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11︰00，「科學家的自白」結束了。一小時後，索爾克登上了返回匹茲堡的火車。凌晨時分他順利抵達，直接去了實驗室。作為一個天生的工作狂，最近幾個月他很少看到唐娜和三個孩子；每次回家，他總是匆匆洗漱，然後睡上幾個小時。他手下的工作人員不斷增加，而他每天都要給下屬事無鉅細地安排工作；每天他都比前一天更加努力，他回憶說，當時感覺「像是在驅趕一群野馬，同時自己也在被鞭子抽打」。作為神聖的兒童守護者，人民的科學家，索爾克肩負重任，人們期待他征服這個國家最可怕的疾病，並為他提供了無限的資源。好好幹，別偷懶，他得到這樣的告誡。小心點兒，不過還得加快速度。1
1953年1月，國家小兒麻痺基金會撥給了索爾克有史以來最大的一筆年度資助支持他繼續完成任務——255472美元，包括間接支出。6個月後，以「彈性預算需求」為名，索爾克又申請了145000美元以支付1953年的「其餘費用」。現在，他的實驗室裡有2位助理研究教授、11位研究助理、7位技師、1位行政助理和無數的「鐘點工」。實驗室裡常備的猴子數量達到了500只，每週還會補充200只。「那是一座工廠，」實驗室的一位工人表示，「人們基本不怎麼溝通。」另一位工人說，索爾克「抽煙抽得很凶」。他喜歡在實驗室裡巡查，從人們背後探頭觀察，注重細節，小心翼翼地躲開外面的世界。2
索爾克的實驗室擁有獨特的氣質，除了顯而易見的職業素養以外，所有工作人員明顯有著一種使命感。「因為我們的實驗室和脊髓灰質炎病區在同一家醫院裡，」喬納斯的首席助手朱利葉斯·揚納說，「每個人心頭時時刻刻都有一種緊迫感。」他們熱愛自己的工作，但這裡的工作氛圍卻不太令人滿意。「實驗室裡沒什麼人情味兒，」我是說，「一點兒都沒有，」揚納補充說，「我們學到的第一條規矩是：要叫他『索爾克博士』，不准叫『喬納斯』。他總是通過連篇累牘的紙條和備忘錄向我們發號施令。他不願意教大家什麼東西。我們實驗室是唯一一個沒有研討會的實驗室，更別說什麼午餐討論。他總能抽出一個小時去中餐館裡跟記者溝通，卻永遠沒有時間和自己人坐下來聊聊。」3
一旦目標達成，這個團隊就會分崩離析，因為大家都覺得索爾克的成功是集體的結晶，但他自己卻不喜歡這個說法，更不願意承認。不過在目前，最重要的是疫苗本身，雖然團隊裡怠慢和不滿的情緒越來越強烈。根據揚納的說法，最惡劣的事情與一篇論文有關。揚納研發了一種至關重要的方法，利用顏色測量活體組織培養中脊髓灰質炎病毒的數量，然後他與埃爾茜·沃德合作寫了一篇論文。「我覺得自己寫的草稿相當不錯，」揚納說，「於是我送了一份副本給喬納斯，想聽聽他的看法。強調一下，那是在1954年，複印機和文字處理機都還沒有誕生的年代。我謄抄了一份，本來是打算自己用的，後來給了他。還有一件事兒得強調一下，論文的標題頁上寫著作者的名字：『J.S.揚納，E.N.沃德』。」
據揚納所說，一周後，索爾克出差歸來，帶回來了壞消息。他把論文弄丟了。不過他說，幸運的是，他在火車上讀論文的時候匆匆記下了「一些要點」。「我不太相信，」揚納回憶說，「也許有的馬大哈會丟三落四，『弄丟』手稿，但喬納斯不是那樣的人。恰恰相反，他這個人處事嚴謹，一絲不苟，據我所知，他從來沒有做出過這種不負責任的事情。但我什麼都沒說，我想看看他打算怎麼處理。」
