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是脊髓灰質炎研究前線精彩紛呈的一年。實驗室的重大突破讓民眾對救命疫苗的期望空前高漲。但與此同時，脊髓灰質炎患者數量創紀錄地暴漲也引起了公眾的恐懼。到那時候為止，整個20世紀裡只有兩個年頭——1916年和1946年，報告的年新增病例超過25000例。但到了1949年，新增總病例高達42000例，是有史以來最多的一年。《生活》雜誌表示，脊髓灰質炎已成為美國的頭號公共健康殺手——「突如其來」「變幻莫測」「無法控制」。《週六晚間郵報》則稱為「最可怕的青少年疾病」。1
事實上，脊髓灰質炎的患病人群已經不僅限於青少年。研究者表示，二三十歲的人罹患脊髓灰質炎的風險遠高於從前，而且隨著年齡的增長，出現嚴重癱瘓和死亡的概率似乎會顯著上升。此外，這種疾病的流行模式十分相似——嚴重侵擾某個地區，感染眾多人口，帶來廣泛的天然免疫力，然後等到一大批沒有免疫力的潛在受害者出現，疾病再次捲土重來。現在，在紐約那樣的地方，每五年就出現一次脊髓灰質炎大流行幾乎成為板上釘釘的事情。
長期以來，公眾對脊髓灰質炎的恐懼與他們對治療方法的樂觀期待緊密相關。恐懼與希望一體兩面，多年來巴塞爾·奧康納和國家小兒麻痺基金會一直在巧妙地傳達這樣的信息：「給我們你的時間和金錢，讓我們一起征服這種可怕的瘟疫。」
1949年，基金會的訴求變得更加直白。隨著脊髓灰質炎患者數量的增加，資助科學研究和照顧病人所需的捐款也在增加。有史以來第一次，基金會宣稱，征服脊髓灰質炎不只是必然的，而且為期不遠。他們宣告說：「現在，征服脊髓灰質炎指日可待。」2
這句話在今天看來頗富預見性，但在當時卻激起了強烈的反應。基金會的不少受益者表示這是對大眾的無恥欺騙，目的僅僅是募集更多的錢。阿爾伯特·薩賓寫了一封措辭激烈的信給奧康納，差點兒就直接說他是個騙子。他憤憤不平地說，我們「沒法保證」在短時間內征服脊髓灰質炎，甚至能不能征服還不一定，你們的宣言「不負責任」「毫無依據」「居心不良」。
薩賓還有另一層顧慮。他不喜歡基金會目前倡導的科研方向。為了早日解決脊髓灰質炎問題，基金會顯然更支持滅活病毒疫苗方案，因為這種方法更簡單。雖然薩賓自己壓根兒還沒動手研製疫苗，但他擔心像自己這樣的活病毒疫苗支持者會被排擠出局；他警告說，這樣會給未來的脊髓灰質炎研究帶來嚴重的後果。3
薩賓很擅長將自己個人的需求和野心與更普世的人道主義顧慮結合起來。短短幾天內，他就吸納了其他一些聲譽卓著的受益人加入他的陣營。奧康納面臨的壓力越來越大，他只好做出了一點讓步，撤回了引起紛爭的宣言。「也許我們是誇張了一點，」他坦承，「但我們必須爭分奪秒，盡快在實驗室裡解決這個謎題。我們有這個能力，因為全國人民都在鼎力支持我們。這是鐵一般的事實。」4
雖然奧康納做出了讓步，但他的信仰卻沒有動搖：他相信，疫苗研究應該速戰速決，在人們的生命面臨威脅時，速度真的很重要。他想知道的是：誰會拔得頭籌？
1949年秋，喬納斯·索爾克寫信給約翰·恩德斯，請求對方提供一份「包皮組織培養材料」，以供他的匹茲堡實驗室研究。這個請求隱含著更深的動機，恩德斯完全能夠理解。索爾克的計劃野心勃勃，他正在尋求供疫苗使用的安全脊髓灰質炎病毒的最佳制備方法，他想知道恩德斯是否也在朝這個方向努力。「我不想對你正在進行的或是想要進行的工作橫插一腳，」他的措辭十分圓滑，「我希望你能和我坦誠相對，尤其是你是否有計劃從事這方面的研究。」5
起先恩德斯禮貌地給出了讓他失望的答案。「現在，我們正在做一些嘗試性實驗，研究此種材料的免疫效應，」他解釋道，「目前……我不希望有別人展開這方面的大規模研究，所以我對實驗結果……暫時保密。」6
恩德斯沒有說的是，下一步該做哪方面的研究，他和兩位同事，弗雷德·羅賓斯和湯姆·韋勒，產生了分歧。兩位年輕人迫不及待地想著手研製脊髓灰質炎疫苗，但恩德斯卻有不同意見。他覺得疫苗研製十分無聊甚至乏味，最好交給「商業組織」來完成。此外，他覺得滅活病毒疫苗無法提供足夠的免疫力，而活病毒疫苗又不夠安全，必須經過多年痛苦的試錯才有可能成功。這些事他都沒多大興趣。「我們的實驗室不是用來生產疫苗的。」他提出，未來脊髓灰質炎研究前線的重大突破很可能是用「化學方法」治療此種疾病。恩德斯決定不插手疫苗研製，於是他慷慨地把組織培養技術傳給了索爾克和其他研究者。不過他對匹茲堡的年輕科學家並不看好，無論是當時還是後來，恩德斯從來沒把喬納斯·索爾克視為病毒研究領域真正的一員。7
