1955年，他與這兩人聯繫，提出為有志於研究脊髓灰質炎活病毒疫苗的科學家建立一個委員會。那時候，薩賓有一些東西可以和同行分享，不過他要學的東西也還很多。科克斯和科普羅夫斯基已經在活病毒疫苗上浸淫多年，所以他們兩人的回復十分謹慎，這是最客氣的說法。他們回復說，這主意聽起來很不錯，所以算上我一個。當然，萊德利實驗室的保密制度十分嚴格，所以請不要太指望我們。成立委員會的計劃很快胎死腹中。正如亨利·庫姆在寫給薩賓的信裡說的：「在我看來……如果真的成立這樣一個委員會，那信息的交流完全是單向的……你或者國家基金會其他受益人做出的發現他們都能知道，但他們自己卻什麼都不能告訴我們。」35
事實上，萊德利實驗室的疫苗研發並不順利。它的母公司美國氰胺公司管理層發生了動盪，埋頭於生化研究的科學家也士氣低迷。一位科學家表示，現在管事兒的那些人太精打細算了。「他們覺得，把兩種牙膏混到一起就算是好產品了。我們被剝奪了自由。」此外，赫勒爾德·科克斯年紀較長、思想比較傳統，而希拉裡·科普羅夫斯基銳氣十足、勇於冒險，他們兩人之間也有一些摩擦。「他希望自己掌管的病毒學部門裡，所有成員寫的文章都要署上他的名字，」科普羅夫斯基回憶說，「所以我不跟他們混，我自己發表文章。當時我們倆就這麼較勁，就像我們不是在一家公司裡幹活似的。」36
事情總要有個了結。科普羅夫斯基的資歷較淺，他知道自己在萊德利呆不了多久了。「我的小世界受到了干擾，我努力尋求解決方案，最後做出了決定，」1954年，他告訴約翰·恩德斯，「所以我寫了這封信，想請你幫個忙。如果波士頓或者其他地方有對口的學術性工作，請務必通知我。」37
不過，在離開萊德利之前，科普羅夫斯基得到了一個等待已久的機會——大規模測試疫苗的機會。1956年，貝爾法斯特【1】女王大學的病毒學家喬治·迪克發來了邀請；作為活病毒疫苗的支持者，迪克希望為活病毒疫苗組織第一次大規模的實地試驗。不過這次合作似乎注定沒有好結果。後來，參與了迪克-科普羅夫斯基合作的一位學生寫道：「在北愛爾蘭工作有個最大的好處，你會得到很高的自主權。因為在那時候，北愛爾蘭有自己的議會，所以他們能在一定程度上擺脫倫敦的政客和醫學權威的影響。而且那裡人口分佈稀疏，流動性不強，當地政府也很願意配合醫學研究者的工作。」38
迪克覺得能在貝爾法斯特推行實地試驗是這座城市的榮幸，而且有助於他自己的職業發展。按照計劃，最先接種疫苗的應該是研究者本人和他們的孩子，然後再慢慢向公眾推廣。不過項目一開始就出了問題。孩子（包括迪克四歲的女兒）糞便樣品中的病毒粒子，其毒性強於當初吃下去的疫苗。更令人膽戰心驚的是，將糞便裡的病毒粒子注射給猴子以後，猴子癱瘓了。看起來發生了最糟糕的事情：科普羅夫斯基的疫苗在通過人體消化道的過程中恢復了毒性。迪克的形容非常貼切，「你吃進去的疫苗溫順得像一頭羊羔，但糞便裡排出的病毒卻變成了一頭獅子」。39
迪克中止了試驗。「科普羅夫斯基讓我十分失望，」他回憶說，「我覺得他的數據不準確。」他說，如果試驗繼續進行下去，「肯定會有一些孩子因此癱瘓」。與此同時，科普羅夫斯基卻指責迪克因為個人的私怨誇大了問題。有人認為救命的疫苗應該確保絕對的安全，但作為一個冒險主義者，科普羅夫斯基對這些人的意見不屑一顧。「獲得對疾病的免疫力需要付出代價，」1957年，科普羅夫斯基在一次科學會議上表示，「自然界裡沒有什麼東西是免費的，我們付出的所有努力都是為了降低代價。」他說：「直接向猴子的神經內注射人類糞便以後，猴子的爪子瘸了，是有這麼回事兒；但是和徹底掃除脊髓灰質炎的前景相比，這又算得了什麼？因為前者而放棄後者實在太蠢了。」世界上沒有完美無缺的東西；「不會變異的病毒粒子根本就不存在。」面對這一類事情，人類需要「算算賬」。目前已有的弱化病毒株，也就是他在貝爾法斯特用過的那些病毒株，「已經好得不能再好了」。他堅稱，自己的疫苗能拯救成千上萬的兒童免遭癱瘓與死亡的威脅。40
