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導讀
這部書讀到這裡，對科技帶來的困境或許會有深刻的領悟了。那麼下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就是「怎麼辦」。
這也是本書第三部分「選擇」試圖回答的問題。
與阿米什人集體選擇的辦法不同，「在現代世俗社會，特別是西方，對技術的選擇屬於個人行為、個人決策」。集體選擇能夠在現代多元社會裡產生廣泛的影響嗎？
通過大量的實例，凱文·凱利細緻地剖析了從「禁令原則」到「預防原則」，再到「警醒原則」的轉變。
工業革命早期，有實力的機構如教會、政府、手工業行會，都會在不同的時期對新冒出來的技術加以限制。比如幕府時代的日本曾禁止使用槍支，中國的明朝禁止海上探險，絹紡在意大利遭禁200年之久。
但是，事實證明這種禁令的做法是徒勞的，「禁令本質上是延期令」。該出現的一定會出現，該流行的一定會流行。
與「禁令原則」不同，「預防原則」看起來要開明一些。「預防原則」看上去並不粗暴地拒絕技術的使用，或者說並不根據什麼戒條阻止技術的流行。但是，「預防原則」要求技術的使用，要「洞悉其可能帶來的風險」，也就是說，「證明無害」。這一要求其實與「禁令原則」沒有實質的區別。比如1992年世界首腦峰會達成的《裡約宣言》中，有這樣的話：「具有造成重大危害之不確定可能性的活動應被禁止。除非該活動支持者證明不存在造成危害的巨大風險。」
凱文·凱利認為，這種原則理論上好聽，但實際行不通。技術的負面效應既不可能完全祛除，也不可能完全預知。比如DDT的使用就是這樣。60年前DDT是有功之臣，它消滅了50%以上的瘧疾。但是十幾年後，DDT對水資源、土壤、物種的侵害就昭然天下了。
代替「預防原則」的應該是「警醒原則」：主動地預測和評估技術可能的發展方向，如同對待生物後代一樣，「我們可以而且應該不斷為科技後代尋找技術『益友』，引導它們朝最好的方向發展」。
試圖駕馭或者拒絕技術元素，都是片面的。不如學會與技術元素「共同進退，而不是針鋒相對」。凱文·凱利提醒道：在基因技術、機器人技術、信息技術和納米技術這四個領域，自我複製、自我繁殖、滾雪球式的發展，已經大大提高了技術元素的複雜性，科技的自主性也在同步增長。
「對有害技術的合理反應，不是放棄研發或者停止生產科技產品，而是開發更好的、更具生命親和力的技術。」
善用「我們的選擇」，這就是出路。
「因此，整個問題可以概括為：人類可以掌控自己思想的產物嗎？」在法國詩人和哲學家保羅·瓦雷裡（Paul Valery）看來，這就是技術元素的困境。我們的創造物如此浩繁、如此巧妙，已經超出了我們的控制或引導能力嗎？當技術元素被數千年的推動力驅使前進時，我們有哪些選擇可用於為它導航？在技術元素的規則範圍內，我們到底有沒有自由？通俗點說，控制桿在哪裡？
我們有很多選擇，可是這些選擇不再簡單明顯。由於科技的複雜性增加，技術元素需要更加複雜的響應。例如，迄今為止可供選擇的技術數量多到我們無法全部使用，以至於現在我們更多的是按照我們不使用的技術而不是按照我們使用的技術來突出自己的特徵。素食主義者比雜食者更有個性，同樣，選擇不使用互聯網的人表達了比普通消費者更加堅定的科技立場。儘管從全球範圍看人們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但我們自願放棄的技術比自願選擇的多。
我們每個人都會拒用某些技術，這種行為方式通常是不合邏輯、無意義的。乍看之下，一些阿米什人對科技的排斥顯得同樣古怪荒謬。因為拒絕使用機動車輛，也許他們會用4匹馬拉動1台聲音嘈雜的內燃動力收割機。外人認為這種組合是虛偽的，可是它確實和我認識的一位著名科幻作家一樣真誠，這位作家瀏覽網頁，但不使用電子郵件。這對他來說是簡單選擇：他通過兩項技術中的一項獲取想要的信息。當我向朋友們瞭解他們的技術選擇時，我發現一個朋友使用電子郵件，但不收發傳真；另一個朋友使用傳真機，但不打電話；還有一個朋友有電話，但從不收看電視；有人看電視，但排斥微波爐；有人使用微波爐，但沒有乾衣機；還有人購置了乾衣機，但拒絕使用空調；有個傢伙喜歡模擬駕車，卻不購車；有個愛車族拒絕使用CD播放機（只有塑膠唱片）；有CD機的傢伙拒絕使用全球定位系統導航，而安裝了全球定位系統的人沒有信用卡，等等。在外人看來，這些禁忌帶有個人色彩，值得商榷、虛偽做作，可是它們和阿米什人的選擇一樣，都是服務於同一個目標，即從技術的巨大寶庫中挑選合適的來滿足個人意圖。
不過，阿米什人選擇或拒絕技術是集體行為。與之相反，在現代世俗社會，特別是西方，對技術的選擇屬於個人行為、個人決策。當身邊所有同齡人都自覺排斥大眾科技時，個人做到這一點要容易得多，而如果同齡人不是這樣，那就會困難重重。阿米什人的很多成功之處要歸功於整個團體對非正統科技生活方式的堅定支持（近乎社會強制）。事實上，這種志同道合的聯盟非常重要，因此阿米什家庭不願轉投阿米什色彩較淡的教派去開發新定居點，而是等待數量足夠的其他同教派家庭到來，組成達到臨界數量的團體。
集體選擇在現代多元化社會能夠產生更廣泛的影響嗎？作為國家成員——甚至地球居民，我們可以一起成功地選擇某些技術，拒絕其他技術嗎？
幾個世紀以來，在各種社會，很多技術被認為具有危險性，經濟上不合算、不道德、不明智，或者完全不知道能產生哪些收益。剷除這種所謂的邪惡力量，通常的手段是嚴禁使用。對這些令人不快的發明，人們也許課以重稅，或者立法限制其用途，或者僅限於偏遠地區使用，或者完全禁止。歷史上被禁絕的罪惡發明的清單包羅萬象，其中包括十字弓、槍、地雷、原子彈、電、汽車、大型帆船、浴缸、輸血技術、疫苗、複印機、電視機、計算機和互聯網這樣的重要技術。
