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秋，股票市場一瀉千里。10月24日，「黑色星期四」，華爾街爆發了恐慌性拋售。接下來兩周裡，股指下跌40％，投資者損失總額高達260億美元以上。雖然1929年的股市崩潰不是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的根本原因，但這次災難的確暴露了美國經濟的疲軟。大牛市一去不返，艱難時日來了。
在政治界，經濟形勢逆轉為羅斯福這樣的民主黨重臣帶來了新希望。過去十年的經濟繁榮都被歸功於共和黨，時至今日，面對現代歷史上最糟糕的經濟下滑，他們也責無旁貸。大蕭條的開始沒有什麼標誌性事件，全國經濟悄悄走上了下坡路。失業人數從1929年的150萬人躍升至1931年的800萬人。到處都有銀行倒閉，食品價格下滑，迫使農民離開土地。到1932年，超過3000萬美國人在家待業，沒有任何收入。城鎮裡出現了貧窮困苦的新標誌：賣蘋果的小販在街頭叫賣，流浪漢聚居的村莊人滿為患，領救濟的人排起的長隊蜿蜒好幾個街區。
無數人指責共和黨總統赫伯特·胡佛將美國推入了大蕭條的境地，更糟糕的是他還無力拯救美國。他的名字遭到羞辱。流浪漢用紙板搭建的貧民窟被稱為「胡佛村」，翻出來的空口袋現在被叫做「胡佛旗」。那個年代流行一個笑話：胡佛問財政部長安德魯·梅隆要一枚五美分的鎳幣，好給朋友打電話。「給你一毛錢，」梅隆回答，「夠你給所有朋友打電話了。」記者羅素·貝克還記得，一位嬸嬸曾告訴自己：「因為赫伯特·胡佛，人們缺衣少食；因為赫伯特·胡佛，我媽媽失業了；因為赫伯特·胡佛，無數男人走上絕路；失去父親的孩子被送往孤兒院……全都是因為赫伯特·胡佛。」1
1932年，羅斯福順理成章地成為了胡佛反對者眼中的救星。他的姓氏政治聲望卓著，危難時刻，他在紐約州州長的位置上幹得有聲有色。他是一位高效的競選者，1928年奇跡般的勝利和兩年後一面倒地再次當選證明了這一點。1932年，羅斯福獲得了民主黨的總統提名，硬仗似乎打完了，赫伯特·胡佛已經不戰自潰。
和以前一樣，關鍵問題是羅斯福的健康情況。他能承受緊張激烈的全國性競選嗎？經濟環境如此糟糕，人們迫切需要強力的領導者，此時此刻，他能卓有成效地治理這個國家嗎？羅斯福預見到了這些問題，他同意讓一群醫生檢查自己的身體，並將樂觀的檢查結果刊登在全國性雜誌上。但問題沒有完全解決。《時代週刊》的文章引用了某位與紐約政界關係密切人士的發言：「雖然這位候選人的精神與心智足以勝任總統職位，但他的身體情況卻完全不適合。」
哪怕不談政治影響，這樣的評論也夠傷人的。有一次媒體難得地報道說羅斯福在1932年的某次拉票活動中摔倒，他回應說：「有關我失去平衡摔倒的報道不屬實。如你所知，我佩戴著固定膝蓋的腿部支架，有一次我演講時，支架壞了，我險些摔倒。」（事實上，羅斯福雙腿都佩戴著支架，除此以外他還需要腋杖和手杖。）「坦率地說，」他憤怒地回應，「我完全看不出這些無稽之談有什麼意義，我的身體非常健康，我的日常工作量是三個普通人的三倍。」2
這樣的逞能需要付出代價。1932年，總統大選持續升溫，羅斯福一家受邀參加白宮舉辦的州長表彰大會。夫婦倆來得很早，以便留出時間讓富蘭克林從豪華轎車裡下來，進入接待室。不巧的是，那天胡佛來晚了。根據當時的一份記載：「州長們都在等待，羅斯福不得不佩戴著支架勉強站立，他緊緊抓住埃莉諾的手臂，那是他唯一的支撐。羅斯福風度翩翩地與接待室裡的其他客人交談，但這的確十分痛苦，汗水從他的前額流下。白宮迎賓員兩次請他坐下，都被他拒絕了，因為他不願意在大家都站著的時候坐下來，顯露自己的缺陷和虛弱。」羅斯福夫婦認為胡佛的遲到多少是故意的，旨在羞辱羅斯福，但事實似乎並非如此。這不是胡佛的風格，1932年競選期間，他從未提及羅斯福的健康問題。多年後胡佛寫道：「我非常敬佩（羅斯福）重新生活的勇氣，靠著這樣的勇氣，他戰勝了命運加諸他的缺陷。」他還補充道：「羅斯福的朋友堅持隱瞞他的疾病，我認為這是個巨大的錯誤；因為顯而易見，疾病對他的身體和精神都毫無影響。」當然，事實上，堅持隱瞞病情的是羅斯福自己。3
每一次拉票，投票者幾乎毫不在乎羅斯福的殘疾。他參加大選那一年，沉甸甸壓在人們心頭的是大蕭條和它帶來的不幸。對比胡佛的無能和沮喪，羅斯福昂揚的樂觀主義穩佔上風，這個國家正在掙扎著重新站起來，羅斯福無疑是一劑理想的補品。大選當夜，他已經看到了壓倒性的勝利，上床睡覺前，羅斯福罕見地向兒子詹姆斯透露了自己的憂慮。「我一生中只怕一樣東西——火，」總統當選人說，「今晚我卻發現自己在害怕別的東西。」詹姆斯問他怕什麼，這位父親回答：「我怕我沒有能力做好這份工作。」4
