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爾克著急是有理由的。1952年是有史以來脊髓灰質炎疫情最嚴重的一年，全國新增病例超過57000例。新聞頭條驚呼：「瘟疫季節」「脊髓灰質炎時代」。21000位患者永久性癱瘓，約3000人死亡。「如此嚴重的疾病流行在美國前所未有，」一位記者寫道，「以後也不會復現。」1
脊髓灰質炎的流行時間變幻莫測。有時候始於5月末，然後在8月中旬銷聲匿跡；有時候它在7月悄然而至，一直肆虐到勞工節。1952年的大流行始於陣亡將士紀念日【1】前夕，在夏日裡達到高峰，然後一直延續到10月。7月4日，《華盛頓郵報》的頭條報道警告稱：「目前為止，1952年度脊髓灰質炎新增病例已創下紀錄。」一周後，國家小兒麻痺基金會坦承，雖然他們通過一年一度的一毛錢進行曲籌集到了史無前例的4140萬美元，但全國3000個地方分會裡有500個已經破產，因為他們「花掉了所有的錢」支付醫療費用、照顧病人。基金會官員向疫區調撥了數百萬美元，還有332台呼吸機、79張搖搖床、240位護士、48位理療師和無數的補給物資。此前他們從未在如此短的時間內面對過如此緊張的局面。1
這麼來勢兇猛的流行該作何解釋？研究者指出，現在公共衛生官員對脊髓灰質炎病例的報告更為細緻，醫生的診斷技術也提高了，以前可能有很多病例根本沒有被發現，現在都一一記錄在案。有人相信新增病例的增長有很大一部分是因為美國暴漲的出生率：簡而言之，潛在的受害者更多了。還有人提出，毒性更強的Ⅰ型脊髓灰質炎病毒株比以往更加流行——記錄這一現象很容易，但要解釋它就沒這麼簡單了。有人責怪說，脊髓灰質炎疫情這麼兇猛，是因為人類向環境中排放了新的毒素，尤其是殺蟲劑DDT。1
顯然，脊髓灰質炎疫情已經發生了極大的變化。眾所周知，這些年來患者的平均年齡一直在穩步上升。在1916年的大流行中，患者主要是4歲以下的嬰幼兒；但是到了1940年，最易感的人群變成了5～9歲的兒童，而且有四分之一的新增病例是10～19歲的青少年。1
從另一方面來說，在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脊髓灰質炎的發病率相對穩定，年發病率約為4/100000。顯然，這就是變化最大的地方。從1940年到1944年，全國報告的脊髓灰質炎發病率翻了一番，達到了8/100000；從1945年到1949年，發病率又翻了一番，變成了16/100000；1950年到1954年，進一步增加到25/100000，其中1952年達到最高峰：37/100000。1947年，阿爾伯特·薩賓寫了一篇頗富先見之明的文章，試圖將發病率的增加與患者平均年齡的上升聯繫起來，他在文章中提出的問題迄今仍無定論。「是否有這樣的可能，」他寫道，「嬰兒階段有一個時期……如果感染脊髓灰質炎病毒，大部分人不會出現明顯症狀，卻會獲得終生的免疫力？」薩賓總結說，也許「既然如此，如果某個國家有大量兒童沒有在這個重要的階段接觸到脊髓灰質炎病毒並獲得免疫力，那麼就會出現大規模的流行？」也許。脊髓灰質炎流行「看起來更容易影響那些公共設施更完善、個人衛生水平更好、生活標準更高的國家」，是否正是出於這個原因？也許——不過薩賓為進一步的研究留下了很大的空間。「如果讀者覺得有些困惑，覺得（我們）不知道這些問題的答案，」他總結道，「那我必須承認，這正是我寫作本文的目的。」1
