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4月12日，羅斯福總統因腦出血在佐治亞沃姆斯普林斯的「小白宮」逝世。靈車離開沃姆斯普林斯那天，司機在佐治亞禮堂前停留了片刻，讓工作人員和患者最後一次向總統致意。數百人出現在禮堂前，很多人坐著輪椅或是躺在擔架上，漿得筆挺的衣服和病號服匯成了一片白色的海洋。「這個群體從未如此切實地出現在所有人眼前，」一位目擊者回憶說，「孩子安安靜靜地站在中年人身邊等待，現場沒有一絲嘈雜。」一位音樂家出現在人群中，用手風琴奏出民歌「回家」，他的臉上淚水滂沱。這一刻，他們都是羅斯福的朋友。1
對億萬美國人來說，羅斯福是他們唯一認識的總統，或者至少是唯一記得的總統。他在白宮裡干了12年，首次當選是在1932年，隨後連任了三屆。他領導這個國家走過了大蕭條和「二戰」，這是許多人生命中印象最深刻的重大事件。「他清晰地知道世界的走向，或者至少看起來他知道，」《生活》雜誌寫道，「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羅斯福的死震動了國家基金會。他是基金會的締造者和精神領袖，同時也是基金會募集資金的黃金招牌。多年來生日舞會項目為基金會帶來數以百萬計的捐款，羅斯福的死讓這個項目戛然而止。更糟糕的是，基金會和好萊塢製片廠高層的關係也因此而疏遠了，此前他們不遺餘力地幫助脊髓灰質炎運動，無非是因為與羅斯福的私人關係。1944年，他們曾如此許諾：
我們電影業決定聯合起來，討論以何種方式支持一毛錢進行曲，並借這個機會向尊敬的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再次致敬，他的卓越領導為這一人道主義事業作出了傑出貢獻。2
羅斯福逝世後，局面急轉直下。1946年，各製片廠決定取消電影院裡的募捐箱，轉而直接向聯合勸募會【1】捐款。一毛錢進行曲只收到了一張30000美元的支票，奧康納勃然大怒。基金會失去了最棒的捐款渠道。「太無恥了，」他咆哮道，「我相信電影院的顧客很高興也很渴望捐款給一毛錢進行曲……所以那些院線拒絕設立觀眾捐款箱簡直就是毫無理由。」事實上，院線方的理由十分充分。富蘭克林·羅斯福已經死了。3
失去電影院的收入帶來了沉重的打擊。但長期來看，更麻煩的是聯合式慈善的興起，或者說「大慈善」，聯合勸募會就是這種方式的代表。1945年，國家基金會獨力募集了1900萬美元，但是以後，他們或許得被迫跟其他較為弱勢的慈善組織分享這塊蛋糕，一毛錢進行曲差不多算是完蛋了。
奧康納不打算坐以待斃。「二戰」結束後，他開始不屈不撓地抨擊聯合式募捐，指責聯合式募捐的鼓吹者是潛藏的社會主義者，他們正在扭曲美國的基本精神。「頭腦的獨立性、選擇的自由性、在良知的指引下作出最佳選擇的權利，這是每位公民不可剝奪的權利。」他謙遜地表示自己的主張與「五月花號的乘客、波士頓傾茶事件的參與者、獨立宣言的簽署者」一脈相承。靠著孤軍奮戰，基金會成為這個國家最成功的慈善組織；靠著孤軍奮戰，它讓一種毀滅性的疾病得到了公眾的密切關注；靠著孤軍奮戰，它終將獲得最後的勝利。