甫入白宮，羅斯福就成為脊髓灰質炎受害者及其家人眼中的偶像人物。和大多數美國人一樣，他們看到的是羅斯福一手打造的鏡頭下的自己：戰勝疾病的偶像，而不是永久性殘疾的瘸子。和大多數美國人一樣，他們找到了可信賴的領導，能夠理解自己的孤單痛苦的人。「每次我在廣播裡聽見你的聲音，在媒體上讀到你對身體殘障的態度——你說那不過是『雞毛蒜皮的小事』——我就受到了鼓舞，重新有了勇氣，」一位佩戴腿部支架的小男孩的母親寫道，「從某種程度上說，你的生活就是上帝對我的祈禱的回答。」5
公眾對生理殘疾的看法開始改變。過去人們認為瘸子毫無康復的希望，完全是家庭和社會的負擔，最好把他們藏在樓上的房間裡或是陰森森的專門機構裡；而現在，公眾對康復的看法比以前積極，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羅斯福的現身說法。媒體越來越傾向於把脊髓灰質炎受害者描繪為兩種形象：要麼成功打敗殘障，要麼（症狀最嚴重的患者）安然接受命運。患者通過艱苦的努力和「正確的態度」戰勝脊髓灰質炎對身體的影響，這樣的故事出現在《好管家》和《週六晚間郵報》之類的雜誌上，暗示著公眾逐漸把脊髓灰質炎看作一種暫時性的疾病，受害者有機會恢復健康。6
與此形成對照的是那些從精神上戰勝疾病的故事，無法康復的患者樂觀地面對現實，擺脫疾病帶來的抑鬱，找回生命樂趣。例如「樂觀凱瑟琳」，她「在1916年的脊髓灰質炎大流行中死裡逃生」，現在她「笑對厄運」，雖然她的身體十分虛弱，「得過8次肺炎」。還有「堅強喬伊斯」，「一位真正的斯巴達勇士，笑對艱難」。「快樂克裡斯廷」，她「從來沒有跳過舞，也不知道走路是什麼感覺」，但她「快快樂樂地待在家裡，她可以畫點畫，做做針線活，偶爾還能賺點錢，這讓她很高興，因為可以減輕媽媽的負擔」。7
成百上千的脊髓灰質炎病友寫信給羅斯福，尋求安慰和建議。和雜誌上的故事不同，他們的信裡看不到什麼樂觀情緒。很多人寫信向他傾訴身為瘸子的羞恥感。一位少年問羅斯福：「因為我玩不好球……他們說我娘娘腔，我該怎麼辦？」一位妻子擔心自己的丈夫，因為他走路有點跛，別人「以殘忍的方式」戲弄他。一位大學生傾訴自己被「饒有興味的陌生人」打量時感到的羞辱。一位母親請求總統寫幾句話鼓勵她的兒子，他「連飯都不肯吃了……因為現在他厭倦了這種病和它帶來的影響」。8
還有人寫信傾訴自己對經濟的擔憂。哪怕在好年景裡，老闆也不願意僱用殘疾者，大蕭條期間更是雪上加霜。寫信給羅斯福的人有的找不到工作（「現在競爭這麼激烈，體格上的優勢確實重要」），有的完全喪失了找工作的信心（「世界上沒有瘸子的立足之地」）。脊髓灰質炎患者的妻子和父母寫信給總統，因為他們失去了家園和農場，付不起醫藥費了。正如一位父親寫給羅斯福的信：「我們以前有點兒小錢，打算用來修補房屋、添置傢俱、貼補家用。然後我兒子得了小兒麻痺症，花光了所有的錢，但給他治病我從來沒省過一分錢。」9
20世紀30年代的政治家還會親自回復大部分信件，包括總統。羅斯福回信給這些脊髓灰質炎患者，鼓勵他們聽從醫囑，永不放棄。他的信簡短而程式化，永遠樂觀向上。「你非常勇敢，」他會說，「有了這樣的勇氣和決心，你一定會取得勝利。」有人指責羅斯福膚淺的說教只會給人虛假的希望，而那些人應該知道真相。不過，一位殘疾學者研究了數百封羅斯福的回信後表示：「寫信給總統成了人們尋求安慰的一種方式，他們從總統辦公室分享力量，至少暫時性地忘卻瘸子的污名。分享與脊髓灰質炎抗爭的經歷，讓寫信的人相信自己的付出和努力是有價值的。羅斯福的回信輕如鴻毛，卻又重於泰山。收信人會發現自己還擁有這麼多東西，不再執著於失去的那些，雖然這樣的時刻可能只有短短一瞬。」10
1928年羅斯福重返政界時，需要一個人來接手他在沃姆斯普林斯基金會的工作。他選擇了自己在華爾街的律師合夥人巴塞爾·奧康納，但實際上奧康納對這份工作並不十分熱衷。事實上，奧康納對幫助「瘸子」毫無興趣，除了羅斯福以外。他回憶說：「我當時對這份工作毫無感情，無非是一位同事要去做新項目了忙不過來，於是我接手了他沒幹完的活兒。」11
然後奧康納又雇了基斯·摩根（Keith Morgan），這位語速很快的保險推銷員剛在20世紀20年代的大牛市裡狠賺了一筆。正如他們與羅斯福的私人會晤中談到的那樣，摩根的工作是把沃姆斯普林斯的概念「賣給那些沒聽說過它的有錢人」。這主意聽起來不錯，因為私人慈善仍是超級富豪的遊戲。但摩根走馬上任是在1929年，也就是股市崩潰的那一年。突然之間，富人的數量銳減，而且剩下的富人可以拿出來做慈善的錢也大大縮水了。
