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中葉的美國和今天我們所知的這個國家大不相同。全國人口大約有1.5億人，其中非美國本土出生的居民數量很少，而且還在不斷減少，這是因為美國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採取了嚴格的移民配額制度。大部分非裔美國人仍生活在南方，當地的種族隔離政策被列入正式法律。藍領工人的數量遠遠多於白領階層，勞工聯盟勢力達到巔峰。職業棒球大聯盟只有16支球隊，而且全部位於聖路易斯以東。沒有大型購物中心，沒有連鎖快捷酒店，也沒有記號筆。商業電視剛剛起步，搖滾樂還要過幾年才會出現，煙草公司在醫學期刊上刊登香煙廣告。寄一封信要花3分錢，一瓶可樂價值5美分。
結婚率達到歷史高點，離婚率不斷下降。城市人口正在減少，龐大的中產階級逐漸興起，伴隨他們一起出現的還有郊區生活方式、嬰兒房和消費品爆炸式增長。根據當時的民意調查，大部分美國人對未來十分樂觀，剛剛度過了大蕭條時代，「二戰」勝利的曙光已在眼前。似乎一切皆有可能，樂觀主義的盛行顯而易見。
喬納斯·索爾克的匹茲堡生活正是這種戰後美國夢的真實寫照。他和唐娜在郊區買了一幢房子，大得足以裝下他們的三個孩子：8歲的彼得，6歲的達雷爾和2歲的喬納森。現在索爾克是醫學院的正式教授，年薪12000美元，比全國平均工資的2倍還多。他管理著世界上設備最先進的病毒實驗室之一，資金滾滾而來。他的名字開始出現在新聞故事裡，被視作脊髓灰質炎前線可能作出突破的人物之一。這時候，他才36歲。
他的日程表填得滿滿當當，無數的會議、論文出版和資金申請等著他去完成，他還有自己的研究項目和實驗室的管理工作要做。他甚至抽不出多少時間來陪伴家人，更別說參加早年感興趣的那些政治集會和活動。他覺得那一頁已經翻過去了。但事實證明，他想錯了。
「二戰」結束以後，國家自信心高漲，樂觀主義盛行，這只是當時複雜社會情緒的一部分；除此以外，整個社會還面臨著深層的焦慮。1945年秋，一位著名的記者寫道：「有的事實顯而易見，逃避無濟於事：俄羅斯和西方民主社會之間已經出現了深重的分歧。」不久後，分歧變成了決裂，眾所周知的冷戰開始了。蘇聯在東歐崛起，柏林封鎖，中國成為共產主義國家——這一切無異於火上澆油。與此同時，美國進行了一系列大規模的間諜審訊，讓很多人覺得俄國間諜和他們的同情者已經深深嵌入了美國社會。強勢的FBI局長J.埃德加·胡佛宣稱，現在美國每1814個人裡就有一個共產主義者——這個比例實在驚人，考慮到在1917年布爾什維克革命前夕，俄國共產黨員在人口中的比例也不過是1/2771。1
哈里·杜魯門總統覺得胡佛的猜測過於誇張了。他私下裡表示胡佛的FBI以後很可能成為蓋世太保。不過杜魯門在政治上很現實，他知道，在冷戰逐漸升溫的時候，對共產主義表現得「軟弱」有多危險。1947年，他發起了美國首次聯邦忠誠-安全調查項目，要求FBI對行政部門的所有非軍方工作人員進行背景調查。被懷疑「不忠」（這個詞兒的範圍十分寬泛，從公開的間諜活動到與被美國檢察總長判定為「顛覆性」的社會組織「過從甚密」，都算是「不忠」）的人可能會被解雇。喬納斯·愛德華·索爾克就是最早被盯上的人之一。2
1947年，索爾克搬到了匹茲堡，不久後他被美國衛生局局長選為流行病學顧問。這個職務雖然相當平常，但對於一個正處於上升期的年輕科學家來說，意義頗為重大。索爾克將之視為自己職業生涯中的重要里程碑，標誌著他的地位不斷提高，逐漸走向成功。他在早期的簡歷中驕傲地列出了這個頭銜，而且在接下來的很多年裡，哪怕更顯赫的榮耀接踵而來，他依然在簡歷上保留了這一筆。作為聯邦政府的顧問，索爾克接受了背景調查。問題很快出現了。FBI探員會定期與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HUAC）職員交流信息，後者擁有各類「顛覆組織」的詳盡資料，包括那些組織的出版物及其成員名單。不巧的是，HUAC的一份報告曾把一本名為《今日社工》的小眾期刊列為「共產主義支持者」，而這本期刊曾盛讚過喬納斯·E.索爾克的善行，當時他還是曼哈頓西奈山醫院的一名實習生。3
