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羅斯福罹患脊髓灰質炎
醫生表示，羅斯福乘坐專列從芬迪灣坎波貝洛島回到本地醫院接受治療。
1921年9月16日，《紐約時報》這篇封面故事想必讓讀者深感震驚。脊髓灰質炎是一種新疾病，只在5年前有過一次大流行；而且按照通行的說法，它的易感人群應該是貧民窟裡的移民兒童。那麼，富蘭克林·D.羅斯福這樣的人怎麼可能會得這種病？他已經39歲了，精力充沛、體格強健，而且血統高貴、姓氏顯赫。
回頭去看，羅斯福的患病其實沒有看上去那麼偶然。對他來說，1921年的夏天十分難熬。前一年他代表民主黨參與副總統競選，結果遭遇了失敗，這場競選讓他筋疲力盡；然後他突然發現，共和黨主導的國會抓住他在1919年擔任海軍助理部長期間的桃色醜聞大肆發難。醜聞的細節十分勁爆，據說他支持一項秘密計劃，利用潛伏的間諜誘惑海軍訓練中心的年輕水手，目的是搜集同性戀行為的證據。雖然羅斯福矢口否認這些指控，但為了澄清自己，他不得不在1921年那個悶熱的夏天返回華盛頓。故事的結局十分糟糕，他既痛苦又沮喪。「F.D.羅斯福海軍醜聞：細節難以啟齒」，《紐約時報》這樣寫道。1
離開華盛頓前往坎波貝洛島的夏季別墅之前，羅斯福在海德帕克家族莊園附近參加了一次童子軍的大型活動。在一張令人心酸的照片裡，他和幾十位身著制服的孩子一起遊行，這是他最後一張行走自如的照片。活動結束後，他和朋友一起揚帆前往坎波貝洛島，途中波濤洶湧，大霧瀰漫。「我覺得他離開的時候看起來很累。」他的秘書米西·萊漢德寫道。2
坎波貝洛島坐落在加拿大新不倫瑞克省南岸的芬迪灣，離緬因州不遠。羅斯福家的別墅有15個房間，佔地10英畝，岩石地基，面朝大海，這是他的母親送給他和埃莉諾的結婚禮物。1921年8月7日，羅斯福來到這裡的時候，他的家人已經在這兒待了一個月。他決意忘卻煩惱，全身心投入各種娛樂活動中——游泳、划船、狂飲至夜深人靜。
和平常一樣，第二天一早全家人一起划船出海。回家的路上，羅斯福注意到附近一座島上起了火，於是他花了幾小時滅火。回到坎波貝洛島後，孩子要求跟他比賽。「他欣然同意了，」長女安娜·羅斯福回憶道，當時她15歲，「比賽的內容是跑過一條橫穿島嶼的2英里的小道，然後游過一片狹長的淡水湖，再潛進芬迪灣冰冷刺骨的水裡，最後原路返回別墅。」整個黃昏羅斯福都穿著濕淋淋的泳衣閱讀報紙，回復郵件。這時候，一種奇怪的感覺攫住了他——混合了麻木、嚴重的肌肉疼痛和可怕的顫抖。「我以前從來沒有過這樣的感覺。」他回憶道。3
羅斯福筋疲力盡，坐立不安，於是他上樓去換衣服。「沒過多久，」埃莉諾說，「他開始抱怨（不舒服），然後決定不跟我們一起吃晚飯了，早點去床上暖和一下。」第二天早上醒來的時候，羅斯福渾身疼痛、發燒、左腿無力。「我努力走過去刮鬍子，」他回憶說，「試圖說服自己腿部無力只是肌肉的問題。」4
當地醫生前來出診。他的診斷是物理疲勞帶來的「復合症」，這讓人深感安慰，聽起來也很有道理。在癱瘓症狀出現之前，哪怕是最嚴重的脊髓灰質炎也可能被誤診為普通的流感。但是對羅斯福來說，事情如螺旋般急轉直下。疼痛越來越嚴重，發燒徘徊不退，左腿的無力向右腿蔓延。他的皮膚也變得十分敏感，難以忍受睡衣的摩擦甚至微風的輕拂。後來他承認說，當時他感覺到了一種無聲的恐慌，類似瀕死體驗。「我不知道自己是怎麼了，」他反反覆覆地說，「我真的不知道。」5
第二位醫生如約而至：威廉·基恩，他是費城的一位資深外科醫生，當時正好在附近的緬因州巴爾港度假。基恩至少知道羅斯福出現了某種癱瘓，他認為原因是「（膀胱感染形成的）血栓進入脊髓下部，導致運動能力暫時喪失，但還有感覺」。這個診斷看起來不錯，基恩告訴埃莉諾，她的丈夫只需要幾周就會完全康復，並推薦病人經常按摩、多多活動以刺激虛弱的肌肉。幾天後，他送來了一張600美元的賬單——羅斯福一家覺得「相當貴」。6
到了週末，羅斯福腰部以下完全喪失了運動能力。埃莉諾試圖遵照醫囑按摩他的腿，但羅斯福受不了那樣的疼痛。一位親戚寫信力勸她再找一位醫生看看。他說，雖然基恩「是個不錯的老夥計，但對這種病不太在行，相信他的診斷太不明智了」。很快就有一位專家來到了坎波貝洛島：羅伯特·洛維特，哈佛大學與波士頓兒童醫院的矯形外科教授。當時他的新著《小兒麻痺症診療》是該領域的經典著作，其影響一直延續到今天。7
洛維特作出了確鑿無疑的診斷：脊髓灰質炎。不過他對病人的預後持謹慎樂觀態度。「我坦率地告訴他們，」他說，「沒人知道病情會發展到什麼地步，但病人的情況明顯不屬於最嚴重的類型，部分或完全康復……是有可能的。」8
