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這兒到不了那兒
2012年11月26日，星期一，這是奇跡般的一天。在這一整天中（實際上，是從星期日夜裡10點半到星期二上午10點20分），紐約市沒有任何一個人被用槍、用刀或是任何一種方式殺死。自從人們開始在1994年（當時的紐約平均每天會有14人被殺）進行綜合數據統計以來，這還是第一次出現這樣的情況。如果我們繼續向上追溯，會發現上一個沒有發生任何暴力死亡的日子出現在50多年之前——當時的案件記錄並不精確，紐約市的人口也比現在少50萬。總的來說，在2012年，每2萬個紐約人中只有1個死於暴力——這很可能是歷史最低水平。
當然，美國不只有紐約這一個地方。2012年，芝加哥的兇殺率上升了1/6；而加利福尼亞州聖伯納蒂諾——那裡半數的房主的負債額超過其房屋價值，市政府也已經破產——兇殺率飆升了50%（“門上鎖，槍上膛。”該市的檢察官建議道）。就在2012年臨近尾聲時，康涅狄格州牛頓市的一個精神病患者開槍射殺了20名小學生、6名學校工作人員、他自己的母親，最後飲彈自盡。但就全美國而言，紐約市要比牛頓市更具代表性：儘管有著這些噩夢般的例外，美國的兇殺率在2012年下降了。
實際上，紐約市的情況不僅在美國具有代表性，就全世界大部分地區而言都具有代表性。殺人事件在總體上呈減少趨勢。在2004年，大約每13 000人中會有一個人被殺害；到了2010年，這個比例下降到了14 500︰1。戰爭中的死亡人數也呈現出相同趨勢。國與國之間的戰爭通常是規模最大、最為血腥的衝突類型，但這樣的戰爭幾乎消失了。政權崩潰後的內戰仍然存在（2012年，每400個敘利亞人中就有1個死於內戰），但數據表明，內戰發生的頻率也在下降。
從全球平均水平來看，在2012年，每4 375人中有1個人死於暴力。這就意味著，今天活在世界上的人中，僅有0.7%會死於暴力。這個數字在20世紀是1%~2%，在古代帝國時期是2%~5%，在草原大遷徙時代的亞歐大陸是5%~10%，在石器時代則是駭人聽聞的10%~20%（見圖7–1）。這個世界終於開始朝著丹麥的方向前進了，而丹麥也在不斷地進步中：在2009年，每111 000名丹麥人中才會有1個人被殺害，這意味著一個人在一生中死於暴力的風險僅為0.027%。最棒的是，今天世界上的核彈頭數量是1986年（也就是布魯斯·斯普林斯廷重新錄製《戰爭》一曲的同一年）時的1/20。50年前，美國空軍中最為出色的人員才能進入戰略空軍司令部（該部門負責投放核武器）；而今天，大部分美國空軍軍官把加入這個部門視作職業生涯上的自殺行為。
圖7–1 幾乎就要成功：公元前10 000~公元2013年的暴力死亡率
好消息還不限於此。如同在過去的幾千年中經常發生的那樣，暴力死亡率的下降伴隨著繁榮水平的提升。1989年，當美國無可爭議地成為“世界警察”時，人均財富產出剛剛超過5 000美元。[1]而在2011年（迄今最近的擁有完整數據的年份），人均財富產出已經翻了一番。亞洲獲益最多，因為中國的沿海地區、東南亞的部分地區以及印度的一些地區在這一時期完成了它們自身的工業革命。這促成了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農民向城市的大遷徙，使得至少20億人口脫離了絕對貧困（世界銀行將每天收入低於1美元定義為絕對貧困）。拉丁美洲、非洲和東歐在經歷了分別由債務危機、艾滋病傳播和政權更迭造成的短暫退步之後，從2000年起也都開始取得進步（見圖7–2）。
圖7–2 富國變得更富，而窮國增收的幅度更高：1980~2010年，世界不同地區的財富增長速度。從全球層面來看，2010年的人均財富比1980年多出2.2倍；在亞洲，這一數字則是3倍。非洲人和拉丁美洲人在20世紀80年代變得更窮，東歐人在20世紀90年代也面臨相似情形，但他們都從2000年開始逐漸縮小了與西北歐國家及其殖民國家（澳大利亞、加拿大、新西蘭和美國）之間的差距
引人注目的圖7–1和7–2表明，這個世界不僅變得更安全、更富有，並且隨著各個大陸之間的差距逐漸縮小，它也變得更公平。而更引人注目的是所有這一切好消息背後的解釋，也是貫穿本書的那個觀點：建設性的戰爭讓這個星球變得更美好。這種說法充滿矛盾，違背我們的直覺，而且令人不快（而且，就像我在前言部分中提到過的那樣，在我開始研究長期戰爭史之前，我也從未有過這樣的念頭）。然而，考古學、人類學、歷史學和演化生物學的證據看起來都是頗令人信服的。
在4億年前，暴力作為一種贏得爭端的手段出現了（最初出現在想要吃掉其他魚類的早期鯊魚和不想被吃掉的其他魚類之間）。暴力是一種非常有效的方式，幾乎所有動物現在都會使用暴力。有些動物甚至演化到可以集體使用暴力；而一旦涉及領地問題，暴力就可能會變為致命的手段。戰爭就這樣來到了這個世界上。
在生物演化的大樹上，人類的歷史不過是一根短短的枝條，但也是迄今為止最不尋常的一根枝條。人類不僅可以在基因上進行演化，還實現了文化上的演化。這樣一來，我們無須坐等成千上萬代人的自然選擇改變我們，便可以通過改變我們自身行為方式的辦法，應對死亡博弈中各種行為的回報率的改變。因此，從上一個冰河時期的末期開始，我們找到了通過使用暴力降低使用暴力的回報率（充滿矛盾性的一個說法）的方法。
在公元前10 000年之後，世界開始變暖了，各種各樣的動物和植物都開始迅速繁衍。對大部分物種來說，一旦等著吃食的嘴的數量超過了食物供給量，它們就再度陷入了艱難的生活中。然而，在幸運緯度帶的人類卻通過文化上的演化解決了這一問題——他們變成了農民。農耕有其代價，但同時也供養了多得多的人口。擁擠的人口產生了囚籠效應。對於黑猩猩來說（或許冰河時期的人類也是如此），其領地觀念使得殺死競爭對手可以在死亡博弈中獲得最高的回報。而隨著囚籠效應的出現，人類可以通過將被擊敗的敵人融入更大的社會來取得更高的回報。“融合”是個蒼白的詞彙，因為在這一過程中，摻雜著大量的劫掠、強姦、奴役和遷移。不過，由於那些將自己轉化為坐寇的征服者最終在競爭中勝出，所有這一切暴力行徑的長期結果就是帶來和平和更高水平的繁榮。
到公元前3500年，坐寇開始演變成真正的利維坦。它們有能力徵收稅款，並且懲罰那些拒不服從的子民。這一過程從我們今天稱之為中東的地區發端，因為這裡同時也是農耕開始的地方，從而使得這裡的囚籠效應最為明顯，競爭也最為激烈。不過，在接下來的幾千年中，幸運緯度帶的大部分地區都走上了相同的道路。
