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夏天，賓夕法尼亞州有10個孩子在外紮營過夜時生了病。他們的症狀十分相似，帶著危險的徵兆：發燒、反胃、腹痛、喉嚨痛、肌肉無力。營地主人擔心出現最壞的情況，他們聯繫了國家基金會，基金會迅速派來了一位受資助的專家，密歇根大學教授小托馬斯·弗朗西斯。
弗朗西斯一直在研究美國的脊髓灰質炎疫情。過去這些年裡，他去過伊利諾伊、內布拉斯加、愛達荷和得克薩斯的裡奧格蘭德谷。作為一位訓練有素的流行病學家（有人認為他的水平冠絕世界），他四處調查時帶著移動實驗室，配有試管、注射器、捕蠅器和保存樣品的乾冰盒。他的工作是弄清脊髓灰質炎如何進入特定社區並四處傳播。他自己坦承，這很大程度上是個科學猜謎遊戲。1
賓夕法尼亞的謎語特別難猜。兒童聚集的夏令營裡有很多可能的致病因素：密切接觸、相對孤立、衛生情況惡劣、蒼蠅和昆蟲、被污染的食物和水、頻繁游泳、身體疲勞。弗朗西斯盡了最大的努力。通過分析糞便樣品和喉部拭樣，他確定了營地裡廣泛存在脊髓灰質炎病毒。又有10個孩子被確診，不過大部分人的症狀比較輕微。人們對營地設施進行了詳細檢查，卻沒有發現明顯的病源。營地「運營狀況非常良好，」他寫道，「衛生情況良好。游泳池的水經過了加氯消毒，食物經過精心烹調，廚房沒有問題。」雖然弗朗西斯列出了兩個可能存在問題的地方——「供水系統」和「牛奶供應」，但他找不到決定性的證據來解釋疫情的爆發。為什麼脊髓灰質炎會侵襲這座營地？為什麼有幾個孩子染上了小兒麻痺症，而和他們近距離生活在同一環境中的其他250個孩子卻安然無恙？弗朗西斯無法解釋。2
困惑的人不只他一個。1947年，自人類首次發現脊髓灰質炎病毒以後已經過去了整整40年，脊髓灰質炎仍是科學界的未解之謎，而且解決它的希望似乎日漸渺茫。「最近我待在美國，」「二戰」結束後，傑出的澳大利亞病毒學家麥克法蘭·伯內特曾寫道，「在這裡我有極好的機會和那些致力於脊髓灰質炎研究的人碰頭，討論目前我們對此種疾病的瞭解。總體而言，我覺得很多研究者都有一種挫敗感……如何預防小兒麻痺症，這個問題仍懸而未決，我們甚至不知道它到底能不能被解決。」3
科研停滯不前，於是熱情的大眾紛紛給科學家出主意。阿爾伯特·薩賓收到了一大堆信，有人說脊髓灰質炎來自腐爛的水果，有人說都是因為馬糞，還有人責怪「驚天動地的噴嚏」和吸煙的孕婦。憂心忡忡的父母警告彼得·奧利茨基說，最近的脊髓灰質炎大流行是因為「成熟的玉米」「鳥糞」和「奶油多層蛋糕上的霉」。一位婦女寫信告訴他自己昨天晚上收到的「脊髓灰質炎天啟」：「我腦子裡和白天一樣亂，這時候一個聲音告訴我：『它來自甲蟲。』我嚇得從床上坐了起來，紛亂的腦子裡突然冒出一個念頭，『土撥鼠』。」還有人熱心提供了自己的療法。俄亥俄的養犬人誠摯地提出狗糞可以治病，柏林的醫生說自己的法子一准有效：給脊髓灰質炎病人注射他們自己的尿液。這位醫生表示，他靠這個法子成功治療了黃疸、皰疹和腮腺炎。他還一本正經地列出了注射尿液可能帶來的副作用，包括感染、關節疼痛、精神抑鬱、喉嚨痛和發燒。
阿爾伯特·薩賓兢兢業業地給他們回信。有時候他會情不自禁地用尖銳的措辭指出，您的建議完全不科學，或者純粹是個傻主意，或者二者皆有。不過對這種神秘疾病進行瘋狂的猜測，其實薩賓自己也這麼幹過。他曾經相信脊髓灰質炎和飲食有關，可能是因為缺乏維生素B和E，所以母乳中的「特殊化學物」也許能治好這種病。4
既然科學界對這種疾病所知甚少，那麼任何想法似乎都不算太離譜。弗朗西斯對家蠅和被污染的牛奶在疾病傳播中扮演的角色特別感興趣。當時喬納斯·索爾克還很年輕，他的研究工作清苦閉塞得就像斯巴達人一樣，他認為食物和花粉過敏可能削弱身體對脊髓灰質炎的抵抗力。聲望卓著的科學期刊上發表的各種文章聲稱這種疾病和青黴素、污染、家養寵物甚至DDT有關。在英國，科學家精心研究了「溫度、降雨和蒸汽壓」，最後沮喪地總結說，「要預測脊髓灰質炎的發病率」，「氣象數據」毫無意義。5
最具代表性的也許是基金會受益人的「進度報告」。加州大學的一個研究組試圖在家畜身上尋找脊髓灰質炎病毒，結果沒有成功。威斯康星的研究組無法解釋男孩的發病率為何高於女孩，他們只能猜測是激素的影響。明尼蘇達的小組研究了「脊髓灰質炎重度患者是否因為營養不良才更容易染上這種疾病」，結果答案似乎是否定的。基金會還資助了「各種各樣的化學療法」，包括「尿素化合物和有機腐質」。（「結果證明，這些東西都一錢不值……停止撥款。」）他們甚至還資助了不少秘密研究項目，例如利用眼鏡蛇的毒液和箭毒來封鎖脊髓灰質炎病毒進入神經系統的通路。「太危險了，」撥款委員會報告說，「客觀地說，結果並不樂觀。」6
面對這樣的局面，巴塞爾·奧康納在國家基金會裡設立了一個新職位：科研督導，堅韌的哈里·韋弗坐上了這個位置。「二戰」期間，奧康納大部分時間都承擔著美國紅十字會的領導工作；戰爭結束後，他又把全部精力放回了基金會。脊髓灰質炎研究的停滯不前讓他深感不安，於是他決心理順基金會的研究計劃；這顯然會激怒科研界的受益人，在那些人眼裡，只要侵犯一點點他們的獨立性，那簡直就是對科學傳統的無情挑釁。7
