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曾把歡呼和讚譽獻給運動員、士兵、政治家和飛行員——但以前從來沒有哪位科學家享受過這樣的待遇。整個國家都滿懷感激，他們向索爾克送上了無數禮物和榮譽。為了表彰索爾克對人類的傑出貢獻，費城向他頒發了窮查理獎章。鑒於索爾克對公共衛生的貢獻，奧馬哈互助保險公司向他頒發了克裡斯獎和1萬美元的獎金支票。寄給索爾克的感謝信和「捐款」淹沒了匹茲堡大學。一位工作人員回憶說：「實驗室裡堆滿了齊膝高的信件，我們把紙幣裝進一個盒子，支票裝進另一個盒子，還有一個盒子用來裝金屬硬幣。」（索爾克到底收到了多少捐款，有沒有誰偷偷中飽私囊，這些數據一直沒有詳盡的統計。）很多小學寄來了全體學生簽名的巨幅海報，上面寫著「我們愛您，索爾克博士」。1953年，加拿大的溫尼伯曾爆發過一場脊髓灰質炎大流行，現在，他們給索爾克發來了長達208英尺的祝賀電報，上面有每一位倖存者的名字。得克薩斯州北部的一個小鎮送來了兩份貼心的禮物，雖然乍看之下有些滑稽：一台鏟雪機，一輛配置齊全的奧茲莫比爾98型轎車。（索爾克把鏟雪機送給了孤兒院，又賣掉了汽車，好給鎮裡多買點兒脊髓灰質炎疫苗。）有人送來了一輛嶄新的凱迪拉克，索爾克將它捐給了慈善機構。多家大學懇求索爾克接受他們的榮譽學位。《新聞週刊》盛讚「一位安靜的年輕人取得了輝煌的勝利」，他們堅稱，現在索爾克的名字「已經和琴納、巴斯德、希克、李斯特等前輩一樣，載入了醫學史冊」。1
好萊塢也躍躍欲試。三家大型製片廠（華納兄弟、哥倫比亞和20世紀福克斯）為索爾克生平故事的獨家改編權大打出手。有小道消息稱馬龍·白蘭度正在努力爭取領銜主演——很多人覺得這樣的搭配很奇怪，但無疑是票房大賣的保證。索爾克明智地拒絕了製片廠的邀請。「我相信，拍攝這樣的影片最好等到當事人逝世以後，」他表示，「我很樂意等到那時候再來享受這份榮光。」2
政治家對他青睞有加。一位參議員提案要求，為40歲的索爾克提供每年1萬美金的終身津貼。另一位參議員提議鑄幣廠發行索爾克硬幣，這是羅斯福曾經享受的待遇。（但這兩個提案都無疾而終。）賓夕法尼亞州州長喬治·利德向索爾克頒發了賓州的最高榮譽：傑出服務青銅獎章。隨後，賓州州議會舉辦了聯席會議，會場一片歡騰，議員們決定聘請索爾克擔任匹茲堡大學醫學院講座教授，薪水高達每年25000美元。更誇張的是，美國眾議院和參議院啟動了兩黨聯合提名程序，準備向索爾克頒發美國最高的平民榮譽：國會金質獎章。一旦提名成功，索爾克將成為第二位獲得這一殊榮的醫學研究者，另一位是征服黃熱病的沃爾特·裡德。除了他們倆以外，還有不少大人物拿到過國會金質獎章，包括托馬斯·愛迪生、查爾斯·林德伯格、喬治·C.馬歇爾將軍和歐文·柏林。3
數百人寫信給艾森豪威爾總統，請求白宮為索爾克舉辦慶祝儀式。有人催促總統為索爾克尋找「一大筆錢」，好讓他征服癌症和其他致命疾病。新澤西州的一位商人說得很直白：「獎章和學位代表了我們的敬意，這樣很好，但是，如果索爾克博士能徹底擺脫財務問題的困擾……那麼他該為人類福祉做出多大的貢獻啊。」4
白宮考慮的獎勵自然不是「一大筆錢」。4月4日，總統幕僚長謝爾曼·亞當斯收到了助手送來的一份備忘錄，建議他在玫瑰園裡為索爾克舉辦一場慶典，這也許有助於提高艾森豪威爾的聲望，表明「他和富蘭克林·D.羅斯福一樣關心脊髓灰質炎，多年來民主黨在這件事上出盡風頭，現在我們也可以分享這份榮光」。亞當斯回答說：「我們已經在著手準備了。」5
4月22日，索爾剋夫婦帶著三個孩子和巴塞爾·奧康納一起來到白宮，謁見總統。此前，J.埃德加·胡佛已經再次發出了警告，要白宮小心這對夫妻以往的左翼表現，但似乎沒人在乎。現在，索爾克已經成了真正的英雄，哪怕是權勢滔天的FBI局長也不能撼動他的地位。西方世界與共產主義的冷戰方興未艾，索爾克有著巨大的政治價值。他做出的突破表明美國科學昌明、慷慨大方。脊髓灰質炎疫苗對世界各地的孩子都有好處，這是美國送給世界的禮物。6
那天在玫瑰園裡舉行的儀式讓人十分難忘。德懷特·艾森豪威爾在公開場合如此坦率地流露真情，這簡直聞所未聞。「沒有樂隊伴奏，沒有旗幟飛揚，」多年來一直追蹤艾克【1】的一位記者寫道，「但誰也不會忘記當時的場面：老爺子站在那兒，激動得連聲音都有些顫抖，他對索爾克博士說：『我對你的感謝無以言表。我非常，非常開心。』」7
艾森豪威爾答應向「每一個願意接受的國家提供索爾克疫苗的配方，包括蘇聯」。說到從此以後，數百萬家庭將永遠擺脫「親眼看著自己深愛的人躺在床上受苦」的折磨，他的聲音再次變了調。總統莊嚴宣告，索爾克博士不光是一位偉大的美國人，還是「所有人類的恩人」。8
索爾克本來不應該多說話。這也許是他的榮耀時刻，但卻不是供他發揮的舞台。他應該簡單地說一句「謝謝你，總統先生」就好。在這樣的場合，這是一種禮節。應該由艾克來發表最後的陳辭。
但這一次卻不是這樣。索爾克堅持要發表演說，白宮只好同意。那天下午，索爾克站在講台上，煞費苦心地將脊髓灰質炎聖戰描述成了團隊合作的成果，他表示，貢獻最大的是實驗室裡的各位同仁。他精心組織了語言，試圖彌補安娜堡會議帶來的裂痕，雖然這樣的裂痕永遠無法徹底彌合。「我不能只說一句謝謝就了事，因為榮耀不光屬於我一個人，」後來，索爾克表示，「如果一定要我出席這樣的場合，那我至少必須清楚地說明，做出貢獻的不光是我一個人。」9
他走到了人生的巔峰。這4年的疫苗之戰緊張而艱辛，同時也帶來了巨大的滿足感，在索爾克未來的歲月裡，再也不會有什麼事情能帶來同樣的緊張和滿足感。但與此同時，前所未有的痛苦與失望也將接踵而來。
1955年4月12日，《匹茲堡新聞》的通欄大標題奠定了宣傳的基調——「脊髓灰質炎已被征服」。那天的新聞裡充斥著母親的哭泣，醫生的慶祝，政治家對上帝和喬納斯·索爾克的感激。一篇報道採訪了索爾克的第一位人類志願者，興高采烈地表示「他正在努力學習，爭取以後成為一名醫生」；另一篇報道採訪了當地一位瘸腿兒童，悲傷地說「疫苗來得太晚，鮑比的腿救不回來了」。媒體對醫學院極盡讚美（「匹茲堡的組合拳趕走脊髓灰質炎」），人們堅信，很快所有人都能用上索爾克的「奇跡」疫苗（「疫苗充分供應指日可待」）。10
