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導讀
第二、三、四章，是本書的第一部分。凱文·凱利從三個層面解答同一個問題：「技術元素」是如何起源的？
借助於人類學家、考古學家發現的大量史料，凱文·凱利梳理了工具、語言伴隨人類進化的簡略歷史。這是探索「技術元素」起源的第一層。
對使用簡單器具狩獵、築巢和切割食物的猿人，甚至更多的靈長類動物來說，工具的使用其實並不稀奇。用生物學家賈裡德·戴蒙德的話說，5萬年以前的類人猿雖然能靈巧地使用工具，但「腦子裡缺根弦」，這根弦是動物和「現代智人」的分水嶺；接上這根弦的標誌，是「語言的發明」。
語言與工具（技術）的這種伴生關係，一直伴隨著人類漫長的進化歷程。從非洲、美洲、澳洲的原始部落大遷徙中，千挑萬選的植物種子、馴養的家禽、粗糙但越來越合手的工具，是文明演進的活化石。
但是，凱文·凱利的目光並沒有在此止步。
「科技馴化了我們」，這件事情更為重要。使用工具的人類祖先，他的牙齒、胃、毛髮、腳趾，都緩慢地發生著變異，這種進化，其實是「與技術同步進化」的過程。
在凱文·凱利看來，漫長的共同演化，使技術、工具遠遠不是冷冰冰的名詞。它是有靈性的、充滿活力的，它是「一種生機勃勃的精靈，要麼推動我們前進，要麼阻礙我們；它不是靜態事物，而是動態過程」。
技術並非外在於人，是建立對技術的「親近感」的重要內容。倘若將技術全然當做「身外之物」，或者「形而下者的器物」，那種割裂感才是真正要命的。
技術，是人的「第二肌膚」，一直是，將來也是。
為了預測科技的發展方向，我們需要瞭解它的起源。這並不容易。我們越深入追溯技術元素的發展史，它的起源就越顯得遙遠。因此，讓我們從人類自己的起源——史前某個時期開始，那時人們主要生活在非人造環境中。沒有科技，我們的生活是什麼樣的？
此類問題的關鍵在於科技先於人類出現。其他許多動物比人類早數百萬年使用工具。黑猩猩過去用細枝條製作狩獵工具（當然現在仍然如此）從土堆中取食白蟻，用石塊砸開堅果。白蟻自建巨大的土塔作為家園。螞蟻在花園裡放養蚜蟲，種植真菌。鳥類用細枝為自己編織巢穴。有些章魚會尋找貝殼，隨身攜帶，作為移動住宅。改造環境，使之為己所用，就像變為自身的一部分，這種策略作為生存技巧，至少有5億年的歷史。
250萬年前我們的祖先首先砸碎石塊做成刮削器，為自己添加利爪。到了大約25萬年前，他們發明用火燒煮食物——或者說使食物易於消化——的簡單技術。煮食相當於人造胃，這是一種人造器官，使人類的牙齒和顎肌變小，食物品種也更多。技術輔助型狩獵也同樣古老。考古學家發現過一個石槍頭插入一匹馬的脊椎，一根木矛嵌在10萬年前的馬鹿的骨架中。這種使用工具的模式在此後的歲月裡只是更加頻繁地出現而已。
所有技術，例如黑猩猩的釣白蟻竿和人類的魚竿，海狸的壩和人類的壩，鳴禽的吊籃和人類的吊籃，切葉蟻的花園和人類的花園，本質上都來自自然。我們往往會把製造技術與自然分開，甚至認為前者是反自然的，僅僅是因為它已經發展到可與自然始祖的影響和能力相匹敵。不過，就其起源和本質來說，工具就像我們的生命一樣具有自然屬性。人是動物——毋庸置疑，也是非動物——毋庸置疑。這種矛盾性質是我們身份的核心。同樣，技術是非自然的——從定義上說，也是屬於自然的——從更廣泛的定義上說。這種矛盾也是人類身份的核心。
工具和容量更大的腦明白無誤地宣告進化史上人類時代的開始。第一個簡單石器出現的考古時期，也就是製造該石器的類猿人（具備人的特徵的猿）的大腦開始向目前的大尺寸發育的時期。類猿人250萬年前降生到地球上，手裡拿著粗糙的、有缺口的石刮削器和石斧。大約100萬年前，這些智力發達、揮舞工具的類猿人穿越非洲，到南歐定居下來，在那裡進化成尼安德特人（腦容量增大）；後來又進入東亞，進化為直立人（也有更大的腦）。在接下來的時間裡，類猿人的三條支線全部都在進化，留在非洲的那支進化為現在我們看到的人類形式。這些原始人類成為完全的現代人的確切時間存在爭議，有人說是20萬年前，而無爭議的最晚時間為10萬年前。10萬年前，人類跨越了門檻，此時從外表上看，他們已與我們相差無幾。如果他們中的某一個打算與我們一起去海灘散步，我們不會注意到有什麼問題。另一方面，他們的工具和大多數行為與歐洲的尼安德特人和東亞的直立人難以區別。