韋弗面對的是一場硬仗。有的受益人認為壓根就不應該設置這個職位，他們不需要任何人的「督導」；而有的受益人則警告他最好小心行事——我們是按照不同方向開展研究的獨立個體，不是「馬戲團裡聽口令表演雜耍的海豹」。韋弗公開呼籲科學界應該「有組織地制訂計劃」「集思廣益」；而在私下裡，他評價說自顧自的行為非常自私，研究界太缺乏合作。和幾位受益人交談之後，他向奧康納捅破了那層窗戶紙：「真正在努力解決人類脊髓灰質炎問題的人少得可怕。」8
他說的沒錯。1938年托馬斯·裡弗斯掀起的轟轟烈烈的脊髓灰質炎運動無疾而終，現在似乎誰都對這事兒不著急了。事實上，正如睿智的戴維·博迪恩後來承認的：「我們當時研究脊髓灰質炎的大部分人主要的驅動力是好奇心，病毒與宿主如何互動，這方面有很多未解之謎，我們想搞清楚的是這個，而不是在有生之年找到實用的解決方案。」9
韋弗有一個計劃。他希望依靠疫苗征服脊髓灰質炎，雖然20世紀30年代科爾默和帕克-布羅迪的疫苗都遭遇了慘痛的失敗。按照他的想法，人類別無選擇。我們顯然無法將脊髓灰質炎從周圍的環境中徹底清除，也無法對患者進行有效的檢疫隔離。誰也沒法阻止脊髓灰質炎病毒進入人體，而一旦它侵入人體，我們也沒有任何藥物或者化學物可以抵禦它的進攻。10
新出現的抗生素對細菌感染療效極佳，卻似乎無法對抗病毒。韋弗認為，唯一合理的解決方案就是利用疫苗刺激免疫系統，在這種致殘病毒發起進攻之前產生足以抵禦它的抗體。這個計劃還有其他好處。韋弗認為疫苗計劃讓他有機會招募一批新的人才——不墨守成規、沒有任何偏見和預設觀點的年輕研究者，他們會和他一樣感受到問題的緊迫性。11
在喬納斯·愛德華·索爾克身上，他找到了自己正在尋求的東西。
喬納斯·索爾克在紐約的猶太移民文化中長大。他生於1914年10月28日，是三個兄弟中最大的一個；索爾克最初住在東哈林區，後來又在布朗克斯區住過，最後搬到了皇后區最邊緣的洛克威海灘。這樣的搬家路線反映出他父親丹尼爾的微薄收入，丹尼爾來自俄羅斯，連小學都沒有畢業，只好在曼哈頓時裝區打一份零工，替女顧客設計頸飾和上衣。「他有點像《推銷員之死》裡面那個威利·羅曼，」丹尼爾最小的兒子李·索爾克寫道，「生意上一敗塗地，卻仍相信成功很快就會降臨。」12
成功沒有降臨，不過丹尼爾從未流露出自己的失望。作為一個友善但有距離感的男人，他把撫養孩子的大部分責任留給了妻子多拉，家用一直緊巴巴的。多拉也是個沒上過學的俄羅斯移民，孩子們記得最清楚的就是母親總是無休無止地逼著三個兒子上進。「她希望我們幾個能走到更高的地方，」喬納斯回憶說，「所以她鼓勵我們學習，而且對我們保護過度。」兒子們戲稱她是「女公爵——一家之主」。13
可以說她的三個兒子都成了醫生：喬納斯是醫學研究者，赫爾曼當了獸醫，李成為了心理學家。不過很顯然，頭生子在多拉心目中有著特殊的地位，她覺得自己的大兒子是個神童，而喬納斯也毫不客氣地接受了這個評價。「我有一張自己1歲時的照片，」他說，「你一定會注意到那個小嬰兒一臉的好奇。我覺得自己小時候好奇心十分強烈……我喜歡觀察和思考。」14
12歲時，索爾克進入了湯森·哈里斯中學，這是一所專門招收天才學生的公立高中。19世紀，商人兼外交官湯森·哈里斯創立了這所高中和紐約市立學院，很多移民父母沒有錢也沒有足夠的名望送自己的天才兒子上頂級私立學校，多年來這所中學就是他們的夢想起飛之地。有人覺得湯森·哈里斯是典型的精英選拔：每年有數千人申請這所學校，但他們只錄取詞彙筆試和數學筆試的前200名。20世紀20年代，湯森·哈里斯裡充滿了猶太氣息，每個學生都和喬納斯·索爾克一樣野心勃勃。「就好像終於有人發明了一項運動，」一位記者寫道，「猶太人有機會拿世界冠軍。」15
湯森·哈里斯中學的格言是「學習學習再學習」。在這裡，原本應該學四年的課程壓縮到了三年，超過一半的學生主動退學或是無法通過考試，不過最後留下來的人一定可以進入紐約市立學院（CCNY）。對工人階級的移民家庭來說，市立學院代表著高等教育的巔峰。考進去很難，但不用交學費；競爭很殘酷，但規矩很公平，誰也不會因為出身的不同而獲得額外的優勢。到1930年，市立學院裡80％以上的學生是猶太人。事實上，頂級的全國性大學兄弟會1913年就在市立學院關門大吉，他們抱怨說「希伯來元素太多了」。16
市立學院的硬件勉強算是二流。學校裡沒有研究性實驗室，圖書館數量不足，教職人員裡也沒什麼知名學者。這所學院的特殊之處在於，它的學生來到這裡的過程異常艱苦——「一群早熟的男孩，」詹姆斯·特勞布回憶自己的市立學院生涯時寫道，「父母溺愛著他們，同時又控制著他們。這些男孩蒼白而脆弱，兇猛好爭辯，固執己見，敏感幼稚，膽小害羞。」從20世紀30年代到40年代，這些男孩中湧現出了一大批天才，包括8位諾貝爾獎得主和數位博士學位獲得者，除了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以外，沒有任何一所公立大學這方面的成績能和CCNY匹敵。17