從這些故事裡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儘管弗朗西斯的報告只表達了謹慎的樂觀，但狂熱的民眾迫不及待地開始了歡慶，喬納斯·索爾克已被封聖。對數百萬美國人來說，這意味著他們可以立即得到脊髓灰質炎疫苗；近代醫學史上，從來沒有任何一種產品受到過這樣的矚目，過去20年來，科學界一再承諾，人們苦苦期盼，此時此刻，它終於真的出現了。有小道消息稱，全國各地的倉庫裡存放著很多脊髓灰質炎疫苗，就等著手握大權的衛生、教育及福利部部長奧維塔·卡爾普·霍比簽發許可。
霍比太太多才多藝，但她並不擅長衛生行政管理。奧維塔的父親是得克薩斯州的議員，丈夫曾經擔任得克薩斯州州長，現在轉行做了出版商，她一輩子都在政治圈裡度過。她的家庭和喬治·C.馬歇爾將軍關係良好，「二戰」期間，馬歇爾選中了她來管理陸軍婦女隊，這個組織由60萬名身穿制服的志願者組成，她們活躍在各種非戰鬥崗位上，從處理文書，到巡視廚房，再到開卡車、疊降落傘等。離開軍隊時，霍比已經是陸軍上校了，她也是第一位擁有上校軍銜的女性；退伍後，她回到家裡，掌管自家日益膨脹的媒體帝國，包括廣播、電視和旗艦報紙《休斯敦郵報》。在艱險的商業世界和政治世界裡，她的能力廣受敬重。曾有人評價說：「得克薩斯文化盛產強大堅韌的女性，奧維塔·卡爾普·霍比就是其中的佼佼者。」11
1952年，在艾森豪威爾的總統競選中，《休斯敦郵報》立下了汗馬功勞。作為一位保守派民主黨人，霍比展現了強大的影響力，幫助她贏得了得克薩斯州的選票。「選舉結束後不久，」艾森豪威爾回憶道，「有人向我提議讓她入閣……我很希望找到一位有能力勝任政府高職的女性，看起來沒有人……比她……更合適了。」艾克提名霍比擔任新創建的衛生、教育及福利部（HEW）部長，這個龐大的組織將社會保障管理局、公共衛生局和教育局整合到了一起。一位觀察家寫道，平生第一次，「驕傲、自信滿滿的霍比太太發現自己有點吃不消了」。12
艾克對HEW沒什麼興趣。事實上，他甚至記不住這個部門的名字，經常叫它「衛生、福利和什麼部」。作為一位溫和的政治家，艾森豪威爾繼續支持富蘭克林·羅斯福新政期間留下的許多項目。不過，作為一位財政保守派，他希望控制開支，不要讓政府插手那些（他認為）不該管的領域，例如國民健康保險和藥物、疫苗的配給。在大部分事情上，霍比太太很好地執行了總統的意願，她宣稱，自己來到華盛頓是為了「埋葬」公費醫療的幻夢。13
生物制劑的審批權在霍比手裡。公共衛生局的官員預料到了安娜堡會議的樂觀結果，在弗朗西斯報告發表後幾小時內，他們就為索爾克疫苗發放了商業生產許可。接下來兩周內，大約有40批疫苗進入市場，也就是1000萬劑。可是好景不長，問題很快來了。最初的這些疫苗都是國家基金會儲存的，他們承諾將向美國一、二年級的學生（最可能罹患脊髓灰質炎的群體）和1954年試驗中注射了安慰劑的孩子免費發放疫苗。但是夏天很快就要來了，美國大部分18歲以下的青少年卻無法及時接種疫苗。問題很簡單，根本沒有足夠的疫苗可以發放。這樣的情況「必然引發恐慌和群情激憤」，《商業週刊》的報道寫道，「一旦爆發脊髓灰質炎大流行，局面更加不堪設想」。14
1955年4月13日，紐約市市長羅伯特·F.瓦格納打電話給艾森豪威爾總統，強烈要求聯邦政府出面管理索爾克疫苗的配給，就像早期管理青黴素一樣。和市長想法相同的人很多。艾森豪威爾當局根本沒有計劃過如何分配脊髓灰質炎疫苗，他們覺得醫藥公司自己就能處理好這件事兒；雖然有的人一向反對政府過多干涉此類事務，但看到政府真的毫無計劃，就連他們也深感震驚。參議院委員會質問霍比太太，這樣的不作為是否直接導致了現在的疫苗短缺，霍比坦率地（同時也是自取滅亡地）回答：「我認為這樣的事在醫學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她沉默了一下，然後繼續說道，「我想沒人能預見到公眾會有這樣的需求。」15
憤怒的民眾像火山一樣爆發了。媒體發表社論嘲諷這位部長並要求她辭職。持相同看法的信件和電報堆滿了白宮的收發室。有人說她「不稱職得令人絕望」，很可能犯下「愚蠢的錯誤」。還有人說她鐵石心腸。有人表示：「在和平時期，我很少看到有人對人類的生命如此冷漠無情。」也有人盯上了霍比的性別，要求艾森豪威爾換個「能勝任的男人」，或者把她打發到某個不起眼的位置上，比如說「駐盧森堡女大使」，那樣的職位讓「女士」來擔任也不會有啥害處。16
霍比的日子快到頭了。她的錯誤在於承認了顯而易見的事實。政府當局是有意識地決定不做計劃，而不是一時疏忽。總統和他的幕僚都認為脊髓灰質炎疫苗的配給不是政府應該管的事兒。在那個時代，政府稍有動作就會引來人們對「公費醫療」的憤怒抨擊，所以當局完全寄希望於私人企業，覺得疫苗派發的整個流程都應該由私人企業來完成，從生產商到批發商，再到藥劑師和各地的醫生，家長們會付錢去看三次醫生，給孩子接種三劑疫苗。正如一位政府官員的說法：「如果要給索爾克疫苗制定配給計劃，大家會覺得這是開了一個不好的先例。」17
醫藥公司很贊成他們的想法。幾個月來，他們一直在遊說國會和白宮，讓政府置身事外。「6家有執照的公司生產出來的疫苗是公司自己的財產，」醫藥界發言人堅稱，「屬於他們自己。」如果聯邦政府介入，「動用公費向公眾派發索爾克疫苗」，那麼醫藥公司就會失去研發救命新產品的動力，為整個國家的健康和安全帶來可怕的後果。私人企業的能力會受到壓制，美國會變成蘇聯，那個國家是「社會主義橫行無忌」的終極像征。18
