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醫學史上，1954年的索爾克疫苗試驗佔據著特殊的，甚至是值得敬仰的地位。哪怕是在30年後、40年後乃至50年後的今天，最近的文章也採用這樣的標題來描述它：「創造歷史」「響徹世界的一槍」「史上規模最大的公共衛生試驗」。「脊髓灰質炎滅活疫苗的實地試驗是一次標誌性事件，它開啟了現代疫苗評估的大門。」一篇文章這樣說。還有一篇說：「脊髓灰質炎疫苗實地試驗……是有史以來規模最大、最受公眾矚目的臨床試驗。」1
在1954年，人們和現在一樣懷著目擊歷史的激動心情。全國都緊盯著這場疫苗試驗，雖然在那個波瀾壯闊的春天，新聞裡還有許多別的大事件——布朗訴教育委員會案、陸軍-麥卡錫聽證會，還有奠邊府的陷落。索爾克的肖像出現在《時代週刊》的封面上。蓋洛普民意調查顯示，知道實地試驗項目的美國人比知道「美國總統全名」的人還多。有人估計，截至1954年，全國有三分之二的人曾經向一毛錢進行曲捐款，700萬人曾奉獻過自己的時間。此前，美國人從未對任何醫學研究或者說科學研究投以這麼多的關注。2
從管理的角度來看，實地試驗分為三個部分：作業規劃、疫苗生產和統計評估。第一部分的工作堪比戰爭動員。梅爾文·格拉瑟（Melvin Glasser）受命協調這個龐大的項目，他寫道：「我們要解決的最基本的問題是，要把每組三劑的脊髓灰質炎疫苗和對照溶液送到大約65萬名學齡兒童手裡……同時對整個試驗過程進行精確的記錄。」以前從未有過這樣的嘗試，他們沒有先例可循，沒有企業界的協助，也沒有聯邦政府的支持。這是一片全新的領域，歷史上最大型的醫學賭博。國家小兒麻痺基金會唯一可以依靠的只有自己，有人覺得這樣的局面簡直令人絕望。3
當然，巴塞爾·奧康納早已預見到了現在的狀況。他覺得脊髓灰質炎是基金會自己的地盤，極力反對其他組織的「外界力量介入」，尤其是政府；他警告說，政府會讓脊髓灰質炎聖戰陷入官僚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的泥潭。美國癌症學會和美國心臟病協會非常支持政府資助癌症和心臟病研究，但國家基金會和他們不一樣，基金會一直極力遊說，反對政府資助脊髓灰質炎研究，根據參議員約瑟夫·R.麥卡錫的回憶，基金會說這樣的資助是「共產主義式的，不符合美國的……風格」。基金會的宣傳不遺餘力，基金會的聲音不容置疑，所以其他人只好讓到一旁，讓基金會如願以償地孤軍奮戰。那個年代，政府支持科學和醫學研究日漸普遍，國立衛生研究院的一位高級官員告訴國會：「多年來我們一直覺得，既然基金會以這樣的規模支持脊髓灰質炎研究，那麼對我們而言，把其他重要領域的資源抽出來投入脊髓灰質炎研究，或許不是什麼明智的事情，要知道那些領域得到的支持力度並不如脊髓灰質炎。」那是1953年，在那一年，基金會大約花了200萬美元資助脊髓灰質炎研究，而國立衛生研究院只花了不到75000美元。4
奧康納從未懷疑過基金會組織這場大型疫苗試驗的能力，也從未懷疑過公眾支持試驗的決心。他覺得動員志願者很容易，錢也會弄到手的。事實的確如此。1954年1月，一毛錢進行曲史無前例地募集到了5500萬美元，此外，為了滿足試驗項目不斷膨脹的預算，他們還在8月首次開展夏季募捐，又募到了2000萬美元。這樣的行為招來了一些批評，部分城市拒絕為一毛錢進行曲發放募捐許可證，因為他們覺得基金會胃口太大，這些錢原本可以用於其他有價值的領域。當然，奧康納不為所動。他會說，慈善捐款是個人的選擇。「如果有一天，美國人民覺得不應該把錢給我們，讓我們去完成那個目標，那麼我們自然會關門大吉！這就是民主的機制。」5
疫苗試驗將為國家基金會帶來前所未有的考驗。他們要懇求數以百萬計的父母讓自己的孩子參與一項可能有危險的試驗，而且民眾對這項試驗所知甚少；要完成這項任務，宣傳普及基本知識、減輕民眾的恐懼非常重要。郡衛生官員和學校當局必須出面，同樣必須出面的還有醫學協會、新聞報紙和家長教師聯誼會。成千上萬的志願者必須接受訓練。整個項目的「策劃和實施需要極度謹慎」，格拉瑟回憶道，「我們估計，大約需要14000位學校負責人，50000位一線教師，20000位醫生和40000名護士參與項目。此外還需要20萬～25萬名非專業性的活躍志願者。」6
為了準備這次試驗，參與項目的211個郡都舉行了為期兩天的工作坊。醫生和護士接受疫苗臨床使用的簡單培訓；學校負責人和老師學習如何記錄數據、聯繫家長；分會志願者學習公共宣傳事宜，包括如何鼓勵「黑人」參與。目前為止，最微妙的問題是該以什麼樣的力度徵召兒童參與試驗。或者用一毛錢進行曲「討論指南」裡的話說，「該向父母施加多大的壓力，讓他們簽署申請表？」7
這個問題沒有標準答案。上面覺得，各地分會應該能夠輕鬆地完成名額指標。從一方面來說，考慮到人們普遍恐懼這種疾病，在1954年，徵召兒童參與試驗不是什麼大問題；從另一方面來說，要讓父母知道，試驗沒有危險，或者說風險很小，與回報比起來簡直不值一提。最後，這是一場恐懼與信仰的戰鬥。多年來美國人一直在支持基金會，試圖終結脊髓灰質炎的威脅。對基金會的信任是否足以讓他們把自己的孩子送上戰場？
在一封寫給父母的公開信裡，奧康納把參與試驗描述成了一項高尚的壯舉，受益的不光是志願者本人，還有未來數代。「這是醫學史上最重要的項目之一，」他寫道，「它的成功要靠各位家長的配合。我們確信，您肯定希望自己的孩子參與其中。」通過這樣的宣傳，志願參加試驗被描述成了賜予青少年的特權，這些特別的孩子還將得到光榮的稱號：「脊髓灰質炎先鋒」。在為父母準備的許可函上，原本常用的句子「我在此許可」被改成了「我謹此要求」，這樣的改動意味著不是每一個孩子都能成為被選中的幸運兒。8
基金會也宣傳了潛在的風險，不過人們很快就把這些風險置之腦後。聽起來讓人不適的「人體試驗」被「疫苗實地研究」取而代之，這個新的表述更加溫和，帶著學院派的風味。家長們被告知，滅活病毒溶液「不會引發脊髓灰質炎」，而且「已經有超過5000位志願者安全地使用了這種疫苗，其中包括索爾克醫生本人、他的妻子以及3個年幼的兒子」，至於安慰劑，那是一種「無害的溶液，只是不能預防脊髓灰質炎」，注射過程「只有一點點痛」，「沒有負面影響」。基金會甚至自信地宣稱，「疫苗的安全性已經得到了證明」，本次試驗唯一的目的是「確定疫苗是否能提供足夠的保護，對抗癱瘓性脊髓灰質炎」。9
在1953年秋天離開國家基金會之前，哈里·韋弗以私人身份做了一筆交易。當時，疫苗實地試驗剛剛進入策劃階段。在多倫多，康諾特實驗室正在利用一種名為199培養基的特殊溶液大量培育脊髓灰質炎活病毒；在匹茲堡，喬納斯·索爾克和他的團隊忙著改進疫苗。問題在於，索爾克既沒有時間也沒有設備來製造實地試驗所需的大量疫苗。這樣大規模的疫苗生產需要商業資源。