索爾克進入市立學院時還差一個月才滿16歲，對於一個連跳幾級的大學新人來說，這是個正常的年齡。他回憶說，當時自己想學法律，但母親卻不同意。她「總有辦法把我逼成這樣：只要我想說點什麼反對她的想法，每次都會結結巴巴詞不達意。所以她覺得我肯定當不了好律師」。這也許是真的，不過索爾克第一學期在法學預科班的成績差強人意，或許也是原因之一。他的法語拿了個D，英語是C，歷史得了B。
CCNY對考試成績的計算十分精確，「漲點分數」的主意在這裡簡直就是異端邪說。如果哪個學生所有課程平均分能拿到B，主要課程能拿到B+，那就是優等生了。雖然這兩個標準索爾克都沒有達到，不過在第二年轉去醫學預科班以後，他的成績的確提高了。他的生物一直能拿到B，成績單上共有七個A——大約每學期一個。成績最差的一科是個人健康（體育），通常只能得D。18
索爾克上大學的時候正是大蕭條的頂峰。激進主義在CCNY的學生裡盛行一時，反映出紐約猶太社區內部的政治潮流。學生報紙《校園》上總是刊登左翼人士請願集會的消息，有一次，報紙惹得保守派校長弗雷德裡克·羅賓森衝出辦公室用雨傘猛戳抗議者，引發了一片混亂。「羅賓森在校園裡大肆行兇，」報紙頭條驚悚地寫道，「憤怒的校長襲擊學生。」
市立學院的自助餐廳成了意識形態的戰場，斯大林主義者、托派分子和社會主義者各自狂熱地捍衛自己的地盤。1934年，也就是索爾克大學生涯的最後一年，一些運動員成立了「學校俱樂部」，旨在捍衛校園免遭政治干擾。「有人說學校俱樂部的成立意味著學生法西斯主義抬頭，」學生年鑒上寫道，「那個學期在悲傷的氛圍中結束了。」19
在後來的歲月裡，索爾克會熱情洋溢地描述市立學院對他的職業生涯有著多麼重大的影響。但實際上，從最樂觀的角度來說，在市立學院的四年，他和學校的聯繫其實十分表面化。在CCNY，除了日復一日的上課、預習和考試以外，他幾乎沒有參加其他任何活動。政治抗議是當時校園裡的主旋律，可是描述校園抗議的文章數不勝數，他的名字卻從來沒有出現過。他沒有加入任何俱樂部，沒有承擔任何職務，沒有獲得任何榮譽，沒有參加任何運動，也沒有交到任何一位終生摯友。每一年的年刊照片下面都留了位置給畢業生寫下自己的成就，索爾克的是一片空白。在市立學院，他沒有留下任何看得見的腳印。20
進入醫學院時，索爾克19歲，這個年紀的大部分學生才上到大學二年級。這時候，索爾克戴著厚厚的眼鏡，長著一頭稀疏的棕髮，身高5.9英尺，體重130磅，比剛進入市立學院時長了5英吋，重了20磅。雖然父母砸鍋賣鐵給他湊了1000美元的學雜費，但索爾克很快就會靠獎學金和勤工儉學付清自己的支出。有生以來頭一回，他基本上全靠自己了。21
他的大學成績剛好夠上紐約大學（NYU）醫學院。NYU只有三棟侷促的小樓，坐落在第一大道盡頭；這所學校的名聲不好也不壞，有幾位著名的校友，例如征服黃熱病的沃爾特·裡德，還有不多但仍在增加的研究骨幹，包括公共衛生專員威廉·H.帕克和病毒專家小托馬斯·弗朗西斯。NYU的學費相對較低，更棒的是它不歧視猶太人。22
光這一點就夠特別了。周邊地區的大部分醫學院招生都非常苛刻——康奈爾、哥倫比亞、賓夕法尼亞和耶魯。1935年，耶魯大學從501位申請者中錄取了76名學生，參加競爭的猶太人共有200個左右，最後入選的只有5位。院長的指示相當明確：「錄取的猶太人不要超過5個，意大利天主教徒只要兩個，黑人一個都不要。」對索爾克和千百個和他一樣的人來說，NYU是唯一的選擇。23
相對於本科時代的枯燥學習，索爾克更愛醫學院帶來的挑戰。他幾乎每門課程都很優秀，解剖學、細菌學、化學、生理學、病理學和藥理學都拿了高分。和大部分醫學院一樣，NYU最近也更新了課程，更加強調實驗室工作和臨床應用。比如說，索爾克第一學期的課程為期3個月，包括每週3小時的解剖課、10小時的顯微解剖實驗和另外10小時的大體解剖實驗。院長特許索爾克參加教職工的研討會，用院長的話來說，「他表現出的知識儲備遠超一般在校生」。不過在所有的學習活動中，實驗室工作給索爾克的生命指明了新的方向。在傑出的生化學家基斯·卡南的鼓勵下，索爾克第二學年離開學校，前往卡南的實驗室繼續學習。1936年，他回到紐約大學醫學院，在外科、婦產科、兒科和預防醫學科臨床實習，同時在托馬斯·弗朗西斯的指導下進行選修學習，當時弗朗西斯已經開始試驗一種流感滅活病毒疫苗。索爾克回憶說，與弗朗西斯的合作激發了他對人類免疫力的極大興趣。24
在紐約大學，索爾克的畢業照下面寫得滿滿當當。事實上，年刊的簡介裡寫了很多他個人的成長和學院的成就。
在那可怕的第一年裡，他欺負我們不懂事，教了我們點兒化學知識……他很喜歡我們，從那以後他就一直和我們待在一起……他似乎在第一大道的每一間實驗室裡都待過，無一例外……他能直呼名字的老師大概比誰都多。……他獲得了西奈山醫院的實習機會，誰也不覺得奇怪……按照現在的速度，大概兩年後他就會成為教授。25