揚納說，幾天後，索爾克給了他一份「似曾相識」的草稿。草稿末尾長長的附錄裡列出了完整的數據。這怎麼可能？索爾克解釋說，他找到了數據表格，但論文的文字部分怎麼也找不到。揚納表示，更讓人煩惱的是新論文的標題頁。「現在作者變成了『喬納斯·E.索爾克，J.S.揚納，埃爾茜·N.沃德』。我問他這是怎麼回事兒，他說，既然整篇論文都是他重新寫出來的，那他的名字寫在第一位很合理。我驚得目瞪口呆，然後我意識到，如果繼續爭執下去，這件事一定會破壞我們的關係，所以我沒有追究。當時我就清晰地意識到了這一點，現在看來則更加明顯：他認為這篇論文十分重要，希望自己能夠名列其中；哪怕當時他在實驗室裡什麼都沒干（千真萬確！），沒有提供指導和啟迪，也沒有做具體的工作。」
項目領導人常常要求本實驗室的論文將他列為共同作者甚至第一作者。揚納表示，如果索爾克直截了當地提出這樣的要求，借職務壓人，那麼「我能理解這種行為，雖然我並不喜歡。我會為自己的權益爭取一下，不過不會太激烈，因為我不想放棄疫苗研發工作」。揚納補充說，但既然索爾克選擇了這樣一種兩面三刀的方式，那他們之間的關係永遠不會再融洽如初。4
與此同時，國家基金會正在全速前進。一場大型的脊髓灰質炎試驗即將開始，這家私人慈善機構賭上了自己的名望和天文數字的公眾捐款。疫苗真的安全嗎？它的效果對得起我們付出的巨大努力嗎？對哈里·韋弗來說，要找到答案只有一條路。「這些問題，」他說，「只有在相當數量的人群注射了疫苗之後才能回答。」
韋弗找到了國立衛生研究院的約瑟夫·A.貝爾（Joseph A.Bell）來擔任此次試驗的科學督導。從理論上說，這是個完美的選擇。貝爾是一位內科醫生，他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拿到了公共衛生博士學位，是兒童免疫領域的專家。他曾改進了白喉和百日咳疫苗，並因此獲得了廣泛的讚譽。他的名望立即為項目贏得了信任。5
但他的性格也立即帶來了問題。約瑟夫·貝爾有自己的打算。他不太在乎公眾想要什麼，也不在乎索爾克想要什麼，而就目前的局面，他甚至不在乎基金會想要什麼。他答應出任督導完全是為了科學，對於科學問題他絕不會妥協。
第一個問題是試驗如何設計。巴塞爾·奧康納偏愛「志願者-觀察對照組」模式，按照這種模式，他們會在1954年早些時候，脊髓灰質炎季節到來之前，給全國數萬名小學生注射索爾克疫苗。然後將這些志願者的發病率與未接受疫苗注射的同學們（「觀察對照組」）比較。這個方案看起來直接、經濟而公平。不會花太多錢，數據記錄也相對簡單。整個過程不需要保密，也不需要隨機挑選。志願參加試驗的孩子會得到真正的疫苗，其他孩子則屬於「觀察組」。
但有的研究者和統計學家卻反對奧康納的計劃，他們質疑這套方案的科學價值。「眾所周知，」索爾克的傳記作者理查德·卡特表示，「教育水平和經濟地位較高的家庭最有可能讓孩子參與此類試驗。同樣眾所周知的是，居住在底層社區的低收入家庭罹患癱瘓性脊髓灰質炎的概率要低得多，他們很容易在嬰兒期接觸到非癱瘓性的脊髓灰質炎病毒，然後獲得終生的免疫力。所以，如果給所有志願者注射疫苗，也就意味著接種疫苗的都是最容易感染脊髓灰質炎的孩子。」6
貝爾要求進一步完善方案。他說，除了觀察對照組以外，還必須有注射對照組——給這些孩子注射某種液體，但不是索爾克疫苗。此外，試驗過程必須是「雙盲」的，這意味著接受注射的孩子和執行注射的醫護人員都不會知道，他們注射的是真正的疫苗還是看起來差不多的安慰劑。所有信息都要經過細緻的編碼，只有主持試驗和記錄結果的人才知道真相。
這些措施顯然有好處。首先，有了注射對照組，研究者就能平衡受試者在年齡、性別、種族和班級各方面的差異。其次，雙盲試驗有助於各地醫生評估疑似的脊髓灰質炎病例，不會因為事先知道哪個孩子注射過疫苗而產生干擾。最後，既然醫生也分不清哪些是真正的疫苗，哪些是安慰劑，那他們就不會作弊，企圖把「真正的」疫苗留給自己喜歡的病人（例如他們自己的孩子）。
