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導讀
接下來的三章有一個共同的主題，叫做「選擇」。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並非在尋常意義上使用這個詞彙的，比如從超市琳琅滿目的貨架上「挑選」。也就是說，技術元素、科技產品並非靜靜地擺在那裡，等待你去「拿來就用」。
本章的「郵包炸彈客泰德·卡欽斯基」的例子，以及下一章美國少數族裔阿米什人看待和使用科技的態度，就是為了說明「選擇」的複雜性。
從1978年5月26日寄出第一個郵包炸彈開始，1962年畢業於哈佛大學，並在密歇根大學獲得數學博士學位的卡欽斯基，在接下來的17年裡，共寄出了16個郵包炸彈，導致3人死亡、23人受傷的慘劇。
就是這樣一位極端仇視科技文明的現代盧德分子，卡欽斯基堅定地認為「自由與科技進程互不相容」。
過去100年來人類發明的炸藥、飛機、馬克西姆機關鎗、潛艇以及無線電裝置，幾乎所有的發明者都期待這些發明將「終結戰爭和苦難」，就像青黴素、牛痘種植術、麻醉藥品和汽車引擎一樣。
然而，「全球變暖、環境毒害、肥胖症、核恐怖主義、廣告、物種消失和藥物濫用，只是眾多由科技造成的嚴重問題中的幾個例子」。
凱文·凱利看到了科技陷入的困境。作者之所以講述卡欽斯基的案例，絕非對這個製造炸彈襲擊的偏執狂報以同情，而是引出了一個更深刻的問題：「認識到技術元素自發產生自主性」是一件必須面對的事情。
科技的兩面性，絕不可能通過「終止科技進程」（像卡欽斯基的極端行為那樣），也不可能通過拒絕技術元素，退回到原始狀態去。
科技是「第二自然」，顯然人類尚未學會與之相處。凱文·凱利認為，卡欽斯基至少有一點是富有洞察力的：「隨著時間的流逝，開始不具有控制性的選擇會越來越成為社會的必需品。」這是技術元素「與生俱來」的天性。
閱讀本章內容，需要盡力體悟「技術元素」自主的活性，而不是僅僅把它當做毫無生命的工具。
1917年，奧維爾·萊特預測：「飛機將以多種方式促進和平——具體來講，我認為它會形成一種趨勢，使戰爭不可能發生。」他在重複此前美國記者約翰·沃克的觀點，後者1904年斷言：「作為和平機器，（飛機）對世界的價值將難以計算。」這不是科技第一次發出莊嚴的承諾。同一年，儒勒·凡爾納宣稱：「潛水艇也許會完全終結戰爭，因為艦隊將失去作用，隨著其他戰爭工具持續改進，戰爭將不再可能。」
瑞典炸藥發明家和諾貝爾獎的創建人阿爾弗雷德·諾貝爾堅信他的爆炸品可以制止戰爭：「我的炸藥將比世界上1000種發明更早地實現和平。」1893年機關鎗發明人海勒姆·馬克西姆被問及「這種槍難道不會使戰爭更加可怕嗎」，他以諾貝爾式的語氣回答：「不，它會消滅戰爭。」1912年無線電之父古列爾莫·馬可尼告訴世界：「無線電時代的來臨將驅走戰爭，因為它會讓戰爭變得愚蠢可笑。」詹姆斯·哈伯德將軍於1925年擔任美國無線電公司董事會主席，他認為：「無線電將有助於實現這一理念：願世界得太平，人間持善意。」
19世紀90年代電話商業化後不久，美國電話電報公司首席工程師約翰·J·卡蒂預言：「未來某天我們將建造世界級電話系統，通用語言或通用的語言理解方式成為所有人必需的，這將讓全世界人民成為兄弟。整個地球都能聽到一個響徹蒼穹的偉大聲音：『願世界得太平，人間持善意』。」
尼古拉·特斯拉聲稱他的發明是「無須電線的經濟實惠的電力傳輸方式……將為地球帶來和平與和諧」。當時是1905年，由於我們還沒有掌握經濟實惠的無線電力傳輸技術，世界和平仍然有希望。
科技史學家戴維·奈在一份有望一勞永逸地終止戰爭、帶來廣泛和平的發明清單上添加了水雷、熱氣球、毒氣、地雷、導彈和激光槍。奈說：「每一種新的通信手段——從電報和電話到無線電、電影、電視和互聯網，都被宣佈為言論自由和思想解放的捍衛者。」
喬治·金特1971年在《紐約時報》上發表了一篇關於互動有線電視的文章稱：「支持者讚美這項計劃是……邁向政治哲學家夢想的參與式民主的一大步。」今天，關於互聯網帶來民主化以及和平效應的承諾令所有有關電視的類似宣言黯然失色。而讓未來學家約耳·加羅（Joel Garreau）驚奇的是，「考慮到我們瞭解電視的遭遇，我對計算機技術現在被視為聖物這一現象感到驚訝。」
不是說所有這些發明都沒有價值——哪怕是民主價值。應該說，事實是新技術產生的問題比它解決的問題還要多。「實施解決方案的結果是產生新問題。」布賴恩·阿瑟說。
世界上大多數新問題都是過去的技術造成的，我們幾乎看不到這些源自技術的問題。每年有120萬人死於交通事故，占主導地位的科技交通體系殺死的人比癌症還多。全球變暖、環境毒害、肥胖症、核恐怖主義、廣告、物種消失和藥物濫用只是眾多由技術造成的嚴重問題中的幾個例子，這些問題使技術元素陷入困境。技術評論家西奧多·羅薩克說：「我們容易把城市工業化社會的某些事物劃入『進步』範疇，但是其中有多少確實消除了上一輪技術創新遺留下來的惡果呢？」
接受科技，就必須正視它的代價。數千種傳統謀生技能受到進步的排擠，圍繞這些職業的生活方式消失了。今天數億人在他們厭惡的工作崗位苦苦支撐，製造他們毫無好感的產品。有時這些工作還會造成身體傷痛、殘疾或者慢性病。科技創造了很多新的無可置疑的危險職業（例如采煤業）。同時，大眾教育和媒體向人們灌輸這樣的觀念：迴避技術含量低的體力工作，去數字科技行業求職。手腦分離給人們精神上帶來壓力。事實上，收入最高的工作需要久坐不動，這種特徵威脅身體和大腦健康。