從1948年到1952年，FBI經手的此類聯邦政府職員背景調查超過400萬例。一旦發現「貶抑信息」，文官委員會就會要求對這名僱員進行全面的外勤背景調查，全國的FBI分支機構都會運作起來，提供最為詳細的信息。總而言之，受到這類深度調查的聯邦僱員大約有2萬名，在總的被調查人數中只佔不到百分之一，而索爾克名列其中。4
4個FBI外勤分部參與了對他的調查。探員分別約談了索爾克的朋友、同事和鄰居，並梳理了可疑出版物與成員名單，在裡面搜尋索爾克的名字。1950年的初步調查顯示，索爾克在西奈山醫院和密歇根大學時與一些「支持共產主義」的組織有關。據信，他1941年加入了「共產黨控制的」美國勞工黨；有人聲稱他1946年出任了密歇根藝術科學及專業人士獨立委員會的財務處長，該組織是HUAC認定的共產主義支持者之一。據說在1941年到1946年之間，他還對諸多類似組織有所貢獻，或者是出現在他們的郵寄名單上，這些組織包括美蘇友誼全國委員會、美國科學從業者協會、紐約天賦權利大會和俄國戰爭救濟委員會——根據「可信報告」，這些組織全都屬於共產主義前線陣營。5
FBI匯總了一大堆原始信息，索爾克的秘密檔案有三百多頁。探員仔細篩查了紐約市競選局的投票者記錄，找到了索爾克的美國勞工黨註冊卡。根據「可信線人」提供的口頭報告和郵件名單，FBI把索爾克與共產主義前線聯繫了起來。線人甚至寫了一份宣誓書，證明索爾克是在1938年加上「愛德華」這個中名的。
最危險的爆料來自密歇根大學的面談。索爾克的兩位前同事說他「偏左得厲害」，「『二戰』期間大肆稱讚蘇聯」，而且是校園裡諸多共產主義前線組織的「精神導師」。FBI底特律分局報告稱，索爾克的弟弟李·索爾克在大學時代曾加入「馬克思主義學習組織」和當地的共產黨，當時他與索爾克和唐娜住在一起。此外，索爾克兄弟曾支持校園跨種族協會發起的一項運動，「強迫安娜堡的理髮店給所有種族的學生剪頭髮」。6
1950年夏，索爾克的外勤全面調查報告送到了衛生局長的案頭；那個夏天帶著凶兆而來，朱利葉斯·羅森堡和艾瑟爾·盧森堡因陰謀刺探核情報而被捕，朝鮮戰爭爆發。報告內容引起了當局的警惕，軍方安全官員主要擔心的是索爾克在安娜堡的活動，他們要求FBI重新約談幾位主要的控告者。FBI不太情願地接下了這個活兒，因為冷戰期間他們的工作實在有些繁重。「應陸軍部之請，重啟進一步調查。」1951年，索爾克檔案裡的一份備忘錄寫道。7
第二輪面談對索爾克比較有利。這次的訊問更加尖銳，曾經給出負面證詞的線人沒那麼自信了，他們想不起來具體的細節，也不願意宣誓作證。甚至有一位線人對索爾克的政治面貌表示同情，他說，「看起來他是支持蘇聯政治制度裡的一些想法」。
（消息源）表示，那個時期索爾克很不滿意，憤憤不平，而且對未來很恐懼。他表示，當時索爾克在大學裡過得很壓抑，因而十分沮喪……並陳述說索爾克那些想法很可能……只是這種沮喪心理的外在表現。
根據FBI的各種調查，索爾克早年間的確癡迷於左翼活動，這主要是因為妻子唐娜的鼓勵，以及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和納粹德國崛起的雙重刺激。他的行為光明正大。在西奈山和密歇根，索爾克沉迷於激進政治活動和醫學研究，他認為二者之間有一條清晰的人道主義紐帶。FBI的面談記錄中充斥著這樣的形容：「他是一個非常誠實的人，會坦率地表達自己的見解」「他太誠實了，他說那些話完全是情不自禁」。無論和索爾克的關係是好是壞，很多同事都提到了他致力於爭取平權、公平僱用和更好的醫療救助。他們回憶起索爾克參加的活動：有的機構拒絕為少數族裔服務，他發起抗議；當局要求教職員工宣誓效忠，他憤然反對；而對於公費醫療制度，他十分贊成。不過，沒人認為他的行為有可能危害美國。「除了兩位職業線人以外，」FBI的報告總結說，「本次調查約談的其他所有個人都對他評價甚高。」8