可是歷史經驗告訴我們，一個社會很難長期集體排斥某些技術。最近我分析了過去1000年中能夠找到的所有大範圍技術禁令的案例。我把「大範圍禁令」定義為文化、宗教團體或國家層面而不是個人或小地方發佈的針對特定技術的正式禁令。我沒有統計被忽視的技術，只考慮了被主動放棄的技術。我發現了大約40個符合這些標準的案例。這對於1000年的時間跨度來說不算很多。事實上，要列出其他在1000年裡只出現40次的事件並不容易。
針對某些技術的大範圍禁令很少出現，而且難以執行。我的研究顯示，大多數禁令持續時間比被社會接受的技術的正常淘汰週期長不了多少。少數禁令在某個時期持續了數百年，當時一項技術的改進也需要幾百年的時間。幕府時代的日本禁止用槍、明代中國禁止海上探險，時間都長達3個世紀，絹紡在意大利被禁200年。還有幾項禁令在歷史上持續了這麼長時間。由於法國同業公會幾任抄寫員的拖延，印刷術遲遲不能引入巴黎，不過也只有20年。隨著技術的生命週期加速，一項流行的發明幾年內就會消退，技術禁令期限自然也就縮短了。
圖12-1繪出了禁令從頒布年份開始的持續時間，只包括已經結束的禁令。因為科技加速發展，禁令持續期也在縮短。
禁令也許持續時間不長，而它們在發佈期內是否真正有效，卻是個很難回答的問題。很多早期禁令是基於經濟原因。法國人禁止生產機織棉紡品的原因和英國家庭紡織工在盧德運動期間禁止使用寬大的織襪機相同——兩國農村家族式作坊的業務會因此受到影響。經濟禁令短期內可以實現目標，但是通常也推動了該技術後來為大眾接受的必然轉變。
其他有些禁令針對的是安全問題。古希臘人首先使用十字弓，他們稱之為「腹弓」，因為這種武器借助腹部肌肉力量拉開弓弦後裝箭。與紫杉木製成的傳統武器長弓相比，十字弓的威力和致命性遠遠超過前者。十字弓相當於今天的AK-87這種進攻性武器。教皇英諾森二世在1139年舉行的第二屆拉特朗大公會議下令禁用十字弓，理由與今天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法律禁止市民擁有火箭筒相同。人們認為這兩種武器的快速、大規模殺傷力用於保衛家園和狩獵時過於暴力，打擊面太大。在戰場上是好武器，但不適合和平時期。可是按照十字弓歷史愛好者戴維·巴克拉克的觀點，「這些十字弓禁令完全沒有效果。整個中世紀鼎盛期，十字弓繼續成為主流的手持發射武器，用於堡壘和船隻的防禦時尤為重要。」十字弓的50年禁令就像今天對黑社會使用衝鋒鎗的禁令一樣無效。
如果我們從全球視角觀察科技，禁令的有效期似乎非常短暫。一種工具在某個地方被禁，就會在另一個地方大行其道。1299年，佛羅倫薩官員禁止該市的銀行家在賬本上使用阿拉伯數字。可是意大利其餘地方都在積極使用這種數字。在全球性的市場中，東方不亮則西方亮。一項技術在某地被禁，就會流入其他地區。
轉基因食品被普遍認為不合法，而且的確有國家禁止轉基因食品上市，可是全球範圍內種植轉基因作物的土地面積每年增長9%。儘管某些國家禁用核能，但是核電站的發電量全球年增長率為2%。唯一被世界各國有效限制的似乎是核武器，它的庫存量不斷減少，1986年達到高峰時為65000枚，現在是2萬枚。但是，有能力製造核武器的國家數量卻在攀升。
在這個聯繫緊密的世界，技術傳承——不斷升級的版本取代舊版——的加速使得最具意義的禁令也無法持久生效。禁令本質上是延期令。有些人，例如阿米什人，認為這種延期對他們很有幫助，其他人則希望在延遲期間能夠發現更具吸引力的替代技術。這是有可能實現的。可是大量的禁令完全不能淘汰某項被認為具有破壞性或道德敗壞的技術。技術可以被延遲推廣，但不會消失。
這些對像廣泛的禁令極少發揮效力的部分原因是，我們通常不能理解首次出現的新發明。每一種新理念都充滿不確定性。不論原創者多麼確信他（她）的最新理念將改變世界，或結束戰爭，或剷除貧困，或娛樂大眾，事實是沒有人知道它會產生什麼後果。甚至理念的短期效應也是不明朗的。歷史上被發明人誤導的技術預期的案例非常多。托馬斯·愛迪生相信他的留聲機將主要用於記錄瀕死之人最後的遺囑。早期支持者資助無線電設備研究，是因為相信它將成為向農民布道的理想工具。人們最早把偉哥作為治療心臟病的藥物進行臨床檢驗。互聯網發明的最初目的是為了防止災害發生時通信數據丟失而進行備份。只有極少的偉大創新一開始就觸及了它最終達到的高度。這意味著在一項技術尚未「長大成人」之前預想它可能會產生什麼危害幾乎是不可能的。
人們不知道技術發展成熟之後會發揮什麼作用，只有少數技術例外。一項發明需要早期接觸者經常使用並與其他發明多次碰撞，這樣可以精練它在技術元素中的作用。與人類一樣，不成熟技術的首次亮相常常以失敗告終，之後才會找到更好的用武之地。從誕生那刻起就一直保持初始作用的技術是罕見的。更常見的是，發明家宣稱他的新發明具有某種預期（並且有利可圖）的效用，但這很快被證明不符合事實，於是又宣傳這項發明具有其他一系列效用（收益要差一點），可是這些效用中真正實現的很少，如此循環，直到現實引導該技術開始產生邊緣的未曾預料的效用。有時邊緣效用發展到極具顛覆性的情形，最終成為標準效用。當技術獲得這樣的成功時，早期的失敗就被掩蓋了。
愛迪生製造出第一台留聲機後，過了一年時間仍然在努力思考它將發揮什麼作用。愛迪生比任何人都瞭解這項發明，不過他的構想稱得上天馬行空。他認為這一靈感能產生的設備有：聽寫機、供盲人使用的聽覺書、說話鍾、音樂盒、拼寫課本、用於記錄死者遺言的錄音機以及應答機。他在一份清單中列舉了留聲機的可能用途，在最後添加了播放錄製音樂的想法——幾乎算得上馬後炮。
人們研發激光技術並使之成為工業力量的目的在於擊落導彈，但這種技術的數十億次應用主要是識別條形碼以及製作電影DVD。晶體管的發明是為了取代房間大小的計算機中的真空管，而今天製造的大多數晶體管被用來組裝照相機、電話和通信設備的微處理器。手機起初是作為……哦，還是手機。在開始的幾十年裡，它們的功能就是打電話。但是到了成熟期，手機技術開始成為圖形界面輸入板、電子書和視頻播放器的移動計算機平台。轉換功能是技術的常態行為。