事實上，醫藥公司最害怕的是民主加拿大的模式，而不是共產主義蘇聯的模式。在公眾的強烈要求下，加拿大政府第一時間接管了脊髓灰質炎疫苗。他們的工作要輕鬆一些，加拿大等待接種疫苗的孩子比美國少得多。不過很快人們就發現，政府生產的疫苗既安全又便宜，而且數量十分充足；這是因為加拿大衛生部花了好幾個月詳細規劃了整個項目。在加拿大，脊髓灰質炎被視作國家級的危機，需要國家級的恰當響應。19
而在美國，事情剛好相反。醫藥公司不遺餘力地遊說政府支持自由企業，同時還花了數百萬美元建設工廠、訓練工人，靠這樣的手段把疫苗的生產權緊握在自己手中。一方面他們希望獲得足夠的利潤，另一方面他們擔心，如果允許政府介入這樣重大的醫學項目，分享成功帶來的榮耀，那可能帶來長期的後果。正如禮來製藥的領導層所說：「就算市面上沒有商業性的疫苗，我們也知道公眾有這方面的需求；我們不希望疫苗由政府來製造。」20
艾森豪威爾政府希望醫藥公司自行解決可能出現的疫苗短缺。既然他們承擔了風險，就應該收穫回報。1955年年初，禮來製藥對外批發疫苗的價格是每毫升80美分，幾個月前，國家基金會支付的價格是每毫升35美分，相比之下足足漲了一倍以上。不久後其他幾家公司也相應地調整了價格，有流言說他們私底下串通好了，聯合漲價。政府沒有介入，他們似乎認為，要增加疫苗的供給，漲價是最好的辦法。根據1955年4月一次政府內閣會議備忘錄的記載，霍比在會上解釋說，她不允許媒體出席疫苗生產商和HEW官員的會議，因為「媒體可能會提出反壟斷之類的問題」。她說，那次會議「非常成功」。21
從生產商的角度來看，會議的確很成功。派克-戴維斯執行副總裁私下裡給艾森豪威爾寫了一封感謝函。「醫學界和製藥界都有一種公有化的傾向，我們對此深懷警惕；在這樣的時刻，霍比太太的不懈努力讓我們感到欣慰。」他還表示，如果疫苗價格保持高位，政府不加干涉，那麼派克-戴維斯的疫苗產量將在四個月內翻番。但是，四個月的等待時間實在太長。又一個脊髓灰質炎流行季即將到來，疫苗的需求量十分巨大，家長正翹首以盼。22
大部分人認為華盛頓應該為這場混亂負責。他們缺乏計劃性，讓孩子的健康面臨威脅，疫苗價格居高不下，而且供應不足——這一切讓政府顯得毫無能力、冷酷無情。《紐約先驅論壇報》在共和黨的圈子裡頗有影響力，他們發表了一篇言辭尖銳的社論，要求政府履行職責，監督索爾克疫苗的發放流程，「從生產疫苗的實驗室到接受注射的人們」。社論指出，如果政府不肯付出這樣的努力，美國兒童的生命將面臨危險，社論還補充說：「這是面對危急情況的應急處理方案，而不是公費醫療的前奏。」23
外界的抨擊顯然十分刺耳。面對脊髓灰質炎聖戰，艾森豪威爾有自己的心結。內閣會議上手寫的會議記錄表明，每當提到這個話題，他總會表現出強烈的情感。他會追憶自己早年的軍旅生涯，當時黃熱病摧毀了他所在的部隊，「我自己也險些喪命」；他還會談到新疫苗是多麼激勵人心，「征服脊髓灰質炎的奇跡」出現在他的總統任期內，他備感驕傲。「我的孫子已經接種了疫苗，我很高興，」他會這樣說，「等到我的孫女兒長大一些，我也會送她去接種疫苗。」24
在這位總統的脊髓灰質炎相關事宜文件中，有一封來自丹佛的信，一位朋友請求他幫個小忙，為一位「曾經是英俊強健的大學橄欖球運動員，現在卻因脊髓灰質炎而徹底癱瘓的年輕人」做一些事。
他住的地方離櫻桃山高爾夫球場只有100碼左右，大約位於第13個球洞和第14個球洞之間，去年夏天，他最盼望的事情就是你的四人組出現在視野中。我覺得，今年你打球的時候，如果路過他的家，是不是可以朝著他那邊揮揮手。他總是花很多時間呆在天台上看別人打高爾夫球。
這封信經過工作人員層層遞送，來到了艾森豪威爾的案頭。信件邊緣有一位助手手寫的備註：「事項已處理。總統已揮手。」25
但還有更重要的事情沒有處理。與共和黨高層磋商時，總統無奈之下改了主意。公眾的呼聲如此強烈，他別無選擇。「疫苗供應不足，可能引發公眾恐慌，或者造成黑市交易，」會議備忘錄寫道，「鑒於這樣的情況，總統完全同意，在局面改善之前，政府應大規模介入疫苗的派發並提供資金。他不希望金錢成為某人能否接種疫苗的決定性因素。他說，採取這樣的措施也許有違他的本心，但事急從權。」26
接下來幾周裡，艾森豪威爾政府將沖在脊髓灰質炎之戰的最前線，同時也對未來造成深遠影響。不過諷刺的是，他們立刻就會面臨一場新的危機，其嚴峻程度遠超過疫苗短缺。
事件始於一通電話。4月24日，星期日的清晨，愛達荷州波卡特洛的一位醫生給該地區的公共衛生官員J.E.懷亞特打了一通電話。「我剛剛接診了一位疑似脊髓灰質炎的孩子，」醫生報告道，「孩子的媽媽說，昨天她就注意到女兒的脖子有點僵硬，而且開始發燒。今天，孩子的左臂癱瘓了。她名叫蘇珊·皮爾斯，上週一我們給一年級學生接種了疫苗，她就是其中之一。」
懷亞特沒有放在心上。在1954年的試驗中，數十名接種了索爾克疫苗的兒童仍患上了脊髓灰質炎。有時候是因為孩子接種疫苗的時間太晚，而有時候是因為疫苗沒有提供足夠的免疫力。大家都知道，索爾克疫苗並不完美，但大部分人相信它是安全的——它不會引發脊髓灰質炎。「她肯定是在接種疫苗之前就接觸了病毒，疫苗來不及起效，」懷亞特回答說，「不過你能打電話來我很高興。我們將密切關注事態進展。」
3天後，蘇珊·皮爾斯死了。在這72小時內，愛達荷州又報告了4名最近接種過疫苗的兒童罹患脊髓灰質炎。這一切僅僅是巧合嗎？懷亞特覺得，似乎不大可能。愛達荷州天氣比較寒冷，脊髓灰質炎流行季從來沒有來得這麼早。有什麼地方出了問題。27
接下來，報告的病例越來越多。在芝加哥，一位最近接種了索爾克疫苗的嬰兒被送到當地醫院，他的一條手臂和兩條腿都癱瘓了；在聖迭戈，兩名7歲的兒童在學校接種索爾克疫苗後出現了嚴重的脊髓灰質炎症狀。奧克蘭、納帕和文圖拉也出現了類似的病例。
所有病例似乎遵循同樣的模式。所有病人的發病時間都是接種疫苗後4～10天，他們接種疫苗的手臂都出現了癱瘓症狀，這是一個關鍵點，因為脊髓灰質炎通常影響身體下肢。而且，所有患者接種的疫苗來自同一家公司——加州伯克利的卡特實驗室。