科技不斷膨脹，直到填滿你我之間的每個縫隙。我們不僅關注鄰居的生活，而且暗中窺探任何讓我們感興趣的人。我們的交友錄上有5000個「朋友」，但心裡其實只給50個人留了空間。我們的影響力超出了我們的關心能力。我們改變自己的私人生活，與科技同步，於是犯罪團伙、狡猾的廣告商、政府和社會體系疏忽大意造成的混亂乘虛而入，操控我們的思想。
用在機器上的時間一定是從其他地方擠出來的。新近發明的消費類電子設備如洪水般湧來，擠佔了我們使用其他器具或從事其他人類活動的時間。10萬年前，現代智人在覓食期間通常遠離技術。1萬年前農夫每天也許會抽出幾個小時幹活。僅僅1000年前，中世紀的技術無處不在，但只是遊走於人際關係的邊緣，沒有進入中心。今天科技處於我們學習的、看到的、聽見的、製造的一切事物的中心。它已經滲透至食物、愛情、性生活、撫養後代、教育、死亡等方方面面。我們的生命正按照機器的時間運動。
作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力量，科技往往會支配我們的思想。因為科技無處不在，它完全控制一切活動，指責一切非技術的解決方案不可靠或者無效力。由於它能夠推動進步，在我們心中，製造品的地位要高於我們的孩子。野生藥草和人工製造的藥品，我們會認為哪種療效更好？甚至我們讚賞美好事物的文化用語也變為機械式的詞彙：「像玻璃一樣光滑」、「明亮有光澤」、「質地純正的」、「防水的」、「像鐘錶一樣準時」——無一不在暗示人造製品的優越性。我們被禁錮在詩人威廉·布萊克所稱的「頭腦鍛造的鐐銬」的技術框架中。
通常，只要機器能夠完成某項任務，就足以說服我們讓它去實施這項任務，即使開始時它表現很糟糕。第一批機器製造的物品，例如長袍、中國碗、書寫紙、籃子和盛在容器裡的湯，品質都不是非常好，只是很便宜。我們經常為了特定的範圍有限的目標發明某種機器，然後，像是感染了尼爾·波茲曼所謂的弗蘭肯斯坦[1]綜合征，這種機器按照自己的動機發展壯大。「一旦機器造好，」波茲曼寫道，「我們總是出乎意料地發現，它有自己的理念；它不僅非常擅長改變我們的習慣，而且……改變我們的思維定式。」這樣，人類成為機器的助手，或者用卡爾·馬克思的話說，成為它的附屬品。
人們普遍有這樣一種觀念：技術元素的發展只能以不可替代的資源、傳統棲息地和無數的野生動物為代價，而回報給大自然的只有污染、柏油路和規模巨大的垃圾。更糟的是，同樣的技術從世界上最弱小的群體——自然資源最豐富、經濟實力最落後的國家——那裡汲取養料供養最強大的群體。因此人類的進步在養肥少數幸運兒的同時，卻讓不幸的窮人忍饑挨餓。很多承認技術元素推動社會發展的人因為它對自然環境的危害而拒絕完全接受科技的規則。
這種侵蝕是真實的。科技進步的代價通常是生態環境的破壞。技術元素從地球內部採掘鐵礦，砍伐森林獲得木材，從石油中提取塑料和能源，最後付之一炬排入大氣。它的工廠侵佔濕地和草場。1/3的地球陸地表面已經被農業和人類住所改頭換面。我們可以編寫長長的清單，列出被削平的高山、被污染的湖泊、被抽乾的河流、砍伐殆盡的森林、污濁的空氣和大幅減少的多樣性。更惡劣的是，人類文明要為很多獨特生命物種的永久滅絕負責。在地質年代，正常的或者說基本的物種消失速度是每4年1個物種。今天，最低估計是地質年代的4倍，人類造成物種滅絕的速度也許是數千倍。
10年前我領導了一項為地球上的所有生命編列目錄的開創性工程，因此碰巧對這種大毀滅略有瞭解。我們有歷史證據證明過去2000年大約有2000個物種滅絕，也就是每年一個，是自然速度的4倍。然而，其中絕大部分出現在過去的200年內，因此當前已知的年均滅絕速度驚人。由於我們已經鑒定了5%的地球物種，並且很多等待命名的物種與記錄在案的滅絕物種居住於正在消失的相同環境中，因此我們可以推測出將要滅絕物種的大致數量。估計的最大值為每年5萬種。事實上，我們不知道地球上到底有多少物種，也不清楚已鑒定的物種所佔比例是多大，甚至對最新的比例也一無所知，唯一能夠確定的是，我們正在以快於過去的速度毀滅物種，這足以稱得上犯罪。
然而技術元素本身不存在任何必然導致物種消失的力量。對於任何導致環境破壞的現有技術手段，我們可以設計替代方案加以制止。實際上，對於我們有能力創造的任意一項技術X，都存在（或者說可能存在）對應的更加環保的技術Y。我們總能找到方法增加能源，提高資源利用率，改進相似的生物進程，減輕生態系統的壓力。「我無法想像人類竟然做不到將技術的環保性提高幾個數量級，」保羅·霍肯說，他是環境安全技術的著名支持者，「可是在我看來，我們甚至還沒有跨入綠色技術的大門。」誠然，更加環保的改進技術也許會以未知的新方式危害環境，但這只是意味著還需要新的創新來彌補這個缺陷。所以我們在綠色技術上的創新潛力永遠不會衰竭。既然我們可以無限制地研究科技能夠達到的生物性程度，那麼這種可擴展的範圍向我們表明，科技本性是親生命的。從最基本的層面說，技術元素與生命有可能兼容，它需要的只是發揮出那樣的潛力。