此後的5萬年變化不大。非洲人的骨架結構這一時期保持不變，他們的工具也沒有多少改進。早期人類使用草草製成的帶有鋒利邊緣的大石塊切割、戳刺、鑿孔和叉魚。但這些手持工具沒有專門化，不隨地域和時間變動。在這個時期（被稱為中石器時代）的任何地方或任何時間，某個類猿人撿到一塊這樣的工具，它都會和數萬英里之外或者相差數萬年的同類工具——不論其製造者是尼安德特人、直立人還是智人——相似。類猿人就是缺乏創新。正如生物學家賈裡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評價的那樣：「儘管他們的大腦不小，但少根弦。」
接下來，大約5萬年前，缺的那根弦被安上了。雖然早期非洲人類的軀體沒有變化，但是基因和思維發生了巨變。類猿人第一次滿腦子主意和創新意識。這些新生的充滿活力的現代人，或者說現代智人（我用這個稱謂來區分他們和更早的智人），離開祖先在東非的家園，進入新地區。他們在草原上分道揚鑣。就在1萬年前農耕文明的歷史即將拉開帷幕時，他們的人數出現了相對短暫的爆發式增長，從非洲的數萬人猛增至全世界的約800萬。
現代智人在全球遷移並在各大洲（除了南極洲）定居的速度令人吃驚。他們用5000年的時間征服歐洲，又經歷15000年到達亞洲邊緣。現代智人的部落從歐亞大陸經大陸橋進入現在所稱的阿拉斯加後，只耗時數千年就佔據了整個新世界。現代智人以執著的精神進行擴張，此後的38000年裡他們的征服速度達到每年1英里（2公里）。他們不斷前進，直到能抵達的最遠處才停下腳步，這個地方就是南極洲的最北端陸地。智人完成在非洲的「大躍進」後，歷經不到1500代，成為地球史上分佈最廣泛的物種，居住地遍及這個星球的所有生物帶和每一條河的流域。現代智人是前所未有的最具侵略性的外來生物。
今天，現代智人分佈的廣度超過了已知的任何大型物種，沒有其他任何可見物種佔據的地理和生物生態位比智人多。現代智人的佔領總是迅速的。賈裡德·戴蒙德評論道，「毛利人的祖先抵達新西蘭後」，只攜帶少量工具，「顯然在不到1個世紀的時間內就找到全部有價值的石料來源，又用了幾個世紀就將棲息於世界上某些最崎嶇地帶的新西蘭恐鳥屠戮殆盡」。這種在數千年的持續穩定後突如其來的全球擴張只有一個原因：技術革新。
當現代智人的擴張剛剛起步時，他們將動物的角和長牙改造為矛和刀，巧妙地以動物之利器還治其身。5萬年前擴張序幕開啟的那段時光，他們製作小雕像和最早的首飾，繪製最早的畫，將貝殼製成項鏈。儘管人類用火的歷史很長，但最早的爐床和避火設施大約是在這個時期發明的。稀有貝殼、燧石和打火石的交易出現了。幾乎同一時間現代智人發明了漁鉤和漁網，以及將獸皮縫製成衣物的針。獸皮精心剪裁後的餘下部分被扔進墳墓。從那時起，一些陶器上開始出現編織的網和寬鬆織物的印記。同一時期現代智人還發明了狩獵陷阱。他們的垃圾中有大量的小型毛皮動物的骨骼，但沒有腳；現代使用陷阱的捕獵者仍然按這種方式剝掉小動物的皮，將腳部與皮留在一起。藝術家們在牆上描繪身著皮大衣、用箭和矛獵殺動物的人。重要的是，與尼安德特人和直立人的簡陋發明不同，各地的此類工具在細節上體現出不同的風格和技術。現代智人已經開始創新。
現代智人製作保暖衣物的思維能力打開了通向北極地區的大門，釣魚器械的發明使人類有能力開拓世界上的海岸和河流，特別是熱帶地區，那裡缺乏大型動物。現代智人的創新讓他們能夠在很多新氣候帶繁衍壯大，而寒帶地區及其獨一無二的生態系統尤其有助於創新。對於歷史上的采獵部落，家園的緯度越高，需要（或者已經發明）的「技術單元」就越複雜。與在河中捕捉鮭魚相比，在北極氣候條件下捕獵海洋哺乳動物使用的工具明顯先進得多。現代智人迅速改進工具的能力使他們得以很快適應新生態圈，其速度遠遠高於基因進化曾經達到的速度。
在迅猛佔領全球的過程中，現代智人取代了其他幾個同時居住於地球的類猿人種（存在不同血緣通婚的情況），包括遠親尼安德特人。尼安德特人的規模很小，人數通常只有18000。尼安德特人作為唯一的類猿人統治歐洲數十萬年後，攜帶工具的現代智人來到這裡，此後前者又延續了不到100代便消失了。這是歷史的一瞬間。誠如人類學家理查德·克萊因（Richard Klein）指出的那樣，從地質學角度看，這個取代過程幾乎轉瞬即逝。考古記錄上幾乎不存在過渡期。按照克萊因的說法：「尼安德特人今天在這，第二天克魯馬努人（現代智人）就來了。」現代智人的遺跡層總是在頂部，從未出現在底部。現代智人甚至不一定對尼安德特人進行了屠殺。人口統計學家計算過，繁殖率只要有4%的差距（考慮到現代智人可以捕獲更多種類的動物，這是個合理的期望值）就可以在數千年內讓生育率更低的一方退出歷史。這種數千年內滅絕的速度在自然進化史上沒有先例。令人遺憾的是，這僅僅是一系列由人類造成的短期內物種滅絕中的第一次。
