脊髓灰質炎有許多別名，因為對它的最初描述出現在數百年前的醫學著作中。醫生們曾叫它「下肢虛弱」「海涅-梅丁氏症」或是「小兒麻痺症」，最終定名為「脊髓灰質炎」（poliomyelitis）。這是一個組合詞，來自希臘語單詞「polios」（灰色）、「myelos」（脊髓）和拉丁語後綴「itis」（炎症）。「二戰」以後，脊髓灰質炎威名日盛，它的名字多達13個字母，發音也很古怪，記者和頭條新聞作者望而生畏；為了節省空間，他們將脊髓灰質炎簡稱為「polio」，於是有了今天我們看到的這個名字。1
脊髓灰質炎是一種腸道感染，通過糞便接觸實現人與人之間的傳播：沒洗乾淨的手、共用的物品、被污染的食物和水。它的傳播媒介是一種病毒，研究者們早就知道這種微生物的存在，但是直到20世紀30年代晚期發明了電子顯微鏡，他們才真正看到了病毒的面目。「病毒代表著生命最本質的形式，」一位生物學家曾寫道，「它們是目前已確認的最小、最簡單的傳染性媒介。」病毒無法獨立存活，它必須侵入某個活細胞，接管宿主細胞的機能，實現自我複製。2
脊髓灰質炎病毒通過口腔進入人體，然後沿著消化道下行，最終隨著糞便排出。雖然它會在咽喉和扁桃體的淋巴結裡少量增生，但是它真正大量繁殖的溫床還要再往下——小腸。大部分情況下，它引發的感染十分輕微，並不明顯，可能伴有細微的症狀（如頭痛、噁心），也可能完全沒有症狀。少數情況下（估計約為百分之一），病毒會通過血液侵入腦幹和中樞神經系統，破壞刺激肌肉纖維收縮的神經細胞，或稱運動神經元。
脊髓灰質炎的麻痺後遺症發作範圍和持續時間都很難預測。有些被感染的神經細胞能夠擊退病毒，有些卻會死掉。此外，倖存下來的神經細胞能夠擴大自身，從而承擔更多的工作，還能與受影響的肌肉纖維重新建立聯繫。最糟糕的情況下，脊髓灰質炎會造成不可逆轉的癱瘓，通常出現在腿部。死亡案例的發生則主要是因為呼吸肌被麻痺，這種情況被稱為延髓型脊髓灰質炎，患者的腦幹（或延髓）受到了嚴重破壞。3
多年來，研究者們對這種疾病有了很多瞭解。他們發現：只要你身上有脊髓灰質炎病毒，那你就成了攜帶者，無論感染程度有多麼輕微；免疫系統會產生抗體對抗將來的感染；脊髓灰質炎病毒有三種區別明顯的抗原，Ⅰ型抗原最常見也最致命；針對某型抗原的免疫力不能抵抗其他抗原的侵襲。這些發現讓我們製造出了安全有效的脊髓灰質炎疫苗。
但是，關於這種疾病還有許多未解之謎。在20世紀中葉對抗脊髓灰質炎的那場聖戰中，最具諷刺意味的是：聖戰的勝利（喬納斯·索爾克和阿爾伯特·薩賓成功找到疫苗）關上了進一步研究的大門。公眾的興趣迅速消退。這一疾病曾經帶來無邊恐懼，關於它的諸多疑問如今卻被人們忽視甚至完全置之腦後。脊髓灰質炎為什麼是季節性最強的流行病之一（8月的發病率是4月的35倍）？為什麼兒童特別容易被感染，尤其是男孩？為什麼在其他傳染性疾病逐漸得到控制的20世紀，脊髓灰質炎卻盛行一時？為什麼最嚴重的爆發出現在西方世界的「衛生」國家？
從歷史的角度來說，脊髓灰質炎的時代大致分為三個階段：地方性階段、流行階段和後疫苗階段。雖然脊髓灰質炎病毒已在環境中存在了很長時間，但數個世紀以來，這種疾病完全不足為患。和流感、天花、鼠疫不同，脊髓灰質炎從未在全球大規模流行。自古以來它就以地方性病毒的形式存在，在衛生狀況不佳的情況下自由流通，無害地從一個宿主去往下一個宿主。幾乎所有患者都只會出現輕微的症狀，然後獲得終生的免疫力。
所以早期脊髓灰質炎的記錄只有零星的病例，沒有大規模的爆發。從名義上說，首例脊髓灰質炎的記錄大約於公元前1500年出現在埃及。一塊豎立的石板上刻著一位右腿萎縮的年輕男子，可能是一位神職人員。畫面中他拄著一根手杖保持平衡。研究這幅雕刻的人表示畫面中「可能是一位小兒麻痺症患者」。事實上，這只是猜測而已。4
