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序世界重歸混沌
在英國熱衷於評論時事的知識階層看來，《每日郵報》（Daily Mail）從來都不是他們的代言人（大約在1900年，一位英國首相曾譏諷這份報紙是“勤雜工寫給勤雜工看的”）。不過，在100年前，《每日郵報》還是英國最暢銷的大報，該報在巴黎的編輯諾曼·安吉爾（Norman Angell）也擁有大量的讀者。但就連他自己也沒有想到，他在1910年出版的《大幻想》（The Great Illusion）一書會那麼受歡迎。
安吉爾可是個不一般的人物。在17歲那年，他沒有完成學業就離開了一所費用昂貴的瑞士寄宿學校，逃到了加利福尼亞。養豬、挖溝、放牛、送信，在那裡他什麼都幹過，隨後，他又回到了歐洲。此時的他，已經年近中年，變成了一個比康德本人還要康德的人。他結合20世紀的現實發展了《永久和平論》中的思想，提出了“怎樣才能真的保證一個國家會對另一個國家做出良好的舉動”這一問題。他自己的答案是：“只有當國家之間建立起複雜的、相互依存的關係（不僅僅是在經濟層面上，而是在各個層面上）時，一個國家對另一個國家的非法侵犯才會損害其自身的利益。”他總結道，戰爭就會自我終結。“靠武力去取得進步的時代已經結束了”，他宣稱，從今以後，“將是靠思想進步的時代”。
安吉爾也成了為數眾多的背時的預言家中的一員。1914年，那些讚揚過他的著作、參加過海牙和平會議的政治家們引發了“一戰”。在接下來的4年中，他們造成了1 500萬人的死亡。在其後4年中各地進行的內戰裡，又有2 000萬人喪生。1939~1945年發生的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大戰則殺死了大約5 000萬到1億人。安吉爾或許是有史以來最差勁的預言家。
不過……如果安吉爾能來到100年後的世界，他可能就會被認為是有史以來最出色的預言家。在2010年，這個星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和平、更繁榮，暴力死亡的風險已經下降到了1%以下（在西歐則低於1/3 000）。人們的壽命增加了一倍，飲食水平提高，使得人們的平均身高提高了4英吋；他們的收入也是1910年他們曾祖輩收入的4倍。
20世紀是最好的時代，同時也是最壞的時代。它被偉大的歷史學家艾瑞克·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稱為“極端的時代”，因為它既目睹了有史以來最血腥的戰爭，也經歷了史上最偉大的和平。在出版了《大幻想》之後，安吉爾又寫作了40年，但是一直未能解釋這種矛盾的現象。
擺脫這一難題的最簡單的方法（安吉爾本人有時候也確實會使用這種方法）就是堅持世界上在大趨勢上是按照安吉爾（和康德）所說的方向發展的，只不過這一趨勢有時會被壞運氣干擾。看看“一戰”爆發的方式，這種說法會顯得特別站得住腳。“一戰”的爆發就純粹是一次壞運氣的大雪崩。如果奧地利的弗朗茨·斐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z Ferdinand）沒有選擇在1914年6月28日前往薩拉熱窩，他就不會被刺殺，奧地利就不會對塞爾維亞宣戰，俄國、德國、法國和英國也就不會彼此開戰；或者，如果奧地利安保人員的首領沒有在那天把大公在薩拉熱窩的行動路線公佈出去，或是沒有讓大公坐在以每小時10英里的速度行駛的敞篷車裡，或是沒有僅僅因為擔心他們的制服不乾淨就不允許在附近演習的7萬奧匈帝國軍隊參加安保，恐怖分子的陰謀肯定就不會得逞；如果安保負責人沒有忘了告訴車隊前兩輛車的司機路線已經發生了變更，或是沒有叫停那兩輛開錯路的車而因此讓整個車隊後退，那麼車隊就不會以那麼緩慢的速度經過刺客加夫裡洛·普林西普（Gavrilo Princip）；如果安保負責人讓大公車旁的保安面朝人群，而不是面朝空空如也的街道；如果另一個塞爾維亞襲擊者沒有襲擊那個在普林西普拔槍時抓住他的手的警察……上面說到的這些細節只要有一個發生了變化，就根本不會發生什麼“七月危機”，八月的炮火也不會打響。到了12月，那100萬年輕人還會活在世上。這些意外引發了太多的後果。
戰爭結束之後，那些把人們捲進戰爭的政客們十分熱衷於這種說法，他們爭先恐後地向讀者們保證這場災難的發生不是他們的錯。“1914年，當這些國家滑向戰爭這口沸騰的大鍋時，沒有表現出一絲憂慮和沮喪。”英國戰時首相大衛·勞合·喬治（David Lloyd George）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溫斯頓·丘吉爾（1914年時他擔任英國海軍大臣）則更進一步，認為戰爭是一種自然的力量，不在任何人的掌控之中。他在1922年寫道：
如果有人要審視那段時間裡的國家間交往，就應當將這些國家視為蘊含著或活躍著或蟄伏著的力量的巨大組織。它們就像星體一樣，當它們在空間靠近彼此時，必然會引發強烈的相互作用。如果它們靠得太近，就會擦出火花；一旦超過了某一個點，它們可能就會相互吸引著脫離原本的軌道……從而使得有序的世界變成一片混沌。
但政客們在1914年那個在劫難逃的夏天留下來的書信、日記和內閣會議備忘錄中卻展現出完全不同的態度。歐洲的領導者們並非不小心滑下了那場戰爭，或是被引力拉向那場戰爭。實際上，他們充分計算過戰爭的風險，紛紛冷酷而冷靜地得出這樣的結論：戰爭是我們的最佳選擇。即便在人們已經看清戰爭的代價之後，仍然有更多的國家加入其中——土耳其在1914年晚些時候參戰，意大利和保加利亞在1915年參戰，羅馬尼亞在1916年參戰，美國在1917年參戰。而到了早已不存在任何幻想的1939年，政客們仍然把數以千萬的人送上了死亡的道路。
那麼，我們是不是應該就此認為，所有這些政客們在接受了那麼多年的教育，積累了那麼多年的經驗之後，卻仍然只是被非理性的恐懼和憎恨支配的傻瓜，完全看不到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所在呢？很多歷史學家們或許會給出肯定的答案，不信就看看有多少本書起了類似《愚蠢進行曲》（The March of Folly）這樣的名字吧。但這種看法很淺薄，因為20世紀的領導者既不比其他時代的領袖們更聰明，也不比他們更愚笨，也不比我們在第一到四章中看到的那些人更傾向於使用武力解決問題。20世紀之所以那樣夾雜著暴力、和平與繁榮，是因為此前500年的戰爭留給我們的遺產，要遠比安吉爾和他以後的很多人所意識到的更複雜。