當然，最大的好處是提高了試驗的可信度。有注射對照組的雙盲試驗在科學家看來要容易接受得多。不過，這個方案的劣勢也很明顯。注射對照組意味著有一半的孩子會注射索爾克疫苗，另一半注射安慰劑，那麼整個試驗過程中需要接受注射的孩子數量就翻了一番。而且這麼大規模的雙盲試驗前所未有，監督、數據記錄、評估各方面的工作量都大得超乎想像。
而且還有道德方面的問題。注射對照法真的適合脊髓灰質炎試驗嗎？簡而言之，為了統計上的準確而剝奪部分人獲得有可能救命疫苗的機會，這樣做合適嗎？成千上萬的父母志願讓孩子參加試驗，他們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注射脊髓灰質炎疫苗，而不是什麼安慰劑。參加試驗的都是6～9歲的孩子，也就是最容易感染癱瘓性脊髓灰質炎的人群，但其中一半的孩子注射的卻是毫無價值的液體。有人（包括索爾克自己）認為這是高尚的科學最糟糕的一面，無異於聽天由命的俄羅斯輪盤賭。
貝爾理解這種想法，他也在考慮道德問題。在一份寫給疫苗顧問委員會的備忘錄裡，他贊成試驗中的所有「注射物都必須有益於受試者，不能採用毫無益處的安慰劑」。他打算給一半的孩子注射索爾克疫苗，另一半的孩子則注射看起來相似的流感疫苗。這樣可以化解道德問題，科學家也可以同時開展兩項獨立的研究：脊髓灰質炎研究和流感研究。他說，「我們必須做好準備，把握住不可預見的研究機會。」7
但貝爾堅持認為，修改試驗計劃還不夠，疫苗本身也應該改進。索爾克在疫苗中採用了劇毒的Ⅰ型馬奧尼病毒，有的研究者對此深感不安，但貝爾擔心的是礦物油佐劑帶來的危險。他不是一個人。一些病毒學家懷疑，年幼的兒童在接種疫苗後偶爾會出現疫苗反應，接受注射的手臂腫脹疼痛，這可能是疫苗中的佐劑引起的。他們還擔心佐劑會帶來長期影響，例如癌症。為什麼要冒這個險呢？
最後，貝爾極力主張試驗中使用的所有疫苗都應經過「三重測試」，以保證其安全性和有效性。他說，應該由索爾克的實驗室、負責製造疫苗的公司和公共衛生局生物制劑管理部門（這也是本次試驗中唯一一次提及政府機構介入）分別進行測試。事實上，貝爾的計劃和湯姆·裡弗斯與疫苗顧問委員會此前提出的方案十分相似。它們的不同之處僅僅在於，委員會出於安全考慮，極力主張在雙盲試驗中採用沒有任何效果的安慰劑（一種水基溶液）；而貝爾無奈之下做出了讓步，同意採用流感疫苗。
現在大家的期待值都很高。你無法漠視長期深受脊髓灰質炎之苦的公眾期盼的心情，也無法逃避科學精英審視的目光。1953年6月，在一次全國性的兒科醫生大會上，阿爾伯特·薩賓公開表示自己「反對索爾克」，並猛烈抨擊了這位競爭對手目前的工作。「既然大家覺得我們已經有了可用的脊髓灰質炎疫苗，或者至少很快就會有，」他說，「那麼我最好現在就宣佈：我們現在還沒有這樣的疫苗，而至於很快會發生什麼事情，其實誰也不知道。」他用了15頁打印紙來解釋索爾克的嘗試有多愚蠢，以及他的研究成果可能給人類健康帶來多大的危害。「毫無疑問，」薩賓總結道，「預防脊髓灰質炎的終極目標，是用活的無害病毒來提供持續很長時間乃至終生的免疫力。」簡而言之，終極答案是薩賓的疫苗。只有等到他的疫苗問世，那才能說我們解決了脊髓灰質炎問題。8
現在一切都攤開了，一場摻雜著自負、野心和操守的擴大化殘酷混戰已經爆發。索爾克討厭針鋒相對，他沒有回應。他對疫苗的效果和佐劑的安全性都很有信心。比起薩賓的公開批評，更讓他煩惱的是別人沒有經過他的同意，就要求更改試驗。「喬納斯……覺得他的孩子……被別人從懷裡搶走了，」哈里·韋弗回憶道，「他不喜歡這樣。但沒有別的辦法，不能讓他來負責實地試驗。他不能既當設計師，又當木匠，還監督建築工程。換言之，他沒法身兼多職，同時充當法官、陪審團、公訴人和辯護律師。」9