全世界已有的理念和技術的數量越多，當我們引入新事物時，就越有可能產生融合和後續反應。在每年產生數百萬新創意的科技文化中用數學方法預測結果，難度很大。
因為我們傾向於從更好地完成原有工作的角度來構想新事物，所以要預測它們未來的發展方向更加困難。這就是最早的一批汽車被稱為「無馬四輪車」的原因。早期的電影就是直接用膠片記錄劇院戲劇。經過一段時間後人們才認識到電影攝製作為新型媒體所具有的完整特徵，這種新媒體可以產生新事物、開啟新視野、創立新職業。我們被同樣的短視困擾。今天我們認為電子書不過是出現在電子紙上的傳統圖書，卻沒有意識到它是搭建共享型全球圖書館的極具影響力的文本串。我們認為基因檢測就像驗血型，後者一生中就做一次，得到固定結果，而基因排序與之不同，因為基因不斷變異、重組，與我們的生活環境發生互動，所以我們也許每小時都要做一次基因檢測。
大多數新事物的可預測性很低。中國的火藥發明者最不可能想到的就是槍的出現。電磁鐵發明人威廉·斯特金沒有預見到電動機的發明。非洛·法恩斯沃思想像不到他的陰極射線管會導致電視文化的繁榮。20世紀初的廣告強調新近問世的電話可以傳遞的信息，例如邀請、商店訂單或者確認是否安全送達，試圖誘導猶豫不決的消費者購買。廣告商把電話描繪成更加方便的電報，沒有人暗示可以通過電話進行交談。
現在的汽車已成為公路、免下車餐廳、安全帶、導航設備和超級節油的數字儀表板構成的網絡的一部分，其技術不同於100年前的福特T型車。大部分區別來自後續發明，而不是生命力持久的內燃機。同樣，今天的阿司匹林也不再是過去的阿司匹林。考慮到體內存在其他藥物、壽命變化、服藥習慣（每天1片）、價格低廉等因素，它既不是從柳樹皮精華液中提取的民間藥物，也不同於100年前拜耳首先發明的那種合成物，儘管它們本質上都是同一種化學物質——乙酰水楊酸。技術在進步中變化，在使用中改造。隨著它們的傳播，第二級、第三級效用出現了。當它們開始普及時，幾乎總是帶給人們未曾預料到的效用。
另一方面，大多數誕生初期閃爍偉大光芒的技術理念逐漸淡出人們的視野。少數不幸的理念產生了巨大問題——完全不同於發明者當初的設想。鎮靜劑對孕婦來說是偉大發明，但對還未出生的孩子則是可怕的事物。內燃機非常有助於機動性，而對呼吸則會造成極大危害。氟利昂具有冷凍效果，價格低廉，但卻破壞地球外圍保護性的紫外線過濾層。在某些情形中，效用變化導致的純粹是發明者不希望看到的副效用；在大量例子中，最終的功能與初始時大相逕庭。
公正地評價各類技術，每一項都既有優點，又有缺陷。沒有不包含缺點、不偏不倚的技術。一項技術的結果隨它的本質變化而擴展。影響力大的技術同時在兩個方向發揮影響力——好的方向和壞的方向。沒有只具備高度建設性的技術，相反也沒有只具備高度破壞性的技術，就像不可能造成巨大危害的偉大理念是不存在的。畢竟，人類心靈是最美麗的，但也能產生殘暴的思想。事實上，除非一種發明或理念能夠被無所顧忌地濫用，否則就稱不上絕佳。這應該是技術預期的第一法則：新技術前景越光明，潛在危害性也就越大。對於互聯網搜索引擎、超文本和網絡這樣受到喜愛的新技術，這條法則也適用。這些極其強大的發明釋放出自文藝復興以來未曾見過的創造力，可是當（不是假設，而是事實）它們被濫用時，它們追蹤和預期個人行為的能力將是可怕的。如果說新技術可能創造前所未有的收益，也就有可能製造前所未見的麻煩。
要擺脫這種顯而易見的困境，方法就是考慮最壞的結果。這就是所謂「預防原則」——廣泛使用的新技術評估方法——得出的結論。
1992年世界首腦會議第一次提出預防原則，作為《裡約宣言》的一部分。在原始版本中，它建議「不得以缺乏科學充分確定證據為理由，延遲採取符合成本效益的措施防止環境惡化」。換句話說，即使不能科學地證明某種危害將要發生，這種不確定性也不應該阻止人們採取措施防止可疑危害。自那以後預防原則被多次修改，經歷多個版本，越來越像是禁令。最新的版本稱：「具有造成重大危害之不確定可能性的活動應被禁止，除非該活動支持者證明不存在造成危害的巨大風險。」
還有一個版本——或者說預防原則的另一種說明——應用於歐盟的法規（《馬斯特裡赫特條約》規定的內容）以及《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美國環境保護局和《空氣清潔法》（Clean Air Act）採用的方法是建立污染控制等級制。預防原則也被寫入波特蘭、舊金山和俄勒岡州的綠色城市的市政法規中。生命倫理學家和反對迅速推廣技術的人最喜歡這條標準。
預防原則的所有版本都包含了下面的公理：人們在接受一項技術之前必須證明它完全無害。它必須被證明是安全的，才能推廣。如果不能，應被禁止、限制、修改、丟棄或者忽視。換句話說，對新理念的第一反應應該是不作為，直到其安全性得以確定。當新事物出現時，我們應當暫停下一步行動。只有在新技術被科學證明無害後，我們才應該嘗試使用它。
表面上看，這種方法似乎讓人感覺理性謹慎。我們必須預計和防止危害。事先預防總要好於事後遺憾。不幸的是，預防原則的理論不錯，可實踐起來卻有問題。「預防原則對一件事來說非常有效，即停止科技進步。」哲學家和咨詢顧問馬克斯·莫爾說。卡斯·R·桑斯坦寫書揭露該原則的真相：「我們必須對預防原則提出質疑，不是因為它引導我們走向錯誤方向，而是因為它的全部價值就是讓我們原地不動。」
所有的優點總會在某處產生缺點，因此無條件地按照預防原則的嚴密邏輯，沒有任何技術將被採用。即使稍微放寬限制的版本也不會及時地允許人們使用新技術。不管理論怎樣，從現實來看，我們無法總結出所有風險，不是因為概率低的緣故，而努力預測所有不太可能發生的風險會阻礙更有可能的潛在收益。