在疫苗競賽中，最有條件奪得頭籌的是約翰·霍普金斯的研究組。他們擁有多位一流的研究者，包括戴維·博迪恩、霍華德·豪和伊莎貝爾·摩根，他們攻克的脊髓灰質炎謎題比其他任何研究組都多。1941年，博迪恩和豪確定了脊髓灰質炎病毒是通過消化道而非鼻腔進入人體的，這一結果吻合科學家多年來的推測。博迪恩還首先預測了脊髓灰質炎病毒至少有三種，另外他還與多蘿西·霍斯特曼一起證明了脊髓灰質炎有短暫但明顯的「病毒血症期」，在這個階段內，病毒會通過血液進入中樞神經系統。8
約翰·霍普金斯研究組還為脊髓灰質炎研究引入了至關重要的新角色：黑猩猩。為了買那幾十隻黑猩猩，一毛錢進行曲花了一大筆錢，不過結果相當振奮。「他們證明了黑猩猩對脊髓灰質炎的反應與人類最為相似，」一位權威人士寫道，「這讓我們向前走了一大步。」豪和博迪恩很喜歡這些黑猩猩，他們給每一隻來到實驗室的黑猩猩起了暱稱。「我們給『殭屍』接種了疫苗。」豪會這樣告訴博迪恩。或者，「波卓的腦子真美，我在考慮單獨為它多寫點兒什麼。」在1952年的一場科學大會上，湯姆·裡弗斯責備博迪恩用「他」來描述黑猩猩，裡弗斯表示，這豈不是讓動物「和人類等同」。「那該怎麼說，」博迪恩困惑地問，「他是男的啊，又不是女的。」「該怎麼說？」裡弗斯回答，「你應該說『它』！」9
1944年，伊莎貝爾·摩根加入了約翰·霍普金斯研究組。博迪恩回憶說，「幸好我在伍茲霍爾遇到了她，然後鼓動她來了巴爾的摩。」伊莎貝爾·摩根的父母都是傑出的生物學家，她的父親托馬斯·亨特·摩根曾因染色體和遺傳方面的研究成果而獲得1933年的諾貝爾獎。伊莎貝爾畢業於斯坦福，隨後在賓夕法尼亞大學獲得細菌學博士學位，1938年加入洛克菲勒研究所。她在彼得·奧利茨基的實驗室裡工作，研究針對脊髓灰質炎和腦脊髓炎之類病毒性疾病的免疫力。在一份機密備忘錄裡，奧利茨基形容她是「一位富有獨創性的女性，她拒絕接受所謂的既定結論，除非該結論在她看來已獲得堅實證明」。10
但是，摩根卓越的才華並未減少她遭受的歧視。在洛克菲勒研究所，她的薪水遠低於男性同事，而且各種研究獎項總是沒有她的份。正如湯姆·裡弗斯的回憶：「早年間，女博士在研究所裡沒有什麼發展機會。」這是摩根博士後來改變職業道路的關鍵原因。11
在約翰·霍普金斯，摩根開始了一系列的實驗，用滅活病毒疫苗為猴子提供免疫力，對抗脊髓灰質炎。她在神經組織（猴子的大腦和脊髓）裡培育脊髓灰質炎病毒，然後用福爾馬林對病毒滅活。結果十分樂觀。接種了疫苗的猴子在接受一系列高濃度活病毒腦內注射後仍安然無恙，沒有任何一隻猴子出現脊髓灰質炎症狀。「我要反覆強調，」裡弗斯說，「在她的實驗結果出來之前，大部分病毒學家認為經過福爾馬林滅活的病毒疫苗無法提供對脊髓灰質炎的免疫力。她改變了我們的看法，這實在很了不起。」12
但摩根的科學之路到此為止。1949年，摩根博士在事業的巔峰期離開約翰·霍普金斯，嫁給了約瑟夫·芒廷，她的丈夫曾是一位空軍上校，現在在紐約當數據處理員。夫妻倆搬到了韋斯特切斯特，38歲的摩根在當地的實驗室研究部門找了份工作。約翰·霍普金斯的研究組和韋斯特切斯特的實驗室無疑相差雲泥，從彼得·奧利茨基的信件中可以略見一斑。1953年，韋斯特切斯特實驗室的主任寄了一篇科學論文給奧利茨基，希望能得到發表。以善良和富有耐心著稱的奧利茨基把論文撕成了碎片。不過他感覺自己的行為似乎有點過分，於是他又寫了一封信為自己的挑剔致歉。他還建議那位主任說，如果您以後想發表論文，最好讓摩根博士過目一下。「我堅信，她的科學判斷力會為您提供極大的幫助。」奧利茨基表示。13
摩根花了一大部分時間來照顧家庭，撫養年幼的繼子吉米，這個小男孩有學習障礙。「伊比熱愛科學，但她更愛自己的新家。這一點我很肯定。」戴維·博迪恩的妻子埃莉諾說，「當然，戴夫覺得這是他的實驗室和脊髓灰質炎研究領域的巨大損失，但大家都能理解。時機變了。伊比這樣的女人必須做出艱難的選擇，而她選擇了自己的道路。」14