洛維特是矯形康復領域的先驅。他認為脊髓灰質炎患者應接受漸進式的康復療程，先臥床休息幾周，多洗熱水澡，輕柔拉伸以預防肌肉退化。在他看來，基恩的建議危險得離譜，因為會增加無謂的疼痛，還會進一步損傷過勞的肌肉。洛維特鼓勵羅斯福一旦情況穩定就返回紐約，以便接受恰當的康復療程。9
雖然坎波貝洛島上有不少傭人，但繁重的護理工作仍由埃莉諾·羅斯福承擔，她幾乎寸步不離丈夫身邊。癱瘓症狀暫時性地蔓延到了膀胱和直腸，這項任務越發繁重噁心。她在丈夫的房間裡搭了一張小床，給他洗澡、導尿、灌腸，餵他止痛藥，再小心地把他送回床上。埃莉諾擔心這種病會傳染給5個孩子，所以不允許孩子走進病房，只讓他們從門縫裡跟爸爸打招呼。「媽媽叫我們不要議論脊髓灰質炎，因為太多人害怕這種病，」安娜·羅斯福回憶道，「但流言不翼而飛，我們發現自己有很多朋友得到了別人的警告，叫他們別靠近羅斯福家的孩子，因為『他們可能得了脊髓灰質炎』。」10
的確，那個秋天，羅斯福家的長子詹姆斯本應返回格羅頓中學，但校方卻顧慮重重。儘管洛維特醫生向校長保證詹姆斯不會傳染什麼病，但埃莉諾卻不得不同意讓詹姆斯「不穿在坎波貝洛島穿過的衣服，換上新的內衣，先洗澡洗頭再立刻離開別墅」。11
富蘭克林·羅斯福是典型的易感人群嗎？答案很可能是肯定的。童年時期他得到無微不至的照料，受教育的環境相對孤立，所以在十多歲入讀寄宿學校之前，他一直沒接觸過常見的兒童疾病。十多歲以後，他的病史簡直就是一本傳染病百科全書，包括斑疹傷寒、鼻竇腫大、扁桃體炎和胃病，還有無窮無盡的喉嚨痛，有時候他不得不臥床休息好幾個星期。1918年西班牙流感肆虐期間，他在一艘遠洋客輪上生了病。「整個旅程他都躺在床上，意識模糊，渾身發抖。」還得了雙側肺炎，差點喪命。12
1921年，壓力和疲憊掏空了羅斯福的身體，他在盛夏時分出席青少年的大規模聚會，這也是脊髓灰質炎的高發季節；然後又在坎波貝洛島狂歡痛飲，其中包括在芬迪灣游泳。後來他形容說「水真冷，我差點凍僵了」。到確診的時候，他已經接受了一系列極度痛苦的腿部按摩，這可能加劇了病情。
對羅斯福來說實在是禍不單行。今天我們有強力證據表明壓力會削弱免疫系統，脊髓灰質炎發作後進行物理刺激可能加劇癱瘓，而「寒冷」會進一步降低虛弱的身體對疾病的抵抗力。再加上羅斯福的病史和拜訪童子軍的糟糕時機，情況就很嚴峻了。雖然我們沒法說誰一定會得脊髓灰質炎，但他面臨的風險的確高於普通人。13
最近有一篇文章提出，羅斯福得的可能不是脊髓灰質炎，而是格林-巴利綜合征（Guillain-Barre syndrome），這種疾病的特徵是「漸進式對稱癱瘓與靈活性喪失，通常從腿部開始」。文章作者表示，的確有強力證據表明羅斯福患的是脊髓灰質炎，因為當時這種疾病正在美國東北部流行，患病時間是夏天，而且出現在劇烈運動之後，伴有發燒（格林-巴利綜合征沒有發燒症狀）。但是，作者又說，那年頭羅斯福這個年齡段的脊髓灰質炎患者數量極少，而且他的部分症狀十分符合格林-巴利綜合征的特徵。正如一位作者所說：「根據確鑿的臨床證據，我們認為羅斯福所患的更可能是格林-巴利綜合征……我們沒有檢查過他的身體，但當時給他看病的是該領域的一流專家。」
無論如何，可以確定的是，羅斯福相信自己得的是脊髓灰質炎，同樣相信這一點的還有他的家人、他的醫生、其他脊髓灰質炎患者和美國公眾。如果沒有他，偉大的脊髓灰質炎運動永遠不會發生。14
不過也有別的因素。在羅斯福那個年代，為了征服疾病，人們懷著宗教式的熱忱淨化環境，這種情況在美國尤為顯著。有時候這樣的聖戰會贏得輝煌的勝利，而有時候則一無所獲。具體說到脊髓灰質炎，它可能喚醒了一位沉睡的巨人。
今天，大部分美國人對清潔抱有一種狂熱。他們對病菌、臭味和污垢極其敏感，癡迷於擦洗得乾乾淨淨的身體和一塵不染的環境；這是現代生活方式的基本組成部分，也是他們評判外部世界及接受外界評判的方式。對衛生的執著融入了文化，在這樣的環境中，你很容易忘記美國並非一直如此。對骯髒的厭惡不是與生俱來的，甚至可以說來得很晚。
美國人喜歡引用約翰·衛斯理和本傑明·富蘭克林的名言，「清潔近乎神聖」。事實上，在20世紀以前，「美國人」和「清潔」兩個詞語幾乎不會出現在同一個句子裡。1900年，牙刷在美國還是稀罕物，除臭劑和洗髮水更是聞所未聞。很少有人每週洗澡超過一次、每個月洗頭超過一次。飯前便後洗手的人更少。隨地吐痰差不多算是全民行為。旅行者與素不相識的陌生人分享床鋪。大部分房屋沒有紗窗，天氣一暖和，昆蟲就成群結隊地湧進屋子。水源未經過濾，食物冷藏條件很差，或者說完全沒有冷藏。城市裡臭氣熏天，全是垃圾堆、馬糞、屠宰場、制革廠和露天污水管的氣味。15