瘟疫肆虐的1952年充滿了可怕的故事。7月22日星期二，16歲的凱瑟琳·蒂爾開始發燒。那天白天她一直頂著烈日在愛荷華州梅普爾頓的農場裡幹活。家庭醫生來了，給她打了一針青黴素，然後讓她用冰袋冷敷抽痛的額頭。凱瑟琳似乎好了一些，她的燒退了，胃口也恢復了。可是兩天後，病魔露出了猙獰的面貌：肌肉和關節疼痛、脖子僵硬。醫生再次到來，診斷為脊髓灰質炎。
對凱瑟琳的父母喬和克拉拉來說，麻煩這才剛剛開始。星期三，他們13歲的兒子傑裡在田野裡病倒了；星期四，4歲的女兒瓊不得不讓人抱著上床。星期五，蒂爾家又有三個孩子抱怨頭疼、肌肉疼痛，他們是10歲的弗朗西斯、9歲的哈里和3歲的羅納德。到了週末，6歲的瑪塞拉「開始疼痛」，12歲的艾娜·梅「哭著上了床」。沒過多久，14個孩子裡就有11個染上了脊髓灰質炎。「簡直就是一場噩夢。」克拉拉·蒂爾說。1
1952年夏天，脊髓灰質炎兇猛地侵襲了愛荷華州的農業區。附近的蘇城爆發了一場大流行，醫院人滿為患。聽到這個消息以後，喬和克拉拉警告孩子們遠離梅普爾頓的泳池，吃東西之前要先洗手。他們檢查了井水，水沒問題；然後他們還特地多噴了一些DDT，好把蒼蠅趕走。喬·蒂爾甚至去鎮上買了新出的「脊髓灰質炎保險」，每位18歲以下的兒童最高可獲5000美元賠付。蒂爾一家盡了最大的努力，做到了醫生和專家諄諄告誡的每一項預防措施。他們為什麼還會遭遇厄運？
我們找不到確定的答案，只有一些線索。蒂爾一家很少離開農場，幾乎不接觸陌生人。這次大流行也許是孩子們有生以來第一次接觸脊髓灰質炎病毒。從新聞報道裡我們知道，蒂爾家兩個最大的孩子最近離開了農場，不過他們經常回家。唐納德是一名士兵，他回家休假之前曾待在堪薩斯州的賴利堡，那是一座巨大的新兵訓練中心。約安在蘇城的聖約瑟夫醫院擔任產房護士，那家醫院有當地最大的脊髓灰質炎病區。
蒂爾家11個患病的孩子有9個順利康復，2個落下了癱瘓的後遺症，但是沒有人死去。9月裡密爾沃基附近另一家人的遭遇更加悲慘。6個孩子裡有4個染上了延髓型脊髓灰質炎，這種類型的脊髓灰質炎非常危險，常常致命，它會影響患者負責控制呼吸、吞嚥和言語能力的腦神經。有一天早上，這個家裡最大的孩子，17歲的高中橄欖球運動員說自己「嚴重頭痛，右臂和右肩疼痛無力」。被緊急送往醫院後，他開始嘔吐、大量出汗。醫生給他用了抗生素並靜脈注射血漿和液體。到了黃昏時分，他再也不能咳嗽和吞嚥了。「下午6︰30，他被送上了呼吸機，但病情繼續惡化，下午6︰50，患者死亡。」
第二天早上，他4歲的妹妹起床時頭痛、頸部僵硬。她也被緊急送往醫院，醫生認為預後良好。雖然小女孩抱怨喉嚨痛，但她還是好好吃了晚餐，而且「看起來睡眠和呼吸都很正常」。幾小時後，值班醫生發現她失去了意識，沒有脈搏也沒有呼吸。「晚上8︰20，她被宣佈死亡。」