摩根離開約翰·霍普金斯以後，她的工作後繼無人。博迪恩更感興趣的是脊髓灰質炎的病理學機制而非疫苗研製，而原本最有可能繼承摩根事業的霍華德·豪沒有足夠的野心和精力來對抗未來競爭者（例如喬納斯·索爾克）的不懈努力。「那不是我們的地盤，」博迪恩說，「也不合我們的口味。」
如果摩根留在約翰·霍普金斯，她會在疫苗競賽中擊敗索爾克嗎？這樣的可能性當然存在，因為索爾克直到1949年才勉強走進了這個領域的大門。霍普金斯實驗室擁有全面的優勢。要快速研製出滅活病毒疫苗，摩根擁有足夠的知識、技術和資金。
但她對人體試驗的顧慮拖了她的後腿。她的顧慮不無原因。畢竟在摩根進行試驗的那個年代，她只能在神經組織中培養脊髓灰質炎病毒，這可能引發致命的過敏反應。雖然約翰·恩德斯的大突破會徹底掃除這個問題，但在20世紀50年代早期，要從動物試驗走向兒童人體試驗，仍需要莫大的勇氣。事實上，伊莎貝爾·摩根後來告訴朋友，無論在何種環境下，想到要走出至關重要的下一步，她就渾身顫抖。和索爾克不一樣，她對自己的疫苗並沒有十足的把握。事實上，她從來沒有獲得驗證的機會。15
她的故事帶著悲劇色彩。1960年，她疼愛的繼子吉米從大學裡回家享受聖誕假期，結果他乘坐的飛機在紐約上空與另一架客機相撞，吉米不幸罹難。摩根辭去工作，在哥倫比亞拿了一個生物統計學碩士學位，然後去曼哈頓的斯隆-凱特琳癌症研究所做了一名顧問。她死於1996年，終身不再涉足脊髓灰質炎研究。
在次年舉行的追思會上，一位曾經的同事動情地回憶起摩根的卓越品質。「縱觀伊莎貝爾·摩根·芒廷的職業生涯，」他說，「再看看她如何應對一生中或歡樂或悲傷的種種事件，你一定會驚歎於她的適應性和勇氣，以及她對科學界的巨大貢獻和長遠影響。」16
至少，她指明了一條道路，喬納斯·索爾克將沿著這條道路走向成功。
在紐約珀爾裡弗，離伊莎貝爾·摩根的韋斯特切斯特實驗室還不到20英里的地方，一位年輕的波蘭移民正在秘密研製自己的脊髓灰質炎疫苗。他的名字叫做希拉裡·科普羅夫斯基，他的實驗不久後將掀起科學界的一場風暴。
科普羅夫斯基畢業於華沙大學醫學院，1939年，納粹入侵波蘭後，他和身為生物學家的妻子伊雷娜一起逃往巴西。在里約熱內盧，他找了一份洛克菲勒基金會的工作，花了幾年時間研究對抗黃熱病的活病毒疫苗。後來科普羅夫斯基來到美國，定居在珀爾裡弗，美國氰胺公司的製藥部門萊德利實驗室就坐落在這裡，1945年，科普羅夫斯基成了這家實驗室的研究員。17
科普羅夫斯基多才多藝。他是一位才華橫溢的鋼琴家，會流利使用6種語言，善於品鑒美食和美酒，他風度翩翩，脾氣火暴，不憚於冒險，既有極大的吸引力，又讓人覺得害怕。在萊德利實驗室，他的頂頭上司是赫勒爾德·科克斯，這位傑出的病毒學家曾在洛克菲勒研究所接受訓練。科克斯把科普羅夫斯基分配到了一個新的脊髓灰質炎項目，該項目旨在研製出活病毒疫苗。「事情從一開始就很清楚，」參與項目的一位學生表示，「科普羅夫斯基不是那種甘於埋頭專注細節的人。如果你打算僱用他這樣的人，唯一的辦法就是給他分配一個寬泛的任務，然後讓他自由發揮。」科克斯正是這樣做的。
萊德利實驗室的人對科普羅夫斯基的評價不一。一方面有同事說他心狠手辣，「富有野心」「沒什麼道德感」；另一方面，有人覺得他是醫學先驅。「他的科學天賦之一」，一位同事表示，「在於對未來重點問題的敏銳嗅覺」，並展開不懈的追求。「他也不是算無遺策……不過一般而言，他的投機總有回報。」18
當時，萊德利實驗室風頭正健。他們的科學家剛剛人工合成了維生素B並研發出了一種強效抗生素——金黴素。珀爾裡弗的科研園地就像常春籐聯盟的大學校園，有宏偉的建築群、鴨子游來游去的池塘和修剪整齊的草坪。而且實驗室的空間、設備和技術支持都與洛克菲勒研究所差不多。
更棒的是，這裡的脊髓灰質炎實驗無須接受國家基金會科研委員會的品頭論足，也不必遵循那些常常是吹毛求疵的煩瑣規章。萊德利實驗室沒有興趣倣傚在密歇根、約翰·霍普金斯和耶魯盛行的學院派作風。他們的目標很簡單：研製出安全、有利可圖的疫苗。
和伊莎貝爾·摩根一樣，科普羅夫斯基的脊髓灰質炎試驗開始於約翰·恩德斯的組織培養大發現之前。1947年，他把一種Ⅱ型脊髓灰質炎病毒株（蘭辛）直接注入了小鼠的顱內。接下來，他切下小鼠的腦組織，與鹽溶液混合，然後把這種湯狀物按照同樣的程序依次注射給一系列的棉鼠，直至脊髓灰質炎病毒恰當「衰減」（弱化），能夠用於制備疫苗。19