亞歐大陸幸運緯度帶的每個地區都經歷了順序相似的軍事革命（在第三章中提到過，由於一些原因，尤其是沒有馬匹，使得美洲大陸的情況有些不同）。首先出現的是防禦工事，它用來應對突襲；相應地，進攻方學會了怎樣圍攻無法爬越的城牆。接著，在亞歐大陸，青銅製成了進攻用的武器和防禦用的鎧甲。然後出現的是軍事紀律，它使得生性狂野的年輕人可以冒著生命危險發動進攻，面對著殘暴的敵人能堅守陣地。到了公元前1900年，亞歐大陸草原上的牧民們學會了用馬具把馬匹套在雙輪戰車上，從而為戰場上帶來了充滿速度和流動性的兵種。到公元前1200年，地中海地區的戰士們找到了反擊的方法。不過，在公元前最後一個千年裡，軍事策略轉為使用鐵製器具裝備的大規模步兵作戰，這些步兵征服了亞歐大陸幸運緯度帶上的各個帝國。
每一次軍事革命都是一場矛與盾的競賽。不過，就像我在本書中一直強調的那樣，進化論者所說的紅桃皇后效應並不適用於戰爭。參與競賽的人們並不會留在原地，因為這場競賽會改變參與其中的社會。每一次軍事革命都要求利維坦變得更強大，而更強大的利維坦則可以進一步地降低暴力死亡率。
所謂的獨特的西方戰爭方式的理論也不適用。這種理論認為，希臘人在古時候發明出了一種戰爭方式，使得歐洲的戰士比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戰士都更善戰。實際上，幸運緯度帶上的各個民族都發明出了建設性的戰爭，而建設性的戰爭創造出了更強大、更安全、更富足的利維坦。在公元前的最後一個千年，人們創造出了輝煌的長安、巴連弗邑、特奧蒂瓦坎和羅馬城。
不過，本書中的另一個主題是，戰爭中的一切都是充滿矛盾的。在公元前的最後一個千年裡，亞歐大陸的建設性的戰爭達到了克勞塞維茨所說的“頂點”。達到“頂點”之後，那些此前帶來成功的行為轉而開始釀造災難。古代帝國的擴張使得它們不斷地與草原帶發生越來越多的聯繫。草原上具有高度機動性的騎手可以征服遙遠的距離，幾乎隨心所欲地襲擊帝國。而締造了帝國的步兵大軍卻難以在荒蕪的草原上生存。從中國到歐洲，騎兵在戰場上取得了支配地位。在超過1 000年的時間裡（大約從200~1400年），幸運緯度帶和草原陷入了建設性的戰爭和反建設性的戰爭的可怕循環之中。每一次建設性的戰爭都會創造出更大、更安全、更富裕的社會，而每一次反建設性的戰爭都會讓這些社會再度分崩離析。利維坦失去了它們的牙齒，暴力死亡率開始攀升，繁榮的景象破滅。
在不久的將來，體質人類學家就將能完成足夠多的骨骼研究，從而得出暴力死亡率的精確數字。不過，就目前而言，我們還只能依靠在本書第一到三章中檢視過的粗略證據。如果要研究史前時期，我們可以用20世紀的石器時代社會與之相類比，並佐以數量很少，但在不斷增加中的遺骸證據。如果要研究古代帝國和草原大遷徙時期的情況，我們就只能依賴於當時的文字記載。我在前文中提到過，這些文字記載基本可以讓我們確信，暴力死亡率在古代帝國時期下降了（第一章和第二章），隨後又在200年左右升高了（第三章）。不過，到目前為止，我們必須承認，我們還沒有辦法知道暴力死亡率究竟下降或是上升了多少。
根據我的估算，古代帝國時期的暴力死亡率為2%~5%，而到了封建的無政府時代，暴力死亡率又攀升到5%~10%。當然，隨著人們發現越來越多的證據，我的估算肯定會被證明是不準確的。但在我看來，這正是學術進步的途徑：先由一個研究者做出推測，再由別的研究者駁倒他的推測，並給出更好的推測。即便我的這次推測謬以千里，但至少我希望此舉能夠刺激其他研究者搜集更好的收據，採用更好的方法，然後指出我究竟錯在什麼地方，反駁我的推測。
到了公元第二個千年的中葉，我們獲得了更可靠的數據支持。此時，利維坦，尤其是歐洲的利維坦，用火器封閉了草原民族馳騁的道路，用遠洋船隻打通了航路，從而使利維坦獲得了重生。這兩項發明都源於東亞，卻在西歐得到了優化，並在這裡打破了建設性的戰爭與反建設性的戰爭的循環。
我在第四章中提到過，發生這一切的原因仍然不是所謂西方式的戰爭方式，而是地理因素。一方面，歐洲的政治地理狀況（由許多個征戰不休的小王國組成）使得能造出性能更優良的火器的國家在爭鬥中獲益；另外一方面，歐洲的實際地理狀況（距離美洲的距離僅為東亞到美洲距離的一半）使得歐洲人比亞洲人更容易發現新大陸，並從中掠奪資源、開拓殖民地。歐洲人之所以能展開對整個世界的500年戰爭，並不是因為歐洲人比世界上的其他人更充滿活力（或是更邪惡），而是因為地理環境使他們能比其他人更容易做到這點。
500年戰爭迫使歐洲人重新定義了建設性的戰爭，因為他們的征服戰爭造就了太過龐大的社會，從而改變了遊戲的規則。他們發現，在一個洲際帝國的時代，大部分的新增國家財富並不來自於劫掠，甚至也不來自於從子民身上壓搾出來的稅金。借助國家的力量，使盡可能多的人以盡可能自由的方式在越來越大的市場中進行貿易，才是帶來最多財富的方法。
始於歐洲西北部的永不停息的競爭迫使這些利維坦採取了開放秩序，從而使得市場之“看不見的手”與政府之“看不見的拳”和諧地協作。英國在18世紀80年代開始了工業革命，隨後成為世界上第一個“世界警察”。英國的艦隊、財富和外交官們監管著全世界的秩序。然而，儘管暴力死亡率下降到了新低，繁榮程度攀升到了新高，但“世界警察”也有其“頂點”。英國統治下的和平為英國帶來了諸多對手，進而使得英國無力再承擔“世界警察”的職責。從1914年開始，人類歷史上最可怕的多場戰爭把英國趕下了“世界警察”的寶座，一直到75年之後才由美國接替了它的位置。此時的美國，統領著一個更加開放的秩序，創造出了更低的暴力死亡率和更多的財富。
以上是一個宏觀的故事。要想看到這樣的趨勢，就必須如我在本書前言部分中所說的那樣，站在全球的高度看待整個人類的歷史，並且從全部4個角度去審視歷史（個人、軍事史、技術以及進化）。在我看來，通過這樣的宏觀敘事，我們就可以看出戰爭究竟有什麼好處——當然也會看到戰爭讓我們付出了怎樣的代價。
“戰爭有什麼好處”的答案，既充滿矛盾，又那麼駭人聽聞。戰爭的好處是讓人類更安全、更富裕，然而做到這一點的途徑卻是大規模的殺戮。但既然戰爭確實有其好處，我們就不能說戰爭中的苦難和死亡都毫無意義。再看看圖7–1和7–2吧，如果從貧窮、暴力的石器時代進步到和平而繁榮的時代，在這一過程中可以有所選擇的話，我確信很少有人會願意選擇戰爭作為其途徑。但實現進化——這也是人類歷史的真諦——的驅動力並非我們的意願，而是死亡博弈的殘酷邏輯。