在某些方面，索爾克願意妥協。對疫苗進行三重測試，他沒有意見；而且他也同意去除佐劑，雖然這樣做可能引發問題。在這個領域，索爾克訓練有素，他的職業生涯中一大半的時間都在跟佐劑打交道。「二戰」期間，他和托馬斯·弗朗西斯發現，以礦物油佐劑為基，將滅活病毒流感疫苗製成懸液，會極大地提升人類受試者體內的抗體水平。就在最近，索爾克在猴子身上試驗滅活病毒脊髓灰質炎疫苗時也獲得了相似的結果。佐劑的妙用在於它會激活免疫系統。索爾克相信，在礦物油佐劑的輔助下，他的脊髓灰質炎疫苗只要注射一劑，激發的抗體水平足以讓受試者獲得永久性的免疫力。去除佐劑，把疫苗改成水基的，那很可能需要以精心設計的間隔，注射二三劑疫苗才能獲得同樣的效果。這會讓整個過程複雜化，但肯定可以做到。「回頭去看，」湯姆·裡弗斯說，「我不得不承認，我還是不知道索爾克疫苗裡的佐劑是否會引發貝爾擔心的問題……我只能說，在當時，疫苗顧問委員會主要考慮的是盡最大努力確保試驗中給孩子注射的疫苗百分之百安全。」10
不過，在關鍵問題上，索爾克拒絕讓步。絕對不能採用安慰劑。對志願參加試驗的受試者，他不能不給他們疫苗。如果要給成千上萬的孩子注射藥品，那麼他們每一個人都應該享受到索爾克疫苗的好處。這樣的試驗應該盡可能地拯救生命，而不是搞什麼教科書式試驗。索爾克內心十分煎熬，他寫信告訴奧康納：「如果有的孩子注射了安慰劑，最後染上脊髓灰質炎癱瘓，我會覺得那是我一手造成的。我知道事實並非如此，但我同樣清楚，如果那個孩子注射了已經被證明有效的疫苗，那他或許就會得救。」他說，這樣的煎熬足以「讓人道主義者顫抖，讓希波克拉底在墳墓裡翻身。」11
雖然索爾克對疫苗很有信心，但他卻有別的擔心。他並不完全信任自己的疫苗接受檢驗的程序。索爾克不喜歡約瑟夫·貝爾。他覺得方案的改動、新的要求和溝通的不足會讓他走向失敗。
奧康納頗有同感，他也沒想到現在的方案會這麼嚴苛。比起取悅科學家來，奧康納更看重的是取悅公眾，他希望試驗不要那麼複雜，也不要有什麼爭議，最好比較容易開展。他已經同意了增加觀察對照組，因為看起來似乎大家都希望這麼幹。可是雙盲試驗？安慰劑？注射對照組？奧康納覺得毫無必要。
但韋弗卻不這麼認為。作為科研督導，他不能簡單地無視疫苗顧問委員會和醫學專家的意願，委員會是他幫忙建立的，醫學專家也是他雇來設計試驗的。阿爾伯特·薩賓那些人有偏見，忽略他們的攻擊無關緊要，但要拒絕湯姆·裡弗斯和喬·貝爾的提議，那完全是另一回事。韋弗覺得，如果真的無視他們的建議，勢必引發「專業人士」對試驗的批評，損害公眾信心，而這樣的信心對疫苗的整體成功至關重要。12
於是問題來了。多年來韋弗一直在孜孜不倦地推動疫苗計劃，但是在整個項目最需要他的這個時刻，他卻被擠到了一邊。在一張寫給奧康納的尖銳的紙條裡，他抱怨說基金會官僚開會不讓他參加，那些人侵犯了他的地盤：「他們必須知道，他們很難理解科研工作到底有多麼錯綜複雜，就像科學家也很難理解募集資金、公關宣傳之類的工作是多麼瑣碎微妙。」他談到了自己遇到的無數困難：「要完成我設定的目標，我需要盡快地得到一些工具，然而要做到這一點卻越來越難，我很煩惱。」然後，他寫下了絕望的一筆：「我不想拋棄你。但是，要完成肩頭的責任，如果沒有必要的信任和配合，我相信這只是在浪費你、我和其他許多人的時間。」第二天，也就是1953年8月30日，哈里·韋弗辭職不幹了。13