文官委員會認可這個結論，表示索爾克「忠誠度合格」。他們沒有要求索爾克參加聽證會。要是他們這麼做了，索爾克的顧問資格也許會被取消，清白也會遭到質疑，這一切還可能進一步毀掉他的科研職業生涯。冷戰早期，各大學常常因「政治問題」解雇教職員工。嚴重依賴公眾捐助的私人基金會也是如此。國家基金會那麼重視自己的形象，很難想像他們會挑選一位「忠誠度有問題」的人來領導精心策劃的脊髓灰質炎聖戰。9
索爾克也許知道有人在調查他。FBI約談了幾十個人，難道就沒人向他透露點風聲？不過讓人驚訝的是，在與朋友、同事、醫學院官員和其他人的頻繁通信中，他從未提及自己的「忠誠問題」。而且他也從來沒對自己的孩子提起這件事兒，後來他的兩個孩子追隨父親的腳步，成為他實驗室裡的親密戰友。「我覺得，要是他知道這些事兒的話，應該會告訴我們，」達雷爾·索爾克表示，「從另一方面來說，他也從沒提起過自己激進的政治活動。他似乎把生命的那一部分啪地關了起來。」10
顯然如此。來自匹茲堡的FBI報告描繪了另一個截然不同的喬納斯·索爾克，一個毫無政治傾向的男人。「從他們1947年搬到這兒以後，無論是當事人還是他的妻子都沒有積極參與社區活動，」有人表示。「匹茲堡的秘密線人對當事人一無所知。」另一個人說，「他的同事相信他的忠誠度。」現在，索爾克的生活完全不一樣了。他有了自己的實驗室，職業發展一日千里。他的每一分精力都向著一個目標前進：研製出征服脊髓灰質炎的疫苗。11
不過，這個階段還有個有趣的註腳。幾年後，密西西比一位名叫愛默特·提爾的黑人少年被處私刑，匹茲堡的不少教職員工嚇壞了，他們邀請了一位牧師來學校裡談談南方的種族恐怖主義。索爾克出席了這次演講。現場發起了募捐，並創辦了一份本地的公民權利簡報。「我詢問喬納斯的看法，」一位同事回憶說，「希望和他討論一下，聽聽他的想法。他說他沒有讀過那份簡報。事實上，他已經讓牧師把他的名字從郵寄名單上去掉了，他壓根兒就收不到簡報。『為什麼啊？』我問他。答案讓我震驚……喬納斯說，現在他已經成了公眾人物，他的名字不宜與黨派事件聯繫在一起。他不想和……潛在的『左翼』組織扯上關係。要知道那是麥卡錫的年代，要評價他的行為，這是很重要的一條背景信息。」12
與此同時，唐娜·索爾克忙著撫育三個小男孩。後來等到孩子長大以後，她會投身諸多主流組織與活動，例如女性投票者聯盟和匹茲堡人權委員會。雖然當地媒體有時候會形容她「為弱者張目」，但她煞費苦心，把自己塑造成了一個傳統的家庭主婦兼母親，「在能力允許範圍內盡量實踐我的信仰和原則。」在20世紀50年代的美國，這樣的話說起來安全又自然。13
文官委員會的裁決來得很及時。事實上，讓喬納斯·索爾克走上脊髓灰質炎研究之路的病毒歸類項目很快就讓他無聊得要命。索爾克很快明白了，戴維·博迪恩是對的：脊髓灰質炎病毒有三種，再找到另一種的概率微乎其微。這很明顯，1949年，他寫信給哈里·韋弗說：「里昂病毒代表著免疫學上的第三種類型……與布倫希爾德和蘭辛截然不同。」他補充說，同樣明顯的是，「今年年底之前」我們就能弄個水落石出。14
索爾克有更大的野心。1950年春，他向韋弗詳細闡述了自己的計劃。索爾克承認，除了歸類病毒株以外，他的實驗室已經開始試驗「免疫學意義上的脊髓灰質炎預防措施」。他們已經用猴子試驗過了含有活病毒和滅活病毒的脊髓灰質炎疫苗，這個細節暗示著索爾克在同時考慮兩個方向的研究。同時他們還在研究佐劑（用於激活免疫系統的疫苗添加劑）的使用和削弱脊髓灰質炎病毒的不同技術，例如甲醛和紫外光。