4月26日，政府方面的幾位頂尖科學家在華盛頓碰頭，試圖找出這些病例的根源。會議開了一整個通宵，科學家們達成了共識，的確有證據表明卡特實驗室的疫苗與這些病例有關，但沒有決定性的證據。卡特的紙面文件似乎沒有問題。「我認為卡特實驗室的生產記錄沒有問題。」國立微生物研究所所長維克托·哈斯表示。八九例脊髓灰質炎病例不代表疫情暴發。如果現在讓卡特實驗室停止生產疫苗，那無異於在擁擠的劇院裡大喊「著火了」。家長會恐慌，接種工作會被迫中止，數百萬兒童將繼續面臨脊髓灰質炎的威脅。28
當然，如果什麼都不幹，後果可能更糟糕。如果卡特實驗室部分批次的疫苗中含有活病毒，那麼接下來很可能出現大規模的流行。而且，其他生產商呢？他們和卡特實驗室遵循的是同一套基礎生產規範。他們的疫苗會更安全嗎？當時在場的一位與會者表示，大家意見不一，有人說「我們等等看」，有人堅持「立即停止整個疫苗項目」。但誰也拿不準到底應該怎麼辦。
凌晨三點左右，在場的科學家給美國衛生局局長倫納德·謝勒打了個電話，向他匯報會場上的分歧。謝勒讓他們找幾位「脊髓灰質炎專家」徵詢意見，然後立刻向他回話。按照計劃，當天加州將大規模接種疫苗，而且當地使用的主要是卡特實驗室生產的疫苗。
4位專家從夢中被叫醒，政府方面通過電話會議告訴了他們目前的問題，並向他們咨詢，目前政府是否應該採取措施，以及採取什麼措施。這4位專家分別是托馬斯·弗朗西斯，索爾克的導師、實地試驗的主要評估者；陸軍醫療中心的約瑟夫·斯馬德爾，索爾克的支持者；威廉·哈蒙德，索爾克在匹茲堡的同事，對疫苗持批判態度；霍華德·肖內西，伊利諾伊州公共衛生部部長，另一位疫苗批評者。他們提出的意見包括召回疑似有問題批次的卡特疫苗、召回所有卡特疫苗、暫停整個疫苗項目，不過也有人表示，只要加強監控就好。
哈蒙德博士：我認為，在拿到進一步的數據之前，是否繼續給孩子接種卡特疫苗，我們應該萬分謹慎地對待。
斯馬德爾博士：我覺得你沒法單單把卡特實驗室的疫苗挑出來，不讓它進入市場；如果非要這樣做的話，那就必須叫停整個疫苗項目……
哈蒙德博士：我認為此刻我們沒有權力處罰其他幾家生產商。現在要處理的是卡特疫苗的問題。
弗朗西斯博士：我覺得，我們應該盡力不讓疑似有問題的那些批次的（卡特）疫苗流入市場。29
為了打破僵局，哈斯開口問道：「如果衛生局局長決定……立即停止使用所有的卡特疫苗，有沒有哪位會強烈反對？」斯馬德爾率先表態：「我認為這樣處理相當嚴格。」哈蒙德保持中立，而向來謹慎的弗朗西斯表示目前我們還非常缺乏可靠的信息。「你提出了問題，」他說，「但卻沒有足夠的數據來推出結論。我們現在只能瞎猜。」30
最後，專家們達成了共識。用斯馬德爾的話來說，政府「最好做點兒什麼」。但他們拒絕給出正式的建議，因為他們擔心，一旦爆發無法控制的危機，自己難以承擔責任。弗朗西斯甚至堅決要求匿名。
哈斯博士：呃，我確信衛生局局長不會讓你為難。
斯馬德爾博士：湯米，我覺得（謝勒局長）必須要給外界一個交代，他至少要說，他咨詢了一些瞭解這個問題的人。
哈斯博士：你能接受這樣的說法嗎？
弗朗西斯博士：好吧。
哈斯博士：……我相信謝勒博士會非常感謝你們提供的意見。31
倫納德·謝勒對爭議並不陌生。作為一位資深公共衛生官員，他在擔任國家癌症研究所所長時，就曾一手主導了將吸煙與肺癌聯繫起來的早期論戰。1948年，謝勒出任美國衛生局局長，他最廣為人知的舉動是公開支持飲用水氟化處理，極端主義者認為該項目是「共產主義的陰謀」，目的是毒害美國的水源。作為一位高明的遊說家，在他的努力下，國會撥給公共衛生局的預算大幅增加，投入生物醫學研究領域的撥款上升尤為顯著。在過去，衛生局局長似乎是個可有可無的職位，但謝勒上任後，以強勢的姿態對眾多公共衛生事務和醫療改革事務發出了自己的聲音，很多人認為，是他讓衛生局局長這個職務變得像現在這樣舉足輕重。32
如何處理卡特事件，這不是個簡單的問題。從一方面來說，謝勒沒有權限讓卡特疫苗退出市場，哪怕是那些可能有問題的批次。卡特實驗室已經獲得了聯邦頒發的生產許可，它的生產規範和設施（應該）已經通過了檢驗。根據法律，在生產許可被吊銷之前，卡特實驗室有權分銷該疫苗產品。而吊銷許可是一個漫長的流程，需要證明該公司雖然在許可發放時達到了聯邦標準，但現在卻不達標了。此外，如果衛生局局長出面叫停卡特疫苗，那麼該公司的聲譽將遭到不可彌補的損害。以後還有誰敢相信他們的產品？33
卡特實驗室是一家信譽卓著的企業，1897年，這家中等規模的家族企業誕生於加州弗雷斯諾的一家藥房裡。6年後，他們搬到了伯克利，此時卡特實驗室已經成了獸藥行業的領導者。他們首次成功引進了氣腫疽（一種危險的家畜感染）疫苗，還研發出了改良型的豬瘟疫苗和狂犬病疫苗。「二戰」期間，他們與軍方簽訂了一份利潤豐厚的合同，為軍隊提供青黴素和血液產品。戰爭結束時，卡特實驗室蓬勃發展，他們在伯克利擁有30英畝的復合園地，小型廠房遍佈整個西部。他們的產品包括藥物、血漿、靜脈注射液，無菌的袋子、瓶子和管子，還有用於動物和人類的各種疫苗。34
不過，卡特實驗室的履歷並非無可挑剔。1949年，有人起訴該公司靜脈注射液遭到污染，卡特實驗室申請了無罪申訴【2】；1954年，國家基金會邀請多家藥廠參與實地試驗疫苗的生產，卡特正是其中之一，但是他們的產品卻出了問題。檢測顯示，卡特實驗室生產的三聯疫苗中沒有Ⅱ型脊髓灰質炎病毒——毫無疑問，這是一個嚴重的錯誤，但在產品研發的早期階段，這樣的情況並不罕見。結果，卡特實驗室並未參加實地試驗疫苗的生產，但基金會鼓勵他們繼續改善疫苗生產流程，他們聽從了基金會的建議。到1955年，卡特實驗室對自己生產的疫苗已經很有信心了，他們甚至開始為本公司員工的孩子免費接種自己生產的疫苗。這些孩子都沒有患上脊髓灰質炎。35