大蕭條期間，沃姆斯普林斯基金險些破產。捐款從1929年的369000美元銳減到1932年的30000美元。沒有錢付賬單，他們只好讓新來的患者打道回府。當時公關行業飛速發展，絕望之下，摩根找到了一位在公關界堪稱明日之星的朋友，他的名字叫卡爾·拜奧爾（Carl Byoir）。12
拜奧爾是猶太移民的兒子，在愛荷華州長大，他信奉一句格言，「成功的推銷員擅長吸引注意力」。上大學的時候，他靠著賣年鑒廣告賺了一大筆錢。進入哥倫比亞法學院以後，他創建了童年之家公司，出售意大利婦女瑪麗亞·蒙台梭利【1】發明的學習系統的經銷權，蒙台梭利學校風行美國應該歸功於拜奧爾。隨後他進入赫斯特集團【2】工作，很快扭轉了該集團旗艦雜誌《時尚》的銷售頹勢，方法是給銷量最大的分銷商現金獎勵。1917年美國參戰後，拜奧爾加入了公眾信息委員會（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CPI），當時全國意見並不統一，該機構的工作是向大眾推銷伍德羅·威爾遜的戰爭理念，任務十分繁重。CPI有「不屈不撓的助推器」之名，它是一代公關先驅的練兵場，這些人裡包括拜奧爾未來的搭檔，富有傳奇色彩的愛德華·伯奈斯（Edward Bernays）。
戰爭期間的公關工作讓拜奧爾走上了該領域的巔峰。20世紀20年代初，他推動了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的建立，隨後又成功地讓立陶宛得到了美國的認可。為了刺激金髮牌護髮產品的銷售，拜奧爾創造了性感「鉑金髮」的不朽形象。他最成功也最受爭議的案例出現在20世紀20年代末，當時他與臭名昭著的獨裁者熱拉爾多·馬沙多合作，鼓勵美國人去古巴旅遊。一位觀察家評論說，「卡爾·拜奧爾也許沒法搬動大山，但他肯定有辦法鼓動別人替他去搬山。」13
城市服務集團創始人亨利·L.多爾蒂（Henry L.Doherty）是美國最大的天然氣及電力經銷商，他也是拜奧爾最重要的客戶之一。多爾蒂以強硬著稱，所以他僱用了拜奧爾來柔化自己冷酷無情的公眾形象。廣泛宣傳的慈善活動似乎是個不錯的開頭。拜奧爾建議多爾蒂安排一次與基斯·摩根的私人會晤，多爾蒂抓住了機會。當時有流言說聯邦貿易委員會很快會調查他在大崩潰前夕出售城市服務集團股票的事情，他覺得在白宮裡交個朋友大概會有好處。
多爾蒂同意資助沃姆斯普林斯基金會的募捐活動。在一次頭腦風暴會議上，拜奧爾提議舉行全國性宴會來慶祝羅斯福的生日。第一個問題就是如何取得總統的認可。貿然使用他的名字很可能弄巧成拙，有人會把募捐看成黨派性的活動，支持這樣的活動等於讓民主黨成為瘸腿兒童的保護者；還會有人質疑亨利·多爾蒂這樣的商界海盜在慈善活動中扮演的角色。但是，這些問題對羅斯福來說都無關緊要。他最在乎的是沃姆斯普林斯的窘境。「如果我的生日能帶來幫助，那就放手去搞。」他告訴摩根。事情就這麼定了。14
曼哈頓的華道夫-阿斯多里亞酒店免費提供了辦公室，摩根在這裡設立了辦事處。宴會定在1934年1月29日舉行，他只有不到兩個月的準備時間。從公關的角度來看，拜奧爾必須把一位廣受歡迎的總統和一種神秘而罕見的「兒童疾病」聯繫起來。他的想法是把羅斯福新政初期的樂觀主義擴展到慈善領域，讓人們慶祝一位關心不幸者的領袖的生日，擁抱即將到來的美好未來。活動標語「我們跳舞，也許他們就能走路」映射出了這個國家的希望。
作為一位曾經的記者，拜奧爾寫信給全國媒體，請求他們尋找「當地願意出任生日舞會總監」的市民領袖。要求「總監負責建立當地的籌辦委員會、挑選舞場、把控全局、管理開銷，每賣出一張票，全國委員會將收取1美元捐贈給沃姆斯普林斯基金。」15
拜奧爾密切關注各媒體的回音，回復較慢的媒體收到了他的第二封催促函。「時間緊迫，」信上寫道，「請務必在12月28日前回復，謹候佳音。」一周後，拜奧爾給仍無回音的媒體發了電報：
小兒麻痺症每年都讓成千上萬的孩子變成瘸子，為了對抗這種疾病，全國幾乎每一座城鎮都行動了起來，以總統之名舉辦募捐生日舞會。只有寥寥幾座城市還沒有開展組織工作，您的城市正是其中之一。時間如此緊迫，懇請您盡快與我聯繫。16
到1月為止，全國各地成立了三千多個舞會委員會，絕大多數人覺得這樣的成績相當輝煌，但拜奧爾卻十分失望。他期待的是這個數字的兩倍，於是他轉而求助於最可能支持這項事業的人——各地的民主黨官員和被資助的受益人，包括巴塞爾·奧康納的哥哥詹姆斯，他是緬因州班戈市的郵政局局長。「毫無疑問，那段時間我們所做的工作有90％是出於政治目的，」一位生日舞會策劃者表示，「必須這樣做。我們必須為自己的朋友而努力。」17