科普羅夫斯基給9只黑猩猩口腔飼餵了經過弱化的病毒。然後，他給這些黑猩猩接種了大量毒性強烈的Ⅱ型脊髓灰質炎病毒，觀察他的疫苗是否提供了免疫力。9只黑猩猩都沒有染上脊髓灰質炎，表明疫苗的確有效。
當然，疫苗對動物有效不代表對人類也有效。雖然有研究提出，口腔飼喂黑猩猩的試驗與人類的實際情況十分接近，但這樣說服力還不夠。對科普羅夫斯基來說，下一步他應該執行科研界不成文的鐵律：讓其他人試驗他的口服疫苗之前，他必須親自嘗試。
這個傳統已有幾百年歷史，但仍經久不衰。1903年，沃爾特·裡德黃熱病研究組成員傑西·拉奇爾因為讓帶病毒的蚊子咬了自己而犧牲。10年後，為了證明糙皮病沒有傳染性，約瑟夫·戈德伯格給自己注射了患者的血液，吃了患者脫落的皮屑，甚至吞下了一小瓶患者的糞便。20世紀30年代，脊髓灰質炎研究者約翰·科爾默、威廉·帕克和莫裡斯·布羅迪都曾在兒童試驗之前給自己接種疫苗。20
1948年，輪到了科普羅夫斯基。一個冬日的黃昏，他和助手托馬斯·諾頓用華林牌攪拌機把小鼠的脊髓和腦組織打成了一攤「油乎乎的灰色膠狀物」，然後一起喝下了這杯「脊髓灰質炎雞尾酒」。兩個男人把混合物倒進小玻璃燒杯裡，仰頭一飲而盡。他們倆都覺得，這玩意兒的味道很像魚肝油。「再來一杯？」諾頓問道。「還是算了，」科普羅夫斯基回答，「我要開車。」21
兩年後也就是1950年，科普羅夫斯基在兒童身上試驗了他的活病毒疫苗。試驗地點是珀爾裡弗附近的萊奇沃思村，這家州立機構成立於1912年，專門收治「弱智及癲癇患者」。萊奇沃思坐落在紐約州哈德遜谷的農牧業地區，在專業的醫療工作者中享有盛名，雖然偶爾有媒體報道稱這裡過度擁擠、病人遭到虐待。22
科普羅夫斯基聯繫的是這家機構的實驗室主任喬治·傑維斯（George Jervis），後者在智力缺陷研究領域有重大貢獻。他們倆曾合作發表過一篇論文，而且頗有私交。根據科普羅夫斯基的說法，傑維斯博士懇求他看在公共安全的份上，千萬要去萊奇沃思做疫苗試驗。那裡的孩子似乎總會玩得渾身邋遢，宿舍裡糞便丟得到處都是。「對病毒學家來說，這簡直就是在玩手榴彈，」科普羅夫斯基的傳記作者寫道，「傑維斯很擔心，如果不採取點措施，脊髓灰質炎很快就會把萊奇沃思夷為平地。」23
科普羅夫斯基先給一位「無免疫力的人類志願者」吃了他的弱化病毒疫苗。這個孩子沒有出現症狀，於是試驗範圍擴大，另外19位兒童也接種了疫苗，每個孩子都喝下了混有「一茶匙傳染性材料」的半杯巧克力奶。科普羅夫斯基沒有向赫勒爾德·科克斯報告這次試驗，傑維斯也沒有自找麻煩，知會紐約州的官員。後來科普羅夫斯基承認，之所以不報備，是因為上面顯然不會同意這次試驗。24
我們不清楚傑維斯是徵得了孩子的家長同意，還是乾脆逕自擔起了這份責任。1952年，科普羅夫斯基發表試驗結果時採用了「志願者」這個詞兒，這些「志願者」中包括兩位完全沒有自理能力、只能靠胃管飼喂疫苗的兒童。於是英國醫學期刊《柳葉刀》尖刻地批評道：
英語的豐富性在於某些詞語的意思一直在變化。比如「志願者」這個詞兒。也許有一天我們會在科學期刊上讀到，某項試驗有20只小鼠志願受試，還有另外20只小鼠志願充當對照組。25
科普羅夫斯基認為這些試驗的結果十分積極。所有「無免疫力的孩子體內都產生了」Ⅱ型脊髓灰質炎抗體，而且沒有人出現症狀。1951年，他在一次脊髓灰質炎科研圓桌會議上討論了自己的研究結果，這次會議的發起人是國家基金會，確切地說，是萊德利實驗室的競爭對手。基金會受益人中的佼佼者齊聚一堂：博迪恩、弗朗西斯、裡弗斯、保羅、薩賓還有新加入的喬納斯·索爾克。他們幾乎都沒聽說過科普羅夫斯基，來自萊德利實驗室的「商業科學家」。
這樣的圓桌會議常常是一片混戰。托馬斯·裡弗斯回憶說，沒什麼理由鼓勵大家保持風度，處世圓滑。「你必須做好被撕成碎片的準備。無論你是誰：只要你站起來發言，你就成為大家的集火目標。這就是圓桌會議的意義所在——檢驗科研成果和想法。有什麼可害怕的呢？」26
科普羅夫斯基當然不會怕，他比誰都善於控制情緒。那天，他一開始發言，人群就喧鬧起來，一時間誰都沒有理解他說的話。他聽見托馬斯·弗朗西斯轉頭問索爾克：「他說的是啥——猴子試驗？」索爾克回答，「不，是兒童試驗。」人群立刻炸了鍋。