已經有超過40萬名兒童接種了卡特疫苗，還有40萬劑疫苗在分銷商手裡。4月27日上午，謝勒與該公司高層會晤，但並未留下書面紀要。根據謝勒的說法，他要求卡特實驗室召回所有尚未使用的疫苗，對方同意了。然後，卡特實驗室通知分銷商，同時謝勒與媒體通氣。他說，卡特實驗室的舉動「並不意味著他們生產的疫苗與現在出現的那些脊髓灰質炎病例有任何關係」。36
但誰也不相信他的話。沒有哪家公司會在獲得生產許可短短兩周後就召回這麼暢銷的疫苗，除非有什麼地方出了問題。公眾的懷疑像野火一樣蔓延，新聞裡又出現了更多的麻煩。4月的最後一個星期，愛達荷州報告了14例新增脊髓灰質炎病例，比往年裡一整個春天的病例還多。更糟糕的是，很多新病例是受感染兒童的家人和「密切接觸者」。看起來，每一個新增病例都與卡特疫苗有關。
謝勒迅速行動起來。朝鮮戰爭期間，為了防禦可能的生物攻擊，美國成立了傳染病情報部。謝勒派出了該部門的幾位專家前往伯克利，與卡特實驗室的高層一起複查該公司的生產記錄。隨行的還有一位環境衛生工程師，他負責檢查生產過程有無問題，「例如氣流、管道輸送和通風情況」。4月28日，公共衛生局成立了脊髓灰質炎監察組，負責跟蹤最近接種疫苗的兒童中的新增病例。也就是在同一天，16個地區性實驗室開始隨機檢測此前獲得許可的所有批次的疫苗。
到這時候，所有人都開始懷疑卡特實驗室的疫苗裡出現了活病毒。活病毒可能是躲過了滅活程序，又瞞過了一系列的安全檢查；也可能是在裝瓶過程中進入疫苗的，這時候所有檢測都已完成。卡特是唯一一家將裝瓶工序和病毒滅活工序放在同一幢建築物裡的廠家，所以一位分析員開始懷疑廠房內部的空氣質量。「有兩件事讓我們開始考慮這一可能，」他說，「首先，在其他生產脊髓灰質炎疫苗的藥廠裡，我們已經發現至少一幢廠房裡的工人血液中有極高水平的脊髓灰質炎抗體，確切證明了這些工人反覆接觸過脊髓灰質炎病毒。部分工人可能是通過空氣傳播的病毒被感染的。第二，診斷實驗室裡總會不時出現意外的脊髓灰質炎感染案例。我們認為部分病例也是通過空氣傳播被感染的。」
搜集到的數據越來越多，謝勒組建了一流的科學顧問委員會，來為他提供下一步行動的建議。現在，接種過卡特疫苗的兒童中已經出現了數十例脊髓灰質炎確診病例，還有零星的報告表明惠氏和禮來製藥的疫苗可能也出現了同樣的問題。雖然總的患病人數不多，但當局需要在風險與回報之間取得平衡。根據一份內部報告，新成立的委員會意見並不統一。
所有人一致同意，應該繼續扣留卡特疫苗。有人認為，全國性的疫苗接種項目應該無限期推遲；但也有人認為疫苗的推廣應該繼續進行，不能中斷。人們達成了共識，既然已經有數百萬兒童接種了疫苗，那麼合理的做法是至少等上幾天，看看還會發生什麼事情。38
謝勒開始等待。情況越來越糟，新增病例不斷增多，他面臨的壓力也越來越大。現在，大部分委員都催促他暫停疫苗接種，但巴塞爾·奧康納卻表示反對。「他想方設法，極力說服我不要叫停疫苗項目，」謝勒回憶說，「一整個通宵他都會給我打電話，他還威脅說要讓上面炒我的魷魚。」這樣的描述並不誇張。奧康納震怒了，他相信活病毒疫苗的支持者正在以卡特事件為借口，破壞索爾克滅活病毒疫苗的推廣。一次開會的時候，奧康納向NIH副院長詹姆斯·香農發出了同樣的威脅。「奧康納一上來就警告我說，他要把我們怎麼怎麼樣，」香農回憶說，「……我好幾個晚上都睡不著覺。」39
謝勒必須有所行動。疫苗拿到了聯邦政府的商業生產許可，那麼政府必須為它的安全性負責。這件事不再屬於國家基金會自己可以做主的範疇。5月8日，謝勒發表了激動人心的電視演說，命令暫停注射所有的脊髓灰質炎疫苗，重新審查全部6家生產商。不過他也談到了積極的一面，謝勒強調，過去1個月裡，注射了「非卡特實驗室生產的」脊髓灰質炎疫苗的500萬名兒童罹患癱瘓性脊髓灰質炎的比例約為七十萬分之一，疫苗帶來的好處遠大於風險。「我知道，」謝勒充滿希望地說，「為了全國兒童的福祉……大家會完全理解我們做出這個決定的原因並支持這一決定。我們早晚會為所有需要疫苗、盼望疫苗的人提供足夠的、安全的產品。」40
如果說公眾真的理解他們的決定，那大家顯然掩飾得很好。《紐約時報》發表的頭條新聞題為「索爾克疫苗引發的動盪」，文章指出，事態正在急轉直下，不到一個月，圍繞索爾克疫苗的「歡慶氣氛」已經變成了「讓人迷惑、矛盾、懷疑」的醜聞。41
該由誰來負責？民主黨指責共和黨政府犯下了「可怕的錯誤」，這樣的疏忽近乎犯罪。「大型包裝工廠裡檢測豬肉的程序都比霍比太太和聯邦政府……審批脊髓灰質炎疫苗的程序嚴格，」一位參議員嘲諷說，霍比太太「最好去病房裡看看那些被脊髓灰質炎病魔擊倒的男孩和女孩。」喬納斯·索爾克宣稱，如果嚴格遵照他提供的生產規範，疫苗一定是非常安全的——這無異於扇了藥廠一個耳光。與此同時，巴塞爾·奧康納開始攻擊政府和藥廠，說他們玷污了自己付出無數心力的聖戰。「索爾克疫苗掌握在國家基金會手裡的時候，」他說，「我們有科學家的才能，有知識分子的正直，有大眾的鼎力支持——但沒有政治上的這些破事兒。」42
卡特疫苗被叫停後的一次新聞發佈會上，有人請求艾森豪威爾總統就此事發表意見，說說到底是哪兒出了問題。這個問題其實很容易糊弄過去。「無可奉告」，「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或者「我們需要時間來調查清楚」都足以交差。但總統沒有選擇這些答案，他說，「我只是猜想」，公眾對脊髓灰質炎疫苗的需求如此迫切，前所未見，所以政府方面的科學家可能在安全檢測中「走了一點捷徑」。雖然沒有明說，但總統的發言讓人們注意到了一個在暗地裡已經醞釀多年的問題，關於國家基金會不遺餘力推動脊髓灰質炎聖戰所採用的策略。43
基金會一路走來，曾有無數批評者反對他們的做法。但隨著基金會在科研前線不斷取得重大突破，反對者的聲音逐漸被淹沒了，到幾個月前弗朗西斯報告發佈的那一刻，這樣的局面到達了巔峰。現在，狂歡已經過去，取而代之的是人們心頭的恐懼：索爾克疫苗是否可能危及生命？給它發放商業許可是否操之過急？自然有人責怪基金會用力過快過猛，讓公眾產生了「喘不過氣的緊迫感」，這樣的迫切也許更適合大規模的廣告戰，卻不適合嚴肅的科研項目。一位質疑者指出，基金會並不理解實驗室裡的東西，至少他們並不理解，「在實驗室裡，顧客並不永遠是對的」。44