但科學、技術和商業的巨大進步的確改變了美國。到19世紀70年代，研究者已經開始把看不見的媒介和特定的疾病聯繫起來，例如斑疹傷寒、霍亂、肺結核和淋病。當時的「病菌致病理論」讓人們接受了一個相當奇怪的理念：我們的社區、房屋甚至我們自己的身體裡都有看不見的超小型微生物，而且它們常常很危險。人們明白了自己的鄰居可能攜帶致命的病菌，哪怕對方完全沒有任何症狀——傷寒瑪麗【1】就是最臭名昭著的案例。事情很清楚：你看不見的東西可能會讓你生重病。16
19世紀晚期，城市飛速成長，加上病菌理論深入人心，人們越來越重視清潔衛生。改革者積極敦促政府採取新的公共措施，例如給學童接種疫苗、對移民進行醫學檢疫、批准純淨食物及藥物法案。水暖設備的革新帶來了更多的室內衛生間和更安全的水源供應。識字率的飛躍讓雜誌的數量暴漲4倍，這些雜誌越來越關注病菌帶來的危險。看看那個年代的文章標題：「危險的理髮店」「來自公共洗衣房的疾病」「世界上最危險的動物」（家蠅）。一位專家鼓勵美國人在每次客人離開後給房間消毒，另一位專家甚至推薦噴灑氰化物，雖然這項措施十分危險，「噴灑後請飛奔離開房間並立即關閉房門」。17
20世紀初，把紙幣看作危險品的潮流風靡一時。「今天大眾認為，」一位記者寫道，「（紙幣）很髒，用手去碰它非常危險。」有流言說「借來的書」帶有危險的疾病，紐約公共圖書館只好承諾用化學品噴灑書籍，直至「找不到一隻活的病菌」。用《大眾科學月刊》的話來說：「實際上這些有害的微生物無處不在——它們在我們的體內和體外尋找，呃，該怎麼說呢，下一頓大餐。」18
所以，美國人開始相信清潔是好的，良好的個人衛生習慣會保障你的健康和生命。「為了讓病菌無隙可乘，男人剃掉了鬍子，女人剪短了裙子。」一位醫學史家寫道。更多的家庭用上了「白色陶瓷馬桶、真空吸塵器和冰箱」。專家教育人們咳嗽、打噴嚏的時候要摀住嘴巴。「旅館開始提供獨立包裝的小塊肥皂，使用加長的床單，因為毯子上可能滿是病菌，客人也許會把床單反疊回來蓋住它。教堂給每個人發放專用的聖餐杯，城市裡安裝了衛生的水源。」19
隨著消費主義經濟的爆炸式增長和廣告轟炸的日益成熟，改變一個接一個地發生。曾經的廣告只是簡單地提醒人們注意某件新產品，到20世紀20年代，這樣的老法子已經讓位於更激進的方式：主動塑造公眾需求。毫無疑問，熱衷於消滅病菌的人越來越多，廣告功不可沒，它創造了人們對臭味、污垢和疾病的新焦慮。
那個年代最成功的案例是玻璃紙的市場運作。1908年，杜邦公司發明了這種材料，起初它只是一種銷量平平的工業產品，然後公司在女性雜誌上刊登了大量廣告，將它描述成了對付病菌的神器：「陌生的手，好奇的手，骯髒的手。觸摸、感覺、檢查商店裡買回來的東西。此時此刻，你最安心的保護神……是堅韌、衛生、防菌的玻璃紙。」經過這樣的狂轟濫炸，玻璃紙一夜成名，變成了家居必備物品。20
其他廣告照葫蘆畫瓢。紙品公司利用人們對病菌的恐懼來推銷衛生紙和一次性杯子（後者是為了避免「唾液交換」）。最大膽的市場運作出現在20世紀20年代，聖路易斯的蘭伯特製藥公司把一種老的消毒劑（李施德林，以19世紀英國外科醫生約瑟夫·李斯特命名）包裝成了治療「口臭」的靈藥，蘭伯特公司的廣告把這種毛病稱為「不可饒恕的社交壁壘」。產品還是一樣的產品，但它的年銷售額從11.5萬美元躍升到了800萬美元以上。不久後，「口臭」這個詞兒進了字典，定義為「呼吸帶有酸臭味」。21
這些新廣告巧妙地結合了社交恐懼和健康恐懼。李施德林不光能為口臭者解決社交問題——「萬年伴娘，未披紅妝」——還能消滅那些一聽就很可怕的微生物，例如鏈球菌、金黃色葡萄球菌和傷寒桿菌。看到李施德林的成功，利華兄弟公司有樣學樣，推出了新的「生命航標健康香皂」，它氣味芬芳，消毒殺菌——作用當然是消滅美國最新的社交煩惱：狐臭。1927年，美國領先的肥皂生產商聯合成立了清潔協會，這家宣傳機構的重點目標是兒童。清潔協會資金充裕，他們走進學區，向各個年級的學生灌輸「肥皂和水」的課程——該洗幾次澡，什麼時候該洗手、換內衣，為什麼骯髒的廁所會帶來健康風險。「我們的目標不光是讓孩子們保持乾淨，」該機構表示，「還要讓他們愛上乾淨。」22
他們的宣傳似乎很有用。20世紀30年代，一項針對全國消費者需求的調查顯示，剛誕生了20年的肥皂已經名列所謂的生活必需品第三位，僅次於麵包和黃油，但排在咖啡和糖的前面。美國人開始信奉清潔至上；而且為什麼不呢？傳染病正在消失。這些年裡，隨著個人衛生的改善和醫學研究的進步，霍亂、白喉、斑疹傷寒、肺結核和黃熱病都已滅絕或大幅減少。
美國人沒有預見到的是，這場殺菌革命帶來獎賞的同時也帶來了風險。整個國家都乾淨了，新問題卻滋生出來。現在，人們在幼年時接觸危險微生物的概率降低了，但幼年時發生的感染比較輕微，而且母親留下的抗體會提供暫時性的保護。具體到脊髓灰質炎，結果便是更頻繁的爆發，受害群體也更廣泛。富蘭克林·羅斯福不再孤單。