尼安德特人本應像21世紀的我們一樣覺察到發生了前所未有的大事件——一股新的生物學和地理學意義上的力量崛起了。若干科學家（包括理查德·克萊因、伊恩·塔特索爾和威廉·卡爾文，以及其他許多人）認為這個發生於5萬年前的「事件」就是語言的發明。在此之前，類猿人一直是智慧物種。他們可以製作粗糙的工具（雖然是無計劃的），使用火，也許就如同極其聰明的黑猩猩。非洲類猿人大腦尺寸和身高的增長已達到平衡，但腦的進化還在繼續。「5萬年前發生的，」克萊因說，「是人類社會運轉系統的一次變革。也許某處的變異影響了大腦神經元的連接方式，導致語言的形成，按照今天人們對語言的理解，就是出現了快速生成的有聲語言。」與尼安德特人和直立人擁有更大容量的腦不同，現代智人發育出神經元重新組合的腦。語言改變了尼安德特人式的思維，使現代智人首次能夠帶著目的、經過思考後進行發明。哲學家丹尼爾·丹尼特（Daniel Dennett）用簡練的語言讚美道：「在思維的進化歷程中，語言的發明是所有步驟中最令人振奮、最重要的。當智人從這項發明中受益時，人類進入一個跳躍式發展階段，將地球上的其他物種遠遠甩在身後。」語言的創造是人類的第一個拐點，改變了一切。有了語言的生活對那些沒有語言的人來說是不可想像的。
語言使交流與合作成為可能，加速了學習和創造過程。如果某人有了新構想，在其他人瞭解之前，向他們進行闡述，與之溝通，新構想就能快速傳播。不過，語言的主要優點不在於交流，而在於自動產生。語言是技巧，讓思維能夠自我質疑；是魔鏡，告訴大腦自己在想什麼；是控制桿，將思想轉化為工具。語言掌握了自我意識和自我對照的捉摸不定的無目標運動，從而能夠駕馭思維，使之成為新思想的源泉。沒有語言的理性架構，我們無法獲知自己的精神活動，自然就不能思考我們的行為方式。如果大腦無法表詞達意，我們就不能有意識地創造，只能偶有收穫。無法用言語表達的思想零碎孤立，直到我們用可以自我交流的系統工具馴服思維，這種狀況才得以改變。我們的思維需要馴化，我們的才智需要表達工具。
一些科學家相信，事實上是科技激發了語言。向運動中的動物投擲武器——石塊或木棍，用足夠的力量擊中並殺死目標，這需要類猿人的大腦進行仔細的計算。每一次投擲都要求神經中樞大量連續的精確指導，這一過程只在剎那間完成。但是，與計算如何抓取空中的樹枝不同，大腦必須在同一時間計算這一擲的若干選項：動物加速還是減速，朝高處還是低處瞄準。接著大腦必須描繪出結果，以便在實際投擲之前判斷出最佳可能性——完成所有這些思考的時間不到一秒。諸如神經生物學家威廉·卡爾文這樣的科學家相信，一旦大腦提高想像多幅投擲場景的能力，它就將真正的投擲過程轉變為一系列快速閃過的念頭。大腦用投擲語言替代投擲木棍。因此，技術被賦予的新用途就是創造原始但有益的語言。
語言難以捉摸的才能為現代智人部落的擴張開闢了很多新地域。與遠親尼安德特人不同，現代智人能夠快速調整工具用以狩獵、設置陷阱捕捉更多種類的大型動物以及收集並處理更多類型的植物。有證據表明尼安德特人局限於幾種食物來源。對他們骨骼的檢測顯示，他們缺乏魚身上具有的脂肪酸，而且日常飲食主要是肉類，但肉的種類不多，有一半的飲食是毛茸茸的猛犸象和馴鹿。尼安德特人的消亡可能與這些巨型動物的滅亡有關。
現代智人作為興趣廣泛的采獵者而發展壯大。人類子孫數十萬年綿延不絕，證明只要幾種工具就足以獲取足夠的營養繁衍後代。現在我們得以來到世間，是因為采獵在過去的歲月中發揮了作用。關於歷史上采獵者的飲食的分析顯示，他們能夠攝取足夠的能量，符合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針對他們的體型推薦的標準。例如，人類學家發現歷史上的多比人（Dobe）平均每天採集含有2140卡路里熱量的食物，魚溪部落（Fish Creek）為2130卡，亨普爾灣部落（Hemple Bay）為2160卡。他們的菜單上有不同的植物塊莖、蔬菜、水果和肉類。根據對垃圾中骨頭和花粉的分析，早期現代智人的確如此。
哲學家托馬斯·霍布斯斷言，野人——在這裡他指的是作為采獵者的現代智人——的生活「危險、粗俗，且短暫」。其實，儘管早期采獵者壽命的確很短，生活經常受到戰爭的威脅，但並不粗俗。他們不僅憑借僅有的十幾種原始工具獲得足夠的食物、衣服和居所，得以在各種環境中生存，而且在使用過程中，這些工具和技術還為他們提供娛樂。人類學研究證實現代采獵者不是一整天都在打獵和採集食物。一位名叫馬歇爾·薩林斯的研究人員總結道：采獵者每天在必需的日常食物獲取上花費的時間只有3～4個小時，其中包括他所謂的「銀行家時間」[1]。不過他的這一驚人結論的證據是有爭議的。