1953年春，韋弗聯繫了底特律的派克-戴維斯藥廠，問他們是否有興趣生產索爾克的脊髓灰質炎疫苗。選擇派克-戴維斯順理成章，美國內戰剛剛結束，這家藥廠就成立了，多年來他們做出了不少成就：首次分離出純腎上腺素，這也是人類成功分離的第一種純激素；向市場推出第一種抗組胺藥苯海拉明，首次通過化學合成法生產抗生素氯黴素。更重要的是，這家藥廠對病毒性疫苗和細菌性疫苗的研發很有興趣。韋弗與派克-戴維斯達成的默契對雙方都沒有正式的約束力。這只是一個口頭協議，基金會仍有權尋找其他廠商。10
最初的幾個月裡，派克-戴維斯獨佔了脊髓灰質炎疫苗的生產。每週康諾特實驗室都會開出一輛滿載著脊髓灰質炎活病毒的旅行車，穿過加拿大邊境前往底特律。派克-戴維斯在底特律建立了一家工廠，他們按照索爾克提供的方法，在這裡生產脊髓灰質炎疫苗。生產過程相當複雜，問題很快出現了。時間緊迫，派克-戴維斯迫切希望加快腳步。於是產品出了問題，藥廠責怪索爾克的方法有問題，索爾克又反過來指責藥廠。更糟糕的是，索爾克還在進一步改善產品，這意味著他向派克-戴維斯提供的方法總是在變動。「病毒類型、甲醛用量、溫度、滅活時間、酸度……要考慮的因素有很多，我沒有足夠的時間來改進我的產品，確定什麼樣的條件組合製造出來的疫苗最適合實地試驗，」後來他說，「但我發現……韋弗答應了對方，讓我來協助他們生產疫苗。」11
出現問題幾乎是必然的。由於缺乏適當的監督，派克-戴維斯發現自己無法可靠復現索爾克的成果。早期好幾個批次的疫苗中出現了脊髓灰質炎活病毒，於是基金會很快調整了計劃。1953年秋，奧康納邀請其他藥廠參與疫苗生產，其中包括禮來製藥公司、惠氏公司、沙東公司、卡特實驗室和皮特曼-摩爾公司。雖然派克-戴維斯並未出局，但它短暫的壟斷時代結束了。12
但奧康納發出的邀請頗有風險。製藥企業必須修建昂貴的廠房，實地試驗很可能失敗，而且在試驗進行期間，他們生產的疫苗必須無利潤出售。當然，如果一切順利，實地試驗大獲成功，政府同意為索爾克疫苗發放商業生產許可，那麼未來這些公司會得到豐厚的投資回報。選擇權在他們自己手裡。
同時基金會也採取了更嚴格的質量控制措施。每一批疫苗都要經過三重測試，分別由藥廠、索爾克實驗室和公共衛生局進行，以確保疫苗的安全性和效果。此外，奧康納和托馬斯·裡弗斯還督促索爾克制訂一套固定的技術規範供藥廠實施。「你必須把每一件事闡述清楚，任何事情都不能想當然，」裡弗斯回憶說，「因為一旦出了什麼問題，你沒法跟那些藥廠說，『鬼知道你們能幹出這樣的事兒來啊』。每一件事都必須白紙黑字地寫下來，包括字母i上面那個點，t中間的一橫。」13
但索爾克卻遲遲沒有寫出這份指導書，各種自相矛盾的要求讓他不堪重負。幾周之後又過了幾個月，政府方面的兩位病毒學家，喬·斯馬德爾和威廉·沃克曼接下了這份工作，利用索爾克提供的筆記來起草技術規範。大家都鬆了口氣。「你們幫了我的大忙，」索爾克對他們說，「我沒法兼顧技術規範和實驗室裡的工作。」14
最後，1954年實地試驗中採用的所有脊髓灰質炎疫苗由兩家藥廠提供：禮來製藥和派克-戴維斯。有了更詳盡的技術規範和更嚴格的質量控制措施，派克-戴維斯解決了生產過程中的問題。其他4家公司（惠氏、沙東、卡特和皮特曼-摩爾）準備等到第二年，政府向索爾克疫苗發放商業許可後再進入市場。
那年秋天，索爾克在自己39歲生日那天收到了一封電報，發報人和他一樣為試驗項目殫精竭慮。「再老一歲，你才會理解生活，」電報裡開玩笑說，
在那之前，你還得靠百老匯120號裡的智者和阿爾伯特（不是愛因斯坦）的照拂，才能安然度過這段青春期。再過20年，這段時光將變成有趣的回憶，你也將成長為男人。到那時候，我也將回歸我的正常工作。最美好的祝願，來自過來人——巴塞爾·奧康納。15
與此同時，負責評估本次試驗的人正在密歇根大學搭建自己的舞台。醫學院的老婦產醫院是一幢搖搖欲墜的磚結構建築，幾個街區外的新醫院早已接替了它的使命；1954年2月，托馬斯·弗朗西斯在這座被廢棄的醫院裡建立了疫苗評估中心。對喬納斯·索爾克來說，這個地點有著特殊的意義。他製造疫苗是為了挽救孩子們的生命，而他的兩個兒子（彼得和達雷爾）正是在評估中心現在所在的這幢房子裡出生的。
基金會按照承諾提供了資金，弗朗西斯開始幹活了。他的預算實際上是無限的，包括薪水支出、設備購置、物資補給、差旅、通信、統計工作、編輯與編碼、裝訂與製表、改建工程以及大學的間接支出。基金會曾經預見到了人們對安全問題的擔憂，並相當傲慢地忽略了這一點，不過，沒過多久，弗朗西斯就發現自己正面臨這個問題。人們看到新聞報道或是聽到流言，說索爾克疫苗有「隱藏的危險」，質疑聲潮水般湧向評估中心。加州幾個衛生部門表達了對滅活過程的擔憂。弗朗西斯能確保疫苗中沒有殘存的活病毒嗎？也許他可以親自跑一趟，解決人們的顧慮。（弗朗西斯真的這樣做了。）紐約州伊利郡的衛生官員擔心「可能出現其他病毒」，這些不可見也無法測試的小傢伙，也許會通過生產過程中採用的猴子腎組織進入疫苗。（弗朗西斯給他們寄去了滅菌程序的資料。）密歇根官員聽說「疫苗制備時曾出現過類似結核菌素的反應」，真有這回事嗎？（「我告訴他們，」弗朗西斯表示，「你們說的是啥意思，我們似乎都聽不懂，根本就沒人想到過還會有這種事。」）16
沒人懷疑弗朗西斯評估工作的獨立性和公正性。但是，有的衛生官員認為弗朗西斯和基金會的關係太過緊密，他們希望徵求其他人的意見，也就是說跳出索爾克周圍的小圈子。猶他州一位官員聯繫了兩位可能提供幫助的人：薩賓和恩德斯。「我們即將開展免疫項目，」他寫道，「您曾通過非正式渠道宣稱這種疫苗可能有危險。能請您向我們提供一些信息嗎？」17
不出所料，薩賓直言不諱地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他反對「牽涉到數萬兒童的大規模試驗」，索爾克疫苗使用了劇毒的馬奧尼病毒株，他懷疑美國政府壓根兒就不會為這樣的疫苗發放許可。恩德斯的疑慮同樣深重，但他表達的方式要圓滑得多。他認為，疫苗試驗應「控制在相對較小的範圍內」，「直至全部技術程序實現標準化，保證絕對的安全」。恩德斯私下裡說的話比這更進一步。一位朋友寫信詢問他這件事是否進展太快，他回答說：「當然，你提出的問題正令我們所有人深受折磨。」18
毫無疑問，這裡的「我們」指的是活病毒疫苗的信徒，索爾克不屬於這個陣營。但是正如弗朗西斯發現的，這麼大規模的試驗，各種不安已經浮上水面，必須設法解決。成千上萬的孩子要注射一種人們知之甚少的疫苗。如果對質疑者置之不理，忽略所有抱怨和反對的聲音，整個項目可能出現危險。