如果看看這套邏輯從冰河時期的結尾到今天都給我們帶來了些什麼，那麼它將把我們帶向何方，似乎也很清楚了。我們從由採集者組成的團體，演變成了利維坦，再演變到了“世界警察”；那麼，接下來的一步就應該是組成一個世界政府，將暴力的回報率壓制到零，所有國家都應該達到丹麥的水平。在經歷了本書描述的血腥恐怖之後，人類最終將獲得一個皆大歡喜的結局，就彷彿諾曼·安吉爾的《大幻想》一書（我在第五章的開頭部分提及過此書）的結尾。當這本書於1910年面世時，整個世界已經有95年沒有發生大國戰爭了。在這段時期，全球總收入翻了一番，而兇殺率至少在歐洲下降了一半。因此，安吉爾和他的擁躉們認為，我們即將迎來一個沒有戰爭的世界。
事實並非如此，但《大幻想》仍然值得一讀。這是因為，安吉爾做出錯誤判斷的原因，同樣適用於今天。如我們在第五章中看到過的那樣，19世紀世界各國朝著丹麥的方向前進的趨勢是不可持續的。“世界警察”的角色扮演得越好，它的對手就會越多；而它的對手越多，“世界警察”就越難盡好它的職責。圖7–2似乎在告訴我們，歷史正在重演。在21世紀的前10年，美國巨人對世界的掌控要比19世紀60年代時的英國更加徹底，但美國似乎在重走英國的老路。美國把全球秩序維持得越好，其潛在的對手就變得越富有、越強大。未知的未知因素在激增，賭徒們已經躍躍欲試。我們越是朝著丹麥的方向邁進，這個目標就似乎離我們越遠。
當我第一次來到美國的新英格蘭地區時，一個在這裡住了一輩子的人給我講了一個古老的笑話，描述這個地區的居民有多麼固執。笑話說，有一個遊客（通常會說是來自紐約的遊客）在神秘的馬薩諸塞州（或者是緬因州）迷路了。在開車兜了一個小時的圈子之後，他決定停下來問問路。他找到了一位面容枯槁的當地人。這個當地人一會兒想出來一條可行的路線，但隨後又自己否定了它，如是反覆了許多遍。最後，這個當地人疲憊地搖了搖頭，說：“你從這兒到不了那兒。”
這種建議無疑毫無幫助。然而，如果我們再回過頭去看看圖7–2與第五章開頭的那些圖表有多麼相似的話，我們可能會發現，比起安吉爾樂觀的解讀，這個笑話中的說法更貼近世界的現實。或許我們沒有面對著紅桃皇后效應，但我們可能面對著龜兔賽跑的效應。人類跑得很快，因此確實有所進步：暴力死亡率下降了，繁榮水平提升了。然而，我們儘管不斷地在接近丹麥，但我們可能永遠無法達到那個目標。換句話說，我們從這兒就根本到不了那兒。兔子拚命地向前跑，但烏龜卻總是領先那麼一點點兒，創造出新的對手、新的未知的未知因素或者甚至創造出新的鋼鐵風暴。根本不會有什麼皆大歡喜的結局。
在這最後一章裡，我想說的是，無論是安吉爾的皆大歡喜，還是新英格蘭人令人不悅的結尾，這兩者對未來要發生的事情都沒有什麼指導意義。安吉爾的觀點（各國之間的經濟聯繫使得戰爭不可能發生）在100年前是錯的，在今天仍然是錯的；而新英格蘭人所說的“我們從這兒到不了那兒”也是錯誤的。
我們似乎在走向最糟糕的世界。一方面，這個世界要比上一個“世界警察”衰落時（19世紀70年代至20世紀10年代）更加不穩定；另一方面，這個世界上的武器要比20世紀40~80年代美蘇以毀滅相要挾時的武器更加致命。儘管暴力死亡率在過去的40年中穩步下滑，儘管世界大戰看起來在21世紀10年代的中段不可能打起來，但未來的40年將是人類歷史上最危險的40年。
不過，如果我們能退後一步，遠離細節，用我們在第一到六章中審視長期的暴力史的眼光去審視接下來的幾十年，我們就會注意到不一樣的東西。無論如何，只要我們從這個更宏大的角度看過去，我們就會發現，或許我們可以“從這兒到那兒”，即便這個“那兒”並非是我們原本預計的那個終點。
金星與火星
多年以來，美國政府會定期出版一本名叫“國防計劃指導”的小冊子，以此總結歸納官方的國家大戰略。大部分時候，這本小冊子中都是些乏味的文件。然而，就在1992年2月，也就是蘇聯解體後僅僅兩個月，負責起草新的《國防計劃指導》的委員會卻做了一件令人驚訝的事情：它講了實話。
這本指導手冊指導美國如何做好“世界警察”。文件中說，儘管美國不應該“認為自己有責任糾正世界上的所有錯誤，但我們有責任有選擇性地去糾正那些不僅威脅我們的自身利益，也威脅我們的盟國和友邦的利益的錯誤，或是可能嚴重危害國際關係的錯誤”。這意味著美國要完成一項壯舉：
我們首要的任務，是阻止可能像蘇聯一樣帶來威脅的新的對手的出現，不論這個對手是崛起於蘇聯的領土之上，或是世界其他地方。這……就要求我們致力於阻止任何敵對勢力控制重要的區域。我們所說的重要的區域，指的是某個區域的資源，在牢固的控制之下，足以供給一個新的全球霸權的崛起。這樣的區域包括西歐、東亞、蘇聯領土以及亞洲西南部。
這份文件一落入媒體之手，就迅速引發了一場政治風暴。日後成為美國副總統的喬·拜登（Joe Biden）批評說，這份文件“就是要創造一個‘美國統治下的和平’，而這種局面是不可能實現的”。美國國防部在遭受抨擊之後，在其最終版的文件中說得含蓄了一些。但不論美國國防部選擇了怎樣的措辭，美國在過去20多年中所苦苦追尋的，正是“美國統治下的和平”（其中有一些年頭裡，喬·拜登本人就在白宮裡服務）。
如果政治家們要從“英國統治下的和平”之中汲取些什麼經驗的話，那就是“美國統治下的和平”也是可以實現的，至少可以持續幾十年。總體來看，美國從1989年以來的經歷與英國在19世紀晚期的經歷驚人的相似，即便偶有的例外也能證明規律的存在。
最引人注目的例外無疑是西歐，這一地區也是1992年計劃制訂者關注的4個潛在的問題地區中的第一個。在英國和美國分別充當“世界警察”的兩個時期，西歐地區經歷的相似性是十分明顯的。在19世紀晚期，西歐經濟在由英國保障的市場之中蓬勃發展，隨後富有而強大的德國就在19世紀90年代成了英國最致命的對手。到了20世紀晚期，西歐經濟再次在由美國保障的市場之中蓬勃發展，而很多政治家（其中的歐洲政治家要比美國政治家更多）開始擔心重新獲得統一的德國會繼續重走老路。（“人們說，‘如果德國的情況不好，那可真是件糟糕的事情，’”一名法國官員半開玩笑地說，“我倒是要說，這有什麼糟糕的？要知道，一旦德國的情況好了，他們通常就會在6個月之後進軍香榭麗捨大道了。”）
但這並沒有成為現實。相反，西歐國家走向了另一個方向。它們的選擇不僅使得美國全球霸權和英國全球霸權之間的相似性變得不那麼站得住腳，更對本書中的所有觀點發起了挑戰。西歐國家遠沒有變成“世界警察”的對手，反而幾乎徹底不再把武力當作一種政策工具。令人驚訝的事情正在發生。大量的人口——迄今為止大約有5億人——走到了一起，開始組成一個更大、更安全、更富有的社會，卻沒有訴諸武力，這可是歷史上的頭一回。
