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的極限
這個計劃沒能成功。阿古利可拉再也沒有回到喀裡多尼亞，而是在意大利的陽光之下度過了他的退休生活。他的部隊中最精銳的部分被派遣到巴爾幹地區，其餘的退回到英格蘭北部一連串的堡壘中。他們的征服結束了。
從1973年起，考古學家們開始在羅馬人留下的堡壘之一——文德蘭達的有毒的垃圾填埋場裡進行艱苦的挖掘工作。在一個浸滿了排泄物，連氧氣都無法滲入的坑中，他們發現了幾百封士兵的信件。這些信用墨水寫在木板上。最早的一封寫於90年，也就是阿古利可拉的戰役結束後不久。其中一些信的內容很有趣，包括一個生日派對的邀請函，但大多數都很無聊。1世紀，在不列顛服役的羅馬士兵腦子裡想的事情跟21世紀在阿富汗服役的美國大兵們差不多：家裡的消息、糟糕的天氣，以及對啤酒、暖和的襪子和美味的食物的無盡渴望。守備軍的生活在過去的2 000年中沒發生什麼太大的變化。
阿古利可拉的餘部在這些堡壘裡繼續留守了近40年。他們給家裡寫信，冒死與喀裡多尼亞人進行小規模戰鬥（文德蘭達另一封被小便浸過的記錄中寫道，“他們有好多騎兵”），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他們在等待。他們一直等到2世紀20年代才離開這裡。不過，他們並沒有去取得新的勝利，而是被哈德良（Hadrian）皇帝派去修建那座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橫斷不列顛的長城。羅馬放棄了征服北方的計劃。
在塔西陀看來，發生這一切的原因是圖密善皇帝嫉妒阿古利可拉的戰功。也許他是對的。但是對統治者來說，他應當看到大局，而在80年，局勢突然變得不妙了。甚至在格勞庇烏山戰役之前，圖密善就已經開始從阿古利可拉的軍團中抽調部隊，返回歐洲大陸加強萊茵河防線。85年，皇帝又把最精銳的部隊撤出不列顛，為的是重固搖搖欲墜的多瑙河前線。這一戰略重心的轉變奏效了，羅馬守住了多瑙河邊境。但圖密善從中得出了一個極端的結論：從建設性的戰爭之中，羅馬已經不能再得到多少好處了。
在接近一個世紀的時間裡，羅馬正逐漸滑向這種觀點。在公元前11~公元9年，奧古斯都有條不紊地推進著一場戰爭。如果他能夠取得成功，那麼這場戰爭將是羅馬有史以來進行得最具建設性的戰爭——奧古斯都將可以把羅馬的東北邊界推進到易北河，將今荷蘭、捷克共和國的一部分以及幾乎整個德國納入羅馬的版圖之中。但這場戰爭收穫了一個災難性的結局。在通往黑森林的蜿蜒的小路上，羅馬人的隊伍前後綿延了10英里之長，士兵的弓弦和鎧甲都浸泡在瓢潑大雨之中。就在這時，羅馬人的嚮導背叛了他們。羅馬人遭遇了伏擊。在持續了3天之久的戰鬥中，約有20 000名羅馬人被殺；更讓羅馬的戰士階層感到惶恐的是，居然有3面軍團旗幟落入敵手。在接下來的10年，羅馬軍隊燒殺劫掠，進行報復。但這場災難最終讓羅馬人不得不重新思考帝國的大戰略。征服看起來得不償失。當奧古斯都於14年駕崩時，他的遺囑中只有一條戰略建議：“帝國應當維持其現有的疆界。”
他的繼任者們大多遵循了他的遺願。只有克勞狄烏斯（Claudius）破壞了這一規矩，他於43年入侵不列顛；而隨後，圖密善就在1世紀80年代結束了不列顛戰役。在101年之後，圖拉真（Trajan）進一步違背了奧古斯都的遺願，他發兵佔領了今羅馬尼亞和伊拉克的大部分地區。然而，當哈德良在117年繼承他的帝位時，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放棄很多新佔領的地盤。