脊髓灰質炎十分獨特，奧康納面臨的壓力很大。這種疾病會讓成千上萬的兒童變成殘疾，其中部分患者需要持續數年接受昂貴的治療和照顧。它是美國唯一一種仍處於上升期的傳染病，沒有任何已知方法能夠預防或治療。如果脊髓灰質炎突然爆發，除了國家基金會，還有哪個慈善組織能立即送出援助？或者能負責任地滿足每位倖存者的需求？或者組織一群科學家解開脊髓灰質炎之謎，將它從地球上抹掉？「我們不會拋棄我們的志願者，」奧康納承諾，「不會拋棄我們的醫護人員，也不會拋棄我們寶貴的青年研究生。病人的福利不應仰仗那些『健康資本家』的慈悲，他們唯一的信條是『方便』，我們不會把任何一位病人留給他們去照顧。」4
各地分會很快收到了總會接踵而來的無數通知，反覆提醒他們聯合式募捐有多邪惡，再三警告說，如果有誰膽敢挑戰基金會神聖的獨立性，他們的分會資格將被吊銷。基金會的宗旨從未更改：
一毛錢進行曲不會屈從於脅迫加入聯合式募捐。
脊髓灰質炎病毒不死，一毛錢進行曲不止。
脊髓灰質炎病毒不知道什麼叫預算。
所以一毛錢進行曲無法做出預算承諾。5
羅斯福之死標誌著一毛錢進行曲的新方向。「後來我們發現，失去電影院的捐款渠道其實是件好事，」一位基金會官員回憶道，「因為它迫使我們擴展募捐範圍，開拓新的募捐渠道。」基金會計劃讓公眾進一步關注殘疾兒童的困境，借此讓家長（主要是母親）更深入地參與到這場運動中。現在，與脊髓灰質炎的戰鬥應該成為每一個美國家庭的責任。「二戰」結束後，中產階級不斷增長，以兒童為中心的文化越加鮮明，人們都想保護孩子，讓他們健康成長。在這樣的大背景下，脊髓灰質炎運動正當其時。6
那是嬰兒潮的時代，美國社會空前繁榮，人口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增長。從戰場上歸來的老兵中最流行的歌是「讓我彌補失去的時光」。大蕭條期間，美國的結婚率和出生率跌到了歷史低點，而從1946年開始，這個國家迎來了結婚率和出生率的井噴式增長。20世紀40年代，每個家庭的平均子女數量從2.6人躍升至3.2人。擁有3個孩子的家庭翻了一番，而擁有4個孩子的家庭是原來的3倍。十年間全國人口創紀錄地增加了1900萬人。那個年代避孕知識正在迅速普及，這樣的人口增長簡直就是印度式的。
脊髓灰質炎同樣也在增長。1946年，全國報告病例高達25000例，幾乎趕上了1916年那次大流行。此後的幾年間，年新增病例震盪攀升，於1952年達到高點，58000例。對兒童和青少年來說，脊髓灰質炎現在變成了增長最快的傳染病。從統計學上來說，罹患嚴重脊髓灰質炎的概率不大，留下永久性癱瘓的概率更小，致死的概率簡直可以忽略不計。但從心理上說，脊髓灰質炎的影響重於泰山。受害者的年齡這麼小，留下的殘疾又如此觸目，看到這一切，統計學上的百分比就失去了意義。孩子戴著腿部支架蹣跚前行，或是坐在輪椅上，或是平躺在鐵肺裡，這樣的場景不容誤解；沒有任何方法能預防脊髓灰質炎帶來災難，而它又是如此神出鬼沒，每個人都面臨風險，簡直令人毛骨悚然。
美國人很少像這樣密集接觸關於某種疾病的資訊，或者說從來就沒有過。大部分信息來自國家基金會，他們的手法十分巧妙，一方面喚起公眾對脊髓灰質炎的擔憂，一方面宣傳必將到來的勝利。基金會的公關部門現在有30個人，他們炮製出了無數的宣傳手冊和文章。20世紀40年代，隨便拿起一本女性雜誌，或是走進某家診所的等待室，你肯定會看到這樣的標題：「致家長：小兒麻痺症須知」「你能以什麼方法幫助脊髓灰質炎運動」「醫生……我該怎麼做？」事實上，在那個年代，關於脊髓灰質炎的新聞報道有很大一部分是軟文，甚至有一部分是槍手作品，它們真正的作者是基金會紐約總部的公關人員。7