古希臘的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和古羅馬的蓋倫（Galen）是當時最負盛名的兩位名醫，他們都曾在著作中提到過一種疑似脊髓灰質炎的畸形，並稱為「馬蹄內翻足」。不過他們記錄的病例十分稀少。小兒麻痺症的記錄在中世紀的文獻中零星可見，十七八世紀時出現了更詳盡的記錄，沃爾特·司各特爵士就是患者之一。「在我出生後的前18個月裡，我的身體完全健康。」他寫道。
後來別人常常告訴我，有一天晚上我表現得十分煩躁，不願意被人抱，也不肯上床……那是我最後一次表現出那樣的敏捷。到了早上，他們發現我發燒了……發燒持續了三天。到了第四天……我的右腿不能動了……
孩子好動的天性讓我不久後就開始努力掙扎，對抗肢體的虛弱。……雖然受影響的肢體出現了嚴重萎縮，但是我的整體健康情況……因為經常在戶外活動而得到了大幅改善，而且……作為一個城裡孩子，我本來或許會被寵得嬌弱不堪，但是現在，我健康、強壯（除開肢體的殘疾）、精力充沛。5
到19世紀中期，兒科醫生在西歐和美國發現了少量集中出現的小兒麻痺症患者。法國某座海濱村莊，英國諾丁漢郡某個小鎮，路易斯安那州某個鄉下教區，斯德哥爾摩北面某個農村地區——這些地方都在短時間內出現過10個以上的嚴重病例。從表面上看，這些小規模爆發似乎沒什麼共同點，只是患者的年齡都很小，而且都發生在夏季。但是，這些集中病例都出現在偏遠、人口稀疏的地區，地理上的孤立性可能影響當地人對疾病的免疫力。
一種古老的病毒即將以可怕的新方式浮出水面。
美國有記錄的第一次脊髓灰質炎流行出現在1894年的水獺谷（Otter Valley），這個地方位於佛蒙特州拉特蘭縣附近。年輕的鄉村醫生查爾斯·卡弗利（Charles Caverly）對公共衛生有著濃厚的興趣，如果沒有他的壯舉，我們可能根本注意不到這次流行。卡弗利統計了當時的所有病例（共123例），列出了每位患者的性別、年齡、症狀、明顯病源和最後的結果（50例永久性癱瘓、18例死亡）。
大部分患者是男性，這個發現同樣適用於以後的爆發。84位患者的年齡在6歲以下。大部分患者發病時症狀相似：頭痛、發燒、噁心、疲勞、頸部僵硬。
這種傳染性疾病的病源顯然讓卡弗利十分困惑。他完全不知道脊髓灰質炎通過什麼途徑進入了水獺谷，也不知道它是如何擴散的。但是根據邏輯，他推斷這種疾病的傳染性不是很強，因為幾乎沒有哪個家庭出現一個以上的病例。所以依靠直覺，卡弗利列出了兒童抵抗力降低的可能原因，例如「太熱的時候讓身體受涼」「天氣炎熱時玩得太厲害」。他認為後者也許可以解釋脊髓灰質炎為什麼多見於男孩。
卡弗利的工作十分了不起，最顯著的貢獻便是發現了脊髓灰質炎可能流行。而且，雖然當時他並未完全理解這些發現有多麼重大，但他指出了兩個關鍵點。首先，「小兒麻痺症」（infantile paralysis）這個詞語具有誤導性，因為大部分患者是兒童而非嬰兒，而且也有成年患者。其次，這種疾病也可能完全沒有後遺症，患者只出現輕微症狀然後迅速康復。他認為，脊髓灰質炎的實際感染範圍可能超過所有人的想像。6
1905年，脊髓灰質炎橫掃了瑞典部分地區，報告病例1200例。和佛蒙特州的情況一樣，這次流行出現在夏天，地理上孤立的地區受害最深，而且患者主要是青少年。當時帶頭調查的是斯德哥爾摩的兒科醫生伊瓦爾·威克曼（Ivar Wickman），他剛剛出版了一本關於脊髓灰質炎的巨著，內容涵蓋了瑞典一系列的小規模爆發案例。
威克曼最感興趣的是這種疾病的傳播途徑。脊髓灰質炎是如何擴散的？作為一位專業的「醫學偵探」，他追蹤蛛絲馬跡，調查「脊髓灰質炎病菌」如何沿著鄉村公路和鐵路傳往下一個城鎮，又如何在當地的學校裡通過接觸實現人際傳播。顯然，這種疾病有傳染性，威克曼相信，那些根本不知道自己生了病的人也是攜帶者。無論症狀輕微或嚴重，只要攜帶了這種病毒，就會傳播疾病，所以脊髓灰質炎具備流行潛質。7