未知的未知
“警區裡派來任務啦，”吉爾伯特（Gilbert）與沙利文（Sullivan）合作的喜劇《潘贊斯的海盜》（The Pirates of Penzance）中的合唱部分有這麼一句，“警察的活兒可不輕鬆吶。”當這部喜劇於1879年第一次登台時，觀眾發出陣陣哄笑，但世界體系的主宰者們或許就沒那麼開心了。
在過去的兩代人的時間裡，英國人（通常）樂於，也有能力充當“世界警察”。因為直到1860年，英國都是世界上唯一的工業化經濟體。英國工廠生產出來的商品比其他任何地方的都更好、更便宜。只要自由貿易的海路還暢通，英國商品就總能夠找到買主。隨後，英國人可以用賺得的利潤購買最好、最便宜的食物，而出售這些東西的農民又可以用賺到的錢購買更多的英國商品，使得英國人又能購買更多的食物……如是往復。英國人有足夠的財力充當“世界警察”；而要繼續賺錢，他們也需要繼續充當“世界警察”。
所有參與其中的人都獲得了利益，而英國人的收穫最多。英國的GDP在1820~1870年幾乎增加了兩倍，佔全世界GDP的比重也從5%上升到了9%（當今是3%）。用來維護海路通暢的船隻和基地確實要耗費成本，但英國經濟的增長速度很快，因此這種成本並不算高——英國每創造出一英鎊的財富，只需要花費6便士的成本——也就是不到GDP的3%。
不過，到了19世紀70年代，英國發現“警察”的工作不那麼好干了。並不是因為英國人幹得不好，而是因為英國人幹得好過頭兒了。隨著英國的利潤的積累，讓英國變得繁榮的自由貿易也使得英國的資本家們可以將自己的富餘財富投資到能帶來最高回報的地方——這通常意味著投資於其他國家的工業革命。在1870年之後，一連串的國家都實現了工業化。它們都高度依賴英國的貸款，通常用英國的錢購買英國的機器，再生產出產品與英國的出口產品競爭。英國的老對手法國走上了這條道路，這一點兒也不讓人感到驚奇。不過，美國（1861~1865年）和日本（1864~1868年）通過內戰，德國通過統一戰爭（1864~1871年），也都形成了積極追求工業化的中央集權政府（見圖5–1）。1880年，英國還貢獻了全世界23%的生產和貿易，而這一比例到1913年已經下降到了14%。
圖5–1撒旦的磨坊：1750年~1913年，5個主要經濟體的人均工業產值（1900年英國的產值假定為100）
單純從經濟角度來看，這其實是有利於英國的，因為伴隨著全世界的工業化進程，整個蛋糕都被做大了。1913年全球製造業和貿易總值的14%要遠大於1870年全球製造業和貿易總值的23%。不僅如此，英國在產業鏈中的地位也提高了。從18世紀80年代開始，英國從農業經濟轉型成為利潤更豐厚的工業經濟；而到了19世紀70年，英國又一次進行了轉型：從投資於工業轉為投資於回報更豐厚的服務業（尤其是銀行業、航運業、保險業和對外貸款）。在1870~1913年，英國GDP的增長幅度超過了一倍。有了更多的財富，英國（以及其他的工業化國家）就可以更加積極地進行發展。德國率先在19世紀80年代創立了工人的醫療保險和養老金製度；到了1913年，大部分工業化國家都已經學習了德國的做法。免費的小學教育、男性普選權以及女性最終爭取到的選舉權都成了工業化國家常見的事物。
但對英國來說，經濟上的勝利在戰略上卻是災難性的。這是因為，英國的戰略，就像17個世紀之前那些古代帝國的戰略一樣，越過了它的拐點。1872年，美國的經濟實力超過了英國；1901年，德國也超越了英國（見圖5–2）。每一個富強起來的國家都開始打造一支彰顯自身實力和威望的現代化艦隊。在1880~1914年，英國的海軍實力依然領先，其艦隊規模和火力增加了三倍還多，但英國在全球海軍中所佔的比重卻下降了（見圖5–3）。英國這位“世界警察”仍然可以對付任意一種敵對的聯盟，但是它已經不再具備同時對抗所有國家的實力。
圖5–2 其他國家的崛起：1820~1913年，五大主要工業經濟體的規模
圖5–3 不開心的傢伙們：1880~1914年，“世界警察”英國的海軍實力相對德國、日本和美國下降
我們如果把英國比作世界上的警察，那麼我們就不妨把新興的工業強國比作城裡的幫派成員。就像警察一樣，“世界警察”也要考慮，究竟是直接對抗這些對手，還是與它們和談，或者兩者兼而有之。英國可以選擇向這些對手發動貿易戰爭，也可以選擇發動真的戰爭，也可以選擇對它們做出讓步。前兩個選項可能會危及英國賴以致富的自由貿易，而第三個選項可能會讓英國的對手變得更加強大，最終使得英國再也沒有能力去充當“世界警察”。
英國先是與美國產生了矛盾。美國於1823年提出的門羅主義在理論上禁止了歐洲人插手美洲事務。但即便到了19世紀60年代，亞伯拉罕·林肯最擔心的事情仍然是英國皇家海軍干涉美國內戰。不過，到了19世紀90年代，有一個事實已經十分清楚：英國已經不再有能力在保證履行其他義務的同時再去插手大西洋事務了。面對現實的英國人與美國達成了“偉大的和解”。這相當於英國這位“世界警察”自己找了一個副手，並且劃給屬於這位副手的勢力範圍。
在東方，英國收縮得更加厲害。在非西方的世界，日本是唯一一個成功地通過實現自身的工業化應對歐洲人的進犯的國家。到了19世紀90年代，日本無疑已是東北亞地區最強的國家。然而，當時日本的艦隊尚且還排不進全世界海軍排行榜的前六名；而在1902年，考慮到英國與西太平洋地區的遙遠距離，英國政府認為唯一能讓自己在這個遙遠的地區保持一定影響力的方法就是與其他國家達成一個正式的海軍協議。這是英國歷史上第一次簽訂此類協議，而簽約的對象就是日本。
整整100年之後，美國國防部長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Donald Rumsfeld）對記者說道：“有一種東西，叫作已知的未知，就是說，我們知道有一些事情是我們不知道的。同時，還有一種東西叫作未知的未知，也就是說，我們並不知道我們不知道。”在19世紀，只要世界上有這麼一個地位穩固的“世界警察”，那麼世界各國在戰略上通常就會面對一個已知的未知。當俄國人於1853年威脅君士坦丁堡時，或是印度人於1857年發動叛亂時，或是南方在1861年朝薩姆特堡開火挑起美國南北戰爭，它們都不知道英國這位致力於保護世界體系的“世界警察”會做何反應，但是它們知道英國一定會做出某種反應。但到了19世紀70年代，未知的未知就越來越多了。人們越來越難以預知英國這位“世界警察”是不是乾脆不會就某件事做出任何反應。不確定性增加了，各個國家無法預知其自身行動可能導致的後果。英國的戰略家們清楚這一點，但由於英國沒有更好的選擇，因此只能讓更多的國家獲得“世界警察”的身份。1904年，英國人又達成了一個合約：他們與法國人簽訂了協約，將地中海事務交由法國人管理，從而使得英國人可以專心應對未知的未知中最具不確定性的德國。