9月末，羅斯福一家離開坎波貝洛島前往紐約。為了隱瞞富蘭克林的情況，他們精心安排了行程。他們用擔架把富蘭克林從專用船隻上搬到專列上，記者被擋在安全距離外。「每一次顛簸都讓他疼痛不已。」埃莉諾回憶說。媒體只能透過火車車窗看見笑容滿面的羅斯福，靠著枕頭坐在床上，叼著標誌性的煙斗，輕撫愛犬。大部分報道相當樂觀。雖然他們提到羅斯福的確得了「小兒麻痺症」，但文章裡描述說他「微笑著」，「感覺十分舒適」，而且最重要的是，「正在康復」。「他絕對不會瘸，」羅斯福的某位醫療顧問保證，「不必擔心任何永久性的後遺症。」23
這些故事意味深長，標誌著羅斯福和他周圍的小圈子開始在公眾面前隱瞞他的嚴重殘疾。毫無疑問，他之所以這麼做，有一部分是因為上流社會推崇的堅韌美德，這樣的理念從出生那天起就深植在他心中：隱忍痛苦，笑對艱難。還有一部分是因為他覺得丟人，作為一個強大的成年人，卻被一種所謂的兒童疾病擊倒了。「無論誰來問，我都告訴他們，你是因為『游泳過多』得了嚴重風濕，」1921年，一位近親向羅斯福保證，「對你來說，得了什麼『小兒』病實在太傻了。」24
儘管如此，這些編造出來的故事的主要目的是掩蓋此類殘疾帶來的巨大恥辱。那個年代很多人把瘸腿當成精神上的失敗、內心虛弱的象徵和人格的缺陷，所以瘸子不容於正常社會，有時候甚至有人建議乾脆把腿截掉。（當時一本權威的醫學教科書中寫道：「如果一條腿完全失去了作用，譬如說它無法前後擺動，那最好從股部將它徹底截除。」）缺醫少藥的殘疾者會被一股腦地送往一些可怕的機構（這樣的地方通常頂著「殘廢兒童之家」之類的名頭），以免拖累別人，同時也避免出現在大眾的視線內。25
羅斯福的財富和地位讓他逃離了最悲慘的命運，但很多認識他的人都覺得他的政治生命已經完蛋了。「他才39歲，」朋友們私下裡議論紛紛，「這時候得了這種病，都不知道該說太老還是太年輕。他在威爾遜手下干（海軍助理部長）的時候真是前途無量，後來民主黨還提名他競選副總統，那幾周他簡直光芒萬丈。現在呢，他成了個瘸子——這輩子還能怎樣？」26
他可以按照母親和部分家人的意思，一直蜷縮在他們搭建的庇護所裡當個病號。重回公眾視野的路途更加艱難，環境也沒那麼寬容。要踏上這樣一條道路，羅斯福也許能鼓起勇氣、堅定意志，但光有這些還不夠。要在外面的世界裡取得成功，他不得不掩飾自己的病情。是，他得了病，但不算什麼大事兒：可能有點麻煩，但沒有殘疾；簡而言之，不能讓人看到明顯的缺陷。
這種行為不算稀罕。公眾人物在職期間總會隱瞞自己的健康情況，美國有幾位總統都這麼幹過。1790年，喬治·華盛頓險些死於肺炎。「我們險些失去了這位總統。」他的國務卿托馬斯·傑斐遜向朋友坦承。1893年，格羅弗·克利夫蘭【2】冒著生命危險做了手術，切除下頜的巨大惡性腫瘤；當時白宮表示這只是個牙科小手術，病因是牙齒感染。「上帝啊，」虛弱無力的克利夫蘭從麻醉中醒來後說，「他們差點殺了我。」1919年，伍德羅·威爾遜【3】嚴重中風，但在他次年去職之前，沒有放出任何確切消息。27
羅斯福的任務比他們更艱難，因為他的殘疾明白可見，而且是永久性的。所以，他變成了一位掩飾的大師，尤其是重返政治世界以後。他和媒體達成了君子協議，不得拍攝他坐在輪椅裡或無助時的照片。他把腿部支架藏在長長的斗篷和毯子下面。他發表演講之前，特工處會搭建便攜式坡道並在講台上安裝扶手。這些準備工作如此精妙，一位總統學者寫道，「對佈景和支撐裝置的掌控堪比真正的劇院」。有人相信現代美國總統的宣傳造勢之風可直接追溯到羅斯福身上。28
這些策略大獲成功。沒有多少美國人知道，羅斯福要站起來、在演講時保持站立、從一個地方去往另一個地方到底要付出多大的努力。同為脊髓灰質炎倖存者的休·加拉格爾表示，「關於羅斯福的政治漫畫成千上萬，但沒有一張畫出了他的身體殘疾。事實上，很多漫畫裡他是個活潑好動的人——跑跑跳跳，幹這幹那。」加拉格爾稱為「羅斯福的絕妙騙局」。29
1922年秋天，羅斯福重返工作崗位。「我也有過挺慘的時候，」一位對他的不幸知之甚少的朋友生病時，羅斯福安慰說，「在床上躺了6個月（以後），我遇到了很大的困難，腿完全不聽使喚。但是，我的腿逐漸恢復了，雖然慢，但的確在好轉；雖然我還佩戴支架，但我的身體康復情況非常良好。」30
事實上，他的腿幾乎一直完全不聽使喚。為了重新站起來，他進行了無窮無盡的康復訓練，結果手臂、肩膀和上背變得異常強壯，但曾經有力的腿部肌肉卻基本完全萎縮了。現在他佩戴著從臀部延伸到腳踝的支架（用鋼和皮革製成），只是為了在別人的攙扶下蹣跚走上幾步，而且就連這個動作也需要手杖的支撐。