但是，脊髓灰質炎的病源——微生物媒介——依然神秘莫測。在那個年代，哪怕是最先進的顯微鏡也看不到病毒的蹤影。科學家們用「濾過性病毒」這個術語來形容這種微生物，因為這些病毒和細菌不同，它們的體積非常小，當時的實驗室用瓷質過濾器來捕捉細菌，但這種病毒卻會漏過去。當時科學家們已經確認了一些病毒屬於濾過性病毒，包括天花病毒、狂犬病病毒和手足口病病毒；但是，誰也不知道病毒如何複製、如何引發感染、和其他生物體有什麼區別，唯一知道的就是它的尺寸。
就連這麼一點點信息也來之不易。該怎麼去研究一種無法培養也看不見的粒子？1908年，卡爾·蘭德施泰納（Karl Landsteiner）邁出了一大步，後來這位天才的研究者因發現人類的不同血型（A型、B型、AB型和O型）而獲得諾貝爾獎。在維也納的實驗室裡，蘭德施泰納將一位剛剛死於脊髓灰質炎的男孩的脊髓製成了一份乳濁液，然後用瓷質過濾器過濾，再將濾液注入兩隻恆河猴的胃裡。結果很快揭曉了，猴子顯然很容易被這種病毒感染。兩隻猴子都染上了脊髓灰質炎，它們出現了和小男孩一樣的脊髓受損症狀。脊髓灰質炎病毒被成功分離出來了。8
蘭德施泰納的工作掀開了脊髓灰質炎歷史的新篇章，真正的實驗室研究從此開始。他的工作同樣標誌著微生物學領域的巨大進步，在這個領域裡，保羅·埃利希、羅伯特·科赫、路易·巴斯德等科學家確認了引發瘧疾、肺結核、白喉、斑疹傷寒和梅毒的微生物，並找到了對付其中某些疾病的辦法。在對抗傳染性疾病的艱難路途上，人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樂觀情緒。9
這些最新的突破基本都出現在歐洲，在這片土地上，醫學研究受到廣泛的支持。法國熱心民眾捐款建立了巴斯德研究院（Pasteur Institute）；英國慈善家建立了以無菌手術之父約瑟夫·李斯特（Joseph Lister）命名的研究所；德國政府資助保羅·埃利希和羅伯特·科赫的實驗室；俄國沙皇則慷慨地出資創建了實驗醫學研究所。10
美國完全沒有類似的事情。這個國度沒有優秀的研究所，醫學院的境況也相當令人慚愧。美國醫生的薪酬相當微薄，事實上，大部分醫學院不過是這些醫生用來找點外快的文憑工廠。沒有幾家醫學院要求大學學位，配有足夠實驗室的醫學院則更少。在1900年，有志於醫學研究的美國人通常會去歐洲求學，而且等他們學成回國，也沒有多少工作機會。11
這樣的情況既危險又丟人。內戰結束以後，美國飛速發展，在工程、運輸、工業技術和工業化生產等領域領先於世界，新的資產階級也逐漸崛起——有人認為他們是工業領袖，而有人認為他們不過是強盜頭子——掌握著超乎想像的私人財富。最大的一份財富屬於標準石油公司的創建者約翰·D.洛克菲勒（John D.Rockefeller）。
洛克菲勒認為自己的成功是美國精神的最佳詮釋，他兼具節儉、勤勞、奮勇競爭的美德。在那個社會達爾文主義被奉為公民道德準則的年代，他是適者生存的典範。不過，洛克菲勒還是一位虔誠的教友，他為浸禮會慷慨解囊，鄙視粗俗的炫富，認為自己有責任將世界上的部分財富分享給那些沒那麼富裕的人。他一方面堅信適者生存，另一方面堅守基督徒的義務，他面臨的窘境便是如何在這二者之間取得平衡。「學習如何給予真是個大問題，」他哀歎道，「我可不想讓受益者變成只知索取的軟骨頭。」12
洛克菲勒的密友兼商業顧問弗雷德裡克·T.蓋茨為他提供了一個可接受的解決方案。不久前蓋茨說服了這位石油大亨慷慨資助芝加哥大學，以提高受過較高教育人群的「道德標準」，現在他又頻繁提醒洛克菲勒，美國的醫學院和實驗室水平相當原始。他告訴洛克菲勒，美國需要一所依照歐洲頂級模式建立的研究所，就像巴斯德研究院那樣。
時機真是恰到好處。在那之前不久，洛克菲勒剛剛因為標準石油公司某些殘酷的手段而遭到了醜聞記者的狂轟濫炸。他的公眾形象亟待改善，蓋茨提出的項目當然會有所幫助。其他金融巨頭已經開始資助醫學教育，包括J.皮爾龐特·摩根和科利斯·P.亨廷頓，傳說鋼鐵大亨安德魯·卡內基（他同時也是著名的慈善家）也計劃在華盛頓特區創辦一所科研機構。13