1946年，一毛錢進行曲推出了第一位「官方」脊髓灰質炎海報兒童。這個主意頗具爭議性，掀起了辯論熱潮。該如何塑造脊髓灰質炎受害者？他應該愉快而樂觀，還是恐懼而悲傷？他是應該完全康復、自信地走向明天，還是正面臨殘酷而不確定的未來？「希科裡奇跡」活動拍攝了患兒康復過程中的諸多辛酸照片，以此為鑒，基金會選擇了樂觀的一面。海報上的孩子應該「生氣勃勃，是脊髓灰質炎倖存者的理想榜樣」，一位歷史學家寫道，「衣著整潔、容光煥發、精力充沛，只要得到大家的幫助，他就什麼都不缺了。基金會的策略頗具壓迫性，工於心計，但為了消滅脊髓灰質炎，這麼做是值得的，他們的策略成功了。」8
第一位海報兒童是6歲的唐納德·安德森，他來自俄勒岡的一座小鎮，1943年被確診為脊髓灰質炎。當地醫生這樣形容他的症狀：「頸部輕微僵硬，左臂虛弱，右臂明顯虛弱，雙股嚴重虛弱，右股完全無力。」波特蘭的聖兄弟會殘疾兒童醫院有基金會資助建立的脊髓灰質炎專區，唐納德被送到這裡時情況非常糟糕，幾乎完全癱瘓。經過7個月的治療，他出院了，「脖子和手臂上戴著支架，背上也有護具支撐」。但是，他至少能走路了。9
一毛錢進行曲的志願者給住院的唐納德拍了一張照片，照片裡的小男孩透過嬰兒床向外張望。這張照片感動了當地的很多人，他「渴求的目光」和「大大的眼睛」似乎很符合人們心目中的印象：脊髓灰質炎總是侵擾最無辜的生命。更妙的是，唐納德顯然很享受聚光燈的照射。「儘管有很多人向他表示關愛，他卻沒有恃寵而驕，」基金會的一份備忘錄寫道，「他有點喜歡炫耀。不過，雖然他很聽話，可是如果家長或護士命令他做什麼事，他就會擺出一副『我聽話是給你們面子』的滑稽表情。」10
巧合的是，安德森一家剛剛搬到了俄勒岡的沃姆斯普林斯【2】，這無疑是個絕佳的引子，很容易讓人們想起羅斯福。（這名字「嚴格地說是用詞不當，不過很棒！」一毛錢進行曲的一位官員寫道，他表示這座小鎮「比諺語裡的鑽井工還冷。【3】」）小男孩的父親在一家鋸木廠工作，他們一家很窮，所以醫藥費全部由基金會承擔。「要是沒有一毛錢進行曲，」男孩的母親承認，「我們一家獨自面對脊髓灰質炎，那一定會是悲慘而心碎的經歷。但現在，我們的故事有了美麗的結局。」11
一毛錢進行曲1946年的海報登出了唐納德的兩張照片：康復前後的對比照。第一張照片裡，唐納德還只有三歲，他站在醫院的嬰兒床上，靠繃帶和護具支撐。第二張則是他的近照，小男孩「不需要任何輔助，輕快地大步前行，渾身散發著自信」。海報的宣傳詞並不完全真實。唐納德的確在穩定進步，不過速度很慢，而且他是否能夠完全康復還很成問題。現在他上學了，能騎自行車，能玩普通孩子的遊戲。但1948年的一份內部備忘錄對唐納德的整體情況是這樣描述的，「只是有所改善」，還有：「唐納德每天接受理療鍛煉……他佩戴著背部支架以支撐虛弱的右腹部。為預防畸形，也許稍後仍有必要對他的部分脊椎實施椎間融合術……目前仍受影響的部位包括腹部右側肌肉、左臂、頸部左側和軀幹左側。」12
當然，國家基金會的對外宣傳要振奮人心得多。唐納德·安德森，他曾經命懸一線，但靠著無數普通美國人的捐獻，一毛錢進行曲幫助他逃脫了死神的魔爪，重返健康。他的存在彌足珍貴，億萬美國人通過他的進步看到了自己的慷慨解囊結出的碩果。「唐納德沒有殘疾，他戰勝了脊髓灰質炎。」一毛錢進行曲驕傲地宣佈。海報男孩的時代來臨了。13