使德國成為最難預知的國家的因素，是它的地理位置。就在英法簽署協約的同一年，地理學家、探險家和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首任院長哈爾福德·麥金德（Halford Mackinder）發表了一次非凡的公開演講。他宣稱，20世紀的歷史的決定性因素將是三塊大區域之間的力量平衡。其中，最重要的區域被他稱為“心臟地帶”——“世界政治的核心區域，就是亞歐大陸上不通水路，但是在古代任由騎馬的遊牧民族馳騁的地帶”。
麥金德解釋說，在15世紀之前，來自草原心臟地帶的襲擊者們曾經控制了內新月地帶富庶的文明——中國、印度、中東和歐洲。在內新月地帶之外，還有外新月地帶，這一區域曾經無關緊要，直到1500年之後歐洲的船隻將這個廣闊的區域連接在一起為止。到18世紀，外新月地帶的強國開始進入內新月地帶，與心臟地帶爭奪這一地區的控制權。到19世紀，外新月地帶的力量更加強大，最終滲入了心臟地帶本身（就在麥金德發表這一演進的同時，英國軍隊正在向中國西藏進軍）。一旦控制了外新月地帶的海洋，就意味著可以控制內新月地帶和心臟地帶，從而也就控制了整個世界。
英國的政治家們並不情願與美國、日本和法國分享外新月地帶，但他們只能去賭一把試試，寄希望於這些與英國一樣同屬外新月地帶的國家有著與自己相似的思維方式。至於德國，則是另外一回事。德國屬於內新月地帶，這就使得德國可以直接進入心臟地帶。在英國人看來，一個強大的、統一的、工業化的德國，有可能會把心臟地帶的資源用來對抗外新月地帶。“如果德國與俄國結盟，”麥金德十分擔憂，“它們就可以利用廣袤大陸上的資源建造艦隊，那樣一來，帝國征服世界的前景就在眼前。”
但在聖彼得堡看來，同一枚硬幣的另一面是個更緊迫的麻煩——如果德國在與英法的對抗中佔了上風，德國就可以動用外新月地帶的資源來對付心臟地帶。真正的危險並不是德國與俄國結盟，而是德國征服俄國。拿破侖曾經試圖征服俄國，但是從外新月地帶一直打到莫斯科實在是項太過艱巨的任務。然而，從內新月地帶出征的德國可能會更有把握。
柏林的政治家們則看到了第三個維度。在他們看來，最大的危險並非德國征服外新月地帶或是德國征服心臟地帶，而是外新月地帶和心臟地帶聯合起來夾擊德國——這種情形自18世紀以來已經發生過數次。德國的領導者們認為，必須不計一切代價避免這種情況的發生。正是這個很簡單的戰略態勢造成了德國在20世紀的悲慘歷史。
這三種關於德國的不同的前景將引發歐洲政治格局截然不同的走向。不過，最初，德國人讓事情按照自己的想法發展著。這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奧托·馮·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他或許是19世紀最不嚴謹，但最精明的外交家。俾斯麥認識到，德國人必須在19世紀60年代訴諸武力。經過與丹麥、奧地利和法國的三場短促而激烈的戰爭，雜亂而脆弱的德意志邦國組成了內新月地帶最強大的民族國家。然而，在贏得了這些戰爭之後，俾斯麥又意識到德國人必須在19世紀70年代放棄武力。要避免被心臟地帶和外新月地帶雙面夾擊的厄運，最好的辦法就是讓其他國家都處於兩面搖擺的狀態，即在東歐和中歐不斷組建或打破聯盟，安撫英國，孤立法國。
一直到19世紀80年代，俾斯麥還能把這種雜耍式的外交玩得很好。但隨著英國地位的下降，未知的未知因素變得越來越多，因而雜耍的難度也越來越大。1890年，年輕的新君拋棄了這位年邁的帝國宰相，並且開始像世界各國的首腦一樣開始思考，武力到底是不是自己的國家在這個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中所面臨的種種問題的最佳解決方案。為了以防萬一，他命令他的將軍們制訂先發制人的戰爭方案，而德國的政治家們則用戰爭的風險來分散選民的注意力，讓他們不至於太過關注快速工業化導致的國內階層矛盾。老闆和工人或許會相互憎恨，但只要他們都更憎恨外國人，一切就都還好。
德國的領導者們開始做一些在俾斯麥時代會被視為瘋狂的舉動，因為他們沒有更好的選擇。對非洲殖民地的爭奪和打造戰列艦的行為必然會激怒英國，但如果不這麼做，德國似乎注定會被敵人孤立。在最好的情況下，德國的敵人可能會將德國隔絕於海外市場之外；在最壞的情況下，德國可能會面臨兩線作戰。德國必須不擇手段地打破這個包圍，但德國做的每一件事似乎都又讓它的敵人們彼此走得更近了。未知的未知因素迅速增加，人們開始普遍擔心戰爭的到來，因此，歐洲大陸上的強國開始購置更多的武器，徵召更多的年輕人入伍，並且延長服役時間——而這一切又讓對戰爭的擔心更可能變成事實。
到1912年，德國皇帝和他的顧問們認為，極端手段已經是唯一的選項了。有時候，他們會探討組建一個歐洲合眾國，這個國家的領導者自然是德國；另外一些時候，就像1913年聖誕節那天維也納的一家報紙上說的那樣，他們設想建立“一個中歐關稅同盟，西方國家不管對這個同盟喜歡與否，最終都會參與其中。這樣一來，歐洲就將形成一個可以比肩美國，甚至超過美國的經濟同盟”。在英國和美國看來，這聽起來就像是宣戰聲明。
這些都沒有讓1914年的戰爭變得不可避免。弗朗茨·斐迪南本可以躲過6月28日的厄運，在那之後的幾個星期裡，冷靜的頭腦本也可以佔據上風。實際上，大部分人認為，冷靜的頭腦已經佔據了上風：一直到7月底之前，債券市場中的投資者都沒表現出什麼緊張情緒，政治家和將軍們也都去度暑假了。如果運氣稍微再好一點兒，人們對1914年的記憶可能就會停留在那年美妙的天氣，而不是殘酷的沙場。