畢業後第二天，索爾克與紐約社會學院的在讀碩士生唐娜·林賽結為連理。他們倆是在馬薩諸塞州的伍茲霍爾認識的，當時林賽在那裡度假，索爾克則在當地的實驗室裡度夏。兩邊家庭都不看好這段婚姻。林賽畢業於史密斯學院，是美國大學優秀生聯誼會成員，多拉·索爾克不肯相信這位淑女有可能成為猶太人。而富有的曼哈頓牙醫埃爾默·林賽則認為索爾克社會階層太低，比唐娜以前的求婚者差好幾個等級。
最後，埃爾默同意了這門婚事，不過有兩個條件。首先，必須等到索爾克有資格在請帖上寫「醫生」頭銜後才能舉行儀式；其次，新郎必須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比如說，先起一個中名。經過一番激烈又有些滑稽的磋商，這對夫妻選擇了「愛德華」作為索爾克的中名，這也是英國皇室最愛的名字。1939年6月9日，唐娜·林賽成了喬納斯·愛德華·索爾克醫生太太。26
在曼哈頓，沒有哪家醫院的地位比得上西奈山，尤其是在紐約的猶太人眼裡。索爾克的一位朋友回憶說，想進這家醫院實習，「簡直就和進紐約洋基隊一樣……全國醫學院裡只有最頂尖的學生才敢申請。250個碰運氣的人裡面只有12個會被錄取……每個人都有特別之處。那裡容不下膽小鬼。」27
索爾克很快做出了自己的成績。雖然他決意投身研究工作，但作為臨床醫師和外科醫生，他也展現出了非凡的技術。不過對同期進入醫院的人來說，索爾克是實習生及住院醫師主管，他在這個職位上展現出的領導能力才是他們記住索爾克的理由。對這批年輕人來說，1939年他們最關心的事情不是醫院的命運，而是歐洲的未來。希特勒入侵波蘭讓整片大陸陷入了戰爭。幾位實習生戴上徽章表達自己對盟軍的支持，但院長卻讓他們別這樣。他說，醫生不能擾亂病人的情緒。
實習生轉而尋求索爾克的支持，索爾克建議所有人都戴上徽章以示團結。這個策略奏效了，上面再也沒有干涉他們。「索爾克是一個很堅定的傢伙，」一位實習生回憶說，「對於我們和醫院之間的原則性問題，他從不讓步，比如這件事，還有其他事。」28
到底是什麼激發了索爾克對政治的興趣？這裡面有幾個因素：大蕭條、法西斯主義在歐洲的崛起，還有每天在醫院裡遇到的煩心事兒。不過，最重要的因素似乎是唐娜·林賽·索爾克的影響。
唐娜在史密斯學院時就是社會及政治運動的狂熱支持者，畢業後她沿著這條路走了下去，進入了一所以左翼見解聞名的社會學院。「我的母親是一位活動家，」達雷爾·索爾克說，「一部分是因為她對弱者深懷同情，而另一部分，我懷疑是因為對自己早期特權生活的叛逆。她為我父親日益增長的人道主義憂慮提供了一個政治出口。」29
1938年這對夫婦初遇時，索爾克幾乎不關心實驗室外面的任何事情。幾個月後，他開始參加政治集會，簽名請願，加入「共產主義預備」小組，領導西奈山醫院的抗議活動。在大蕭條的年代，這些行動不算出格，也沒什麼危險，當時斯大林領導下的俄羅斯被視作抵抗希特勒德國的堡壘，左翼激進主義盛行一時。但在以後的歲月裡，社會政治情緒會發生戲劇性的變化，帶來新的恐懼、新的敵人和殘酷的鬥爭。索爾克不會想到，十年後他的職業生涯險些毀於一旦，因為他給國家帶來了「安全風險」，甚至在那場風波過去之後，他對自己當時面臨的危險仍不甚明瞭。30
1941年末，索爾克在西奈山醫院的實習期即將結束，他寫信給以前的導師托馬斯·弗朗西斯，希望得到一份工作。當時弗朗西斯剛剛離開紐約大學，前往密歇根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擔任流行病學系主任。他正在試驗一種新的流感疫苗，索爾克希望參與這項研究工作。「和您共事的那段經歷讓我獲益良多，難以言表，」他告訴弗朗西斯，「我衷心希望您的新實驗室裡能有我的一個位置。」31
話雖這麼說，但密歇根大學並不是索爾克的第一選擇。他試圖尋找西奈山醫院的研究性職位，卻遭遇了失敗，這家醫院不喜歡僱用本院的實習生；他還聯繫過洛克菲勒研究所，但那裡似乎不太歡迎猶太人。他的妻子唐娜剛剛找到了一個社會工作者的職位，父母殷切盼望索爾克在自己家附近開一家私人診所。32
出路越來越窄，索爾克只好申請了國家科研委員會的津貼，這筆錢能讓他在密歇根大學進修一年。這時候弗朗西斯伸出了援手。「索爾克博士很有靈性，」他寫信給負責津貼審批的朋友，「我十分敬重他的能力，若有機會和他一起工作，我非常歡迎。」然後，弗朗西斯還提供了必要的擔保：「雖然索爾克博士是猶太人，但我相信他十分擅長與人相處。」33
津貼解決了一個問題，但新問題很快出現了。現在國家處於戰爭狀態，軍隊裡需要醫生。珍珠港事件之後，紐約徵兵局「建議」索爾克申請陸軍醫學委員會的職位，並警告說，如果他不聽話，就把他劃到「I-A」組去——意思是「可即刻入伍」。
索爾克在回信中堅稱，將津貼用於流感研究「對戰爭有直接的好處」，徵兵局卻拒絕接受這個看法。「我對您一直從事的高尚工作沒有任何輕視之意，」負責徵募索爾克的那位上校回信說，但他認為，醫生「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你們）應該出現在急救現場，而不是投身於科研工作。」34