不過，最沉重的打擊來自誰都沒有想到的地方。1954年4月4日，名流八卦之父沃爾特·溫切爾在熱門的週日晚間廣播節目中發起了對索爾克疫苗的攻擊，後來溫切爾的傳記作者形容說，這是他「一生中最魯莽的一次攻擊」，在溫切爾長達30多年的職業生涯中，這麼猛烈的攻擊並不多見。「各位，請注意！等會兒我要報道一種新的脊髓灰質炎疫苗——它可能會要人的命！」他的開場白一如既往地誇張短促。廣告之後，溫切爾回來了：
晚上好，美國的先生女士們，以及海上的所有船隻……各位醫生，所有家庭，請注意：國家小兒麻痺基金會計劃本月給100萬名兒童接種一種新疫苗……美國公共衛生局測試了10個批次……（有人告訴我）他們發現，其中7個批次的疫苗含有活的（不是死的）脊髓灰質炎病毒……幾隻猴子因此死亡……這種疫苗名叫索爾克疫苗，以匹茲堡大學的喬納斯·索爾克博士命名。19
溫切爾的信息來自保羅·德克呂夫，這位暢銷科學作家20世紀30年代曾在巴塞爾·奧康納手下幹活，後來隨著帕克-布羅迪疫苗的失敗，他也丟掉了這份工作（見第3章）。德克呂夫顯然居心叵測，溫切爾大概是想要勁爆頭條。於是，他們共同發起了對疫苗試驗的猛烈攻擊。
細說起來，溫切爾的故事並非全然杜撰。通過國立衛生研究院（NIH）內部的消息源，德克呂夫得知，派克-戴維斯和禮來製藥最近生產的疫苗有4個批次檢出了活病毒，猴子注射這些疫苗後出現了脊髓損傷，很可能是脊髓灰質炎。作為生產技術規範的作者之一，威廉·沃克曼十分擔心，他建議推遲實地試驗，用他的話說，直至疫苗「安全性達標」。對基金會來說，這簡直是噩夢成真。如果實地試驗不能在1954年的脊髓灰質炎季節到來之前全面展開，那他們就必須再等一年，此前的所有努力都將付諸流水，全國的孩子也會面臨危險。20
NIH在位於貝塞斯達的總部召開了為期一周的緊張會議。奧康納和湯姆·裡弗斯代表基金會出席，NIH院長威廉·西佈雷爾和他的首席助手詹姆斯·香農代表政府。索爾克和世界一流的脊髓灰質炎病理學專家戴維·博迪恩都收到了邀請。仔細查驗證據之後，博迪恩作出了判斷。「那個不是脊髓灰質炎，」他說，「這個也不是，還有這個，但最後這個可能是脊髓灰質炎。我們最好再測試一下。」21
博迪恩的發言意義重大，最終拯救了試驗項目。所有人一致同意，派克-戴維斯和禮來製藥出現的問題是可以修正的，但還是需要更好的安全措施來確保疫苗產品的一致性。NIH的代表希望大幅增加測試樣本的數量，每批疫苗應該用幾百隻猴子來測試，而不是現在的幾十隻。基金會代表爆發了。「350隻猴子？」奧康納反擊道，「每一批？全國都找不出買得起這種疫苗的人。」裡弗斯的反應更加激烈。「我一輩子都在搞疫苗，」他惡狠狠地瞪著詹姆斯·香農，「要我說的話，你不如把你的筆和本子塞進自己的屁股裡。」裡弗斯回憶說，就因為這句話，奧康納把他趕回了紐約。22
在博迪恩的斡旋下，雙方達成了妥協。三重測試繼續保持，不用犧牲更多猴子，現有的技術規範保持不變。但是，現在生產商必須連續製造出11批安全的疫苗，才能將其中一批投放給公眾使用。如果11批中哪怕有一批疫苗未能通過組織培養測試，或是在猴子身上引發了脊髓灰質炎，那麼其他10批也必須一併銷毀。此外，沃克曼堅持讓索爾克在匹茲堡地區對5000名兒童進行一次快速的實地試驗，確保商業性疫苗可用於大規模試驗。等到這次試驗的結果出來以後，NIH和基金會疫苗顧問委員會再做最後決定。
幾天後，溫切爾的節目播出了，造成了極其惡劣的影響。各地衛生官員開始重新考慮實地試驗項目。密歇根州醫學學會建議抵制索爾克疫苗，「直至我們得到進一步的擔保……確認它不會給我們的孩子帶來任何損傷」。托馬斯·弗朗西斯打電話給學會表示抗議，別人告訴他，溫切爾的節目「讓人們十分困惑，很多人打電話來說很懷疑項目能否繼續進行……公眾意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23
基金會發起了反擊。沒錯，他們承認，有幾批商業生產的疫苗沒能通過「科學能做到的最嚴格的安全測試」。但這是個好兆頭，說明三重測試的確非常有效。索爾克已經給匹茲堡地區的幾百個孩子注射了疫苗，包括他自己的三個孩子，沒有一個人出問題。現在，他正在進行進一步的測試，以保證疫苗的絕對安全。媒體要求索爾克就此事件發表意見，索爾克說溫切爾是個「隔岸觀火的傢伙」，並補充說：「他的統計數據有問題，對風險的理解也不對。如果他當時給我打個電話，我本來可以向他解釋。但這傢伙只想製造轟動。」24
4月中旬，索爾克報告了匹茲堡小型實地試驗的結果。初步結果顯示，沒有任何一個孩子出現「超乎預期的反應」。4月25日，基金會疫苗顧問委員會一致同意開展更大型的實地試驗。幾小時後，公共衛生局也達成了一致。看起來大部分家長都準備好了走出下一步。大部分，但不是全部。後來，基金會估計，溫切爾的廣播節目和相關報道大約讓15萬名兒童退出了這次試驗，約占總參與人數的10％。25
4月26日，在弗吉尼亞州麥克萊恩的富蘭克林·謝爾曼小學，6歲的蘭迪·克爾站在隊伍的最前面，昂首挺胸露出微笑。一位護士捲起他左邊的袖子，理查德·馬爾瓦尼醫生給他注射了疫苗。「幾乎沒有感覺，」美國第一位脊髓灰質炎先鋒自豪地表示，「還沒有打青黴素疼呢。」26
接下來的幾周裡，這一幕還將重複數萬次。每所參與試驗的學校都成立了疫苗小組，由5名成員組成：一位負責注射疫苗的醫生，一位護士，一位臨床記錄員，還有兩位臨床助手。孩子們被帶到指定區域等待，幾位志願者（通常是學生的母親）負責維持秩序。然後，孩子們一個個地在老師的帶領下進入注射室，確認身份。臨床記錄員錄入注射日期，找出家長的申請表格，檢查疫苗批號。接下來，臨床助手幫助孩子做好準備（「捲起左袖，露出肱三頭肌；用無菌棉球蘸上消毒劑擦拭注射點」），護士打開裝著櫻桃色液體的小藥瓶，用注射器抽取液體（「5毫升的注射器可接種5劑」），每注射一次就換一根新的針頭。接種疫苗之前，醫生會向記錄員複述疫苗批號。另一位助手負責處理用過的注射器、針頭和紗布片。孩子走出去的時候，志願者會給他一根棒棒糖。
在肯塔基州的列剋星敦，幾十個孩子來接種第一劑脊髓灰質炎疫苗，但他們沒有家長簽名的表格。一位目擊者表示：「外面狂風暴雨，但這擋不住人們的腳步。4位母親穿上防水鞋套和雨衣，攀過小山，穿過鄉間小徑，挨家挨戶地找到了這些孩子的父母，拿到了他們的申請表。」在紐約，為了安撫移民孩子和他們的父母，志願者用他們的母語向他們解釋試驗的來龍去脈。在亞拉巴馬州的蒙哥馬利，黑人孩子們在一所白人公立學校的前院裡接種索爾克疫苗，按照南方的種族禮儀要求，別人只能叫他們的名字，不能叫姓，而且他們不能使用學校裡的洗手間。「他們似乎不覺得這是一種羞辱，反而習以為常，」一位基金會官員回憶道，「這才是最糟糕的地方。他們覺得事情理所當然就是這樣的。」27