接下來的一天帶來了更多的悲劇。另一位8歲的妹妹被送到醫院，因為她「喉嚨痛、頭疼、脖子僵硬、說話無力」。她開始嘔吐，出現吞嚥困難。醫生給她注射青黴素、輸氧、輸血，在她喉嚨裡插了吸引管，然後把她送進了鐵肺。「直到下午6︰15，也就是她死去的那一刻，她仍能對提問作出連貫的回答。」
故事還沒有結束。兩天後，13歲的妹妹「嚴重頭痛、頭暈、噁心、發低燒」。她也接受了同樣的治療，但是毫無效果。她無法控制地嘔吐，體溫飆升到105華氏度，血壓下降。「她非常恐懼，」一位醫生表示，「因為她知道自己的症狀和哥哥妹妹十分相似。」她死於晚上8點。1
來自梅普爾頓和密爾沃基的故事揭示了情況的嚴峻。脊髓灰質炎侵襲的不再是個別的兒童，而是整個家庭。對研究者來說，出現這種情況毫不意外。他們相信，最容易染上脊髓灰質炎的是與被感染者親密接觸的人群。在1916年紐約的脊髓灰質炎大流行中，8634個受影響的家庭中大約有5％報告了一例以上的患者。而到了1943年的洛杉磯，這一比例上升到了9％。事實上，索爾克的導師托馬斯·弗朗西斯研究過一個案例，那個家庭裡的5個孩子都染上了延髓型脊髓灰質炎，其中3人死亡。1
疾病毀滅這兩個家庭的速度讓我們清晰地看到了凶兆：有時候迅速求醫也於事無補。醫生和醫院能做的只有這麼多。魔藥、鐵肺和24小時的看護救不了這些孩子的命。在一個沒有疫苗的年代，這樣的想法讓人不寒而慄。
富蘭克林·D.羅斯福擔任紐約州州長時，邀請了自己的律師搭檔加入偉大的脊髓灰質炎運動。雖然奧康納對這種疾病興趣不大，但他恪盡職守。轉眼間20多年已經過去。當時的背水一戰只是為了拯救陷入麻煩的沃姆斯普林斯基金會，但現在他們創立的事業已經成為美國史無前例的醫學聖戰。大部分功勞屬於巴塞爾·奧康納，他也坦然接受了這份榮耀。奧康納的成就足以死後流芳，他是現代慈善的奠基人，他自己喜歡這麼說。他不領薪水，但他擁有的一切都是一流的。奧康納的家在曼哈頓的公園大道，他進出的是奢華的餐館，住的是最好的酒店，主辦會議挑的是這個國家最優雅的度假村。在國家小兒麻痺基金會裡，他的辦公室富麗堂皇，簡直足夠供奉沙皇。「我永遠忘不了他的辦公室，」研究者多蘿西·霍斯特曼說，「他坐在書桌後，桌子正對面是一幅他自己的巨型畫像。」奧康納穿著手工裁製的細條紋西裝，翻領上插著一枝白色康乃馨，此時的他距離馬薩諸塞州湯頓的工人階級社區已經非常遙遠，他坦率地說，那樣的生活是「剛剛從奴役下解脫的一代」。1
他工作起來比誰都努力。作為紐約一家法律事務所的創業合夥人，奧康納幾乎所有的時間都花在「脊髓灰質炎事務」上，每年他要在路上奔波數萬英里。「他每晚只睡6小時，」20世紀40年代，他的一位朋友寫道，「對他來說，吃飯完全是為了健康，而不是什麼享受；除了吃飯以外，工作和睡眠就是他生活的全部內容。」眾所周知，奧康納要求嚴苛，無法忍受「推諉扯皮」和「優柔寡斷」，他經常用暴躁的字條刺激下屬：
致各部門領導：我能理解你們有時候需要通過私人渠道或機密渠道向我報告事務，以期引起我的注意；但這樣的做法氾濫過頭了，現在我能注意到的都是那些沒有標明「私人」或是「機密」的東西。
又及：請提醒S.U.R，我聘請他當總顧問是為了讓他顧問！
又及：你們倆都推薦啥？不要給我發這種沒有具體推薦意見的備忘錄。我以前就說過。1