未來學家保羅·薩夫指出，我們經常將確定的未來願景與近期前景等同起來。現實中，科技在我們的想像力和能力之間製造令人苦惱的不和諧。電影製片人喬治·盧卡斯對科技的永恆困境作了闡述，我無法想出比這更好的解釋。1997年，我拜訪盧卡斯，瞭解他在以往的《星球大戰》系列影片中發明的全新高科技拍攝方法。他顯示了綜合運用計算機、照相機、動畫製作和真人動作的必要性，通過這種方法創造連續的電影世界和有層次感的影像，幾乎就像在電影中作畫。在盧卡斯之後，其他動作片的先鋒導演吸收了他的理念，其中詹姆斯·卡梅隆在《阿凡達》中就用到了這種方法。在盧卡斯的年代，他顛覆性的新處理手段達到先進技術的最高點。然而，儘管他的創新技術具有未來色彩，很多評論家卻斷言，他後來的作品並沒有因此得到任何提高。我問他：「你認為科技正在讓世界變得更加美好還是更加糟糕？」盧卡斯回答：
如果觀察科學和一切已知事物的發展曲線，會發現它像火箭一樣拔地而起。我們在這架火箭上，沿著完美的垂直線衝入星空。可是人類的情商即便不是比智商更重要，至少也是同等重要。我們在情感上的無知和5000年前一樣，因此從情感上來說，我們的軌跡線完全是水平的。問題在於水平線和垂直線漸行漸遠，裂隙的擴大將會產生某種後果。
我認為我們低估了這條縫隙的張力。長期來看，這一點也許可以得到證明：技術元素對傳統自我的腐蝕造成的惡果大於它對自然界的腐蝕。蘭登·溫納認為生命力量具有某種保護性：「當人們全身心投入機器時，他們自己的生命力會大幅減弱。人類能量和個性的轉移掏空了他們的身心，儘管他們可能絕不會承認內心的空虛。」
轉移不一定是必然的，但的確發生了。當機器替代人類從事更多的工作時，人類自己往往會減少同類型的工作。我們不像過去那樣總是走路，而是讓汽車替代我們的雙腿。我們不再挖掘，而是使用挖土機。我們不再捕獵，不再採集食物，不再敲敲打打、縫縫補補。除非必要，我們不閱讀，不計算。我們正在讓谷歌代替我們記憶；只要清潔機器人價格足夠低廉，我們就急於將清潔工作易手。工程專業學生埃裡克·布倫德用了兩年時間像門諾教徒一樣生活，他說：「（機器）複製必不可少的人類能力，這也許只會導致兩個後果：削弱人類的能力或在智人和機器之間製造競爭。這兩種後果對於智人內部有自尊心的成員都是不體面的。」科技逐步瓦解人類的自尊，質疑我們在世界上的作用和我們的本性。
我們可能因此憤怒。技術元素是超越人類控制的全球性力量，似乎無邊無際。一些受到廣泛贊同的睿智見解認為，人類沒有掌握反作用力來阻止科技侵佔地球每一寸可觸及的土地並建造全球性超級都會——星球般大小的城市，就像艾薩克·阿西莫夫科幻故事中的川陀星或盧卡斯的《星球大戰》中的科洛桑星。務實的生態學家認為，還在全球性都會遠未建成時，技術元素的規模將超出地球自然系統的承受力，於是要麼停止發展，要麼崩潰。相信技術元素能夠無限提供代用品的富饒論者則認為沒有任何事物可以阻止文明的無止境發展，因此他們贊成建造全球都會。兩種前景都令人不安。
大約1萬年前，人類越過了這樣一個臨界點：我們改造自然界的能力超過了地球改造我們的能力。這個門檻就是技術元素的起點。當技術元素改造我們的能力超過我們改變技術元素的能力時，第二個臨界點出現了。有人稱之為奇點，但我認為這個名稱還不是很合適。蘭登·溫納聲稱：「作為整體現象的科技（也就是我所說的技術元素）讓人類的意識相形見絀，使人類難以理解他們將會操控的系統。借助這種超越人類控制但仍然按照自身內部結構良好運轉的趨勢，作為整體現象的科技構成了『第二自然』，超然於人類對其特定成分的慾望和預期之外。」
泰德·卡欽斯基是一名被判有罪的炸彈客，他用郵包炸彈襲擊了數十位高科技專業人士，造成3人死亡，但他說對了一件事：科技有其自身的發展規律。它有自我。技術元素並不像大多數人認為的那樣是一系列用於出售的無關聯人工製品和發明。以郵包炸彈客身份發表言論的卡欽斯基提出不同見解，他重複溫納的論點和我在本書中談論的諸多觀點，宣稱科技是動態的整體系統。它不只是硬件設備，確切地說，它類似於有機組織。技術元素並非缺乏活力，不是被動的，而是尋找並獲取資源擴展自身。它不只是人類行為的集合，事實上它高於人類行為和慾望。我認為卡欽斯基的這些言論是正確的。他在那份臭名昭著、毫無頭緒的35000字宣言中寫道：
（科技）系統的存在不是也不能為了滿足人類需求。相反，人類不得不調整自己的行為以滿足系統的要求。這與那些自認為可以引導科技系統的政治或社會觀念無關。造成這種惡果的責任在於科技，因為引導系統的不是觀念，而是科技自身的必然性。
我也認為技術元素的引導者是「科技必然性」。也就是說，在巨大的科技系統復合體的核心熔接的不僅是自助式要素——自我激活的技術和自我維持的系統，還有引導技術元素擺脫人類慾望的束縛、朝著特定方向發展的內在牽引力。卡欽斯基寫道：「現代科技是整體系統，它的所有要素相互獨立。你無法去除『壞』的部分，只保留『好』的部分。」
卡欽斯基觀察到的事實不能赦免他的謀殺罪行，或者使他的瘋狂仇恨合理化。卡欽斯基看到了科技的某些實質，這導致他濫用暴力。可是儘管心理失衡，犯下道德罪行，他仍然可以闡述自己的觀點，清晰程度令人吃驚。為了讓他的宣言得以發表，卡欽斯基寄出16個炸彈，殺死3人（還造成23人受傷）。他的絕望和卑劣罪行所隱藏的批判在其他盧德分子[2]當中獲得少數人的支持。這裡，卡欽斯基以一絲不苟的學術般的準確性發表他的主要宣言——「自由與科技進程互不相容」，因此必須終止科技進程。他的核心觀點很明確。卡欽斯基因為左派人士限制他的慷慨陳詞而懷有強烈的個人怨恨，所以特意使用如此明確的措辭。
我閱讀了幾乎所有與科技有關的哲學和理論著作，與很多思考這種力量本質的最睿智的人進行過交談。因此當我發現對技術元素最敏銳的分析出自一個有精神疾病的多重謀殺犯和恐怖分子時，感到十分沮喪。該拿他怎麼辦？幾個朋友和同事建議我在本書中不要提及郵包炸彈客。有些人對我不聽勸告深感不安。