試驗過程中，哪裡一切順利，哪裡出了錯，托馬斯·弗朗西斯的日誌一一記錄在案，這份日誌裡有輝煌的成功，也有痛苦的挫折，還有無窮無盡需要解決的問題。比如說：有個孩子第一次接受注射，護士不小心給他接種了兩劑疫苗。那下一劑的注射需要取消嗎？（不用，照原計劃執行。）有個孩子接種了第一劑疫苗，卻漏掉了第二劑，她還要再接種第三劑嗎？（要，兩劑總比一劑強。）有個孩子搬到了另一個郡，父母希望讓他繼續接種疫苗，但誰也不知道他接種的是真正的疫苗還是安慰劑。能不能把編碼告訴地方官員？（絕對不行，編碼是最高機密。）
有的問題沒法解決。在紐約州的斯克內克塔迪，護士無意中誤用了一具留有殘液的注射器，「給一個應該注射安慰劑的孩子注射了大劑量的疫苗」（或者反之）。在愛荷華州的達文波特，有個校長的辦公室沒上鎖，全校的疫苗注射記錄都被偷走了。在北卡羅來那州的吉爾福德郡，醫生「拿走了疫苗的小藥瓶，打算留給自己家和密友家的孩子」。28
每當有接受過注射的孩子生病，質疑聲就會響起。安慰劑是否含有雜質？針頭和注射器是否經過嚴格消毒？疫苗是不是引發了過敏反應，甚至引發了脊髓灰質炎？出現明顯脊髓灰質炎症狀的每一個孩子都會由一位醫生和一位理療師進行檢查，血樣和便樣被送往地區性實驗室，實驗室再將檢查結果火速送到安娜堡的評估中心。一旦出現死亡病例，弗朗西斯就會接到電話通知。比如說，5月31日，弗朗西斯接到通知，「密西西比州傑克遜市參與了注射試驗的7歲男孩萊恩死亡」。前一天，萊恩因為「嚴重頭痛、劇烈嘔吐」而入院，幾小時後死亡。弗朗西斯花了幾個小時拼湊事件全貌。他打電話詢問了男孩的醫生、當地的衛生官員和解剖屍體的病理學家。由於病理學家懷疑小男孩的死因是頭部創傷，所以他沒有採集死者的便樣，也沒有提取脊髓以供分析。現在，「要去找這些證據已經太晚了」，弗朗西斯痛苦地寫道。男孩的屍體已經做了防腐處理。29
但弗朗西斯抓住了其他線索。他發現，解剖屍體時在場的人相信萊恩死於「腦部水腫」，而且當時男孩佩戴著頸部護具，因為他幾周前受過傷。弗朗西斯認為，從醫學的角度來看，這個證據很有說服力。兒童死亡的原因很多，他們經常會生病。弗朗西斯發現，這份工作最困難的地方，也許正是如何判斷孩子到底是死於疫苗，還是其他普通疾病。俄克拉荷馬州有個孩子死了，愛荷華州又有個孩子死了，西弗吉尼亞州還有一個。這些孩子都參與了注射試驗，都曾接受過第一劑和第二劑注射。他們的死亡與接種疫苗有關嗎？30
弗朗西斯沒有放過任何一個細節，用他的話來說，是為了「預防溫切爾事件重演」。這是一份壓抑而繁重的工作。參與1954年疫苗試驗的兒童超過130萬人，其中會有數百人死去——排在死亡原因第一位的是意外事故，然後是癌症、肺炎和脊髓灰質炎（占死亡人數的5％）。每當有悲劇發生，弗朗西斯就會接到電話。他埋頭前行，挨個調查；弗朗西斯深知，如果出現太多無法解釋的病例和死亡，那公眾對疫苗試驗的信心很容易被壓垮。弗朗西斯從心底裡堅信疫苗是安全的。索爾克畢竟是他一手教出來的，而且他職業生涯的絕大部分時間都在研究病毒滅活技術，包括脊髓灰質炎病毒滅活。不過，弗朗西斯回憶說，那時候他最怕的就是辦公室的電話在深夜裡突然響起，鈴聲裡藏著無以言表的噩耗。31
春天過去，學年結束，脊髓灰質炎流行季節開始，實地試驗也結束了。雖然試驗遇到了很多問題，但取得的成就也相當輝煌。超過60萬名兒童至少接受了一次注射，其中三分之二的孩子來自注射對照區，另外三分之一的孩子來自觀察對照區。最讓人震驚的是，這60萬名兒童中接受了全部三次注射的比例高達95％，這表明密集的全國性宣傳和各地社區的努力卓有成效，眾多家長為這場激動人心的聖戰作出了巨大貢獻。
當然，如果疫苗效果不佳，這一切都毫無意義。所以接下來，所有目光都轉向了安娜堡的疫苗評估中心，這裡一片忙亂，每天有兩批鼓鼓囊囊的郵袋到達，弗朗西斯帶領團隊夜以繼日地採集、處理、編碼、闡釋送來的數據。擁有高速計算機的我們很難想像他們當時的工作有多繁重。參與試驗的兒童共有1349135名，他們要為每一個受試兒童建立檔案。每當有新的數據到達，檔案就需要更新，然後反覆檢查有無錯漏。為了建立分析模型，弗朗西斯從美國人口調查局徵召了慣於處理大數據的統計學家。為了對數據進行編輯和編碼，他以1.25美元的時薪僱用了幾十位密歇根大學的研究生。有的數據以速記法記錄下來，有的數據謄抄到穿孔卡片上，送往底特律的IBM公司，用「十進位制的磁鼓存儲機器」將結果編製成表，當時的機器用的是一種新的編程語言，很快大家就知道了它的名字：FORTRAN。弗朗西斯總共僱用了120個人，員工薪水、製表費用和大學的間接支出花掉了一大筆預算。32
弗朗西斯一點都不急。他說，工作「該做完的時候自然就會做完」。他不打算開新聞發佈會，也不打算定期匯報進展，更不會允許員工洩密。所有工作都應該靜悄悄地完成，他必須不受干擾。33
雖然奧康納同意了弗朗西斯提出的這些條件，但他從沒想過徹底地置身事外。考慮到最終結果與他休戚相關，徹底將他排除在外不但很不公平，還會影響未來的計劃。奧康納想要的不多，只要弗朗西斯透點兒風聲就夠了。但他真的什麼消息也沒拿到。
不過，奧康納對喬納斯·索爾克充滿信心。所以在那個夏天，他進行了一場豪賭，他認為疫苗實地試驗一定會成功，他們會贏得政府的許可和公眾的廣泛支持。奧康納召集6家醫藥公司參與了一場閉門會議，代表國家基金會向他們提供了900萬美元的資金，讓他們以正常的利潤生產索爾克疫苗，如果一切進展順利，1955年基金會手裡就會有足夠的庫存。對醫藥公司來說，這是個雙贏的方案。無論試驗結果如何，他們都有利可圖。6家公司都踴躍地簽了字。34
對喬納斯·索爾克來說，這幾個月的等待更加難熬。作為一個天生的完美主義者，他不斷改進疫苗。抱著日益增長的不安，他發現自己測試過的疫苗有幾批隨著時間推移而失去了效果。索爾克很快發現了原因。在試驗正式開展的前夕，NIH的代表要求向疫苗中添加防腐劑硫柳汞，以預防細菌和黴菌的滋長。索爾克抗議說，產品長期存放才需要添加硫柳汞，現在這些疫苗很快就會用掉，而且更糟糕的是，硫柳汞可能破壞疫苗。但他的抗議無濟於事。35
索爾克說的沒錯。現在看來，添加硫柳汞的確削弱了Ⅰ型脊髓灰質炎滅活病毒的效果。索爾克寫給裡弗斯和弗朗西斯的信越來越焦躁，他在信中列出了那幾批他知道的效果可能被防腐劑大幅削弱的疫苗批號，希望弗朗西斯能考慮到這個因素，從最終結果中剔除這幾個批次，或者至少在寫報告時提到這個問題。但弗朗西斯沒有做出任何承諾，決定權在他自己手裡。「硫柳汞破壞了疫苗，」索爾克痛苦地回憶道，「如果不是他們硬要把硫柳汞灌進我的喉嚨，那麼實地試驗中疫苗的有效率應該接近100％。」這個教訓他會銘記很久。36