1952年，奧康納走進了60歲。他的妻子埃爾薇拉身體狀況很差，三年後她就會去世；他的女兒貝蒂安最近罹患脊髓灰質炎，還在努力康復。1952年6月，奧康納遭遇了一次嚴重的心臟病發作，他在床上躺了三個月，一個想法越來越清晰：脊髓灰質炎之戰是他個人與時間的賽跑。「我不是一味蠻幹。我喜歡活著，」他對朋友說，「不過在我看來，我們過於強調生命的長度，而不是質量。」大部分人在心臟病發作後會考慮放緩腳步，而不是加速前進，但奧康納不一樣；喬納斯·索爾克說，那次大病之後，奧康納明顯變了。索爾克說：「我覺得，他希望我們務必在他的有生之年解決掉這件事兒。」奧康納著急也是有理由的。1
賓夕法尼亞的赫希是奧康納最喜歡的地方之一。那裡有很多東西讓他深深著迷：廣闊的赫希老莊園，田野和建築都流露著19世紀的恢宏氣度，當地工廠裡飄來巧克力的芬芳氣息【2】。基金會的大部分受益人去赫希很方便，無論是從匹茲堡、辛辛那提、巴爾的摩、費城、波士頓、紐黑文還是紐約，都有舒適的火車直接抵達。1953年1月，爭執不休的國家基金會免疫委員會再次來到了美國的糖果之都。會議由奧康納主持，索爾克站到了舞台中央。
委員會主要由病毒學家組成，沒有什麼實際的權力。他們負責為免疫相關事務提供建議，此時此刻，最重要的議題是疫苗的研發。問題在於，大部分委員對所有事情都爭執不休，只有一件事情他們能達成共識：腳步應該放慢一點。可這恰恰與基金會向美國人民許下的諾言背道而馳。奧康納尊重這些受益人作為科學家的身份，但他卻痛恨由這些人承擔審議工作。赫希會議也不會改變他的看法。
索爾克報告了他在波爾克學校和沃森之家進行的疫苗試驗。「那次會議氣氛緊張，」他回憶說，「而我絕不是在場的人裡最緊張的那個。」震驚、警醒、懷疑、嫉妒——所有情緒同時爆發。有人懷疑滅活疫苗的效果能持續多長時間，有人擔心安全問題，尤其是考慮到「志願者」都是青少年。滅活過程真的萬無一失嗎？礦物油佐劑是否可能有毒？將猴子的腎組織注入人體難道不會引起器官損傷？明明有其他更溫和的病毒株，為什麼偏偏要用馬奧尼病毒株？1
最大的問題是，下一步該做什麼。波爾克學校和沃森之家的試驗取得了小小的成功，是否值得為此盡快開展更大型的實地試驗？索爾克小心地避開了這個話題，但其他人卻不肯放過。沃爾特·裡德陸軍醫院病毒實驗室主任約瑟夫·斯馬德爾表示，大規模的實地試驗應盡快進行。雖然斯馬德爾絕不是滅活病毒疫苗的擁躉，但索爾克的數據讓他印象深刻，他相信，滅活病毒疫苗的好處顯然遠大於它帶來的風險。索爾克的方法是不是解決脊髓灰質炎的終極答案，這個問題無關緊要，以後再來討論；現在人們正在死去，事情迫在眉睫。1
但在那天，支持斯馬德爾的人寥寥無幾。受益人一個接一個地提出了異議。第一個表示反對的是阿爾伯特·薩賓，然後是霍華德·豪，接下來偉大的約翰·恩德斯表示路還很長。我們還有很多東西沒搞明白，很多事情沒有做。科學家必須無視外界的壓力，掌控自己的步調。「現在索爾克已經做得很棒了，我建議我們繼續開展更多試驗，」恩德斯說，「不要急著擴大試驗規模；因為大規模試驗不可避免地會涉及大量宣傳，可能危及整個項目。」1