有3個理由促使我詳細引用郵包炸彈客的宣言。首先，他對技術元素自主性的論述簡潔明瞭，常常讓我自歎不如。其次，在受到很多科技懷疑論者支持的觀點（被很多沒那麼激進的普通民眾共享的觀點）中，我沒有發現更好的例子。這種觀點認為世界上最大的問題不能歸因於個人發明，而應歸結為科技本身的整體自支持系統。最後，我認為傳播下面這一事實具有重要意義：認識到技術元素自發產生自主性的，不僅有我這樣的科技支持者，還有那些蔑視它的人。
郵包炸彈客對於技術元素自我強化的本質的論述是正確的。但我不同意卡欽斯基其他很多觀點，特別是他的結論。卡欽斯基被誤導了，因為他的邏輯與人倫道德背離，不過他具有數學家的稟賦，邏輯推導頗有見地。
就我的理解，炸彈客的觀點如下：
·個人自由受制於社會，在任何文明中都要追求秩序。
·科技讓社會變得越強大，個人自由就越少。
·科技破壞自然，這反過來又強化它的力量。
·因為持續破壞自然，技術元素最終將崩潰。
·同時，科技自我強化過程的防倒退棘輪比政治更有影響力。
·試圖運用技術馴化科技系統，只會加強技術元素的力量。
·因為無法馴化，所以必須毀滅科技文化，而不是改良。
·由於不能通過技術或政治摧毀技術元素，人類必須推動它走上自我崩潰的必然之路。
·因此我們應該在科技衰退過程中予以重擊，徹底摧毀，防止其東山再起。
簡而言之，卡欽斯基認為文明是我們問題的根源，而不是解決問題的良方。他不是第一個發表此類論斷的人。弗洛伊德早就大聲抱怨過文明機器，並且言辭更加激烈。其實，隨著工業化進程的加速，對工業社會的攻擊也在加速。富有傳奇色彩的生態保護主義者愛德華·艾比認為工業文明是毀滅地球和人類的「超級破壞力量」。艾比通過他的「活動扳手」策略——蓄意拆毀伐木設備以及其他類似機器，盡最大可能阻止這股破壞力量。艾比是「地球優先」運動的勇士，鼓舞了眾多同樣激進的追隨者。盧德分子理論家柯克帕特裡克·塞爾與艾比不同，他一面指責機器，一面住在曼哈頓的上等街區。他提出了一個精簡的觀點——「文明如惡疾」。（1995年，在我的鼓動下，塞爾拿出1000美元在《連線》雜誌上和我打賭，主題是2020年文明是否會崩潰。）最近，解散文明，回歸更加純潔、更加人道的原始狀態的呼聲越來越頻繁，與全球網絡和永遠在線技術迅速加強聯繫的過程同步。一批崇尚空談的革命者發行圖書、建設網站，鼓吹決戰時刻即將來臨。1999年，約翰·澤爾贊出版了一套當代文集，主題是《反抗文明》（Against Civilization）。2006年，德裡克·詹森發表了1500頁的專著，內容是如何以及為什麼要推翻科技文明，並附上選擇理想場所——例如輸電線、輸氣管道以及信息產業基礎設施——開始實際操作的建議。
卡欽斯基讀過早期工業社會的長篇悲慘故事，像其他很多自然主義者、登山愛好者和回歸大地者那樣產生了對文明的仇恨。他被迫與世隔絕。作為理想遠大的數學教授，卡欽斯基被社會強加的諸多規則和期望壓垮。他說：「規則和法律本質上具有壓迫性，即使『好』規則也會減少自由。」他不能融入專業分工的社會，辭去助理教授的職位，而他所受的教育和社會對他的訓練恰恰需要他承擔這樣的工作，這令他深感沮喪。他在那份宣言中表達了這種失落：
現代人被規則和法律捆住手腳……這些法規大多數不能取消，因為它們是工業社會運轉所必需的。當人們沒有充足的機會時……將產生厭倦感、道德敗壞、缺乏自尊、自卑心態、失敗情緒、抑鬱感、焦慮感、負罪感、挫折感、敵對心理、家庭暴力、貪婪的享樂主義、反常性行為、失眠、睡眠障礙、飲食紊亂等。（工業社會的規則）讓人類沒有生活的成就感，遭受侮辱，普遍遭受心理折磨。我們使用「自卑心態」這個短語，不僅指代最嚴格意義上的自卑感，而且包括一系列相關心理：缺乏自尊、無力感、抑鬱傾向、失落感、罪惡感和自我憎恨等。
卡欽斯基遭受這些侮辱，他怪罪於社會，逃離到山間，他認為在那裡可以享受更多的自由。在蒙大拿，他建起小屋，但沒有自來水和電力。他在這裡過著完全自給自足的生活，遠離社會規則和科技文明的觸角。（但正如梭羅在瓦爾登湖畔那樣，卡欽斯基前往鎮上補充生活用品。）然而，這種遠離科技的生活在1983年左右被打斷了。卡欽斯基把他喜歡遊玩的一塊綠洲稱為「自第三紀就存在的高原」，從他的小屋到綠洲要走兩天。對他來說，這個地方就像秘密的藏身處。按照後來卡欽斯基對《地球優先》（Earth First！）雜誌記者的描述，「它是那種溝壑縱橫的地形，不是一馬平川。當你站在邊緣上，會發現這些溝壑突然變成非常險峻的懸崖一般的山坡。那裡甚至還有一條瀑布」。小屋周圍的區域開始出現很多的徒步旅行者和獵人，因此1983年夏天卡欽斯基隱居到高原上的秘密地點。他在獄中告訴另外一位拜訪者：
我到達那裡，發現有人修了一條路直通綠洲中心。（他壓低聲音，停頓了一下，繼續講述。）你簡直無法想像我有多麼不安。從那時起我決定，與其努力掌握更多野外生存技能，不如想方設法報復科技系統。復仇。我不是第一次採用「活動扳手」策略，而在當時，那種想法已成為我優先考慮的事。
人們不難同情卡欽斯基作為離經叛道者的困境。你溫和地嘗試逃離科技文明的控制，隱居到最偏遠的地區，建立相對不那麼依賴高科技的生活方式。可是，文明/發展/工業技術這隻野獸尾隨而來，破壞你的天堂。難道無處可逃？機器無所不在！毫無憐憫之心！必須制止它！
自然，泰德·卡欽斯基不是唯一遭遇文明入侵的大自然熱愛者。所有美洲原住民部落都被先進的歐洲文明驅趕到偏遠地帶。他們不是在逃避科技本身（只要有機會，他們樂於使用最新式的槍），但結果一樣——遠離工業社會。