「你想在鐵肺裡度過下半生嗎？」20世紀40年代的父母常常這樣警告孩子。短短一句話道盡了脊髓灰質炎蘊藏的危險。孩子乞求家長同意自己去游泳或是去外面玩的時候總會聽到父母這麼說；孩子不肯睡午覺或者不願意洗手的時候，父母也是這麼說；孩子跳過小水塘或是和朋友分享蛋筒冰激凌的時候，父母還是這麼說。14
每年6月，人滿為患的脊髓灰質炎病房照片和空曠得瘆人的海灘照片就會如時鐘般準時出現。報紙像播報棒球賽分數那樣持續刊登受害者數據，包括年齡、性別、癱瘓部位。1946年，為了幫助遏制本地的疫情暴發，《明尼阿波利斯時報》刊登了這樣一則公益廣告：「喂，小夥伴們！待在家裡玩吧。別走遠了，家裡也有很多很棒的遊戲可以玩。」父母小心翼翼地關注孩子的情況：有沒有喉嚨痛，有沒有發燒，有沒有打寒戰，胳膊腿有沒有哪兒疼。有的父母每天都給孩子做「脊髓灰質炎測試」，脖子能轉嗎？腳趾頭能扭動嗎？下巴能碰到胸口嗎？15
針對脊髓灰質炎患者父母的研究表明，很多父母都很自責，因為他們覺得沒有保護好自己的孩子。「美國價值觀裡有一個很重要的假定，」這位研究者寫道，那就是「厄運很少降臨到準備萬全的人頭上。」既然一直有人在警告美國人消滅病菌、保持衛生、讓孩子充分休息、遠離人群有多重要，那麼脊髓灰質炎的出現無疑會引起強烈的愧疚感。是不是家裡不夠乾淨？全家人是不是不該出去度假？我怎麼會讓他去看電影呢？正如一位父親所說：「完蛋了，是我的錯。我腦子裡全是這樣的念頭，我就是這麼想的。理智對我說，我們沒法控制這樣的事情。我們知道，確實控制不了。可愧疚依然揮之不去。」16
脊髓灰質炎似乎顛覆了戰後的文化。對這一代的父母來說，把家安在郊區，家裡滿是孩子的歡笑，這不再是個幻夢。他們具備了所有條件：房屋抵押貸款、成片的社區、學校、公園、高速公路，甚至還有海量書籍教育他們如何做好父母，因為這活兒正在變得越來越複雜。「做父母」似乎從來是件生而知之的事情，而現在，美國的爸爸媽媽們開天闢地頭一回得到了這麼多的指導。「他們是第一波受到兒科醫生本傑明·斯波克熏陶的父母，在他們眼裡，養育孩子不再僅僅出於本能，而是一件有意識地去做的事情，你應該做好這件事，所以你應該閱讀這方面的書籍，深入思考，彼此討論……」一位記者回憶說，「『二戰』後的年代生機勃勃，但這種可怕的疾病突然擾亂了他們的生活，破壞了這些年輕父母理想中的家庭生活。脊髓灰質炎打破了他們的幻夢。」17
《斯波克育兒經》於1945年首次出版，事實上，讀過這本書的人應該沒那麼恐懼脊髓灰質炎，因為斯波克在書中明白地表示，公眾對脊髓灰質炎的恐懼雖然可以理解，但顯然是杞人憂天。他指出，除了特別嚴重的病例以外，「大部分罹患脊髓灰質炎的兒童不會出現任何癱瘓症狀。出現癱瘓症狀的患兒中有相當一部分隨後會痊癒，而且，即便是未能完全康復的患兒，也有一大部分會出現明顯的改善」。當然，斯波克鼓勵父母學習應對脊髓灰質炎的常識。「沒有必要驚慌失措或者完全禁止孩子接觸他人。」他建議說。保持冷靜，不要反應過度，「如果你打算下半輩子都這麼小心翼翼地看著你的孩子，那你乾脆連馬路都別讓他過」。18