對於他的離去，受打擊最深的是約瑟夫·貝爾。湯姆·裡弗斯曾表示貝爾是個「好戰士」，「很難相處」，此前，他已經開始用看似「圓滑」的手段來對抗奧康納。9月，貝爾拋出了「流行病學實地試驗臨時總方案」，推薦同時採用觀察對照組和注射對照組。他沒有得到任何回答。疫苗顧問委員會很是興奮，但基金會保持沉默。14
10月31日，貝爾也和韋弗一樣離開了。他突然辭職，回到了公共衛生局，這個結果其實並不意外。「他是個好人，」奧康納喃喃說道，「但他想在第一年就復測所有東西，就好像我們以前沒有做過反覆測試似的。」當然，貝爾的崇拜者不同意奧康納的觀點，他們將貝爾尊稱為科學的殉道者。諷刺的是，他的臨時總方案很快就會成為1954年大規模試驗的藍圖，奧康納勉強接受了這份方案中的幾乎所有要點。和哈里·韋弗一樣，約瑟夫·貝爾留下了自己的印記。15
整個行動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低谷。韋弗和貝爾雙雙辭職，脊髓灰質炎聖戰精誠合作、一往無前的假象由此被打破，這樣的假象原本是國家基金會精心營造的；人們難得地瞥見了那些從最開始就一直存在的爭執與分歧。公眾剛剛聽到基金會的著名受益人阿爾伯特·薩賓說索爾克疫苗還沒準備好大規模試驗，而且還可能有危險。然後又是兩位高層官員先後辭職，原因顯然是反感奧康納對科學事務的干涉。脊髓灰質炎運動出問題了嗎？
不過，對那些最有發言權的人來說，一切似乎盡在掌握之中。11月13日，疫苗顧問委員會舉行了投票，一致同意開展實地試驗計劃，「取得了階段性進展」。托馬斯·裡弗斯寫信告訴奧康納，索爾克疫苗已經準備好接受「大量兒童」的測試。委員會並沒有提出具體的試驗方案，他們只表示，「索爾克博士列出的程序精準地保證了疫苗的安全性」。16
阿爾伯特·薩賓被投票結果嚇了一跳，他坐到了打字機前。在寫給一流兒科醫生艾姆斯·麥古因尼斯的兩封信裡，薩賓抱怨說現在搞成這樣都是基金會的錯（而不是受益人和科學顧問）。事實上，他是這樣寫的，「我十分願意信任索爾克博士……他的能力很強，而且迄今為止，他的試驗設計看起來進展十分順利。他是駕馭這個試驗的最佳人選，但前提是，當家做主的人真的是他。」
薩賓的意思很清楚：官僚劫持了科研進程，他們堅持說「我們有了疫苗」，但實際上根本就沒有這回事兒。薩賓解釋說，現在索爾克制造出來的僅僅是「一種據稱可提供免疫力的介質，但未經測試」，而且科研尚在進行，「沒有已發表的數據」支持。
薩賓列出了可能的隱患，他認為其中最危險的是，索爾克疫苗採用了劇毒的馬奧尼病毒株。「我不喜歡對別人的試驗指指點點，」他眼睛都不眨地寫道，「但現在我別無選擇。」你們在急什麼？為什麼要匆匆忙忙地用未完成的產品開展實地試驗？「研究工作才剛剛開始，明智的做法是放慢腳步……重點……在於，時機還沒到——也許不久後時機就會到來，但不是現在。」17
薩賓把這些信的副本交給了其他基金會受益人傳閱，但人們的反應卻讓他失望。他找不到支持者，就連原來的老盟友都背棄了他。約翰·保羅提醒薩賓，時機不對，他很可能會輸；現在基金會已經賭上了太多東西。霍華德·豪的說法也大同小異。「潮流已經不可抵擋，」他回信說，「反對者會發現自己站在一個不幸的位置上，就像克努特大帝【1】一樣。在我看來，如果在現在執意反對，那以後您的影響力可能會被嚴重削弱。」豪幾乎是痛苦地補充說：「我希望您千萬不要認為我是在潑您的冷水……我十分珍惜您的友誼，也無比珍視我們這個小團體的團結……但我必須承認，在一次會議上目睹基金會向州衛生局施壓以後，我堅信現在拖他們的後腿不但毫無作用，而且相當愚蠢。」18
