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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赤牙血爪:貢貝黑猩猩為何走向戰爭

殺手人猿與嬉皮黑猩猩

1974年1月7日

剛過午後,卡薩凱拉族群的一群好鬥分子就悄悄地越過了邊界,進入了卡哈馬族群的領地。襲擊者一共有8個。它們靜悄悄地行動,充滿目的性——它們此行的目標就是殺戮。當卡哈馬族群中的戈地看到它們時,一切都太晚了。

戈地從它採食果子的樹上跳開,打算逃走,卻被襲擊者們逮住了。一個襲擊者把它臉朝下按在泥地裡,其他襲擊者則一邊發出狂怒的尖叫,一邊毆打他,並且用尖牙撕咬他。暴行持續了整整10分鐘。最後,襲擊者們用石塊砸向他的軀體,然後就走進了林子深處。

戈地並沒有死,但是它的臉上、胸口、胳膊和腿上散佈著幾十處傷口,並且傷口一直在流血。它躺在地上,痛苦地低聲呻吟。過了幾分鐘,它起身躲進了樹林。再也沒有人看到過它。

這是科學家們第一次觀察到,一個族群的黑猩猩會故意尋找其他族群的黑猩猩,並對其發動攻擊,再任由它留在那裡等死。1960年,珍妮·古道爾(Jane Goodall)在坦桑尼亞的貢貝開始了世界上最早的在野外研究黑猩猩的項目。在10年中,《國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的讀者和電視觀眾們一直對她和“灰鬍子”戴維、狡猾的菲洛、淘氣的麥克以及其他黑猩猩夥伴們的故事津津樂道。可是,現在人們卻發現,黑猩猩也會痛下殺手。

更糟的還在後面。就在接下來的3年裡,卡薩凱拉族群的黑猩猩打死了卡哈馬族群中全部的6只雄性黑猩猩以及1只雌性黑猩猩;另外還有兩隻雌性卡哈馬黑猩猩失蹤了,很有可能也已經死亡;有3只雌性卡哈馬黑猩猩在遭到毆打和強姦後,加入了卡薩凱拉族群。最終,卡薩凱拉族群佔領了卡哈馬族群的領地。戈地的死實際上為這場族群滅絕戰拉開了序幕(見圖6–1)。

圖6–1 殺手人猿?在荷蘭阿納姆動物園的靈長類園中,4頭黑猩猩(左側)在欺凌、威脅並攻擊另一頭黑猩猩(圖右)。照片攝於20世紀70年代末

資料來源:版權所有©弗朗斯·德·瓦爾,摘自《黑猩猩的政治》,巴爾的摩: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出版社,1982年。

“貢貝戰爭”的消息震動了靈長類動物學界。這一事件似乎意義非凡。我們人類與黑猩猩有98%的DNA是相同的。如果兩種關係很近的物種做出某種相同的行為,那麼這兩個物種就很有可能是從一個共同的祖先物種身上繼承了這種行為方式。黑猩猩與人類的分道揚鑣僅僅發生在750萬年前(在演化生物學家看來,這並不算很長的時間)。因此,我們很容易得出這樣的結論:人類天生就愛使用暴力。

20世紀70年代,那還是《薩摩亞人的成年》中的理論大行其道的時代。因此,很自然地,這一發現並不受人歡迎。有些學者把責任推在“帶來壞消息的人”身上。他們堅稱,是古道爾導致了這場戰爭。為了讓黑猩猩樂於接近人類,古道爾曾經餵它們吃香蕉。批評者們指出,黑猩猩正是為了爭奪這豐美的食物,才使它們原本和平的社會環境遭到腐蝕,使其變得充滿暴力。

批評很快就變得非常尖刻,就如同拿破侖·沙尼翁在好鬥的亞諾瑪米人事件中面臨的抨擊一樣(我在第一章中描述過此事)。不過,古道爾不需要像沙尼翁那樣等待那麼久才為自己洗刷清白。在20世紀70~80年代,幾十位科學家投身非洲雨林之中,與猩猩生活在一起〔本章中的許多內容,包括貢貝戰爭的內容,都來自這些科學家中的一員、曾在古道爾手下攻讀研究生的理查德·蘭厄姆(Richard Wrangham)及戴爾·彼得森(Dale Peterson)合著的《雄性暴力》(Demonic Males)一書〕。這些科學家採用了更複雜、更少介入黑猩猩生活的觀察方式。他們很快發現,不論人類餵食與否,黑猩猩都會進行戰爭。

就在你閱讀這段文字的時候,從科特迪瓦到烏干達,成隊的雄性黑猩猩正在它們的領地邊境上巡邏著,系統地搜尋著外來的黑猩猩,並對外來者發動襲擊。它們安靜而有目的性地行進著,甚至沒時間進食。在烏干達進行的最近的一次研究中,科學家們使用GPS(全球定位系統)裝置追蹤黑猩猩。他們發現,在1998~2008年,一個叫作恩戈戈的黑猩猩族群一共發動了幾十次突襲,殺死了21只其他族群的黑猩猩,最終兼併了鄰近的地盤(見圖6–2)。

圖6–2 恩戈戈戰爭,1998~2009年。恩戈戈黑猩猩對鄰近的地盤發動了數十次突襲(左圖中的黑線),殺死了21只黑猩猩,最終將戰事最頻繁的地區據為己有(右圖中陰影部分)

黑猩猩的武器只有拳頭和牙齒,偶爾也會使用石頭和樹枝。不過,即便是一頭上了年紀的黑猩猩,其擊打的力量也會超過重量級拳手;而他們剃刀型的犬齒可達4英吋之長。當黑猩猩遭遇敵人時,它們會設法置對方於死地。它們會咬對方的手指和腳趾,打斷對方的骨頭,撕扯對方的面孔。靈長類動物學家曾經觀察到一次非常恐怖的場景:一群襲擊者撕開了一個受害者的喉嚨,把它的氣管扯了出來。

似乎《蠅王》中的觀點是正確的:怪獸就是我們的一部分。但就像在新的科學領域經常發生的那樣,人們很快發現情況要更加複雜。在第一章裡,我提到《蠅王》的故事之後,馬上就把敘事的地點從南海轉移到了另一個島嶼——薩摩亞,從截然不同的角度敘事。在薩摩亞島,瑪格麗特·米德發現的證據使她相信自己來到了太平洋的天堂,因為這裡鮮見可鄙的暴力。在本章中,同樣地,我也要把視角從貢貝拉開,沿著磅礡的剛果河行進600英里,來到非洲雨林帶的另一個地區:萬巴。在這裡,我們彷彿跟隨愛麗絲穿過了鏡子,來到了仙境。

1986年12月21日,靈長類動物學家伊谷原一(Gen’ichi Idani)正在一處林間空地的邊緣。他正等待著一個族群的猩猩從這裡經過。然而,他卻驚訝地發現,有兩個不同族群的猩猩同時出現了。如果伊谷原一觀察的地點是貢貝,那麼他可能會在幾分鐘之內見到可怕的場景:雙方可能會先發出威脅的叫聲,然後開始揮舞樹枝,佯裝衝鋒;稍有不慎,就可能會發生打鬥和死亡。

然而,在萬巴,這一切都沒有發生。兩個族群的猩猩相隔幾碼,坐下來盯著對方。過了半個小時,一個來自P族群的雌性猩猩站了起來,從容地通過空地,朝E族群的一頭雌性猩猩走去。很快,兩頭雌性猩猩就面對面地躺下來。兩頭猩猩都分開了自己的雙腿,把自己的生殖器跟對方貼在了一起。她們左右擺動著臀部,動作越來越快,一邊摩擦著陰蒂,一邊發出哼哼聲。不出幾分鐘,兩隻猩猩就都開始喘息、尖叫,緊緊地抱住對方,隨後陷入痙攣。有那麼一個瞬間,兩隻猩猩都寂靜無聲,盯著對方的眼睛,隨後便精疲力竭地癱倒在地上。