這是一次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轉變，同時也是一次靜悄悄的轉變。我們如果把英國算作西歐的一部分的話，那麼我在這個地區度過了人生的前27年，卻沒有意識到這個轉變的進行。說實在的，電視上沒有什麼東西比布魯塞爾的那些官員又發表了一項什麼聲明（淨是關於什麼他們允許我吃什麼東西、喝什麼東西以及這些東西應當使用多大型號的容器來盛放）能讓我更快地把電視機關上了。
但我和上百萬與我一樣對歐洲事務缺乏興趣的人一樣，都大錯特錯了。歐洲共同體（歐洲聯盟在1993年更名前的名稱）最大的特點就是乏味。舊時的利維坦使用暴力造就政治上的統一，隨後使用政治手段（如果需要的話，也可以使用更多的暴力）締造經濟上的統一；然而，今天的西歐卻把這個歷史上最成功的公式顛倒了過來。這些無人歌頌的英雄們通過一次接著一次的委員會會議編織了一張規則和規章的大網，將其成員國整合進同一個經濟單元中，再使用經濟的力量創造一個政治單元。“我們的終極目標，”德意志聯邦銀行的前領導人在1994年說道，“是一個政治目標……我們要以某種形式實現歐洲的政治統一。一個聯邦也好、一個國家聯合體也罷，哪怕只是聯繫更緊密一些的國家聯盟。”這樣一來，“經濟上的聯盟（只是）實現這一目標的一個重要工具”。
這既是有史以來政治家們做出的最笨的嘗試，同時也是最勇敢的嘗試。不過，自從《馬斯特裡赫特條約》（Treaty of Maastricht）於1992年以來，這個體繫在過去的15年中似乎一直在運轉著。歐洲依然由獨立的國家拼湊而成，但從愛爾蘭到愛沙尼亞，大多數歐洲人共同使用著同一種貨幣和同一家中央銀行，接受著同一家歐洲法院和議會的裁決和統治，還可以自由地通過邊境而不需要出示護照。至少直到2010年，這種基於共識的乏味道路似乎正在將歐洲從這兒帶到那兒。
不過，就在當下，採用歐元作為本國貨幣的國家陷入了一場債務危機之中（更準確地說，是生產效率較高的北方國家和生產效率較低的南方國家之間的國際收支平衡危機），並且因此暴露出這種基於條約組建的聯盟的局限性。老式的利維坦可以動用武力解決問題。例如，在1850年，英國就曾經派遣炮艇逼迫希臘償還債務。然而，在新的歐洲，德國就不可能為了重塑財政紀律而把坦克開上雅典街頭。
歐盟完全依靠市場的“看不見的手”的作用，而不使用軍事力量這“看不見的拳”保障其規則的實施。這樣一來，歐盟就似乎遊走在深淵的邊緣了。2011年年末，瑞士的瑞銀集團公開表示擔憂，擔心這場危機最後會淪落到用武力解決的境地。瑞銀集團的分析師表示：“幾乎所有現代法幣貨幣聯盟的崩潰都伴隨著某種形式的威權政府或軍政府的出現，甚至爆發內戰。”這樣的前景的確令人擔憂。不過，到本書寫作的時候（2013年年中），儘管歐盟的政策飽受批評（它們採取的措施僅限於讓這些陷入債務危機的國家不至於崩潰，但也僅止於此），但似乎避免了災難的發生。希臘儘管經歷了失業率飆升、街頭暴力示威，乃至政治危機，但是這個國家仍然留在歐元區之內。愛爾蘭、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甚至法國儘管都面對著越來越多的壓力，但這些國家也並沒有垮掉。與其說這次危機會拆散歐洲，還不如說這是一次進一步推動政治集權的機遇。或許，歐洲的管理者們不需要殺死任何人，就可以完成拿破侖和希特勒殺了那麼多人也沒能完成的任務。
有鑒於此，諾貝爾委員會將2012年的諾貝爾和平獎頒發給了歐洲聯盟。這可謂實至名歸：歐盟公民之間的兇殺率是世界上最低的；歐盟各國政府都取消了死刑；歐盟完全棄絕了內部的戰爭，並且基本上棄絕了對外的戰爭。歐盟以外的歐洲人有時還能看得到使用武力帶來的好處，就像俄羅斯在2008年對格魯吉亞發動“五日戰爭”時那樣。然而，在歐盟內部，幾乎沒人再持有這樣的觀點。在歐盟“共同安全與防務政策”中，歐盟仍然保留了使用武力的權利，但只有英國和法國曾經使用過這樣的權利，並且都是為了在以前的殖民地地區進行維和活動。即便當某些軍事行動有著明確的人道主義目標時（比如1999年在科索沃的行動），西歐國家的政府仍然會顯得小心翼翼，以至於時常讓它們的美國盟友感到惱火。或許，新的歐洲式戰爭的常態將是發生在2012年的那離奇的一幕：一架瑞典飛機在白俄羅斯首都明斯克上空空投了800只泰迪熊，每隻泰迪熊上都帶著一個寫有“實行言論自由”的標語簽；而白俄羅斯的應對方式僅僅是撤掉了負責邊境巡邏和空軍的將軍。
2003年，民意調查機構發現，只有12%的法國人和12%的德國人認為戰爭在有的情況下是情有可原的；而在美國，這一數字是55%。在2006年，英國、法國和西班牙的受訪者甚至表示，好戰的美國人才是對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今天，在重要的戰略和國際事務方面，”戰略家羅伯特·卡根表示，“我們可以說，美國人來自火星，而歐洲人來自金星。”
歐洲人和美國人在暴力問題上越來越明顯的分歧引發了諸多評論，但其實這一現象並不值得大驚小怪。歐洲人來自金星，正是因為美國人來自火星。如果沒有美國人充當“世界警察”，維護世界和平，歐洲就不可能有採取鴿派戰略的空間。但反過來說，如果歐洲人不採取鴿派戰略，美國也無力充當“世界警察”。如果歐盟在過去的15年裡表現得更加鷹派，那麼美國的地位一定會在反制歐洲的過程中遭到削弱，就像100年前，英國的“世界警察”地位在對抗德國的過程中遭到了削弱一樣。火星和金星，就像瑪爾斯和維納斯[2]一樣需要彼此。
在1945~1989年，對西歐來說，參與死亡博弈的最佳方式，就是要為了幫助美國阻止蘇聯而顯得足夠好戰，但又不能太過好戰而引起美國人的警覺（歐洲人和美國人對這一平衡點的位置有分歧，因而導致法國在1966年宣佈退出北約的統一軍事指揮體系）。不過，在1989年之後，歐洲不再面臨任何嚴重的安全威脅，而且可以依賴美國出面懲戒任何鷹派國家。因此，西歐國家變得越加鴿派了（歐洲人和美國人就到底哪個鷹派國家應當受到懲罰也有分歧，因此造成了2003年歐洲人的反美浪潮）。結果是，與一個世紀前的英國政府不同，美國政府從來不需要擔心其創造的財富和安全環境會讓歐洲國家在發展壯大之後，反過來挑戰美國的“世界警察”地位。