羅馬的皇帝們逐漸達成了一種戰略共識，這一共識在17個世紀後被最偉大的軍事思想家之一卡爾·馮·克勞塞維茨（Carl von Clausewitz）視為戰爭的基本準則之一：“勝利也有其頂點，超過這一頂點，就會發生劇變，遭到反擊，這種反擊的力量通常比進攻者的進攻力量要大得多。”克勞塞維茨的這一認識可能是他親身觀察到的（他目睹了拿破侖在1812年超過頂點後的災難性的經歷。當時，克勞塞維茨在為俄國效力，因為當時他的祖國普魯士已經退出了戰爭），也可能來自他對羅馬的戰爭的深入研究。無獨有偶，現代戰略家愛德華·魯特瓦克也對頂點那充滿矛盾的本性有著深刻的研究，並且寫出了迄今為止關於羅馬大戰略的最好的一本書。“在戰略的領域中，”魯特瓦克寫道，“一個行動不可能永久地進行下去，它很可能會變成自身的反面。”
幾個世紀以來，征服戰爭在長期來看都是具有建設性的，它創造出使人們生活得更安全、更富足的、更大的帝國。但當古代的帝國主義接近其頂點時，充滿矛盾的戰爭邏輯就把所有事情都轉向了反面。戰爭非但不再具有建設性，反而變得具有反建設性。戰爭開始讓大的社會崩解，讓人們變得貧窮，也讓他們的生活變得更危險。
征服帶來的回報開始減少，這是古代帝國接近其頂點的第一個徵兆。只要羅馬人還留在地中海附近，國土面積的擴張就不是一個大問題，因為水運相對便宜，也更快捷。然而，在這個軍隊的行軍速度跟牛車相近的世界裡，把疆域擴張到德國、羅馬尼亞和伊拉克這樣的內陸地區就會導致成本上升。通過陸運將1噸穀物運送10英里所產生的成本，與通過水運將1噸穀物從埃及運送到意大利的成本相當。即便羅馬擁有舉世聞名的道路網，但是到了1世紀，無論是以金錢還是以榮譽衡量，羅馬從戰爭中得到的利益幾乎遠不及損失。
在亞歐大陸的另一端，中國的統治者們也面臨著同樣的問題。在公元前130~前100年，漢朝的軍隊狂飆猛進，把今甘肅、福建、浙江、雲南、廣東，以及中亞的一大片土地，朝鮮半島的大部分和越南的一部分都納入了帝國的版圖（更不要說深入蒙古的懲罰性打擊了）。但在公元前100年之後，長安的朝廷開始覺得，在戰爭中投入那麼多人力、財力實在是得不償失。軍隊離黃河和長江越遠，其耗費就會越高，而帶來的利益反而越少。在公元前1世紀的七八十年代，漢朝軍隊再度向中亞和緬甸推進，隨後又進入了一個間歇期。在23~25年的內戰之後，漢朝的擴張基本上停止了。
在1世紀，羅馬帝國和漢朝已經征服了面積相近的領土（分別約200萬平方英里），統治著數量相近的人口（分別為5 000萬~6 000萬人口）。它們的皇帝們面臨的問題也是相似的，也幾乎得出了同樣的結論。他們召回了雄心勃勃的將領們，在越來越固定的邊界上修建城牆，並且把數以十萬計的士兵們安置在類似文德蘭達這樣的要塞中。事實上，在中國荒蕪的西北邊疆中發現的一些遺跡甚至超過了文德蘭達的水平。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在懸泉置這個漢代的軍事驛站中，發掘者們發現了23 000封沒有寄出的信件。這些寫在竹簡上的信大約寫於公元前111~公元107年（其中很多信都在抱怨驛站太不靠譜）。
1世紀的皇帝們可以清晰地看到，戰爭不再像以往那樣有收穫了，但他們看不到，正是建設性的戰爭的巨大成功改變了整個大環境。公允地說，人們總是很難看清楚應當在何時收手。克勞塞維茨曾說：“如果我們能意識到究竟有多少因素在影響著力量的平衡，我們就會理解，在有些情況下，要判斷哪一方正佔據著上風是件多麼困難的事情。”但在接下來的幾個世紀中，誰佔據著上風就變成一件再清楚不過的事情了。