但是對精打細算的萊德利管理層來說，他的疫苗還不夠好。那一年，科普羅夫斯基離開萊德利實驗室，去了當時奄奄一息的費城威斯達研究所出任所長，還帶走了萊德利的幾位同事。他的離職鬧出了很大動靜。萊德利實驗室花了數百萬美元研究脊髓灰質炎，卻沒有得出什麼像樣的成果，於是該公司管理層指責科普羅夫斯基竊取了屬於公司的科研資料和病毒株，赫勒爾德·科克斯是主要的指控者之一。但科普羅夫斯基矢口否認。41
在威斯達研究所，科普羅夫斯基還會繼續研究脊髓灰質炎，尋找大規模試驗的新機會。他甚至聯繫了阿爾伯特·薩賓，希望與薩賓合作，但此時的薩賓已經一點兒跟他合作的興趣都沒有了。「我得說，」貝爾法斯特事故發生後，薩賓寫信告訴同行約翰·保羅，「我覺得希拉裡·科普羅夫斯基完全不值得合作，因為他當面跟你說的花言巧語你一句都不能當真，他在科學會議上發佈（或者未能成功發佈）的數據也一樣靠不住。」現在，脊髓灰質炎活病毒研究領域進入了人各為己、自求多福的時代。42
到1956年，薩賓對病毒的研究已經取得了很大的進展。「我已經選出了最棒的Ⅱ型和Ⅲ型病毒子代，現在我正在測試……兩種Ⅰ型病毒株，」他寫信告訴約翰·保羅，然後一如既往地補充說，「研究工作進行期間，我從來沒在週六或者週日休息過，從沒離開過實驗室哪怕一天。」1月，薩賓接到了公共衛生局打來的電話，通知他有幾位俄國科學家將拜訪美國，學習「脊髓灰質炎的新知識」和「如何制備索爾克疫苗」。雖然俄國人的第一目標是匹茲堡，但他們還希望見一見其他脊髓灰質炎研究者，包括博迪恩、恩德斯、保羅和薩賓。能讓他們來辛辛那提拜訪你的實驗室嗎？43
當然可以，而且請他們一定要來，薩賓回答說。「我希望能安排幾場會議和現場演示，我們醫學院的院長也打算舉行私人晚宴招待他們。」俄國人的到訪十分順利。他們告訴薩賓，最近脊髓灰質炎在蘇聯迅速蔓延，他們正在對索爾克疫苗進行早期試驗。薩賓給客人看了自己的活病毒株，並表示自己有興趣去他們的國家拜訪，那也是薩賓出生的地方。俄國人答應讓衛生部給他發邀請。44
接下來的事兒就要薩賓親自去辦了。考慮到冷戰還在進行，他聯繫了衛生局局長辦公室、公共衛生局和國務院，希望他們同意自己出訪蘇聯。這幾個部門的回應都十分積極。「一般而言，國務院樂於看到美國科學家出訪蘇聯。」國務院的一位科學顧問寫信告訴薩賓。但另一位顧問卻提醒他「動作盡可能快一點」，因為「國務院對科學出訪事務總是拖拖拉拉的，對於這一類的事情，杜勒斯（國務卿）就是拿不出一套固定的處理章程來」。45
一個月後，邀請函來了。經過兩次冗長的FBI調查，國務院批准了薩賓出訪，那年6月，薩賓乘飛機來到了列寧格勒。他在俄國呆了一個月，發表演講、會見研究者、一有機會就兜售自己的疫苗。一回到辛辛那提，他就向有關部門提出了申請，想寄一些病毒樣品給蘇聯以供測試。雖然國防部警告說俄國人可能將病毒「用於生物戰」，但國務院還是批准了他的申請。薩賓的一隻腳邁進了門檻裡。46
現在的時機非常好。1953年約瑟夫·斯大林逝世後，美國和蘇聯的關係已經開始解凍。與此同時，聯邦政府對科研的支持力度不斷加大，華盛頓出現了一批強力的官僚階層，他們致力於尋求生物醫學領域更廣泛的國際合作。艾森豪威爾總統曾經承諾與全世界共享脊髓灰質炎疫苗的「技術知識」。現在看來，對這些知識的需求最為迫切的正是蘇聯。
脊髓灰質炎侵入蘇聯的時間很晚。直到1930年，蘇聯還是整個歐洲脊髓灰質炎發病率最低的國家，他們的年發病率還不到1/100000，相比之下，丹麥的發病率是6.3/100000，瑞典是15.4/100000。但是，隨著蘇聯進入工業化、衛生條件改善，脊髓灰質炎也開始蔓延。1955年，一系列的大流行迫使俄國人在莫斯科建立了脊髓灰質炎研究所，一流病毒學家米哈伊爾·丘馬科夫出任所長，帶隊訪問薩賓實驗室的也正是他。蘇聯的共產主義政府希望盡快開展大規模人體試驗，擺在丘馬科夫面前的問題是，應該採用哪種疫苗。47