神通廣大的弗朗西斯博士再次伸出援手。他剛剛被任命為陸軍流感委員會主席，利用這個身份，他努力爭取不讓索爾克入伍，他說，索爾克是「一位至關重要的研究者」，他的研究領域「對國防十分重要」。幾周後，索爾克從紐約寫信報告了好消息：「特此奉告，我已被本地徵兵局列為Ⅱ-A組（因職業原因延期入伍）。週六午後我就可以帶著行李包裹出來了。」35
托馬斯·弗朗西斯（他的朋友通常叫他T.F.或是湯米）是迅猛發展的病毒學領域的先驅。他在賓夕法尼亞州西部長大，父親是一位鋼鐵工人，同時還兼職牧師，弗朗西斯在阿勒格尼學院獲得學士學位，1925年獲得耶魯大學醫學學位。隨後，他進入洛克菲勒研究所，加入了研製細菌性肺炎疫苗的精英研究組。不過很快他就換了研究方向，當時湯姆·裡弗斯是洛克菲勒研究所的偶像人物，他告訴這位年輕人：「聽著，弗朗西斯，這個國家研究肺炎的人多得要命，但沒人……瞭解人類流感。幹嘛不換個方向，搶在別人前面去研究這種病毒呢？」36
弗朗西斯成為第一個分離出人類流感病毒的美國人，他還首次將這種疾病傳播給了小鼠，為研究者提供了廉價而充足的實驗資源。他還發現了一種新型流感——B型流感，促使學界更快研製出了更有效的疫苗。「我覺得從這件事兒裡你能看出來，」裡弗斯說，「我為什麼如此欣賞湯米·弗朗西斯。」37
裡弗斯並不孤單。「二戰」的到來讓身在密歇根的弗朗西斯進入了公眾的視野。美國徵召了史上最大規模的軍隊，士兵的健康成了個大問題。來自全國各地的士兵在擁擠的營地裡共同生活、訓練，帶來了傳染病暴發的隱患。根據「一戰」期間的可怕記憶，大家最擔心的是流感。
那時候美國人對流感沒什麼瞭解，以前的全球大流行基本沒有波及美國。然後到了1918年，西班牙流感來襲，之所以叫這個名字，是因為傳言西班牙是這場災難的起源。病魔橫掃歐洲，擊倒了前線的士兵，不過死亡率並不高。出於目前尚不清楚的原因，疫情在暮春時消退了，隨後又兇猛地捲土重來，這次的流行更為致命，戰場上無數人因此喪生，影響範圍直抵波士頓港，直至夏末。保守估計，4個美國人裡就有一個染上流感，至少有50萬人喪生。從大洋洲的西薩摩亞到阿拉斯加的愛斯基摩村莊，流感無孔不入，所到之處哀鴻遍野。到年底，它已經侵染了全球半數人口，每20個人就有1個喪生，醫學調查者表示，「史上從來沒有任何一種疾病在這樣短的時間內收割了這麼多生命」。38
這種流感的可怕之處不光是致命，還因為它特別容易侵染抵抗力最強的人群：年輕成人。毫無疑問，這些人之所以會成為受害者，戰爭是一個很關鍵的原因。「軍隊的居住條件十分擁擠，衛生情況極端惡劣，」一位分析家寫道，「而且很多軍隊會快速地從某地前往另一個地方。這正是空氣傳播型病毒的理想環境。」此外，「很多士兵壓力很大、筋疲力盡、營養不良——這樣的人最容易被感染。」1918年，美國海軍報告稱流感發病率高達40％，陸軍是36％。一位醫生訪問了波士頓西北的帝文斯堡，他看見馬車將病人送往基地醫院。「他們被安置在小床上，」醫生寫道，「直到填滿所有病床……他們的臉很快變成了青紫色，撕心裂肺地咳一陣，吐出的痰帶有血斑。到了早上，停屍房裡的屍體就像木材一樣堆積成山。」死於流感的美國軍人多達44000人，幾乎相當於戰死的人數（50000人）。39
冬天過去，流感也銷聲匿跡，它的離開和到來一樣迅速而神秘。雖然接下來20年裡，美國再也沒有出現過嚴重的流感疫情，但是當國家再次加入一場世界大戰，軍方領導仍擔心流感會捲土重來。軍隊需要安全有效的疫苗來對抗這一潛在威脅，他們很自然地將目光投向了美國流感領域的一流專家：托馬斯·弗朗西斯。
當時大部分病毒學家偏愛活病毒疫苗理論。按照琴納【1】和巴斯德的傳統，他們相信，要刺激身體在血液中生成高濃度的抗體，從而讓人體對某種特定疾病產生強大而持續的免疫力，最好的方法是使用內含精心削弱過的活病毒的疫苗。他們認為，關鍵在於讓體內產生低強度的天然感染，這一點滅活病毒疫苗做不到。
弗朗西斯卻有不同的意見。他反駁說，獲得免疫力不一定要通過天然感染。如果經過了恰當的制備，滅活病毒疫苗能夠騙過免疫系統，讓它相信身體正在遭受敵人的侵襲。關鍵在於將病毒徹底滅活（或者說殺死）的同時不破壞它刺激身體產生保護性抗體的能力，這是一種精妙的平衡。在紐約大學，弗朗西斯嘗試過用紫外光殺死病毒；到了密歇根以後，他還嘗試過甲醛溶液，這種液體通常用於防腐。到那時候為止，實驗結果尚無定論。40
陸軍委員會選擇弗朗西斯幾乎是必然的。首先，他已經有了自己的實驗室，運轉良好，進展順利。其次，他的滅活病毒疫苗相當安全，而活病毒的鼓吹者可不敢這麼保證。經過適當滅活的病毒不可能恢復毒性，在軍隊中引發疫情。所以，就算弗朗西斯失敗了，那也沒什麼大不了的，他的疫苗不會帶來災難。
1942年春，索爾克一家來到了安娜堡。戰時市面蕭條，大學提供的宿舍條件又簡陋得嚇人，於是夫婦倆在城外租了一間舊農舍。「這裡讓我想起大蕭條期間聽說過的那些『回歸土地』運動。」一位前來拜訪的朋友評論道。當時唐娜忙著把自己種的蔬菜裝進密封罐裡，而喬納斯正在砍柴火。根據FBI的「可靠」消息，他們倆在政治上依然活躍，不時參加激進運動，發表的言論用一位線人的話來形容：「偏左得厲害。」41