很多頂尖的脊髓灰質炎研究者都同意這個說法。長久以來，他們對基金會既敬畏又蔑視；研究者一方面依賴於基金會慷慨的資助，另一方面又瞧不起基金會賴以成功的募捐手法和公關手段。有的研究者反對巴塞爾·奧康納徵服脊髓灰質炎的宏大計劃，他們相信，奧康納根本不明白科研成果到底是怎麼來的。有的研究者更加激進，他們覺得奧康納根本就是敵人，他侵犯了實驗室的神聖性。
對這些研究者來說，卡特事件就像是邪惡的詛咒終於成真。在一封寫給約翰·恩德斯的信裡，約翰·保羅表示，卡特事件顯然是個痛苦的教訓。「如果我們繼續容忍那些公關專家搶走本來屬於我們的職責，那我們就失去了存在的價值。今時今日，一位有野心的帶頭人應該能夠輕鬆取得此類事務的主導權，這是我們的責任。」45
恩德斯已經迫不及待了。「讓缺乏科學訓練和科學眼光的人就如此重大的科學事務做出決策，我們不能再容許這樣的事情發生，」他回答說，「應該牢記這個慘痛的教訓。」46
阿爾伯特·薩賓對此感同身受。4月12日是他生命中糟糕透頂的一天。他受邀前往安娜堡，親耳聽到人們對競爭對手的疫苗獻上一陣又一陣的歡呼。漫長的幾個小時裡，他聽到演講者讚美了幾乎所有重要的脊髓灰質炎研究者，除了他自己以外。然後，他聽到聲譽卓著的同行戴維·博迪恩盛讚「索爾克博士領導著史上行動最迅速的實驗室，他們精力充沛、堅忍不拔、衝鋒在前」——這讓薩賓痛苦地回憶起來，當初衝在最前面的人到底是誰。
薩賓不是一個謙虛的人。在他眼裡，索爾克不過是個「廚子化學家」，根本不配與恩德斯、博迪恩還有（顯然的）他自己相提並論，面對這樣的對手，他當然更不會謙虛。事情怎麼會發展到這一步？薩賓很清楚這是誰的責任。長久以來他一直憎惡巴塞爾·奧康納帶來的影響，他指責奧康納更偏愛喬納斯·索爾克，因為在對抗脊髓灰質炎的戰爭中，奧康納想的是速戰速決。安娜堡會議之後，薩賓閉上了嘴巴。他知道，如果在這個舉國歡慶的時刻批評奧康納或者索爾克，那人們肯定會覺得他居心不良，甚至更糟。大局已然如此，他無力改變，只能強壓怒火。一位作者打算寫一本「關於脊髓灰質炎的故事」，她聯繫了薩賓，希望得到他的指導，薩賓回答說：「我不會跟你『過家家』。現在寫出來的任何東西顯然都是想借這一陣公關宣傳的東風。在我看來，1955年不是為整件事兒蓋棺論定的好時機。」47
在安娜堡，幾位科學顧問建議為索爾克疫苗發放許可，薩賓就是其中之一。不過這只是無奈之舉，從他的通信記錄裡可以清晰地看到這一點。在卡特事件成為全國性新聞之前的幾天，薩賓寫了一封信給威廉·沃克曼，抱怨說有關方面考慮的主要是速度，而不是安全性。「4月12日我們在安娜堡匆匆忙忙地開了個會，」他寫道，「會上我們必須作出判斷：1954年的實地試驗中出現了一定數量的脊髓灰質炎病例，是否有證據表明，這些病例是由試驗中使用的脊髓灰質炎疫苗引起的？誰也沒有時間仔細檢查詳細的報告，所以我只好和其他人一樣接受了弗朗西斯博士的解釋：沒有證據……」48
現在，薩賓研讀了弗朗西斯報告的各種附件和附錄，他產生了一些疑問。1954年試驗開始後的第一個月內，接種索爾克疫苗的兒童中出現了至少10例癱瘓性脊髓灰質炎。這很令人不安。安娜堡會議結束之後不久，卡特事件就上了新聞頭條，薩賓對此毫不驚訝。他早就懷疑疫苗有問題，而且他覺得自己知道其中的根源。
索爾克在疫苗中使用了Ⅰ型馬奧尼病毒，長期以來薩賓一直留意著這一點。索爾克的選擇頗具爭議性；眾所周知，馬奧尼病毒的毒性很強，這意味著它會引發強烈的抗體反應。但是，選擇馬奧尼病毒也同樣意味著，如果滅活過程出了哪怕一點點差錯，疫苗就可能引發脊髓灰質炎。馬奧尼病毒之所以如此危險，是因為它在非神經性組織中繁殖的能力很強。如果將活的馬奧尼病毒注入手臂肌肉，那麼有極高的概率導致癱瘓。49
薩賓覺得事情很清楚。他認為，所有商業生產的索爾克疫苗都不應再次投入市場，因為全部6家公司使用的都是馬奧尼病毒株。接下來的日子裡，脊髓灰質炎研究者和聯邦官員疲於應對這場危機，而薩賓向公眾宣佈了自己的看法。他說，美國的兒童應該得到更好、更安全的疫苗。他還警告稱：「我們必須不惜任何代價，防止卡特事件再次發生。」50
與此同時，在華盛頓，調查者發瘋似的反覆篩查卡特實驗室的生產記錄，試圖找出是哪兒出了問題。這時候出事兒真是太糟糕了。脊髓灰質炎季節正在逼近，人們期盼已久的奇跡疫苗卻被迫下架。如果再拖下去，數百萬兒童又將在危險中度過一年。他們必須迅速做出判斷：卡特疫苗是怎麼被污染的？另外5家公司的疫苗會不會也有問題？
其實這些問題都不新鮮。有一個公開的秘密：1954年實地試驗之前，入選生產疫苗的幾家公司在早期試生產時，滅活程序都出過問題。一份報告中寫道，政府方面的科學家「開始擔心，大規模生產疫苗時是否有可能保證安全」。正是因為出過這些事兒，喬納斯·索爾克才開始了與醫藥公司的深度合作，NIH也對疫苗的生產和測試程序提出了「最低要求」。後來，幾家醫藥公司沒再報告過問題，1954年實地試驗的成功也證明了這一點。索爾克疫苗能夠安全地進行大規模生產。51
至少看起來是這樣的。1954年試驗期間，每一批脊髓灰質炎疫苗都經過三重安全測試——分別由NIH、索爾克實驗室和藥廠來完成。可是接下來，弗朗西斯報告發佈以後，事情的進展快得讓人眼花繚亂，三重測試系統也被破壞了。NIH只做了極少量的測試，而且測試的結果迄今仍是秘密。多年以後，NIH的一位頂級研究者宣稱，剛剛獲得生產許可的脊髓灰質炎疫苗的安全問題被某些人蓄意地忽略了。「我們當時有18隻猴子，」當時在NIH任職的微生物學家伯妮斯·埃迪說，「我們把送來的每一批疫苗都注入了猴子的身體，然後，有的猴子出現了癱瘓症狀。」
埃迪回憶說，引發癱瘓的疫苗來自卡特實驗室。她向上級匯報了這一發現，也送去了猴子的照片，但卻如石沉大海。「他們只管匆匆向前，無論如何都要對外投放疫苗，大量疫苗，」她說，「至於我們報告的異常，他們根本就置之不理。」52