這是一個艱難的決定，丘馬科夫難以抉擇。索爾克疫苗的早期試驗結果喜憂參半。雖然蘇聯的脊髓灰質炎發病率有所下降，但這種疫苗的製造成本昂貴，使用起來也比較煩瑣，而且效果不太穩定。和俄國科學家交流一番以後，薩賓覺得自己很有機會。他告訴約翰·保羅：「俄國人表示，他們願意和我一起研究弱化病毒口服疫苗。」不過駐莫斯科事務部的一位官員卻告訴了薩賓另一個消息：「我問了（俄國人的）打算。他們還沒有確定要用活病毒疫苗，說要等到進一步測試以後再做決定；不過，他們希望在起步階段採用索爾克那一類的疫苗，但需要用其他病毒株代替其中的馬奧尼病毒。」48
俄國人最終將做出什麼樣的決定，兩位美國科學家的態度是關鍵因素之一。薩賓非常渴望得到這個機會，索爾克則沒這麼迫切。丘馬科夫曾邀請索爾克前往蘇聯考察疫苗生產設施，討論大規模試驗事宜，卻遭到了婉拒。「我還記得，父親無數次為自己當時沒有去而悔恨不已，」喬納斯的長子彼得·索爾克說，「可是母親下定了決心。她告訴父親，我受夠了，你有多久沒陪過我們了。母親很少限制父親的行動，但那次她就是堅決不同意讓他去俄國。想起來真令人驚歎，她的舉動可能改變了歷史的進程。」49
與此同時，丘馬科夫和薩賓的關係漸漸親近起來，逐漸發酵為持續一生的友情（考慮到丘馬科夫從來沒學過英語，薩賓也不怎麼會說俄語，這段友誼看起來有點奇怪）。丘馬科夫和他的妻子瑪麗娜·伏羅希洛娃一直致力於消除斯大林時代的影響，解放俄國的醫學。那時候，俄國的教科書上還有這樣的描述：「多虧了蘇維埃社會主義制度，蘇聯的感染得到了成功的控制。」事實上，1956年薩賓在列寧格勒演講時還曾遭到批評，因為他沒有提到李森科【2】那些丟人現眼的理論；別人告訴他，李森科的理論一定能「製造出完美的疫苗，因為蘇維埃的遺傳原理能讓我們以更好的方式挑選病毒」。50
不過，丘馬科夫很快就會為薩賓提供一個至關重要的機會，事實上，他們兩人都為對方帶來了一些無價之寶。「當時，在我的研究領域裡，」薩賓告訴一位國務院官員，「蘇聯人要向美國人學的東西比美國人能跟他們學的多得多。」1959年，俄國人用薩賓提供的病毒株為一千萬名兒童接種了疫苗。有的疫苗製成了藥水，有的是糖丸。一小部分兒童接種了三聯疫苗——該疫苗內含三種類型的病毒株，一次性服用完畢；其他大部分兒童分別接種了三劑疫苗（Ⅰ型、Ⅱ型和Ⅲ型）接種間隔期約一個月。當時在場的一位專家表示，這次試驗堪比軍事動員。「學校、托兒所、幼兒園、診所、工廠，諸如此類的地方都變成了免疫中心。」政府通知家長在某個時間把孩子帶到某個地方，各地官員確保所有人都能到場，兒科醫生負責具體的接種工作。試驗記錄一絲不苟，「包括姓名、地址、年齡、使用的疫苗類型和接種時間」。一切都有條不紊，多虧了丘馬科夫博士的努力、良好的項目規劃和極權國家的高壓強權。51
1959年的薩賓試驗和1954年的索爾克試驗大相逕庭，他們使用的疫苗、受試者人數和試驗規劃本身都不一樣。俄國人不打算照抄美國人的雙盲試驗。沒有對照組，沒有安慰劑，也沒有哪個孩子故意不接種疫苗。整個試驗以「人道主義原則」為基礎，索爾克曾經想要這樣的人道主義，卻遭到了拒絕。丘馬科夫表示，他們唯一的目標是掃除脊髓灰質炎。
到1959年年底，初步的結果出來了。「很高興地告訴你，」丘馬科夫寫信給薩賓說，「你的疫苗在我國取得了新的勝利。獲得免疫力的人數穩定增長，反映出……活病毒口服疫苗明顯優於滅活病毒疫苗。」然後，丘馬科夫丟出了一顆大炸彈。蘇聯衛生部決定給全國20歲以下的人口接種疫苗，總計7700萬人。「我正在運作一些事情，」他說，「準備讓你入選我國醫學科學院的名譽院士。」52
薩賓非常高興。「如果事情進展順利，」他回信說，「蘇聯也許會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徹底掃除脊髓灰質炎的國家。」不過問題也來了。這麼好的消息美國人肯定不會相信，他們會覺得這是蘇聯慣用的宣傳手法。必須有來自非共產主義陣營的西方國家的人士，來獨立鑒證薩賓的成果。如果沒有第三方的背書，薩賓告訴丘馬科夫，「人們會說，『好吧，可是俄國人的話我們能相信幾成？』」53