當然，歐洲的鴿派傾向並沒有徹底結束外新月地帶、內新月地帶和心臟地帶彼此之間的衝突。從17世紀開始，英國的大戰略一直都圍繞著與更廣闊的世界建立聯繫，並且阻止任何國家主宰歐洲大陸。“我們沒有永遠的盟友，也沒有永久的朋友，”時任英國外交大臣帕默斯頓（Lord Palmerston）勳爵在1848年說道，“只有我們的利益是永恆的。”根據這一邏輯，他應當會理解英國為什麼沒有加入歐元區，為什麼還要在2017年就其歐盟成員國身份舉行全民公決，並且為什麼有時表現得不像其鄰國那樣鴿派。
東歐人對於鴿派的態度也心存疑慮。東歐國家位於心臟地帶與內新月地帶之間，缺乏可以用於抵禦強大的德國和俄羅斯的天然屏障。因此，東歐國家也覺得它們面對了幾個世紀的那個老的戰略問題並沒有解決。像英國一樣，一些東歐國家的政府不想過於依賴由德國主導的歐洲聯盟，因而更多地倒向了美國這個“世界警察”。然而，權力本身也是個充滿矛盾性的東西。美國不希望它最好的朋友們與歐盟太過疏離，因為這樣一來就會打破美國需要的平靜。
西歐並沒有脫離死亡博弈。與此相反，西歐國家更富有技巧性地進行著這場博弈，依靠足以懲戒鷹派國家的“世界警察”享受作為鴿派國家的好處。對於歐洲聯盟獲得2012年的諾貝爾和平獎，我並無異議；不過，諾貝爾委員會在2009年頒發給貝拉克·奧巴馬的諾貝爾和平獎，其實更應該頒發給1945年以來的歷任美國總統，正是他們的集體努力使得歐洲的實驗變得可能。
美國的布爾戰爭
如果說，在盡量避免製造出對手的這個任務上，美國在西歐地區的表現最好的話，那麼其在亞洲西南部的表現可能是最差的。自從柏林牆倒掉之後，美國已經在亞洲西南部地區進行了3場戰爭（如果算上2012年對利比亞的空襲，就是4場戰爭）；而且，美國可能需要點兒運氣才能避免在21世紀第二個10年中在這裡進行第4場戰爭（或者是第5場）[3]。在這一地區，我們可以看到，新舊兩代世界警察所面對的問題格外相似。
實際上，在過去的100年中，亞洲西南部地區的戰略意義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在麥金德的時代，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和波斯帝國對世界警察來說意義重大，因為這兩個國家影響著英國在蘇伊士運河和印度之間的聯絡。從高加索山脈到興都庫什山脈，英國和俄國的探險家與間諜們角逐了幾十年，這甚至被吉卜林稱為“大博弈”。俄羅斯軍隊吞併了今天中亞的“斯坦”們[4]，而英國的紅衫軍也吞下了阿富汗，卻消化不了。
把這場大博弈變成今天的樣子的因素，當然就是石油。1859年，世界上第一口油井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州泰特斯維爾開鑿。在那之後的幾十年中，美國一直都是石油生產的中心。然而，在1871年，亞洲西南部的石油開採開始了。不久，俄國開發者就在阿塞拜疆的巴庫開採出了這種黑色黃金。西方的石油商緊隨其後。1901年，英國的一位投機商買下了波斯2/3的石油開採權。1933年，加利福尼亞標準石油公司在沙特阿拉伯開發了第一處油田。為了滿足美國、歐洲和日本的需求，石油產量在20世紀60年代激增。到20世紀70年代中葉，波斯灣沿岸地區每天靠石油可以獲得超過4億美元的收入。
西方的報紙熱衷於報道阿拉伯的百萬富翁們又在什麼地方買下了歷史性的地標。不過，從表面看來，美國在塑造其所需的石油自由市場方面的成功，使得它不太有可能在亞洲西南部創造出一個敵手。在20世紀60年代，中產階級孱弱、教育體系不完善、地區性的腐敗成風，這些因素使得哪怕最富有的產油國也不太有可能完成工業革命，或是創造出多元化的現代經濟。
正因如此，靠石油賺來的財富，並沒有像“二戰”後美國給予歐洲的援助資金那樣掌握在廣大的公民群體手中，而是大部分落入了極少一部分精英的手裡；而這些統治精英的壓迫、謊言和無能激發了愈來愈多的不滿情緒。美國急於避免蘇聯集團染指其石油資源，結果不得不支持一些獨裁者、軍政府和專制君主。因此，美國經常會面對這樣的批評：美國正像19世紀和20世紀早期的歐洲人一樣，操縱著一個非正式的帝國控制中東。
石油寡頭們試圖把人們的不滿情緒轉變成民族主義情緒和對以色列的仇視。不過，在利用人們的滿腔怒火使他們為伊斯蘭極端主義（當然還有對以色列的仇恨）服務方面，毛拉[5]和阿亞圖拉[6]們做得更好。當時，很少有什麼穆斯林將美國視作頭號大敵，即便在伊朗人質危機[7]期間，一些美國人還寄希望於能與宗教極端主義分子合作（在今天看來似乎是天方夜譚，但《時代》雜誌曾經將霍梅尼評選為1979年的時代年度人物）。不過，革命者們很快就發現，如果要想打擊美國的這些傀儡，就必須打擊美國。就在1979年這一年結束之前，伊朗給美國貼上了大魔鬼的標籤。
就在美國這個“世界警察”試圖控制住這個新近出現的憤怒的伊斯蘭國家時，始料未及的後果接踵而至。在遠離波斯灣石油產區的阿富汗，美國在支持阿富汗反抗蘇聯侵略（20世紀80年代）的過程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然而，美國的援助並沒有贏得太多好感，反而製造出一支裝備精良、久經戰陣的阿拉伯聖戰軍團。這些人隨時準備著對任何敵人發動聖戰，並且在阿富汗結束了對抗蘇聯的戰爭之後，他們利用了戰爭留下的一片混亂，將阿富汗變成了伊斯蘭極端主義者的避風港。
更糟糕的還在後面。1990年，在薩達姆·侯賽因入侵了科威特之後，美國迅速將軍隊開進了海灣地區以保護沙特阿拉伯的油田。在20世紀80年代，薩達姆與革命後的伊朗開戰，殘酷鎮壓了伊拉克境內的伊斯蘭極端主義者，還試圖發展核武器。有鑒於此，美國的行動似乎應當贏得阿拉伯人的心。然而，穆斯林們看到的卻是異教徒的軍隊踏上了阿拉伯的聖地，越來越多穆斯林開始懷疑美國人的動機。
1991年的海灣戰爭和隨後對伊拉克的嚴厲制裁阻止了伊拉克，使其不會成為《國防計劃指導》手冊的起草者所憂心的“亞洲西南部的敵手”。然而，在接下來的10年中，美國的戰略家們（乃至所有人）都將驚訝於極端的伊斯蘭主義者的變化。所有能夠改變穆斯林世界的力量——石油財富、對阿拉伯國家統治者的反抗、阿富汗的聖戰者、對出現在沙特阿拉伯的美國人的憎恨、對以色列的永無止境的敵意——最終都匯聚到了一個人的手中：奧薩馬·本·拉登。2002年，本·拉登給美國人寫了一封公開信。他在信中說：