到了這個時候,兩個族群之間的距離消融了。幾乎所有的猩猩都參與進來,分享食物,為彼此做清潔,或是發生性行為——雄性與雌性、雌性與雌性、雄性與雄性、年輕的與年老的,全都肆意地用手、嘴和生殖器官摩擦著對方。它們確實做到了要做愛,不要作戰[1](見圖6–3)。

圖6–3 嬉皮黑猩猩:剛果河盆地,兩隻雌性倭黑猩猩在進行被科學家稱之為生殖器摩擦的行為

資料來源:華蓋圖庫。

在接下來的兩個月中,伊谷原一和他的同事們觀察到,P族群和E族群的猩猩重複這種行為達30多次。他們從未看到過貢貝黑猩猩之間的那種暴力行為。不過,這是因為,萬巴的猩猩並不是黑猩猩,至少不是同一種黑猩猩。具體來說,萬巴的猩猩是倭黑猩猩,而貢貝的猩猩則是普通的黑猩猩。

在非專業人士看來,這兩個物種幾乎沒有什麼差別。倭黑猩猩的體型要稍微小一些,胳膊和腿略長而細,嘴巴和牙齒略小,面孔略微黑一些,頭髮在中間分開(直到1928年,靈長類動物學家才把倭黑猩猩視為一個單獨的物種)。不過,這兩個物種間的差別可以幫助我們回答最關鍵的問題:戰爭究竟有什麼好處,以及人類在21世紀的命運究竟將如何。

倭黑猩猩(為了避免混淆,科學家們通常稱它們為bonobo,記者們則經常叫他們嬉皮黑猩猩)和普通黑猩猩(通常就稱作黑猩猩,不加任何限定性形容詞)的DNA基本相同,僅僅在130萬年前才分成兩個不同的物種(見圖6–4)。更令人驚訝的是,這兩個物種的基因與人類基因的差別是相同的。如果黑猩猩之間的戰爭暗示人類或許是天生的殺手,那麼倭黑猩猩的狂歡活動則暗示人類是天生的情種。照這麼說來,阿古利可拉和卡加庫斯就不應該在格勞庇烏山大動干戈,而是應該扯掉自己的托加,抱在一起大秀恩愛。

如果我們能解釋清為什麼阿古利可拉和卡加庫斯在83年選擇兵戎相見而不是友好相見,我們也就能弄清楚為什麼我們在歷經了10 000年“寧願動手,不願動口”的暴力史之後,人類卻沒有更進一步地在20世紀後期把地球炸成碎片。我們還將能看到,或許我們可以在21世紀延續這一紀錄。不過,這個事情說來話長——長達38億年。

圖6–4 家族譜系:人科動物自1 500萬年前的演化進程

死亡博弈

起初,世間都是滴狀體。

至少,生物學家經常這樣稱呼它們:由粗膜聯結的碳基分子短鏈。通過蛋白質和核酸之間的簡單反應,這些滴狀體大約在38億年前開始形成。它們吸收化學物質,越長越大,直到體積超過了膜所能容納的範圍,它們就會分裂成多個滴狀體。當滴狀體分裂的時候,組成滴狀體的化學成分會按照RNA(核糖核酸)中編碼的方式來組合成新的滴狀體,RNA負責指導蛋白質的工作。聽起來很枯燥,但這就是生命的開始。

達爾文將生物演化定義為“經過改變的傳承”。RNA(在人類這樣的複雜生命體中扮演這一角色的則是DNA)將基因編碼近乎完滿而又並非完美地複製下來,隨機地引發一些基因突變。多數的突變並不會對滴狀體產生什麼明顯的影響;一些突變則是災難性的,會導致滴狀體解體(或者可以說,殺死了它們);另一些突變則使得滴狀體可以更好地進行複製。經過漫長的歲月,複製效率更高的滴狀體就在數量上壓倒了複製效率較低的滴狀體。

生物演化或許是世界上唯一比戰爭還要充滿矛盾的事物。自然選擇是一場競賽,但合作卻是贏得這場競賽的最大秘訣。如果我們把這場持續了38億年的競賽簡短地歸納起來,那麼它就是越來越複雜的碳基生命體以各種非凡的方式進行合作和競爭的演化史。

經過3億年的隨機基因突變,產生了能夠相互巧妙合作、從而組成細胞(圍繞著DNA聚集的更加複雜的碳基分子簇)的滴狀體。由於可以從地球的原始海洋中汲取能力,細胞在競爭中勝過了滴狀體。到距今15億年前,細胞變得更加複雜了。在之前的20億年之中,所有的生命體都是依靠複製進行繁殖的,而基因複製中的錯誤則是發生改變的唯一機會。而新的細胞可以通過有性繁殖進行合作,分享自身DNA中所攜帶的信息。有性繁殖極大地豐富了基因池中的種類,從而把演化推上了快車道。距今6億年前,一些細胞已經可以十分徹底地分享自身的基因信息,這些細胞以至少百萬級的數量共同組成了多細胞有機體(我們每個人的身體包含著大約1 000億個細胞)。

動物體中的細胞通過發揮不同的功能實現合作。一些變成了鰓和胃,使得機體可以用新的方式處理能量;一些變成了血液,從而可以在機體內運送能量;另外一些則變成了甲殼、軟骨和骨頭。到了距今4億年的時候,一些魚類的鰓部變成了肺,它們的鰭則變成了腳,從而使它們登上了陸地。

生成魚鰭或腳的細胞並不與生成胃或骨頭的細胞競爭,而是與它們合作,共同組成一個生物體,從而可以更好地與其他細胞群進行競爭,獲取動物體所需的能量。結果就是帶來了一場演化軍備競賽。這場競賽耗時數億年之久,一些細胞進行分化,對光線、聲音、觸覺、味道、氣味變得格外敏感,從而形成了眼睛、耳朵、皮膚、舌頭和鼻子,使得動物體可以獲得信息決定要去哪兒和要做些什麼。神經將這些信息送往一個點,這個點通常位於動物體的前端。在這裡,神經聚集起來,組成了小小的腦。

那些能夠感知到自身,即知道自己的皮膚在哪兒、它們自己與世界的邊界在什麼地方的動物通常會比其他動物更容易贏得競爭,而那些對自身感知得更好的動物則更具競爭優勢。腦開始將它所棲身的動物體視作一個個體,它開始產生希望、恐懼和夢想。動物體變成了自我,從而產生了意識。

這一盲目而無方向的經過改變的傳承持續了30億年,將碳滴狀體演變了詩人、政治家和斯坦尼斯拉夫·彼得羅夫。這看起來確實像是某種奇跡。因此,在達爾文的時代之前,幾乎每一個在地球上生存過的人類都把生命的奇跡歸功於上帝(或眾神)之手,我們對此也無須感到訝異。然而,這個令人驚歎的故事也有其黑暗的一面。

大約在4億年前,某種魚的嘴部長出了軟骨質的牙齒。這些牙齒長在足夠結實的顎部,也足夠鋒利,因此可以咬下其他動物身上的肉。這些早期的鯊魚在爭奪能量的競爭中找到了一條捷徑——它們可以通過吃掉其他動物取得其身體中儲存的能量。如果這些早期的鯊魚遭遇了與自己爭奪食物或是配偶的其他同類,它們也可以進行搏鬥。牙齒將競爭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作為回應,其他動物要麼長得大到足以自衛,要麼變得快到可以逃脫,要麼自己也長出牙來(或是刺、毒液囊,陸地上的動物則長出爪子和獠牙)進行反擊。暴力出現了。