帝國跨上戰馬
古代帝國達到了它們的頂點，並且超過了它們的頂點，因為到1世紀，建設性的戰爭使它們與大草原上的騎手們發生了聯繫。這是一個十分漫長、緩慢的過程，使得皇帝們更難看清楚究竟在發生什麼。在第二章中，我們可以看到，帝國與騎手的聯繫最早開始於公元前850年，當時亞述帝國開始購買草原上的牧者成功培育出的高頭大馬，這些馬匹強壯到可以供人騎乘。在接下來的幾個世紀中，帝國持續擴張。帝國的農民開墾草原邊緣的土地，用來種植糧食；帝國的商人們進一步深入中亞，購買牲畜。與此同時，生活在荒蕪的草原和經過開墾的農業區之間的過渡地帶的遊牧民族發現，他們有了新的選擇。他們通常會意識到，與其奔波在綠洲之間，為了幾口豬食不惜與其他騎手們開戰，還不如把馬匹賣給帝國的中間商們。他們還發現，如果帝國無力應付他們的要價，他們還可以憑著自己的弓馬直入帝國，從那些手無寸鐵的農民手中奪取他們想要的一切。這看起來是種更好的選擇。
最早有關草原遊牧民族侵擾帝國的資料，來自公元前700年之前的亞述帝國。亞述人一直擴張到了高加索山脈，那裡是大草原的邊緣。當斯基泰劫掠者開始給邊境地區帶來恐慌時，亞述的國王們選擇僱用另外的一些遊牧民族對付他們。但他們很快發現，斯基泰人的機動性和兇猛的秉性不僅使他們成為合適的僱傭兵，也讓他們變得難以駕馭。災禍的種子就此種下。
在公元前7世紀，成群的斯基泰人開始自行其是，搶劫他們所遇到的任何人，實際控制了今伊拉克北部、敘利亞和土耳其東部地區。“他們的野心和暴力把一切都化作混亂，”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這樣寫道，“因為他們四處奔突，搶走了所有的東西。”在公元前7世紀最初的10年裡，反對亞述的叛軍也僱用了斯基泰人，而在公元前610年之前，整個帝國就化為了廢墟。這樣一來，如何對付斯基泰人就成了那些獲勝的叛軍的問題。在公元前6世紀90年代，他們最終解決了這個麻煩（據希羅多德記載，他們將斯基泰人的首領們在宴會上灌醉，然後殺掉了他們）。
亞歐大陸上的帝國成長得越大，就越要面對一個特別具有現代性的問題：如何在中亞的邊緣地帶進行不對稱的戰爭。在20世紀90年代末，當奧薩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正在進行他最早的一系列恐怖活動時，美國人發現，如果他們想要把拉登消滅在他阿富汗的老巢裡，他們就不得不把價值上百萬美元的巡航導彈用在打擊恐怖分子價值10美元的帳篷上。古代帝國的步兵部隊龐大而笨重，要想在荒野中追擊那些騎手，其難度一樣很大。
這並非西方的戰爭方式對抗非西方的戰爭方式，而是農業文明對抗遊牧文明。從歐洲到中國，富裕的帝國的統治者們差不多面對著相同的挑戰，即對付來自草原的騎手。到了阿古利可拉的時代，他們已經嘗試了各種方法，進行非對稱性戰爭。就像今天一樣，最顯而易見的方法是先發制人。波斯國王們曾派遣一系列部隊進入草原，想要消滅斯基泰人。但波斯人發現，進入遊牧民族的藏身之所追擊他們，往往是徒勞無功的，因為只要遊牧民族的騎兵不想交戰，步兵就沒法迫使他們交戰。有的時候，先發制人的戰爭能迅速取得戰果，就像波斯人在公元前519年擊敗了他們所稱的“戴尖帽的”斯基泰人的聯盟。但通常這種戰爭沒有什麼好結果。公元前530年，遊牧民族殺死了波斯帝國的創始人——居魯士國王，並且殲滅了他的軍隊。公元前514年，波斯的大流士國王繞著草原追擊了斯基泰人幾個月，不但未能得手，還險些遭遇了與居魯士國王相同的命運，僅僅因為趁著夜色渡過了多瑙河才得以倖免。