還有家庭方面的原因。1900年，洛克菲勒的長孫，3歲的約翰·洛克菲勒·麥科米克染上了猩紅熱，當時的醫學對這種疾病束手無策。洛克菲勒憂心如焚，他開出50萬美元的天價請了一位名醫來救命，但孩子還是在幾周內死去了。從那以後，洛克菲勒就對資助醫學研究產生了強烈的興趣，對一個既希望回報社會又不願意削弱社會競爭的人來說，這真是一個理想的慈善領域。14
1902年，洛克菲勒研究所在紐約開張了。和那個年代歐洲頂尖的研究中心一樣，該機構致力於創造最純粹的研究環境，讓那些最聰明的頭腦在不受外界干擾的情況下做出最棒的工作。它提供的薪水很高，實驗室設備一流，研究者盡量不承擔教學工作。一個前所未有的光明世界出現在那些收到邀請的幸運兒眼前。「在洛克菲勒研究所，你不用忍受實驗動物的糟糕氣味」，一位科學家回憶說，有僕人「從研究所深處漂亮的獸捨裡把它們送到你面前」，而且僕人還負責「清洗玻璃器皿、調製培養基」。一切都這麼周到，實驗室成了聖地。15
為了提供這樣的環境，研究所第一任所長西蒙·弗萊克斯納（Simon Flexner）付出了無人能及的努力。弗萊克斯納是德國猶太移民的後代，他生於1863年，和洛克菲勒本人一樣出身寒微，最後卻成了美國寥若晨星的醫學研究機構的領導者。這條路並不容易。弗萊克斯納讀到8年級就輟學了，後來在當地藥店裡打工的時候，他全靠自學發現了科學的廣闊世界。弗萊克斯納需要學歷來拓展自己的職業道路，所以他於1887年進入路易斯維爾大學醫學院就讀——哪怕以當時的低標準來衡量，這也是一所不入流的學校。他接受的全部訓練僅僅是兩門速成課，學習過程中他既沒看到過病人也沒解剖過屍體。「我不能說這所學校給了我什麼特別的幫助，」弗萊克斯納回憶說，「它給我的僅僅是一個醫學博士學位。」
他對臨床醫學沒什麼興趣。在弟弟亞伯拉罕（他後來走上了另一條職業道路，成為一位教育家）的幫助下，弗萊克斯納入讀了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病理學研究生；這所巴爾的摩的大學在當時相對較新，遵循德國模式建立，強調實驗室工作和新穎的研究。弗萊克斯納的兒子回憶說，父親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看起來是那麼格格不入——「衣著土氣簡陋，口音粗魯，從藥劑師自學成才」的小猶太人。但是，威廉·亨瑞·韋爾奇（William Henry Welch）注意到了弗萊克斯納的才能，這位公認的「美國醫學教育之父」悉心教導弗萊克斯納，無論是社交方面還是學習方面，結果大獲成功。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獲得教職後，弗萊克斯納於1898年離開母校前往美國歷史最悠久的醫學院賓夕法尼亞大學，擔任病理學教授。那時候，他才剛滿35歲。16
雖然這所大學聲名卓著，但新職位不太適合弗萊克斯納。周圍的環境比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更傳統，教職員工更保守，反猶太情緒也更嚴重。弗萊克斯納外在的個人特質一如既往，鶴立雞群——他沒有讀過本校的醫學院，而且是全校教職員工中僅有的兩個猶太人之一（另一位是閃族語專家）。1902年，洛克菲勒研究所邀請他擔任所長，弗萊克斯納抓住了這次機會。他的起薪高達每年1萬美元，超過任何教職。
當然，也有人覺得這所新研究所完全是不務正業。當時的美國不太重視基礎研究，人們覺得實驗室工作無非是為了替代簡單的臨床觀察。但是，弗萊克斯納很快獲得了突破性成果，將神秘的科研領域與充滿病痛的現實世界聯繫到了一起，同時也改變了人們對基礎研究的看法。這一切都來自1905年冬天那場致命的腦膜炎大流行。