卡欽斯基認為有幾個理由導致人類不可能擺脫工業技術的棘輪效應[3]式控制：第一，只要使用技術元素的任何成分，就會受到系統的奴役；第二，科技不會自我「逆轉」，永遠不會釋放它所掌控的對象；第三，長期來看，在使用哪些技術的問題上，我們沒有選擇。他在宣言裡這樣寫道：
為了發揮作用，系統必須詳細規範人類行為。工作當中，人們必須遵照收到的指令完成工作，否則生產過程將陷入混亂。官僚機構必須按照嚴格的法規運轉。讓具有獨立決定權的個人聽從低水平的官僚主義者指揮將擾亂系統，不同官僚在決策方式上的差異會導致不公正的管理。的確，某些對自由的限制可以去除，可是普遍而言，大型機構制定的生活規則是工業——科技社會運轉所必需的。其結果是普通人產生了無能為力的感覺。
科技能成為這樣強大的社會力量，還有一個原因：在特定社會背景下，科技的前進方向只有一個，它絕對不能反轉。一旦人們引進科技創新，通常會對它形成依賴心理，除非出現更加先進的創新技術取而代之。不僅個人依賴新技術產品，而且整個系統也會產生依賴性，程度更甚。
一項新技術作為可供個人考慮的選項被引入社會時，不一定始終保持這種性質。很多情況下，新技術對社會的改變如此深刻，以至於人們最終發現自己不得不採用。
卡欽斯基對最後這一點深有感觸，在宣言的其他部分又重複了一遍。這是重要的批判。如果同意存在這樣的事實，即個人向「機器」投降，放棄自由和尊嚴，漸漸地除此以外別無選擇，那麼卡欽斯基的其他觀點在邏輯上就順理成章了：
可是我們認為，人類不會自願將權力移交給機器，機器也不會蓄意攫取權力。我們的看法是，人類輕易地改變自己的地位，依附於機器，因而沒有切實可行的選擇，只能全盤接受機器的解決方案。當社會及其面對的問題越來越複雜、機器越來越智能時，人們就會讓機器代替自己作決定，僅僅是因為機器的決定產生的結果比人類的決定更好。最終會達到這樣的階段：維持系統運轉的必要決策極其複雜，人類智力已不足以制定這樣的決策。到了那個階段，機器將成為有效的支配者。就連關閉機器這樣簡單的事情，人們也無法完成，因為依賴性已如此之強，關閉機器等於自殺……科技最終的地位近似於完全控制人類行為。
公開抗拒能否阻止科技控制人類行為這樣的情況發生？當然可以，前提是人們嘗試過突然引入這種控制。可是由於科技的控制地位來自長期連續的小規模進步，因此理性有效的公開抗拒根本不會出現。
我發現，要反駁最後這部分觀點並不容易。誠然，人類建造的世界越來越複雜，必然需要依賴機械（計算機）方法控制這種複雜性。我們已經在做了。自動駕駛儀在操作非常複雜的飛行器，計算機算法控制了非常複雜的通信網絡和電網。此外，雖然不知是福是禍，計算機的確控制著複雜的社會經濟。當然，隨著更多複雜基礎工程的開展（例如本地化移動通信網絡、基因工程、核電站和自動駕駛汽車），我們將進一步依靠機器操作和下達命令。對於這些設施，切斷開關不在考慮範圍之內。事實上，如果我們決定馬上關閉互聯網，實施起來將困難重重，在其他人希望保留它的情況下尤其如此。互聯網就有很多設計保證它永遠不會關閉。是的，永遠。
最後，如果科技勝利接管人類社會是卡欽斯基重點關注的大災難——剝奪人類的自由、主觀能動性和健康心智，剝奪環境的可持續性，如果這種困境在劫難逃，那麼系統必須被摧毀。不是改良，因為那只能使其擴展，而不是終結。他在宣言中說道：
破壞工業體系是革命者們唯一的目標，直到它徹底毀滅，才能停止。其他目標將分散對首要目標的關注和投入。更重要的是，如果革命者允許自己為破壞科技之外的目標奮鬥，他們會經不住誘惑而使用科技作為實現其他目標的工具。如果他們屈從於這樣的誘惑，正好落入科技的陷阱，因為現代科技是統一的、緊密聯繫的有機系統，所以為了保留某些技術，人們會發現自己不得不保留大多數技術，於是最後成為犧牲品的只是象徵性的少量技術。
只有將科技作為整體，與它的戰鬥才有希望取得勝利。但這將是革命，而不是改良……而現在工業體系是虛弱的，必須推翻它。如果我們妥協，讓它恢復健康，最終我們將完全失去自由。
因為這些原因，泰德·卡欽斯基遁世於山間，逃離文明的控制，後來又策劃破壞文明。他的計劃是自己製造工具（可以手工打造任何物件），同時避免使用科技（借助一個系統製造物件）。他的小屋結構非常巧妙，後來聯邦調查局探員將它與卡欽斯基的其他財產分離，記為一個完好無損的獨立單元——如同一塊塑料，並保存起來（現在被重新組合，放置在華盛頓特區的新聞博物館內）。他將住所建在遠離道路的地方，騎山地自行車進城，在小閣樓上把捕獵到的動物肉曬乾，晚上藉著黃色的煤油燈製作複雜的炸彈裝置。這些炸彈用於襲擊那些管理他所憎惡的文明的專業人士。儘管他的炸彈是致命的，但是未能有效地達到目標，因為無人知道這些攻擊的目的何在。他需要廣告牌宣揚為什麼要破壞文明，需要一份刊登在世界主流報紙和雜誌上的宣言。只要人們讀到這份宣言，少數人就會明白自己是怎樣被禁錮的，並加入他的事業。也許，其他人也會開始用炸彈襲擊文明社會的關鍵地點。於是，卡欽斯基想像中的自由俱樂部（他在宣言中的落款就是FC[4]，前面帶有表示複數的「我們」）將有更多的成員。
就在宣言發表之後，對文明社會的大量襲擊停止了（這份宣言倒是幫助政府抓捕了卡欽斯基）。偶爾，某個「地球優先」運動的成員會焚燒侵佔大自然領地的建築物，或者向推土機的油箱裡傾倒糖漿。在人們以另一種和平方式抗議七國集團首腦會議期間，一些反文明的無政府主義者（自稱為無政府原始主義者）打碎快餐店的臨街窗戶，損毀財產。但是，針對文明社會的大規模襲擊從未發生。