戴維·博迪恩採取的方式更加慎重。博迪恩也許是最受敬重的脊髓灰質炎研究者，對於這個領域裡司空見慣的政治鬥爭和積怨糾葛，他向來敬而遠之。他從不偏幫任何人，也不屬於任何陣營。他給薩賓的回復十分典型。博迪恩告訴薩賓，向前走的決議已經「不可更改」，誰也沒法真正質疑疫苗顧問委員會的「能力與善意」，而且，事實上，這次試驗「有相當大的概率得到不錯的結果」。博迪恩警告說，在這時候提出尖銳的批評會被視作蓄意阻撓，這簡直是必然的。「以前提出的批評已經夠多了，負責試驗的人和我們一樣清楚眼前的風險和弊端；但是在這樣的時刻，我傾向於不要再重申那些批評，不要讓試驗過程變得更為艱難。」
這肯定不是薩賓希望聽到的聲音。博迪恩還雪上加霜地提醒說，多花一分鐘時間搞政治活動，就意味著少花了一分鐘搞科研。「我們正在竭盡全力，繼續探索關於免疫力的新信息，」他說，「希望你也不要放鬆實驗室裡的重要工作。」19
更尖銳的指責來自托馬斯·弗朗西斯。弗朗西斯處事公正，但比較敏感，他欣賞薩賓的研究，卻不喜歡薩賓的個性。出於風度，他本想保持緘默，不想攻擊薩賓赤裸裸的自抬身價。但弗朗西斯有自己的打算。他畢竟是索爾克的導師，同時也是滅活病毒領域的領頭羊。在他看來，薩賓寫給艾姆斯·麥古因尼斯的信用巧妙的言辭掩飾了蓄意破壞的目的。他寫道：「對於你的聲明，恐怕我不得不保留反對的權利。事實上，你的聲明裡有明顯的矛盾之處……你在附筆裡說，保羅、梅爾尼克、恩德斯、韋勒、博迪恩和豪持有『相似的』意見。我倒想知道，他們對哪幾點有相似意見，他們同意的是哪些，反對的又是哪些。」這場鬧劇已經夠了。「我相信，科研工作的確需要大家的意見和建議，」弗朗西斯說，「但我同樣相信，我從多方面聽到的這些議論可能會破壞整個科研領域。我反對這種做法。我無法理解這種出於個人因素而擺出的反對姿態，所以我不會進一步參與這場爭議。」
最後，弗朗西斯發出了致命一擊。他問道，薩賓真的想承擔「代替別人判斷什麼時機最為恰當的責任嗎？」20
除了我們看到的這些以外，托馬斯·弗朗西斯其實還有其他想法。他不是冷漠的觀察家，他心裡藏著一個秘密。1953年11月，弗朗西斯在歐洲度假時接到了國家基金會醫學督導哈特·范裡佩爾的電話。「你覺得密歇根大學能不能接受一份資助，讓你來評估這次實地試驗的結果？」范裡佩爾問道。「不知道，不過我現在正在休假，而且我對此沒有興趣。」弗朗西斯回答。范裡佩爾讓他再想想，弗朗西斯答應了。12月5日，他們兩人在紐約共進早餐，奧康納也來了。聽完目前的計劃以後，弗朗西斯提出了一些修改建議。這是否意味著他願意承擔這份工作？也許吧，弗朗西斯回答。我會給你們回話的。21
弗朗西斯不是基金會的第一選擇。10月底約瑟夫·貝爾離職後，基金會向其他幾個人發出了邀請，但都沒有得到肯定的回答。最後選擇弗朗西斯其實是場賭博，他的名望無可挑剔，但他和喬納斯·索爾克的關係太過緊密，問題顯而易見。由導師來評判弟子的研究工作，業界其他科學家會作何反應？
結果出乎意料。基金會邀請弗朗西斯出任督導的消息傳開後，同事們紛紛催促以小心謹慎著稱的弗朗西斯接下這個活兒。他們簡直熱情洋溢，讓人受寵若驚。「我終於從歐洲回到了家裡，」弗朗西斯寫信告訴一位朋友，「結果卻被捲入了一場旋風。你肯定聽說了，他們纏著我，要我去主持疫苗試驗的評估工作，搜集、分析數據。我覺得我應該去做，雖然這事兒組織起來會很困難。」22
不過，弗朗西斯一個月後才接受了這份工作。他提出了幾個具體的條件，要求基金會滿足。此刻的基金會迫切需要一位科學督導，他們完全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我認為，我們應當滿足那些可能影響弗朗西斯最終決定的……任何合理的要求……，」范裡佩爾寫信告訴奧康納，「因為時間已經很緊了，我可能找不到其他有能力承擔評估工作的人。」簡單地說，王牌都在弗朗西斯手上。23