下一步意義重大：人體試驗。索爾克還不知道希拉裡·科普羅夫斯基最近做的疫苗兒童試驗；雖然科普羅夫斯基的試驗基本上沒告訴任何相關部門，但是沒有韋弗點頭，索爾克不敢走下一步。所以，在基金會官員為他亮起綠燈的時候，他看重的是自己啟動此類試驗的意願。他與眾不同的正是這樣的心態：渴望、自信而積極。「我覺得時機到了，」他告訴韋弗，「可以開始人體試驗。」15
索爾克坦率地表達了自己的看法。他建議哄騙「機構裡的兒童」和「監獄裡的囚犯」來充當志願者。「我調查了在本地開展此類試驗的可能性，」他說，「我發現……本地有收容腦積水患者和其他類似不幸者的機構。我覺得我們也許能獲得研究許可。」16
韋弗的反應意味深長。他似乎在尋求中庸之道——一方面提醒索爾克此刻的職責，另一方面又不想打擊他對未來的野心。「我不得不堅持，」他開門見山，「以病毒歸類項目名義撥出的所有款項都只能用于歸類試驗。」當然，韋弗又補充說，索爾克完全可以提出一份新的資金申請，用於「研究你列出的項目」。「人體試驗」這個詞兒自始至終沒有出現，但索爾克不會誤解韋弗的意見。「我非常高興，」韋弗說，「你能如此詳盡地制定計劃。」17
1951年夏，索爾克參加了丹麥哥本哈根的第二屆國際脊髓灰質炎研討會，會上他向病毒歸類委員會做了報告陳述。雖然在大會舉行之前，項目結果已經得到了廣泛報道，但這次象徵性的報告仍然意義重大。哈里·韋弗精心打磨了邀請函的措辭，這份邀請標誌著索爾克已經成為頂級的脊髓灰質炎研究者，將他推到了很多人覺得他根本不配的高度。18
乘坐「斯德哥爾摩號」前往歐洲的旅途中，大家的意見看得分外清楚。對索爾克來說，在海上與阿爾伯特·薩賓共度一周就是一次必須忍受的經歷——而且永不會復現。「他真是個了不得的同伴，」索爾克回憶說，「旅途中……就算以前從來沒聽說過這事兒的人也知道了，我是個來自匹茲堡的自以為了不起的年輕人，要去丹麥報告一下我做的苦工。顯然，要不是有阿爾伯特參與項目，制定標準、一路督導，那我肯定會一敗塗地。我不是什麼查理·麥卡錫，阿爾伯特也不是什麼埃德加·伯根【1】，但你沒法事事如意。整趟旅途就是個笑話。」19
可笑之外，還有孤單。事實上，薩賓的看法在業內頗有共鳴。喬納斯·索爾克的公開履歷上沒有什麼東西值得科學之神肅然起立，投以關注。他沒有進過洛克菲勒研究所，也沒去國外的著名機構做過博士後。他和哈佛、約翰·霍普金斯或是耶魯毫無關係。他不像薩賓那樣涉獵廣泛、驕傲自負，也不像湯姆·裡弗斯那樣威嚴可敬，沒有戴維·博迪恩那樣驚人的原創性，也沒有約翰·恩德斯或者約翰·保羅的高貴出身。他的導師托馬斯·弗朗西斯的確廣受尊敬，但卻過於保守。索爾克被放逐到了荒郊野嶺的匹茲堡，擺弄著老掉牙的滅活病毒疫苗，幹著比他強的人都不樂意干的苦活兒。在封閉排外的病毒研究界，他仍是個圈外人。也許他是個好技師，卻不是個有份量的思想者。他不合群，以後也一直如此。
索爾克在哥本哈根的演講先是被恩德斯搶去了風頭，後者報告了1948年組織培養大突破的細節；然後是薩賓竭盡全力解釋他和奧利茨基為何沒有做出這一發現。回國的時候，哈里·韋弗在「瑪麗皇后號」上給索爾克留了一個艙位，這艘船是庫納德海運公司的旗艦，也是當時最豪華的輪船。韋弗希望索爾克能見一見巴塞爾·奧康納，後者也在這艘船上，韋弗覺得他們倆一定合得來。
從某些方面來說，他們倆看起來相當不搭調。奧康納時髦、粗魯、誇誇其談，叼著大雪茄，穿著手工定制西裝，在華道夫酒店有個套間，曼哈頓高檔餐廳「21」永遠為他留著一張角落裡的桌子。他的形象幾乎必然被研究界的科學家鄙視，事實上也經常如此。不過韋弗覺得，奧康納和索爾克有很多共同點。透過現象看本質，他們倆都出身於貧寒的移民家庭，是家庭中第一個上大學的人。倆人都把工作視為信仰，對細節極盡完美主義。而且，他們倆都把征服脊髓灰質炎視為必須盡快完成的目標，而不是遙遠飄忽的夢想。
奧康納和索爾克在瑪麗皇后號的晚餐桌上見面了，一起用餐的還有奧康納的女兒貝蒂安。前一年命運開了個殘酷的玩笑，貝蒂安·卡爾弗打電話告訴父親：「我覺得我得了你那種病。」這位三子之母在30歲的年紀因脊髓灰質炎險些左邊身體徹底癱瘓，同時她的丈夫和一個兒子也出現了輕微症狀。在沃姆斯普林斯療養了幾個月後，貝蒂安·卡爾弗基本完全康復，但她腹部的一系列肌肉遭到了永久性的損害。「我做夢都沒想到過，」巴塞爾·奧康納說，「脊髓灰質炎會落到我們頭上。」20