弗朗西斯的評估工作花了差不多整整一年時間。1955年3月初，他告訴奧康納，活兒基本幹完了，他準備坐下來撰寫最終的報告。弗朗西斯說，寫報告大概要花一個月時間，不過他沒有透露報告內容。
應該什麼時候宣佈結果？報告應該送往哪裡？脊髓灰質炎季節很快又要來了。如果弗朗西斯的報告是正面的，而政府也能迅速發放疫苗許可，那麼基金會或許能夠及時發放儲備的疫苗，濟世救人。奧康納給了弗朗西斯4個時間點，讓他挑一個，其中兩個日期在3月底，兩個在4月初。弗朗西斯順理成章地挑了最晚的日期。那是1955年4月12日，也是富蘭克林·羅斯福的十週年忌日。奧康納說這是個巧合，批評者表示顯然是宣傳噱頭，真相也許介於二者之間。
應該在哪兒發佈報告，這也是個令人頭疼的問題。弗朗西斯希望能找個科學大會，或者醫學大會，這樣他可以直接向業內同行發佈報告，不用面對外界的壓力。奧康納則希望把陣勢搞大點兒，一方面慶祝科學成就，另一方面向一毛錢進行曲致敬。他覺得，沒必要在這樣的時刻保持低調。「就算湯米要在男廁所裡發佈結果，記者和攝影師也會衝進去的。這事兒比我們所有人加起來還重要。」37
索爾克也有自己的想法。他希望在華盛頓的國家科學院發佈報告，弗朗西斯、約翰·恩德斯、約翰·保羅、阿爾伯特·薩賓和其他大部分脊髓灰質炎研究者都是這家精英機構的成員，除了索爾克自己以外。國家科學院在科學界享有盛譽，在這兒發佈報告，各大媒體必定會蜂擁而至。如果弗朗西斯的報告是正面的，索爾克的院士之路也許會走得更快。匹茲堡一位同事說：「喬納斯像個小男孩一樣高興得在實驗室裡團團轉，笑得嘴都合不攏，他跟我們說，『看來我們沒準能進科學院』。」38
但沒人支持他的意見。基金會官員覺得這主意太精英主義，不予考慮。然後索爾克又建議在匹茲堡大學發佈，但弗朗西斯不肯。如果要在學術機構發佈報告，那必須在弗朗西斯的主場，畢竟整個評估過程都是在那裡完成的。密歇根大學的官員表示熱烈歡迎。他們推薦在拉克姆禮堂發佈報告，這座典雅的建築是研究生院主樓，會場大小足以滿足基金會的任何設想。校方保證為媒體提供足夠的席位，保持會場肅穆得體，於是發佈地點最終花落安娜堡。
這些年來，唐娜·索爾克幾乎沒有跟丈夫一起外出旅行過。她要照顧年幼的孩子，抽不出什麼時間來。所以，當她的丈夫邀請她帶著孩子一起前往密歇根，看起來似乎有點奇怪。「事前我們沒有聽到任何風聲，也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兒，完全兩眼一抹黑——包括喬納斯自己，」她回憶道，「我們就這麼出發了，一對父母帶著三個孩子第一次坐上了飛機。」39
索爾克一家住在英格利斯大宅，這幢房子位於密歇根大學附近，曾經是一座莊園，現在則是專供VIP的客房。這時候，關於弗朗西斯報告的小道消息已經滿天飛了。《紐約世界電訊》言之鑿鑿地說索爾克疫苗「100％有效」，並（荒謬地）補充說：「在去年春天的全國性試驗中接種了疫苗的孩子沒有一個染上這種可怕的疾病。」在匹茲堡，記者約翰·特羅安得知，近期NIH的官員拜訪過索爾克實驗室，商討疫苗許可事宜。「它並不完美——沒有哪種疫苗是完美的，」特羅安聲稱，但「醫藥界人士表示該疫苗『棒極了』」。40
4月12日清晨，與奧康納、索爾克和其他人共進早餐的時候，湯米·弗朗西斯終於打破了沉默。他說，實地試驗的結果是樂觀的，我的報告你們肯定樂於接受。雖然索爾克對此並不驚訝，但他還是如釋重負地長歎了一聲。幾個人握手之後一同前往拉克姆禮堂，那裡有超過150名記者擠在三樓的臨時媒體區裡。按照計劃，每位記者會在9點10分準時領到一份資料，裡面包括弗朗西斯報告的摘要；根據雙方的君子協定，在弗朗西斯的演講開始之前，他們不得對外洩漏消息。回頭去看，這樣的要求簡直就是奢望。密歇根大學媒體辦公室的助手來得晚了一點，9點17分，他們到達現場，差點引起了騷亂。助手們擔心自己的安全，他們跳到旁邊的桌子上，把資料扔給下面擁擠的人群。一位記者表示，現場簡直就像「一群餓狗撲向垃圾桶」。41
9點20分，君子協議被打破了。第一個向全世界公佈消息的是NBC新節目《今日秀》的主持人戴夫·加羅韋，可愛的黑猩猩搭檔J.弗雷德·馬格斯在他身旁恰到好處地咧嘴微笑。加羅韋引用了密歇根大學發放給媒體的資料，「疫苗安全、有效、效果良好」。懸念終於塵埃落定。學校裡的孩子和廠裡的工人從擴音器裡聽到了這個消息，圍在收音機旁的白領聽到了這個消息，在百貨商店、法庭和咖啡店裡，人們毫不掩飾地流下了如釋重負的熱淚。對很多人來說，4月12日就是第二個對日作戰勝利日——戰爭結束了。「我們又安全了，」作家弗蘭克·迪福德當時是巴爾的摩的一名中學四年級學生，他回憶說，「我們在教室裡歡呼慶祝，就像金鶯隊或者小馬隊【1】贏得了一場重要比賽。我們聽見外面也響起了歡慶的汽笛聲和教堂的鐘聲，我們征服了脊髓灰質炎。」42
弗朗西斯站起來發言的時候，數百萬人已經知道了他的秘密。那天早上，拉克姆禮堂裡有500位尊貴的聽眾和15個攝像團隊，他們期待的是一場乾脆利落的演講。但弗朗西斯講了足足98分鐘，冗長的發言中點綴著表格和幻燈片。後來媒體善意地揶揄他說，這場演講簡直就像不讓人睡覺的酷刑，這時候，巴塞爾·奧康納體貼地送去了一張撫慰的紙條。「湯米，星期二早上你做的事是對的。」紙條上寫道，「你詳盡的發言先發制人地消滅了那些可能的懷疑。你的演講有力地強調了數據的有效性和公正性。」43
弗朗西斯說得很清楚，疫苗是安全的，但質量參差不齊；有的批次預防疾病的效果大大優於其他批次。然後，他宣佈了結果：
如果採用觀察對照區的數據，那麼可以認為疫苗預防癱瘓性脊髓灰質炎的有效率為60％～80％，預防Ⅰ型脊髓灰質炎的有效率為60％，預防Ⅱ型和Ⅲ型脊髓灰質炎的有效率為70％～80％。
弗朗西斯一直不太信任觀察對照區的數據。他認為，願意讓孩子接種疫苗的父母和不願意的父母之間有各種文化差異和經濟差異，這些因素肯定會干擾試驗結果。此前，他自己的研究已經表明，「脊髓灰質炎先鋒」家庭受教育程度和經濟收入更高，住的「社區更好」、家庭衛生條件「更佳」——這些孩子基本屬於「中產階級」，而觀察對照組的孩子普遍屬於「下等階層」，前者罹患脊髓灰質炎的風險本來就高於後者。弗朗西斯說，考慮到這個因素，評估中心對注射對照區的數據「更有信心」，因為在注射對照區，接種疫苗的孩子和接種安慰劑的孩子生活的環境「基本相同」。他繼續發言，「在此基礎上，」
也許可以說，這些地區的疫苗預防癱瘓性脊髓灰質炎的有效率為80％～90％，預防Ⅰ型脊髓灰質炎的有效率為60％～70％，預防Ⅱ型和Ⅲ型脊髓灰質炎的有效率為90％以上。44
原始數據的統計結果是這樣的：