世界並沒有因此變成一個各種動物隨意相互搏殺的地方。當一個動物遭遇了另一個可以進行反擊的動物時,它在發起攻擊之前就會思量再三。長了爪牙的動物會咆哮,露出牙齒,豎起羽毛或毛髮威嚇對方,而非直接相互攻擊。如果虛張聲勢未能起到作用,對方沒有退縮、逃跑、遊走或是飛走,那麼雙方就會開始角力或是頂頭,直到一方意識到自己即將落敗從而求饒。但這樣的打鬥是有風險的,經常會造成嚴重的傷害。因此,每個物種都演化出了表示屈服的複雜信號,從而避免打鬥真的發生。這些信號包括匍匐在地、露出肚皮或是臀部,甚至嚇尿。

如果我們能解釋這種行為,我們就能解釋在本書的前五章中看到的大部分人類行為。不過,要解釋這種行為,我們就要從生物學領域轉移到數學領域。數學家們會告訴我們,設想一下,如果兩隻動物同時遇到一塊美味的食物,或是一名合適的異性,那麼它們是否為此而展開搏鬥呢?在做出這個決定的過程中,各種各樣的因素可能會發揮作用,因此沒有哪兩隻動物會做出完全相同的選擇。就拿我養的兩條狗來說吧。毛毛認為每條狗都是它的朋友,所以它遇到任何狗的時候,都會瘋狂地搖著尾巴,東聞聞西嗅嗅,還會去舔對方。而另外一條狗米洛,則認為其他的狗(除了毛毛之外)都充滿敵意。因此,它就會沖其他狗狂吠,甚至撲上去,把拴它的繩子拉得緊繃繃的。如果有機會,它會先去咬對方,然後再說什麼嗅一嗅的事情。

不過,數學家們發現,在近乎無窮種個性和相遇情形的背後,暗藏規律。搏鬥會帶來一定的後果,對參與者的基因能否延續下去產生影響。有時候,這種影響是直接的。例如,勝利者可能會獲得生育的權利,從而將自己的基因傳遞下去;而失敗者可能會在搏鬥中受傷、死亡,從而無法延續其基因。不過,更多的時候,這種影響是間接的。勝利者可能會得到食物,從而為以後的生育儲存更多的能量;它也可能會贏得威望,使其在異性看來更具吸引力,而在對手看來更令人生畏。失敗者則可能要忍饑挨餓,或是顏面掃地。

動物(包括人類)很少能在面臨挑戰的時候如此冷靜地計算。我們的行為通常受到激素的驅使,而這些激素正是演化出來讓我們做出迅速的決斷的。化學物質充斥了我們的大腦。我們可能會驚慌失措、落荒而逃,也可能會搖著尾巴、尋求協商的辦法,或是勃然大怒、熱血沸騰,狂怒著衝上前去。每個動物做出的選擇都會影響它將基因傳遞到下一代的概率。而伴隨著不懈的自然選擇,那些有利於基因傳遞的行為會逐漸取代那些不利於基因傳遞的行為。

數學家會告訴我們,不妨把這些衝突都視作遊戲。我們為某個動物可能採取的各種行為打分,記在分數表上。博弈論(科學家就是這樣稱呼這種方式)極大地簡化了現實,但也可以幫助我們瞭解每一個物種,包括人類自身,是怎樣在搏鬥、驚嚇和逃跑之間取得平衡的。

在這裡,我要借用演化生物學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其暢銷書《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s)中所舉的一個例子。假設一隻動物贏得了一場衝突,那麼它就可以得到50分;而輸家只得到0分;在衝突中受傷的動物扣100分;參與曠日持久的長時間衝突(這些時間本可以用來做些更有意義的事情,比如在其他地方尋找食物或配偶)扣10分。

如果遭遇雙方是鴿派(不是鴿子,而是代表那些永遠不會選擇搏鬥的動物個體),那麼它們就不會發生搏鬥。雙方都想要配偶和食物,於是就出現了僵局。雙方只會瞪著眼睛,試圖威嚇對方,直到一方失去了耐心而離開。此時,勝利者可以獲得50分,但是因為浪費了很多時間,所以還要再扣掉10分,因此其淨得分是40分。而退縮的一方則只得到–10分。在成千上萬年中發生了千百萬次這樣的衝突之後,每方的平均得分是15分(勝者的40分加上敗者的–10分,再除以2)。

但其中的一個如果不是鴿派,而是鷹派(當然,也不是真的鷹,用來指代那些總是選擇搏鬥的動物)呢?鷹派既不會選擇虛張聲勢,也不會選擇乾瞪眼,而是會發動攻擊。於是,鴿派就逃走了。如果鷹派在每一次的衝突中遭遇的都是鴿派,那麼鷹派動物總是能贏得50分(因為它沒有浪費時間,所以不會扣分)。這一得分可比鴿派策略的平均得分(15分)高多了。結果就是:鷹派的基因會傳播得更廣。

然而,演化的矛盾性此時就會出現。隨著鷹派動物的增加,鷹派動物遭遇另一隻鷹派動物的概率也會增加,於是雙方就都會發動攻擊。其中一隻鷹派動物會獲勝(得50分。為了簡化運算,我們假設它沒有受傷),而另外一隻鷹派動物會負傷,從而失去100分。因此,雙方的平均得分就是–25分(50–100,再除以2)。

在這種情況下,此時剩下來的鴿派動物就佔據優勢了。因為鴿派動物永遠都選擇逃走,所以它們的分數永遠都是0分,這個分數要比鷹派動物的–25分好得多。根據道金斯設置的評分體系,基因庫最終會趨向一個最佳平衡位置——這被生物學家稱作進化穩定策略——每12只動物中,會有5只鴿派、7只鷹派。

由於存在隨機的突變、運氣因素和各種各樣的其他因素,真實的數字經常會偏離這個平衡點,但隨後這場死亡博弈又會把數字拉回來。每一個物種中,包括我們人類自身,都會有一些極端者,就像毛毛和米洛一樣,但是大部分成員都會處於兩端之間的某處,再被這場死亡博弈用其特有的手段——暴力——推向進化穩定策略。

這場抽像的死亡遊戲揭示了每種動物使用暴力行為背後的原則。這意味著,人類自身的暴力,就像其他物種一樣,一定是在演化過程中進行適應調整的結果,是我們千百萬年前的祖先的習慣性行為經歷了各種變化傳承下來的。不過,與此同時,博弈理論也揭示了人類暴力的獨特性。我們通常不僅僅會趕跑對手,而且還要殺掉對手。一定要置對方於死地的勝利者往往比那些接受對手降服的勝利者面臨更大的風險,因此嗜殺者在死亡博弈中得到的平均分數理應低於其他人。而那些在搏鬥中逃走的人可以活到第二天,可以再次參與搏鬥;而那些在看到對手屈服的信號之後就任由失敗者逃走的勝利者也是如此。

因此,我們就必須要問,為什麼當戈地在1974年的貢貝從樹上跳下來想要逃命時,卡薩凱拉族群的黑猩猩們卻要追上它,按倒它,再把它打死呢?為什麼它們要繼續殺死卡哈馬族群中其餘的雄性成員呢?為什麼在黑猩猩的進化穩定策略中,它們一定要向對手使用致命的暴力呢?為什麼人類也要這樣做呢?