例如，全世界有3億～5億人身染瘧疾，每年有200萬人因此死亡。它使那些逃脫死亡厄運的人身體虛弱，並導致循環性的貧困。可是在20世紀50年代，通過在室內各處噴灑殺蟲劑DDT，瘧疾的感染率下降了70%。DDT是非常成功的殺蟲劑，農民在棉田里積極地噴灑數以噸計的DDT——它的分子進入水循環圈，最終對動物的脂肪細胞產生副作用。生物學家譴責它是導致某些猛禽生育率下降以及某些魚類和水生物種滅絕的罪魁禍首。美國1972年禁止DDT的使用和生產，其他國家隨後也頒布同樣的禁令。然而，沒有DDT的噴灑，亞洲和非洲的瘧疾病例再次開始增加至20世紀50年代之前的致命水平。在瘧疾肆虐的非洲地區，重新引入DDT噴灑的計劃被世界銀行和其他援助機構阻止，後者拒絕提供資金。1991年91個國家和歐盟簽訂的一份協議同意逐步淘汰DDT。它們依據的就是預防原則：DDT可能造成危害，事先預防勝過事後遺憾。實際上DDT從未表現出傷害人類的性質，噴灑到家中的少量DDT造成的環境危害還未測量過。可是沒人可以證明DDT不會造成傷害，儘管它已被證明能夠造福於人。
談到風險厭惡時，我們會變得不理智。我們關注我們想要抗拒的風險。我們也許注意乘坐飛機的風險，卻忽視駕車的風險；也許擔心看牙醫時照射X光的小風險，卻無視未檢查到齲齒的大風險；也許關心接種疫苗的風險，卻不注意患上流行病的風險；也許被殺蟲劑帶來的風險所困擾，而忘記有機食品的風險。
心理學家對風險進行了大量研究。現在我們知道人們會自願而不是被迫接受1000次技術或環境帶來的風險。我們無法選擇安裝自來水管的地方，因此在它的安全問題上的容忍度比使用自己選擇的手機要小。我們還知道，對技術風險的承受程度與該技術相應的可察覺的收益成比例。收益越高，能承受的風險就越大。最後，我們知道風險的可接受性直接受到預期最壞後果和最好收益的難易程度的影響，而這是由教育、宣傳、謠言和想像力決定的。有些風險容易讓人想起它導致最壞結果的案例，這樣的風險是民眾認為最重大的。如果風險有可能導致死亡，它就是「不可忽視的」。
奧維爾·萊特在給他的朋友、發明家亨利·福特的一封信中講述了他從一位駐中國的傳教士那裡聽來的故事。萊特向福特講述這個故事是有理由的，我在這裡重述，理由與萊特的相同：關於投機風險的警示性故事。傳教士希望改善他所在省份的中國農民收割莊稼的艱苦條件。當地農民用某種小剪刀剪斷作物的莖。於是傳教士拿出一把從美國運來的鐮刀，向饒有興致的人群展示它的良好工作效率。「可是，第二天早晨一個代表團來拜訪傳教士。他們要求鐮刀必須馬上銷毀。他們說，如果鐮刀落入盜賊之手，那還了得，整片莊稼一個晚上就能收割完畢並被帶走。」於是使用鐮刀的想法就被放棄了，進步沒有到來，因為不使用鐮刀者能夠想像出這種做法可能——但總體上不大可能——對團體造成重大危害的方式。（今天很多因所謂「國家安全」原因而遭受嚴重破壞的地區正是這種對不大可能的最壞情況的相似預測造成的。）
由於努力實現「安全勝過遺憾」，預防原則缺乏遠見。它往往全力追求唯一價值：安全。安全戰勝了創新。最安全的做法是精通已被採用的技術，永不嘗試可能失敗的發明，因為失敗本質上就是不安全的。醫療方法創新不如已被證明的標準療法安全。創新是不謹慎的。可是因為預防原則只重視安全，所以它不僅削弱了其他價值，而且實際上會降低安全。
技術元素的重大事故通常不會像折斷翅膀的鳥從高空墜落或大型管道破裂那樣突然發生。現代最大的海難之一起因於船員廚房中一個燃燒的咖啡壺。區域電網突然停止運營，不是因為電力塔倒塌，而是因為一個微型泵上的墊圈斷裂。在網絡空間裡，網頁有序列表中罕見的微小漏洞可能導致整個網站崩潰。上述各種情形中，微小的缺陷激發了其他未預料到的同樣微小的系統問題，或與之共同作用。但是由於各組成部分的緊密依存關係，一連串不大可能出現的細微差錯接連而至，最後大麻煩滾滾而來、不可抑止，釀成災難。社會學家查爾斯·佩羅（Charles Perrow）稱這些為「正常事故」，因為它們是大型系統內部活力「自然」產生的。應該受到譴責的是系統，而不是操作者。佩羅對50起大規模科技事故（例如美國三里島核洩漏、印度博帕爾市毒氣洩漏、阿波羅13號、「埃克森·瓦爾迪茲」號油輪漏油、千年蟲等）進行了全面的細緻入微的研究，總結道：「我們設計的事物如此複雜，以至於無法預計到那些系統性故障所有可能的互動；系統內部隱藏的過程誤導或者規避我們添加的安全設備，甚至使之失效。」事實上，佩羅繼續總結，安全設備和安檢程序自身經常製造新事故。安全器件可能成為更多故障的源頭。例如，在機場加強保安，可能使擁有關鍵區域通行許可的人增多，這反而削弱了安檢力度。冗余系統通常作為安全備份措施，也可能容易滋生新型缺陷。
這些被稱為替代風險，減少危險的舉措直接導致新危險的產生。防火布有毒，可是它的替代物毒性即使不是更大，至少也是與其相當。而且，雖然建築物內部保留防火布可能帶來低風險，但與之相比，移除防火布將大大提高火災危險性。預防原則沒有考慮替代風險的概念。
總體而言預防原則歧視新事物。很多已被採用的技術和「自然」過程包含未經檢驗的缺陷，數量之多堪比新技術，可是預防原則大幅提高了新事物進入現實生活的門檻。從本質上看，它站在有風險的舊事物或者「自然」過程的立場上對新事物指手畫腳。舉幾個例子：在不使用殺蟲劑的情況下種植農作物會導致它們產生自然殺蟲劑與害蟲搏鬥，但預防原則對這些原生毒素不適用，因為它們不是「新事物」。新型塑料水管的風險無法與舊式金屬管相提並論。DDT的風險沒有放在過去致命瘧疾的風險的背景下考慮。
最有把握解決不確定性問題的方法是更快速、更先進的科學研究。科學是檢驗過程，永遠不會完全消除不確定性，而且，在特定問題上達成的共識隨時間流逝而變化。可是基於證據的科學共識比已有的任何方法——包括憑直覺預防——更加可靠。持懷疑態度者和熱情支持者公開進行了更多科學研究，能夠讓我們更快地得出結論：「這可以放心使用」，或者「這不宜投入使用」。一旦達成共識，我們可以制定合理的法規，就像我們的社會對汽油、煙草、安全帶以及其他許多事物作出強制性改進規定一樣。