根據範圍更廣的數據，關於現代采獵部落收集食物所耗費時間的更加現實並且爭議更小的平均數是每天大約6小時。這個平均數掩蓋了日常行為的大幅變動。1～2小時的小憩或者一整天用於睡覺並不少見。外部觀察者幾乎普遍注意到覓食者工作的非連貫性。採集者也許連續數天非常努力地尋找食物，然後在這一周餘下的時間裡就靠這些食物生活。人類學家把這種循環稱為「舊石器時代節奏」——工作一兩天，休息一兩天。一位熟悉雅馬納（Yamana）部落——也可能幾乎所有狩獵部落都是如此——的研究者寫道：「他們的勞動事實上更多的是一時興起，依靠偶爾的努力，他們能夠積累相當多的食物，維持一段時間。然而，之後他們表現出想要無限期休息的慾望，在此期間，身心完全放鬆，不會顯得很疲勞。」舊石器時代節奏實際上反映出「食肉動物節奏」，因為動物世界的偉大狩獵者——獅子和其他大型貓科動物——表現出同樣的行為方式：短暫的爆發式捕獵，直至筋疲力盡，接下來的日子休養生息。狩獵者，與字面定義不同，幾乎很少外出狩獵，捕獲獵物的成功次數不是那麼多。以每小時獲取的熱量計算，原始部落的狩獵效率只有採集效率的一半。因此幾乎所有的覓食文化中，肉食都用於款待客人。
季節變化也有影響。對食物採集者來說，每個生態系統都會產生「饑荒季」。在寒冷的高緯度地區，深冬到初春時的饑荒季更加嚴重。其實，即使在熱帶地區，各個季節中獲取最喜愛食物、水果輔食和至關重要的大型動物的難度也有差異。此外，還有氣候變化因素：延長的乾旱、洪災或風暴期可能打斷每年的食物獲取模式。這些以日、季和年計的大干擾意味著，很多時候采獵者吃得肚皮鼓鼓，另一方面，很多時期——而且的確如此——他們會忍饑挨餓、營養不足。這段營養不足的時間對幼兒是致命的，對成人來說則是可怕的。
所有這些熱量的變化導致舊石器時代節奏在任何時間段都有可能出現。重要的是，這種爆發性「工作」情非所願。當你主要依靠自然系統提供食物時，工作越多，收穫不一定越多。兩倍的工作量不一定能產生兩倍的食物。無花果不能催熟，成熟時間也不能精確預測。同樣，大型動物獸群的到來也不能預知。如果沒有儲備餘糧或合理耕種，就必須從糞便中取食。為了保證食物供給，采獵者必須馬不停蹄離開廢棄的食物源，尋找新來源。可是如果永不停息地奔波，餘糧及其儲運工具就會減慢你的速度。在很多現代采獵部落中，不受財物拖累被認為是一種好習慣，甚至可以帶來聲望。你行囊空空。聰明的替代策略是，需要什麼東西時再去製作或者搜尋。「能幹的獵人會囤積獵物，他的成功是以損害自己的名望為代價的。」馬歇爾·薩林斯說道。此外，生產餘糧的成員必須與大家分享多餘的食物，這降低了他們生產餘糧的意願。因此，對採集部落而言，儲備食物是損害自身社會地位的行為。真實的情況是野外遷徙時必須忍受飢餓。如果乾旱期減少了西米的產量，再怎麼延長勞動時間也不會增加食物的產出。因此，採集部落在吃飯問題上採取非常有說服力的計劃安排。發現食物時，所有人都很努力地勞動。找不到食物也不用發愁：他們會餓著肚子圍坐閒聊。這個非常合理的方法經常被誤解為部落的懶惰，事實上，如果靠天吃飯，這是個合乎邏輯的策略。
我們這些現代文明社會的上班族看到這種輕鬆的工作方式可能會心生嫉妒。每天3～6個小時，遠遠少於發達國家中大多數成年人的工作時間。而且，當被問及對現狀的感受時，多數被現代文明同化的采獵者對目前的物質生活很滿足。一個部落很少擁有一件以上的人工製品，例如只有一把斧頭，原因是：「一件東西難道不夠嗎？」某些情況下，需要時才使用這件物品，更多的情形是，等到需要某種製品時再做一件。一旦該物品被使用了，通常的結局是被丟棄，而不是保存。這樣就不需要攜帶或留意多餘物件。向部落居民贈送毛毯或刀具之類禮物的西方人常常鬱悶地看到一天後這些禮物就被棄若敝屣。部落居民的生活方式非常奇特，表現出最大限度的一次性文化。最好的工具、人工製品和技術都是用後即棄。甚至人工修建的精巧住所也被視為臨時性的。部落或家族在遷徙途中可能搭建一個休息場所（例如竹屋或小冰屋），只用一晚，第二天一早就丟棄了。多戶人家居住的大宅也許會在數年後遺棄，而不是保留。耕地有著相同的遭遇，收割後就會被放棄。