當時人們已經知道了腦膜炎的病因。19世紀80年代，歐洲的研究者已經分離出了腦膜炎病菌，他們甚至給馬接種細菌，從馬血中提取出了免疫血清，雖然療效並不明顯。那個冬天，紐約的4000例腦膜炎患者中有四分之三的人喪命，其中包括很多接種過所謂馬痘的人。
弗萊克斯納很熟悉這種疾病，他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研究過以前的某次腦膜炎流行。這次在紐約，他可以培養解剖屍體獲得的病菌，相對輕鬆地接種到實驗室猴子身上。通過研究他瞭解到，如果將馬的免疫血清直接注入脊髓，效果會更好，「直達病灶」。17
這個發現拯救了無數生命，在磺胺類藥物和抗生素出現之前的那個年代，它提供了對抗腦膜炎的最佳方法，同時也讓洛克菲勒研究所進入了人們的視野。「約翰·D.幫助我們找到了治療腦膜炎的方法」，某個頭條寫道。看到這樣的新聞，洛克菲勒獲得了極大的信心；為了回報研究所帶來的美譽，他的捐助越發慷慨，就連競爭對手也深受震撼。不久後有人請求安德魯·卡內基出資修建一所醫療機構，卻遭到了拒絕。「那是洛克菲勒先生的地盤，」他說，「去找他吧。」18
應該先解決哪些疾病呢？弗萊克斯納把脊髓灰質炎列入重點目標，他自然有其理由。他的研究所已經具備了吸引世界頂尖醫學研究者的資源，也有能力建立一流的脊髓灰質炎實驗室。弗萊克斯納有信心在短時間內征服這一疾病。而且它和腦膜炎有相似之處：有傳染性媒介、入侵中樞神經系統、可通過疫苗預防。
這個任務時間緊迫。脊髓灰質炎正在蔓延，民眾的恐慌節節攀升。1907年夏天，紐約報告了2000例脊髓灰質炎，從1910年到1914年，馬薩諸塞、明尼蘇達、內布拉斯加、俄亥俄和威斯康星也出現了類似的爆發。在佛蒙特州，卡弗利醫生又面臨一次新的流行，比16年前那次嚴重得多。他警告說：「這種疾病正在以可怕的速度增長。」在臨床領域，脊髓灰質炎一如既往地令人困惑。研究民族、病史、人口密度、排水設施、水源供應、發作前提、家養動物等關鍵變量時，衛生官員完全找不到患者的共同點，除了年齡。沒有任何證據表明人口密集、骯髒污穢的地方更容易出現脊髓灰質炎，而其他很多疾病都符合這一特點。事實上，俄亥俄州的官員提出，情況可能恰恰相反。「最理想的家居環境也無法隔絕脊髓灰質炎，」他們寫道，「如果非要說的話，所謂的中產階級（似乎）最容易受害。」19
公眾求助的視線越來越多地投往弗萊克斯納身上。現在媒體已經把他塑造成為美國一流的「脊髓灰質炎專家」，求助的信件洶湧如潮。路易斯安那州巴斯特羅普市市長的信最具代表性：「我從媒體上讀到……你的實驗室正在努力對抗這種疾病，看在那些孩子們的份上，我請求你分享一些經驗。脊髓灰質炎有藥可治嗎？如果有，請告訴我們如何治療。這種疾病是怎麼擴散的？我們該如何預防？」20
後來我們發現，為了回答這些問題，弗萊克斯納奉獻了整個職業生涯。
弗萊克斯納的早期研究十分引人注目。利用受害者的脊髓組織，他很快重現了蘭德施泰納的發現：脊髓灰質炎的病原是一種濾過性病毒。然後，他又向前邁了一大步。蘭德施泰納成功地讓兩隻猴子染上了人類脊髓灰質炎病毒，而弗萊克斯納實現了病毒在猴子之間的傳播——這意味著人類第一次能夠在實驗室裡詳細研究這種疾病。
猴子並不是理想的研究對象。它們來自千里之外，故鄉的生存環境通常十分糟糕。而且猴子價錢昂貴，也很難控制。被實驗室猴子咬一口挺嚇人的，而且這樣的情況並不罕見。「我頭一回見識到什麼叫神經性休克，」脊髓灰質炎研究先驅多蘿西·霍斯特曼（Dorothy Horstmann）回憶起自己和那只「個頭相當大的獼猴」血淋淋的遭遇戰，猴子抓住她的拇指死不鬆手，撓出了一條很深的傷口，「我沒暈過去，不過也差不多了。」21
此外，脊髓灰質炎畢竟是一種人類疾病。動物不會通過自然的途徑感染，只能靠實驗室手段。在脊髓灰質炎研究的早期，任性而昂貴的猴子是已知唯一容易感染這種病毒的動物。有資源大量引進、飼養猴子的地方寥寥無幾，洛克菲勒研究所正是其中之一。當時一隻恆河猴的售價約7美元，比一般科學家的日薪還高。22