我的朋友們幫了一點兒忙[2]

部分原因顯而易見。殺死戈地的襲擊與博弈理論的抽像實驗有一點重要的區別:它們是8個對1個。來自卡哈馬族群的黑猩猩並沒有取勝的機會,而襲擊者走開時身上頂多會有一兩處抓傷而已。在卡薩凱拉族群中,有一隻黑猩猩老得連牙齒都快磨光了,但在這樣的情形下就連它也願意加入這場屠殺。

8個對1個的襲擊是一種特殊種類的暴力,只有能夠相互協作、組成團體的動物才能做到這一點。實現這樣的合作與競爭的混合關係,需要進行長時間的演化。35億年前,一些滴狀體很好地進行了合作,從而組成了細胞,因此它們可以比原始的滴狀體更好地取得能量。大約15億年前,一些細胞很好地進行了合作,從而可以進行有性繁殖,從而比無性的細胞產生了更多的變異和後代。6億年前,一些複雜的細胞很好地進行了合作,組成了多細胞的動物,從而在延續基因的競爭中取得了更大的優勢。但直到1億年前,這些動物中的一些才把合作上升到了新的高度,組成了由多個動物構成的社會。

生物學家把它們稱為社會動物。所有的鳥類和哺乳類動物都多多少少有一些社會化的習性,母親和幼崽可以形成有力的聯繫。不過,只有幾十個物種的社會化習性能超越這一水平。它們組成永久性的社群,社群成員的數量少至幾十個,多到數十億,其中的每個成員都在勞動大分工中發揮著自己的功能。只有社會動物才能組成團體,共同從事同一項活動,比如殺死戈地。

人類,作為地球上最聰明的動物,是高度社會化的。與人類相似的還有海豚、虎鯨和人類以外的猿類。這些物種在智力方面也很突出。不過,在我們得出智力決定社會化習性的結論之前,我們應該記住,螞蟻既是最為社會化的動物之一,也是最愚蠢的動物之一。螞蟻之間的協作達到了很高的程度,生物學家甚至將蟻群稱作超個體。在這些超個體中,上百萬隻昆蟲協作起來,彷彿它們共同組成了一隻巨大的動物。不過,研究螞蟻的專家將這些超個體稱作本能文明,因為螞蟻個體在智力層面十分低下,螞蟻頭部的神經節甚至算不上是腦。

目前,已知的螞蟻種類大約有1萬多種,而且還有更多的種類有待歸類。有些種類的螞蟻十分和平,有些則經常進行打鬥。在動物的身體裡,有的細胞會變成血液,有的細胞會演化成牙齒。與之相類似地,每個蟻群中都會有一些雌蟻變成可以繁殖後代的蟻後,其他的雌蟻則變成沒有生育能力的工蟻。而在好戰的種類中,還會有一些螞蟻成長為兵蟻。它們不會真的思考自己在做些什麼,僅僅靠著氣味的驅使就會進行野蠻的戰爭。

由於螞蟻的種類如此繁多,它們的行為方式也各有不同。不過,最為常見的一種行為方式是,兵蟻會用它們的觸角(其功能類似於我們的鼻子)去觸碰蟻群中的工蟻。如果有些從事採集工作的工蟻在上午出去後就再也沒有回來,兵蟻就會察覺到這些工蟻的氣味的消失。作為反應,兵蟻就會離開蟻穴,去對付耽誤工蟻返回的任何事物。如果已經有大約1/5的兵蟻出動,空氣中的化學物質就會達到一種新的平衡點。此時,剩下的4/5的工蟻就會作為預備隊留在蟻穴中,以防其他的蟻群察覺到這個蟻穴防禦鬆懈,進而乘虛而入。

如果遠征軍發現敵對的螞蟻正在屠殺走失的工蟻,它們也不會立刻對敵人發動攻擊。兵蟻們會先繼續進行觸碰和嗅氣味。如果發現己方的數量多於對手,它們就會發動攻擊,用自己的顎部夾住敵人的腹部,把它們咬成兩半(見圖6–5);如果勢均力敵,它們會與敵人對峙,並且舞動它們的觸鬚;如果發現己方寡不敵眾,它們就會逃回蟻穴;如果數量對比非常懸殊,那麼實力強大的一方可能會攻擊弱小一方的巢穴,屠殺它們的蟻後和兵蟻,再把卵劫走,作為奴隸養大。

圖6–5 六腿戰士:坦桑尼亞,兩隻螞蟻在進行死鬥

資料來源:版權所有©穆罕默德·馬赫迪·卡裡姆。

生物學家從中得出了三個結論。第一,不論是低智力的螞蟻,還是高智力的猿類,其中的一些種類都會進行致命的群體作戰,而另外一些種類則不會。這就說明,聰明的大腦既不是一個物種進行此類行為的必要條件,也不是其充分條件。第二,我們可以認為,社會性是進行致命的群體作戰的必要條件,因為只有具有社會性的動物才能組成群體進行合作,以懸殊的比例以眾暴寡,如此一來,它們可以安全地進行死鬥。第三,社會性並非致命暴力的充分條件,因為有些具有社會性的猿類和螞蟻並不會組成兇殺團伙。

在動物將殺戮作為其進化穩定策略中的一部分的過程中,一定有別的因素提高了進行致命暴力行為的回報。從螞蟻和猿類的自然歷史中,或許我們可以看出,這個因素就是領地。如果動物們需要爭奪珍貴的領地,那麼殺死敵人帶來的回報就會增加。在貢貝戰爭中,每當卡薩凱拉族群的黑猩猩進入卡哈馬族群的領地中進行襲擊時,卡哈馬族群的黑猩猩都會進行報復,進入卡薩凱拉族群的領地中發動襲擊。如果在1974年1月7日,卡薩凱拉族群的黑猩猩未能殺死戈地的話,那麼戈地肯定會加入下一次的反擊。但如果它們殺死了戈地,它們就可以確保他沒有機會這樣做了。如果它們能夠殺掉卡哈馬族群所有的雄性,它們就可以奪取卡哈馬族群的領地和殘存的雌性黑猩猩。

在這裡,我們遇到了戰爭最大的矛盾性之一。對那些社會化程度高到可以安全地進行殺戮的螞蟻和猿類來說,領地觀念增加了殺戮帶來的回報。然而,到了冰河時期的末期,人口的增長和農耕的發展使得幸運緯度帶上的人類社會遭遇了囚籠效應——領地觀念的極端形態。囚籠效應使我們的祖先開始進行建設性的戰爭。而在建設性的戰爭中,選擇不殺掉被擊敗的敵人所帶來的回報卻增加了。那些懂得接受敵人的臣服,並將敗者吸納進自身之中的社會開始變得更安全、更富庶,並且可以在競爭中勝過其對手。最終,這些社會中的某一個會變成“世界警察”。

在本章的末尾,我會再來論述這個弔詭的結果。現在,我要把重點放在這樣一個事實上:黑猩猩、倭黑猩猩和人類儘管有區別,但都是社會化的動物,都有領地觀念,而且都是從同一個祖先演變而來的(這個共同的祖先通常被稱作祖猿)。很顯然,這個先祖物種可以演化出截然不同的進化穩定策略。在距今700萬~800萬年前,出於某種原因,黑猩猩和人類走上了通往暴力的道路。隨後,大約在距今130萬年前,出於某種原因,倭黑猩猩不再對同類使用暴力(不過,它們仍然會為了肉食而捕獵猴子。此外,在一個讓人頗為不安的例子中,幾頭成年的倭黑猩猩分食了一隻死去的倭黑猩猩幼崽,而幼崽的母親更是一馬當先)。最後,在過去的10 000年中,人類又出於某種原因,選擇減少暴力的使用,以應對囚籠效應。但究竟是什麼原因呢?