奧康納沒怎麼發言。哈里·韋弗保持沉默。索爾克拋出了自己的試驗，其他受益人已經知悉。他們的反應不出所料，沒有必要挑起無謂的戰火。幾天後，韋弗向基金會理事會報告了實驗室裡的重大突破。他沒有提及具體的人名和地點，只是熱情洋溢地宣佈我們已經有了激動人心的滅活病毒疫苗，並表示「這樣的進展通常意味著我們可以走出至關重要的下一步」。1
對《匹茲堡新聞》的年輕記者約翰·特羅安來說，這個謎語並不難猜。特羅安和索爾克實驗室關係良好，從一開始，他就一直在追蹤匹茲堡大學的脊髓灰質炎研究進展。他自學了一些疫苗知識，索爾克通過他向公眾發佈自己想要公開的信息。他們倆常常在醫學院附近的一家中國餐館碰頭。特羅安很清楚索爾克在波爾克學校和沃森之家做的試驗，他甚至知道試驗的結果。哈里·韋弗向基金會理事會公開了試驗結果，特羅安從中得到了暗示：他可以向公眾宣佈是誰做出了韋弗所說的大發現。「眾所周知，目前為止，」第二天，特羅安寫道，「我們國家正在研究這種疫苗的科學家只有一位：喬納斯·E.索爾克博士。」1
消息傳得飛快。2月9日，《時代週刊》宣佈，「脊髓灰質炎前線傳來了確鑿無疑的好消息」，並引用了韋弗的樂觀預測。更重要的是，索爾克很快就會成為公眾崇拜的明星科學家，實驗室科學奇跡的代表人物，《時代週刊》的報道就是將他送上青雲的第一陣風。這篇報道以「大戰準備就緒」為題，標題上方是「研究者索爾克」的照片。1
基金會其他受益人十分震驚。至少在阿爾伯特·薩賓寫給索爾克的信裡是這樣描述的。就在報道發表的第二天，這封手寫的信翩然而至，以「親愛的喬納斯」開頭，裡面滿是建議。「很高興在《時代週刊》上看到你快樂的臉龐，」薩賓寫道，「不過，照片下面配的文章可不怎麼樣——我知道，那篇文章肯定跟你毫無關係，否則的話，他們就會直接把事情挑明了。」薩賓一向對基金會的做法不太感冒，這次他依然歸咎於基金會：「他們以前就曾倉促做出毫無根據的承諾，我們對此無能為力。不過，在研究者本人還沒完成試驗或者說還沒來得及……在科學期刊上發表成果之前，他們就公開發佈消息，這還是第一次。」薩賓警告索爾克小心點兒，並暗示他的職業生涯岌岌可危。「請不要迫於他們的壓力，匆忙去做任何事，更不要開展什麼『哈里·韋弗實地試驗』；你的工作還需從長計議，小心驗證。這樣才能讓你在『大規模』試驗之前胸有成竹。」最後，他言辭殷切地「致以最誠摯的問候和祝福」，並請索爾克「代為問候唐娜和男孩子們」。1
事實上，他的建議十分明智。步伐太快的確有危險。基金會的確違反了傳統，沒有等索爾克先在科學期刊上發表研究成果，那本是試驗數據接受詳細評審的大好機會。當然，問題在於提出建議的人。阿爾伯特·薩賓算是索爾克的競爭對手，此前他對幫助索爾克毫無興趣。眾所周知，薩賓相信脊髓灰質炎研究是個零和遊戲，這意味著如果他要贏，那別人就得輸。薩賓的世界裡不存在「兩種疫苗都成功」這種事兒。
但提出建議的不光薩賓一個。基金會其他受益人也向索爾克提出了相似的忠告，其中包括約翰·保羅。他先祝賀了索爾克傑出的前期成果，然後直奔主題。他寫道：「你萬萬不能，毫無疑問，你也萬萬不會，被迫匆匆開展你自己還沒有計劃去做，或者不想做的事情。」他們的暗示相當明確：索爾克要麼和自己的科學家同伴站在一邊，以科學規則為行為準繩；要麼加入基金會官僚的陣營，將募集資金和眼花繚亂的公關手腕置於科學規則之上。1