有一點很清楚：雖然弗朗西斯發表的結果是正面的，但比起引發了公眾狂歡的媒體報道來，卻顯得有些遜色。有人質疑疫苗的效果能持續多長時間，整體成效如何。一位作者寫道：「事實上，Ⅰ型病毒是大部分癱瘓病例的元兇，針對這種病毒，60％～70％的有效率算不上萬無一失；反過來說，這意味著有30％～40％的疫苗沒有起效。」45
當然，索爾克並未提前看到弗朗西斯的報告。按照計劃，接下來就輪到他發言了。此時此刻，索爾克要做出一個艱難的決定。從一方面來說，弗朗西斯的結論對他固然有利，但從另一方面來說，也有不少遺留問題。對於這樣一份報告，他應該作何反應？他只需要簡單地感謝弗朗西斯的傑出工作嗎？還是應該努力消除人們的顧慮？在這樣一個時刻，這樣一個場合，他應該捍衛自己的研究工作嗎？還是說幾句慶功的漂亮話就好？
索爾克試圖兼顧兩頭。他走上台時，人們站起來表示歡迎。索爾克首先讚揚了弗朗西斯，「他的客觀性哪怕在科學家中也很罕見」，然後迅速地感謝了一連串的人：第一個是已經辭職的哈里·韋弗（相當漂亮的姿態），接下來是康納特實驗室的科學家，湯姆·裡弗斯和疫苗顧問委員會，一毛錢進行曲和巴塞爾·奧康納（「如果沒有他，這一切都不可能發生」），D.T.沃森之家和波爾克學校的人們，以及匹茲堡大學的各位院長和理事。那一天，索爾克感謝了所有人——除了他自己實驗室裡的員工。那一刻，這些人正驕傲地一起坐在擁擠的觀眾席裡，他們痛苦地感到自己被冷落了。46
然後，索爾克開始發表專業意見，有人認為，他的發言在這樣的場合顯得太激進了。索爾克宣佈，最近他對脊髓灰質炎疫苗做出了改進，現在的疫苗和弗朗西斯測試的那批完全不同，效果更好——這樣的發言很難看作是對試驗的支持，這些話以後會給他帶來麻煩。那天，索爾克強調了兩點：首先，新疫苗中去除了防腐劑硫柳汞，因此極大地提升了疫苗效果；其次，如果將三劑疫苗的注射間隔再拉長一些，抗體水平會進一步升高，持續時間更長，也許能夠實現長期免疫。弗朗西斯保守地稱讚索爾克疫苗的有效率為60％～70％，但索爾克自己一鳴驚人。「從理論上說，」他驕傲地宣佈，「我的1955版新疫苗和新的接種流程，也許能讓所有接種者對癱瘓性脊髓灰質炎100％免疫。」47
那天並不是所有人都為索爾克的演講歡呼雀躍。安娜堡的人群中，人們神情各異，有人憤怒，有人嫉妒，有人困惑。憤怒的人裡包括來自匹茲堡索爾克實驗室的同事，他們曾經期待自己的上司能誇自己幾句。考慮到實驗室裡徘徊不去的緊張氣氛，這樣的讚揚非常重要，而且已經遲到了很久。1953年索爾克發表脊髓灰質炎試驗「初步報告」時已經傷害了他們的感情，當時這份報告列出的作者只有一個，「喬納斯·E.索爾克醫學博士」，其他人的名字只作為協作者用較小的字號列印。朱利葉斯·揚納已經領教過索爾克的伎倆，他喜歡把別人的功勞統統據為己有。但現在，站在拉克姆禮堂的麥克風和攝像機前，索爾克似乎準備做出改變。「全世界都在傾聽，」一位職員回憶道，「整個世界都在側耳傾聽。他好像打算感謝我們的努力了。但他沒有。第二隻鞋一直沒有落地！」48
他為什麼會這樣做，這個問題一直爭議不休。索爾克的捍衛者堅持說他完美地遵循了科學傳統，他在正式出版的著作序言裡寫了，「來自喬納斯·E.索爾克醫學博士領導的病毒研究實驗室全體人員」。如果非要這樣說的話，那麼他的表態實在太微妙了，人們很難領情。實驗室員工希望得到的是正式的鳴謝，列出每一個人的名字，感謝他們為救命疫苗做出的貢獻，只需要抽出一分鐘，感謝他們多年來的辛勤服務。對於索爾克的緘默，他們覺得自己不但受到了忽略，而且遭到了背叛。那天晚上，拜倫·本內特乘火車返回匹茲堡，「一路上都在流淚」。數十年後，朱利葉斯·揚納仍無法擺脫當時被冷落的痛苦。「每個人都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得到認可，」他說，「索爾克卻把我們藏到了幕後。我花了很長時間才接受了這個事實。太讓人震驚了。」49
他們為索爾克沒有說的話黯然神傷，與此同時，其他人卻為索爾克那天早上說了的話震怒。弗朗西斯千辛萬苦搞完了數據分析，但索爾克卻宣稱新疫苗比他測試的那些要好，這無異於直接把1954年的試驗丟進了故紙堆。他似乎是在說，幹嘛要關心弗朗西斯的報告呢，他的發現已經不新鮮啦。「喬納斯的演講結束後，」弗朗西斯回憶說，「我憤怒地走到他面前。『真見鬼，你幹嘛要說這些，』我說，『你沒有權利宣佈疫苗100％有效。你在想什麼啊？』」50
湯姆·裡弗斯大發雷霆。他賭上了崇高的名望來支持脊髓灰質炎疫苗試驗，所以他不敢相信，作為這次試驗最大的受益者，索爾克居然如此輕率地詆毀試驗結果。裡弗斯覺得這無異於當面扇了他和弗朗西斯一個耳光，要知道，弗朗西斯為這個項目投入了一年時間，他本該得到無條件的讚揚。「在我看來，索爾克的發言是在含蓄地批評弗朗西斯主持實地試驗的方式，」裡弗斯告訴自己的傳記作者，「在那一天，本來不該有任何人、任何事搶去弗朗西斯的風頭。」在另一位作家面前，裡弗斯說得更加直接。「索爾克壓根兒就不該說話。」51
會議結束後，記者們飛奔去趕在截止期限之前發稿；在場的科學界大人物則前去參加另一場會議，在那個紛擾的4月下午，這場會議似乎無足輕重，但現在回頭去看，才發現它比當時的人們認為的要重要得多。聯邦疫苗許可的審批權在新成立的衛生、教育及福利部（HEW）手裡，公共衛生局現在成了HEW的下屬機構，局方官員來到安娜堡，向聚集在這裡的脊髓灰質炎專家徵求意見，是否應該立即為索爾克疫苗發放商業生產許可。考慮到弗朗西斯報告的結果十分樂觀，沒有理由懷疑疫苗會出問題。6家疫苗製造商聲譽卓著，他們的生產記錄或生產計劃也相當完善。此外，從未有任何醫療產品接受過這麼大範圍的測試，我們在非常短的時間內就瞭解到了很多東西。既然1954年的試驗表明索爾克疫苗是安全的，那麼可以合理地推測，精心準備的商業版疫苗也會是安全的。
速度至關重要。專家們知道，公眾正在迫切地呼籲新疫苗上市，於是他們匆匆認可了弗朗西斯報告和藥廠的生產計劃。大家都知道，這樣的審查並不全面，阿爾伯特·薩賓最為不滿，他發現自己正處在一個尷尬的位置上，他不得不簽字批准一種他自己並不信任的產品，否則就會被當成心懷妒忌、蓄意阻撓。所有程序在兩小時內就完成了。所有人一致贊成為索爾克疫苗發放許可，HEW部長奧維塔·卡爾普·霍比在華盛頓簽下了名字。國家基金會出資訂購的900萬劑脊髓灰質炎疫苗整裝待發。「對全世界來說，那真是精彩的一天，」霍比說，「創造歷史的一天。」52
約翰·R.保羅博士在1970年出版了一本書，《脊髓灰質炎史話》，他在這本書裡表示，自己對安娜堡當時的混亂十分反感。「評估中心費盡心力搜集了數據，我們付出了這麼多時間、金錢和精力，但接下來的喧囂讓我覺得這一切都被辜負了。」這麼想的人不光保羅一個。「現場的嘈雜令人噁心，」一位科學家回憶說，「就像四家超市擠在同一天開業……簡直不堪回首，我們所有人都為此深感恥辱。」53