問題在於，卡欽斯基的大部分基本假設，也就是其論點的初始公理，是錯誤的。郵包炸彈客斷言科技剝奪人們的自由，可是世界上大多數人認為相反。因為認識到科技可以給予他們更多自由，所以這些人被科技所吸引。他們（即我們）以現實的態度判斷這一事實：是的，當人們採用新技術時，某些選擇的確被排除在外，但是其他很多選擇湧現出來，因此自由、選擇和機會的淨收益增加了。
以卡欽斯基本人為例。25年來他住在煙霧瀰漫的骯髒小屋裡，沒有電力、自來水和廁所，被自我強化的孤獨狀態束縛。他在地板上挖洞，供深夜小便之用。按照物資條件的標準，他現在棲身的科羅拉多監獄的牢房可算是四星級：地方更大，更整潔，更暖和，提供自來水、電和他從來不用的廁所，還有免費飲食和比過去好得多的圖書館。在蒙大拿的隱居處，只要天氣允許，他就會四處自由遊蕩。晚上，他可以從數量有限的選項中選擇事情來做。從個人角度說，他也許對這片有限天地感到滿意，可是所有選擇都是高度限制的，儘管他釋放了這些有限選擇蘊涵的自由——類似於「每天想什麼時候種土豆就什麼時候種」。卡欽斯基混淆了自主權和自由。他在有限的選擇中享受偉大的自由，但是他錯誤地相信這種狹隘自由要比增加選擇數量更好，儘管後一種情況中也許單個選擇的自主權會減少。選擇圈迅速擴大與只在有限選擇中增加自主權相比，前者包含的自由遠超後者。
我的住所或者本書任何讀者的住所唯一能與卡欽斯基的小屋進行比較的地方只有約束條件。我的工作需要經常使用機器，不過，科技允許我在家工作，因此大多數下午我會漫步山間，那裡有美洲獅和草原狼出沒。我可以今天聽一位數學家給我講述最新的數字理論，明天攜帶極少的生存工具，消失在死亡谷的荒野中。關於如何生活，我有大量的選擇。雖然數量不是無限的，有些選擇無法實現，但與泰德·卡欽斯基在陋屋中可獲得的選擇和自由相比，我的自由顯然要豐富得多。
這是數十億人從世界各地的山間小屋——與卡欽斯基的小屋非常相似——移居到城市的主要原因。住在老撾、喀麥隆或者玻利維亞的烏煙瘴氣的棚屋裡的聰明小孩會盡其所能爭取前往城市的任何機會，那裡有著豐富得多的自由和選擇——對移民來說尤為明顯。當他發現卡欽斯基認為回到他剛剛逃離的沉悶囚牢裡能夠享受更多自由時，會認為這簡直是一派胡言。
這些年輕人沒有因為某種科技魔咒的蠱惑而固執地相信文明是更美好的。山村生活給他們帶來的不是魔咒，而是貧窮。他們離開那裡時，清楚地知道自己放棄的是什麼。他們可以體會家庭的舒適和支持以及小鄉村中鄰里團結的珍貴價值，享受清新空氣，感受作為整體的自然界對心靈的撫慰。他們擔憂會遠離這些珍貴的事物，但不管怎樣還是離開了自己的陋屋，因為他們的天平最終偏向文明社會的自由。他們能夠（並且願意）返回山村，恢復活力。
我家沒有電視，當我們買車時，很多城市裡的朋友還沒買。避免接觸某些技術當然是有可能的。門諾教徒在這方面做得很好，還有很多人也是如此。可是，郵包炸彈客在這一點上言之有理：隨著時間流逝，開始時不具有強制性的選擇會越來越成為社會的必需品。首先，某些技術（例如污水處理、接種疫苗和交通信號燈）曾經是可選項，而現在被社會強制執行並得到改進。其次，還有其他系統性技術，例如汽車，也是自我強化的。轎車的成功推廣和它提供的便利從公共交通領域吸走財富，降低了公共交通的吸引力，激勵人們購買轎車。其他數千種技術受同樣的動力驅使：使用的人越多，就越具有必不可少的性質。生活中如果沒有這些必要技術，我們需要付出更多努力，或者至少用更加深思熟慮的技術作為替代。如果這種自我強化的技術網絡產生的選擇、機會和自由的總收益不能超過它造成的損失，那麼它就是一種絞索。
反文明主義者會爭辯說，我們接受更多技術，是因為系統本身對我們洗腦，除了說「還要更多」，我們別無選擇。我們只能抗拒幾種無關聯的技術，因此被囚禁在這個精心編織的人造謊言裡。
的確有可能，技術元素對所有人洗腦，只有少數頭腦清楚的無政府原始主義者願意摧毀物質生活。如果郵包炸彈客的文明替代方案更加清晰，我也傾向於贊同打破這個魔咒。可是，摧毀文明之後該怎麼辦？
我閱讀了反文明社會的崩潰論者撰寫的文獻，研究他們所設想的技術元素崩潰之後的道路。反文明夢想家用大量時間考慮如何推翻文明（與黑客結盟、潛入發電塔、炸毀大壩），可是對於用什麼取代文明卻思考不多。他們倒是對文明之前的世界是何模樣有自己的理解，按照他們的觀點，那個世界就像這樣（摘自《綠色無政府狀態啟蒙讀本》）：
文明形成之前，人們普遍享有大量閒暇時光、極高的性生活自主性和質量，可以與大自然進行無危害的接觸，看不到有組織的暴力活動，沒有媒體和正規機構，體格強健。
接著文明來了，地球的各種問題出現了（的確如此）：
文明是眾多問題的滋生地，舉幾個破壞性衍生物的例子：戰爭、女性的附屬地位、人口增長、苦力活、財富觀、根深蒂固的等級制度，以及幾乎所有已知疾病。
環保無政府主義者討論過關於重新找回靈魂、鑽木取火以及素食主義對獵人來說是否合適的話題，但是沒有任何關於各種小團體如何尋找新的生存模式或者他們是否嘗試過尋找這種模式的說明。我們打算「重歸自然」，可是重歸自然者羞於講述回歸自然的生活是什麼樣的。曾經與我交談過的富有創造力的環保無政府主義作家德裡克·詹森駁斥了文明缺乏替補選項的觀點，直截了當地告訴我：「我不提供候選項的原因是沒有必要。這些選擇已經存在了數千年或數萬年，並且一直存在。」當然，他指的是部落生活，但不是現代部落。他談到的部落沒有農業，沒有抗生素，只有木頭、毛皮和石器。