索爾克給保羅的回信相當暖心。「您明智的提醒，」他說，「我將永遠銘記。」這不是客氣話。索爾克的確沒有打算立即開展大規模的人體試驗。他的疫苗還需要進一步調整、完善、量產。他覺得目前沒理由站隊，雖然他清晰地感到了來自雙方的壓力。「有人急著開展實地試驗，有人嚷嚷我們還沒有準備好，兩邊的意見都令人氣餒，而且毫無幫助，真的。」1
索爾克想要的是，當他認為疫苗可以進一步推廣時，能得到足夠的資源。和保羅、恩德斯和薩賓不同，他考慮的觀察時間是12～15個月，而不是5～15年。要走出下一步，他必須甘於與國家基金會合作。在美國，野心勃勃的脊髓灰質炎研究者還有比基金會更好的合作對象嗎？那個年代的聯邦政府尚未大規模介入公共衛生領域，基金會是脊髓灰質炎運動的領導者。基金會資助了索爾克的實驗室，給了他大筆的資金，支持他飽受爭議的滅活病毒理論，讓他進入了各種權利委員會，成全了他不斷上升的名望，將他送到了離科學偉人僅有一步之差的高度。無論他們是否喜歡對方——事實上他們雙方對對方都是愛大於恨——索爾克和基金會已經緊密地結為一體，以前從未有科學家和慈善組織達成過這樣的親密關係。
靠著征服脊髓灰質炎的諾言，多年來國家基金會募集了天文數字的善款。毫無疑問，讓人們看到他們的慷慨捐助的確用到了那些已經遭受病痛之苦，已經坐在輪椅上、躺在鐵肺裡的人身上，這很重要，但對於廣大的捐助者來說，最重要的莫過於旨在消滅新增病例的研究工作不斷取得進展。這是捐款源源不斷的關鍵：實驗室裡不斷傳出好消息。「基金會的難處在於，他們必須保持熱度，」一位科學家評論道，「他們不能表現得行動遲緩、瞻前顧後。基金會向公眾灌輸了昂揚的樂觀主義，於是他們自己也被這樣的樂觀主義綁住了手腳。」1
這種境況讓基金會的受益人產生了深深的憂慮——不是所有人，但大部分人都很擔心。他們十分警惕公眾的意見，鄙視媒體的歡天喜地，對要求他們加快科研速度的呼聲憤憤不平，他們認為征服脊髓灰質炎沒有捷徑，也不屑於掩飾自己的真實想法。他們帶來了很大的威脅。要是有機會，免疫委員會裡大部分人肯定會反對索爾克疫苗的大規模試驗——今年不行，明年不行，未來幾年都不行。雖然他們的意見沒有實實在在的約束力，但如果大部分人都投票稱「沒有信心」，那基金會的勢頭肯定會遭到毀滅性的打擊。
這類問題出現的時候，奧康納通常會向老盟友求助。作為洛克菲勒研究所的元老，湯姆·裡弗斯普及了現代病毒學，將它從細菌學的附屬分支變成一門完全獨立的學科。「他關注分子生物學提出的基本問題，也同樣關注病毒性媒介引發的疾病。」裡弗斯的傳記作者寫道。他是業界的泰山北斗，基金會現在這些受益人有很多要麼曾經受雇於他，要麼是他一手教出來的；作為奧康納的無薪長期顧問，在經歷了科爾默和帕克-布羅迪的慘痛失敗後，是他總結經驗，重建了脊髓灰質炎研究的指導方針。裡弗斯並不是喬納斯·索爾克和滅活病毒疫苗的擁躉。除了最近那幾次會議以外，他們倆幾乎毫無交集。裡弗斯之所以會趟這攤渾水，是因為巴塞爾·奧康納向他求助。還有一個原因是，他的良心告訴他，面對脊髓灰質炎，有那麼一些防禦總比手無寸鐵要好。「我的想法和喬·斯馬德爾差不多，」裡弗斯回憶說，「我確信喬納斯的確搞出了安全的滅活病毒疫苗，而且我可以告訴你，要是我有孩子，我一分鐘都不會猶豫，馬上就給他接種……索爾克的疫苗。」1