亞述和波斯是各個帝國之中最先與大草原產生聯繫的，而中國在公元前3世紀也走上了相同的道路。公元前213年，秦始皇發動了一次先發制人的戰爭。為了將遊牧的匈奴人趕出國境，他還吞併了一大片草原。但這沒能為中原王朝帶來太多好處。公元前200年，匈奴人把一支秦朝軍隊引入草原深處，並將其全殲。
從公元前134年開始，漢武帝再次發動了先發制人的戰爭，並且在15年中發兵6次，派遣了數十萬大軍進入草原。他的軍隊損失慘重，軍費開支將前幾代皇帝積攢的財富消耗殆盡，漢朝債台高築。儘管耗資巨大，漢武帝卻像大流士一樣，並沒有與遊牧民族進行決定性的大戰。
從雅典到長安，知識階層都認為先發制人的戰爭是災難性的。但根據今天的經驗，從長期來看，很難說清楚究竟誰贏得了先發制人的戰爭，甚至難以確定這些戰事究竟在何時結束。儘管付出了巨大的人員損失和物資損失，斯基泰人在公元前513年之後就再未威脅過波斯，匈奴人的侵擾從公元前100年之後也急劇減少了。
皇帝們最終得出的結論是，要想更好地發揮耗資巨大的草原遠征的效果，應該在同時配合以更柔性，但同樣花費不菲的措施。最流行的方式就是將遊牧民族隔絕開來，這通常意味著修建城牆，把他們攔在外面。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中國的長城，其歷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10年左右。本章前面提及過的哈德良長城修建於2世紀20年代，算是長城的遠親。城牆並不能完全隔絕遊牧民族，但是至少可以限制騎手們往來的路徑。
最成功（也可能是最不成功）的策略就是賄賂。遊牧民族的劫掠會造成大量死亡，這意味著帝國稅收的減少。那麼，為什麼不花點兒錢讓遊牧民族不再來侵擾呢？只要賄賂的成本低於發動先發制人的戰爭，那麼這種交保護費的方式就能帶來多方共贏的結果：皇帝省下了一些錢，邊境地區的農民可以保住性命，遊牧民族免去了很多麻煩。2 000年之後，賄賂仍然在非對稱戰爭中存在：2001年，美國中央情報局給了阿富汗的軍閥們7 000萬美元的現金，此舉也節約了不少金錢，挽救了不少性命，省去了不少麻煩。
在芝加哥有這麼一種說法：誠實的政客就是，你在他身上花錢，他就給你辦事。但在非對稱戰爭中，你的期望值要更低一些。阿富汗的指揮官在2001年12月收了10 000美元，負責守衛托拉博拉山區的退路。結果，當“基地”組織的人給他更多的錢時，他就放那些人過去了。像他這樣的人，也適合生活在古代的草原地帶。斯基泰人和匈奴人都經常收受帝國的賄賂，但還是會回來繼續劫掠。事實證明，賄賂是對付遊牧民族最糟糕的方式，但其他方式還要更糟糕。波斯和中國的戰略家們發現，賄賂作為“胡蘿蔔加大棒”戰略的一部分時，是最有效的。不停地給一些好處，再偶爾發動大規模的、十分暴力的、先發制人的戰爭，這樣的組合可以或多或少地維持和平。
靠著這一系列技巧，公元前最後幾個世紀的統治者們設法保住了他們的疆土。他們把帝國與草原遊牧民族的關係變得像糟糕的婚姻關係一樣：雙方有沒有對方都能活下去。當帝國強盛時，就會在草原的部分地區設置定居點，把暴力限制在可以忍受的限度之內；當帝國衰弱時，就不得不花更多的錢，受更多的苦。