不過殘疾也有積極的方面。肢體的殘疾至少讓他有了借口放棄律師生涯，當時他的業務主要是信託和財產方面的，羅斯福對這些事務厭煩不已；他宣佈自己沒法爬上曼哈頓事務所所在那棟大樓前面陡峭的階梯，因此必須退出。這一舉動雖然他個人十分滿意，但卻帶來了一些財務上的風險。家族信託基金和一家大型關係事務所的閒職依然能為羅斯福提供豐厚的收入，但也頂不住他一如既往的揮霍無度。他要養的有幾幢房屋、一艘遊艇、一套私人班子、5個上學的孩子和一堆糟糕的投資項目，包括一座囤滿龍蝦待價而沽的倉庫（結果龍蝦沒漲價）和氦氣飛艇空運項目。
有一天，羅斯福難得地出現在百老匯120號的關係事務所裡，正好遇見了在這幢樓裡工作的年輕律師巴塞爾·奧康納（Basil O'Connor）。他們兩人以前見過。奧康納的哥哥約翰是紐約坦慕尼協會【4】會員，在1920年的民主黨全國大會上，約翰曾介紹他們認識。傳說在兩年後的這一天，一次看起來更加命中注定的相遇出現在百老匯120號的大堂裡，也有人發誓說自己親眼目睹了這一幕。當時被司機扶著的羅斯福在光滑的大理石地板上一腳踩滑，重重地摔倒在地，巴塞爾·奧康納就是幫忙扶他起來的人之一。31
一對搭檔誕生了。32歲的奧康納正在尋求大展宏圖的機會，羅斯福的名望和關係當然能夠助他一臂之力；與此同時，羅斯福希望成立一家「自己的名字放在前面而不是後面」的事務所。他一方面希望停留在公眾視野內，另一方面希望這個位置富有彈性，讓他有足夠的精力繼續對抗脊髓灰質炎。新事務所名為「羅斯福和奧康納」，前者提供一般性的法律建議，後者負責實際工作。
乍看之下，這兩個人幾乎毫無共同點。奧康納屬於白手起家的類型，他在馬薩諸塞州的天主教工人小鎮湯頓長大，父親是一位錫匠。奧康納矮小而瘦削，毫無羅斯福那種從容的魅力，靠著在舞會樂隊里拉小提琴，他進入了達特茅斯大學。學校裡傳統的兄弟會遲遲不肯接受他，於是他自己創辦了「σφε兄弟會」，並擔任了三年會長。他是學校裡的最佳辯手，同學們公認他最有可能獲得成功；離開達特茅斯以後，奧康納前往哈佛法學院迎接新的挑戰。他學習十分刻苦，甚至出現過暫時性的失明——這毛病需要治療，但卻沒有拖慢他的腳步。靠著讓同學幫忙把作業讀給他聽，奧康納以優異的成績如期畢業。32
離開法學院後，奧康納就職於波士頓的一家事務所，隨後又創辦了自己的事務所。他專注於石油領域，在采油廠和煉油廠之間牽線搭橋。百老匯120號奧康納的小辦公室似乎從不下班，他每天工作14個小時，僱用了兩位秘書輪班。無論是當時還是後來，奧康納最鮮明的特質是無與倫比的執著，這也是他的魅力所在。「如果說羅斯福是一位年輕的王子，」一位觀察家表示，「那奧康納就是最稱職的家臣。」33
在他們的合作下，征服脊髓灰質炎的戰鬥即將變成全國性的運動。
1924年夏天，羅斯福收到了喬治·福斯特·皮博迪（George Foster Peabody）的一封信。皮博迪是佐治亞人，他在信中告訴羅斯福，他的家鄉有個人戰勝了脊髓灰質炎，而且那個人的病情本來十分嚴重。羅斯福和皮博迪是老朋友了，他們在哈佛的時候就是老同學，畢業後則分別高調地進入了政界和商界。皮博迪是著名的慈善家，他的資助對像十分廣泛，從南方的黑人大學到聚居在雅朵【5】的波西米亞藝術家；1920年羅斯福競選副總統的時候，皮博迪也是主要的資助者。34
信中提及的佐治亞人劉易斯·約瑟夫罹患脊髓灰質炎的時間和羅斯福基本相同。不過這也是他們唯一的共同之處。約瑟夫的年紀比羅斯福小，他只有二十多歲，癱瘓的程度也沒有那麼嚴重。約瑟夫說，在溫暖舒緩的水裡游泳修復了他受損的腿部肌肉。他的腿重新變得強壯，在手杖的幫助下，他又能行走了。35
羅斯福對此大感興趣。雖然經過了三年的密集治療，他的康復程度卻無法與約瑟夫相比。他看過了所有專家，做過了所有運動，考慮過所有「奇跡療法」，從電刺激到充氧帳篷（據說它可以通過「增加大氣壓」來刺激肌肉生長）。此外，和其他脊髓灰質炎患者一樣，羅斯福也癡迷於水療，也就是用水來治療疾病和殘障。
水療法和醫學本身一樣古老。在古希臘，希波克拉底曾採用水療法治療各種肌肉和關節疾病。到19世紀，美國人成群結隊地湧向溫泉和礦泉水療中心，尋求治癒和舒緩；最受歡迎的地方包括紐約的薩拉托加溫泉、阿肯色的熱泉和西弗吉尼亞的白硫溫泉。遵照洛維特醫生的建議，羅斯福已經開始在文森特·阿斯特家（這是他在哈德遜谷交的朋友）的恆溫泳池裡游泳鍛煉。「我的病起源於水，」羅斯福告訴家裡的僕人，「也必將終結於水。」36
皮博迪寫給羅斯福的信其實不算坦誠。事實上，佐治亞州有一家溫泉度假村（正是這家度假村讓劉易斯·約瑟夫戰勝了脊髓灰質炎）舉步維艱，皮博迪擁有它的部分股權。1924年，這家度假村的生意每況愈下。它的主建築梅裡韋瑟旅館是一座搖搖欲墜的維多利亞式建築，有46間入住率很低的客房。度假村裡還散佈著15棟急需修復的小木屋。這處地產的獨特之處是地底冒出來的溫泉，富含礦物質，水溫恆定在華氏88度【6】。如果運作得宜，它的確有潛力成為水療勝地——就像薩拉托加溫泉一樣，不過這裡天氣更好，而且帶有南方氣質。要是富蘭克林·羅斯福親自到訪，再配以恰當的宣傳，鐵定會增加這裡的客流。