在你們的監督之下，那些充當你們的代理人的（穆斯林）國家的政府每天都在攻擊我們……你們靠著自己的國際影響力和軍事威懾，用微不足道的價格竊取了我們的財富和石油，這實在是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盜竊……你們的軍隊佔領了我們的國家；你們的軍事基地佈滿了我們的國家；你們腐蝕了我們的土地，為了保護猶太人的安全侵犯了我們的聖潔。
此時，本·拉登的“基地”組織已經以全體穆斯林的名義向美國宣戰，並且殺害了3 000名美國人。
從20世紀90年代末開始，“基地”組織就作為一種新型的對手出現在“世界警察”面前。從大多數角度來看，“基地”組織都比《國防計劃指導》手冊的起草者在1992年擔心的那些國家要弱小。的確，如果“基地”組織或是其附屬組織掌握了核武器，那麼他們可能會殺死比“9·11”事件喪生人數多上千倍的人。然而，如果伊拉克或是伊朗獲得了核武器，它們可能會造成更嚴重的後果。這些亞洲西南部國家的政府擁有稅收收入，並且有足夠的空間隱藏上百顆核彈頭。只要它們願意，它們就可以製造出能夠將死亡威脅遠播到歐洲的導彈。假以時日，如果這些國家再找到合適的盟友，地球上就將不再存在安全的地方了。相反，除非“基地”組織能找到某個國家作為後台，否則它們是無法做到這一點的，它們也永遠無法像一個世紀之前的德國和美國威脅英國的地位那樣，威脅美國作為“世界警察”的地位。
不過，“基地”組織確實代表了另外一種威脅，這種威脅在19世紀晚期由英國主宰的世界體系中也曾出現過。像現在一樣，恐怖主義和宗教極端主義在當時也是很流行的對付“世界警察”的方式。早在19世紀80年代至20世紀10年代，無政府主義者和伊斯蘭極端主義者都曾經享受過一段黃金時代，他們曾經用子彈和炸彈奪走過沙皇和總統的性命。被英國人稱作“瘋狂的馬赫迪”的穆罕默德·艾哈邁德（Muhammad Ahmad）曾經在蘇丹創立了類似“基地”組織的機構。1883年，馬赫迪的追隨者將一位英國指揮官率領的一支萬餘人的埃及軍隊屠戮殆盡。第二年，他們佔領了喀土穆，並且殺死了另一名英國將軍。英國人一直到1899年才推翻蘇丹的伊斯蘭統治，並且在蘇丹駐軍到1956年。
本·拉登與“瘋狂的馬赫迪”有著諸多相似之處，但是要比後者危險得多，因為他有著成熟的計劃。本·拉登清楚，“基地”組織不可能直接威脅到美國的生存，因此他選擇了一個由兩部分組成的間接方案。第一步，是要用暴力推翻任意一個在他看來不夠伊斯蘭化的政權（從阿爾及利亞到印度尼西亞，這些政權被“基地”組織稱作“近敵”），繼而建成一個由虔誠的信徒組成的哈里發國家。第二步，要讓美國（“遠敵”）陷入其既打不起，又無法理解的戰爭中，直到美國精疲力竭地決定不再支持那些非伊斯蘭化的政權。“到那個時候，”“基地”組織的二號人物解釋道，“歷史就將發生一次新的轉折，真主保佑，歷史將拋棄美利堅帝國和猶太人政府主宰的世界。”
在我寫作本書的時候，看起來似乎歷史並沒有發生這次轉折。“基地”組織並沒有能推翻任何一個“近敵”。相反，由於被“基地”組織殺死的阿拉伯人遠遠多於美國人，“基地”組織在整個中東地區引發了恐懼和憎恨。“基地”組織的附屬組織或許能夠從利比亞和敘利亞的動盪局勢中獲益，但那些本·拉登起事前就已經建立起伊斯蘭統治的國家（阿富汗、蘇丹和索馬裡），卻又拋棄了伊斯蘭統治；與此同時，那些被伊斯蘭極端主義者施加以強大壓力的國家（阿爾及利亞、馬裡、也門和巴基斯坦）仍然安然地矗立在具有重大戰略意義、富含石油資源的海灣之外。只有巴基斯坦，由於其擁有核武器，可能會對全球秩序構成真正的威脅（奧巴馬總統在這一地區事務方面的前任特別顧問經常說：“阿富汗的穩定不是必需的，但巴基斯坦的穩定是必需的。”）。
為了遏制“基地”組織對“近敵”的戰爭，美國採取了這樣的大戰略：通過推動民主化改革打消伊斯蘭主義者訴求的吸引力。小布什總統曾經說：“我們要把消息傳遞到從大馬士革到德黑蘭的廣大地區，告訴他們自由可以是每一個國家的未來選擇。”“在中東地區的心臟地帶建立一個自由的伊拉克，”他堅稱，“將是全球民主革命運動的一個標誌性事件。”
雖然仍有爭議，但2011年以來突尼斯、利比亞、埃及和也門專制統治的倒台證明了這一戰略的正確性。不過，就像布什本人意識到的那樣：“現代化不等同於西方化，中東地區的代議制政府將會體現出它們自己的文化特徵。”擺脫了獨裁統治的阿拉伯選民經常會把選票投給伊斯蘭極端主義者，但直到本書寫作時，此事帶來的後果仍然不明確。埃及軍隊在2011年拋棄了獨裁者，但又在兩年之後推翻了選舉產生的伊斯蘭極端主義總統。在利比亞，伊斯蘭極端主義者在推翻卡扎菲統治的內戰中站住了腳，利用他們從卡扎菲政權奪取的武器，把聖戰傳播到了馬裡。而敘利亞，像以前的索馬裡和黎巴嫩一樣，變成了一塊軍閥紛爭的土地，其中一些軍閥就像“基地”組織一樣熱衷暴力。總的來說，經歷“阿拉伯之春”之後的地區確實出現了一些民主化的跡象，但也是高度不穩定的。這些地區大部分是伊斯蘭化的、貧困的，統治水平低下，而且他們不相信美國人，更加不相信以色列人。對於這樣的現狀，布什和拉登誰會更不高興，真的很難說。
“基地”組織的計劃的第二個部分，就是讓美國陷入各種各樣的毀滅性的戰爭，最終迫使美國放棄廣大的伊斯蘭內新月地帶。現在看來，這部分計劃有了一個良好的開端。本·拉登已經預料到了，由於“基地”組織在2001年如此沉重地打擊了美國，美國必然會選擇入侵阿富汗將他徹底清除掉。這樣一來，美國就陷入了其有史以來參加過的最漫長的一場戰爭之中。美國將反恐戰爭擴大到了對伊拉克的入侵，這很難算作是對“9·11”事件的直接回應，但美國進軍巴格達這樣的事件，恰恰是本·拉登所希望看到的那種過度反應。
不過，本·拉登認為分身乏術的美國要麼走向破產，要麼選擇從亞洲西南部脫身。他的這一判斷失誤是災難性的。美國並沒有選擇這兩條道路，而是堅持了下來，殺掉了本·拉登，並且基本完成了“分裂、瓦解、消滅‘基地’組織”（貝拉克·奧巴馬對這一目標的描述）的任務。不過，為了完成這一目標，美國被迫要面對一系列新的問題，而這些問題與一個世紀之前英國所面對的問題驚人的相似。