在人類身上試驗活病毒，這個想法本身就很有爭議性了。而在兒童身上秘密試驗從動物神經組織裡培育出來的病毒，那簡直就是大逆不道。「你怎麼敢，」阿爾伯特·薩賓質問，「你為什麼要這樣做？為什麼？為什麼啊？」科普羅夫斯基回答，總得有人走出下一步，所以自己挺身而出。「這個你也不確定，那個你也不確定，」薩賓回擊道，「你沒準會引發一場大流行。」27
科普羅夫斯基寸步不讓。他堅信，雖然他在萊奇沃思做的試驗是秘密進行的，但並未超越科學實踐的道德界限。事實上，醫學史上充滿了這樣的英雄故事，路易·巴斯德救了一個得狂犬病的九歲男孩，愛德華·琴納在自己襁褓中的兒子身上試驗天花疫苗，而且，各種機構（孤兒院、收容所、精神病院）裡的兒童一直是歐美醫學試驗的主要對象。他們是理想的受試者——與世隔絕、受到看管、易於控制、開展研究工作比較輕鬆。而且，他們不知道試驗是好是壞，也無力抗拒。
這樣的試驗部分是有益的，例如在法國孤兒院進行的試驗曾成功促生了一種白喉抗毒素。但大部分試驗極其野蠻，在這些試驗中，孩子們被限制營養供給，被迫注射危險的物質，承受極大的痛苦。28
科普羅夫斯基在萊奇沃思做試驗時並非毫無約束。由於「二戰」期間納粹進行了許多慘無人道的醫學試驗，1947年，所謂的紐倫堡準則出爐了。這套準則為以後的研究者定下了一系列的倫理指南，其中一條便是知情同意權，不過在對待兒童時，這條準則其實頗有彈性。大部分倫理學家認為，如果得到了父母或監護人的同意，那麼就可以在兒童身上進行此類試驗，只要兒童「特別適合」成為受試者，試驗不會對他們的健康「造成明顯損害」，而且受試兒童可能從研究結果中「直接受益」。29
萊奇沃思試驗是否符合以上條件，或者說是否符合任何一條，人們為此產生了激烈的爭執。不過有一點很清楚，不久後其他人也會紛紛跨過科普羅夫斯基此時跨越的這條界線。幾年後，戴維·博迪恩盛讚萊奇沃思人體試驗是脊髓灰質炎疫苗研究走向成功的「轉折點」。他說，這是脊髓灰質炎之戰中必然而勇敢的下一步。30
科普羅夫斯基回憶起萊奇沃思時態度十分強硬。「如果這樣的事兒放到現在，」他最近表示，「我們會被丟進監獄，公司也會遭到起訴。」當然，他補充道：「如果琴納、巴斯德、泰勒或者我必須在今天重複驗證我們的發現，那世界上就不會有天花疫苗、狂犬病疫苗和黃熱病疫苗，也不會有口服脊髓灰質炎活疫苗。」31
阿爾伯特·薩賓的生命和職業生涯充滿傳奇，我們很難釐清他當時是出於什麼動機發起了對科普羅夫斯基的攻擊。眾所周知，薩賓有時候十分可憎。他最好的朋友說他傲慢、自我中心，有時候十分殘酷。是的，他們會說，阿爾伯特自以為無所不知，而且十分霸道，不過他這樣做是有原因的。薩賓道德感很強，他是科學準則的守護者，對於那些和他一樣追求高尚的人，他向來十分慷慨。「他長著一頭濃密的白髮，」一位同事回憶說，「讓人不由得想起《舊約全書》裡的先知。……他常常告訴我們，有一些事情大家本該知道，但不是每個人都願意聆聽。」32
不過，別人眼裡看到的是另一個阿爾伯特·薩賓——強勢的野心家，嫉妒心強，爭強好勝，一心要懲罰那些跟他搶地盤的人。「薩賓是個刻薄的混蛋，」疫苗研究先驅莫裡斯·希勒曼表示，「他很聰明，不過他簡直就是科學界的流氓，從一個領域跑到另一個領域，從來都是偷偷摸摸的。」多年後有人問他如何看待對薩賓極盡讚美的眾多訃告，希勒曼怒斥道：「得了吧，多少人都盼著給他寫訃告呢。」33
看來薩賓的真面目介於兩極之間。脊髓灰質炎研究界的往來信件中，有人盛讚他的慷慨，有人咒罵他的奸詐。洛克菲勒研究所裡的一位同事沃爾特·施萊辛格曾在信中控訴，科學發現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薩賓卻搶去了太多的光榮，但薩賓不承認他的指控。「可那畢竟是我們的心血，」施萊辛格在信中傾訴，「我們認識阿爾伯特的所有人都對他既羨慕又痛恨，這兩種情緒出自同一個原因。他應該得到報應。」34
1906年，阿爾伯特·布魯斯·薩賓出生波蘭的比亞韋斯托克，這個地方離俄羅斯邊境不遠。為了逃避一戰後波蘭爆發的大屠殺，阿爾伯特一家在他15歲的時候逃到了美國，在新澤西州佩特森定居下來。這是一個紡織中心，以移民為主，阿爾伯特的爸爸找到了一份紡織工人的工作。薩賓會說流利的波蘭語和德語，但完全不懂英語，一位表親負責教他。這位表親鼓勵他說，如果不想在紡織作坊裡度過無望的一生，那最好去接受教育。