佐治亞的沃姆斯普林斯（Warm Springs）有過好時光。它坐落在梅裡韋瑟郡的松樹林裡，位於亞特蘭大西南約75英里處，這片土地最初屬於克裡克印第安人，傳說他們會為前來尋找治癒之水的人讓出安全通道。在美國內戰之前的年代，不少南方權貴（例如約翰·C.凱爾宏【7】和亨利·克萊【8】）都曾坐著馬車來到這裡，試圖治療消化不良、風濕和肝腎膀胱方面的慢性疾病。內戰和戰後重建期間，客人銷聲匿跡，但到了19世紀90年代，佐治亞中部鐵路經過這個小鎮，沃姆斯普林斯重新迎來了輝煌。梅裡韋瑟旅館就是那時候開張的，它佔地一千英畝，擁有網球場、男女水療浴池和巨大的溫泉游泳池。37
然而好景不長。糟糕的管理使得梅裡韋瑟旅館負債纍纍。與此同時，汽車的發明讓遊客能夠跨越更遠的距離，去那些更著名的溫泉度假。這裡就「荒廢了下來」，一位遊客回憶說，「灌木爬上了通往沃姆斯普林斯度假村的公路，到1919年……不復從前的優雅」。38
羅斯福不太在乎美學。1924年10月，他懷著治癒脊髓灰質炎的希望來到了布洛切斯維爾的小火車站（很快這裡就更名為沃姆斯普林斯站），陪伴他的是埃莉諾、米西·萊漢德和非裔美國籍貼身男僕歐文·麥克達菲。周圍的景象沒有讓他洩氣：裸露的泥土路、搖搖欲墜的窩棚、「白人」和「有色人種」的標誌無處不在。「真是美麗的村莊。」他說。
埃莉諾可不這麼認為。對她來說，沃姆斯普林斯無非是富蘭克林康復的幻夢。梅裡韋瑟旅館簡直一團糟。她回憶說，那裡的私人木屋太不結實了，「牆板上的縫隙都能透光」。南方鄉村生活看起來「艱難、貧困而醜陋」。種族主義甚囂塵上，當地人雖然友善，但在她看來卻太原始了。「我記得有一天我開車出去……買幾隻雞，」她在自傳中寫道，「他們告訴我，我只能自己把活雞抓回去，沒人給我殺雞拔毛，我簡直嚇壞了……在沃姆斯普林斯，那些雞在我們的院子裡跑來跑去，直到廚子在一片咯咯的叫聲中把它們的脖子擰斷再扔到鍋裡。不知道為什麼，我連吃它們的胃口都沒了！」39
埃莉諾很快離開了，富蘭克林和其他幾個人多待了幾周。雖然度假村在冬天已經關閉，但游泳池依然開放。羅斯福急著開始自己的療程，他會見了劉易斯·約瑟夫，這是個拄著手杖的瘦削青年，走路緩慢而沉穩。「你完全不用支架？」羅斯福問道。「現在不用了。」約瑟夫回答，他告訴了這位名人自己在沃姆斯普林斯的全部經歷，最後傳授了腿部康復的程序。40
溫泉裡沒有魔藥，它的特殊之處實際上是恆溫和高礦物質含量（鈣和鎂）。這些礦物質增大了水的浮力，因此脊髓灰質炎患者能在相對輕鬆的狀態下保持平衡，在池子裡待更長時間。羅斯福能感覺到，熱量舒緩了他的肌肉，礦物質托起了他的身體。「真棒，」他喊道，「我覺得我再也不想出去了。」41
約瑟夫提了個建議。「為什麼不試試走兩步呢？這裡的水很獨特，你很容易浮起來。」站在齊肩深的水裡，羅斯福抓住泳池邊緣，試著抬起比較強壯的右腿。腿微微動了一下——這既證明了他的意志力，也證明了水的天然浮力。羅斯福欣喜若狂。他的醫生曾告訴他，不可能有進一步的改善了。他們說，如果前6個月裡看不到進展，那將來也沒什麼希望。但劉易斯·約瑟夫已經證明了這套理論的謬誤，羅斯福希望奇跡同樣發生在自己身上。在那幾周裡，他吹噓說，「我在4英尺深的水裡走來走去，既不用支架，也不用枴杖，就好像我的腿完全沒問題一樣。」42
初次造訪佐治亞，羅斯福對康復的樂觀情緒達到了頂點。他永遠不會放棄再次行走的夢想——雖然他後來對康復的信念再也沒有此刻這般強烈，但在這一刻，一切皆有可能。找到了心目中理想的康復地點，羅斯福帶著對未來的美好（但病態的）願景離開了。「我要和喬治·福斯特·皮博迪先生好好談談，」他寫信告訴母親，「我覺得可以在這裡建立一個小兒麻痺症及類似疾病的療養中心。」43
在沃姆斯普林斯停留期間，羅斯福和《亞特蘭大日報》的記者共度了幾天。這位記者打算寫一個熱門故事，描述名人如何勇敢對抗可怕的疾病。積極的故事還有利於佐治亞的經濟，報方深知這一點。題為《富蘭克林·羅斯福游向健康》的文章出現在《亞特蘭大日報》的週日增刊和全國各大媒體上，故事把沃姆斯普林斯描述成為殘疾者的麥加聖地，充滿陽光、希望和治癒的力量。
他在水裡游動，不時扎個猛子，有時候會用到游泳圈和水面上漂浮的氣墊，最後爬到水泥墩上曬了一小時太陽浴。然後他穿好衣服，在美麗而陰涼的門廊上休息了片刻，下午又（開車）去欣賞他深愛的鄉村風光。