美國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之後所面對的戰爭局勢，與布爾戰爭非常類似。1899~1902年，英國與南非共和國、奧蘭治自由邦之間發生了布爾戰爭。布爾戰爭和伊拉克戰爭都是先發制人的戰爭，旨在消除未來的威脅。在1899年和2003年，批評家都將戰爭罪責歸咎於由自私自利的政客和商人組成的卑鄙聯盟，他們都是因為覬覦某種自然資源——南非的黃金和鑽石、伊拉克的石油，才發動了戰爭。然而，將英美這兩個“世界警察”帶進戰爭的政客卻經常視他們自己為人道主義者，而不是實利主義者。他們認為自己發動戰爭的目的是保護那些被踐踏的民族（伊拉克的什葉派穆斯林和庫爾德人、布爾戰爭中的非洲黑人）。但不論到底哪種說法更有理，英國和美國的戰爭選擇都讓本國內部出現了意見分歧，並且讓昔日的盟友站在了自己的對立面。
布爾戰爭和伊拉克戰爭的最大區別在於戰爭的初始階段。2003年，美國軍隊橫掃了伊拉克軍隊，而在1899年，英國人卻連戰連敗，他們錯誤地讓士兵們排成密集的隊列穿過開闊的地帶，遭受火炮和來復槍的無情打擊。然而，在不到18個月的時間裡，參戰的英軍數量就已經足以將布爾人的軍隊擊潰。然而，就像美國人在103年後所面對的情況一樣，英國人發現他們的敵人逐漸分散消失，最後變成了各地的反抗軍。
1900年時的英軍和2003年的美軍都是用來打常規戰爭的。起初，他們都發現對付反抗軍不是件容易的事。英國軍隊需要在茫茫草原上追擊一支支的小派遣隊（布爾人將之稱為“敢死隊”）。“我們隨時準備好聽到這個命令‘上馬！’”一名軍官回憶道，“我們確實上了好多次馬，但不論我們的動作多快，我們總是不夠快。”在一個世紀之後，一位心情差不多的美國海軍陸戰隊員告訴新來的指揮官：“長官，我們每天做的事情就是出去巡邏，直到碰到IED（簡易爆炸裝置，就是土製炸彈），然後我們就呼叫救傷直升機，之後我們再返回基地；第二天又是如此，如是反覆。”
英軍和美軍都很快找到了應對之策。新的指揮官〔英軍的赫伯特·基欽納（Herbert Kitchener）和美軍的大衛·彼得雷烏斯（David Petraeus）〕分別找到了對付反抗軍的策略，從而佔據了上風。但兩個“世界警察”為勝利都付出了代價，因為對付非正規軍的最佳方法就是採用美國副總統迪克·切尼（Dick Cheney）所說的“黑暗的手段”，而這樣的行徑無論在國內還是在盟國都不會受到歡迎。
美國開始暗中監視本國公民，無限期地羈押囚犯，並且不承認他們有受到日內瓦公約保護的權利。美國折磨了一些戰俘，把另外一些俘虜送到了可以肆意妄為的地方。在放棄這些手段之後，美國採用遙控飛機進行定點打擊的做法又遭到了反對。不過，比起英國人在南非人身上使用的手段，美國人的手段完全不能算是“黑暗”了。基欽納焚燬了上千座農場，殺死反抗者的牛，把他們的家人驅趕到集中營裡去。差不多有1/4的被羈押的人——其中大部分是女人和孩子——死於疾病和飢餓。
總體來看，儘管也有一些失誤，但美國應對其“布爾戰爭”的方式要比英國人好得多。美國人流了更少的血，花了更少的錢，造成的創傷也更少。大約有150萬美軍士兵曾經在伊拉克服役，其中只有不到5 000人喪生；英國人派到南非去的軍隊人數與美國人相仿，但死亡人數卻達到了22 000人（其中大部分死於疾病）。在美軍佔領期間，差不多每300個伊拉克平民中有1個死於暴力，其中大多數還是在派系鬥爭中死於其他伊拉克人和外國激進分子之手；而英軍佔領期間的暴力死亡率要高出9倍，布爾戰爭中每30個南非人中就有一個死於暴力。美國人所付出的軍費，連貸款利息也算入其中的話，一共是大約2.4萬億美元，大體相當於美國2011年GDP的1/6；而英國人在布爾戰爭中耗費了2 110億英鎊，相當於英國1902年GDP的1/3。
最終，英國和美國都贏得了它們的布爾戰爭，但為了取得所謂勝利，英美都不得不降低了勝利的意義。在英國人的逼迫下，南非戰前的領袖保羅·克魯格爾（Paul Kruger）被迫流亡海外，但保羅·克魯格爾在戰爭爆發前要求的大部分權利，戰後的南非政府基本都從英國人那裡得到了，而且這個政府的統治者仍然是戰爭時的反抗者們。與此相似，美國推翻了薩達姆，結果伊拉克人選舉出來的政府反而與反抗軍和伊朗都有著密切的聯繫。
看起來，在內新月地帶資源豐富的地區，“世界警察”要想陷入一場布爾戰爭式的戰爭很容易，但要想從中脫身則既困難又昂貴，還會造成內部的分裂。如果“世界警察”決心已定，那麼它幾乎肯定能打贏布爾戰爭；而如果一個世界警察總是去打布爾戰爭，那麼它恐怕也不會在世界警察的這個位子上坐太久了。
英國從中吸取了以上教訓，因此盡量避免再發生布爾戰爭式的戰爭。至於美國是否會追隨英國的腳步，只有時間能告訴我們。從積極方面看，“基地”組織及其附屬組織在總體上處於衰退期，美國對波斯灣地區石油的依賴度也在下降（由於能源利用率的提高和美國本土石油產量的激增，美國在2014年的能源進口量應該是1987年之後最低的）。不過，從消息方面看，阿富汗戰爭的結局似乎比伊拉克戰爭更令人失望，“阿拉伯之春”則導致了經濟崩潰和美國信譽度的下降（尤其是在2013年9月，敘利亞問題的外交努力遭遇失敗之後）。此外，伊朗距離掌握核武器只有咫尺之遙。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曾在伊拉克戰爭情況最糟的時候警告：“（伊朗獲得核武器）將是美國最大的戰略夢魘。”從那時開始，美國對伊朗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嚴厲的制裁、暗殺科學家，以及發動網絡攻擊。這些措施迫使伊朗坐到了談判桌前，但是伊朗人已經取得的核技術方面的進展是無法再倒退的。
如果伊朗給導彈裝上了可以進行實戰的核彈頭，那麼它將面臨與以色列，甚至與美國開戰的風險。不過，伊朗完全沒有必要這麼激進，因為在全世界知道伊朗能在短時間內部署核武器之後，它大可以借此威懾它的鄰國。美國和亞洲西南部的國家可能不得不學會適應這一局面，就像美國和東北亞國家已經學會適應擁有核武器的朝鮮一樣。不過，另一種可能是，由於伊朗即將擁有核武器，這會促使伊朗那些富有的鄰國——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阿聯酋——也迫不及待地要在核武器的發展上達到與伊朗相近的水平。如果事態發展到這一步，以色列和（或）美國可能就會覺得有必要再發動一場先發制人的戰爭——一場勝過所有布爾戰爭的戰爭。因為，進行這樣的一場戰爭，也比在整個中東進行一場核戰爭的前景要好得多。