人猿星球

首先,我想看一看黑猩猩和倭黑猩猩的分道揚鑣。根據對這兩種猩猩的DNA研究,這一過程大約開始於130萬年前,這比人類和祖猿分手的時間(750萬年前)要近得多。然而,不幸的是,我們對黑猩猩和倭黑猩猩的分道揚鑣知之甚少,因為在這一過程的發生地——熱帶雨林之中,化石很難保存下來。這樣一來,我們就不得不尋找間接的證據。

DNA分析表明,僅僅在200萬年之前(“僅僅”是在生物演化這個意義上說的),今天已經滅絕了的祖猿還在非洲中部的雨林中活動,這個雨林帶的面積相當於美國的本土面積。但好景不長,在接下來的50萬年中,隨著氣候幾度變遷,東非一個巨大的內陸湖決堤了。湖水朝著西方和北方奔向大西洋,於是就成了今天雄偉磅礡、河面寬度超過一英里的剛果河。對於猿類來說,這條大河是無法逾越的。因此,河流就把祖猿的王國一分為二了。到了距今130萬年前,剛果河北岸的猿類就演化成了黑猩猩,而南岸的則演化成了倭黑猩猩。

河兩岸的森林大體相同,兩邊的猩猩們都主要靠吃水果、種子和猴子(如果抓得到的話)為生。不過,在剛果河以南,最終演化成了倭黑猩猩的猿類豐富了它們的食譜,開始食用嫩葉和樹根。為了適應這樣的食物,它們的身體發生了變化,長出了用來咬碎葉子的帶有長刃口的牙齒。葉子和樹根沒有水果、種子和猴子肉好吃,但是數量更充足。因此,在饕餮大餐之間,樹葉和樹根可以讓倭黑猩猩們免於挨餓。用生物人類學家理查德·蘭厄姆的話說,樹葉和樹根是倭黑猩猩的“零食”。

為什麼倭黑猩猩開始食用這些零食,而黑猩猩則沒有這樣做?關於這一問題的答案,還存在爭議。不過,蘭厄姆和戴爾·彼得森在他們合著的《雄性暴力》一書中提出,這是因為同樣食用樹根和樹葉的大猩猩在剛果河以南滅絕了,但仍然生活在剛果河以北。因此,剛果河以南的這支祖猿在採食樹根和樹葉方面就沒有競爭者,從而使得任何能讓該物種更善於進食這些食物的基因變異都更容易流傳開來。這些變異充滿了基因池,最終使得這些祖猿演變成了倭黑猩猩。而在剛果河以北,祖猿們仍然與大猩猩生活在同一區域。如果有哪只體重僅在100磅左右的祖猿敢為了一點兒樹葉去挑戰重達400磅的大猩猩,那麼它的基因就很難延續下來。因此,黑猩猩就不會去吃這些食物。

其他的靈長類動物學家也提出了不同的見解。比如,剛果河兩岸的氣候略有差異,或是好的食物的分佈密度有所不同。因此,對倭黑猩猩來說,長出新的類型的牙齒來適應新的食物是有意義的,而對黑猩猩來說則是沒有意義的。隨著技術的進步和數據的增加,科學家們最終肯定可以回答這個問題。但對我們來說,最重要的並不是為什麼會產生這種食譜上的差別,而是這種差別造成的後果。因為,食用“零食”讓倭黑猩猩走上了和平與愛的“陽關道”(雖然聽起來很荒唐),而黑猩猩則走上了暴力的“獨木橋”。

當倭黑猩猩找不到水果和其他它們更喜歡的食物時,它們可以靠樹葉和樹根填飽肚子。因此,倭黑猩猩通常在一個龐大而穩定的群體中生活(通常包括16只倭黑猩猩)。而黑猩猩則通常在小群體裡生活,群體裡一般只包括2~8只黑猩猩,因為它們沒法找到足夠的食物供養更龐大的群體。在1974年,戈地獨自行動招致了災難性的後果,但這種獨自行動的行為對黑猩猩來說是很常見的。而在倭黑猩猩看來,這樣的行為是很反常的。因此,倭黑猩猩幾乎永遠不會處於以一敵八的窘境之中。

但這還不是問題的全部。黑猩猩團體在採集食物時會以十分特殊的方式分散開。雄性的行動速度比雌性快(尤其是當雌性懷孕的時候),因此雄性通常組成單一性別的團隊出行。而雌性則經常單獨採集食物,因為它們的移動速度太慢,沒辦法在一天之內採集到足夠供養更多黑猩猩的食物。這種情形與有著吃不完的“零食”的倭黑猩猩形成了鮮明對比。倭黑猩猩的團隊不僅龐大而穩定,而且通常由同等數量的雄性和雌性組成。

這樣一來,由於缺乏零食,黑猩猩的土地上就會上演醜陋的一幕。由6只雄性黑猩猩組成的團隊經常會遇到單獨行動的雌性黑猩猩。雄性並不一定總會強姦雌性,但這種事情發生的頻率還是很高。在這種情況下,雌性並沒有擊退襲擊者的機會。打鬥往往發生在那些雄性之間,它們會為誰來接觸雌性黑猩猩發生爭執。

在過去的100多萬年裡,由於黑猩猩無法靠零食存活下去,雄性黑猩猩演化出了兩種十分特別的特性:十分好鬥和巨大的睪丸。由於經常會發生強姦,所以好鬥的雄性更有可能傳播其基因;由於雌性黑猩猩經常要在一天之內與多名雄性黑猩猩發生性關係,所以擁有大睪丸的雄性黑猩猩就會具有生殖優勢(因為它們可以排出更多的精子,增加其精子使卵子受精的概率)。

在猿類進化過程中,這種現象的出現是如此重要,以至於生物學家甚至為其創造一個全新的學術分類,叫作精子競爭理論。平均而言,黑猩猩的睪丸十分巨大,重達1/4磅;而體型是黑猩猩4倍的大猩猩,其睪丸重量僅為1盎司。這是因為,最有權勢的雄性大猩猩可以獨自享有多個雌性,因此幾乎不會面對來自其他大猩猩精子的競爭。

由於雌性倭黑猩猩也會有多個性伴侶,雄性倭黑猩猩像雄性的黑猩猩一樣,在讓雌性受孕方面要面臨競爭。因此,倭黑猩猩也擁有巨大的睪丸。然而,與黑猩猩不同,倭黑猩猩的精子競爭幾乎完全不存在暴力因素。雄性倭黑猩猩的數量很少會超過雌性的數量。如果一隻雄性倭黑猩猩的求偶行為過激,那麼其他的雌性倭黑猩猩就會聯合起來把它趕跑。(雌性黑猩猩有時候也會聯合起來對抗強姦者,但是有效程度遠遜於倭黑猩猩。)

雄性倭黑猩猩並不依靠相互之間的角逐贏得精子競爭,而是通過讓雌性喜歡自己的方式達到這一目的。最好的方法之一,是當一個好兒子。倭黑猩猩母親會在雌性倭黑猩猩之中大打友誼牌,以確保它們的兒子能找到女朋友。在倭黑猩猩的國度裡,“媽媽的乖兒子”總是最先大功告成。

經過100萬年左右的時間,作為鴿派的收益在倭黑猩猩之中迅速增加。性格溫和的倭黑猩猩繼承了這片雨林。不論是雄性還是雌性,倭黑猩猩都演化得更小、更纖弱,也比黑猩猩更友善。“以我的經驗來看,”羅伯特·耶基斯(Robert Yerkes)——靈長類動物學的創始人——曾這樣談到第一隻被抓到的倭黑猩猩——猩王子,“我從未遇到過哪個動物能在身體的完美性、機敏性、適應性和溫和的性情方面能達到接近猩王子的程度。”至於猩王子是不是也這樣看待耶基斯——這個把它鎖在馬薩諸塞州劍橋市,並且訓練它坐在一張小桌旁用叉子進食的人,我們永遠不得而知。