埃迪的故事並非孤證。近年來又有其他關於卡特事件的追憶浮出水面，伴著確鑿的細節。比如說，朱利葉斯·揚納表示，安娜堡會議結束後，他曾受邀前往卡特公司的疫苗生產廠。「我大吃一驚，」他說，「同一個房間裡，有的容器裝著活病毒，有的容器裝著處於福爾馬林滅活過程各階段的病毒，它們就那麼放在一起。現場雜亂不堪。他們連最基本的規則都不在乎，讓人心驚膽戰……他們沒讓我看數據，不過我覺得，他們的滅活程序顯然問題嚴重。」
他還提到：「我打算返回匹茲堡，立即警告當局暫停為卡特實驗室發放許可；如果做不到的話，至少也應該暫停發放他們的疫苗。他們的生產過程那麼草率，我簡直不敢想。」根據揚納的說法，他去見了索爾克，告訴對方「卡特的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並表示自己打算寫一封信，向巴塞爾·奧康納和NIH「詳細描述我看到的一切」。揚納回憶說：
在我的敘述過程中，喬納斯出乎意料地平靜。他同意我的觀點：情況嚴峻，可能造成嚴重後果。既然如此，他提議說，他來寫這封信效果更好……我簡直上了大當——據我所知，他根本就沒寫過這麼一封信。喬納斯沒給我看過信的副本，此後他再也沒有對我提起過這件事……
卡特事件被揭露出來以後……我驚呆了。到那時候，我才意識到喬納斯很可能什麼都沒做——但是我也什麼都沒做，眼睜睜看著這一切發生。我後悔極了，怎麼就那樣被他騙了呢，但我還能做什麼？只能報以沉默。53
無論你是否相信這些故事的細節，至少有一點可以確定：1955年，最初幾批合法生產的商業性脊髓灰質炎疫苗幾乎沒有經過任何檢測。在巨大的壓力下，為了加快步伐，NIH幾乎僅僅依靠弗朗西斯報告和醫藥公司的生產記錄，就匆匆宣佈了這些批次的疫苗可供公眾使用。1954年試驗期間，每一批脊髓灰質炎疫苗的安全檢測平均要花四周；到了1955年，這套流程縮短到了一天以內。而且還有一個大問題，現在藥廠可以只提交通過了內部安全測試的批次的生產記錄，隱瞞那些沒有通過測試的批次，從而掩蓋生產過程中遇到的困難。於是，焦頭爛額的NIH官員拿到的報告只是整個疫苗生產的冰山一角——成功的那一角，所以他們更容易忽略掉外界的質疑聲。比如說，以卡特實驗室為例，該公司後來承認，他們早已發現，自己生產的商業性疫苗中大約有三分之一的批次含有脊髓灰質炎活病毒。這個數據如果被外界知道，他們的疫苗肯定會被叫停。卡特方面的應對措施是將這些批次的疫苗報廢，但他們沒有通知NIH。這個做法頗有欺詐之嫌，卻並不違法。根據當時的主流規範，卡特實驗室沒有義務提交這些不合格疫苗的生產記錄，因為他們不打算對外銷售這些批次。54
這就是問題所在。
不過也有好消息。挨個檢查了所有的疫苗生產廠以後，政府在5月13日提出，派克-戴維斯和禮來製藥某幾個特定批次的疫苗可供公眾使用。看起來這幾個批次疫苗的風險很低，因為已經有數百萬兒童接種了派克-戴維斯和禮來製藥的脊髓灰質炎疫苗，幾乎都沒出現問題。衛生局局長謝勒希望藉著放行這幾批疫苗的機會，謹慎地重啟全國性的疫苗接種項目，並逐漸擴大規模。他發現，1955年的脊髓灰質炎季節到來之時，美國大部分兒童還來不及接種疫苗，而且很多父母也不希望給自己的孩子接種。公眾對索爾克疫苗的信心一瀉千里。《商業週刊》上的一篇文章很好地反映了當時的情況：「我們應該繼續給孩子接種脊髓灰質炎疫苗嗎？」
無論走到哪兒，你都會聽到這個問題——通勤的火車上，超市裡，辦公室裡，每個人都在議論。僅僅幾周前，全國民眾還在眾口一詞地呼籲盡快發放索爾克疫苗，而現在，大家都疑慮重重。我們讀到、聽到、看到的東西嚴重動搖了公眾信心。學校裡的集體接種計劃推遲，疫苗生產時斷時續，華盛頓遮遮掩掩地開會，不時有流言稱奧維塔·卡爾普·霍比部長打算辭職——這一切都令人懷疑。似乎沒人打算給我們一個確定的答案。真相撲朔迷離。55
5月23日，謝勒指派了另一個委員會重新審查這幾個批次的疫苗，並給出是否放行的建議。但就算是這麼謹慎的舉措也立即引來了批評，批評者和薩賓、恩德斯的觀點相同：絕對不應繼續給兒童注射現在的索爾克疫苗。事態已經白熱化，政府邀請了15位來自論戰各方的科學家前往國會山參加特別會議。觀察家說，這次會議是「有史以來最淵博的國會聽證會之一」，它同樣也是有史以來爭吵最激烈的聽證會之一。56
出席會議的科學家裡有兩位諾貝爾獎獲得者——恩德斯和溫德爾·斯坦利，後者是一位生化學家，專攻病毒提純領域。這兩位都是索爾克疫苗的批評者，而且都對索爾克理論上的安全係數不屑一顧，他們宣稱，病毒的抗藥性各不相同，而且病毒粒子本身的形狀、大小和活躍度也有差別，任何滅活過程都無法萬無一失地殺死所有病毒。斯坦利說，「這是一件非常棘手的工作」。57
然後輪到薩賓說話了。他覺得，脊髓灰質炎研究已經走到了十字路口。可以按照現在的方向，繼續生產安全性有問題的疫苗，也可以暫停生產，直至找到「潛在的危險」並將之排除。薩賓傾向於後者。「我想強調一下，我相信，我們的確有可能獲得（對脊髓灰質炎的）免疫力。」他說。但不是通過含有馬奧尼病毒株的滅活病毒疫苗。58
不過，索爾克並非孤立無援。湯姆·裡弗斯宣稱，疫苗本身是安全的，1954年的大規模試驗，加拿大的推廣經驗和派克-戴維斯、禮來製藥等企業的數據已經證明了這一點。「我覺得，如果現在停下來，那將是個悲劇。」他說。喬·斯馬德爾同意他的觀點，他表示，科學家常常要面對這種棘手的問題，什麼時候「開始使用你已經製造出來的東西」。既然事物總要不斷改進，他說，「那麼，要做出最終的決定，我們只需要問自己，『我們是應該現在就開始使用，還是無限期地等待下去——3個月、6個月，甚至5年，等到我們覺得手裡的東西已經足夠完美，然後再開始使用？』」
「在我看來，」他總結說，「我們不應該再等了。」59