基金會必須賦予他完全的自主權，讓他主持評估中心。沒問題。基金會必須提供所有資金，包括設備升級、薪水、物資和額外費用。沒問題。基金會必須按照他的時間表走，什麼時候完成分析工作，什麼時候公開試驗結果，都由他決定。沒問題。基金會必須繼續支持他在密歇根的病毒研究工作，無論本次試驗的結果如何。沒問題。
最重要的是，基金會必須接受他的試驗方案。他說，本次試驗規模如此巨大，如果僅僅依靠觀察對照組，那沒有哪位聲譽卓著的科學家願意來主持。為了證明自己的觀點，弗朗西斯讓基金會就此問題主辦了一次會議，邀請全國的統計學家和公共衛生官員前來參加。如他所料，與會者極力支持他同時採用注射對照組和觀察對照組，一次性完成兩種測試。來自較大的州（加利福尼亞州、伊利諾伊州、密歇根州、紐約州和俄亥俄州）的官員一致支持採用注射對照組的雙盲試驗方案。24
弗朗西斯得償所願。基金會官員和喬納斯·索爾克都同意了同時採用觀察對照組和注射對照組。「看在上帝的份上，這事兒他反對了幾個月了，」范裡佩爾告訴弗朗西斯，「你確定他真的同意了？」弗朗西斯相當確定。他剛剛和自己的門徒談過，索爾克完全同意這個方案。25
但他寫給奧康納的信裡那些字字泣血的話呢？人道主義和希波克拉底怎麼辦？事實上，這樣的轉變對索爾克而言似乎不是問題，有人說這叫務實，而有人則說他是投機，隨著局勢進一步發展和索爾克名望的上升，他的這一特質我們還會看得更加清楚。「我和別人一樣清楚，雙盲試驗有很多優勢，」幾年後索爾克承認說，「但是在湯姆·弗朗西斯出面主持大局之前，我對實地試驗能否正確實施沒有多大的信心。但是他最終出手了，我相信，他要麼不做，要做就一定會做好。」26
事實上，索爾克別無選擇。弗朗西斯是他的老師，他們倆研究免疫學的方式完全相同。「二戰」期間，他們曾一起實施過大規模的流感疫苗試驗。考慮到這樣的關係，索爾克有義務完全配合弗朗西斯。如果稍有異議，那無異於給弗朗西斯一記耳光，更糟糕的是，異議暗示著索爾克不敢讓自己的脊髓灰質炎疫苗經受全面的評估，哪怕評估者是他自己的老師、他最強力的支持者。
和約瑟夫·貝爾一樣，托馬斯·弗朗西斯設想的試驗規模比基金會預想的要大。他的目標很清晰。當時美國學齡兒童罹患癱瘓性脊髓灰質炎的概率大約是50/100000，那麼，要取得有說服力的結果，樣本數量必須相當大。一位統計學家表示，假設疫苗有效率為50％，那意味著什麼？「假設安慰劑組和疫苗組各有40000人，那麼我們會在注射對照組中發現約20個病例，疫苗組中則是10個，這種程度的差別完全可以解釋為隨機波動。試驗結果也許能夠表明疫苗的確有效，但說服力還不夠。如果每個組都有100000人，那麼兩個組裡的脊髓灰質炎病例應該分別是50例和25例，這樣的數據說服力要大得多。」在這裡，大數量的樣本真的很重要。27
志願者的挑選也同樣重要。他們必須做出艱難的抉擇，讓眾多父母陷入痛苦與失望。說到底，本次試驗的目的並不是讓所有青少年獲得免疫力。這不是問題的重點，而且現在也不可能做到。商業化的疫苗生產才剛剛開始。兩種看起來完全相同的液體，每組三劑，如何對它們進行編碼、運輸和管理，整個計劃才剛剛起步。資金十分緊張。正如哈特·范裡佩爾坦誠的：「我們會準備足夠50萬～100萬名兒童使用的疫苗，這意味著疫苗甚至沒法覆蓋美國的每一個郡。」28