裸猿

大約750萬年前,猩王子和耶基斯的祖先在進化之路上分道揚鑣。大約在那個時候,生活在非洲中部大雨林地帶邊緣的猿類開始演化得越來越不像祖猿,而越來越接近於我們人類——唯一有能力控制體內的怪獸的動物。

又一次,食物似乎成了事情的中心要素。在雨林的邊緣地帶,氣候比較乾燥,雨林先是過渡為草木叢生的地帶,接著又變成了開闊的稀樹草原。在這裡,果樹比較稀疏。因此,如果猿類要在這裡生存,就必須找到新的食物。逆境是進化之母,隨著猿類需要適應新的環境,各種各樣的基因突變湧現了出來。人類學家們給了這些生物絕妙的、充滿異域風情的名稱:他們把生活在雨林以北的稱作乍得沙赫人,把生活在雨林以東的稱作地猿,並把生活在雨林其他邊緣地帶的稱作南方古猿。不過,在這裡,我將把它們統稱為原人。

在非專業人士看來,原人的骨骼看起來很像其他猿類的骨骼,但重大的變化已經開始發生了。在幾百萬年之中,它們的臼齒變得更大、更平,並且包裹上了厚厚的琺琅質。如此,它們的臼齒就非常適合咀嚼又硬又干的食物。化學分析顯示,這些食物包括植物的塊莖和草根,它們都是碳水化合物的良好來源,而且即便在乾燥的時期裡也能採集到,而此時植物在地表上的部分都已經枯萎了。猿類所需要做的,只是把它們從土裡挖出來,再進行咀嚼。這樣一來,如果某種突變能讓原人的手更加靈活,那麼也就意味著原人就變得更胖、更強壯,而且很可能更加擅長搏鬥。將這些優勢加在一起,這樣的原人也就更有可能將自己的基因傳遞下去。

對踝關節的解剖學研究和原人的足印研究(它們走過柔軟的灰泥時會留下足印,然後硬化成石)表明,這一轉變早在400萬年前就已經開始了。原人開始用它們的後腿走路,解放出來的前肢最終演化成了胳膊。不過,這些動物與人類之間的差異依然很大。它們只有4英尺高,很可能渾身都是毛,而且很多時候在樹上生活;即便會的話,它們也極少製造石質工具;它們肯定不會說話;雄性原人的睪丸大小很可能還跟黑猩猩或倭黑猩猩的一樣大。

不過,不論原人有多麼像猿類,它們演化出了越來越大的腦,而這彌補了它們諸多接近於猿類的特性。距今400萬年前,南方古猿的腦灰質部分為22立方英吋(少於現代的黑猩猩,現代黑猩猩的灰質不妨通常為25立方英吋);距今300萬年前,南方古猿的腦灰質部分增加到了28立方英吋;又過了100萬年,這一數字達到了38立方英吋。(今天,我們人類的平均腦灰質體積為86立方英吋。)

大的腦比小的腦更好,這似乎是無須多言的。不過,演化的邏輯要比這複雜得多。腦是個頗為耗費能量的器官。通常來說,我們的腦只佔身體總重量的2%,但是其消耗的能量比例達到了20%。只有當增加的腦組織能夠為生物帶來其所需的更多食物時,這種變異才可能傳播下去。這在雨林的中心幾乎從來不會發生,因為那裡的猿類不需要像愛因斯坦那麼聰明就能找到樹葉和果子。然而,在乾燥的林地和稀樹草原,腦力和食物獲取量一同增長,形成了良性循環。聰明的林地猿類懂得如何挖出樹根和塊莖,而這些食物提供的能量可以供養更大的腦;因此而變得更加聰明的猿類找到了更好的捕獵方式,而捕獵獲得的肉類又可以為高耗能的灰質細胞提供能量。

憑藉著更強的腦力,原人們開始發明武器。現代的黑猩猩和倭黑猩猩懂得用木棍和石頭捕獵或互相毆打,但是在240萬年前,原人們就已經意識到,它們可以通過卵石的相互擊打來磨製出鋒利的刃。一些痕跡表明,原人們使用這些石斧把動物的肉從骨頭上剝離下來;不過,我們迄今還沒有發現它們使用這種武器相互砍殺的證據。

通常來說,生物學家將超過38立方英吋的腦容量和製造工具的能力作為一個分水嶺,達到這兩項指標的猿類就會被視為“人屬”(Homo即拉丁文中“人”)。我們人類(Homo sapiens即拉丁文中的“聰明的人”)就屬於這一屬。在接下來的50萬年中,人屬動物的外觀和行為變得越來越接近於現代人類。大約在距今180萬年前,在1 000多代“人”的一段歲月中(從演化的角度來看只是一眨眼的工夫),人屬動物的成年個體平均身高突破了5英尺。它們的骨頭變得更輕,下巴向內收縮,鼻子則更加突出。兩性差異——雄性和雌性的體型差距——減小到了今天人類的水平。原人從樹上下來,完全在地上生活了。

生物學家們將這些新的動物稱作匠人(Homo ergaster即拉丁文中的“工作的人”),以此體現它們製造工具和武器的技能。有些工具和武器十分精美,是用精挑細選的石頭經過木質和骨質“錘子”精細加工後製成的。這樣的勞動需要製作者擁有良好的協調能力和計劃能力,自然,也就需要更大的腦(距今170萬年前,它們的腦容量已經達到了53立方英吋)。

匠人獲得了更大的頭,卻做了特別的一項交換:它們的腸子變得更小了。早期的原人,其胸腔會在下端向外展開,就像今天的猿類一樣,如此才能容納體積巨大的腸子。而匠人的肋骨則更接近於今天人類的肋骨(見圖6–6)。這樣一來,留給腸子的空間就變少了。這可給人類學家出了一個難題。猿類擁有體積巨大的腸子,因此它們可以消化賴以為生的多纖維植物。而更小的腸子意味著,匠人從這些食物中所能獲取的能量會減少,而匠人更大的大腦卻需要更多的能量。那麼,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圖6–6 美麗身段:圖左,是迄今發現的保存最完好的匠人骨骼(它被稱作圖爾卡納男孩),屬於一名死於150萬年前的、大約10歲的男孩;圖右,是著名的露西,它是生活在320萬年前的成年雌性阿法南方古猿

我們可以很確定地說,這個問題的答案是,匠人是最早可以隨意生火的原人,並且懂得利用這項技能烹飪食物。經過烹飪的食物更容易消化,因此它們就不需要體積巨大的腸子、又大又平的牙齒和強有力的下頜。而這些都是之前的原人所必需的,否則它們無法咀嚼生的塊莖、根和草。這些特徵現在都消失了。

理查德·蘭厄姆在他非凡的著作《生火》(Catching Fire)一書中指出,這可以算作人類暴力演化史中的轉折點,就好比零食對於倭黑猩猩的意義。經過多年在雨林的觀察,蘭厄姆發現,每當一頭黑猩猩抓到一隻猴子,或是找到了特別好吃的麵包果時,雄性黑猩猩就會從周圍突然出現,並經常招致打鬥。即便是性格溫和的倭黑猩猩,在享用猴腦的時候也經常會被推推搡搡的乞食者打攪。蘭厄姆認為,很難想像這兩種動物要怎樣才能烹飪,因為在這一過程中,食物早就被偷光了。這樣一來,烹飪技能對這兩個物種來說就得不償失,因此也不會傳播開來。蘭厄姆指出,這說明,烹飪行為的流行必然伴隨著另一項重大的變化:原人不再像黑猩猩和倭黑猩猩那樣生活在一個個體數量眾多、性關係混亂的群體中,而是開始一雌一雄成對生活。