這趟回國的海上旅途開啟了一段長達20年的友誼。如果說托馬斯·弗朗西斯帶領索爾克走進了與世隔絕的醫學研究界，那麼巴塞爾·奧康納將把他塑造為光彩照人的科學名流。第一次見面的時候，奧康納敏銳地注意到，索爾克對貝蒂安·卡爾弗的境遇深感同情，於是他相信自己找到了那個特別的人——一位能夠把自己的實驗室工作與普羅大眾的生活聯繫起來的科學家。奧康納言簡意賅地說：「他的視野超越了顯微鏡。」21
1951年，病毒歸類項目已告一段落，索爾克沒有浪費一絲一毫的時間，逕直奔向了下一座高峰。資金不再是問題，國家基金會剛剛撥給了他一大筆錢。索爾克花了其中的一大部分來擴展實驗室硬件、招募新人，準備大量製造安全的脊髓灰質炎病毒，約翰·恩德斯和同事在幾年前做出的組織培養大突破讓這一計劃有可能成為現實。市立醫院空曠的地下室一大半都變成了索爾克的地盤，然後，他僱用了澳大利亞獸醫珀西瓦爾·貝茲利（Percival Bazeley）來主持病毒生產。
貝茲利是脊髓灰質炎聖戰中無數的無名英雄之一。作為抗生素領域的先驅，他曾在墨爾本聲譽卓著的英聯邦血清實驗室擔任研究員，「二戰」期間參軍並在新幾內亞指揮坦克營。1943年，貝茲利被派往美國學習量產青黴素的方法。「雖然面臨戰時的巨大壓力，他仍然飛快地完成了任務，」一位澳大利亞傳記作家表示，「正因為他的出色工作，我們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向平民供應青黴素的國家。」貝茲利曾聯繫過哈里·韋弗，希望重返美國研究脊髓灰質炎，韋弗轉而向索爾克介紹了他。貝茲利的目標是大量生產疫苗研發所需的脊髓灰質炎病毒。22
他不是一個人。和他並肩作戰的是匹茲堡實驗室的兩位新成員，朱利葉斯·揚納（Julius Youngner）和埃爾茜·沃德（Elsie Ward）。揚納是「二戰」老兵，曾參與曼哈頓計劃。他在密歇根大學獲得了微生物學博士學位，特別擅長細胞培養技術，來到匹茲堡之前，他曾在國家癌症研究所工作。沃德是一位動物學家，擅長培育病毒並保持病毒活性，她擔任揚納的技師。23
他們的任務是在索爾克的實驗室裡復現恩德斯的成果，在非神經性組織中培育脊髓灰質炎病毒。不過，初期他們用猴子睪丸進行的嘗試卻不甚成功。好消息是細胞培養不需要犧牲昂貴的猴子，不過揚納表示，壞消息是「利用猴子的睪丸組織無法進行大規模的病毒生產，所以我開始尋找更實用的技術」。24
「經過高強度的研究，」揚納補充說，「我發現猴子的腎臟是很好的培養基。」經過恰當制備，一個猴子腎臟能製造出6000劑脊髓灰質炎疫苗所需的原材料。制備過程相當嚴苛，至少可以這麼說。雖然所有猴子都來自基金會在南卡羅來納州設立的奧卡提農場，但索爾克仍要求吉姆·劉易斯和他的團隊對每一隻猴子進行「體格檢查」。然後，他們將猴子麻醉，並切下腎臟，分離出皮質層（外層），切成細小的碎片，再「用鹽溶液沖洗數次，洗去血污和碎屑」。25
下一步最為精巧。揚納單槍匹馬地復現了一項已經被很多人遺忘的技術，這項技術最初是由洛克菲勒研究所在1916年發明的：用胰蛋白酶（胰腺分泌的一種強效酶）把組織碎片分離為獨立的細胞。這個過程叫做胰蛋白酶消化，如果沒有它，整個項目可能不會成功。更多的細胞意味著更多可供脊髓灰質炎病毒生長的粒子，這是量產疫苗的關鍵。26
除了匹茲堡以外，別的地方也有好消息。1951年，多倫多大學康諾特實驗室首次研發出了可用於組織培養的人造營養基，並命名為「199培養基」，以紀念研發過程中的嘗試次數。199培養基含有六十多種成分，從複雜的維生素到簡單的食鹽，它為猴子腎臟的細胞培養提供了理想的營養來源，極大地提升了細胞產量。更棒的是，和以前使用的營養溶液不同，199培養基不含動物血清，大大提升了人體應用的安全性。27