保羅在私下裡流露了更深的憤恨，他覺得要不是有那麼多人衝鋒在前奠定了基礎，某人根本不可能達到那個高度。諾貝爾獎得主約翰·恩德斯婉拒了安娜堡的會議邀請，在一封寫給他的信裡，保羅焦慮不安地形容說，「如雷的歡呼」都獻給了索爾克一個人，「閃光燈啪啪響個不停」。雖然保羅把這場混亂的狂歡歸咎於媒體和基金會，但他的確很想知道，索爾克是否盡到了自己的努力，躲開聚光燈的照射。「你對脊髓灰質炎研究的貢獻不需要我來絮絮叨叨，」他告訴恩德斯，「我只希望他們能公平一點，該是誰的榮耀就應該給誰。」54
有人更加激進，他們指責基金會一手打造了「明星科學家」，也就是索爾克。保羅·克拉克寫信告訴密友湯米·弗朗西斯：「現在的宣傳這麼狂熱，說什麼脊髓灰質炎被打敗了，索爾克創造了奇跡，看到這樣的局面，我和很多人都深感不安。公眾很容易受騙……眼下反智主義高漲，簡直讓人害怕……我產生了這樣的衝動：舉起最鋒利的筆，盡我所能刺破這個氣球。」55
事實上，索爾克的非凡成就引發的公眾狂熱已經不可逆轉。在那個時代，公關逐漸滲透到社會每一個角落，媒體宣傳鋪天蓋地，就連科學界也不免受到影響。基金會將索爾克送上神壇，媒體推波助瀾，現在，這樣的索爾克必然會遭到學界同仁的敵視，被科學界排擠。這個國家需要一位特殊的英雄，多年來公眾鍥而不捨地支持脊髓灰質炎研究，需要有人來接受他們的歡呼，讓他們戰慄。公眾需要一個美國式的故事，足智多謀的孤膽英雄歷盡艱辛，利用現代醫學工具在實驗室裡創造了奇跡。總而言之，我們需要一位具體的救世主。
對科學家來說，索爾克自然成了笑柄，美國新一代奸商不擇手段扭曲真相的絕佳案例——要是真有人需要這樣的案例，看看索爾克就好了。既然學術界從最開始就對索爾克評價不高，那麼現在無數讚譽突然落到了他頭上，混亂在所難免。他做了什麼，值得人們這麼關注？他憑什麼得到這麼多榮譽？後來有人說自己早就預見到了這一切——就像眼睜睜看著火車出軌，完全無能為力。「我們知道，疫苗的成功……會讓他成為公眾眼裡的神祇，」一位基金會內部人士回憶道，「人們會誇大他工作的意義，將本該屬於恩德斯、博迪恩和其他很多人的成就歸功於他，讓他被其他科學家孤立。我們知道這一切……但那不是我們要操心的問題。」56
事實上，索爾克並非無辜的局外人。基金會很早就選擇了他來充當主力宣傳的科學家英雄，他也全力配合了這一策略，雖然他自己並未表現出興奮的情緒。站到台前的時候，他總是顯得對自己的名望完全漠不關心，似乎並不情願成為明星，面對讚譽，他侷促不安，面對榮耀，他毫不在意，這些技巧正是索爾克最偉大的天賦之一。1950年他第一次拍攝大片的時候，我們能夠清晰地看到這一點。給他拍照的是一家全國性雜誌，拍攝持續了一整天，索爾克累得夠嗆，然後他謙遜地要求雜誌不要寫出他的名字。他說，這樣就不會引來太多注意。（「出於某些愚蠢的原因，我希望您能這樣寫：照片攝於某位『基金會受益人』的實驗室。」）後來，記者和攝影師們會發現，索爾克似乎總是很不情願接受採訪和拍攝，但他從不會拒絕。他會警告媒體不要浪費他太多時間，還會抱怨他們耽擱了重要的工作，但是，儘管他老是這麼抗議，他對媒體的要求卻從來都很配合。57
和索爾克關係最近的記者是《匹茲堡新聞》的約翰·特羅安，他認為索爾克的不情願是真的。「索爾克非常內向，非常害羞，」他說，「他和我們打交道是迫不得已，其實他一點都不想。他更願意一個人呆著。」但其他人看到的是另一個索爾克，他對待媒體就像對待病毒一樣小心謹慎，對於他自己的照片，他的眼光簡直像電影導演一樣毒辣。朱利葉斯·揚納回憶說，索爾克是科學家中的異數。「喬納斯『在實驗室裡』的那些照片，穿著白大衣，周圍滿是實驗室設備和顯微鏡，然後他舉起培養瓶，專注地觀察——所有這些場景都是在攝影師到來之前在他辦公室裡或是哪間空屋子裡提前安排好的。」每位記者離開實驗室之前總會得到一個故事，揚納說，不過對於比較重要的消息，索爾克會選擇自己信賴的記者，比如約翰·特羅安。「喬納斯就是他自己的媒體經紀人，」揚納補充道，「他會精心篩選想要傳遞給外界的消息。」58
現代新聞廣播之父愛德華·R.默羅也出席了安娜堡的會議。默羅熱情、無畏、煙不離手，看起來有點像是遙遠的熱點現場或是戰地上穿著軍用風衣直播新聞的外國記者——這些事兒他真的幹過。戰爭期間默羅從歐洲發回了很多優秀的新聞報道，同時他還很擅長髮掘新聞人才，他的長期僱主CBS新聞因此成為行業的領導者。4月裡的一天，著名的廣播公司齊聚安娜堡，但默羅的出席仍然意義重大。他的到來讓這場科學界的樞機會議變得像黨派大會或是軍事行動一樣凝重。
默羅掌管著一檔晚間新聞廣播節目和兩檔每週一集的電視節目——《現在請看》報道當天的「硬骨頭」事件，《面對面》則是拜訪名流家庭的當紅節目，不過常常拍到尷尬的場面，彌爾頓·伯雷和瑪麗蓮·夢露都上過這個節目。默羅一直不太喜歡電視。作為一位記者，他的力量隱藏在言辭之中。（1951年，他首次登上電視節目《現在請看》，當時他坦承，「老團隊現在試著搞點新玩意兒」。）連默羅都上了電視，電視媒體的迅猛發展可見一斑，從來沒有任何一項發明這麼快就進入了美國的千家萬戶。1946年，整個美國共有17000台電視。三年後，西爾斯羅巴克公司首次在商品目錄上刊登了電視機廣告：價格為149.95美元，帶室內天線。到1955年，美國每兩個家庭就有一台電視，全國共有4000萬台電視。尼爾森收視率統計表明，晚上9點到午夜之間收看電視的美國人比聽收音機的還多，這個時間段也被各大廣播公司稱為「黃金時段」。59
默羅來到安娜堡主要是因為索爾克。幾個月前他們兩人見過面，當時默羅連夜坐火車來到匹茲堡，邀請索爾克在《現在請看》裡亮相。他沒怎麼費勁就說服了索爾克。默羅畢竟是個大人物，《現在請看》也是影響力最大的公共事務電視節目，他們挑選的都是其他人出於本能就會避開的主題，例如「紅色追獵」參議員約瑟夫·麥卡錫造成了什麼影響，原子能科學家J.羅伯特·奧本海默是否危害國家安全，美國士兵在朝鮮的士氣如何。默羅的關注讓索爾克受寵若驚，而且，這位著名記者表現出了這麼大的興趣，說明外界對他十分關注，對於一心想要成名的索爾克來說，這真是個好消息。索爾克覺得，終於有敏感、關心現實的人理解他選擇的道路了。「我見過的很多記者喜歡刨根究底，」索爾克回憶說，「但艾德·默羅不是那樣的人。我發現自己與他互動的分寸正合我意。他的想法十分純粹，善於內省和深思。他真的有一套。」60
2月22日，索爾克首次出席《現在請看》，節目時長半個小時。宣傳效果非常好，儘管索爾克半推半就地抗議了一下，但他還是成了脊髓灰質炎聖戰的焦點。默羅曾經目睹朋友和家人在脊髓灰質炎的魔爪中掙扎，他問索爾克疫苗的效果到底如何，索爾克胸有成竹地作出了解釋，他甚至「在節目現場」用華林牌攪拌機把猴子的腎組織打成了一堆類似麥芽粉的東西。默羅深受震撼。他覺得，如果實地試驗成功，這位謙遜的科學家將成為「僅次於神的人物」。61