當黑猩猩和倭黑猩猩外出覓食時,雌性和雄性都兼任著獵手和採集者的職務,因此它們是各自為政的。然而,在現代人類的捕獵採集社會中,男性通常負責幾乎全部的狩獵工作,而女性則負責幾乎全部的採集工作,隨後再把他們的各自所得拿出來,供彼此和子女分享。世界各地的人們行為方式略有差異,但幾乎在每一個捕獵採集的社會之中,烹飪都是女性的職責,而男性則負責威脅乃至攻擊膽敢竊取這對夫婦的食物的人。這樣一來,偷竊食物的代價就提高了,從而改變了進化穩定策略。家庭取代了群落,成為社會的基礎。人們演化出了複雜的有關資源分享和禮數的規則,以照顧長者、孤兒和其他失去了家庭照顧的人。

這些變化也給原人的性行為帶來了革命性的改變。我們的祖先不再像猿類一樣過著混亂的性生活,而改為成對生活。因此,男性傳遞基因的策略也發生了轉變。他們不再爭先恐後地拚命把自己的精子盡可能多地注入女性體內,而是開始學著去獻慇勤和給予。對於匠人來說,重達1/4磅的睪丸就像體積巨大的腸子一樣成了昂貴的奢侈品。對於男性匠人來說,他們仍然面臨著來自勾引女性者和強姦者的精子競爭,因此他們的性腺不能像獨享權勢的雄性大猩猩那麼小。不過,到了現代,人類的睪丸還是縮小到了只有1.5盎司重。

除了失去了巨大的陰囊之外,男性原人還失去了倭黑猩猩和黑猩猩陰莖上一個令人厭惡的特徵:側面的一個小刺。這個小刺用來把以往的精液殘留從女性的陰道內刮出去。鑒於倭黑猩猩和黑猩猩都長有這種刺,那麼我們共同的祖先可能也有這種刺。原人不再生有這種刺,因為他們不再需要它。不過,原人長了體積巨大的陰莖。人類勃起後的陰莖平均長度約為6英吋,而黑猩猩和倭黑猩猩的長度只有3英吋,大猩猩甚至只有1.25英吋。女性原人則長出了巨大的乳房。比起其他猿類胸前的“小土丘”,女性原人的乳房簡直就是山峰。

鑒於這些解剖學上的特徵,曾經在倫敦動物園擔任過靈長類動物館管理員的德斯蒙德·莫裡斯(Desmond Morris)在其名作《裸猿》(The Naked Ape)一書中總結道,人類是“現存最性感的靈長類動物”(這是50年前的論斷,當時靈長類動物學家們尚未發現倭黑猩猩的狂野行為)。不過,動物學家卻無法就為什麼人類的乳房和陰莖長得如此之大達成共識。(賈雷德·戴蒙德曾說:“20世紀的科學竟然無法得出一個拿得出手的‘陰莖長度理論’,真是令人髮指的敗筆。”)不過,比較淺顯的一種猜想是,既然人類不再通過搏鬥獲取配偶,而改用向異性獻慇勤來贏得配偶,那麼展示自己在性方面的健康程度就變得非常重要了——不論這種信號是傳遞給異性看的,還是傳遞給同性的競爭對手看的。那麼,要達到這樣的目的,還有什麼比炫耀碩大無朋的器官更好的手段呢?

距今130萬年前,也就是倭黑猩猩和黑猩猩開始分道揚鑣的時期,原人已經演化得與其他猿類有了巨大的差異。不過,此時原人的暴力程度究竟如何,仍然存在爭議,因為我們迄今所發現的化石骨骼遠不能告訴我們到底有多少原人死於同類之手。目前,只有一具擁有100萬年以上歷史的遺骸上留有致命創傷的痕跡,而就連這個案例,我們也不能肯定地說死者一定是死於蓄意的殺害。我們發現了比較多的距今50萬年以內的骸骨,而在這些骸骨上我們才發現了確切無疑的致命傷的痕跡。

不過,鑒於黑猩猩和現代人類搏鬥方式的相似性,我們可以做一些比較合理的推斷。在這兩個物種之中,使用暴力的通常都是年輕的雄性,因為它們通常比雌性或年老的雄性擁有更大的體型、更強健的軀體和更易怒的脾氣。諺語說,如果你手裡有個錘子,那麼什麼問題在你看來就都像是釘子。對於滿身肌肉、睪酮水平很高的年輕的雄性黑猩猩和人類看來,很多問題看起來都可以靠武力解決。靈長類動物學家告訴我們,在黑猩猩的襲擊活動中,有超過90%的襲擊行為是由雄性完成的;警察則告訴我們,人類的統計數據與黑猩猩的非常相似。年輕的雄性(不論是人類還是黑猩猩)可以為任何事情打起來。排在前兩名的理由是性和聲譽,物質則落在第三位。如果這些年輕雄性成群行動,而且處於以眾暴寡的態勢,那麼就很容易發生命案。

人類和黑猩猩是從祖猿身上繼承的雄性團伙致命暴力行為嗎?進化論者無法證明這一點,但這確實是最簡單的一種結論。如果這種結論成立,我們也就可以總結說,大約從180萬年前開始,匠人的一雌一雄的固定配偶關係使得獻慇勤取代搏鬥成了更好的求偶策略。但打鬥在對付敵對的原人社群時,仍然保留了其價值。與之相反,倭黑猩猩從130萬年前開始沿著截然不同的方向進行演化。這是因為,雌性的團結協作降低了雄性暴力的回報率。(一雌一雄的固定配偶關係或許減小了女性原人間形成的倭黑猩猩式的團結協作的規模。)

隨著考古學家發掘出更多的骨骼,細節會變得更清晰。不過,有一件事我們已經可以確定,那就是原人的新的進化穩定策略是非常成功的。人屬動物一路前行、繁衍,做到了猿類從未做過的事情。在1 000個世紀之中,我們的祖先遍佈了非洲的大部分地區;又過了1 000個世紀,他們逐漸擴展自己的活動範圍,最遠已經達到了今天的英格蘭和印度尼西亞(實際上,最早的帶有暴力痕跡的骨骼來自於爪哇)。它們來到了與東非稀樹草原環境截然不同的區域,並且十分自然地湧現出了新的變異。現在,幾乎每一年,都會有考古學家或是遺傳學家宣佈在亞洲或歐洲發現了又一種新的原人種類。

到了50萬年前,這些原人中的一種(由於最早發現於德國海德堡,因此被命名為“海德堡人”)已經演化出了幾乎與我們現代人同樣大小的腦。在接下來的幾十萬年中,尼安德特人(同樣以其位於德國的發現地命名)的腦體積已經超過現代人的,只不過更平滑,因此有些區域的開發程度不夠。這兩種原人或許已經能夠通過語言進行交流,而且他們肯定已經找到了新的殺戮方式:他們使用樹脂和從其他動物身上取下的肌腱把石質的矛頭裝在了木柄上。