為了聚集人氣，拜奧爾和大受歡迎的獨眼飛行員威利·坡斯特一起走遍全國巡迴演說，後者剛剛創造了環球飛行的速度紀錄：7天19小時。每到一站，拜奧爾都會舉行媒體發佈會，遍邀當地的民主黨人，說明活動計劃。對於小鎮，他建議舉辦廣場舞會、教堂晚餐和撲克牌局；而在大城市裡，他推薦工人階級在工會大廳舉辦舞會，富裕的上流階級則舉行正式晚宴。他爭取到了讓報紙刊登免費廣告，讓電話公司提醒用戶參加活動，讓百貨商店在櫥窗裡展示各次活動的衣服鞋帽。18
1月29日晚，他們迎來了輝煌的成功。從華盛頓州的普吉特灣到最南端的佛羅里達島礁，全國共有六千多場晚會整裝待發。在新罕布什爾州柏林市，滑雪者用紅色的煙花拼成了一個巨大的「R」，代表羅斯福的名字。西弗吉尼亞的格拉夫頓放飛了52只潔白的鴿子，代表總統的年齡。芝加哥的學校和商店早早關門，旅館大廳、搏擊俱樂部、小酒吧、教堂地下室和盧普區的大酒店裡，處處都有舞會。費城的宴會門票迅速售罄，舉辦者不得不把主場地挪到有一萬個座席的大會堂裡。在蒙大拿州的布朗寧，黑腳族【3】保留地裡傳來了部落的歌舞。
最盛大的場面出現在華道夫-阿斯多里亞酒店，5000位客人聚集在4個相連的舞廳裡，52位初入社交界的少女身著潔白的晚禮服，伴著直徑28英尺的巨型生日蛋糕出現在人們眼前。「在陸軍、海軍和海軍陸戰隊士兵的簇擁下」，喬治·M.科漢【4】獻上了自己為晚會譜寫的「特別曲目」，《這樣的男人》。科漢的演唱於晚間11︰30準時結束，總統在橢圓辦公室裡的發言通過廣播響徹全國，他說：「這是我有史以來最幸福的生日。」19
統計捐款、支付賬單花了幾個月時間。1934年5月9日白宮舉行了慶功宴，奧康納和拜奧爾領導的委員會將一張1016443美元的支票交給了總統。此前奧康納預估捐款大概有10萬美元，拜奧爾比他樂觀一點。羅斯福轉頭對他說，「卡爾，我敢打賭，明年你肯定超不過這個數。」拜奧爾接受了這個賭局，他知道好日子還在前面。20
在美國，針對特定疾病的慈善機構由來已久，其中最成功的是美國結核病協會，1907年，他們創造了防癆郵票。
小小郵票，承載光明。
貼在每一封信上，
每一分錢都會幫助我們，
終結可怕的白色瘟疫。21
不過對美國慈善界來說，標誌性的分水嶺是美國參加一戰。一夜之間，給予成為愛國者的責任。不光是超級富豪，每個人都有義務購買自由公債、資助美國紅十字會。這家機構是准政府組織，靠著專業的募捐者和公關專家，它把自己的活動和戰爭直接聯繫起來；光是1917年這一年，美國紅十字會就募集了「史無前例、令人震撼」的1.14億美元善款。22
20世紀20年代，慈善機構進一步發展。教堂和大學僱用專業人員（其中很多是公眾信息委員會的老手，例如拜奧爾）募集資金，建立大教堂（例如紐約的聖約翰神明大教堂）、增加捐給大學（例如哈佛和耶魯）的善款。社區公益基金的概念生根發芽，一直發展到現在：市民組織和慈善機構以統一的名義徵集善款。那個年代的研究表明，來自富人的大筆捐助（100美元以上）仍是善款的主要組成部分，但小筆捐款正在飛速增長。社區公益基金以吸引小額善款著稱，1920年，他們通過各個渠道募集的善款總額是1900萬美元，到1929年，這個數字翻了三倍以上。23
大蕭條改變了一切。慈善捐款突然乾涸了。捐給高等教育的善款從1929年的9200萬美元銳減到了1933年的2300萬美元。1932年，社區公益基金募集的善款達到了1.01億美元，隨後穩步下滑。股票市場崩潰後，巴塞爾·奧康納被很多慈善家拒於門外。那些人都不願意跟他見面，更別說捐款。一位工業家寫信跟他說：「我沒有1000美元，博士；哪怕我真有這麼多錢，我自己家裡用錢的地方也多著呢。」24
所以拜奧爾的成績才如此耀眼。生日舞會活動採用最新的廣告技術和公關手段，打破了傳統慈善的困局。20世紀30年代，你很難搞到大筆的捐款，秘密藏在小額捐助裡面。捐一點兒東西，瘸腿的孩子就能重新走路，誰不願意呢？關鍵在於通過現代媒體向億萬人傳達你的理念——那些從未捐助過慈善組織的人，或者更確切地說，那些從未被請求過捐助的人。
拜奧爾的募捐活動充滿了不屈不撓的樂觀精神。和以後那些脊髓灰質炎基金採取的恐嚇策略不同，他的行動反映出領導者本人的積極心態，他向支持者保證，時代會進步，我們的團結會戰勝所有困難，「唯一需要恐懼的是恐懼本身」。正如《巴爾的摩太陽報》的描述，生日舞會是「一場革命性事件……象徵著自新政開始以來對這個國家影響深遠的社會變遷」。25
為了刺激公眾興趣，獲得更多支持，舞會每年都有新花樣。1935年，沃姆斯普林斯基金重新站穩了腳跟，奧康納宣佈各地社區可以保留70％的舞會收入，用於照顧和治療脊髓灰質炎受害者。次年，米高梅公司派出了旗下的三位巨星（珍·哈露、琴吉·羅傑斯和羅伯特·泰勒）前去華盛頓的慶典活動捧場，掀開了明星助陣慈善募捐的序幕，接下來幾十年這樣的模式大放光彩。26