但在那之後又會發生什麼呢？即便在1914年避免了戰爭，英國的“世界警察”地位也無法復原。英國的成功使得工業革命繼續向全世界蔓延，而這反過來讓英國的地位變得越來越不穩固。未知的未知因素會進一步增多。在1914年的危機之後，新的危機還會接踵而至。在1914年巴爾幹危機之前，還曾經發生過1905年和1911年的摩洛哥危機以及1912~1913年的另外一場巴爾幹危機。如果20世紀的每一位歐洲外交家都是重生的俾斯麥，那麼他們可能能夠不停地化解緊急狀況。但這不是現實，這一時期的歐洲外交家的平均水平既不比以前的外交家們更優秀，也不比他們更差。每發生一次危機都好像扔一次骰子，早晚有一天（如果不發生在20世紀10年代，也肯定會發生在20世紀20年代）會有某一位國王或首相認定戰爭是解決他所面對的問題的最不壞的解決方案。
因此，在普林西普刺殺弗朗茨·斐迪南一個月之後，奧匈帝國向塞爾維亞宣戰。在此之前，德國皇帝向奧匈帝國許諾，德國已經“考慮過俄國干涉的問題，並且準備好了進行一場全面戰爭”。不管怎麼說，德國宰相曾開玩笑說，其他的選項“形同自宮”。一個星期之後，大部分歐洲國家都進入了戰爭狀態。它們並非不經意地滑向了戰爭的邊緣，也並非彷彿脫離軌道的行星，它們只是生存於一個“世界警察”失去了對世界的掌控的世界之中。
風暴來臨
“戰爭的總體目標，”在戰爭爆發一個月之後，德國宰相起草的一份文件中寫道，“是在西線和東線永久保證德意志帝國的安全。”為了達到這一目標，“必須削弱法國，使其永遠不可能再恢復為一個強國；與此同時，要將俄國盡可能遠地推離德國的東部邊境，並且解除俄國對非俄羅斯民族的奴役”。德國隨後要吞併比利時和法國，並且將俄國的省份變為德國的衛星國。英國的商品將從法國市場中被逐出。德國的目標是進行一次反建設性的戰爭，將環繞德國的巨大聯盟拆散，並且給予“世界警察”猛烈甚至是致命的一擊。
我們並不知道，德國究竟是在戰前就已經有了這樣的想法，還是在經歷了戰爭最初幾個星期慘重的傷亡之後才產生了這樣的想法。但無論如何，德國人都冒了巨大的風險。俾斯麥所設想的最壞的情境在1914年變成了現實，德國不得不面對來自心臟地帶和外新月地帶的全力夾擊。德國總參謀部認為，德國唯一的希望是利用其位於兩敵之間的位置和強大的工業化組織能力，在俄國完成動員之前就擊敗法國。
德國的官員們完成了一次管理層面的壯舉，他們徵用了8 000輛火車，將160萬人和50萬匹馬運送到了西線。德國人在西線席捲了中立的比利時，並且不停歇地行軍作戰。到9月7日，德軍的前鋒已經跨越了馬恩河，距離巴黎僅有20英里。從地圖上看，法軍已經被包圍，並被阻隔在其首都之外，德國似乎即將贏得戰爭。然而，德軍總參謀長赫爾穆特·馮·毛奇（Helmuth von Moltke）很快就會發現現代戰爭究竟是如何運作的。他的祖國，這個20世紀的利維坦糾集了一支數百萬人的軍隊，分佈在100英里的戰線上，但毛奇卻只能用19世紀的通信手段聯繫他的軍隊。無線電的配備很少，而且很不可靠；電話更糟；完全沒有偵察飛機可用。
在1914年的9月，毛奇並不知道到底在發生什麼，報告都要花上幾天時間才能送到他的手上。一份報告可能會告訴他，法國人正在崩潰；而下一份報告可能又會告訴他，法國人正在進行反擊。別無他法的毛奇派了一位參謀乘車前往前線。一位德國軍官後來悲歎道，“如果這位悲觀的亨奇中校在他9月8日的旅途中撞了樹，或是被掉隊的法國士兵幹掉，我們可能在兩個星期之後就能停火講和，並且能夠讓我們隨意地開出任何條件”。然而，亨奇最終抵達了前線，他被前線部隊面臨的風險嚇壞了，並且說服部隊開始撤退。
即便在一個世紀之後，今天的我們也不比1914年的毛奇更清楚亨奇究竟是把一場即將到手的勝利變成了失敗，還是將德國人從災難中挽救了出來。但對那些認為勝利唾手可得的人來說，撤退的命令讓人感到非常沮喪。這個命令“就像是晴天霹靂”，133預備役步兵團的指揮官說道：“我看到很多人在哭泣，淚水從他們的臉頰上滾落。其他人則感到很驚訝。”毛奇精神崩潰了。
德國的豪賭失敗了，而且它也沒有準備後備方案。不過，德國的對手也好不到哪兒去。協約國的第一方案就像德國人預計的那樣，是法國和俄國從兩邊同時進攻德國，將其擊潰。然而，到10月，俄國人已經遭遇了一連串的失敗，而法國人卻全憑運氣才沒有徹底戰敗。英法俄三個協約國倒是有一個後備方案，即用英國強大的艦隊將德國的戰列艦封鎖在港口之中，對德國形成海上封鎖，然後吞併德國的海外殖民地。除了東非之外（在那兒，有一位出色的德國上校將游擊戰爭堅持到了歐洲戰事結束），這個計劃進行得很順利。但很不幸，這個後備方案只能一點點兒地讓德國人和德國工業“餓死”，因此要取得最終勝利會耗時很久。
負責海軍的丘吉爾力主將海上優勢更好地發揮出來。海軍將領們拒絕了風險過大的入侵德國北部的計劃，但丘吉爾堅持認為兩棲作戰可以在中歐國家柔軟的腹部撕開一個口子。英國人無視希臘的中立地位，在薩洛尼卡登陸，但行動一無所獲；在伊拉克登陸的部隊最終充滿恥辱地舉手投降了；而在加裡波利的第三次登陸更是一次災難，丘吉爾的職業生涯險些就此終結。到1915年，就連最奉行海軍至上主義的人也認識到，戰爭的勝敗將取決於陸戰。
但要如何贏得陸戰呢？有一種說法是，將軍們總是會重演上一次戰爭。但在戰爭初期，歐洲的軍人們要更落後於時代。布爾戰爭和日俄戰爭已經證明，軍隊無法在開闊地上承受現代火力的打擊；而在更早的時候—19世紀60年代，美國南北戰爭末期的戰事就已經表明，挖掘塹壕的部隊幾乎是不可撼動的。然而，到了1914年，軍隊開始像拿破侖時期那樣揮舞著旗幟，一擁而上地進行衝鋒。他們的格言是“全力進攻”。
戰爭剛剛開始了三個星期，比利時前線就有一位名叫夏爾·戴高樂的法軍中尉在率領一次衝鋒時被擊中。“敵人的火力精準而集中，”他後來寫道，“子彈越來越密，炮聲越來越響。還活著的人趴在地上，週遭都是尖叫著的傷員和倒下的屍體。故作鎮靜的軍官們站直了身子，結果是自尋死路……而這一切都毫無意義。只需要一瞬間就能看清楚這個事實：全世界的勇氣加在一塊兒也衝不過這樣的炮火。”在德軍中服役的恩斯特·榮格（Ernst Jünger）展現了與戴高樂一樣奮不顧身的勇氣。他後來把戴高樂經歷過的這種炮火完美地形容為“鋼鐵風暴”，並以此作為他的戰爭回憶錄的標題（在我看來，這是迄今最好的戰爭回憶錄）。
戰爭結束後，人們經常形容戴高樂和榮格這樣的人是“被驢指揮的獅子”——那些狂喝香檳酒、對前線的恐怖既毫無瞭解也毫不關心的蠢貨們卻派英雄們步入墳塚。但實際上，領導者們像歷代的領導者一樣迅速地發覺了自己的錯誤，並且馬上進行調整。在法國，到1914年10月，已經有上百萬人擠在300英里寬的前線上，因此修築從瑞士延伸到北海的塹壕就成了很自然的事情。當戰爭雙方都完成了塹壕的修築時，最重要的問題就變成了怎樣突破這些塹壕。