長期來看，我們會發現猴子在脊髓灰質炎的故事裡作用舉足輕重。在研發疫苗的50年裡，為此犧牲的猴子超過10萬隻。不過短期來看，猴子的使用帶來了大問題。這個故事的開始是弗萊克斯納的無心之失，雖然當時根本沒人注意到這件事，但這個疏忽帶來的「發現」卻拖慢了脊髓灰質炎研究的腳步。
弗萊克斯納決心找到脊髓灰質炎進入人體的入口，這是解決問題的關鍵。要抵抗這種病毒，瞭解它如何進入身體，又如何從體內進入中樞神經系統至關重要。最開始弗萊斯克納把病毒餵給猴子吃，但猴子都沒有生病；然後，他把病毒送入猴子的鼻腔，發現猴子很快就患上了脊髓灰質炎。事情看起來相當清楚：脊髓灰質炎病毒通過鼻子進入體內，然後沿著神經通路穿過腦部進入脊髓。
這個發現意義重大。如果弗萊克斯納是正確的，那麼脊髓灰質炎既不會沿著消化道下行，也不會在血液中循環。他的發現如果是真的，就帶來了幾個大問題。要對抗脊髓灰質炎，最容易想到的武器是疫苗，疫苗能夠刺激免疫系統在血液中產生抗體。但是，如果這種病毒根本不用進入血液就能抵達中樞神經系統，疫苗又有什麼用呢？這場戰鬥的戰場到底是在哪裡？
弗萊克斯納並不確定。時間流逝，後來他對疫苗漸漸喪失了信心，於是他轉而尋找保護鼻腔的「某種化學屏障」。但是，當時樂觀情緒穩佔上風。1911年，《紐約時報》吹噓說脊髓灰質炎很快就會像天花、斑疹傷寒和其他早已絕跡的瘟疫一樣銷聲匿跡。權威（雖然也是唯一）的信息來源正是弗萊克斯納本人。「我們已經找到了預防小兒麻痺症的方法，」他表示，「保守估計，在不久的將來我們就會徹底解決它。」23
弗萊克斯納始終沒有透露是什麼讓他做出了這麼大膽的預測。也許是近年來在其他傳染性疾病上取得的輝煌成就蒙蔽了他的判斷力，又也許是反動物實驗組織開始針對他在醫學實驗中使用猴子的行為大加抨擊，於是他不得不誇大自己取得的成就。無論如何，他的態度代表了接下來40年瀰漫在脊髓灰質炎研究領域的盲目樂觀情緒。
實際上，後來的研究結果表明，脊髓灰質炎病毒是通過口腔進入人體的。是什麼讓弗萊克斯納誤入歧途？首先，他不幸地選錯了參與實驗的猴子品種。無法通過口腔飼養染上脊髓灰質炎的靈長類動物只有寥寥幾種，普通獼猴（恆河猴，學名Macaca mulatta）正是其中之一。病毒就是無法在這種猴子的消化道內複製。事實上，唯一確定能讓這種猴子感染脊髓灰質炎的方法是將病毒直接注入它的腦部或脊髓，這也是弗萊克斯納採取的辦法。現代病毒學之父托馬斯·裡弗斯（Thomas Rivers）評價說，脊髓灰質炎疫苗的研發「遲遲未能完成，完全是因為弗萊克斯納這樣的大人物誤用了恆河猴」。裡弗斯表示，要是他採用的是其他品種的猴子（例如長尾獼猴或黑猩猩），「那麼我們製出疫苗的速度也許會快得多」。24
這個錯誤又引發了其他問題。通過反覆地將脊髓灰質炎病毒注入猴子的腦部和脊柱，弗萊克斯納製造出了一種只能在神經組織中繁殖的高度嗜神經性的病毒品種——人稱混合病毒，簡稱MV。於是征服脊髓灰質炎的任務變得更加艱巨，因為動物的神經組織可能讓人產生嚴重的過敏反應，所以要培養出可投入臨床使用的脊髓灰質炎疫苗，動物神經組織是一種危險的媒介。弗萊克斯納的盛名讓MV迅速成為了脊髓灰質炎研究領域的主流，研究者們走入了另一片漆黑的峽谷。
這樣的錯誤有其背景。弗萊克斯納是一位藐視臨床醫學的研究者。雖然當時的洛克菲勒研究所分為實驗室和醫院兩個部門，但他認為後者不過是前者的「試驗場」。「這樣的態度（讓他）誤入歧途，」一位著名的研究者寫道，「他專注於猴子實驗，卻完全不考慮研究患者。」在幫助人類對抗脊髓灰質炎的戰鬥中，對動物實驗的過度依賴帶來了嚴重後果。25