然後，給腎臟細胞接種脊髓灰質炎活病毒，放入輕輕搖晃的培養箱裡，每隔幾天更換一次營養培養基；收穫的混合物被裝進大玻璃瓶，經過一系列靈敏的過濾器以篩除雜質。最後得到大量純淨未稀釋的病毒。
接下來的問題是選擇合適的病毒株。這個工作十分微妙，需要在風險與收穫間尋找平衡。有的病毒株效果強大卻十分危險，有的效果平平但很安全。「從本質上說，要尋找的是一種強效到足以誘發免疫力，同時又足夠安全、不會造成傷害的病毒株。」一位觀察家寫道。28
這是一個試錯的遊戲，不斷地試驗、修補，這方面的工作沒幾個人能比喬納斯·索爾克更在行。「我們只是把病毒放在一起比較，看看哪一種在組織培養中的表現最令人滿意，」他回憶說，「有三株病毒表現出了令人震驚的強大威力，我們親眼看見猴子和人體組織被當場摧毀。真是激動人心。」索爾克的邏輯很簡單：徹底滅活的過程能夠迅速安全地殺死任何病毒株。他對自己的方法很有信心，於是他選擇了毒性最強的病毒株。29
索爾克的做法無異於公開宣告他對匹茲堡實驗室和自己毋庸置疑的信心。對於80％以上脊髓灰質炎癱瘓病例的元兇——Ⅰ型病毒，他選擇了極富爭議性的馬奧尼病毒株，該病毒株是在1941年由托馬斯·弗朗西斯實驗室分離出來的。而對於Ⅱ型病毒，他選擇了MEF（中東軍隊）病毒株，1943年，一位英軍士兵在埃及死於脊髓灰質炎爆發，洛克菲勒研究所從他的脊髓組織裡分離出了該病毒株。Ⅲ型病毒他選擇的是索科特病毒株，這是索爾克親手從市立醫院一位年輕脊髓灰質炎患者的糞便裡分離出來的。「其他人花費了數年時間試圖找到更好的病毒株，」他表示，「我也做了同樣的努力。但誰也沒有找到。」30
索爾克在密歇根學到了滅活技術，後來在匹茲堡又進行了改良，他的團隊利用這些技術挨個對病毒株進行滅活。通過反覆的試驗，他們發現殺死脊髓灰質炎病毒的最佳方法是將甲醛配成250︰1的溶液，然後將混合物浸入1攝氏度的「冰水浴」中。過多的甲醛會損害疫苗的免疫力，而如果甲醛太少，則可能漏掉危險的病毒粒子，二者之間的平衡十分微妙。而且甲醛不能呼啦一下子倒進桶裡，搞得水花四濺；需要讓有效成分接觸、包裹、弱化每一滴混合物，這個過程稱為「調製」，每一步都要異常精確。
整個過程要進行無數次安全確認。朱利葉斯·揚納發明了一種很棒的顏色測試法，來標明疫苗中是否存在活病毒。然後給猴子注射疫苗，觀察有無脊髓灰質炎症狀。哪怕有一隻猴子患病，整批疫苗都會被銷毀。如果所有猴子情況良好，那就在一個月後殺死它們，從微觀層面上檢查有無脊髓灰質炎跡象。「整套程序的複雜度令我震驚，」一位獲准進入實驗室的記者寫道，「但索爾克堅持說，脊髓灰質炎疫苗是『制備過程最簡單的醫療產品之一』。」31
哥本哈根研討會結束後，哈里·韋弗創建了免疫委員會來為他提供疫苗研發方面的建議。委員會共有12位成員，其中包括博迪恩、恩德斯、弗朗西斯、保羅、裡弗斯、薩賓和索爾克，他們負責進行科學上的全面考量。委員會裡既有活病毒疫苗的支持者，也有滅活病毒疫苗的擁躉，例如弗朗西斯和索爾克。有人覺得應當盡快開展人體試驗，也有人覺得操之過急過於危險。甚至有人質疑疫苗的科學基礎。正如委員會一位成員所說：「這種病毒引起的疾病通常十分溫和，99％的人口在沒出現任何可見症狀的情況下就能安全地獲得免疫力；對於這樣的疾病，如果有任何可見的風險，那麼顯然不適合進行大規模的免疫試驗……你要給好幾千人注射疫苗，其中可能只有一個人真正需要疫苗。」32
委員會裡有太多不同的聲音，太多只顧自己的小團體，出現僵局是必然的。1951年12月，委員會首次會議的主題是索爾克近期完成的滅活病毒猴子試驗。大多數委員表示懷疑。他們接受的訓練告訴他們，真正的免疫力來自天然感染，只有活體媒介才能做到。他們不相信滅活疫苗激發的抗體濃度和持久度足以對抗脊髓灰質炎。而且他們擔心，面對這樣的窘境，索爾克可能會試圖在疫苗裡採用毒性最強的脊髓灰質炎病毒株，如果出了什麼問題，這樣的配方就會帶來災難。