然後，政府請科學家投票，是否應該繼續推廣疫苗項目。索爾克明智地選擇了棄權，同樣選擇棄權的還有三個人，包括化學家溫德爾·斯坦利，他表示這件事應該由醫生來決定。最後的結果是8︰3，贊成繼續推廣的佔多數。薩賓、恩德斯和哈蒙德投了反對票。主持人約翰·保羅為持續兩天的激烈爭執發表了樂觀的結束語。他說：「控制脊髓灰質炎的曙光已經近在眼前，此時此刻，大家的分歧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事。」誰也沒力氣再來反駁這一點了。60
事實上，薩賓和恩德斯的言論不出所料。他們倆都對卡特慘劇有著合理的擔憂，都堅定地支持活病毒疫苗，而且他們都覺得喬納斯·索爾克不過是巴塞爾·奧康納和國家基金會的門下狗。長期以來，這兩位科學家經常寫信討論這些事，尤其是基金會對滅活病毒疫苗的偏愛。「你當然知道，我完全同意你經常跟我說的那些事兒，」1953年，恩德斯寫信告訴薩賓，「我們應該繼續施加壓力……直至他們屈服。」61
不知道他們事前是否有所預料，他們的發言讓奧康納大發雷霆。這麼短的時間裡就有這麼多事兒出了差錯，現在還來了這麼一出：和國家基金會關係密切的科學家公開抨擊索爾克疫苗。奧康納認為這是最無恥的背叛。在記者面前，他對阿爾伯特·薩賓——基金會慷慨捐助的主要受益人之一——大肆批評。「這一點都不新鮮，」奧康納說，「以前薩賓就抓著這一點不放，企圖阻止索爾克疫苗的實地試驗。從那以後，他就想盡一切辦法利用這件事兒來阻止索爾克疫苗的推廣。」他補充說，這無關科學，而是出於競爭和嫉妒。「多年來薩賓一直在研發所謂的『活病毒』脊髓灰質炎疫苗，目前還沒有成功的跡象。」無論如何，基金會「給了薩賓八十五萬三千三百四十美元零七十一美分的資助」，奧康納著重強調說，卻把他養成了一個大叛徒。62
奧康納繼續表示，喬納斯·索爾克和薩賓之間的區別在於，索爾克的目標是拯救兒童，而這位競爭者想的卻是在職業生涯中走得更高。這麼自私的人「一定得做好準備，年幼的孩子瘸腿的樣子會困擾他一生；如果上面批准了給這些孩子注射索爾克疫苗，他們本來可以免受癱瘓之苦」。
奧康納的攻擊十分尖銳。在公開場合，薩賓保持冷靜，卻毫不讓步。「我並不是反對疫苗項目，」他說，「我只是反對繼續推廣現有的索爾克疫苗。」不過在私下裡，薩賓給奧康納寫了一封火上澆油的信。「我們已經認識了17年，有過相互的欣賞，也有過爭執。」信的開頭是這樣的。薩賓說，奧康納是「一位偉大的人道主義者」，並問他：「你成功地領導了基金會，從美國人民手中募集了無數捐款來資助科學家；那麼，你何不以更公正的態度，來評判一下這些科學家做出的貢獻？」63
和往常一樣，薩賓找到了對手的弱點。奧康納最痛恨的就是有人指責他因為個人對某位科學家的偏愛，濫用公眾捐給脊髓灰質炎聖戰的錢。「要我來說，」他反擊薩賓說，「你才應該以更公正的態度來評判一下別人的科學貢獻。」雖然奧康納並未表示要斷絕資助，但他的態度很清楚，攻擊索爾克疫苗對薩賓自己沒好處。國會裡8︰3的投票結果表明了誰才是大多數。「在我看來，」奧康納說，「這個結果完美地表明了，在科學討論和爭議中誰才是正確的。」64
薩賓不打算退讓。他怒氣沖沖地寫了一封長達4頁的回信，宣稱自己對活病毒疫苗的信仰一直都是正確的。至於8︰3的投票結果，「好吧，事實的確如此，但這又能證明什麼？8個投贊成票的人有7個是我的老朋友……但其中有6個人從未真正從事過脊髓灰質炎研究；而第8位投贊成票的人，那位廣受尊敬的公共衛生官員，也缺乏脊髓灰質炎研究領域的第一手知識。」薩賓預測說，未來還會有「別的危機」，他警告奧康納不要過河拆橋。「作為一位忠誠而恭敬的反對者，到那時候你也許會發現我的好處，請不要剝奪你自己的機會。」65
對喬納斯·索爾克來說，那幾周特別難熬。踏上科學之路時，他腦子裡有兩個目標。第一，證明我們有可能製造出安全有效的脊髓灰質炎滅活病毒疫苗；第二，拯救孩子的生命。現在，這兩個目標都遭到了來自四面八方的質疑和攻擊。索爾克仍然相信自己的產品，這一點永不會改變。但他無法忘記卡特事件裡被病魔毀掉了一生甚至喪命的受害者，他們苦難的源頭是一種本來應該保護他們的疫苗——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疫苗。「我知道這太情緒化，」他告訴一位朋友，「但我無法逃脫那種糟糕的感覺，我對他們的痛苦感同身受。」66
對索爾克來說，最糟糕的是5月初，卡特事件浮出水面那幾天。NIH緊急召開會議，剛從斯德哥爾摩載譽歸來的約翰·恩德斯在會上對索爾克大發雷霆。以前他們倆的關係雖然疏遠，但還算友好。1953年，恩德斯難得地拜訪了匹茲堡，隨後他寫了一封信：「喬納斯：你的實驗室的確非常出色，你正在進行的工作值得我奉上最高的敬意。」而現在，恩德斯告訴索爾克：「你明明知道疫苗裡面有活病毒，每一批裡都有，還掩耳盜鈴地說那是滅活病毒疫苗，這簡直就是江湖騙術。」67
索爾克深受打擊。那一天，他能感受到所有與會者的失望，他覺得好像大家都在指責他，是他帶來了這一切。「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想到自殺，」他回憶道，「眼前毫無希望，一點兒都沒有。」索爾克回到了匹茲堡，筋疲力盡、精神沮喪。他努力試圖冷靜面對名流的陌生世界裡這瘋狂的一切，希望現在已經是最糟糕的時刻。「你發現自己被丟進了一個陌生的環境，如何面對這裡的一切，你既沒接受過這方面的訓練，也沒有相應的天賦，」他描述道，「有時候處境艱難，但那是暫時的，只要等待那一陣風過去就好。最後，人們會開始想，『那個可憐的傢伙』，然後放過我。到那時候，我就可以回到實驗室裡了。」68
這的確是個充滿希望的想法。
註釋
【1】Ike，艾森豪威爾的暱稱。
【2】nolo contendere，法學術語，指刑事案件中被告不認罪，但放棄申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