反文明主義者的真正困難在於可持續的有吸引力的文明替代物是無法想像的。我們不能描繪它，無法理解它怎樣成為我們願意前往的地方。不能想像這個由石器和毛皮構成的原始世界能夠發揮我們每個人的才智。因為難以想像，所以它絕不會存在，沒有任何事物是不用想像就可以創造的。
儘管無政府原始主義者想像不出有吸引力的、持久的文明替代物，但他們都同意某些做法有助於人與自然的和諧，例如吃低熱量食物，佔有很少的財物，只使用自製的物件，這會使我們的滿足感、幸福感和人生意義提升到1萬年來前所未有的新層次。
可是，如果這種快樂的貧窮如此具有吸引力，如此有益於人類靈魂，為什麼沒有一名反文明主義者像那樣生活？就我的研究和單獨拜訪他們的過程來看，所有無政府原始主義者都過著現代生活。他們生活在郵包炸彈客所謂的陷阱中，通過速度很快的台式計算機表達對機器的憤怒，甚至還喝咖啡。他們的日常生活與我只是略有不同。為了更好地支持遊牧式的漁獵採集生活，他們並沒有放棄文明社會的便利。
也許，有一個純粹主義者是例外：郵包炸彈客。卡欽斯基對自己信仰的追隨比其他批評家更進一步。初看之下，他的信仰似乎是可行的，可是再看之下，它墮落為同樣的結果：以文明的養分為生。郵包炸彈客的小屋堆滿了機器製造的商品：雪地靴、長靴、汗衫、食物、爆炸物、床墊、塑料壺和水桶等。他本來可以自己製造所有這些物品，但他沒有。工作了25年後，為什麼他不自己製造與科技系統無關的工具呢？照片顯示，他的小屋內部一片凌亂，就像從沃爾瑪購物歸來。他從野外搜尋到的食物極少。相反，他會定期騎車去鎮上，在那兒租車前往大城市，從超市補充食物和日常用品。他沒有意願在遠離文明的情況下生活。
我們知道，要摧毀文明，除了缺少有吸引力的候選項，還有最後一個問題，那就是自稱為「文明仇恨者」的人想像中的文明替代物今天甚至無法支撐小部分人的生活。換句話說，文明的崩潰將導致數十億人死亡。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那時最貧窮的農村居民將享受最好的生活，因為他們可以回歸漁獵採集生活，困難最小，而對於數十億城市居民來說，一旦食物耗盡，疾病肆虐，他們將在數月或數周內死去。無政府原始主義者對這種大災難前景相當樂觀，斷言崩潰加速到來可以拯救所有生命。
泰德·卡欽斯基的觀點似乎再次獨樹一幟，在被捕後的一次採訪中，他以非常清晰的思維闡述了對人類滅亡這一前景的思考：
對於那些意識到有必要廢除科技工業系統的人來說，如果是為了系統的崩潰而努力，實質上是在屠殺民眾。如果系統崩潰了，將會產生社會混亂和饑荒，不會再有任何供農業設備使用的零部件或燃料，也不會再有現代農業必需的殺蟲劑和肥料。因此人類將沒有足夠的糧食供應，這會產生什麼結果？就我的觀察而言，這樣的情景是任何激進分子都不敢正視的。
也許卡欽斯基個人「敢於正視」摧毀文明導致的邏輯上的結果：數十億人將因此死亡。他一定認為在這個過程發生之前再多殺幾個人無關緊要。畢竟，科技工業復合體奪走了他身上的人性，所以如果在消滅奴役數十億人的科技系統過程中不得不奪走幾十個人的生命，那也是值得的。因為數十億人都被科技掌控，失去靈魂，就像他本人一樣，所以這些倒霉蛋的死亡也是理所應當的。一旦文明毀滅，新一代人將獲得真正的自由。他們都會成為自由俱樂部的成員。
最大的問題是，如果卡欽斯基描繪的天堂——解決文明惡果的方案，或者這麼說，自主性技術元素自發形成的替代物，就是狹窄、煙霧瀰漫、污濁發臭的小木屋，那麼絕對沒有其他人願意住進去。它是幾十億人都會遠離的「天堂」。文明有它自己的問題，但是幾乎所有方面都要好於郵包炸彈客的陋屋。
郵包炸彈客認為科技是整體的自我維持的機器，在這一點上他是對的。他還準確地指出這個系統的自我本性會造成特定的危害。技術元素的某些方面不利於人類本身，因為它們抑制我們的個性。技術元素也包含傷害自身的力量，因為不再受自然和人類控制，它會以極快的速度突飛猛進，直至滅亡。最後，如果不重新給技術元素確定方向，它可能還會危害自然。
然而，面對科技存在缺陷這一事實，郵包炸彈客錯誤地決定將其摧毀。他的理由很多，但完全沒有考慮到文明機器提供給我們的實際自由比替代物更多。讓這部機器運轉要付出代價，我們剛剛開始認真思考這種代價，可是迄今為止不斷膨脹的技術元素帶給人類的收益絕對超過沒有任何機器的替代社會。
很多人不相信這一點，完全不相信。我從很多談話中推斷，本書讀者中有相當一部分會站在卡欽斯基一邊，拒絕接受這個結論。我認為科技的積極面略微超過消極面，這樣的觀點無法說服這些讀者。
相反，他們相信，膨脹的技術元素奪走了我們的人性，也偷走了孩子們的未來。因此，我在前面各章中概述的所謂科技收益一定是假象，是人類誘導自己沉迷於新事物的花招。
我不能否認他們談到的缺陷。我們擁有的「越多」，似乎越不滿足，頭腦越遲鈍，幸福感越低。他們恰當地指出，很多民意測驗和調查反映了這種不安心理。憤世嫉俗者相信，科技進步不過是延長我們的壽命，這樣我們又可以多出幾十年時間來發洩不滿。未來某個時刻，科學可以讓我們永生，因此我們將永遠不快樂。
我的問題是：如果科技這樣糟糕，為什麼我們還要把它牢牢抓在手心，甚至在泰德·卡欽斯基揭露它的真實本性之後仍是如此？為什麼真正英明忠誠的生態衛士不徹底遠離科技，就像郵包炸彈客嘗試的那樣？