弗萊克斯納在洛克菲勒工作了一輩子，時間跨度超過40年。1935年之前他一直擔任所長，後來又以研究人員的身份工作到1946年逝世；在這段時間裡，他僱用並領導著那些即將徹底革新病毒學領域的男男女女。赫勒爾德·科克斯、卡爾·蘭德施泰納、馬克思·泰勒、托馬斯·弗朗西斯、伊莎貝爾·摩根、彼得·奧利茨基、湯姆·裡弗斯、阿爾伯特·薩賓——這串名單還有很長。他們都明白弗萊克斯納在自己職業生涯中扮演著多麼重要的角色，而且毫無疑問，他們中有許多人都知道，小說家辛克萊·劉易斯酸溜溜地在《阿羅史密斯》中塑造的主角原型正是弗萊克斯納——書中的麥格克研究所無所不能，所長A.德威特·塔布斯博士專橫傲慢，阻擋理想主義的科學家追逐夢想。在洛克菲勒研究所，弗萊克斯納的話就是法律。26
1916年6月，在離弗萊克斯納的聖殿研究所幾英里外的地方，發生了一場公共衛生危機。布魯克林區的豬鎮是個移民聚居區，人口密集，比起聖潔的研究所來，這裡是另一個世界。報紙報道說，驚慌失措的意大利裔父母湧向當地的醫生和牧師，「抱怨說孩子抓不住瓶子或是腿看起來有點跛……而且孩子有點食慾不振、煩躁不安」。幾天後首例死亡病例得到確認，衛生部門火速派出幾十位調查者前往豬鎮挨家挨戶地詢問，最後診斷為脊髓灰質炎。27
流行性疾病對紐約來說並不陌生。天花、霍亂、斑疹傷寒、黃熱病、白喉、肺結核——每一種傳染性疾病都曾在這座城市留下死亡的腳步。在19世紀晚期之前，紐約的死亡率一直高於倫敦、巴黎、波士頓和費城，可以說這裡是西方世界最危險的地方之一。19世紀70年代，紐約20％的新生兒活不到週歲生日。而在那些平安長大的幸運兒中，四分之一的人會在30歲之前死去。28
外國人承擔著大部分的責難。隨著窮困潦倒的移民大批湧入，19世紀紐約人口出現了爆炸式增長，先是愛爾蘭移民，然後是中歐和南歐移民，這座城市的居住空間、公共設施和衛生機構不堪重負。淒慘的生活環境和過於密集的人口，讓移民成為疾病和污穢的代名詞。19世紀40年代，人們指責愛爾蘭人把霍亂帶到了紐約；50年後，又有人懷疑是猶太人傳播了肺結核，這種疾病又名「裁縫病」。每次出現流行病，紐約本地人總會條件反射地望向移民聚居的貧民窟。29
不過，這次的爆發讓人始料未及。從19世紀70年代開始，公共衛生的改善、更健康的飲食和醫學研究的重大突破使得死亡率大幅下降。1910年的一份報告成了美國醫療界的一道分水嶺，在這份報告中，紐約衛生部門將癌症和心臟病列為未來幾代最危險的疾病，傳統的生命殺手（例如天花、肺結核和白喉）退居幕後。「毫無疑問」，報告中寫道，本地區「死亡率的降低主要是因為傳染性疾病減少」。30
豬鎮的新聞激活了舊日的恐懼。在美國民眾的眼裡，意大利移民凶狠、愚昧而污穢，是底層中的底層，所以神秘的新瘟疫蔓延當然是他們的責任。「從那不勒斯渡海而來的客人大部分前額低，嘴巴大，下巴內縮，容貌醜陋，面孔歪斜，頭蓋骨要麼很小要麼凹凸不平，腦後扁平，」1914年，美國著名社會學家E.A.羅斯寫道，「這樣的人連好好照顧自己都不會，所以在紐約，他們的死亡率是整體平均數的兩倍，是德國人的三倍。」雖然埃利斯島【1】的檢疫官員堅稱，沒有證據表明這些移民患有小兒麻痺症，但流言不脛而走，人們紛紛傳說外國人從南歐港口城市帶來了「致命病菌」。「自5月15日起，」《紐約時報》警告稱，「共有90名意大利人前往布魯克林區生活，其中包括24名10歲以下的兒童，而布魯克林正是疾病（首次）出現的地方。」31
該怎麼辦？雖然弗萊克斯納給出了樂觀的預言，但人們還沒找到對付脊髓灰質炎的靈藥，研發疫苗的艱難程度也遠超任何人的想像。於是公共衛生官員陷入了尷尬的境地，他們對這種疾病幾乎一無所知，卻不得不掙扎著去對付它。
他們採取了傳統的控制手段來應對。改善公共衛生、清除傳播病菌的污穢，這樣的方法曾經征服過霍亂、斑疹傷寒等流行病。在大部分地方，採取的措施包括監管排水系統、淨化水源、用巴氏滅菌法處理牛奶，也包括公眾衛生宣傳，教育民眾隔離患者、保持住所清潔。當然，這些措施的前提是假設傳染病真是移民帶來的。32