可是另一方面我們應該讓不確定性為人類服務。即使我們認識到應該對所有創新技術的意外結果進行預估，某些特殊的意外結果還是很難預見到。「科技總是超出我們的主觀意願，我們對此非常清楚，實際上我們的意圖中已包含相關考量，」蘭登·溫納寫道，「想像這樣一個世界：各種技術只完成大腦提前設想的特定目標，除此以外再無他用。那將是一個束縛極其嚴重的世界，完全不同於現在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我們知道科技會產生問題，只是不知道哪些是新問題。
因為任何模型、試驗、模擬和檢測都包含內在不確定性，所以評估新技術唯一可靠的辦法是讓它在合適的環境中工作。一種理念必須通過新形式工作足夠長的時間，才會開始顯示副效應。如果人們對一項新鮮出爐的技術進行快速檢驗，只能看到它的主要影響。可是大多數情況下，技術產生的意外副效應正是隨後出現的問題的根源。
預測、試驗或理論分析很少指出通常突然降臨社會的副效應。科幻小說大師艾薩克·阿西莫夫敏銳地觀察到，在馬作為出行動力的時代很多普通人熱切盼望無馬四輪車的出現，並且很容易想像它的模樣。汽車是眾望所歸的新事物，因為它是馬車主動力的延伸——靠自身力量向前運動的交通工具。汽車能完成馬車的一切功能，同時又不用馬作為動力。可是阿西莫夫接著注意到想像無馬四輪車的副效應——例如汽車電影院、交通癱瘓和四通八達的公路——是多麼困難的事。
副效應的顯現通常需要使用新技術達到一定次數，一定程度的普遍性。最早的汽車引發的主要擔憂集中於乘客的安全問題——汽油發動機是否會爆炸或者剎車是否失靈。但是真正的質疑出現在汽車量產之後，那時有數十萬輛汽車問世。人們擔心汽車的少量污染物持續傷害人體，擔心高速行駛時會撞死行人，更不用說對城郊的破壞和長途上下班的煩惱。這一切都是副效應。
不可預見的技術效用有一個共同根源，即各種技術的互動。2005年，研究人員在一份事後報告中對當時已撤銷的美國技術評估局——存在時間為1972年至1995年——在評估即將問世的技術時不能發揮更大影響的原因作了如下總結：
雖然人們可以對極其先進的專業技術（例如超音速交通工具、核反應堆和特殊藥品）作出看似合理（儘管總是無法確定）的預測，但技術的根本轉變能力不是來自具體的人工製品本身，而是來自瀰漫整個社會的技術系統的各類互動子系統。
總之，對新技術進行小範圍精確試驗和仿真模擬不能發現重要的副效應，因此即將問世的技術必須通過實踐操作進行檢驗，並且實時評估。換句話說，人們必須根據特定技術在現實生活中的試驗和問題來判斷風險。
對新理念的合理反應應當是立即開展試驗。而且只要它還沒有被丟棄，就應該不斷試驗、檢測。事實上，與預防原則相反，技術永遠不能被認為「已證明安全」。人們必須時刻警惕，不間斷地對技術進行檢驗，因為它不斷地被使用者和作為母體的內部共同進化的技術元素重新設計。
技術系統「需要持續的注意力、重構和修復，始終保持警惕是人類創造複雜事物的代價」。蘭登·溫納說道。斯圖爾特·布蘭德在關於生態實用主義的著作《地球新規》中將持續評估行為昇華為警醒原則：「警醒原則強調自由——嘗試事物的自由。突發問題的糾正之道在於永不停息、細緻入微的監控。」接著他建議將試用期的技術歸為三類：「（1）暫定不安全的，予以改進，直至被證明是安全的；（2）暫定安全的，不斷檢驗，直至被證明是安全的；（3）暫定有益於人類的，不斷檢驗，直至被證明有益於人類。」暫定是關鍵詞。布蘭德的這個關鍵詞的另一種表達方式也許是永遠暫定。
愛德華·特納（Edward Tenner）著有《技術的報復》（Why Things Bite Back）一書，論述了科技產生的意外結果，他對所謂「時刻警醒」的本質作了如下闡釋：
技術樂觀主義實際上指的是人類能夠很早就認識到技術的突發問題，有充足的時間採取預防措施……它還需要警惕各種問題越來越多地跨越國界、在世界範圍內交匯融合。但是我們的警戒線不是到此為止，而是無處不在：隨機的預警檢測代替緊急制動手柄，幫助火車司機完成工作；電腦備份的習慣、法律規定的對所有物品——從電梯到家庭煙火報警——強制性檢驗、例行的X射線安檢、獲取和安裝新的計算機病毒庫。它還表現在檢查到站旅客的物品，其中可能藏有農業害蟲。甚至穿越街道時保持警覺——現代都市人的第二天性，在18世紀之後才成為普遍的必要行為。有時警惕性更多地表現為安慰性的例行公事，而不是實際的預防措施，可是多多少少能產生作用。
阿米什人有一些非常相似的做法。他們與技術元素的接觸建立在絕對根本的宗教信仰基礎上，他們的技術受宗教理論的驅使。然而矛盾的是，與大多數世俗專業人士相比，阿米什人對待所用技術的態度要科學得多。典型的世俗消費者往往會按照媒體的宣傳「不加懷疑」地接受技術，完全不加檢驗。相反，阿米什人針對具有潛在用途的技術建立了一種四步經驗檢測法。他們不是根據假設性的最壞結果採取預防措施，而是運用基於證據的技術評估方法。
第一步，他們在內部（有時在長者組成的委員會中）討論即將採用的技術可能對團體產生什麼影響。如果農民米勒開始用太陽能電池板為水泵供電，會出現什麼情況？一旦採用太陽能板，他會受到誘惑而使用電冰箱嗎？接下來又會如何？他的太陽能板來自哪裡？簡而言之，阿米什人會猜測該技術的影響。第二步，他們密切監控一小群早期使用者採用某項技術而獲得的實際效果，檢驗觀察結果是否符合之前的猜測。新技術投入使用後，米勒一家以及他們與鄰居的關係如何變化？第三，如果根據觀察到的結果，新技術似乎不具吸引力，年長者會禁止使用該技術，然後評估禁令生效後的影響，從而進一步證實他們的推測嗎？整個社區因為拒絕該技術而改善了境況嗎？最後，他們不斷重新評估。今天，經過100年的爭論和觀察，他們的團體仍在討論汽車、電氣化和電話的優點。這些討論完全沒有量化數據；討論結果除了作為趣聞供人閒聊，沒有其他用處。關於某項技術結果如何的故事以閒談的形式口口相傳，或者印在內部通訊上，使這種經驗檢測法流傳至今。