毫無疑問，斯波克的建議是金玉良言，但卻很少有人能聽進去。報紙頭條成天都在咆哮，「脊髓灰質炎爆發」「脊髓灰質炎恐慌」「脊髓灰質炎的死亡之路」，你確實很難聽進去那些冷靜的意見。1946年疫情暴發期間，《新聞週刊》報道說：「上周，芝加哥年僅六周的男嬰和堪薩斯城62歲的老農都染上了脊髓灰質炎，他們分別是這兩座城市裡最年輕和最年老的受害者。」結果，斯波克醫生的中肯建議能為讀者提供的撫慰微乎其微，父母發瘋般渴望保護好自己的孩子，卻完全無能為力。這正是當時美國父母面臨的窘境：本地報紙和全國性雜誌的報道讓你覺得疫情十分嚴峻，但你卻什麼都做不了，只有深深的無力感。19
不過他們還有別的選擇。既然擔憂無濟於事，檢疫隔離似乎也毫無效果，那麼如果父母想要保護自己的孩子，最好的辦法大概是幫助科學家找到對付脊髓灰質炎的疫苗，或者進一步找到治療它的方法。這樣的研究工作需要花很多錢，靠傳統渠道的小額捐款籌到這麼多錢可不容易。基金會需要更加積極的募捐方案，這套方案以保護兒童和父母參與為核心，依靠無數熱忱的志願者來完成。「我們唯一愧疚的，」巴塞爾·奧康納表示，「是我們做得還不夠多。但我們還年輕，請再給我們一點時間。」20
雖然現代美國鼓勵父母雙方都要投入精力養育孩子，但從傳統上說，人們還是期待母親付出更多努力。母親是家庭的主要締造者，承擔著大部分的家庭責任，同時也應該活躍在保護家庭健康的最前線——這也是老好人斯波克醫生所極力提倡的。所以，國家基金會順理成章地專注於將家庭主婦和打零工的母親發展為脊髓灰質炎運動最理想的馬前卒：她們有一定的空餘時間，而且有充分的理由支持這項事業。對那個年代女性志願者的深入研究表明，相對於投身其他慈善活動的志願者，加入一毛錢進行曲的女性志願者更傾向於將自己的任務視作身為父母的責任，她們通過這種方式保護自己所愛的人免遭兒童流行病的侵擾。21
伊萊恩·懷特洛（Elaine Whitelaw）曾是一名記者，後來投身募捐事業。在她的領導下，國家基金會創建了婦女分部，專門負責徵集管理女性志願者。1945年，曾經日進斗金的電影院募捐箱岌岌可危，懷特洛引入了第一批替代方案：一毛錢進行曲時裝秀。這場「時尚盛典」在華道夫-阿斯多里亞酒店舉行，時間通常安排在羅斯福生日前後；接下來三十多年裡，這場時裝秀日漸發展為最盛大的年度社交活動之一。時裝秀上群星薈萃，瓊·芳登、格蕾絲·凱利和瑪麗蓮·夢露【4】穿戴著最新的帽子、圍巾、手套、裙子、手袋、鞋子、皮草和珠寶閃亮登場，參與活動的設計師包括加州的喬治·凱、倫敦的勞倫斯，還有莉莉·達什和克裡斯汀·迪奧。舞台由薩爾瓦多·達利和亞歷山大·考爾德親自設計，娛樂節目由厄莎·凱特、艾齊歐·平扎和「吉卜賽玫瑰」羅絲·李傾情奉獻。1950年，懷特洛請來了「美國戲劇界第一夫人」海倫·海絲主持盛會，到這時候，一毛錢進行曲時裝秀已經成了國家級的盛典，《生活》、《Look》、《城裡城外》、《婦女居家伴侶》、《時尚芭莎》、《好管家》、《Vogue》、《小姐》、《婦女家庭雜誌》等刊物爭相報道。22
海倫·海絲之所以答應加入，背後有一個悲傷的理由。她的女兒瑪麗曾是一位志向高遠的女演員，卻在前一年死於脊髓灰質炎，年僅19歲。海斯為時裝秀增添豪華大氣的現場效果，懷特洛則負責處理具體事務，從娛樂節目的選擇到組建贊助委員會（成員包括小威廉·藍道夫·赫斯特【5】的夫人和格洛麗亞·范德堡【6】），再到感謝金邊臣公司提供香煙、施格蘭酒廠提供苦艾酒，事無鉅細，無一遺漏。時裝秀的一份開場腳本上寫著：「開幕……觀眾席燈光漸弱……巴塞爾·奧康納致歡迎辭並介紹從觀眾席中走出的海倫·海斯……海斯小姐走向海報兒童……把他抱起來……海斯小姐和孩子走上過道……鼓掌。」23