最初，這個問題的答案似乎很明顯。“要突破敵人的防線，主要依靠高爆彈藥的使用，”1915年1月，一名英軍指揮官總結道，“只要使用了足夠的彈藥，就能在敵人的防線上炸出一道口子。如果沒能成功……那麼我們就需要更多的火炮，或者提高每門火炮所配備的彈藥數量。”
這樣一來，戰爭的關鍵點就在大後方了。哪一方能夠更有效地將自身的經濟實力轉化為更多的槍炮彈藥，似乎哪一方就能贏得戰爭。政府開始接管一切，不管是軍備、交通，還是食物和工資。每個國家的生產量都在迅速增長。男人被徵召入伍，政府只好勸女人走出家門，到農田和工廠中接替男人；政府對食物採取了配給制度；生產也被調整，以使得軍隊能夠獲得所需的一切。要做到這一切，就需要更多的官員、更多的稅收和更多的規定。利維坦迅速膨脹。
但在做了所有這些努力之後，仍然沒有哪一方能夠取得決定性的突破。紅桃皇后效應似乎又一次發揮了作用。軍隊的進攻能力迅速增強。各國生產出數以百萬計的炮彈；為了把這些炮彈運送到前線，各國又徵調了上千萬匹馬（單是德國就在一戰期間損失了100萬匹馬，其中死於勞累過度和飢餓的馬匹遠多於死於炮火的馬匹）；炮兵們越來越有技巧，他們交替著進行短暫而猛烈的炮擊和曠日持久的長時間炮擊，還會使用徐進彈幕射擊，即讓炮火一直覆蓋在己方向前推進的步兵前方不遠處。然而，攻擊方每做出一點兒改進，防禦方總能找到相應對策。他們挖掘出縱深達4~5英里的多道塹壕，在前沿陣地只部署少量的部隊，並且不斷地讓部隊在前線輪換以保持戰鬥力。大部分部隊躲在敵軍的炮火射程之外，坐等敵人佔領前沿陣地，然後在敵人超出了火力掩護射程之外後再發動反擊。
在1915年，就有些將軍意識到，真正的問題是毛奇曾經遇到過的那種困難。一旦戰鬥打響，指揮官們就失去了對手下軍隊的控制。當己方的部隊突破了對方的防守時，總部可能要在幾個小時之後才能得知這一消息，結果錯過了派遣增援和利用這一突破口的時機。“將軍們就彷彿一群既沒有眼睛和耳朵，也說不出話的人。”歷史學家約翰·基根說道。
在這個科學至上的時代，雙方都試圖尋找新的技術擊敗紅桃皇后。德國人在這一方面走在前列。1915年1月，德國人在波蘭使用了催淚瓦斯。不過，這次行動並不成功：由於天氣太冷，氣體凝結了。然而，他們於3個月後在西線使用了氯氣，取得了驚人的效果。一陣輕風將一陣有毒的綠色雲霧吹向了敵人的陣地，那裡擠滿了毫無防備的法國士兵和非洲士兵。氯氣殺人的方式十分可怕：它會灼傷人的肺部，刺激肺部產生過多的液體，最終讓中毒的人窒息而死。這種氣體僅僅殺死了大約200人（按照“一戰”的血腥標準，這實在是微不足道），但正如一位德軍軍官看到的那樣，它讓數以千計的敵人“像一群羊一樣逃走了”。這場潰敗留下了一個寬度近5英里的缺口。但不幸的是，德國人也沒有預料到這種氣體會如此有效，因此錯失了突破這一缺口的機會。到了第二天，這種武器就失去了出其不意的效果。由於氯氣是可溶於水的，填補了這段陣地的加拿大士兵只需要在臉上圍一條濕布就能化解氯氣的危害。
毒氣成了人們對“一戰”記憶的一部分。威爾弗雷德·歐文（Wilfred Owen）曾描述道：“聽啊，隨著每一次顫抖，鮮血/從滿是泡沫的肺中湧出/像癌症一樣可憎，像嘔吐一樣痛苦/在舌頭上留下無法消弭的痛楚。”但對於有所準備的軍隊來說，毒氣只能算是一種令人討厭的東西，卻遠遠不能改變戰局。死於毒氣的人數還不到戰爭中死亡總人數的1/80，每100個領取戰爭津貼的人裡才有一個受了毒氣的傷害。
英國嘗試了另外一種技術改進：坦克。早在1903年，赫伯特·喬治·威爾斯就寫過一篇名為“陸戰鐵甲”（The Land Ironclads）的短篇故事。到了1914年12月，工程師們就已經在探討製造一種帶有裝甲和履帶的車輛了。當時，內燃機還在起步階段，要讓幾噸重的鋼鐵翻越塹壕和彈坑還是艱巨的技術挑戰。不過，到了1916年9月，已經有將近50輛坦克可以投入實戰了。在戰鬥打響前，就有13輛坦克壞掉了，但德國人一看到那些尚能使用的坦克，就立刻逃走了——雖然這些坦克在出故障前也僅僅推進了2英里。到了1917年末，英軍在康佈雷5英里的前線上部署了324輛坦克，它們向前推進了4英里（按照“一戰”的標準，這已經算是壯舉）之後才出故障。英國的教堂鐘聲為了慶賀這一勝利而敲響，但德國人的戰線仍然沒有被突破。
其他一些進步更不起眼，但或許更加重要。在戰爭開始時，炮兵們對那些試圖引入太多科學元素的技術人員非常缺乏耐心。“小子，這是打仗，是動真格的！”一位中尉曾經被人這麼告誡，“忘了你在別處學到的那些廢話吧！天氣冷的時候，把炮管升高一點！”不過，到了1917年，射擊控制得到了巨大的改進，這主要得感謝另一項偉大的技術進步——航空。直到1903年，飛機才被發明出來；到1911年，才有飛機被應用於軍事上；到了1918年，已經有2 000架飛機出現在西線的上空。它們既校正炮火，也向敵人的步兵開火，甚至開始相互射擊。
不過，在戰場上仍然沒有出現重大的突破。1916年，絕望的將軍們開始把殺人本身當成戰爭的目標。當德國人在2月發動對凡爾登的進攻時，他們的目標不再是突破敵人的防線，而是讓法國人在這裡把血流盡。在接下來的9個月中，有70萬人死在了這片不過幾平方英里的泥濘中。同年7月，英國人在索姆河發動進攻時，也沒有指望能夠真的突破敵軍防線，他們的目標僅僅是把德國人從凡爾登引開。在發動進攻的第一個上午，就有2萬名英國士兵喪生；在隨後的4個月中，又有30萬英國人陣亡。
德國人在這場消耗戰中的表現更好。比起自己損失的人數，他們殺死的敵人更多，而且他們作戰的性價比也更高。英國、法國、俄國和（後來參戰的）美國每花費36 485.48美元才能殺死一名敵軍士兵，而德國及其盟友只需要花費11 344.77美元。然而，德國人在戰略方面卻沒有什麼效率可言。在戰爭爆發的時候，德國人沒有準備好後備方案，但他們很快就有了太多的後備方案。一些將軍認為，德國應當集中力量，先擊敗俄國。他們指出，東線的問題不是如何取得突破，因為那裡有足夠大的迴旋餘地，因此突破防線是常事，東線的關鍵在於如何在缺少鐵路和公路的情況下保持攻勢。他們認為，解決這個問題要比在法國的塹壕中殺出一條血路要容易得多。然而，另外一些將領則認為，俄國前線是次要的，要贏得戰爭就必須打敗英國人和法國人，到時候俄國也會跟著屈服。