技術幾乎稱得上活物。如同所有進化實體，它們必須通過實際運用來檢測。唯一明智地評估人類的科技創造物的方法是試驗樣機，然後在試點工程中加以改進。通過與技術親密接觸，我們可以調整預期，改動技術，重新試驗，然後再推廣。在技術的實際應用過程中，我們觀察結果的變化，然後重新定義我們的目標。最後，當我們對結果不滿意時，可以通過接受我們的創造物，改變技術發展方向，使之具有新功能。我們與它們共同進退，而不是針鋒相對。
持續使用技術的原則被稱為主動原則。因為它強調評估的暫時性和持續修正的意義，所以是有意針對預防原則的反向舉措。2004年，激進的超人類主義者馬克斯·莫爾第一個對這個框架進行了清楚的闡釋。莫爾以10條指導原則開始，但我將他的10條原則縮減為5條主動原則，每一條都是啟髮式的，指點我們如何評估新技術。
5條主動原則是：
1.預測
預測是有用的。所有預測工具都有充分根據。我們採用的方法越多，預測的準確性越高，因為不同方法適合不同技術。假想情節、推測和純粹的科幻小說只描繪出部分前景，是我們最擅長的預測。客觀的科學測量模型、模擬和受控試驗應該發揮更大作用，可是這些也是片面的。真實初始數據的受重視程度應該超過推測得出的結論。預測過程應當努力給予消極面和積極面同樣多的關注。如果可能的話，設想普遍推廣的情形，如果人人都可以免費獲得這種新事物，將會出現什麼情況？預測不應作為判斷。預測的目的不是精確推斷某項技術產生的後果，因為所有精確推斷都是錯誤的，而是在於為下一個四步檢測法打下基礎。它是為後續行動做預演。
2.持續評估
也可以說始終保持警覺。我們掌握了越來越多可以隨時——不止一次——量化檢測一切用品的手段。借助嵌入式技術，我們可以將技術的日常使用轉變為大規模試驗。一項新技術無論開始時被檢驗過多少次，後面也應該進行連續的實時複查。科技向我們提供了更多精確檢驗產品定位的方法。採用通信技術、低成本基因測試和自動追蹤工具，我們可以致力於研究創新對特定的地區、亞文化、基因庫、族群和用戶模式的正面影響。檢測也可以是不間斷的，一星期7天，一天24小時，而不是只在第一次使用時檢測。而且，社交媒介（例如今天的臉譜網站）這樣的新技術允許市民自己組織評估活動，自己開展社會學調研。檢測需要主動性，而不是被動應付。持續的警醒是系統的內在要求。
3.優先考慮風險，包括自然風險
風險真實存在，並且永無止境。不是所有風險都同等重要，我們必須權衡，並決定優先順序。已知和已被證明的對人類和環境健康的威脅優先級高於猜測的風險。不活躍的風險和自然系統的風險必須同等對待。用馬克斯·莫爾的話說：「技術風險和自然風險的評估基礎應該一致，不要輕視自然風險，過高估計人文和技術風險。」
4.危害的快速補救
當形勢不妙時——通常會這樣，必須迅速採取補救措施消除危害，按照實際損失進行補償。任何特定技術都會產生問題，這一假定應該在技術研發過程中就提出來。軟件產業也許可以提供快速補救的典範：事先已經預料到漏洞，但不作為取消產品的理由，相反這些漏洞會被用於改進技術。考慮其他技術的意外結果，包括那些災難性的結果，例如需要糾正的漏洞。技術越容易被人們感知，補救過程就越輕鬆。對已發生的危害迅速做出補償（軟件業沒有做到這一點）也會間接幫助新技術投入應用。不過補償應當是公平的。對假設性危害或潛在危害的製造者施加懲罰有損公正，並且會削弱科技體系的力量，降低誠信度，傷害那些懷有美好初衷的人。
5.不要禁止，要改變方向
禁止和放棄可疑技術沒有意義。轉變思維，為這類技術找到新的用武之地。一項技術可以在社會中發揮不同作用。它可以有多種表現形式，設置多種默認功能，擔任多種政治角色。既然禁令失效，那就改變技術的發展方向，使之具有更加友善的形式。
回到本章開始提出的問題：我們有哪些選擇可以駕馭技術元素的必然進步？
我們可以選擇如何處理我們的發明，在什麼領域應用這些發明，以及如何用我們的價值觀約束它們。最有助於理解科技的比喻也許是把人類視為科技的父母。就像我們對待生物後代一樣，我們可以而且應該不斷為科技後代尋找技術「益友」，引導它們朝最好的方向發展。我們不能真正改變科技後代的本質，但是可以控制它們去承擔與其能力匹配的任務和職責。
以攝影技術為例。在兩種情況下，即彩色攝影處理技術被企業壟斷（例如柯達壟斷了50年）或者相機自身芯片處理彩色底片，攝影技術會經歷不同的發展過程。壟斷導致用戶對所拍相片進行自我審察，並且拖延顯示效果的時間，這減緩了人們接受新技術的速度，降低積極性。為了能夠拍攝彩色照片並在很短時間內花很少的錢欣賞到自己的作品，人們改變了相機光學透鏡和快門的特性。再舉一個例子：檢查發動機的零部件不難，但要檢測一罐塗料的內部成分可不容易。不過我們可以研製化學品來揭示塗料成分的特殊信息，放射性同位素可以追蹤塗料的製造過程，一直回溯到它們還是泥土或石油中的天然色素時，這個過程使塗料成分更加透明，易於控制和搭配。塗料技術更具開放性的表現方式產生不同意義，也許更有助於使用。最後一個例子：無線廣播是很久以前就已經出現且易於製造的科技產品，目前在很多國家是管制最嚴格的技術之一。這種過度的政府管制致使現在所有頻段中僅有幾個可以被使用，其中大部分沒有被充分利用。如果建立替代體系，人們可以通過非常不同的方式分配無線頻譜，有可能導致手機的發明——這種設備使人們相互之間直接對話，不用通過本地中轉站。隨之而來的新型對等廣播系統將產生極為不同的無線通信方式。
我們分配給某項技術的第一份工作經常是極不理想的。例如，當人們從空中噴灑DDT作為棉花的殺蟲劑時，它給生態系統造成災難。可是當任務僅限於在室內殺死瘧疾病毒時，它就表現出眾，成為保衛大眾健康的英雄。同樣的技術，更好的工作。也許要多次試驗，多次更換工作，多次犯錯，才能為特定技術挑選到很好的崗位。