那天，索爾克發言時充滿自信。他說，猴子試驗證明，疫苗引發了強烈的抗體反應，足以對抗直接注入腦部的活體脊髓灰質炎病毒。沒有任何一隻猴子染上脊髓灰質炎，也沒有任何猴子出現有害的疫苗反應。雖然索爾克並未對疫苗的長期效果做出保證，這時候說這個還為時過早，但他傳遞的信息很清楚。小範圍人體試驗的時機已經來臨。
委員會卻不這麼覺得。哈里·韋弗壓根就沒公開提出這事兒，他很清楚，委員會不會同意。索爾克的演講論據充分，卻沒能改變那些人的看法。對大部分與會者來說，他的疫苗採用了毒性最強的馬奧尼病毒株，又添加了可能帶來危險的佐劑，這本身已經說明了滅活病毒疫苗的有效性很可疑。正如阿爾伯特·薩賓所說：「從理論上說，經過弱化的活病毒能夠安全地感染人體。我和其他一些人都相信，如果事實的確如此，那我們就有了最好的免疫媒介。」33
大部分人同意他的看法。
試驗必須秘密進行，只有湯姆·裡弗斯、哈里·韋弗和巴塞爾·奧康納知道它的存在。免疫委員會不知道的是，索爾克已經說服了兩個當地機構的管理層為他提供「志願者」，這兩個機構分別是D.T.沃森殘疾兒童之家和波爾克智障及弱智特教學校。
由於牽涉到未成年人，國家小兒麻痺基金會希望得到監護人的許可，以避免可能的訴訟和負面報道。在沃森之家，這不是個大問題。索爾克親自與眾多父母談話，向他們保證試驗很安全，而且「福澤後代」。事實證明，他本人就是最棒的項目代言人——富有獻身精神的科學家，有三個兒子。很少有父母會拒絕他。34
波爾克學校的情況則比較困難。這所學校裡的孩子智商「低於50」，很多孩子長期受到州政府的監護。在20世紀40年代以前，賓夕法尼亞當局允許公立機構開展各種醫學試驗。不過時代變了，1944年，檢察總長出面叫停了州立機構裡的一項大型疫苗試驗，並宣佈政府不能容許患者被當成「豚鼠」，參加「可能有很多人會遭受嚴重副作用之苦，甚至有人喪命」的試驗項目。35
不過也有漏洞可鑽。1944年的禁令針對的是一家試圖推廣麻疹疫苗以獲利的醫藥公司。「旨在造福公眾的科研項目是一回事，」那位檢察總長曾寫道，「但……從屬於私人企業的商業實驗室讓精神病患者參與試驗，雖然精神可嘉，卻完全是另一回事。」索爾克的疫苗項目顯然有其人道主義價值，可以通融。他的試驗不是出於任何人的經濟利益。
此外，波爾克學校在前一年經歷了一場小規模的脊髓灰質炎流行，所以試驗性的疫苗可被視作安全措施之一，為孩子們提供未來的免疫力。在寫給本州當局的信裡，校長蓋爾·沃克列出了這一點和其他理由，懇求當局批准索爾克試驗。他說，精神病機構是理想的試驗地點，患者生活在「受控環境」下，很少離開。驗血、接種的時候他們能保證到場，患者醫療記錄完善，日期都是最新的。而且，現在他們有機會以特殊的方式幫助他人。「我個人非常贊成此次試驗，」沃克總結說，「我相信，任何人都沒法指責我們把病人當成豚鼠；而且，我覺得我管理的機構能參與這樣的項目，非常有利於在外界樹立我們的專業形象，讓我們獲得更多人的接納。」36
賓州當局同意了。他們表示，索爾克可以進行試驗，只要盡可能地獲得受試者父母和監護人的許可。收到當局的答覆，國家基金會既振奮又不安。湯姆·裡弗斯一直不喜歡利用機構裡的兒童進行人體試驗的主意。他同意這個計劃完全是出於無奈，因為他相信喬納斯·索爾克和他的疫苗。但良知告訴裡弗斯，有哪兒不對勁。「成人做什麼事情都是出於自己的意願，」裡弗斯回憶起那個年代的試驗，「但精神上有缺陷的孩子卻做不到這一點。很多這樣的孩子沒有爸爸和媽媽，或者父母壓根兒就不關心他們。」37
沃森之家和波爾克學校沒有什麼共同點。前者是一所相當優雅的機構，它的所在地曾是戴維·T.沃森的莊園，這位匹茲堡律師曾在20世紀初出任安德魯·卡內基和亨利·克萊·弗裡克的代理人，賺到了豐厚的身家。沃森之家最初主要收容「貧困的殘疾白種女性」，後來則成了脊髓灰質炎康復領域的領導者。20世紀40年代，沃森之家的醫學主任傑西·賴特發明了「搖搖床」，這種新穎的裝置讓無數脊髓灰質炎患者擺脫了鐵肺的幽閉恐懼。賴特博士也是國家基金會的受益人，他認識索爾克並欣賞他的工作。38