根據薩賓自己的描述，他去拜訪了佩特森高中的校長，遞上了自己的成績單。單子是用波蘭語寫的，校長要求他翻譯一下。「他說，『你現在該上哪個年級了？』我說相當於高中二年級吧，然後他回答，『那我就讓你去上高二，如果你不及格，那就留級；要是考過了，就繼續念下去。』」薩賓補充說，這個安排「相當不錯」。35
薩賓通過了考試。他以優異的成績念完了高中，同時還花很多時間打工。然後，天上掉下來了一塊大餡餅，一位在曼哈頓當牙醫的姻親叔叔向薩賓伸出了橄欖枝。「他說，如果我願意去他家生活，努力成為一名牙醫，那他會給我付學費，」薩賓回憶道，「所以1923年，我開始在紐約大學念牙醫預科班，然後又上了兩年牙醫學校。」36
薩賓討厭牙科，但他熱愛科學。藥理學和生化學課程讓他的興趣轉向了醫學研究，兩本暢銷書的出版也促成了這一轉變。「保羅·德克呂夫的《微生物獵人》給了我很大的動力，」薩賓表示，「然後是《阿羅史密斯》，諸如此類。我告訴自己，『那就是我啊，我想過的生活就是那樣的。』」37
1926年，薩賓放棄了牙科，叔叔也斷絕了經濟資助。他沒錢上醫學院，也毫無被錄取的希望，於是他拜訪了一位有能力提供幫助的熟人——威廉·哈洛克·帕克。學牙醫的時候，薩賓上過帕克的細菌學研究生課程。「我給他講了我的不幸遭遇，」薩賓說，「他一定聽得心都碎了。」帕克給薩賓提供了一份實驗室裡的粗活兒，同時還替薩賓敲開了醫學院的大門，他的確有那個影響力。作為一位細菌學家，他曾制備了美國第一份白喉抗毒素。而作為紐約市實驗室管理局局長，他已經成為公共衛生領域的標桿人物。帕克從1900年起就一直呆在紐約大學，擔任系主任和醫學院院長。他是「我的英雄」，薩賓回憶道，「和藹、傑出而熱心的帕克博士」。38
薩賓付不起學費的時候，帕克給他弄到了獎學金；薩賓需要錢付房租吃飯的時候，帕克給他找了一份哈林醫院的兼職，讓他負責採集肺炎患者的痰液樣品。「我沒有太多時間去做一個優秀的學生，」薩賓回憶說，「因為我必須從醫學院衝到醫院，工作到深夜，然後學習幾個小時，一大早起床，再搭地鐵回學校。」39
不過，這份工作還有其他好處。出乎帕克的意料，薩賓發明了一種快速分類肺炎球菌的方法，原來需要干一整夜的活兒現在只需要兩三個小時就能完成。帕克驕傲地將它命名為「薩賓法」，盛讚它是救命良方。他還把薩賓的成果送到科學期刊發表，讓他的學生成了紐約大學的名人。1931年，薩賓畢業了，年刊的簡介極富先見之明地預見了他的未來：
高牆間迴盪著一個美妙的聲音，
莊嚴而低沉，洪亮而動聽，
那不是斯滕托爾【1】的聲音嗎？寂靜——連一根針都不曾落地，
請靜聽，那正是偉大的薩賓。
他教會了我們怎樣分類肺炎球菌，
並由此拯救了小白鼠的性命。
雖然他有時候很冷淡，而且現在他已離去，
但不久後我們會驕傲地說，「我認識那個傢伙」。40
薩賓畢業後的次年夏天，紐約爆發了一場脊髓灰質炎大流行。當時薩賓正在紐約大學的教學醫院表維醫院擔任住院醫師，他近距離目擊了這種疾病。1933年，他發表了第一篇關於脊髓灰質炎的論文，開始了長達60年的脊髓灰質炎研究生涯。約翰·保羅寫道，沒有人「像薩賓一樣，持續這麼多年為脊髓灰質炎領域貢獻了這麼多有效信息，而且涉及了該領域的這麼多方面」。41
在表維醫院，薩賓的任務之一是解剖脊髓灰質炎死者的屍體，這門技術未來會讓他受益匪淺。帕克實驗室的研究員威廉·佈雷布納被猴子咬了，染病去世，他的屍體被送來解剖時，薩賓受到了很大的衝擊。他協助完成瞭解剖，並寫下了記錄：「W.B.博士，29歲，專注於脊髓灰質炎實驗工作……左手無名指及小指背部被咬，傷口……很淺……B.博士繼續工作……」不過短短幾天內，佈雷布納的身體開始失控，體溫升到了104.8華氏度，他抱怨說「上肢疼痛」。隨著麻痺症狀蔓延到胸口，他的呼吸也變慢了。「雖然進行了局部穿刺……並採取了其他輔助措施，他還是在5小時後死去了。」42
有人懷疑佈雷布納是染上了脊髓灰質炎，有人則認為是猴子身上常見的皰疹病毒。但薩賓宣稱自己發現了一種全新的致病媒介，並以佈雷布納的名字將之命名為B病毒。「呃，薩賓從不羞怯，」湯姆·裡弗斯說，「他來到洛克菲勒研究所……給我看他的工作成果。」裡弗斯深受震撼。他回憶說，薩賓的記述很有說服力，而且，「另外幾位工人被猴子咬了並死去以後，他們找到了同樣的病毒」，薩賓的結論無疑是正確的。43