時裝秀的理念很快傳播到了其他地方。1947年，一位一毛錢進行曲的志願者給懷特洛寫了封信：「親愛的伊萊恩，我有壞消息要告訴你。我們打算在水牛城舉辦時裝秀，我們的活動十分精彩，相比之下，你在紐約辦的秀就變成鄉下趕集啦。」毫無疑問，這樣的願望十分美好，雖然現實未必能滿足她們的雄心壯志；不過她們的活動，還有巴爾的摩、達拉斯、芝加哥和舊金山的類似活動為脊髓灰質炎運動募集了數百萬美元。24
事實上，懷特洛的好戲這才剛剛開場。1949年，她說服了珠寶商哈利·溫斯頓拿出海量的珠寶收藏來舉辦全國性的巡迴展出，「珠寶宮」。只要捐一點點錢給一毛錢進行曲，你就能欣賞到世界上最珍貴的石頭：探索之鏈、東方之星、希望鑽石、楊克鑽石。懷特洛的手下舉行盛大的遊行，組織縫紉茶會織成特大號的「脊髓灰質炎毯子」（後來的「艾滋被子」正是起源於此），馬拉松式直播呼叫中心電話募捐，這些花樣後來都成為現代美國慈善的常規手段。25
不過最棒的主意來自基層。20世紀40年代末，一毛錢進行曲的幾個分會嘗試著挨家挨戶地拜訪募捐，結果十分樂觀。志願者們迅速地募集到了捐款，因為他們的目標是那些最不會拒絕他們的人——他們的鄰居和朋友。1950年，亞利桑那州馬裡科帕縣分會把這個主意擴展了一下。1月16日，晚上7點整，鳳凰城熱鬧起來。汽笛聲劃破天際，汽車喇叭喧囂鼓噪，探照燈點亮夜空。女人們挎著購物袋、捧著帶金屬蓋的玻璃瓶出現了，她們的任務是走遍城市裡的每個社區募捐，私人住所、公寓甚至市中心的酒店都是她們的目標。活動持續了一個小時。
這不是什麼突然襲擊。報紙、商店櫥窗、佈告欄和廣播裡都有一毛錢進行曲的廣告。活動開始之前的白天，街道上一直迴盪著基金會的宣傳，孩子回家的時候也帶回了傳單。信息很簡單：「點亮門廊的燈，今夜為脊髓灰質炎而戰！」
這項計劃其實是逼出來的。1949年，馬裡科帕縣的一毛錢進行曲募集了68000美元，一半留在當地，一半送往基金會。相對於龐大的支出，這筆錢簡直就是杯水車薪。隨著脊髓灰質炎的不斷增加，本年度馬裡科帕縣分會支出了76000美元，用於醫藥費、物理治療、設置專科門診、交通、矯形支架、枴杖和矯形鞋。國家基金會的緊急撥款填補了部分赤字，但以後該怎麼辦呢。「我們已經沒有資金了，」一份內部備忘錄上寫道，「我們必須靠即將到來的一毛錢進行曲活動來實現收支平衡。」26
脊髓灰質炎母親行動就是這樣誕生的。1950年那個1月的晚上，超過2300名志願者走上街頭，從42228位捐款者手裡募來了44890美元——平均每筆捐款約為1美元。她們沒有放過任何一個社區。「在鳳凰城西南部，我們針對少數族裔開展了大量公關工作，」一份報告中寫道，「以前從未有人請求過那裡的黑人母親和墨西哥母親積極參與這樣的社會活動。」這個法子看起來很管用。「很多人全家出動，站在窩棚或是簡陋的屋子前面，舉著蠟燭、燈籠甚至火柴迎接前來募捐的媽媽們……這些看似機會較小的地區總共貢獻了2414.02美元的捐款。」27
這個主意為何如此成功？分會官員表示，原因之一是募捐對像正是脊髓灰質炎運動的天然支持者。「脊髓灰質炎來襲時，最痛苦的是整個家庭的靈魂，」有人表示，「也就是母親。」還有一個原因非常簡單。「女人天生喜歡只花一點點時間精力的事情，」一位分會官員解釋說，「我們只要求她們參加一次組織大會，工作一個小時。」此外，她們「不需要單獨上門拜訪，獨自面對可能的拒絕。不需要推銷任何東西。願意捐款的人會打開門廊的燈歡迎她們。」28