唐娜很快找到了一個社會工作者的職位，而喬納斯發現這裡的研究環境簡直就是為他量身打造的。弗朗西斯不但拿到了陸軍的豐厚資金，還獲得了國家小兒麻痺基金會的一大筆錢，「用於訓練病毒學家、研究病毒性疾病」。這讓密歇根研究所嶄露頭角——他們有能力徵募新的教職員工，吸引一流的研究者，僱用最棒的技師，讓實驗室舊貌換新顏。42
對索爾克來說，一段意義重大的學徒生涯開始了。他會在密歇根花費6年時間，沿著學院的階梯往上爬——他覺得速度太慢了——從博士後到研究助理再到流行病學助理教授。每年弗朗西斯都會給徵兵局寫一封信，請求延長索爾克的Ⅱ-A延期時間，他恰如其分地形容說這位助手「不可替代」。而每一年，索爾克都會從弗朗西斯手裡接過更多的職責，因為後者身為陸軍流感委員會主席，總要花費數週四處奔波。「那是我生命中最忙碌的一段時光，」索爾克回憶說，「那時候我才29歲，湯姆不在的時候，實驗室就由我全權主管……責任相當重大。」43
和弗朗西斯一樣，索爾克也更偏愛滅活病毒疫苗。這種方法曾成功消滅了霍亂、傷寒和白喉等細菌性疾病，他覺得它沒道理對付不了病毒性疾病。在實驗室裡，索爾克和同事埋頭苦幹，一方面大力改善用於殺死流感病毒的福爾馬林——這是個不斷試錯的枯燥過程，另一方面努力研製提高疫苗威力的佐劑。他們知道，流感病毒有很多種，針對某一類病毒的免疫力不一定能有效抵禦其他類型的病毒，所以他們努力搜集全國已有的各型病毒，希望盡量擴展疫苗的普適性。44
當然，陸軍給了研究者們一個特別的機會：在嚴格設置對照的條件下進行大規模的人體試驗。1943年秋，數千位士兵參與了流感疫苗試驗。半數士兵注射了含有「滅活」A型病毒的疫苗；另外一半注射的是無害的安慰劑。結果相當樂觀。注射過真疫苗的士兵當季流感感染率明顯低於另一組。滅活病毒引發了強烈的抗體反應。45
但下一步的實驗就沒這麼成功了。滅活病毒疫苗的思路沒有問題，問題在於病毒本身。流感病毒十分狡猾。A型病毒會出現明顯的抗原變異：病毒本身會不斷變化——有時候會帶來災難性的結果，例如1918年的大流行。所以，只有包含了當季流行的病毒類型的疫苗才能發揮效果，這實在是需要猜測和運氣。生性謹慎的托馬斯·弗朗西斯深知這一點，所以他不願意過度吹噓自己的成果——以及自己本人。有人私下裡問他流感疫苗到底有沒有效果，弗朗西斯回答：「我相信，如果遇到的病毒與疫苗中採用的病毒相似，那麼應該會有保護效果。」他補充道，退一萬步來說，「我相信疫苗至少沒有害處。」46
時間流逝，弗朗西斯和索爾克的師生關係日漸淡薄。作為新進研究員，索爾克越來越渴望自己的工作得到公眾認可，他希望實驗室發表科研文章時自己的名字能出現在前面，希望自己被視作一位資深研究者。正如弗朗西斯回憶的：「他曾經對我說：『人人都知道你是誰。你的名字排在前面還是後面無所謂。』要知道，他的這種心態無可厚非。有野心不是什麼壞事兒，尤其是他的能力的確很強。」47
大部分情況下，弗朗西斯默許了索爾克的要求。不過他表示，有時候索爾克的野心超越了界限，問題來了。「我記得他寫了一篇論文，」弗朗西斯說，「我覺得裡面有些結論不夠紮實。於是我跟他說了，但他覺得就算沒有過硬的數據，也有必要把推論寫出來……我告訴他這不是我們這兒做事的方式。然後他說，不管我怎麼說他都會把文章發出去。我告訴他，如果他非要這麼幹，那就別在這兒待了。就是這樣。」48
索爾克沒有反駁弗朗西斯的說法。「我很努力，大家都看得到，」他坦承，「我希望獨立開展工作，以我的方式來做事。」弗朗西斯以謹小慎微著稱——他保守謹慎，對宏大的理論總抱著懷疑的態度，害怕犯錯。一位資深同事抱怨說：「湯米那傢伙總是優柔寡斷。」他擁有流行病學家的本能——「他更感興趣的是控制疾病，而不是學術思辨。」49
而此時的索爾克走的路子要隨心所欲得多。「也許有時候我會從數據裡得出一些看似虛浮的結論，」他說，「但我看問題的觀點和他們不一樣……我在努力試圖闡明人和病毒之間的互動關係，而在這個領域裡，傳統上一般把二者視為孤立的。我喜歡推論，因為我總覺得有推論才會激起學界的思考和討論；我喜歡預測，因為我覺得預測才是科學思考的精髓。但事實上，推論和預測在病毒學領域都沒什麼市場，對此我深表遺憾。」50
索爾克對導師最激烈的批評也只到這個程度，他欠弗朗西斯的太多了。但年青一代裡其他一些研究者覺得弗朗西斯簡直就是老古板，他的技術早已落伍，還喜歡指手畫腳。「你看到湯米最近在《細菌學評論》上發的論文了嗎？」一位朋友寫信給索爾克，「我從來沒見過這麼混亂的討論……真奇怪他竟然能當上那地方的頭兒。」51
戰爭結束時，索爾克覺得自己在密歇根的路走到了盡頭。他仍是一名研究助理，年薪4700美元，沒有終身教職，工作沒有保障，朝不保夕。唐娜最近又不再工作，回家照顧他們1944年出生的第一個孩子彼得。