4月12日晚上10:30，默羅在安娜堡的疫苗評估中心做了現場直播，弗朗西斯和索爾克坐在他身旁。「今天，」默羅的開場白說道，「一項偉大的研究邁出了一大步，這個房間裡傳出的好消息驅散了千萬美國家庭心頭的恐懼。」這一步到底有多大，目前還不清楚。一向謹慎的弗朗西斯表示，疫苗的「保護效果不容忽視」，默羅請求他說得具體一點，好讓普通觀眾能聽懂。「您的數據表明目前疫苗的有效率為60％～90％，具體取決於脊髓灰質炎的類型。那麼有效率能否達到95％甚至100％？有這樣的可能嗎？」62
這正是爭議的焦點，弗朗西斯報告的是目前的疫苗試驗結果，索爾克預言了未來的疫苗效果，二者之間的差別不容忽視。弗朗西斯仍堅持自己的觀點。他回答說，改善肯定是有的，「但是你說95％～100％，沒有哪種疫苗能真正……達到這個水平，除非是在非常理想的條件下」。
索爾克沒有在這一點上爭執，沒必要重燃戰火。「呃，事情也許的確如此，」他簡單地回答，但是，「我覺得進行這方面的嘗試非常有趣。」這個回答巧妙地表達了他改善疫苗的決心。很快默羅換了個話題，索爾克的表現更加出色了。
主持人：疫苗的專利權是誰的？
索爾克博士：要我來說，它屬於所有人。脊髓灰質炎疫苗沒什麼專利權可言，你能說太陽的專利權是誰的嗎？
這是索爾克最受推崇、被引用得最多的一句名言。是的，這是所有人的疫苗，慈善基金會領導了這場聖戰，大眾的獻身精神推動項目前進，數百萬筆小額捐款提供了資金，無數科學家付出了努力，熱忱的志願者完成了測試。生日舞會、劇院募捐、時尚秀、行動的母親、海報上的兒童，他們都是疫苗的功臣。公眾的努力促成了疫苗的誕生，它屬於每一個人。
正如一位作家的描述，這是一個「高尚而慷慨的回答」，反映了實驗室科學的至高價值。那天晚上索爾克沒有提到（也確實沒必要說）的是，國家基金會和匹茲堡大學都曾認真考慮過為疫苗申請專利權，不過最後他們放棄了這個想法，主要是因為索爾克自己的顧慮。1954年，幾位專利權律師拜訪了匹茲堡實驗室，開誠佈公地和索爾克討論過這件事。最開始，索爾克甚至拒絕和律師會談，他說自己沒時間。「我知道他的擔子很重，」首席律師曾如此抱怨，但「要是他抽不出幾個小時來談一談……我沒法做太多實際工作。」索爾克終於和律師坐下來開會，他迅速表明了自己的立場：和其他許多科研項目一樣，他的疫苗有很多基礎概念和技術是別人的。正如律師的記錄：
我們拜訪索爾克博士的目的之一是聽取他的意見，弄清疫苗研發過程中，有哪些東西是新的、可能申請專利的。其實在與索爾克博士面談之前，根據他已經發表的文章，我們已經很清楚，和其他類似的項目一樣，他的大部分成果基於他人的前期工作，索爾克博士本人也欣然確認了這一點。他表示，據他所知，疫苗的制備毫無創新之處，無論是組織培養還是病毒的制備……根據我搜集的資料，甲醛的使用也是老技術，他只不過根據脊髓灰質炎疫苗的實際情況進行了一些調整。就算在這個階段真能找到可以申請專利的創新點，那它所處的領域也會非常狹小，很可能沒有太大價值。63
從某種意義上說，索爾克證實了他的批評者多年來一直在重複，未來還將重複多年的觀點：他的疫苗沒有什麼讓人眼前一亮的真正的創新點。一切技術都是已有的，他的疫苗不過是臨時的權宜之計，等到更好的東西出現，它就會被取代。當然，對索爾克來說，這根本不是問題的重點。他從未宣稱過自己的研究是全新的；他的目標是證明滅活病毒疫苗能夠誘發人體對病毒性疾病的長期免疫力。滅活疫苗的技術已經相當成熟，但在此之前，它的商業應用範圍十分有限。通過疫苗的研發工作，索爾克利用別人的成果證明了大部分病毒學家，尤其是脊髓灰質炎領域的研究者不願意承認的一條真理：能帶來長期免疫力的不光是天然感染。
在那一刻，批評者沉默了。索爾克的疫苗顯然超出了他們的預期。「我必須承認，疫苗有效，這在我的意料之中，」約翰·保羅給巴塞爾·奧康納寫了一封不冷不熱的賀信，「但它的有效率讓我驚訝。我原本猜測有效率是50％～60％。」索爾克的確有理由樂觀。弗朗西斯的報告已經為他的疫苗贏得了合法性，而1955年的新疫苗看起來更棒。又一個夏天即將來臨，憂心如焚的父母終於可以鬆一口氣了。64
4月12日，《現在請看》節目結束後舉行了一場宴會。默羅像父親一樣摟著索爾克的肩膀說：「年輕人，一場大悲劇剛剛落到了你頭上。」「艾德，你說的是什麼意思？」索爾克問道。「你再也不是個默默無聞的人了。」默羅回答。65
事實上，默羅所說的悲劇正如潮水般洶湧而來。安娜堡會議正式確認了這位彬彬有禮的年輕科學家和他的救命疫苗深具潛力，情況變得嚴峻多了。「我們回到匹茲堡的時候，一切都變了。」唐娜·索爾克回憶道，「我得說，在我們看來，這樣的變化不是什麼好事兒。一下飛機，就有豪華轎車等著我們，還有警察護送。第一件事兒是這樣的，當時喬納森只有5歲，他回到家裡……直奔電話，打給他的朋友比利。喬納斯和我都聽到了他說的話：『嗨比利，我度假回來啦，現在我和我爸都出名了。』我們心想，好吧，還真是這麼回事。」66
接下來幾周，湯米·弗朗西斯一直閉門不理外界的喧囂。他寫信感謝艾德·默羅：「我想告訴你，我曾經擔心過一些事情，但回頭去看，現在的結局比我預想的好得多……多謝你和你的團隊。」他也寫信感謝了巴塞爾·奧康納：「評估中心能始終保持獨立性，您的公正與堅定功不可沒，我受益良多。有了您的支持，我們少了很多焦慮與煩惱。」最重要的是，他的生活和他供職的學校重新迎來了安寧，弗朗西斯欣慰地表示，他「一直盼著這場大戲趕快結束」。不過，他也提到，感覺自己就像「小鎮上的男孩，看見馬戲團已經離開，卻緊抓住他們車後面大象表演雜技用的桶不肯鬆手」。67
其實呆在聚光燈下的那段時間，弗朗西斯還是挺享受的。朋友寫信向他抱怨周圍的氣氛就像馬戲團似的，他回信說，這一切不可避免，而且也不是全然無益。參與這件事的人都知道，試驗結果出來以後，必然會爆發一場「感性風暴」。「奸商彈冠相慶」並未真正削弱這一成就的意義。為了這一刻，人們已經等了太久太久。他們有理由慶祝，有滿心的感激要獻給英雄。弗朗西斯自己承認說，「那的確是很棒的體驗」。68
就在4月12日那天，紐約城一個9歲的小女孩躺在擁擠的病房裡，去年10月，她染上了脊髓灰質炎，脖子以下徹底癱瘓了。小女孩的鐵肺上方掛著一面鏡子，透過鏡子她看到了電視裡全世界的人們都在歡慶索爾克疫苗問世。悲痛欲絕的母親坐在她的床邊哭泣。「7個月，」她說，「你怎麼就不能再等7個月呢？」69
對很多這樣的人來說，疫苗來得太晚。
註釋
【1】金鶯隊是巴爾的摩主場的棒球隊，小馬隊則是當地的職業橄欖球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