不過，把慈善和羅斯福聯繫在一起也帶來了問題。這位總統雖然很受歡迎，但對他的看法兩極分化嚴重，兩個主要黨派的保守人士都對他不屑一顧。1937年，他「打發走」美國最高法院的努力宣告失敗；次年他試圖清洗民主黨內的「反動派」，又引發了一場政治地震。有的政敵拒絕支持與羅斯福聯繫如此緊密的慈善活動。「我很樂意捐款給脊髓灰質炎基金，哪天都行，就羅斯福的生日不行。」一位共和黨領袖之妻的抱怨是這些人的口頭禪，「我覺得1月30日是美國歷史上悲劇的一天。」27
有的人更進一步，指責羅斯福從善款中漁利。有的文章題為「瘸子的錢：誰從總統生日舞會中獲利」，這些文章斷言受益者正是羅斯福本人。「沃姆斯普林斯是我們州的，」佐治亞州州長尤金·塔爾梅奇一直很討厭羅斯福，他說，「那地方根本就不是慈善機構。我有幾次想把得了小兒麻痺症的可憐孩子送進那家醫院，卻從來沒有成功過。」28
這些指控十分尖銳，生日舞會募集到的善款緩慢下滑。1937年，總統「趕走高院」的災難性計劃實施期間，卡爾·拜奧爾辭去了自己的無薪職位，據說他十分憤怒。是時候改變策略了，羅斯福仍是脊髓灰質炎之戰的偶像，但他不再是主要的驅動力。是時候為這場運動去政治化了。
1938年，羅斯福宣佈成立無黨派組織國家小兒麻痺基金會。他說，該機構的主要目標是尋找治癒小兒麻痺症的方法，同時為已有患者提供最好的治療。那一天，站在總統身邊的是他親手挑選的基金會主席巴塞爾·奧康納，奧康納發誓要讓新基金走上一條獨立的道路。他說：「對我們的未來，我充滿信心。」
國家基金成為私人慈善機構的黃金標準，它也是有史以來最大的志願健康組織。它在募集資金、公眾宣傳、照顧患者、資助醫學研究等各方面都取得了成功，這一切將重新定義美國私人慈善活動的角色和行事方式。大部分成就都應歸功於巴塞爾·奧康納，他當之無愧。作為一位不屈不撓、善於捕捉機會的組織大師，他將利用摩根和拜奧爾創立的模式，把脊髓灰質炎變成這個國家的頭號健康敵人：一方面它特別危險，另一方面攻克它的希望很大。征服脊髓灰質炎將成為這個國家的頭等大事，美國最偉大的醫學運動。
奧康納沒有浪費一點兒時間。在曼哈頓租好辦公室以後，他立刻拿出了一張組織結構表，其中包括三位副主席，一位負責「醫學事務」，一位負責「公共關係」，還有一位負責「具體業務」——包括「募集資金」和「發展分會」。他的主要問題是錢。基金會需要大筆的啟動資金，野心勃勃的長期計劃更是燒錢。「為期一天的宴會可不夠，」奧康納說，「我不知道到底要花多少錢，幾百萬肯定打不住。」29
公關部門有專門的小組負責廣播和電影宣傳。基金會希望得到明星的支持，他們把目光投向了西邊的好萊塢，那時的好萊塢和現在一樣，是自由派民主黨的堡壘。埃迪·坎特（Eddie Cantor）排在名單的第一位，這位老牌諧星擅長雜耍表演、滑稽喜劇和電影默片，他的作品《齊格菲歌舞團》給美國觀眾帶來了無數流行歌曲，包括《黛娜》、《如果你認識蘇茜》和《樂起來》。坎特的眼睛又大又鼓，因此得名「班卓眼」，據說他是美國身價最高的演員，他曾出演《小富翁》和《阿里巴巴進城》等大製作音樂劇，同時還在每週日晚主持一檔熱門的全國性廣播節目《蔡斯和桑伯恩時間》。
坎特出生在曼哈頓下東區，對政治興趣濃厚，1928年，他為阿爾·史密斯助選，20世紀30年代，他出任了美國演員工會主席。不過，他最推崇的政治家是富蘭克林·羅斯福，他對羅斯福的態度簡直可以稱為虔誠。「他和羅斯福的親密程度超越了有史以來的任何一位演員和總統。」在最近的一本坎特傳記中，作者寫道，他們的友誼可追溯到遙遠的過去，那時候坎特還在表演雜耍，羅斯福健康而年輕，是一位前途無量的政治家。30
坎特是國家基金的理想合作者——他是一位忠誠的丈夫和父親，在他的節目裡，妻子艾達和5個女兒的誇張故事是最受歡迎的內容。聽他的廣播就像是和親愛的叔叔分享趣事。「他讓自己成為億萬美國人的『家庭成員』，」一位觀察家表示，「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31
1938年，國家基金會與好萊塢的朋友們舉行了一場策略討論會，會上坎特為本年度的募捐活動提出了一條標語。「我們可以稱之為『一毛錢進行曲』。」他說，這是戲仿當紅新聞短片《時代進行曲》，該短片在電影院的正片之前播放。「我們可以請大家直接把一毛的硬幣寄給白宮裡的總統。」32
這主意看起來糟透了，國家基金會打算讓羅斯福和脊髓灰質炎運動劃清界限，坎特的提議完全與此背道而馳。如果提議的人不是他，大家肯定會置之不理。但他是埃迪·坎特：一位明星，總統的朋友，捕捉公眾口味的大師。巴塞爾·奧康納回憶說，當時他們別無選擇，只能通知總統，「看他能不能接受」。出乎大部分人的意料，總統回答說：「去幹吧。」33