在公元前500~公元500年這1 000年之中，各大帝國逐漸意識到，要想保持主動，就要在遊牧民族擅長的遊戲中擊敗他們。這就意味著，皇帝們要在他們龐大的步兵之中加入更多騎兵。那些認為存在一種植根於希臘文化的西方式的戰爭方式的歷史學家們通常認為，在馬背上作戰是一種典型的東方人躲避肉搏的方式，而步兵作戰是西方價值的標誌。但實際上，在公元前500~公元500年，真正促成了向騎兵作戰的重大轉型的並不是文化因素，而是地理因素。那些與草原接壤的帝國在公元前500年之後較早地過渡到了騎兵，而那些有著山丘森林作為屏障的帝國則過渡得較晚，其兵種轉型也更不徹底。但無論情願與否，亞歐大陸幸運緯度帶上的帝國都朝著同一個方向前進了。
很自然地，這一轉型最先在飽受遊牧民族侵擾之苦的波斯開始了。當大流士在公元前514年於今烏克蘭一帶追逐斯基泰人時，他的部眾幾乎都是步兵。而到了公元前479年，當波斯人與希臘人在普拉提亞交鋒時，他們對騎兵的倚重程度幾乎與步兵一樣。在公元前334年，當亞歷山大大帝入侵波斯時，波斯帝國則幾乎完全仰仗其騎兵了。中國僅次於波斯，也是第二個開始向騎兵轉型的帝國。漢武帝在發動先發制人的戰爭之前，徵募了大量的騎兵部隊。公元前110年，漢武帝擁有18萬名騎兵，佔其軍隊總數的1/3，而騎兵每年消耗的財物是帝國每年稅收的兩倍。印度躲在喜馬拉雅山脈和興都庫什山脈的背後，在公元前5~前2世紀，印度的國王們都仍在因循舊制。印度人依然可以依靠身披鎧甲的大象的衝鋒贏得戰鬥的勝利，騎兵的作用僅限於掩護大象的側翼。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另一種現代化的發展改變了一切為止。
1954年，時任美國總統德懷特·艾森豪威爾面對著大量要求美國干預東南亞共產主義傳播的呼籲請求時，警告美國人要當心“多米諾骨牌效應”。他解釋道：“（假如）你立起來一列多米諾骨牌，當推倒第一塊骨牌的時候，你就知道最後一塊骨牌也會很快倒掉。因此，最初的一點兒崩潰也可以導致最顯著的影響。”
艾森豪威爾這一對20世紀50年代中南半島地區形勢的分析，有其優點，也有其缺點，但用它來形容公元前1世紀的草原再合適不過了。隨著漢朝強大的騎兵部隊勝過了匈奴的騎兵，很多遊牧民族就開始向西遷移到月氏人一直以來放牧的地方。驚慌失措的月氏人也向西方遷徙，進入了斯基泰人的地盤。隨著下一塊骨牌的倒下，斯基泰人（在印度被稱作塞人）向南經過今天的阿富汗，越過開伯爾山口，進入印度河流域。到公元前50年，塞人已經佔據了印度西北方的大部分地區。
一個世紀之後，在經歷了草原上更多次幾乎被人們遺忘的騎兵大戰之後，月氏人跟在塞人的後面翻越了興都庫什山脈。月氏人迫使塞人進一步深入印度腹地，而他們自己則征服了從今土庫曼斯坦到恆河中部的廣闊地域，建成了歷史學家們所說的貴霜帝國。貴霜帝國繁榮強盛，擁有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騎兵之一。到2世紀，貴霜帝國恐怖的騎射手們控制了連接羅馬和中國的絲綢之路。關於他們的雕塑可以在今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北部找到。貴霜帝國也發動了先發制人的戰爭，甚至還與遠征到今天的阿富汗的漢朝軍隊打了一仗。
印度的經歷表明了一個嚴肅的事實：軍事革命是不可阻擋的。當多米諾骨牌倒下，農業帝國面臨著巨大壓力時，這些帝國要麼像波斯和中國一樣讓自己擁有強大的騎兵力量，要麼就像印度一樣被擁有強大騎兵的遊牧民族打垮。而在後一種情況下，入侵者也會讓被征服的地區最終擁有騎兵。統治者所做的決定可能會加速或者延緩這一進程，但是最終戰爭那充滿矛盾的邏輯總會取勝。