這兩種觀點各自佔了一段時間的上風，結果分散了德國的精力。更糟的是，另有一些頗具影響力的人物主張在歐洲之外的地方贏得戰爭。“我國在土耳其和印度的公使，”德國皇帝在1914年寫道，“必須讓整個伊斯蘭世界都起來反抗英國這個可憎的、滿口謊言的、毫無原則的，由小店主組成的國家。”這場伊斯蘭聖戰並沒有能夠實現。不過，在1915年，德國海軍又開始推行另一項全球戰略。德國的海軍將領們認為，既然英國比德國更依賴進口，那麼為什麼不使用潛艇封鎖英國的貿易路線呢？
在策略幾經搖擺之後，1917年2月，德國人決定擊沉一切出現在他們視野中的商船，不管這些商船究竟掛的是哪個國家的旗幟。德國的領導者們知道，這很可能讓美國加入戰爭。但是在他們看來，美國實際上已經參戰了。在“一戰”爆發前，英國依靠資本輸出和工業製品輸出控制著整個世界體系；而現在，英國每個月要從美國進口價值2.5億美元的戰爭物資。更糟的是，其中很大一部分的資金是英國從紐約市場上借來的。根據德國經濟學家的計算，如果德國能切斷這條大西洋生命線，那麼英國只能再堅持戰鬥七八個月。他們指出，雖然激怒美國可能會導致德國輸掉戰爭，但如果什麼都不做那就等同於坐以待斃。不過，為了對沖風險，德國人想出了一個糟糕透頂的主意：資助墨西哥進攻美國。這成了最後一根稻草。1917年4月，美國向德國宣戰。
這是一個決定性的時刻。就在消耗戰和對東線的側重開始讓天平向德國人傾斜時，美國人站在了英國和法國一邊。到1917年初，已經有300萬俄國人在戰爭中喪生（其中1/3是平民），俄國軍隊也正在土崩瓦解。3月，一場叛亂推翻了沙皇（由於事發於俄歷二月，因此被稱為“二月革命”），而在其後發生的“十月革命”（發生在公歷11月）中，布爾什維克奪取了政權。俄國人隨即開始投身於內戰，而德國則迫使新生的蘇俄放棄了非俄羅斯人居住的領土。
此時的蘇俄邊界與1991年蘇聯解體時的俄羅斯邊界十分相像。只不過，在1918年，獨立了的波蘭、烏克蘭、白俄羅斯和波羅的海三國接納了各色各樣的德國貴族為統治者。“德國的尊嚴，”埃裡希·馮·魯登道夫（Erich von Ludendorff）——德軍總指揮官，當時相當於實際上的獨裁者——說道，“要求德國不僅要用強有力的手保護德國公民，更要保護所有的德意志人。”他所說的德意志人，也包括奧匈帝國中的德意志人，而此時的奧匈帝國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是德國的衛星國。如果魯登道夫贏得戰爭，就可能會建立起一個疆域從英吉利海峽延伸到頓河盆地的大德意志國家，而這肯定會終結英國“世界警察”的身份。
俄國的崩潰使得德國可以抽出50萬人趕在美軍抵達前投身西線戰場。更重要的是，在俄國的戰鬥讓他們看到了怎樣解決那個最根本的問題——指揮和控制。
我已經幾次提及軍事歷史學家維克托·戴維斯·漢森關於西方的戰爭方式的理論。他認為這種戰爭方式從古希臘一直綿延到現代的歐洲和美國，通過“簡單的、大規模的步兵碰撞”贏得戰爭。不過，在1917年，德國人發明了一種被戰略家史蒂芬·比德爾（Stephen Biddle）稱作“現代戰爭體系”的作戰方式。在這種作戰方式中，士兵們做出的選擇與所謂西方式的戰爭正好相反，他們不會大規模地交鋒，而是“減少暴露在敵方火力下的機會”；他們不追求部隊的集中行動和驚嚇敵人，而是追求“掩護、隱蔽和分散”。
這種現代戰爭方式再一次使軍事出現了革命性的發展。現在，士官和普通士兵（德國人稱之為突擊隊）都獲得了戰爭的主動性，從而調動起人民戰爭的能量。經過適當的訓練，士官和士兵們都可以發揮自己的主動性，而不需要軍官跟在身邊驅使他們向前。戰鬥小組可以偷偷穿越無人帶，然後利用彈坑、樹樁和一切尚存的掩護物衝過火線（見圖5–4）。
圖5–4 衝向前方的綠野：1918年5月27日的法國，德軍突擊隊滲透進被破壞的蓬塔爾西村
資料來源：版權所有©帝國戰爭博物館（Q 55010）。
突擊隊可以攜帶輕便而威力巨大的武器——最早期型號的衝鋒鎗和火焰噴射器。不過，現代的戰爭方式的關鍵並不在於技術，而在於出其不意。進攻方不再使用猛烈的炮擊洩露自己的進攻意圖，轉而在進攻開始時先短暫釋放足以製造混亂、讓防守方忙於佩戴防毒面具的毒氣（“毒氣！毒氣！快，小伙子們！一陣手忙腳亂，總算及時理順了面具和笨重的鋼盔”），而這段時間的長度卻不足以讓敵人做好進行防禦的準備。突擊隊接著會潛入塹壕，穿過那些組織得井井有條的守軍，直插指揮部和炮兵所在地，猛烈地襲擊他們。這樣一來，敵人就變得群龍無首，陷入混亂之中。對於大多數守軍來說，他們直到從自己身後射來子彈，才意識到有了麻煩。
到這時，第二波德軍已經開始攻擊那些被第一波德軍留在身後的據點。不過，如果一切順利，連這樣的攻擊都是不必要的。在被包圍之後，得不到命令、不知道主要戰鬥究竟在哪兒打響的軍隊通常會逃跑或是投降。一位曾經領教過德國人新戰術的英國軍官稱之為“戰略癱瘓”：“摧毀一支軍隊的神經，並由此摧毀其指揮官的意志，比把他們的肉體炸成碎片更有成效。”
1917年9月，德國人在裡加第一次嘗試了突擊隊戰術，導致對面的俄軍陣線完全崩潰。6個星期之後，在意大利的卡波雷托，意大利人經歷了更大的恐慌〔被歐內斯特·海明威的小說《永別了，武器》（A Farewell to Arms）永遠記錄了下來〕。一名德軍中尉——埃爾溫·隆美爾（Erwin Rommel）——只帶了5個人就抓獲了1 500名意大利戰俘。最終，一共有25萬意大利人投降，德國人和奧地利人則向前推進了60英里。
但這些還只能算是演練。到1917年底，唯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太多的美國軍人抵達前突破西線。魯登道夫別無選擇，只能孤注一擲地試圖突破英軍的防線，從而使“世界警察”的部隊退回英吉利海峽的港口，進而迫使法國人走向談判桌。1918年3月，魯登道夫最後賭了一次。
進攻剛剛開始了兩天，英國第五軍就被擊敗了。上千人丟盔棄甲，落荒而逃。在他們的身後，丟下了上千具的屍體，永遠地留在了那裡（見圖5–5）。為了慶賀這一勝利，德國皇帝給德國的學生放了假。但與裡加和卡波雷托的情形不同，防守方的指揮部仍在，並且把預備隊迅速投進缺口。在德軍的突進被遏止了之後，魯登道夫又挑了一段防線展開進攻。到5月初，英國人的形勢再度岌岌可危。“我們陷入了絕境，”英軍的命令中說道，“但我們相信我們的事業是正義的，每個人都要奮戰到最後一刻……絕無退路可言。”
圖5–5 那異域的一個角落，永遠屬於英格蘭：1918年3月，在隆格瓦勒[1]陣亡的英國人
資料來源：版權所有©帝國戰爭博物館（Q 42245）。