幸運的是，有盟友願意幫忙。對活病毒疫苗的支持者來說，貝爾法斯特試驗無疑是一次挫敗，但來自蘇聯的好消息也許能扭轉局面，促使西方國家採用活病毒疫苗，包括美國。薩賓的密友、同樣研究脊髓灰質炎的約翰·保羅幫了他這個忙。保羅說服了世界衛生組織（WHO）派出一位科學家前往俄國，研究本次疫苗試驗並撰寫公開報告。他推薦了耶魯大學的同行多蘿西·霍斯特曼來承擔這份工作。54
選擇WHO來做見證是順理成章的事兒。WHO一直認為，要在全球範圍內掃除脊髓灰質炎，口服疫苗是最好的辦法。霍斯特曼的名望無懈可擊。她一向以行事縝密著稱，素有正直之名。雖然她和薩賓的關係頗為親近，但她一定能寫出客觀的報告來。
1959年秋【3】，霍斯特曼在蘇聯呆了6個星期。她向WHO提交的報告印象成分居多，不過她表示情況十分樂觀。所有事情都井井有條，她寫道：「接受評估的地區實驗室工作的標準十分嚴格，設施也相當充足。」不過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最終的結果「還要等上好一陣子才能出來」。她總結說，有一點顯而易見，薩賓的病毒株安全有效。的確，「1959年，服用了口服疫苗的蘇聯人發病率明顯下降，這表明疫苗可能極大地降低了癱瘓性脊髓灰質炎的發病率。」55
事情真的這麼順利嗎？在蘇聯這麼個幅員遼闊、管制嚴格的國家，6周時間足以得出可信的結論嗎？如果我們仔細研究一下霍斯特曼在這關鍵的幾周裡的信件往來，或許會發現一些令人不安的蛛絲馬跡。比如說，有跡象表明薩賓曾通過約翰·保羅聯繫過她，1959年10月，保羅寫信告訴霍斯特曼：「ABS（阿爾伯特·布魯斯·薩賓）上周在我這兒的時候說過一些話，我趕緊把摘要記下來寄給你。也許這份摘要裡你不知道的信息不多，但我覺得它或許會對你有所幫助，你寫報告的時候可以驗證、參考一下。」56
更明顯的是霍斯特曼在1959年10月3日寫下的一份「隨手筆記」，上面寫道：「工作的口徑主要是由俄國負責脊髓灰質炎活病毒疫苗事宜的丘馬科夫教授確定的。」她在這裡寫下的結論更加謹慎：
總體評價：丘馬科夫一家的確做了很多工作，他們派人帶著疫苗前往全國各地；現在，很多地區的準確數據尚未統計完畢，樣品的實驗室分析工作亦有滯後。雖然到明年1月，會有更多數據準備就緒，但要篩選出統計學、流行病學、血清學和病毒學等方方面面的數據，在略顯混亂的局面下推動項目前進，需要的遠不止這點時間。57
事實上，霍斯特曼盡了最大的努力，靠著粗略的信息寫出了報告；她暗示了數據的匱乏，卻沒有太過強調這一點。她承認，「美國之所以會接受薩賓的疫苗，這份報告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58
1960年，在一片歡慶的氣氛中，蘇聯代表團來到華盛頓特區，出席了第二屆脊髓灰質炎活病毒疫苗國際大會。代表團成員驕傲地宣佈，他們的國家獲得了「不朽的勝利」，掃除了國內的脊髓灰質炎。雖然霍斯特曼的報告已經讓很多研究者相信了蘇聯人的話，但仍有一位美國科學家站起來，以一種挑釁的方式坦率地表達了自己的懷疑。他的發言結束後，一位俄國代表團成員簡短地說：「我願意向你保證，我們蘇聯人愛護自己的孩子，這一點我們和美國人，或者全世界任何地方的人都一樣。」59
與會代表全體起立鼓掌。新時代拉開了帷幕。
註釋
【1】Belfast，北愛爾蘭城市。
【2】Trofim Lysenko，蘇聯生物學家、農學家。李森科堅持生物的獲得性遺傳，否定孟德爾的基於基因的遺傳學。他得到斯大林的支持，使用政治迫害的手段打擊學術上的反對者，使他的學說成了蘇聯生物遺傳學的主流。
【3】原文如此，此處時間線似有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