與此同時，中國的漢朝（正是漢朝在草原的另一側推倒了多米諾骨牌，改變了印度的命運）發現了一個更嚴酷的事實：各個帝國與草原的聯繫此時也達到了其頂點。從公元前200年開始，中國就一直在北部邊境抗擊匈奴部落的侵襲，而其西面的邊境，由於受到足有100英里寬的山地和森林的保護，一直很安靜。但當匈奴人開始在公元前50年前後進行遷徙時，情況發生了變化。匈奴人的一部向西，導致月氏人和塞人湧入印度；而匈奴人的另一部則向南遷徙，劫掠漢朝西部邊疆的羌人農民。
幾十年來，羌人一直作為中國的屏障，使中國人免於與打了就跑的遊牧民族進行艱苦的邊界戰爭。然而，在1世紀，被囚籠效應困在遊牧民族和漢朝之間的羌人開始組建他們自己的政權。規模更大、組織更良好的羌人為了躲避匈奴人的奴役，進入了漢朝的疆土。他們又不時與匈奴貴族通謀，聯合反對漢朝。羌人的角色從屏障變成了利劍，刺向了帝國的要害。
漢朝邊境的官員們看清了事情的走向。有人在公元前33年寫道：“最近，西羌守衛著我們的邊境，與漢人的接觸也越來越頻繁。”但他接著寫道，隨著越來越多的羌人進入漢朝的疆界，“小吏和刁民開始搶奪羌人的牛、女人和小孩。這引起了羌人的憤怒，他們開始起兵造反”。
在1世紀，漢朝對其西部邊境的控制受到了挑戰。在94年、108年和110年[1]，發生了三次大規模的反叛和入侵（這兩者很難區分），邊疆地區陷於戰亂之中。“就連女人也持戟舞槍，手裡拿著弓，背後背著箭。”一名官員悲歎道。
在亞歐大陸遙遠的西端，類似的情形即將終結阿古利可拉的有建設性的戰爭，將羅馬也帶到相同的頂點。長久以來，在羅馬帝國與大草原之間，一直隔著日耳曼農牧民居住的區域，這一區域比中國西部邊疆羌族人居住的區域還要廣闊。但在這裡，草原移民同樣把帝國的屏障變成了插入帝國心臟的利劍。
遷徙的驅動者可能是沿著頓河居住的遊牧民族——薩爾馬提亞人。他們於1世紀開始向西遷移。薩爾馬提亞人是非常兇猛的：據希羅多德記載，薩爾馬提亞人是亞馬遜人的後裔，他們中的女性除非曾在戰場上殺過一個男人，否則不准結婚。在薩爾馬提亞人的部隊中，輕重騎兵相結合。戰鬥時，先用騎射手擾亂敵人的陣線，再派持有長矛、披著鎧甲的騎兵衝擊敵軍。這樣的戰鬥方式極具毀滅性。1世紀80年代早期，薩爾馬提亞的支族埃阿熱格人出現在多瑙河北岸，正是他們的出現促使圖密善把阿古利可拉的部隊從不列顛召回。而出現在東歐各地的其他部落則給他們所到之處都帶來了混亂。
在1~2世紀，溫暖的氣候導致了歐洲人口增長，加劇了日耳曼農民之間的囚籠效應。結果，那些試圖躲避薩爾馬提亞人的部落立刻就與決心保衛自己的領地的鄰居們大打出手。那些最靠近大草原的日耳曼人從給他們帶來災禍的人身上學會了騎馬作戰，而就連那些住的離大草原最遠的日耳曼人也採用了更好的武器和戰術。在戰爭的壓力下，酋長搖身一變成為集權的國王，他們開始徵稅，並且組建真正的軍隊。
大約在150年，一支被稱為哥特人的日耳曼人離開了他們靠近波羅的海的田園，一路向南朝黑海而去。在他們的征程上，他們一路驅趕著出現在面前的其他部落。到了2世紀60年代，一個被羅馬人稱作馬克曼尼人（字面意思是“邊界上的人”）的強大的部落聯盟開始渡過多瑙河。日耳曼人已經在羅馬的邊境上來來回回達幾個世紀之久。情況通常都是一小群年輕人跑來找些事情做，或是想偷盜點兒什麼東西，然後再跑回家鄉去。但這次不同。這一次，他們是幾千戶人一起出動，而且打算在這裡長期待下去。
面對他們的，是馬可·奧勒留（Marcus Aurelius）（見圖3–1）。他是161~180年的羅馬皇帝。在吉本將2世紀稱作人類歷史上最幸福的時代的時候，他的腦海中浮現出來的很可能就是這位博學、有文化素養又仁愛的奧勒留——他可能是終極的“坐寇”。如果可以有其他選擇的話，奧勒留可能會更願意與留著鬍子的希臘教授們探討斯多葛主義哲學問題。但草原上的風暴迫使他一路征伐到多瑙河另一邊的森林之中。即便如此，在戰爭的間隙，他還是廢寢忘食地寫作了斯多葛主義思想的經典著作《沉思錄》（如果有任何一位古代帝王可以稱得上是“偉人”，那麼非奧勒留莫屬）。