困窘之下，索爾克邁出了危險的一步。他沒有徵得弗朗西斯的同意，私下裡接觸了派克-戴維斯公司的領導層，這家藥廠想生產流感疫苗，索爾克希望出任他們的兼職顧問。弗朗西斯發現了這件事兒，勃然大怒。他指責索爾克挖了整個研究組的牆角，然後相當偽善地教育他研究工作需要美德和犧牲。「接受這樣的職位，」弗朗西斯在備忘錄中尖刻地寫道，「會直接損害我們系的整體前景，卻讓個人得益，這不公平……如果索爾克博士這樣認為……那他必須離開。」52
索爾克讓步了，他有自己的苦衷，因為他無處可去。而弗朗西斯很瞭解索爾克的才能，他也捨不得趕走索爾克。一個月後，索爾克接到通知，他可以選擇是否去戰後被佔領的德國，調查流感在美國士兵中的傳播情況，這顯然是弗朗西斯遞來的橄欖枝。這是索爾克第一次離開美國。在法蘭克福，他用繳獲的納粹黨衛軍信箋寫信給弗朗西斯——「希特勒萬歲。」他還在信裡開玩笑，說他們的辛苦工作有了回報。「我確信，接種過疫苗的士兵情況良好，」他還補充說，「美國軍隊負責的區域裡沒有任何流感爆發的苗頭。」53
1946年，索爾克被提升為助理教授，薪水也略微增加到了每年6000美元。弗朗西斯知道這還不夠，不過他說自己已經盡力了。熬過了6年的學徒期，索爾克需要自由。他申請過加州大學和凱斯西儲大學的職位，都沒有成功，他還聯繫過西奈山醫院的教職，但對方提供的薪水太低。隨後在1947年，匹茲堡大學有了一個職位，他們剛剛成立了一個病毒研究項目，需要一位主任。
這個職位含金量不高。匹茲堡大學在研究界根本就不入流，雖然招募委員會告訴索爾克「有其他幾個人」正在考慮這個職位，但實際上如果他拒絕了，對方根本沒有其他選擇。結果，索爾克接受了他們的招募，他看到了這個職位的前途，別人卻只看到墮落，同事們深感震驚。「湯米·弗朗西斯覺得我做了個錯誤的決定，」索爾克回憶道，「人人都這麼認為。我還記得當時有人問我：『看在上帝的份上，匹茲堡都有啥啊？』而我回答：『我想我是陷入愛河了。』」54
離開之前，索爾克給弗朗西斯寫了一封誠摯的感謝信。他從導師身上獲益良多，在密歇根接受的訓練為他以後征服脊髓灰質炎的工作奠定了根基。對滅活病毒疫苗的信心，用甲醛處理病毒的實驗，佐劑的應用，大規模測試的技術——這一切都來自他與湯米·弗朗西斯的合作。「以前我曾說與您合作簡直就是接受『炮火的洗禮』，」索爾克寫道，「您以身作則，高標準嚴要求，磨煉了我的性格，鑄就了我的力量，我覺得其他任何方式都無法達到這樣的效果。我知道，『弗朗西斯門下』的標籤曾為我帶來了很多機會，未來它還將帶來機會，而我希望，以後我做出的一切能夠對得起這個稱號。」55
8年後，喬納斯·索爾克與托馬斯·弗朗西斯的職業道路將再次交會，到那時候，整個世界都將成為他們的舞台。
1883年，一本暢銷的城市指南形容匹茲堡是「美國的大火爐」，美國工業革命的發動機。「事實上，這座城市最漂亮的時候可以形容為煙霧繚繞，」那本書補充道，「而最糟糕的時候，就成了世界上最黑暗、最破敗、最令人沮喪的地方。」56
60年後，這段評價仍然沒有過時。匹茲堡是美國眾多鋼鐵企業的大本營，周邊有許多礦業小鎮，例如煤崖鎮、煤溪鎮和煤谷鎮；這裡還是美國最陰鬱的城市之一，以嗆人的廢氣和工人階級的趾高氣揚而著稱。冬天的逆溫現象讓空氣裡的廢氣和煤煙無法升上高空，整座城市幾乎看不到太陽。天空太昏暗，白天也得點亮街燈。20世紀40年代的一份研究表明，匹茲堡的肺炎和其他呼吸道疾病發病率高居美國前列。當地報紙喜歡引用詹姆斯·帕頓的話來描述自己的城市，這位傳記作家大約80年前曾從這裡蜻蜓點水地路過。他寫道：「匹茲堡就是揭掉了蓋子的地獄！」57
這個地區的歷史上滿是巨額財富與血腥的勞工鬥爭故事——卡耐基、威斯汀豪斯和弗裡克都從這裡起家，霍姆斯特德罷工發生在這裡，美國鋼鐵工人聯合會和莫莉馬貴【2】也誕生在這裡。1947年，也就是喬納斯·索爾克來到匹茲堡的那年，這座城市發生了兩次煤礦罷工，一次為期三個月的電工罷工，還有一次長達27天的停電，這樣的停電在美國歷史上也是第一次，整座城市陷入了停頓。不過眾所周知，匹茲堡的上流社會善於對市政問題和社會暗湧視而不見——除了安德魯·卡耐基以外。索爾克寫信告訴朋友：「匹茲堡的狹隘觀念十分令人震撼。」58
不過，黑暗中也有光明。「二戰」結束後，新一代的政治掮客（他們的領袖人物是梅隆銀行帝國的繼承人理查德·梅隆）和大衛·勞倫斯市長提出了宏大的城市重振方案，史稱匹茲堡復興計劃。該計劃的重點是投入大量資金升級本市的公園和圖書館，控制污染，在匹茲堡大學建立世界級的綜合醫學院。59
醫學院帶來的好處一目瞭然。人人都覺得現在的匹茲堡醫學院太差勁了，而前景一片光明。作為費城和克利夫蘭之間唯一的一所醫學院，它要為這個地區的超過600萬人口提供服務。不過醫學院的建築年久失修，沒有大型附屬醫院，也沒什麼像樣的研究者或執業醫師。索爾克回憶說，在匹茲堡醫學院，最讓他震驚的是他發現自己的大部分同事「當老師只是兼職，他們的收入主要靠私人診所，既沒有時間也沒有意願進行基礎研究」。60