1952年6月，試驗開始了。由於沃森之家的所有志願者都是脊髓灰質炎患者，所以基本沒有風險。索爾克的策略很簡單。他先檢查了所有受試者的血樣，然後給每位受試者分別注射與其體內脊髓灰質炎抗體類型一致的滅活病毒。體內含有高水平Ⅰ型抗體的患者被接種了Ⅰ型疫苗，因為索爾克認為他們已經對這種病毒有了免疫力，所以不會造成進一步的損害。他希望確定滅活病毒疫苗是否真的能進一步刺激志願者的免疫反應，讓他們體內的抗體上升到更高的水平。如果情況的確如此，抗體水平升高能持續多長時間。
第一位接種疫苗的是比爾·科克帕特裡克——索爾克的「1號受試者」，這位16歲的高二學生已經在沃森之家待了將近一年時間。他的故事我們十分眼熟。1951年勞工節【2】的那個週末，他在本地的運動場跑圈，準備迎戰即將到來的橄欖球賽季。「我覺得自己跑得太多了，因為我覺得很累，」他說，「脖子有點僵，皮膚很疼。」
科克帕特裡克在家發了一夜的燒。他回憶說，痛得難以忍受，「就像有人舉著一把大錘不斷敲打你的脊柱。我能感覺到自己的腿軟得像果凍一樣，然後，我一下子就動不了了。」39
脊髓穿刺檢查證實了最壞的結果：科克帕特裡克染上了脊髓灰質炎。接下來三周他住在市立醫院的隔離區裡，只能看見「戴著口罩、裹得嚴嚴實實的醫護人員」，其中就有索爾克。科克帕特裡克的體重從145磅下降到了90磅，癱瘓的雙腿骨瘦如柴。「我夢想成為一名醫生——外科醫生，」他回憶說，「我知道外科醫生的手臂必須機能健全，我誠摯地祈禱，希望自己的雙臂不要癱瘓。」40
隔離把他嚇壞了。無論是白天還是晚上，他都能聽見孩子的啜泣聲和鐵肺的嘶嘶聲。他在醫院裡認識的一個女孩死了。搬到沃森之家以後，科克帕特裡克開始了高強度的康復訓練，在背部支架和兩根手杖的支撐下站起來行走。（他的胳膊沒有問題。）索爾克尋找志願者的消息傳來後，科克帕特裡克說服了父母讓他參加。「其他的孩子有點害怕，」他回憶說，「所以我第一個站了出來。」41
索爾克親手完成了大部分的接種。30位志願者注射了Ⅰ型病毒疫苗，2位注射了Ⅱ型，11位注射了Ⅲ型。索爾克經常回來檢查他們的健康情況。「給孩子接種脊髓灰質炎疫苗以後，」後來他說，「我有兩三個月睡不安枕。」42
初期的跡象十分樂觀。沒有任何一位志願者發病，而且他們的血檢結果顯示，抗體水平顯著升高。與此同時，索爾克在波爾克學校開始了第二輪疫苗試驗。這所學校位於匹茲堡以北80英里，陰森森的，人手不足，過度擁擠。雖然校長沃克對索爾克的試驗十分熱心，但波爾克學校仍不是個讓你樂於拜訪的地方。患者根據智力情況分配居住區域，不同年齡段的患者擠在一塊兒。宿舍裡散發著惡臭，外來者對此印象深刻。更重要的是，這裡的試驗風險更大，因為受試者沒有得過脊髓灰質炎。血檢結果顯示，部分受試者體內有一種或多種脊髓灰質炎病毒抗體，但另一些受試者完全沒有抗體。所以波爾克的受試者有相當一部分面臨很高的風險：那些對脊髓灰質炎沒有明顯免疫力的年輕成人。
試驗的目的是測試疫苗的安全性和抗原強度。索爾克分別在有礦物油佐劑和沒有佐劑的情況下試用了疫苗。他還改善了給病毒滅活的調製程序。他給部分受試者接種了單型脊髓灰質炎病毒疫苗，另外一部分患者則接種了混合型的三聯疫苗。
波爾克的試驗結果更加驚人。疫苗是安全的。受試者對全部三種病毒都產生了強烈的抗體反應，持續數月。索爾克欣喜若狂。「那是我生命中最激動的時刻，」他回憶說，「在顯微鏡下觀察到試驗結果時，我陷入了狂喜。和那一刻相比，此後的一切都索然無味。」43
註釋
【1】埃德加·伯根，20世紀上半葉美國演員，查理·麥卡錫是伯根用來表演節目的木偶道具。
【2】Labor Day，美國的勞動節，每年9月的第一個星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