薩賓一夜成名。1934年，他獲得了國家科研理事會的資助，前去倫敦一流的李斯特研究所研究病毒。和其他地方的情況一樣，他的性格和工作習慣激起了強烈的不滿。在他申請洛克菲勒研究所的職位時，李斯特研究所所長J.C.G.萊丁厄姆向紐約傳達了這樣的信息：「我聽說您準備聘請薩賓博士。看在上帝的份上，我應該警告您不要這樣做！他的確才華橫溢，但他把我們這的猴子都用光了！」44
薩賓如願受聘。「天哪！他簡直就成了一道風景」，湯姆·裡弗斯說，「大不列顛」薩賓完成了12個月的海外進修，回來的時候「穿著粗花呢夾克和漂亮的背心，還叼著煙斗。他是整個研究所裡穿得最體面的人，不過更重要的是，他很快就讓大家知道，他還能在實驗室裡幹出體面的活兒來。」45
至少在公開場合裡弗斯是這麼說的。私下裡他的口風就完全不一樣了，他回憶說自己無情地戳破了那個年輕人的虛榮心：「真見鬼，薩賓！你以為一年時間就能把東海岸的猶太窮鬼變成英國紳士嗎！下回來見我的時候不准穿鞋罩，還有，不准再用這麼重的口音跟我說話。」裡弗斯津津有味地回憶道，他的話好歹起了點兒作用。「我對天發誓，他又變回了那個東海岸猶太人，而且從那以後再也沒有作怪。」46
事實上，裡弗斯在西蒙·弗萊克斯納面前對薩賓的工作作出了高度評價。但他也說得很清楚，洛克菲勒研究所他自己的部門裡沒有薩賓的位置，他希望把薩賓分配去其他人手下。他推薦了猶太人彼得·奧利茨基，後者很快就答應了。「我以前和別的天才成功共事過，」奧利茨基回憶說，「我非常渴望薩賓加入我們小組。」47
薩賓來到了一個滿是年輕天才的地方。那些年在彼得·奧利茨基手下幹過活的人簡直能編成一本脊髓灰質炎運動名人錄——赫勒爾德·科克斯、沃爾特·施萊辛格、傑爾姆·賽弗頓、伊莎貝爾·摩根，而這只是一部分。不過哪怕是在這些人裡，阿爾伯特·薩賓依然鶴立雞群。不出所料，他安排得滿滿噹噹的日程表總是同時受到同事的敬畏和鄙視。他既不去度假，週末也不休息，一直埋頭工作。1934年，奧利茨基強迫他去度幾天蜜月，他發電報告訴自己的上司：「已婚……幸福……下周就回來。」48
他的試驗大受關注。比如說，他利用猴子證明了，施行扁桃體切除術，讓口腔和喉部的神經直接暴露出來以後，延髓型脊髓灰質炎（最嚴重的一種）出現的幾率會上升。他的試驗結果得到了其他研究者的確認，很多醫生和牙醫因此在脊髓灰質炎盛行的夏天推遲了扁桃體手術、淋巴手術和大型口腔手術。49
研究者之間的互動是洛克菲勒研究所的巨大優勢之一。不久前薩賓遇到了馬克思·泰勒，這位來自美國南方的流亡者對待自己的事業就像父親對待孩子一樣。當時泰勒正在試驗一種黃熱病活病毒疫苗。（疫苗的成功將為他贏得1951年的諾貝爾醫學獎。）正如湯姆·裡弗斯回憶的：「此前沒有人向阿爾伯特描述過病毒研究的應用前景，他對此的思考和展望全部出自自己的頭腦。」但泰勒的工作對薩賓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進一步堅定了信仰：對疾病的長期免疫力來自活體媒介帶來的天然感染——簡而言之，來自活病毒疫苗。50
研究所裡的工作也有不利的一面。和其他同事一樣，薩賓也感受到了西蒙·弗萊克斯納的影響力帶來的束縛，弗萊克斯納一直堅持的那些理論仍主宰著脊髓灰質炎研究領域。雖然他有時候對年輕的同事十分大方，但他的底線十分清楚：脊髓灰質炎是所長的私人領地。任何人都必須先徵得弗萊克斯納的明確同意才能研究這種疾病，這個規矩束縛了那些尋求新方法對抗脊髓灰質炎的人。作為一個年輕的研究員，善於保護自己的薩賓一直對弗萊克斯納畢恭畢敬。51
1939年，薩賓收到了辛辛那提大學的邀請，讓他去醫學院擔任兒科助理教授，同時成為兒童醫院的病毒學博士後。這個職位的年薪是6000美元，大約相當於薩賓目前薪水的兩倍，顯然很有吸引力。而且，這個綜合性職位能讓他在獨立的環境下將臨床工作和實驗室研究結合起來，他自己可以決定研究日程。薩賓的辭職信簡短而誠摯。「經過深思熟慮，我決定離開『家園』，」他寫道，「去嘗試一下兒童醫院基金會提供的機會。」52