坎特身先士卒，通過廣播節目啟動了計劃。他說：「一毛錢進行曲賦予了所有人與總統並肩戰鬥的機會，包括孩子。」這位孤膽英雄很快有了響應者，傑克·本尼、平·克勞斯貝、魯迪·威利、埃德加·伯根【5】緊隨其後——這串名單還很長。當時艾拉·T.史密斯負責管理白宮收發室，他收到提醒說信件會有少許增長。「兩天後，」他回憶道，「簡直是天塌到了我頭上。平常我們每天大約要處理5000封信件，在一毛錢進行曲啟動的那天，我們收到了30000封信，第二天50000封，第三天150000封。數不清的信潮水般湧來，美國政府簡直就沒法工作了，因為我們沒法清理掉硬幣給他們騰出足夠的空間來。」34
一沓沓信件堆滿了白宮的廳堂，信裡掉出來的硬幣散落在桌子和地板上。起先他們試圖數清楚有多少錢，很快發現這是個不可能的任務；工作人員把硬幣鏟成一座座小山，稱重後用卡車運往財政部。統計結果出來了，他們收到了2680000枚一毛的硬幣，還有無數的小額支票和現金。「過了好些天我們才緩過氣來，」史密斯補充說，「花了4個月才把各種零碎收拾乾淨。」35
從那以後，國家基金會的募捐活動就被稱為「一毛錢進行曲」，一毛的硬幣也成為抗爭脊髓灰質炎的標誌。坎特用信件淹沒白宮的壯舉無法重現，但募集硬幣保護兒童健康的概念在這個國家深入人心；到1946年1月，美國發行了羅斯福硬幣來紀念這位已故總統的64歲生日，一毛錢進行曲的影響力也到達了巔峰。美國鑄幣廠負責人利蘭·霍華德表示，「新年伊始，人們就盼著能造出足夠的新硬幣，好用來支持小兒麻痺症運動。」36
前些年裡，總統生日舞會募集的資金只有一小部分用於脊髓灰質炎研究。他們成立了醫療顧問委員會，由保羅·德克呂夫（Paul de Kruif）負責，這位科學作家的職業道路頗為曲折。在密歇根大學獲得細菌學博士學位後，德克呂夫曾在洛克菲勒研究所工作過一小段時間；1922年，他被西蒙·弗萊克斯納炒了魷魚，因為他在雜誌上匿名發表文章，批評美國的醫學研究進展。四年後，德克呂夫出版了《微生物獵人》，詳盡描述了微生物領域的重大發現，從安東尼·列文虎克【6】和拉扎羅·斯帕蘭扎尼【7】到保羅·埃利希【8】和沃爾特·裡德【9】。這本書今天仍在發行，它是該領域的經典作品之一，曾被譯為十多種語言；以這本書為基礎誕生了兩部好萊塢電影和一部百老匯劇作，它激勵了整整一代生物學家，包括阿爾伯特·薩賓和喬納斯·索爾克。20世紀30年代，湯姆·裡弗斯回憶說，「保羅·德克呂夫也許是醫學和科學領域最頂尖的作家，我推測也許正是這方面的傑出才能，讓他進入了生日舞會委員會的顧問委員會。」37
德克呂夫認為自己富有行動力。而且在洛克菲勒研究所的那段日子裡，他和西蒙·弗萊克斯納結下了仇怨。弗萊克斯納和洛克菲勒研究所的同事奮鬥了25年，就是沒找到治療脊髓灰質炎的方法，對德克呂夫來說，要是自己能搶在他們的前面，還有比這更痛快的事兒嗎？利用手裡的資金，德克呂夫批准了十多個研究計劃，最大的一筆資金給了紐約大學醫學院的細菌學教授威廉·H.帕克（William H.Park）。在美國，名望能跟弗萊克斯納比肩的科學家不多，帕克就是其中之一。更妙的是，他們倆是多年的宿敵。38
1934年，在帕克的支持下，紐約大學僱用了一位年輕的加拿大研究員，莫裡斯·布羅迪（Maurice Brodie），當時布羅迪正在研製一種脊髓灰質炎滅活病毒疫苗。和該領域的其他科學家一樣，布羅迪採用的病毒來自受感染的猴子的神經組織，這也是當時的實驗室獲取脊髓灰質炎病毒的唯一途徑。他用甲醛藥劑（又叫福爾馬林）處理了神經組織樣本，希望部分抑制病毒的活性，同時保留它產生抗體的能力。
從某種程度上說，布羅迪的思路超越了時代。他的死病毒實驗模式引領後來的喬納斯·索爾克走向了成功。不過，在1934年，研製脊髓灰質炎疫苗的所有努力都是危險的早產兒。我們對這種疾病的瞭解實在太少。布羅迪完全不知道脊髓灰質炎病毒不止一種，也沒有注意到將動物的神經組織注入人體有多危險。他最多就模糊地知道如何用甲醛正確地「處理」（或者說抑制）活病毒。
不過，帕克堅定地支持布羅迪。只憑這一點，他就獲得了資金和業界的關注，一時間他成為耀眼的新星——最後也收穫了無窮的恥辱。起先，布羅迪給20隻猴子注射了自己的疫苗，結果相當樂觀。有幾隻猴子產生了對死病毒的抗體，而且沒有一隻猴子染上脊髓灰質炎。按照醫學傳統，下一步帕克和布羅迪應該給自己注射疫苗。這時候沒有出現任何問題，只是注射點周圍的肌肉有些不舒服。然後，他們給十多個孩子接種了疫苗，據稱所有孩子都是「父母志願送來參加試驗的」。1935年，帕克和布羅迪在權威期刊《美國醫學會雜誌》上發表了研究成果，向科學界宣佈他們正在實施疫苗人體試驗。他們寫道：「猴子試驗表明，注射用甲醛溶液處理過的病毒可以帶來免疫力，而且該疫苗無感染性。我們給幾位人類志願者接種了疫苗，結果表明，它可能對人體是安全的，參加試驗的是兒童。」39