國家基金會注意到了這個活動。幾周內總會就下發了1951年在全國範圍推廣母親行動的通知，以鳳凰城的活動為藍本，不過由總會統籌。公關部門為各地分會攝制了一則短片，婦女志願者微笑著將一袋袋鈔票倒到桌子上，一個沉穩的男聲解說道：「提醒人們即將到來的大日子……尋找本地的廣告主……努力再努力……向公眾宣傳……把標語貼遍城市……母親是活動的主角……我們的行動只持續一天，所以不用擔心過猶不及。」29
過猶不及似乎不太可能。基金會給每個分會下發了周密性堪比軍事行動的「計劃指導書」。指導書裡分別介紹了如何推廣、如何徵募志願者、如何領導志願者、如何劃分區域和如何保障後勤。組織結構包括活動主席（將軍）、各區上尉、小區域中尉、街區管理員和奮鬥在一線負責實際募捐的媽媽們。家裡的門廊上沒有燈或者沒有電的人可以在窗口留一支蠟燭，住在公寓和酒店裡的人可以在門外放一隻鞋。城市、郊區和農村有各自的計劃指導書，不過對資金的管理是一樣的：
行動結束後，以街區為單位，在管理員的督導下清點捐款。每位中尉將本區域的捐款裝在信封裡，和統計表一起交給你。然後，你在統計表的背面簽字確認，再將所有信封裝進分會提供的大袋子裡。警察會護送你前往母親行動總部。30
一位觀察家跟隨「行動的母親」踏上了為期一小時的募捐之旅，結果深受震撼。「大概有四分之三的門廊上亮著燈。」她報告稱，人們十分樂意捐款，因為這讓他們感覺良好。有一座房子漆黑一片，只有門廊的燈亮著。志願者緊張地敲了敲門，一位老婦人出現在門口。「我想這是你要的東西。」她遞給志願者一張一美元的鈔票。「在那一刻，盲人和正常人之間的鴻溝被填平了，志願者學到了盲人的常識：盲人點亮燈火只是為了幫助他人。」31
這些志願者絕大部分是中層和上層階級的女性，她們募捐的區域離自己的家很近。事實上，雖然鳳凰城從窮人手裡募到了捐款，但一毛錢進行曲對流動性較強的貧窮社區興趣不大，有的志願者覺得那些地方危險而陌生：「很多工人住在大雜院裡，要麼就是門廊上沒燈，要麼就是從街面上根本看不到他們的房子。」此外，公眾越來越傾向於認為脊髓灰質炎喜歡侵襲小鎮和整潔的郊區，家境富裕的孩子更容易染病。32
儘管如此，仍有億萬人加入了這場運動。母親們行動起來對抗脊髓灰質炎，這成為戰後美國永恆的印記。每年1月的一個晚上，婦女們抽出一個小時，組成這個國家有史以來最龐大的慈善軍團，多年後母親們反對核試驗和環境污染的行動正是以此為藍本。母親保護孩子的天性掀起了聲勢浩大的運動，這真是再自然不過了。33
她們的戰果十分輝煌。從1951年到1955年，國家基金會籌集了2.5億美元的捐款，比此前五年總捐款的兩倍還多。捐款的增加有一部分是因為公眾越來越期盼研發出脊髓灰質炎疫苗，但基金會內部人員知道真正的決定性因素。正如募捐部門一份備忘錄中所說：「從1951年到1952年，一毛錢進行曲的募捐額穩定增長；然後，隨著母親行動在全國鋪開，捐款直線上升……現在，母親行動成了一毛錢進行曲規模最大的活動。」34