1953年2月，奧康納邀請了一批一流的記者、衛生官員和醫學研究者來到他最愛待的地方，華道夫-阿斯多里亞酒店，聽索爾克匯報進展。薩賓沒有收到邀請，恩德斯和保羅也沒有，現場不會出現反對的聲音。「索爾克博士的處境很不妙，」開場致辭時，湯姆·裡弗斯說，「他將要承擔極大的壓力，基金會也會承擔極大的壓力。步伐過快固然會有危險，但進展太慢同樣危險，既然我們已經有了這麼好的東西，那就應該盡快讓公眾享受到它。」到底有多好？和大部分病毒學家一樣，對於脊髓灰質炎的終極解決方案，裡弗斯更偏愛活病毒疫苗。不過他和阿爾伯特·薩賓那些人的意見不同，那些人覺得索爾克的工作沒什麼價值，連權宜之計都算不上。但裡弗斯明確表態，既然現在已經有了「有效的疫苗，而且人們正在哭喊著乞求它的出現」，那麼整個世界沒法為「理想的疫苗」再等個「五年十年」。無辜的生命岌岌可危——孩子們的生命！1
事實上，裡弗斯表達支持的心態頗為複雜。在裡弗斯發言之後，索爾克謹慎地匯報了自己的工作，一方面他希望引起公眾的興趣，另一方面又不願意嚇到大家。「我甚至不知道，現在我們已經有的東西能不能稱為疫苗，」他告訴人們，「在這裡，這個詞兒……應該理解為……一種口語表述。我們擁有的是能夠刺激人類受試者產生抗體的制劑。」1
裡弗斯沒心情在語義學上纏夾不清。現在不是謙虛的時候。「我覺得你已經有了疫苗，喬納斯。」他反擊道。索爾克選擇了不在這個問題上爭執。
媒體一片嘩然。有的新聞說得恰到好處：「征服脊髓灰質炎為期不遠。」而有的則過了頭：「脊髓灰質炎疫苗已準備就緒」。最奇怪的是，在全國多家報紙上擁有同步專欄（「昨晚發生的事」）的百老匯八卦之王厄爾·威爾遜竟然丟開了名人花邊新聞和夜店探秘，專門為他寫了一篇文章：「新脊髓灰質炎疫苗：曙光已現」。看到這篇文章，索爾克嚇了一跳。他的成果還沒在科學期刊上發表呢，這都是怎麼回事兒？
索爾克去了紐約拜訪奧康納。他警告說，事情進展太快了，他覺得局面有點失控。他的職業聲望岌岌可危，作為一名科學家，他感到羞愧。索爾克告訴奧康納，現在唯一要做的是對公眾實話實說：「我告訴他，如果能讓我親自與公眾直接對話，比如說通過廣播，告訴他們現在的情況到底是什麼樣，為什麼目前還不能推廣脊髓灰質炎疫苗，那也許可以獲得不錯的反響。」1
奧康納喜歡這個主意。他和廣播網關係不錯，給索爾克弄到免費的直播時間不是問題。會有數百萬人收聽他的節目，現在，除了無所不在的海報兒童以外，國家基金會又有了身穿實驗室白大衣的勇士充當代言人。美國人民將聽到真正在脊髓灰質炎前線奮戰的人發言。這樣的宣傳千金難買。
索爾克覺得自己的公開亮相是不得已而為之，這樣的曝光浪費了他寶貴的時間，也侵犯了他的隱私。但有些人卻認為情況恰好相反，隨著索爾克的名望不斷上升，持這種想法的人還會越來越多。「既然他上了全國廣播討論脊髓灰質炎疫苗，以後難道還能縮回幕後？作為一個成年人，他得多幼稚才會有這種想法，」一位批評家質問，「得了吧，太幼稚了。不管他自己怎麼想，事實就是這樣的：那天晚上，喬納斯上了廣播，鞠了個躬，然後就成為全民英雄。」1