實際上，還是有很多人找到了退路，但英國人又一次遲滯了德軍的攻勢。魯登道夫再一次發動了進攻，法國人面臨巨大的壓力，不得不讓剛剛漂洋過海而來的美國人投入戰鬥。撤退的法軍建議美國海軍陸戰隊跟他們一起後撤，結果得到了那句著名的回答：“撤退？去你的吧，我們才剛到這兒。”美國人守住了陣地。魯登道夫失敗了。
現在，輪到德國人承受消耗戰的壓力了。在1918年春，戰爭雙方都損失了約50萬人，而一種可怕的新敵人——西班牙流感——則在雙方軍中肆虐（這種H1N1病毒可能在1917~1918年的軍營中演化，最終在1919年底之前奪取了5 000萬至1億人的生命）。但已經有70萬美國人抵達了法國，還有兩倍於此的美國人在前往法國的途中，因此協約國一方可以補充他們的兵員。德國則做不到這點。英法美聯軍計劃在1919年發動宏大攻勢，包括動用傘兵空投到德軍戰線的大後方，並且使用上千輛坦克進行突破（不過，1919年的飛機和坦克究竟能否承擔此重任，還要畫上一個問號）。不過，協約國最終選擇了英國人的老後備方案——讓敵人因飢餓而屈服，而不是這些浮誇的計劃。1918年秋，德國發生了饑荒。士兵和水兵們嘩變了。布爾什維克佔領了城市。內戰開始了。
在前線，德軍士兵們開始大批大批地投降。美軍曾在一天裡接納了13 251名戰俘。1918年4~10月間，德軍人數減少了100萬。9月底，魯登道夫垮台了。在被德國皇帝撤職之後，魯登道夫流亡國外。最終，在11月11日，西線停火。“在今天上午11時，”首相大衛·勞合·喬治對議會說，“人類歷史上最殘酷、最可怕的戰爭結束了。我希望我們可以說，在這個上午，所有的戰爭都就此告終。”
沒有勝利者的和平
為什麼勞合·喬治錯得這麼離譜？有人責怪說，是《凡爾賽和約》太過嚴苛，使得德國人尋求復仇。也有人認為《凡爾賽和約》太過仁慈，讓德國保持完整，而沒有讓它倒退回1871年統一之前的狀態。也有人責怪美國國會沒有批准和約，或是責備英法圖謀利用和約。但事實比這些都要簡單得多。真正的和平需要一個強有力的“世界警察”。
德國沒有能完成它想要的那種反建設性的戰爭——打破歐洲反德聯盟，並且破除英國作為“世界警察”的地位；而英國也沒能完成它想要的建設性的戰爭，因此未能重塑它在1870年以前的突出地位。英國本土在戰爭中確實沒中一槍、一彈、一炮，在經濟上僅次於美國，仍然保有全世界最大的艦隊；而且，在奪取了德國形形色色的殖民地之後，大英帝國統治著整個地球的約1/4。但勝利的代價是毀滅性的。佩皮斯說出“由於缺乏資金，所有事情，尤其是海軍，都亂了套”，已經是至少1/3個千年之前的事情了，但是這句話在1919年仍然是真理，甚至比1661年的時候還貼近現實。英國的債務已經是其國民生產總值的兩倍。這一債務水平確實比拿破侖戰爭時的水平低，但是1815年的英國是世界上唯一的工業化經濟體，而1919年的英國不是。19世紀，英國的GDP在迅速增長，因此它可以穩步地還清債務；而到了20世紀，再想要依靠減少開支、增加稅收的方法做到這一點，只會導致經濟衰退。
到1921年，英國的失業率超過了11%，通貨膨脹率則突破了21%，罷工導致英國損失了8 600萬個工作日，經濟水平則自戰爭結束以來萎縮了近1/4（見圖5–6），已經低於1906年的水平。開支的大幅度削減讓英國參謀總長絕望地說，“我們在所有的地區都兵力不足——不論是愛爾蘭、英格蘭、萊茵地區、君士坦丁堡、巴統、埃及、巴勒斯坦、美索不達米亞、波斯，還是印度”。由於缺乏供養艦隊的財力，英國在1922年接受了美國提出的《海軍軍備條約》，與美國保持同等的海軍實力。這就意味著，英國要主動報廢一批軍艦，而其主動報廢的軍艦數量超過了英國皇家海軍在任何一場戰鬥中損失掉的軍艦數量。保守黨領袖承認道：“我們無法獨自充當‘世界警察’。”
圖5–6未知的未知之形狀：1913~1939年，世界主要經濟體的瘋狂之旅（1928年以前的蘇聯數據不甚可靠）
而美國在國防開支上只投入了其GDP的1%，就足以供養其龐大的艦隊。這是因為，在20世紀20年代，當其他經濟體都掙扎在繁榮與蕭條的循環之中時，美國的產值卻一直在穩步增長。到1929年，美國的對外投資已經幾乎可以與英國在1913年時的峰值媲美，而美國的全球貿易額則比英國的峰值還高出至少50%。1926年，《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的金融編輯曾寫道：“自1914年以來美國國際地位的改變，或許是經濟史上最為劇烈的一次變革。”
美國似乎已經準備好了取代英國“世界警察”的地位，但大多數美國人對此並不關心。有些美國人堅持托馬斯·傑斐遜的觀點，即“與各國均保持和平、發展貿易和誠摯的友誼，但不與任何國家結盟”；有些美國人則擔心這樣的地位會導致更多的開銷；還有包括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總統在內的一些人懷有截然不同的夢想。
1917年1月，威爾遜對參議院表示，戰爭的目標必須是“沒有勝利者的和平”，因為“有人取勝，就意味著失敗者將被迫接受和平，而勝利者就可以把自己的要求強加給戰敗者”。在威爾遜看來，“只有勢均力敵的兩方之間的和平可以持久”，這就意味著“各國不能在條約中規定或暗示哪些是大國、哪些是小國，哪些是強國、哪些是弱國”。與一個由單一強國充當“世界警察”的世界相反，威爾遜提議建立一個國家聯盟，“由各國組成的單一而強大的集體，只有它才能保證世界的和平”。
從表面上看，這沒有什麼新鮮的。康德就曾提到過與之相類似的事物。而在威爾遜發表這一通講話的前幾年，前總統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也曾建議用某種群體的“世界警察”來取代舊式的“世界警察”。他認為，“那些高效的文明國家——它們在戰爭和和平時期都很高效——應當加入一個世界聯盟保障正義的和平……將它們的軍事力量聯合起來，共同對付那些冥頑不化的國家”。甚至有人曾設想，應當組建一支國際空軍，把那些侵略者轟炸到談判桌旁。
然而，當國際聯盟在1919年成立時，它卻並非如之前的設想一般。國際聯盟沒有強制力。國際聯盟可以安排難民返回家園，穩定貨幣，搜集數據，但沒有能力彌補英國留下的“世界警察”的真空。很多批評家懷疑，國際聯盟真正的核心內容就是不要與英國競爭。他們指出，勞合·喬治曾經說過，“我贊同成立國際聯盟”，他接著補充道，“實際上……大英帝國就是一個國際聯盟”。國際聯盟的章程基本按照英國的意思起草，而這個機構成立之初的動作之一就是授權英國和法國“托管”阿拉伯世界的大部分——實際上就是將其變成殖民地。