馬歇爾·薩林斯觀察到這種無憂無慮的自給自足和知足常樂，宣稱采獵部落是「原始的小康社會」。其實，由於部落居民大多數日子裡能獲取充足的熱量，並且他們的文化並不一味追求更多，因此更合理的結論也許是采獵部落「物資充足但不富足」。根據大量與原住民相關的歷史記載，我們知道他們經常——如果不是定期的話——抱怨吃不飽。著名人類學家科林·特恩布爾（Colin Turnbull）記錄道，雖然姆布蒂（Mbuti）人時常歌頌森林之神，但也經常抱怨飢餓。采獵者的訴苦通常與每頓飯都要吃的糖類主食——例如mongongo[2]果仁——的單一有關。當他們談到食物短缺或者飢餓時，指的是缺少肉食，脂肪攝取量不足，以及對飢餓期的厭惡。他們為數不多的科技在大部分時間裡為他們帶來足夠但不豐富的食物。
平均水平達到充足與達到富足之間的細微差別對健康有重要影響。當人類學家評估現代采獵部落婦女總生育率（生育年齡中嬰兒安全出生的總數）時，發現這個數字相對較低，總計大約為5～6個嬰兒——與之相比，農耕社會為6～8個。有幾個因素降低了生育率。也許是因為營養不均衡，導致部落女孩青春期推遲至16～17歲（現代社會女性13歲開始）。推遲的女性月經初潮以及較短的壽命延誤並縮短了生育的時間窗口。在部落中，母乳餵養通常持續時間更久，延長了兩次生育之間的間歇期。大多數部落給嬰兒餵奶，到2歲或3歲時停止，還有一些部落母乳餵養的時間長達6年。此外，許多女性骨瘦如柴，又極為活潑，就像西方同類型女運動員一樣，月經期經常無規律，或者完全沒有月經。有理論認為，女性需要維持「臨界肥胖度」以產生卵子，很多部落婦女因為飲食量變動而缺乏這種肥胖度，至少部分年份是這樣。當然，任何地方的人都可能有意識地禁慾，為已出生的孩子留出生存空間，部落居民有理由這麼做。
兒童死亡率在采獵部落中非常高。一項針對不同大陸的25個部落歷史時期的研究表明，平均25%的幼兒在1歲前死亡，37%在15歲前死亡。人們發現，在一個傳統的采獵部落，兒童死亡率為60%。大多數歷史上的部落人口增長率幾近於零。羅伯特·凱利在他的采獵部落研究報告中稱，這種停滯是明顯的，因為「當過去的遷徙者定居下來時，人口增長率上升了」。所有條件都同等的情況下，農作物的穩定性養育了更多人。
許多小孩幼年夭折，另一方面，壽命較長的采獵部落居民也沒有好到哪裡去。生活很艱難。根據對骨骼壓痕和切口的分析，一位人類學家認為尼安德特人身體的傷口分佈與在專業競技人員身上發現的相似——大量頭部、軀幹和手臂創傷，就像與憤怒的大型動物近距離遭遇時所受的傷一樣。目前還未發現活過40歲的早期類猿人的殘留物。因為極高的兒童死亡率拉低了平均預期壽命，如果年齡最大者只有40歲，那麼壽命中間值幾乎可以肯定小於20。
一個典型的采獵部落只有很少的兒童，沒有老人。這樣的人口結構也許能解釋訪問者與保持歷史原樣的采獵部落接觸時共有的印象。他們評論道：「每個人看上去都極為健康強壯。」部分是因為絕大多數人都處於壯年期，年齡在15～35歲之間。如果我們參觀城裡有著同樣年輕人口結構的新潮社區，也許會有同樣的反應。部落的生活方式適合年輕人，屬於年輕人。
部落居民壽命不長的一個主要後果是祖父母輩的缺失。考慮到女性17歲左右就開始生育，30多歲死亡，普遍的現象是孩子們成長為青少年時就會失去父母。壽命短對個人來說非常糟糕，對群體也是極其有害的。沒有祖父母，久而久之，傳授工具使用知識變得十分困難。祖父母是文化的中轉站，沒有他們，文化就會是一潭死水。
想像一下這樣的社會，不僅缺少祖父母，而且沒有語言，例如現代智人之前的人類社會。知識怎麼能代代相傳？你的父母在你成年之前便去世了，他們傳授給你的知識不可能超越你未成年時所能學到的。除了最親密的同齡人，你不會向其他任何人學習。創新和文化知識不會得到傳承。
語言讓思想融合交流，從而打破這個惡性循環。創新得以孵化，通過兒童實現代代相傳。現代智人製造出更出色的捕獵器械（例如投槍，使得體重輕的人類能夠在安全距離之外殺死危險的大型動物）、釣魚工具（帶刺的魚鉤和漁網）和烹煮方法（用高溫石頭不僅可以燒肉，而且能從野生植物中獲取更多熱量）。從開始使用語言算起，他們獲得所有這些技術，只用了100代人的時間。更好的工具意味著更好的營養，這有助於進化速度的提高。
營養改善的主要長期後果是壽命的穩定增長。人類學家雷切爾·卡斯帕裡（Rachel Caspari）研究了768名類猿人的牙齒化石，這些類猿人生活於亞歐非三大洲，時間從500萬年前到「大躍進」為止。她斷定「現代人壽命的猛增」大約始於5萬年前。不斷延長的壽命導致隔代教養的出現，產生所謂的祖母效應：這是一個良性循環，通過祖父母的言傳身教，越來越多的有效創新得以應用，可以進一步延長壽命，使人們有更多時間發明新工具，從而增加人口。不僅如此，壽命延長「提供選擇優勢，促進人口增長」，因為人口更密集提高了創新的速度和影響，這對增加的人口是有益的。卡斯帕裡認為，引發現代行為創新最基本的生物因素是成人生存能力的增強。壽命增長是人們獲得科技後最明顯也是最重要的結果，這並非巧合。