我們的後代（包括生物後代和科技後代）越具有自主性，就越有犯錯的可能。後代製造災難（或者創造華彩篇章）的能力甚至超過我們自己，這就是父母這種角色最使我們懊惱同時回報最高的原因。這樣看來，我們的後代中最可怕的是那些已經具有重要的潛在自主性的自繁殖技術形式。沒有其他創造物可以像這些技術形式一樣考驗我們的耐心和注意力。也沒有其他技術像它們一樣考驗我們影響、控制和引導技術元素未來方向的能力。
自我繁殖在生物領域不是新聞。這是有著40億年歷史的魔法，讓自然界可以自我補充，例如雞生雞，雞復生雞，子子孫孫無窮盡。可是對技術元素來說，自我繁殖是一種全新力量。完美複製自己並且偶爾作小小改進的技能賦予技術獨立性，使之不易受人類控制。永不停息、不斷加速的複製、變異和自引導循環可能導致技術系統進入超速狀態，將使用者遠遠甩在身後。當這些科技創新突飛猛進時，它們會產生新的錯誤。它們不可預知的成就將令我們震驚和恐懼。
現在有四個高科技領域發現了自我複製的能力：基因技術、機器人技術、信息技術和納米技術。基因技術包括基因療法、轉基因有機體、人工合成生命和人類譜系的尖端基因工程。借助基因技術，人們可以發明和釋放新的生物或染色體。理論上，這種新生物可以永遠繁殖下去。
機器人技術自然是關於機器人的。機器人已經在工廠投入使用以製造其他機器人，至少一家大學實驗室已研製出自組裝機器人樣機。給這台機器一堆零件，它可以組裝出自己的翻版。
信息技術涉及計算機病毒、人造大腦和通過數據累積產生的虛擬人物這樣的自我複製物。計算機病毒已經因為擅長自我複製而聞名，數千種病毒感染數以億計的電腦。機器學習和人工智能的聖器當然是研製出足夠聰明的人造大腦，由它去製造更加聰明的人造大腦。
納米技術與極其微小的機器（像細菌一般大小）有關，這些機器被製造出來用於清除油污、計算和清理人的動脈血管。因為體積極小，它們可以像精密的計算機電路一樣工作，因此理論上，它們可以被設計成像其他電腦程序一樣自組裝和自我複製。它們會成為無水生命形態，儘管這將是很多年以後的事。
在上述四個領域，自我繁殖的循環不斷自動放大，非常快速地顯示出這些技術的效用將對未來產生什麼影響。機器人製造機器人，這些機器人又去製造新的機器人。它們的繁殖週期加速，速度快到可以大步甩開我們的意圖，因此令人不安。誰將控制這些機器人後代？
在基因的世界裡，假如我們編寫代碼改變基因鏈，這些變異會不斷複製到新一代。而且不只是親緣基因有這樣的特性，基因可輕鬆地在不同物種間橫向移動。因此新基因的複製品——不論好壞——也許會發生時間和空間的雙重傳播。正如我們在數字時代所瞭解的那樣，一旦複製品被釋放出來，就難以收回。如果我們可以設計出無限繁殖並且後代比父代（以及人類）更聰明的人造大腦，我們如何控制對此類創造物的道德判斷？如果它們開始產生危害，我們該怎麼辦？
信息技術同樣具有這種滾雪球般的特性：自我繁殖超出人類的控制。計算機安全專家宣稱，到目前為止在數千種由黑客製造的可自我複製的蠕蟲病毒和其他病毒中，沒有一種完全消失。它們永遠都在發生作用——只需要兩台仍然運行的電腦即可。
最後，納米技術有望製造出不可思議的超級微生物，其結構達到單個原子的精度。這些納米級有機體將無限繁殖，直到控制一切物體，這種威脅被稱為「灰霧」假設。因為若干理由，我認為灰霧從科學角度來說不太可能發生，儘管某些類型的可自我繁殖的納米級物質必然會出現。但是下面這種情況非常有可能出現：至少幾種由納米技術產生的脆弱生物（不是灰霧）將在自然界、在狹窄的受到保護的生態位繁衍生息。一旦納米蟲在野外得以存活，就不可能滅絕。
當技術元素的複雜度提高時，它的自主性也在增強。可自我複製的基因、機器人、信息和納米技術目前取得的成果揭示了這種不斷增強的自主性如何引起我們的注意和重視。除了新技術的所有常見難題——不斷變動的功能、副效應、不可預見的結果，自我複製的技術還有兩個特有問題：放大和加速。隨著一代接一代的放大，微小的效應迅速膨脹為劇變，其過程就像麥克風前的低語經過反饋後，突然放大為震耳欲聾的尖叫。憑借同樣的自我繁殖循環，複製技術影響技術元素的速度不斷提升。它們的影響如此深遠，以至於我們現在需要擴展自身能力，提前使用和檢測這些技術，從中選擇合適的類型。
這是一個老故事的重新演繹。生命本身令人吃驚、使人振奮的力量來源於它那具有槓桿作用的自我繁殖能力，現在這種力量正在技術元素體內聚集。當世界上最強大的力量——科技提高自我複製的能力時，它將遠比今天強大，要控制這股變動中的力量，人類將面臨巨大挑戰。
對於基因技術、機器人技術、信息技術和納米技術難以控制的本性，常見的反應是要求暫緩發展這些技術，或者徹底禁止。2000年，發明了互聯網使用的幾種主要編程語言的計算機科學先驅人物比爾·喬伊（Bill Joy）呼籲研究基因、機器人和計算機科學的同行們放棄這四類具有潛在軍事用途的技術，就像放棄生物武器一樣。在預防原則的指導下，加拿大生產監視器的集團公司ETC號召暫停一切納米技術研究項目。德國同行EPA公司要求禁止生產包含納米銀粒（作為抗菌塗料）的產品。其他公司希望禁止自動駕駛汽車在公共道路上行駛，宣佈兒童用基因疫苗非法，停止人類基因療法，直到每項新技術被證明無害後再解除禁令。
這種做法恰恰是錯誤的。這些技術具有必然性，它們會造成一定程度的危害。僅就上文的一個例子來看，不要忘了，有人駕駛汽車給社會帶來巨大危害，每年全世界車禍死亡人數達數百萬。如果機器控制的汽車每年「只」撞死50萬人，那就是進步！