文章總結道，對富蘭克林來說，「沃姆斯普林斯的樣樣東西都『很好』『不錯』『棒極了』。這樣的精神讓他在人生的前40年裡達到了輝煌的高度，同樣的精神會讓他的身體和精神恢復到最佳狀態，迎接未來的政治和財務挑戰。」44
反響不出所料。幾個月後羅斯福回到梅裡韋瑟旅館，發現這裡已經有6位脊髓灰質炎患者，而且還有幾十個病友正在趕來的路上。問題來了，旅館沒有相應的設施接待這些人，而普通的客人又嚇壞了。有人覺得這些病人不雅觀，有人害怕「染上」脊髓灰質炎。「普通客人會像看怪物一樣盯著我們，」一位病友說，「他們集體要求（把我們）從旅館和度假村裡趕出去。」45
羅斯福盡了最大努力把這兩群人隔離開來。他讓脊髓灰質炎患者入住空置的獨立木屋，在旅館地下室裡給他們安排了專門的餐廳，督促旅館方在遠離公眾視線的地方修建了小游泳池。與此同時，他還告訴皮博迪自己打算買下這片地產，雖然埃莉諾·羅斯福和奧康納強烈反對這個主意，他們都覺得這項投資風險太大並直言相告，這深深傷害了羅斯福的尊嚴。他「覺得……自己正在努力做一件大事，既能獲得經濟上的成功，又能從醫學和慈善兩方面幫助小兒（麻痺症）患者，但我們卻挑起眉毛，給他潑冷水，」埃莉諾寫信告訴朋友，「我們無能為力，只好假裝贊成，盡力在他面前掩飾（消極的想法）。」46
但是對羅斯福來說，已經沒有回頭路了。1926年4月，他簽署了購買地產的合同。「我（和皮博迪一家）進行了愉快的會面，」他告訴自己的母親，「看起來我似乎買下了沃姆斯普林斯。」這筆買賣包括旅館、木屋、溫泉和周圍的土地，一共花了他20萬美元，大約相當於他個人財富的三分之二，也是幾年前皮博迪購入價格的兩倍。埃莉諾沒有干涉，她知道這件事對她丈夫有多重要。正如一位傳記作者的描述：「富蘭克林平生第一次完全徹底地投入了一件事，他相信這件事對他自己和別人都有好處。」47
在巴塞爾·奧康納的建議下，羅斯福把沃姆斯普林斯改成了一家非營利性機構，並命名為佐治亞沃姆斯普林斯基金會，這樣它就有了資格接受免稅的禮物和慈善撥款。從那以後，這家基金會成為了羅斯福畢生關注的焦點。他數十次造訪這裡，在這裡建立了自己的家園，後來這所房子被稱為「小白宮」；1945年4月12日，他在這裡因中風而逝世。他如此深愛著沃姆斯普林斯，埃莉諾相信，要不是他1928年當選了紐約州州長，他肯定會做這家機構的全職經理人。48
只有在這裡，羅斯福才能展現出真正的自我，周圍的人和他經歷相似、感受相通、擁有同樣的夢想。在這裡，他不必隱瞞自己的脊髓灰質炎，也不必有任何的偽飾。對那些病友來說，他只是「羅斯福醫生」，他可以坐著輪椅在庭院中散步，靠膝蓋匍匐前進，把殘疾的腿亮出來曬太陽，卻不必感到恥辱。那些年他的信件裡滿是對病友的拳拳關愛，從詳盡的醫療建議到鼓勵的話語。1925年，羅斯福的醫生請求他「考慮一下讓我取一些（你的）血樣，以便製造血清來治療病情嚴重的小兒麻痺症患者，」並補充說，「如果你不願意這樣做，我完全理解你的決定。」羅斯福答覆說：「你當然可以抽我的血。別的醫生抽我的血比你狠多啦，所以你完全有權利這樣做……放血後要喝多少雞尾酒才能補充血液循環？」49
全美國的病人湧向沃姆斯普林斯——1927年是106人，1928年151人，1929年218人。他們在這裡得到的益處遠不止理療這一項。正如一位觀察家的記錄：「沃姆斯普林斯讓患者有機會認識陌生人、參加社交活動、結交朋友、約會、陷入愛河……新患者受到團體的歡迎。殘疾不會讓他們顯得反常而孤單，在這裡，殘疾才是正常。」50
不過也有問題。比如說，他們的收費是每位患者每週42美元，這不足以覆蓋基金會的運營支出，對宏大的擴張計劃更是杯水車薪。另外，羅斯福對沃姆斯普林斯的狂熱開始擠壓他生命中的其他事情。「從1925年到1928年，富蘭克林不在家的時間超過一半——4年一共208周，他有116周不在家。」一位傳記作者寫道，「他竭盡全力想找到康復的良方。在這116周裡，埃莉諾和他在一起的時間只有4周，而他的母親只和他共處了2周。」51
巴塞爾·奧康納和他的會面也減少了。那些年裡，他和羅斯福的會面絕大部分都安排在沃姆斯普林斯，為此他得從紐約出發，坐上24個小時讓人筋疲力盡的火車。有一次，奧康納送了一張紙條給這位失蹤的合夥人，哀求他偶爾回百老匯120號看看。這將表明「你真的擁有一家法律事務所並且真的在裡面工作，」他還補充說，「事務所裡真的很忙，我保證你的熟人一定對這裡的繁忙印象深刻。」最後，奧康納謹慎過度地在紙條邊緣寫道：「請不要誤解，無論如何，我的建議不代表我有任何不滿。」52
不過有趣的是，這一段康復期為羅斯福的政治生涯帶來了好處。當時的民主黨內發生了激烈爭執，羅斯福得以置身事外，同時他也避開了與正處巔峰的共和黨爭奪白宮。在這段閒暇時間裡，他大量寫信給民主黨的忠實信徒，提供建議和支持，以政治家式的中立態度保住了自己的聲望。與此同時，埃莉諾成了羅斯福的「公開發言人」，作為一位社交大師，她代表丈夫表態的同時也發揮了自己的獨立性。53