研究表明，5歲的兒童罹患脊髓灰質炎的風險最高，所以他們是免疫計劃的首選人群。但問題在於，基金會希望依靠各地的學校系統開展試驗，這樣比較易於記錄數據、定期接種，「最為便利」。這意味著他們需要選擇年齡略大一些的受試者，年齡下限順理成章地定為一年級。但問題又來了。按照最初的設想，如果希望試驗順利進行，最理想的方案是給二年級學生注射疫苗（真正的疫苗和安慰劑），讓一年級和三年級的學生充當觀察對照組。為什麼要這樣做呢？在一份備忘錄裡，范裡佩爾做出了解釋：
選擇二年級的學生，那麼學校裡一、二、三年級的學生都有接種疫苗之前的健康檔案可供比對。
選擇二年級的學生，接種疫苗後的數據既可以和他們之前未接種疫苗時的檔案進行縱向比對，也可以和前後兩個年級（一、三年級）此時未接種疫苗的孩子進行橫向比對。
與一年級學生相比，二年級學生從心理上更適應學校生活，所以對要注射三次的疫苗，他們也沒那麼抗拒……29
最後，各方達成了妥協。支持索爾克和國家基金會原始方案的郡只給二年級志願者注射真正的疫苗，同一學校裡一年級和三年級的學生則作為觀察對照組。與此同時，支持貝爾和弗朗西斯方案的郡可以在三個年級裡挑選志願者（一、二、三年級），給其中半數的孩子注射真正的疫苗，另一半注射安慰劑。如果出現疫苗短缺，那應該優先滿足採用後一種方案的地區，因為弗朗西斯和其他研究者認為此方案的價值更大。30
策劃者還希望參與試驗的郡盡可能遍佈全國，都市、鄉村和郊區人口都應有其代表樣本。理想的樣本數量是5萬～20萬人，這個數字大得足以反映地區的差異性，同時又相對比較容易控制。負責統計的專家托馬斯·達布林表示，感覺中等大小的郡「比大型郡更富社區精神，試驗過程中他們更容易合作」。而且，他認為「這樣的地方也不太可能出現那些搞破壞的所謂醫學權威之流」。31
這項試驗需要各地的大力支持。大部分工作都必須由無薪的志願者完成。宣傳、訓練和管理工作都由國家基金會地方分會承擔，而總會則提供專業支持。實際操作上，這意味著在基金會發展得比較好的區域，試驗會進行得更加順利，那些地區募集資金、照顧病人的工作更加出色，基金會可能更容易激發人們的「社區精神」。基金會當然不可能公開提出這一點，因為這會顯得他們厚此薄彼，要知道疫苗試驗涉及的畢竟是孩子的生命。不過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況下，基金會當然希望能夠最大限度地發揮「有利條件」（他們用這個詞兒委婉地描述），選擇地方分會發展良好的地區。32
不過，要確定在哪些地方開展試驗，最重要的因素是當地近年來學齡兒童的脊髓灰質炎發病率。在各州衛生官員的密切協助下，基金會挑出了幾百個人口數量介於5萬～20萬之間、1948—1952年青少年脊髓灰質炎發病率最高的郡。策劃者希望，靠這幾百個郡的數據，找出接種疫苗的受試者和未接種者之間「發病率」的最大差值。此外，如果能證明疫苗有效，哪怕只是中等程度的效力，那麼在高風險地區進行試驗無疑會挽救更多的孩子。
隨著時間過去，參與試驗的地區名單進一步削減，最後確定為44個州的211個郡，其中127個郡採用觀察對照組，84個郡採用注射對照組。試驗規模空前，這場美國歷史上最大型的公共衛生試驗共有約150萬名兒童參與，就連統計學家都為之震驚。
註釋
【1】King Canute，公元995—1035年，丹麥及英格蘭國王。曾有大臣向克努特大帝諂媚說，克努特是至高的統治者，連海洋也會聽從他的命令。克努特將椅子放在海邊，責令海浪不准打濕椅腳。結果海浪無可抵擋，克努特借此申斥了大臣的諂媚。此處用此典故表示大勢所趨，無可抵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