美國國會認為國際聯盟不過是又一個糾纏不清的盟約，因此拒絕加入其中。未來的印度總理賈瓦哈拉爾·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則在英國人的監獄中寫道：“國際聯盟……不過是想讓那些大國永遠地控制超出它們帝國疆域的世界”；列寧則斥責國際聯盟為“一具發臭的屍體”和“全世界匪幫的聯盟”。蘇聯人在1919年宣稱，唯一能夠真正取代“世界警察”的就是共產主義，因為共產主義將“摧毀資本的統治，終結戰爭，廢除國界，並將整個世界變成一個協作的整體”。
在1919年3月，也就是列寧將國際聯盟稱作發臭的屍體的時候，在新生的蘇聯，超過500萬人正在進行著一場異常恐怖的內戰。在這場內戰中死亡的蘇聯人的數量超過了被德國人殺死的數量（如果算上因饑荒和疾病而死的人數，大約有800萬蘇聯人喪生）。早在1918年5月，英國和法國就認定它們需要對此進行干涉，並且在11月11日正式投入戰鬥——而這也恰恰是西線停戰的那天。在1919年，一共有25萬外國軍隊踏上了蘇聯的土地，其中大部分是英國人、捷克人、日本人、法國人和美國人，也有波蘭人、印度人、澳大利亞人、加拿大人、愛沙尼亞人、羅馬尼亞人、塞爾維亞人、意大利人、希臘人。
事實上，由於缺乏一個“世界警察”來統領行動，對蘇聯內戰的干涉行動在混亂中失敗了。到1920年年中，除了日軍之外的外國軍隊都已經撤退，而蘇軍正在迫近華沙。蘇俄計劃在吞併波蘭之後，再到剛剛鎮壓了本國布爾什維克革命的德國去。在1920年夏的幾個星期裡，列寧用紅旗抹去國界的設想似乎就要成為現實。但紅軍隨後耗盡了補給，波蘭人借此機會發動反擊，將紅軍趕了回去。到8月底，波蘭騎兵甚至在卡莫羅贏得了歐洲歷史上最後一次騎兵大戰。25 000名騎兵揮舞著戰刀爭相衝鋒，就像此前2 000年的騎手們做的一樣。只不過，這一次他們的周圍是橫飛的機槍子彈和飛濺的炮彈彈片。
在隨後的幾年裡，蘇俄逐漸不再提起他們的世界革命了。雖然為了爭奪“一戰”中覆亡的帝國的領土，不時還會有一些戰爭發生，但是有那麼一小段時間，這個沒有了“世界警察”的世界似乎也能良好地運轉。國際貿易復甦了。到1924年，大部分國家的收入水平都恢復到了它們1914年的水平。世界終於開始遺忘戰爭的恐怖了。在1921~1927年，美國股市道瓊斯指數上漲了3倍；在1927~1929年，該指數幾乎又上漲了一倍，在1929年9月3日達到了381.17點的高點。
而就在整整10年之後，英國和法國再一次對德國宣戰。
“世界警察”之死
在1929年10月的最後一個週末，19世紀的世界體系終於瓦解了。
在經過85年的爭論之後，我們仍然不知道這一切到底是怎麼開始的。“1929年的危機真的非常讓人好奇，”金融史學家哈羅德·詹姆斯（Harold James）說道，“因為它，一個非常重要的事件，引發了世界範圍內的歷史性的後果（‘大蕭條’，甚至“二戰”），但是我們找不到其發生的明確原因。”不管是出於什麼原因，在10月23日，這個星期三，華爾街的交易員們都慌了神。價值40億美元（相當於今天的530億美元）的財富蒸發了。到了星期四中午，又有90億美元消失了。接著，銀行家們聯合起來，開始購買那些沒人要的股票，這讓市場出現了反彈。可是到了下個星期一，又是一瀉千里。到星期二的下午，道瓊斯指數已經下跌了1/4。如果你在1929年9月3日的高點買了1美元的股票，那麼到1932年夏，它只值11美分了。
1929年9月3日至1939年9月3日的這10年，全球金融崩潰，而這徹底掃光了那些還讓19世紀的世界體系繼續發揮作用的東西。從19世紀70年代開始，英國經常扮演最終貸款人的角色，相當於它認同“世界警察”的一部分職責就是維護世界信貸聯盟。但是現在，再也沒有“世界警察”了，每一個政府都各自為政。各國政府一個接著一個地開始保護自己的經濟，築起壁壘防範外來競爭和金融傳染。單是美國就新設了21 000項關稅排斥進口。到了1932年年底，國際貿易水平萎縮到了1929年水平的1/3。
英國也不再扮演自負的“世界警察”了。像其他國家一樣，倫敦也躲在關稅的高牆之內。國防開支下降得更加厲害。到1932年，參謀部認為，英國海軍已經不再有能力保衛大英帝國蘇伊士以東的領土了。他們承認，戰爭“將在不可估量的時期內讓英國的領地和屬地（包括印度、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置於毀滅的危險之中”。很自然地，這些暴露在危險之中的領地和屬地對此不會做出良好的反應。那些由白人定居的領地清楚地告訴英國，如果再有戰爭爆發，英國政府不應當理所當然地認為這些領地會支援英國。而長期作為英國的世界體系的支柱的印度，也開始自行其是。1930年，英國開始與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展開談判；1935年，英國向印度的政黨做出了巨大讓步。
20世紀30年代的衰敗從根本上動搖了英國的統治階層。1913年，劍橋大學的一位導師曾經寫道：“英國人從不懷疑，這是英國人的美德。”可是，在接下來的20年中，這種美德迅速地消失了。即便在英國的統治者看來，“世界警察”的地位似乎也開始變得沒有意義。最雄辯的質疑者無疑是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畢業於伊頓公學的奧威爾在緬甸當了5年的皇家警察，而正是這段經歷讓他成了對英國最激烈的批評者。他可不是一個人在戰鬥。“在印度各地，”他寫道，“都有英國人私下裡對這個體系感到厭惡，儘管他們自己就是這個體系的一部分。”有一次坐晚上的火車，他與一位在印度教育部門工作的英國人在一個隔間裡。“天氣太熱了，根本睡不著，”他寫道，“於是我們就聊了一晚上。我們先是小心翼翼地相互問了半個小時的問題，才確信可以放心大膽地跟對方說話。在接下來的幾個小時中，列車穿行在伸手不見五指的夜色中，我們則手握著啤酒，坐在自己的舖位上，一同咒罵大英帝國——我們都是大英帝國內部的人，既有學識，也對大英帝國非常熟悉，大英帝國待我們都不薄。但是……當火車緩緩駛入曼德勒之時，我們就像兩個偷情的人一樣滿懷羞愧地彼此告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