可是它們最重要的後果——不論正面還是負面，在幾代人的時間裡是看不到的。世界各地是否會種植轉基因作物，對此我們別無選擇：會。我們可以選擇的是基因食品系統的特性——它的創新技術是公開還是私有、政府或行業是否會制定規則、我們研製轉基因食品是為了世代享用還是僅僅作為新興產業。隨著廉價的通信系統覆蓋世界，地球披上了由類似神經傳導物質織成的薄衣，發育出某種必然出現的電子「地球腦」。可是如果這個「地球腦」不開始工作，它的所有優缺點就無法衡量。人類的選擇是，我們希望用這件薄衣製成什麼類型的地球腦？是否允許大眾參與？可以輕鬆變更其中規則並與大眾共享嗎？或者要費盡周折才能修改規則？控制權會被壟斷嗎？如果不想捲入其中，能夠輕易做到嗎？這張大網的細節可以通過100種不同方式表現出來，但是這些技術本身會引導我們朝著特定方向前進。怎樣展現必然的全球網絡是我們自己的重要抉擇。塑造具體技術形式的唯一辦法就是與它融合，騎上它，摟住它的脖子與之齊飛。
那樣意味著現在就擁抱這些技術，把它們研發出來，啟用，試驗。這與暫停的做法相反，更像是摸著石頭過河。其結果將是一場對話，與新興技術的慎重接觸。這些技術越快地融入未來，我們越有必要從一開始就與之共舞。
克隆、納米技術、網絡化機器人和人工智能（四大技術的幾個例子）需要在我們的引導下投入使用。然後我們可以左右擺弄這幾種技術。更恰當的說法是，我們將訓練這些技術。就像動物和兒童的最佳訓練方法展示的那樣，集中資源強化它們的正面特性，淡化負面特性，直至徹底消失。
從某種意義上說，上述四種自我放大的技術屬於搗蛋分子，或者說，壞技術。為了訓練它們成為帶來持續收益的好技術，我們必須投入最大精力關注它們。我們需要開發恰當的長期訓練技巧，引導它們更新換代。最糟糕的做法就是禁止和隔離它們。很大程度上，我們希望教育問題兒童。而高風險技術需要更多機會去挖掘它們的真實價值，它們需要我們投入更多心血和機會去試驗。下封殺令只會驅使它們轉入地下發展，那樣它們最壞的一面將得以重點發展。
已經有幾項試驗在人工智能系統中嵌入指導性經驗常識，使之具有「道德」，還有一些試驗為基因和納米系統安裝遠距離控制系統。現有的證據表明那些深入大腦的準則對人類自身是有影響的。如果我們可以培養孩子們——他們是極度渴望力量、有自主意識的整整一代搗蛋鬼——成為更優秀的人，那麼我們也可以訓練四大尖端技術。
如同培養孩子一樣，真正的問題和爭議在於我們希望傳遞什麼樣的價值觀。這值得討論。現實生活中人們能否達成共識，我很懷疑。
就技術元素而言，任何選擇都要好於沒有選擇。這解釋了為什麼科技會產生如此多的問題，儘管它的天平往往略微偏向好的一邊。假設我們研發出一種新技術，可以讓100人長生不老，但必須殺死另外1人作為交換。我們可以爭論實現所謂「平衡」需要的實際比例（也許是1000人或者100萬人永生，作為交換，1人死亡），但是這種計算方法忽視了一個關鍵事實：因為這種延長生命的技術得以問世，所以在1人死亡和100人永生之間產生了過去未有的新選擇。這個永生和死亡之間的額外機會——也可以說自由或選擇——本身就是積極的。因此即使我們認為這個具有特殊寓意的選擇結果（100名長生不老者=1名死者）意義被中和了，多出來的選擇也會使平衡向好的一邊傾斜幾個百分點。用這個百分數乘以每年科技領域誕生的100萬、1000萬或者1億項發明，可以看出為什麼技術元素的積極面通常略大於消極面。它提高了世界福利，因為除了直接收益外，技術元素的軌跡還不斷增加選擇、機會、自由和自由意志，這些是更大的福利。
最終，科技成為一種思維方式，而單項技術是思想的表現方式。不是所有思想和技術的地位都是同等的。顯然，還有荒唐可笑的理論、錯誤的答案和愚蠢的觀念。儘管軍用激光器和甘地的非暴力運動都是人類想像力的有效產物，都屬於技術成果，但二者之間仍有差別。有些機會制約未來的選擇，有些機會則孕育新機會。
不管怎樣，對蹩腳思想的正確反應不是停止思考，而是想出更好的辦法。事實上，糟糕的想法總要好於完全沒有想法，因為不好的想法至少可以修正，可是沒有思考，就沒有希望。
技術元素也是如此。對有害技術的合理反應不是放棄研發或者停止生產科技產品，而是開發更好的、更具生命親和力的技術。
生命親和力是一個恰當的表達，深層含義為「與生命和睦相處」。教育家和哲學家伊萬·伊裡奇在其著作《實現生命親和力的工具》（Tools for Conviviality）中的定義是：「提高自主個體和原生群體的貢獻……」的技術。伊裡奇相信某些技術具有內在的生命親和力，而其他技術——例如「多車道公路和義務教育」，不論使用者是誰，都是破壞性的。因此，對生命來說，技術工具非好即壞。可是我對技術元素規則的研究使我確信，生命親和力不在於特定技術的本質，而在於它的用途、使用環境和我們賦予它的表現形式。工具的親和力是易變的。
技術的生命親和力表現為：
·合作性。它推動人和機構的合作。
·透明性。它的來源和所有權清晰明瞭，使用方法簡單，非專業用戶容易上手。對某些用戶來說，不存在難以理解的問題。
·分散性。它的所有權、產品和控制是分散的，不會被某個專業精英壟斷。
·靈活性。用戶可輕鬆改動、調試、提升或檢測它的核心，個人可以自由選擇使用或放棄。
·冗余性。它不是唯一的解決方法，不是壟斷技術，而是若干選擇之一。
·高效性。它對生態系統的影響達到最低程度，高效利用能源和物資，易於重複使用。
活性有機體和生態系統具有下列特徵：深層次非直接合作、功能透明化、分散化、靈活性和適應性、作用的冗余性和自然效益。這些特徵使得生物為人類所用，同時也是生命能夠持續進化的動力。因此我們賦予技術越多的生命特徵，它就越親近我們，技術元素就越具有長期可持續發展能力。一項技術的生命親和力越強，它就越符合作為第七王國成員所具有的本性。
的確，有些技術比其他技術更具備某些特徵。有些技術很容易分散化，而其他技術傾向於集中化。有些技術天然具備透明性，其他則顯得晦澀難懂，需要良好的專業知識才能使用。但是所有技術——無論來源於何處——都可以通過訓練增加透明度，提高合作性、靈活性和開放性。
這就是我們的選擇可以發揮作用的地方。新技術的進化是必然的，無法阻擋，但是每一項技術的特性將由我們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