15000年前，世界正在變暖，全球冰蓋消融，現代智人的隊伍不斷擴張，所使用的工具也越來越多。他們使用40種工具，包括砧板、陶器以及合成器械，也就是用多塊材料——例如許多小燧石片和一個手柄——拼湊而成的矛和刀。儘管仍然主要靠漁獵採集為生，現代智人偶爾也會嘗試定居生活，返回故土看管最喜愛的食物產地，針對不同生態系統製作專用工具。我們從這一時期位於北半球高緯度地區的埋葬地得知，衣服也從通用型（一件簡單的上衣）發展為細分型，例如帽子、襯衣、外套、褲子和鹿皮鞋。自此以後人類工具越來越專業化。
在適應不同的河流流域和生態群落後，現代智人部落的種類急劇增加。他們的新工具反映出家園的特性：河岸居民有很多漁網，草原獵人有多種槍頭，森林居民會設置多類陷阱。他們的語言和外表不斷分化。
不過，他們也有許多相同特徵。大部分采獵者各自組成平均人數為25人的家族式團體，成員都有血緣關係。在季節性節日或宿營地，小團體會集合成數百人的較大部落。這種部落的功能之一是通過通婚傳播基因。幾乎沒有人口擴散。在寒冷地區，部落的平均人口密度低於每平方公里0.01人。大部落中的200～300個成員，也許是他們一生中遇到的所有人。也許會認識部落以外的人，因為可能要跋涉300公里去進行實物交易，或者說物物交換。有些用於交易的物品是身上的裝飾品和項鏈，如內陸居民需要的海貝和漁民需要的禽類的羽毛。偶爾，臉部彩繪所用的顏料會被拿來交換，但它們也可用於壁畫或雕刻木像。隨身攜帶的幾件工具應該是骨鑽、石錐、針、骨刀、掛在矛上的骨制魚鉤、一些刮削石器，也許還有幾把石刀。一些刀片要用籐條或獸皮製成的繩索綁在骨頭或木柄上。當人們圍著火堆蹲下時，有人會敲鼓，或者吹骨哨。人死後，會有為數不多的財物作為陪葬品。
但是，不要以為人類社會的這種進步有如田園牧歌。在走出非洲踏上偉大征程的2萬年裡，現代智人是造成90%當時存在的巨型動物滅絕的幫兇。他們使用弓箭、矛和誘逼等創新方式殺光乳齒象、猛犸象、新西蘭恐鳥、長毛犀牛和巨駱駝——幾乎所有四條腿的蛋白質豐富的大型動物。到距今1萬年前時，地球上超過80%的大型哺乳動物完全消失。由於未知原因，北美有4個物種逃脫了這場厄運：美洲野牛、駝鹿、麋鹿和北美馴鹿。
部落之間的暴力爭鬥也很盛行。部落內部成員的和睦與合作法則發揮了很好的作用——經常讓現代人羨慕不已，但對部落外的人不適用。部落為了爭奪某些資源而訴諸武力，在澳大利亞是爭奪水潭，在美國是狩獵區和野生稻田，在太平洋西北部則是河流和沿海的灘岸地帶。沒有仲裁系統或者公正的領導者，因偷竊物品、女人或財富象徵（例如在新幾內亞，豬就是這樣的象徵）而導致的小範圍衝突可能激化為幾代人的戰爭。采獵部落間因戰爭造成的死亡率是晚期農耕社會的5倍。（每年死於「文明」戰爭的人占總人口的0.1%，與之相比，部落戰爭為0.5%。）實際的戰爭死亡率因部落和地區不同而有差異，因為與現代世界一樣，一個參戰部落可能會破壞很多人的和平生活。總而言之，部落流動性越大，就越傾向愛好和平，因為他們完全可以逃離衝突。而一旦戰爭真正爆發，就會是慘烈致命的。當原始部落的戰士數量與文明社會的軍隊大致相當時，前者通常會擊敗後者。凱爾特部落打退羅馬人，柏柏爾人重創法國人，祖魯人戰勝英國人，美國軍隊用了50年時間才擊敗阿帕奇部落。勞倫斯·基利（Lawrence Keeley）在關於古代戰爭的研究著作《文明之前的戰爭》（War Before Civilization）中寫道：「民族史學者和考古學家發現的事實清楚地表明，原始的史前戰爭和歷史上文明社會的戰爭一樣恐怖，令人印象深刻。實際上，由於原始社會的戰爭更加頻繁，過程更加殘酷，其致命程度遠遠高於文明國家之間的戰爭……文明社會的戰爭是格式化的，注重規則，危險性相對較低。」
5萬年前語言革命還未發生時，世界缺少有重大意義的科技。此後的4萬年，每個人天生就是漁獵採集者。據估計，在此期間有10億人探究過攜帶少量工具可以走多遠。這個沒有多少科技的世界提供「足夠的」物資。人們可以享受清閒時光和令人滿意的工作，而且感到快樂。除了石器，再沒有別的科技，人們可以近距離感受大自然的節奏和風格。大自然掌控你的肚子和生活。它是如此巨大，如此豐富多彩，如此親近，極少有人可與之分隔。與自然界和諧相處令人感覺神聖。然而，由於缺乏科技，兒童死亡的悲劇不斷重演。意外事故、戰爭和疾病意味著平均壽命遠遠低於原本應有的一半——也許只有人類基因支持的自然壽命的四分之一。飢餓隨時襲來。