還有種族歧視的問題。醫學院裡沒有擔任終身教職的猶太人。「學生的民族成分十分單一，」一位觀察家寫道，「每個班只有幾個猶太人，兩三個女性，剩下的全是盎格魯-撒克遜男性。」有趣的是，篩選猶太申請者的工作由本地一些優秀的猶太人來完成，這些人大部分是醫生和商人，他們以個人名義給學校寫推薦信，然後管理層就會不假思索地批准。這些人不光接受了定量配給名額的系統，他們根本就控制著這個系統。61
新上任的醫學院院長威廉·麥克爾羅伊認為這樣的局面亟待改變。「沒有親身經歷過的話，你很難理解當時的局面，人們普遍對醫學院缺乏興趣，」他回憶道，「有人捐了500美元就覺得自己大方得不得了。」麥克爾羅伊的方式溫和而堅定。他遍訪本地富有的精英階層——梅隆和查爾方特家族，卡內基基金會和西屋電力，說服他們做出了此前壓根就沒考慮過的舉動：打開錢包，捐助醫學院。麥克爾羅伊利用他們的捐款支持研究工作，開設新的終身教職，吸引一流人才，其中包括廣受好評的精神病學家阿瑟·米爾斯基和世界一流的兒科醫生本傑明·斯波克。一位合作者表示，麥克爾羅伊的規劃是「讓匹茲堡成為國家級的醫學院，能與哈佛匹敵」。62
麥克爾羅伊對未來的把握極佳。他認為病毒學很快就會興起，這個領域一方面足夠年輕，新來者還有機會，另一方面又足夠流行，可以吸引到外來資金。他提議在學院裡成立一個病毒研究項目，資金主要來自私人資助。1946年，匹茲堡醫學院收到了國家小兒麻痺基金會提供的3萬美元啟動資金。麥克爾羅伊需要有野心的研究者來領導這個項目，匹茲堡內部沒有合適的候選人，於是他四處尋找，最後僱用了喬納斯·索爾克。
實際上麥克爾羅伊提供給索爾克的只有病毒研究項目和醫學院的職位，但他許下了承諾，這一點很快就會成為兩人共同的痛處。「我沒有太多東西可以給他，」麥克爾羅伊回憶說，「分配給他的實驗室還沒有完工，薪水一般，我承諾為他提供自由的環境，盡我所能替他尋求經濟支持。真的，我覺得喬納斯來這兒完全是出於信任。」63
部分地說，情況的確如此。索爾克顯然是被麥克爾羅伊描述的美好未來所吸引。但現在還有很多工作要做，很多資金需要爭取。「密西西比河東邊有個都市圈，」索爾克表示，「那裡的富裕社區成天都在聊環保和文化復育。」他希望麥克爾羅伊不要局限於本地的捐助者，索爾克想要自己應得的東西。64
但他需要的一切遲遲未能到位。在密歇根的時候，索爾克的工作環境十分寬裕，設備齊全，周圍有很多同事和後勤職員。而在匹茲堡，他只有醫學院旁邊市立醫院地下室裡兩間空蕩蕩的屋子，唯一的一位職員是「秘書兼技師」。沒有研究生可供他教導，三位研究員同事的主攻方向是植物病毒，而索爾克對這方面毫無興趣。
他完全可以一走了之。湯米·弗朗西斯歡迎他回到安娜堡，但索爾克知道自己沒有回頭路。匹茲堡為他提供的正是他在密歇根無法得到的東西：獨立建立自己實驗室的機會。所以他奮力向前，用一位同事的話來形容，「打起了游擊戰」，四處爭取場地、資金和尊重。他從莎拉·梅隆·斯凱夫基金會手裡搞來了一小筆添置設備的錢，開始緩慢地佔領醫院地下室——「這周添個櫃子，下周加個辦公室。」這些勝利誠然微不足道，但他慢慢有了信心。「一切進展良好，」1947年11月，他寫道，「我覺得人們終將認識到這裡的無限潛力。」65
幾周後，索爾克為麥克爾羅伊準備了一份詳盡的備忘錄，闡述「未來數年」的研究計劃。這份計劃書單倍行距，共有7頁，裡面寫著他打算研究的疾病和希望籌到的資金。單子上依次列出了脊髓灰質炎、流感、麻疹和普通感冒，其中前兩項著墨最多。66
流感這個課題很合適。這是索爾克最擅長的領域，陸軍同意他把研究流感的資金帶去匹茲堡，他自己也希望在這邊繼續研究。索爾克告訴麥克爾羅伊，他的目標是「研製出……能有效預防未來疫情的疫苗。」67
那脊髓灰質炎呢？索爾克在這個領域完全就是新手。多年後他坦承：「別人都在扯大旗作虎皮，所以我覺得我也應該提一提脊髓灰質炎。」還有個更好的解釋，他自己私下裡也承認了，「脊髓灰質炎研究」這幾個字對美國最大方的私人基金有著強大的吸引力。他寫道，「我希望國家小兒麻痺基金會有興趣支持我列出的項目」。68
這份備忘錄最有意思的地方不在於它談到了哪些有關脊髓灰質炎的事情，而在於它沒有提到哪些事情。索爾克花了好幾頁來闡述脊髓灰質炎的診斷和評估方法，卻對「疫苗」隻字不提。考慮到他以後的成功，這樣的遺漏似乎很奇怪。事實上，備忘錄中長篇大論地談到了脊髓灰質炎研究的進展有多麼緩慢，自洛克菲勒研究所的西蒙·弗萊克斯納以來幾乎毫無建樹。1910年，人們覺得安全有效的脊髓灰質炎疫苗幾個月後就能問世。當然，事情沒有這樣發展，在那以後，科學界遭遇了重重障礙，很多研究者甚至開始懷疑到底能不能找到有效的疫苗。人類真的能夠獲得對脊髓灰質炎的免疫力嗎？1947年，這個問題仍懸而未決。
註釋
【1】Edward Jenner，英國醫生，以研究及推廣牛痘疫苗、預防天花而知名，被稱為免疫學之父。
【2】Molly Maguires，19世紀美國煤礦工人社團，曾領導多次勞工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