考古學家發現了足夠多的尼安德特人的骨骼,可以確信他們非常非常暴力。至少在兩塊顱骨上發現了非致命傷痊癒後的痕跡。在尼安德特人的發掘現場,石質的矛頭十分常見,頭部和頸部的傷痕則更加常見。與尼安德特人的骨骼損傷情況最接近的是現代的牛仔競技騎手。可是,在10萬年前尼安德特人的時代,可沒有什麼烈馬需要他們馴服,因此,他們很可能是在打鬥中受的傷。尼安德特人可能只會與獵物進行搏鬥,但是尼安德特人的獵物有時也包括其他的尼安德特人(很多證據表明,他們偶爾也吃人)。因此,我們很難不去懷疑,這些腦體積很大的尼安德特人可能是所有大猿[3]中最為暴力的。他們聰明、有武器,而且異常強壯(兩位著名的考古學家描述尼安德特人說,“尼安德特人就好像是摔跤手的體型結合了馬拉松選手的耐力”)。到公元前10萬年,尼安德特人的分佈範圍已經擴展到了從中亞到大西洋沿岸的廣袤地區。

但接著就有了我們。

2.7磅的魔法

在你的腦袋裡的,是一小塊魔法。在自然界,沒有什麼能與這2.7磅在你的顱骨內跳動的水、脂肪、血液和蛋白質相比。它們吞噬著能量,帶著電流。經過了4億年的演化,這樣的腦使我們區別於地球上的所有其他動物,並且徹底改變了武力在我們生活中的地位。

考古學家和遺傳學家認為,這一自然的奇跡大約在距今20萬~50萬年前的非洲某處完全達到了今天的水平。在這一時刻,在眾生之樹的原人枝幹上長出了充滿特殊活力的新的枝條。而發生這一切的原因或許是極端不穩定的氣候不斷地改變著生死博弈中的回報率。

這是一段瘋狂的歷程。20萬年前的氣溫要比今天冷得多(或許平均要低3華氏度[4]),隨後,在幾經起伏之後,地球又進入了真正的冰河時期。距今15萬年前,氣溫比今天要低14華氏度。厚度超過一英里的冰川遍佈亞洲北部、歐洲和美洲,凍結了大量的水分,以至於海平面比今天要低300英尺。沒人能生活在冰川之上,而在冰川邊緣的廣袤荒原上,寒風呼嘯,沙暴肆虐,情況也好不到哪兒去。即便在靠近赤道的位置,夏天也十分短暫,水源也很缺乏,大氣中較低的二氧化碳含量抑制了植物的生長。

就在那一時期,長得很像我們的人類出現在了地球上,他們有著長長的、半球形的頭顱,扁平的面孔和小小的牙齒。發掘出的遺骸和DNA研究都證實了這一點。這意味著,現代人類約在距今20萬~15萬年前的東非演化了出來。不過,這些發現中有一個奇怪的現象:儘管這些大猿開始削制石頭工具、打獵、採集、戰鬥、繁衍,但是我們在他們的生活地點並沒有發現與尼安德特人或是其他原人有顯著區別的東西。這一點的原因還在激烈的爭論之中。不過,一直到世界變暖了幾千年,隨即又進入另一個冰河時期之後,這些長相類似我們的人類的行為方式才開始變得像我們。

大約在距今10萬~7萬年前的考古現場,人們開始發現奇怪的東西了。這些人類開始裝扮自己,這可是此前的原人們不會做的事情。他們收集蛋殼,花上許多個小時的時間把它們打磨成圓形,再使用尖尖的骨頭在每個圓形蛋殼的中心鑽孔,再把幾百個這樣的蛋殼串起來,做成項鏈。他們相互交換這些裝飾物,有時被交換的裝飾物會流傳到幾百英里之外的地方去。

原人們的行為方式越來越接近於人類。他們會收集赭石(鐵礦石的一種),用它們在洞穴的牆壁上畫上粗獷的紅色線條,很可能還會畫在彼此的身上。在南非的布隆伯斯洞窟,有人甚至在75 000年前在赭石上畫下了簡單的幾何圖形。這不僅是已知最早的藝術作品,而且是用來創作其他藝術作品的藝術作品。

人們靈活地使用他們的手指,開始製造小工具,比以往的工具都更輕便、更精巧。接著,他們開始把一些工具當作武器使用。在目前已知的最古老的用骨頭雕成的工具中,包括魚鉤;最早的石葉工具(考古學家這樣稱呼那些小工具)則包括箭頭和標槍頭。非洲南部海岸洞穴中發現的鳥骨和魚骨表明,人們可以用這些工具捕殺那些他們曾經鞭長莫及的獵物(尼安德特人的肩部和肘部關節的遺骸證明,儘管他們十分兇猛,但是他們投擲的能力並不強,更不要說射箭了)。

像尼安德特人一樣,早期的智人[5]偶爾也會吃掉同類。他們用石刃把肉從長骨上剝下來,再用石錘砸碎骨頭,取食骨髓,而最美味的當屬神奇的人腦。考古學家時不時發現的被砸碎的顱骨表明,人類很可能在自相殘殺。但我們只有在距今30 000年前的遺跡中才能找到決定性的證據。這次我們發現的並不是損壞的顱骨,而是智人在西班牙北部和法國南部的洞穴牆壁上留下的著名繪畫。這些畫都有著一種細膩的美感。“我們沒人能畫出這樣的東西,”據說畢加索第一次看到這些畫時曾這樣說道,“在阿爾塔米拉洞穴的壁畫之後,人類越畫越差。”不過,有些畫則展示了陰暗的一面——它們毫無疑問地展示了人類用弓箭相互射擊的場景。

考古學家在發掘距今10萬~5萬年前的遺址時,偶爾會發現看上去有著與眾不同的現代氣息的事物,比如珠寶或藝術品;而在歷史短於5萬年的遺址中,他們幾乎每次都會發現這樣的手工藝品。那時的人們在做一些以前從未做過的事情,並且找到了新的方式去做以前做過的事情,甚至為做每一件事情都發明了多種手段。從開普敦到開羅,歷史早於5萬年的遺址看起來都很相似,從中發現的東西基本相同,這些東西的用途也基本相同。而在歷史短於5萬年的遺址中發現的東西則大相逕庭。到了公元前3萬年,僅在尼羅河流域就發現了6種截然不同的石器製造的地方風格。

人類發明了文化。憑借巨大而敏捷的腦,人類不僅可以編織出用來交流複雜思維的符號網絡(尼安德特人,甚至匠人也可以做到這點),並且還能將這些複雜思維保存下來。與地球上的其他動物不同,現代人類可以改變他們思考的方式,並且不斷地積累他們的想法,由一個想法進而產生另一個想法,並跨越許多代人,將其傳遞下去。

我們腦的生物進化造就了文化,而文化本身也在演化之中。生物進化由基因突變推動,在幾萬年乃至幾百萬年的跨度中,效果最佳的突變會取代其他突變。而文化的演化速度要快得多。這是因為,與生物演化不同,文化演化是有方向性的。當人們面對問題時,他們腦中的灰質細胞就開始發揮作用,產生各種各樣的想法。就像基因突變一樣,大部分想法不會對這個世界造成什麼改變,有些想法則乾脆對世界有害。但曠日經年,最有效的想法還是會從其他想法之中脫穎而出。

比如,設想你是生活在3萬年前尼羅河流域的一名年輕獵手。在前文中的死亡博弈裡,我用鴿子代表那些永遠不會進行搏鬥的動物,而用鷹代表那些總是進行搏鬥的動物。那麼,在這裡,我將用綿羊代表那些隨大流的人,而用山羊代表那些特立獨行的人。我們的年輕獵手就是一名山羊,他確信自己懂的最多,並且想出了一種新的箭頭設計。假設這種新的箭頭有著更長的柄腳,因此可以比以往的箭頭更好地留在被射中的羚羊身上。但讓這位年輕獵手感到驚訝的是,他的那些綿羊性格的夥伴們不贊同他的想法,並且告訴他,既然他們的祖先不需要長柄腳的箭頭,他們也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