但是最明顯的是，沒有重大科技，所謂的悠閒時光不過是重複傳統生活方式。新事物絕無可能出現。在你的狹小天地裡，一切由你做主。但生活的方向只能按照祖先的足跡亦步亦趨，周邊環境的循環變化決定了你的生活。
事實證明，儘管大自然廣闊無垠，它還沒有慷慨到讓一切皆有可能的程度。思維可以做到這一點，可它的潛能還沒有充分開發。一個沒有科技的世界足以維持人類的生存，但也僅此而已。只有當思維被語言解放、被技術元素激活，超越5萬年前自然界的束縛，更加廣闊的天地才會敞開大門。實現這種超越是要付出代價的，但我們從中收穫的是文明和進步。
我們和走出非洲的人類還有差異，我們的基因與我們的發明共同進化。事實上，過去的1萬年，我們的基因進化速度比此前600萬年的平均速度快100倍。不必對此感到驚訝。我們把狼馴化為狗（包括所有種類的狗），並養牛、種植穀物等，這些動植物的祖先已不可考證；同時我們也被馴化了，自我馴化。我們的牙齒不斷縮小（這要歸功於烹煮），肌肉變得纖細，體毛漸漸褪去。科技馴化了我們。如同快速改造工具一樣，我們也在快速改造自己。我們與科技同步進化，因此深深依賴於它。如果地球上所有科技——所有最新的刀和矛——都消失，人類的存在不會超過幾個月。現在我們與科技共生。
我們迅速並且深刻地改變自己，同時也改變了世界。我們從非洲崛起，佔領了這個星球上每一塊適合居住的流域，從那一刻起，我們的發明開始改變我們的家園。現代智人的狩獵工具和技巧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憑借這些技術，他們可以殺光大型的食草動物（猛犸象、巨型麋鹿等），這些動物的滅絕永遠地改變了整個草原生物群落的生態狀況。一旦占統治地位的食草動物絕種，整個生態系統都會受到影響，有利於新的食肉動物和植物物種以及它們的所有競爭者和同盟軍的興盛，這些動植物構成了變動後的生態圈。就這樣，少數類猿人氏族改變了數以千計的其他物種的命運。當現代智人學會控制火時，自然界受到這種強大科技的進一步大規模改造。如此微不足道的技巧——點燃草場，用逆火加以控制，然後引火烹煮穀物——破壞了各個大陸的大片地區。
此後，發明被不斷複製，農業在全世界傳播，這些過程影響的不僅是地球表面，還有厚度為100公里的大氣層。耕作破壞了土壤，使二氧化碳含量上升。一些氣候學家相信，8000年前開始的早期人為取暖阻止了新的冰川期的到來。農耕技術的廣泛採用干擾了自然的氣候循環，這種循環原本會使現在地球最北端的大部分地區重新冰凍。
無疑，就在人類發明使用古代植物的濃縮物（煤炭）而不是新鮮植物作為燃料的機器後，它們排放的二氧化碳加劇了大氣平衡的變動。隨著機器使用這種儲藏量豐富的能源，技術元素有了長足發展。諸如牽引發動機這樣的以石油為能源的機器改良了農業生產率和傳播方式（使這一古老的趨勢加速），接著更多的機器以更快的速度產出更多的石油（新趨勢），導致加速度的疊加。今天各類機器排出的二氧化碳大大超過了所有動物的排放量，甚至接近地質力量產生的排放量。
技術元素的巨大影響力不僅來自其規模，而且與自我放大的特性有關。一項突破性的發明，例如字母表、蒸汽泵，或者電能，可以引發進一步的突破性發明，例如書、煤礦和電話。這些科技進步反過來又引出其他突破性發明，例如圖書館、發電機和互聯網。每一步都增加新的推動力，同時保留已有發明的大部分優點。某人有了想法（例如旋轉的輪子），通過交流進入其他人的大腦，衍生出新想法（將旋轉的輪子安放在雪橇下面，使它更容易拖動），曾經占主導地位的平衡被打破，變化出現了。
然而，不是所有的科技導致的變化都是積極的。產業化的奴隸制，如過去強加於非洲的那種體系，由裝載俘虜漂洋過海的航船啟動，受到軋棉機的激勵，這種機器可以低成本加工由奴隸種植並收割的纖維。沒有科技的推動，如此大規模的奴隸交易不會為人所知。上千種合成毒素大量破壞人類和其他物種的自然循環，這是由小發明引起的大禍害。戰爭，是由科技造成的強大負面力量經過放大的極其危險的結果。科技創新直接導致可怕的殺傷性武器的產生，這些武器可以讓社會遭受全新的暴行。