辛辛那提算不上美國頂尖的醫學院，不過它有幾個系實力很強，其中兒科系獨佔鰲頭。「阿爾伯特在我們這兒工作得很開心，」系主任寫信告訴奧利茨基，「他對別人的激勵作用也很強……很高興有他和我們一起。」薩賓一家在辛辛那提的高級社區裡買了一幢房子，他們的新家有花園、果樹和一大片庭院。「我已經變成鄉紳了，」他告訴朋友，「我應該多留點兒神，日子過得越來越舒服，工作不要退步才好。」53
他無須擔心。1939年，薩賓獲得了西奧博爾德·史密斯獎章，這個獎項由美國科學促進會頒發，專門獎勵「35歲以下男士」。薩賓之所以獲獎，是因為他對「小兒麻痺症及病毒特性」的研究。一年後，《紐約時報》報道了他對關節炎可能病因的研究，熱門雜誌《科學》盛讚他確認了一種在北美洲首次發現的腦脊髓炎。對辛辛那提來說，薩賓是天賜的禮物，這顆新星正在聚光燈的照耀下冉冉升起。54
不過問題很快來了。辛辛那提的硬件無法跟洛克菲勒研究所相提並論，洛克菲勒實驗室裡的設備都是頂尖的。「有時候我簡直沒法研究脊髓灰質炎了，」薩賓抱怨說，「辛辛那提動物園裡只有25隻猴子。我只買了4只，一隻就得花12美元。雖然他們確實在做繁殖工作，但規模還不夠大，我說的是管理動物園的人，不是猴子。」55
不過這個問題至少還能解決。1939年，薩賓獲得了國家基金會的第一筆資助，金額是7000美元。「再加上我的常規預算，」他告訴奧利茨基，「這筆錢夠我們大幹一番了。」基金會很高興看到自己提供的資金很快就被花掉，因為這意味著研究工作有所進展，勤勞多產的薩賓很樂意效勞。「我剛剛又收到了11300美元的資助，」1941年，他寫信告訴約翰·保羅，「我計劃在接下來6個月內花光它。」56
面對大多數熟人，薩賓把辛辛那提的生活描述得光輝燦爛。而在他的導師兼密友彼得·奧利茨基面前，他的口風就不一樣了。他說自己離開研究所是一個錯誤，希望能夠回「家」。
問題有一部分來自研究氛圍。薩賓想念研究所裡火花四濺的碰撞，想法的交流，與「科學思想和知識更契合的人」接觸。還有一部分問題則是薩賓的個人偏好。他不喜歡給孩子看病。「我不是兒科醫生，」他寫信告訴奧利茨基，「親身體會了兩年之後，我知道自己不想當兒科醫生。」他說，真相很簡單，「我在這兒待得不開心，我也不希望在這裡再待10年，因為這也許是我職業生涯中最碩果纍纍的10年」。57
奧利茨基同情薩賓的處境。他答應「和湯姆·裡弗斯商量一下」，不過事情的進展並不順利。「雖然湯姆欣賞你的傑出成就、你的能力以及你事必躬親的勁頭，」奧利茨基回復說，「不過對於我的提議，他的反應很難用『高興』來描述。」裡弗斯更願意在安全距離以外「欣賞」薩賓，具體到此刻來說，這個距離大概是600英里。58
和喬納斯·索爾克一樣，「二戰」期間薩賓一直為軍方研究病毒性疾病；和索爾克不一樣的是，薩賓參軍入伍，並在陸軍醫療隊裡晉陞為中校。索爾克擅長對付流感，而薩賓主要研究的是白蛉熱和日本乙型腦炎，前者是一種討厭但不致命的疾病，常見於地中海地區士兵身上；後者影響中樞神經系統，有時候會致死。薩賓軍旅生涯的大部分時間待在中東，他告訴朋友，當時「我埋頭工作，從不停頓，也不休息，因為我只知道這一種工作方式」。59
在軍隊裡，薩賓不得不暫時放下了脊髓灰質炎研究。「這顯然不是軍隊的重點問題。」他同意這個說法，雖然脊髓灰質炎兇猛地侵襲了英美士兵，這些士兵都是20～40歲的男性，之前誰也沒有料到情況會這麼嚴重。「在我看來，唯一搞不明白的是，」他寫信告訴奧利茨基，「為什麼我們的軍隊發病率比當地人高這麼多。」薩賓懷疑，大部分當地人在嬰兒時期接觸過脊髓灰質炎病毒，經歷過輕微的天然感染，從而得到了終生的免疫力。相比之下，大部分士兵是頭一回遇到這種病毒。60
戰爭結束後，薩賓回到了辛辛那提。他不像以前那樣盼著離開這個地方了。醫學院授予了他兒科研究教授的職位，這意味著他可以自由決定要不要接待患者。現在，薩賓將開始全天候地待在實驗室裡工作，實驗室也是他唯一真正的家園。按照他的設想，脊髓灰質炎研究會日漸加速，佔據主導地位的應該是科學家而非官僚，帶頭人應該是經驗豐富的研究者，例如他自己。很多人將會認識到，薩賓的意見有多麼重大的影響力。
註釋
【1】Stentor，荷馬史詩《伊利亞特》中的傳令官，以聲音洪亮而著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