1928年，羅斯福的機會來了。那一年，紐約州州長阿爾·史密斯成為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他面臨的是一次艱難的——有人說是無望的——競選。在之前的兩次選舉中，共和黨候選人都取得了壓倒性的勝利，而且他們這次提名的候選人赫伯特·胡佛是一位廣受尊崇的商業領袖兼公僕。國家處於和平時期，經濟形勢穩健，而作為一位羅馬天主教徒，史密斯必然會遭到宗教界投票者的抵制。他知道，如果在自己的家鄉州紐約都無法得到支持，那他不可能贏得全國選舉；他需要一位有魅力的人物代表民主黨競選紐約州州長——這個人就是羅斯福。
羅斯福勉為其難地參加了競選。時機很糟糕，史密斯幾乎必然在1928年落選，而且很容易拖累別人。幹嘛要去冒這樣的風險？而且，羅斯福不想干擾到自己的理療，也不想離開沃姆斯普林斯。他自己計劃的是1932年再重返政界，那時候他的腿應該好轉了一些，佐治亞基金會的情況也會更穩固。
不過形勢逼人。民主黨領袖發出了公開的邀請，並且私下裡保證提供財務支持。羅斯福告訴他們自己需要時間來完成康復療程，結果對方回答只要他能贏，會有別人替他干州長的活兒；他抱怨說自己的資產都套在了沃姆斯普林斯基金裡，結果收到了一張25萬美元的私人支票，支票來自身家巨萬的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約翰·J.拉斯科布。羅斯福退無可退，最終答應參選。54
這次競選短暫而慘烈。10月初，羅斯福被提名為民主黨候選人，對手是時任紐約州檢察總長的阿爾伯特·奧廷格；接下來的4周裡，羅斯福四處募集選票。共和黨的策略很簡單：一方面強調全國的繁榮形勢，另一方面打擊羅斯福的殘障。按照大老黨【9】的說法，絕望的阿爾·史密斯不顧醫生的建議，逼迫一位高尚的殘疾朋友重返政治角鬥場——甚至可能危及這位朋友的生命。共和黨報紙在同一天開火，把羅斯福的參選描述成「可悲的」「無情的」「對羅斯福先生不公平」「對本州人民也不公平」。阿爾·史密斯的回應後來成為美國政界的經典傳說：「州長不是雜技演員，我們選他當州長，不是為了讓他表演後空翻或者前手翻。州長的工作是腦力勞動，毋庸置疑，（富蘭克林·羅斯福的）能力足以勝任。」55
拉票也是個問題。對羅斯福來說，重點不在於他的健康情況或耐力，而在於從某個地點前往下一個地點的後勤工作。每件事都得隨機應變，隨時可能出錯。他的巡遊車裡裝了一根鋼桿，讓他能夠保持站立姿勢，把腿部支架固定好。參加集會時，他需要靠別人的攙扶走完通往講台的最後幾步；他拄著手杖擺動臀部，大汗淋漓地走上講台，然後跟公眾開開玩笑自我解嘲。如果集會場所有樓梯或是空間狹窄，需要別人把他抬上去，羅斯福也泰然處之。選舉日到來之前，他發表的演講、參加的拉票集會都比對手多。「赫基默、方達、格洛弗斯維爾、阿姆斯特丹……斯克內克塔迪……還有……特洛伊【10】，」他對歡慶的人群說，「這位不幸的病人真是太可憐了，是吧？」
1928年，羅斯福以極微弱的優勢當選紐約州州長。與此同時，共和黨在總統選舉中取得了輝煌的勝利，史密斯連紐約州的選票都沒保住。選舉日那天，羅斯福在司機的陪伴下前去投票，記者全都圍了上來。「不要給我拍照，孩子們。」他大聲呼喊，攝影師們都聽話地放下了相機。56
這場「絕妙的騙局」已經根深蒂固，羅斯福即將捲土重來。
註釋
【1】Typhoid Mary，本名瑪麗·馬倫（Mary Mallon）。愛爾蘭人，1884年獨自移民至美國，是美國第一位被發現的傷寒健康帶原者。瑪麗是一個廚師，並因此造成49人感染、3人死亡。
【2】Stephen Grover Cleveland，第22任和第24任美國總統。
【3】Thomas Woodrow Wilson，第28任美國總統，他擔任總統期間羅斯福曾任海軍助理部長。
【4】Tammany Hall，1786年建立，最初是美國全國性的愛國慈善團體，後來成為紐約一地的政治機構，並且成為民主黨的政治機器。
【5】Yaddo，紐約著名藝術村。
【6】約為31攝氏度。
【7】John C. Calhoun，1782—1850，生於南卡羅萊納，美國著名政治家。
【8】Henry Clay，1777—1852，弗吉尼亞人，美國參眾兩院歷史上最重要的政治家與演說家之一。
【9】GOP，Grand Old Party，美國共和黨的別稱。
【10】均為紐約州地名，代表羅斯福取得勝利的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