如果說脊髓灰質炎捉弄了中產階級的幻夢，那麼它對科學之神的捉弄更讓人哭笑不得。20世紀前半葉是西醫的黃金年代。新發現不斷湧現，科學界確認了大量的致病微生物並發展出了相應療法。從生化方面尋找病源和療法的進程始於1910年，保羅·埃利希發現一種含砷化合物可治療梅毒；隨後到了20世紀30年代，人們發現磺胺類藥物可治療細菌感染，科學界熱情高漲。1941年，牛津大學的兩位科學家霍華德·弗洛裡和厄恩斯特·鮑裡斯·錢恩提純了亞歷山大·弗萊明早前發現的青黴素，人體試驗圓滿成功，這鼓勵了英國和美國製藥廠大量生產這種藥物。青黴素成為第一種真正的抗生素，它能消滅多種細菌，卻不會毒害人體。青黴素被尊稱為「有史以來最棒的藥物」，不久後它就被用來治療各種疾病，從致命的肺炎到普通的喉嚨痛。35
雖然青黴素的光芒遮蔽了其他很多發現，但意義重大的醫學進展還有很多。1943年，羅格斯大學生物學家塞爾曼·瓦克斯曼和他的研究生助手阿爾伯特·沙茨發現，土壤裡有一種微生物叫做鏈黴菌，它產生的抗生素能幫助控制肺結核——史上最致命的感染之一。這種抗生素被命名為鏈黴素，臨床試驗證明，它對肺結核有顯著療效，與其他藥物配合使用效果更佳。到20世紀40年代中期，抗生素療法已經受到全世界大學、研究所和商業實驗室的普遍追捧。此外，美國政府頭一回在生化研究中扮演了積極的角色，國立衛生研究院獲得的撥款大幅激增。現在，醫學似乎即將實現最不可能的目標：創造一個沒有致命傳染病的世界。「這樣的世界真的存在嗎？」一位科學家問道，「我們相信答案是肯定的。」36
現在的勢頭的確很樂觀。美國人的預期壽命從1900年的49歲延長到了1950年的68歲。最中肯的推測稱，這樣的改善80％來自「45歲以下人群死亡率的降低，尤其是嬰兒和兒童」。而死亡率降低主要是因為飲食品質的提高、個人衛生的改善、更積極的公共衛生措施和抗生素的引入降低了傳統致命疾病（例如肺炎和肺結核）的危害。1900年，排在美國死亡原因第一位的是傳染病；到1950年，情況變了。這個年代有了餐巾紙、漱口水、巴氏滅菌牛奶、淨化過的水、神奇的藥物和消毒劑，人類與病菌的戰爭似乎終於迎來了輝煌的勝利。37
但是也有例外，脊髓灰質炎名列榜首。更乾淨的環境無法阻止脊髓灰質炎的擴張，曾經掃除了細菌感染的神奇抗生素對病毒無能為力。所以，美國人對脊髓灰質炎抱有兩種心情：一方面害怕它的威力，另一方面又相信它終將消失。這個國家剛剛度過了一場經濟蕭條，在世界大戰的兩條戰線取得了勝利。科技正在飛速發展，未來屬於原子能和電視機、太空旅行和奇跡般的靈藥。實驗室似乎能解決一切醫學問題，美國人可以通過支持一毛錢運動為脊髓灰質炎之戰貢獻自己的力量，剩下的事情就交給科學。
註釋
【1】United Way，美國著名慈善組織，旨在聯合多渠道力量服務本地社區，成立於1887年。
【2】Warm Springs，俄勒岡地名，與前文提到的佐治亞的沃姆斯普林斯同名。原意為「溫泉」，對應後文的牢騷，是一句俏皮話。
【3】美國南方諺語，colder than a well digger's ass/but，直譯為「比鑽井工的屁股還冷」，形容某地非常寒冷。
【4】均為20世紀四五十年代的當紅女星。
【5】William Randolph Hearst Jr.，傳媒業大亨威廉·藍道夫·赫斯特的次子。
【6】Gloria Vanderbilt，范德堡家族成員，20世紀中期美國著名藝術家、女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