「可能安全？」「用於兒童？」在今天，這些話聽起來簡直讓人毛骨悚然，但在當時，剛剛意識到脊髓灰質炎可怕面目的公眾卻為之歡欣鼓舞。畢竟，帕克的名望無懈可擊，而布羅迪看起來簡直就是路易·巴斯德二世。事實上，兒童注射疫苗後沒有出事的消息引起了聯邦衛生官員的興趣，當時他們正為脊髓灰質炎的小規模爆發頭疼，於是他們邀請帕克和布羅迪大規模擴大試驗範圍。據《文摘》雜誌報道，「他們期待這些試驗能證明新疫苗是否有效……我們已經知道它不可能把疾病傳播給兒童，該試驗相當安全。」40
結果卻並未如此。試驗的開展雜亂無章，以至於無法統計準確數字。當時的衛生官員不相信帕克-布羅迪疫苗有效預防了脊髓灰質炎，事實上，部分官員懷疑情況恰恰相反：疫苗誘發了少量病例。與此同時，洛克菲勒研究所的科學家無法重現帕克和布羅迪在JAMA上發佈的研究結果。一位病毒學家回憶說，他們的疫苗「簡直就是粗製濫造」。41
帕克和布羅迪為什麼急著在兒童身上做試驗？有科學家指責年紀較長的帕克，說「他簡直容不得新人」，也有人歸罪於負責實際工作的布羅迪，說他欺負帕克「判斷力下降」。不過，大家一致同意，當時這兩個人面臨著很大的壓力，他們想搶在競爭對手約翰·A.科爾默（John A.Kolmer）之前推出疫苗，以免一敗塗地。科爾默是費城的一位病理學家，1935年，他正在集中火力研發自己的脊髓灰質炎疫苗。他採用的方法是利用化學物削弱活病毒，然後注入人體引發輕微的感染，從而讓人獲取免疫力。有人稱為「女巫之酒」。42
科爾默是一位多產作家，以一系列的實驗室技術教材而聞名。他的資金來自費城醫院和醫學院的聯合資助。科爾默和總統生日舞會委員會毫無關係，後來我們發現，這其實是奧康納和羅斯福的幸運。科爾默疫苗試驗的開始時間與帕克-布羅迪試驗幾乎完全相同。在猴子身上做了幾次簡單的試驗後，他給自己、兩個兒子和其他23個孩子注射了疫苗。他宣稱，「所有孩子的父母都出具了書面許可。」然後，科爾默的試驗範圍繼續擴大，總計有一萬名以上的兒童參與了試驗。結果相當可怕。人們認為，他的疫苗至少引發了十多例癱瘓性脊髓灰質炎，其中九人喪命。在1935年的一次醫學大會上，美國公共衛生局的詹姆斯·利克痛斥科爾默，就差說他是殺人兇手了。當時在場的與會者表示，科爾默站起來回答：「先生們，這一刻我恨不得地板上裂開一條縫把我吞進去。」然後他坐下來，再也沒有多說一個字。43
科爾默並不孤單。「疫苗完蛋了，」一位優秀的病毒學家表示，「同樣完蛋的還有他們的職業生涯。」不過有的人比別人承受的痛苦更多。年邁的帕克很快就退休了，疫苗帶來的重挫在他的光輝履歷上只留下了小小的污點。1939年，帕克逝世，他的同事和學生都痛心不已，他一生最出色的成就是徹底根除了白喉。但對莫裡斯·布羅迪來說，疫苗的失敗等於職業生涯的終結。這位年輕而脆弱的科學家成了試驗失敗的替罪羊，來自四面八方的責難統統落在他頭上。被紐約大學解雇後，他在各種無關痛癢的職位上顛沛流離，漸漸銷聲匿跡。他也是在1939年去世的，終年36歲。官方宣佈的死亡原因是心臟病，但有流言說他是自殺的，也有謠傳說他死於自己的疫苗引發的脊髓灰質炎。44
帕克-布羅迪與科爾默的疫苗競賽，其影響遠超1935年所有觀察家的想像。當然，從一方面說，它重挫了人們對安全高效的脊髓灰質炎疫苗的樂觀期盼；不過從另一方面來說，它也激發了研究者的好奇心，科學家們希望搞明白，在重新啟動疫苗研發之前，還需要弄清哪些東西。1935年的疫苗競賽以一種原始的方式預演了20年後喬納斯·索爾克與阿爾伯特·薩賓的競爭，前者專注死病毒疫苗，後者則青睞活病毒疫苗。1935年和1955年之間最關鍵的區別，也是致命的失敗與巨大的成功之間的區別，在於相隔的20年間人們積累的無數科學知識。
德克呂夫很快就會退出舞台。1938年國家基金會成立時，巴塞爾·奧康納已經開始尋找其他醫學顧問。為了避免重蹈帕克-布羅迪的覆轍，他邀請洛克菲勒研究所附屬醫院院長托馬斯·裡弗斯（Thomas Rivers）來領導基金會的科研委員會。根據裡弗斯的回憶，當時奧康納對他說：「我是個外行……不過我覺得我們現在的研究工作似乎根基不太紮實，也許我們太急於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蓋棺論定了。要不我們照優先級列個計劃表，先集中火力研究最重要的東西，試著換換方向？」45