1953年3月26日晚10:45，索爾克的演講開始了。節目時長15分鐘，通過CBS的廣播向全國播出，名為「科學家的自白」。在巴塞爾·奧康納的引導下，索爾克詳細而扼要地介紹了自己的工作和脊髓灰質炎研究的大致情況。那天晚上他主要強調了兩件事情，第一件事直接面向公眾，第二件事則針對學界同人。對於前者，他懇求大家再給他一點時間。「雖然研究進展之快超乎我們的期待，」他說，「但在下一個脊髓灰質炎流行季節到來之時，疫苗還無法大範圍使用。」對於後者，他以專業研究者的身份自信地表示，他的「初步成果」很快會在《美國醫學會雜誌》上發表，並邀請同行進行審查。「本周我將在JAMA上發表研究成果，」他說，「通過這篇論文大家可以看到，疫苗刺激產生的抗體數量多於天然感染產生的抗體數量。」換句話說，他的滅活病毒疫苗效果不錯。1
科學家的確剖白了自己。他的演講呼籲人們的耐心又充滿了樂觀精神，引起了強烈的反響。「沒有脊髓灰質炎的世界也許正懸在匹茲堡一位科學家的指尖。」一篇頗富代表性的報道如此寫道。這篇報道說索爾克的疫苗「仍處於實驗階段，但絕不是僅存在於試管中的概念」。看來，美國人可以為喬納斯·索爾克等一等，因為他們終於有了值得等待的東西，這個東西堅實可靠，而且他們自己親手參與了它的創造。「這不只是美國醫學研究界的榮耀，」赫斯特集團旗下報紙刊登的社論傳遍全國，「也是我們每一個曾捐助過一毛錢進行曲的人的榮耀，我們的捐助讓科研的突破成為可能。我們捐出的硬幣帶來了百分之一百萬的回報，分享善意，溫暖人心。」1
就連巴塞爾·奧康納自己也找不到更好的形容。幾周後，他宣佈成立疫苗顧問委員會，負責策劃史上規模最大的醫學試驗。委員會成員包括來自聯邦政府、學術界和私人企業界的衛生專家，卻沒有基金會自己的受益人。「我們成立這個機構是為了打破僵局，」哈里·韋弗坦承，「免疫委員會無法承擔必要的組織工作，他們會為了技術問題爭執好幾個月。此外，免疫委員會成員都是病毒學家，而現在我們需要的不只是病毒學方面的幫助。」1
事實上，奧康納不想讓免疫委員會摻和這事兒。他太瞭解那些人的立場，而且他擔心，哪怕放一個人進入疫苗顧問委員會，其他人也會由此擠進來。從基金會的角度來看，問題已經不是索爾克的疫苗是否應該進行大規模試驗，而是怎樣試驗、什麼時候開始。如果阿爾伯特·薩賓想在免疫委員會裡再次燃起戰火，那就讓他去吧。疫苗顧問委員會將抓緊手裡的事務，一路向前。「在實驗室裡，研究者的話就是法律，」奧康納宣稱，「但有些時候，你必須告訴他們，實驗室的窗戶外面正在發生什麼，更別提外面的整個世界。」1
而他覺得，現在就是那樣的時候。
註釋
【1】Memorial Day，美國法定節假日，在大多數州是5月的最後一個星期一。
【2】Hershey，赫希，也是巧克力品牌「好時」。這家北美地區最大的巧克力及巧克力類糖果製造商的大本營就在赫希，這裡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巧克力產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