目前，亞洲西南部消耗了美國國防預算的差不多1/6。即便美國能成功地避免在這一地區再進行一場布爾戰爭，鑒於恐怖主義、伊斯蘭極端主義和伊朗核計劃的持續威脅，以及這一地區石油資源的重要性（至少在短期內如此），美國在這一地區的國防開支不太可能在短時間內縮減。如果亞洲西南部仍然是美國最主要的軍事重心，那麼這種程度的開支是可以接受的，然而，在未來10年的種種不確定性之中，這個假設的前提的不確定性或許是最高的。
不可避免的類比
“在預測我們下一場軍事行動的性質和地點方面，我們有著完美的紀錄，”2011年，美國國防部長羅伯特·蓋茨（Robert Gates）對西點軍校的學生們說，“我們一次都沒猜對過。”
但軍方的努力從來都不曾停止。不管怎麼說，方案還是要制訂的，武器系統也還是要採購的。到了20世紀90年代，隨著蘇聯的消失和許多場國與國之間衝突的消弭，越來越多的專家認為世界上不會再發生大規模戰爭了。2001年之後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進行的戰爭似乎證實了這種判斷。從現在起，美國人似乎只需要應對反抗軍的戰鬥了。
正因如此，當我在2012年初有機會造訪位於加利福尼亞州歐文堡的美國陸軍國家訓練中心時[8]，我發現自己身處一個仿造的中東村莊之中，其中到處是清真寺和講阿拉伯語的演員。我和一些人在一個尚未完工、烈風陣陣的屋頂上觀看一場演習。演習中，一支部隊正要將一些“阿富汗長老”護送到一處會議現場，而假扮的恐怖分子將在街巷中發動伏擊。隨著一聲震耳欲聾的巨響，一個垃圾桶中的炸彈爆炸了。狙擊手們從窗口和小山坡上開火。一輛悍馬車壞在了一個關鍵的十字路口處。整個現場十分喧囂，塵土飛揚，一片混亂（見圖7–3）。不過，這支護送隊還是設法殺出了一條血路。
圖7–3 真正的戰爭遊戲：2011年，在加利福尼亞州歐文堡的美國陸軍國家訓練中心一處仿造的中東村莊裡，看上去一切都亂了套
資料來源：美國國防部圖片。
坐落在莫哈韋沙漠中的歐文堡面積有羅得島州那麼大。美軍士兵在被派遣到海外之前，歐文堡是他們要去的最後一處訓練基地。在過去的30多年中，這裡的情況就能體現出美國人對即將到來的軍事衝突的設想。如果我在這個訓練中心剛剛開辦的20世紀80年代造訪，我就會看到數百輛坦克遠距離對射、戰鬥機漫天飛舞以及步兵營對中歐城鎮的仿造物發動進攻。但在2005年，這一切都變了樣，因為美軍對應對反抗軍的重視程度更高了。所有的仿造樓房都被推倒了，只留了一座仿造的小鎮紀念。在那些仿造樓房曾經矗立的地方，我所看到的那些清真寺尖塔和伊斯蘭學校拔地而起。
如果我以後再有機會造訪，莫哈韋沙漠中的場景或許會再次發生變化。當世界警察足以壓制任何敵手時，戰爭的形式就會是鎮壓反抗軍。不過，美國軍隊正在提出這樣的問題：這樣的情形還會持續多久呢？要盼望最好的情況，但也要做好最壞的打算。訓練中心正在把坦克弄回來。仿造的中東場景將變成各種各樣的場景，從閃電戰式的突破，到對付歹徒的槍戰。新的場景可以用來演繹從敘利亞到韓國的各個地點。不爭的事實是，美軍又一次把大戰提上了訓練日程。
美國這個“世界警察”在亞洲西南部付出了諸多努力。然而，有一個跡象正變得越來越明顯：美國阻止戰略性敵手崛起的能力衰減的最厲害的地方實際上是東亞。在亞洲大陸的外新月地帶——從日本到雅加達的一系列島鏈——總體情況良好。實際上，從某種意義上講，東亞外新月地帶的發展很像西歐地區。日本，就像聯邦德國一樣，在1945年進行了非軍事化，並被軍事佔領，隨後又部分地重新軍事化，並且在美國的監督下被接納進了世界市場。韓國、中國台灣、中國香港和新加坡也一個接著一個地變成了經濟巨人。不過，即便在日本經濟速度超過聯邦德國、其持有的美國國債數量達到驚人高度的20世紀80年代，也沒有什麼人認為美國把日本變成了它的敵手。
然而，東亞的內新月地帶的情況則截然不同。中國不僅控制著上千英里的內新月地帶的海岸線，還擁有一部分亞歐大陸心臟地帶的土地。如果德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中打贏任何一場，它所處的地理位置就將與中國相似。2000年以來，這樣的地理環境使得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之一。然而，在工業革命發生之後，這樣的地理環境卻使得中國需要通過外新月地帶進口自然資源、出口製成品。每年，有價值5萬億美元的商品穿越中國南海，這不僅使得馬六甲海峽具有了重要的戰略意義，甚至使得諸如南沙群島和西沙群島這樣的小礁石也充滿了戰略意義。
當毛澤東於1949年掌權時，外新月地帶的世界警察們似乎用足以遏制中國經濟的島鏈包圍了中國。毛澤東最初的反應是下一劑猛藥。在他執政的前5年，他派遣了上百萬軍隊參加朝鮮戰爭，並威脅要進攻台灣，希望借此打破世界警察的封鎖。不過，美國的核威懾迫使毛澤東選擇了退讓。接著，他決定無視地緣政治，轉而全憑意志力來實現中國在工業革命上的大躍進。結果，他命令農民們大煉鋼鐵，最終導致大面積饑荒。毛澤東並沒有知難而退，反而發動了文化大革命，號召年輕的共產黨員們以毛澤東思想作為武器，在建設新的共產主義社會之前打破一切舊的事物（包括經濟）。“文化大革命”再一次帶來了災難。
到了1972年，情況已經很糟，毛澤東感到他必須釋放出開放的信號，以在最大的可能限度內進行改變。此前，理查德·尼克松一直被視為美國的反共頭子，他曾試圖拉近中國與美國的關係，共同對抗蘇聯。而現在，毛澤東卻出人意料地邀請尼克松來北京。“這是改變世界的一個星期。”尼克松不無誇張地宣稱。到毛澤東去世之後，在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比較開明的領導人真正掌握了政權。鄧小平意識到中國必須通過持續數十載的年均8%的經濟增長來避免更可怕的饑荒的發生。於是中國向世界經濟敞開了大門。既然中國無法靠武力衝破島鏈，經濟上的開放可以改善與美國之間的關係。
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帶來了好處。在20世紀90年代，有1.5億農民離開了貧困的內陸地區，來到了沿海的工廠工作，相當於每年增加一個芝加哥的城市人口。農民遷徙到城市之後，其收入平均會增長50%；與此同時，由於新增的城市人口也需要食物，那些仍然務農並且向城市出售食物的農民也可以獲得每年6%的收入增長。到2006年，中國經濟的總量已經是1976年的10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