對豬鎮的居民來說，這樣的偏見禍福摻半。他們的社區裡突然出現了清道夫，垃圾有人撿了，窗戶擦乾淨了，流浪動物也被運走了。「72000隻貓死於人們對小兒麻痺症的恐懼」，這是那個夏天最醒目的頭條之一。不過與此同時，當局也採取了選擇性的檢疫措施。衛生官員認為病菌的擴散是單向的，即從貧民窟流到外界，所以他們遍訪紐約城的意大利社區，在「被污染」的建築外貼上標記，關閉兒童劇院，收治患兒住院，還取消了聖母聖衣節為期三天的盛大慶典。根據媒體報道，當地居民反對這些措施，意大利黑手黨甚至發出了「死亡威脅」：「如果你再跟衛生部說我們的孩子生了病，我們就殺了你……離我們的地盤遠點兒，別跑去舉報我們住在哪裡，我們就算相安無事。」一家報紙表示，這張紙條是用血寫成的。33
到7月初，隨著疫情的惡化，衛生部門要求所有離開紐約的孩子出具「旅行證書」，以證明他們「沒有攜帶脊髓灰質炎」。周圍的社區卻不買賬，很多地方都對外來者緊閉大門。從霍博肯到哈德遜河畔的黑斯廷斯，全副武裝的警察巡查公路和火車站，尋找偷溜出來的紐約人。《紐約時報》報道：「他們受命遣返每一輛貨車、轎車、馬車，並……通知所有外來者，任何情況下他們都不會允許外來者入住（他們的）城市。」34
疾病繼續蔓延。到8月份的時候，新澤西、康涅狄格、賓夕法尼亞和紐約上州也報告了脊髓灰質炎的爆發。美麗的海德帕克坐落在這些遭到侵襲的城鎮之間，這裡也是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的家園，當時他還是一位年輕的海軍助理部長。那個夏天，身在華盛頓的羅斯福讓妻子埃莉諾把5個孩子送去加拿大坎波貝洛島的夏季別墅躲避瘟疫；到了秋天，一艘美國海軍的驅逐艦載著這家人回到了哈德遜河上羅斯福家的私人船塢。
這場疫病的流行一直持續到了10月，6000位美國人因此喪命。光是紐約一個城市就報告了8900例病例，2400例死亡，其中80％是5歲以下的兒童。正常情況下，這樣的數據會引起恐慌；但在1916年，美國人的注意力全被歐洲超乎想像的大屠殺所吸引。就在那個夏天，英法聯軍在索姆河畔與入侵的德國軍隊血戰，50萬人喪生戰場。脊髓灰質炎不過是美國東北部的小小流行病，正在為本國是否參戰展開激烈爭執的人根本注意不到它頭上。
但是，研究這次爆發的人卻有理由擔心。為什麼一直行之有效的檢疫和衛生措施無法控制它的蔓延？為什麼郊區的富裕社區遭到的侵襲和人口密集的城市貧民窟一樣嚴重，甚至更嚴重？後一個問題更具吸引力，因為它把文化因素放到了爭議的焦點。幾乎所有人都覺得糟糕的居住環境——骯髒、貧窮、擁擠、愚昧——有利於傳染病滋生。但是，脊髓灰質炎卻不符合這一模式。比如說在紐約，公共衛生官員發現史坦頓島的疫情最為嚴重，但這裡是紐約5個行政區裡人口最稀疏、公共衛生情況最好的地方。其他研究表明，住在布魯克林和曼哈頓最擁擠地區的新移民比生於美國本土、住在紐約上州郊區的人發病率低。同樣的規律也適用於新澤西和賓夕法尼亞，「富裕的上流社區」受害最嚴重。「所有脊髓灰質炎患者的家庭都宣稱，」費城一家報紙表示，「自己的孩子一直受到精心的養育和照料。」35
如何解釋這樣的發現？大部分人相信，充當廚師、女僕和司機的移民攜帶者是脊髓灰質炎進入上流社區的媒介；或者是來自貧民窟的帶病昆蟲傳播了疾病；又或者是無辜的中產階級搭乘了「被骯髒的外國佬搞得臭氣熏天、病菌遍地」的地鐵，於是慘遭毒手。但是，對部分公眾衛生專家來說，1916年的大流行讓他們看到了與當時的主流觀點截然不同的另一種可能性。他們很想知道，會不會是生活在骯髒擁擠環境中的人小時候接觸過脊髓灰質炎病毒，所以獲得了天然的免疫力？事實上，污穢和骯髒是不是有可能保護了孩子免遭這種疾病的侵襲？36
和其他關於脊髓灰質炎的謎題一樣，這些問題需要花費數年的時間來解答。一位聯邦官員警告說：「未來的情況十分嚴峻。」37
註釋
【1】Ellis Island，曼哈頓島西南的一個小島，1892至1954年間曾用作移民進入美國的檢查站。——譯者注。後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