有一種理論認為：技術元素不受約束的物質主義使我們的精神集中於物質，將更偉大的生命意義拋在一邊。為了找到某種生命意義，我們陷入盲目的狂躁中，瘋狂地、積極地、不停息地、癡迷地使用技術，去追尋似乎唯一存在的答案——創造更多技術。最終，我們需要越來越多的技術，而滿足感越來越低。「需求上升，滿足感下降」是毒癮的表現之一。根據這個邏輯，科技是一種毒癮。我們強迫症的病因不是電視機、互聯網或手機短信，而是技術元素這個整體。也許我們沉迷於新生事物通過多巴胺傳遞的快感。
這也許可以解釋為什麼連那些理性反科技人士也仍然在購買新產品。換句話說，我們知道它產生的危害有多大，甚至知道它對我們的奴役有多深（我們翻閱過郵包炸彈客的宣傳小冊），可是仍然積累了數量巨大的發明和物品（也許心懷愧疚），因為我們無法抑制慾望。在科技面前，我們無力抗拒。
如果這是事實，那麼它的治療方法會令人稍感不安。一切成癮性可以通過改變癮君子本人而不是他所沉迷的可惡快感來戒除。不論是實施十二步戒毒法還是藥物治療，解決問題的關鍵在於成癮者的意識。最終，他們的解脫之道不是改變電視機、互聯網、賭博機或酒精的性質，而是改變與致癮源的關係。那些成功戒癮者的方法是聚集力量對抗自身的軟弱。如果技術元素是一種癮，我們無法通過改變技術元素來戒癮。
這種解釋的另一種版本是：我們上癮了，但不自知。我們中了魔法，被燭光催眠。科技具有某種黑魔法，削弱我們的判斷力。按照這種解釋，媒體技術掩蓋了技術元素在烏托邦外衣下的真實色彩。它那誘人的新收益前景蒙蔽了我們的雙眼，使我們忽視了隱藏著的強大的邪惡力量。我們的行為受某種魔咒的驅使。
但是這個全球性的魔咒一定是得到全體認可的幻術，因為我們都想要同樣的新產品：最好的藥，最酷的汽車，最小的手機。它一定是最強大的魔咒，因為它影響了人類全體成員，無論我們的種族、年齡、地理位置和健康狀況存在什麼差異。這意味著本書的每位讀者都被施加了這種魔法。大學校園裡的時髦理論是，在這種咒語的迷惑下，我們被傳播科技的企業——也許還有這些企業的管理者——欺騙和引導。可是那樣意味著首席執行官們知曉這場騙局，或者不受其影響。但根據我的經驗，他們與其他人同病相憐。我和他們中的很多人交談過，相信我，他們沒有能力製造這樣的陰謀。
不那麼時髦的理論認為，科技按照自己的意願誘騙我們。它通過科技媒體給我們洗腦，讓我們接受科技整體上有益於人類的思想，從而忽視它的缺陷。作為相信技術元素有其自身發展規律的群體中的一員，我發現這個理論似是而非。我完全理解它的擬人色彩。在這樣的邏輯下，我們可以預期接受科技文化最少的人受騙程度最低，對這種顯而易見的危險最清楚。他們應該就像看見沒穿衣服的皇帝——或者說色厲內荏的皇帝——的孩子們。可事實上，那些沒有被媒體施加魔法的受壓迫者通常是最急於去舊迎新的人。他們看著技術元素這個巨人，對它說：給我一切，馬上。如果他們自認為是智者，就會說：只給我好東西，不要添加任何蹩腳貨。
另一方面，受科技影響最深的群體——駕駛普銳斯汽車、寫博客和微博的專家們，通常才是「看見」或者相信技術元素的魔咒存在的人。對我來說，這種顛倒現象不合情理。
那麼，還剩下一個理論：我們自願選擇科技，連同它的重大缺陷和顯而易見的危害性，是因為我們潛意識裡看重的是它的優點。我們在心裡對科技進行全面衡量，注意到其他人的沉迷，環境的破壞，自身生活的干擾，以及各種技術導致的個性模糊，然後把這些相加，與收益進行比較。我相信這不是完全理性的程序，我認為我們還互相交流對科技的感受，這些被視為與優點和缺點同等重要的衡量因素。不過我們以切實可行的方式進行風險收益分析。即使最原始的薩滿巫師在決定是否用野生動物皮交換砍刀時也要計算收益和損失。他目睹了別人獲得鋼刀的經過和結果。我們面對未知技術時也會如此，只是方法不盡相同。大多數時候，在我們用經驗的天平衡量完科技的優缺點之後，發現它帶來的收益要多於損失，但差距並不是很大。換句話說，我們自願選擇接受科技，同時承受代價。
不過作為非理性的人，有時我們作出的選擇可能不是最佳的，這有幾個原因。科技的代價不是顯而易見的，而對優點的預期通常被大肆宣傳。為了提高作出更優決定的可能性，我們需要——我很厭惡這麼說——更多技術。揭示科技的全部代價、減小宣傳造成的影響，方法在於創造更好的信息工具和過程。我們需要做到技術使用過程中實時的自我監控、無保留地交流問題、對測試結果的深度分析、持續的重複檢測、製造業供應鏈的精確記錄以及誠實報道諸如污染這樣的負面外部效應。科技可以幫助我們揭示科技的代價，有助於更好地選擇技術的使用方法。
具有悖論意味的是，更加出色地顯示科技缺陷的技術工具將改善科技的名聲。這些工具促使人們有意識地評估科技，使之合理化。借助合適的工具，我們可以把對科技的評估提升為科學。
最後，真實地敘述每一項特定技術產生的種種惡果可以讓我們知道，人類自願擁抱技術元素，不是沉迷於它，也不是中了魔咒。
[1] 《弗蘭肯斯坦》是英國詩人雪萊的妻子瑪麗‧雪萊在1818年創作的科幻小說，弗蘭肯斯坦是小說中那個瘋狂科學家的名字。——譯者注 [2] 工業革命初期爆發了破壞機器反對壓迫的「盧德運動」，後用盧德分子指代激烈反對技術進步論的人士。——譯者注 [3] 棘輪效應，經濟學概念，指的是人的消費習慣形成之後有不可逆性，即易於向上調整，難於向下調整。——譯者注 [4] 英文Freedom Club的簡寫。——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