另一方面，負面結果的糾正和抵消也來自科技。大多數早期的文明社會都實施過種族奴隸制，史前時期很可能也經歷過，現在一些邊遠地區仍然在延續這一制度，它在全球範圍內的徹底滅亡歸功於通信、法律和教育方面的科技發展。檢測技術和替代品可以消除合成毒素的日常使用。監控技術、法律、協商、治安維持、法庭、城市媒體和經濟全球化能夠緩和、抑制並最終減少戰爭的惡性循環。
社會進步，即使是道德進步，終歸也是人類的發明。它是我們意願和思維的有益產物，因此也屬於科技。我們可以斷定，奴隸制不是好理念，公正的法律是好理念，對裙帶關係的偏好是惡劣的思維。我們可以認為某項懲罰性條約不合法，可以通過文字的發明來激發人們的責任意識，還可以自覺地擴展志同道合的朋友圈。這些都是發明，是大腦思維的產物，與燈泡和電報一樣。
這種促使社會進步的加速器是由科技驅動的。社會進化需要漸進的推動力，歷史上每個社會組織的產生都是通過注入新科技實現的。書寫這一發明令成文法律的公正彰顯出來。標準鑄幣這一發明使貿易更加普遍，鼓勵創業精神，加速自由理念的形成。歷史學家林恩·懷特評價道：「很少有發明像馬鐙這樣簡單，也很少有發明具備馬鐙這樣的對歷史的推動作用。」在懷特看來，與馬鞍搭配的矮馬鐙的使用方便了騎手在馬背上使用武器，這使騎兵在對陣步兵時處於有利地位，有錢買馬的君主也具有優勢，於是歐洲的貴族封建制度就這樣催生出來。馬鐙不是唯一因為有助於封建制度而受到指責的技術。按照卡爾·馬克思的著名評論：「手工作坊孕育了封建主社會，蒸汽作坊孕育了產業資本家社會。」
複式記賬法於1494年由聖方濟各會修道士發明，從而使企業得以監控現金流並首次操作複雜的業務。威尼斯的銀行業因複式記賬法而崛起，開啟了全球經濟大門。歐洲活字印刷術的發明鼓勵基督教徒自己解讀本教的原始文本，導致基督教內部出現「抗議」這一特有的反宗教理念。早在1620年，弗朗西斯·培根——現代科學之父——就意識到科技正日益強大。他列舉了三種改變世界的「實踐藝術」：印刷術、火藥和指南針。他宣稱：「似乎沒有任何帝國、宗教或時代的開端對人類事務產生過像這些機械發明這樣大的動力和影響。」培根幫助建立科學方法，加快發明的速度，從而導致社會的持續變動，就像一顆接一顆的觀念種子打破了社會均衡。
表面上看，像時鐘這樣的簡單發明引發了深遠的社會效應。時鐘將連續的時間流分割成可計量的單位，而時間一經擁有面孔，就露出專橫嘴臉，指揮你的生活。計算機專家丹尼·希利斯相信，時鐘裝置可用來理解科學及其眾多文化派生物。他說：「我們可以用時鐘的機械結構來比喻自然法則的獨立作用。（計算機按照預設規則呆板地運行，因此是時鐘的直接派生物。）一旦我們能夠把太陽系想像成鐘錶式的自動機器，那麼將這種思維推廣到大自然的其他方面就幾乎是不可避免的，於是科學過程就這樣開始了。」
工業革命期間，我們的發明改變了日常生活。新機器和便宜的燃料為我們帶來大量食物、朝九晚五的工作日和大煙囪。這個技術階段是骯髒的、破壞性的，人們常以非人道的方式建設和管理社會。生鐵、磚石和玻璃的堅硬、冰冷及不易彎曲的特性使高樓的遍地開花顯得與人類——如果不是所有的生物——格格不入、互不相容。它們直接吞噬自然資源，因此給人們留下邪惡的印象。工業時代最糟糕的副產品是濃黑的煙塵、黑乎乎的河水和在工廠裡勞動的黝黑的暴躁工人，這些距離我們所珍視的自我認知如此遙遠，以至於我們想要相信工業化本身就是異化的，甚至更糟。將硬邦邦、冷冰冰的物質對社會的佔領視為罪惡並不難，雖然這樣的罪惡是必要的。當科技滲入我們古老的生活習性中時，我們認為它是異己之物，像對待傳染病一樣對待它。我們歡迎它的產品，但心懷罪惡感。一個世紀前，人們認為科技被上帝宣判有罪，這本應是荒唐可笑的。科技是一種可疑的力量。兩次世界大戰將創新產生的殺戮能力完全釋放出來，鞏固了科技作為迷人的撒旦的名聲。
在我們從各個時代科技進步過程中尋找這種異化特性並進行淨化後，它不再顯得那麼冷酷。我們開始看透科技的物質偽裝，認為它首先是一種行為。雖然有外殼，但它的核心是柔軟的。1949年，約翰·馮·諾伊曼——製造出第一台可用計算機的天才——認識到，計算機正在告訴我們什麼是科技：「短期內以及更遙遠的未來，科技將逐漸從強度、材質和能量問題轉向結構、組織、信息和控制問題。」科技不再只是個名詞，它正在成為一種力量，一種生機勃勃的精靈，要麼推動我們前進，要麼阻擋我們。它不是靜態事物，而是動態過程。
[1] 銀行家時間，是指短暫的、輕鬆的工作時間。——譯者注 [2] 廣泛分佈在中南部非洲，是一種鮮美的高度滋補的堅果。——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