裡弗斯看起來十分適合這份工作。在相對較新的病毒學領域，他被視作泰山北斗，尚在世的最偉大的先驅。諾貝爾獎得主約翰·恩德斯（John Enders）曾向裡弗斯獻上祝酒詞：「我謹代表業界同人敬給我們的聖父。」1888年，裡弗斯出生在佐治亞州的一座農場裡，他的一生頗為曲折。從艾默理大學以優異的成績畢業後，他進入了約翰·霍普金斯醫學院，然後他被確診為致命的肌肉萎縮症。回家以後，裡弗斯「基本只能等死」。不過他在巴拿馬城的醫院裡找了一份工作，幾乎全靠自學，他「做了85台大手術，完成150次驗屍，還學會了如何使用……原始的X光儀。他甚至還會拔牙」。46
不知道為什麼，裡弗斯的病情無法解釋地穩定了下來。他回到約翰·霍普金斯，以優異的成績畢業，進入洛克菲勒研究所工作。在研究所裡，他輔助完善了病毒的概念，將病毒定義為一組獨特的致病媒介，與普通細菌區分開來。他編輯的書籍《濾過性病毒》和《人類病毒感染及立克次體感染》是該領域的經典著作。
裡弗斯有時候很難相處。同事們說他「好鬥」「暴躁」，無法容忍反對意見。他對「強脖子」的評價十分自得，公開表示自己喜歡痛快淋漓的爭執。作為南方農民之子，他很難適應研究所裡由城市猶太人佔據主導權的局勢。「在裡弗斯的世界裡，」一位作家表示，「從某種程度上說，每個人都是男孩——老男孩，聰明男孩，老好男孩，還有猶太男孩。」但這樣的偏見沒有蒙蔽他對才能的判斷力。事實上，對巴塞爾·奧康納來說，裡弗斯最大的價值在於他有能力徵召各大學實驗室的人才，發起脊髓灰質炎聖戰。47
按照德克呂夫的行事風格，裡弗斯沒什麼用處。德克呂夫一門心思只想找到「魔藥」，藥丸、疫苗、維生素，隨便什麼東西，砰一下解決掉脊髓灰質炎。但裡弗斯認為，在考慮如何防治脊髓灰質炎之前，必須先認識到現有科學知識的巨大缺陷。1938年，裡弗斯向科研委員會闡述了自己的研究計劃，按照重要性列出了亟待解決的問題，其中包括很多基礎性的內容。脊髓灰質炎的病理學機制名列榜首，病毒進出人體的途徑列在第二條，第五條則是病毒的人際傳播模式。最後一條也就是第十一條，是「製造出好的疫苗」。48
裡弗斯的計劃表為將來的研究奠定了基礎。當務之急是完成基礎的研究工作。資金如何支配由業內「專家」說了算。這樣的策略意味著他們相信戰勝脊髓灰質炎非一夕之功。世界上沒有魔藥，這場戰鬥需要時間和金錢，一路上必須有小規模的勝利來安撫大眾的焦躁。
在裡弗斯的領導下，顧問委員會資助了一些個人的申請，其中包括辛辛那提的阿爾伯特·薩賓（「脊髓灰質炎病毒如何進入人體」）和威斯康星的保羅·克拉克（「營養及飲食與所有傳染病的關係」）。不過，大部分資金用於資助公共衛生項目和大學的實驗室，耶魯大學、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和密歇根大學都成立了所謂的脊髓灰質炎研究小組，科學家們在一起協同工作。耶魯和密歇根的研究組主要研究脊髓灰質炎的流行病學機制，包括人際傳播和跨地區傳播的途徑，蒼蠅、下水道、受污染的水和食物在疾病的傳播中扮演的角色。霍普金斯的小組則專注於脊髓灰質炎的病理學機制，它在身體內如何蔓延，如何影響中樞神經系統。三個研究組都將匯聚當時的青年俊傑，為未來的脊髓灰質炎疫苗打下堅實的根基。霍華德·豪（Howard Howe）是霍普金斯的一位助理醫學教授，他寫信邀請朋友戴維·博迪恩（David Bodian）前來大學工作，誇耀即將到手的一大筆資金，你可以想像他當時的激動心情。「巴塞爾給了我們一份提案，」豪寫道，「他承諾明年在銀行裡存入30萬美元，用於為期五年的研究計劃；他還表示，五年之後，只要基金會還活著能動彈，就會繼續資助我們，數目和現在差不多。」49
戰鬥已經打響。
註釋
【1】Maria Montessori，1870—1952。意大利幼兒教育學家，她創立的蒙台梭利教育法在20世紀上半葉風行北美，至今仍在世界各地普遍使用。
【2】Hearst，美國出版界巨頭，總部位於紐約，旗下雜誌包括《時尚》、《時尚先生》、《嘉人》等。
【3】Blackfoot，北美印第安人種族之一，居住在落基山脈以東。
【4】George M. Cohan，美國著名演員、劇作家、製片人、作曲者。
【5】均為當時的美國紅星。
【6】荷蘭貿易商與科學家，微生物學之父，改進了顯微鏡並建立了微生物學。
【7】意大利生物學家，實驗生物學的奠基者。
【8】德國細菌學家、免疫學家，預言了自體免疫的存在。
【9】美國軍醫，對黃熱病的防治有傑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