圖3–1 工作日戰士：馬可·奧勒留（羅馬皇帝，161~180年在位）的騎馬雕像
資料來源：華蓋圖像。
像艾森豪威爾在20世紀60年代的繼任者們一樣，為了不讓多米諾骨牌繼續倒下，奧勒留被拖入了一場他並不想打的戰爭，並且用一種他始料未及的方式打了這場戰爭。美國陸軍上校哈里·薩默斯（Harry Summers）在1975年作為代表團的一員被派到了河內。當時，就像艾森豪威爾預言的一樣，南越（越南共和國）這塊多米諾骨牌剛剛倒下。一名會講英語的北越（越南民主共和國）上校在機場迎接他。他們的話題很自然地轉向了兩國之間剛剛發生的不快。
“你看，”薩默斯告訴北越軍官，“你們從未在戰場上擊敗過我們。”
北越軍官想了想。“可能是這樣吧，”他最後說道，“但那又有什麼關係呢。”
就像美國人在越南一樣，2世紀60年代的羅馬軍隊也總能在戰鬥中直截了當地擊敗他們的敵人[2]。而就像北越人一樣，日耳曼人因此盡量避免這樣的戰鬥。結果，驕傲的羅馬軍團不得不採取了那些在越南再熟悉不過的戰術。在馬可·奧勒留去世後，他的墳墓上用來裝飾的柱子十分忠實地表現了這些場面：羅馬人燒燬村莊、盜取牲畜、屠殺俘虜（見圖3–2）。
圖3–2 為了拯救村莊而毀滅它[3]： 2世紀80年代，紀念馬可·奧勒留的雕塑——羅馬士兵燒燬茅屋，拖走婦孺
資料來源：阿里納利檔案館–安德森檔案館，佛羅倫薩。
更糟糕的是，當羅馬人真的遇到兩軍對壘的戰鬥時，戰鬥進行的方式也往往出乎他們的意料。比如，當羅馬軍隊第一次遭遇埃阿熱格騎兵時，他們就吃了一驚。埃阿熱格人採用了遊牧民族常用的策略：先是假裝逃跑，把一個羅馬軍團吸引出來，一直到冰凍的多瑙河之上；當羅馬人在冰面上站不住腳之時，遊牧民族的騎兵們又返身回來，包圍了羅馬人，意欲將他們殲滅。但羅馬人的紀律性拯救了他們。“羅馬人冷靜依舊。”歷史學家卡西烏斯·狄奧（Cassius Dio）寫道：
他們組成了一個方陣，面對著進攻者。大多數人把盾牌放在冰面上，一隻腳踩在盾牌上，使自己不至於滑倒。當敵人進攻時，他們會抓住騎兵的韁繩、盾牌或是長矛，再猛地向後一拉，把敵人連人帶馬都拽倒。如果羅馬士兵向後跌倒，他就會把敵人拉到他身上來，再像摔跤手一樣用腿夾住對方，翻滾一下，使自己轉而壓在敵人身上。如果羅馬士兵向前摔倒，他就會去咬薩爾馬提亞人……這些穿著輕鎧甲的蠻族沒領教過這樣的作戰方式，喪失了鬥志，只有很少一部分人逃脫了。
羅馬步兵在那一天擊敗了騎兵。但在接下來的100年中，越來越多的日耳曼人跨上了馬背，越來越多的薩爾馬提亞人（以及其他遊牧民族）開始侵擾邊境。更糟糕的是，在224年奪取了波斯政權的薩珊王朝開始把成千上萬的鐵甲騎兵投入戰場。這些重裝騎兵連人帶馬都由鎧甲和鋼板包裹起來。4世紀的一個親眼見過鐵甲騎兵的羅馬人寫道：“他們全都由金屬覆蓋起來，鐵甲非常合身，其關節與騎手的關節完全匹配。面罩也精巧地嵌在頭盔之中，使得整個人完全覆蓋在鎧甲之下。僅有的可能被箭矢射穿的位置是留給眼睛和鼻孔的小洞，只有通過這些小洞，騎手們才能得到一點兒光線和空氣。”
羅馬人究竟在什麼時候才意識到自己也需要更多的騎兵，對這個問題史學家尚有爭議。不過，在200~400年，羅馬走上了與波斯、中國和印度相同的道路。羅馬軍隊中騎兵的比例從1/10上升到1/3甚至1/2。到了500年，這次軍事變革徹底完成了。從地中海到黃海，戰馬佔據了絕對優勢。
不過，每個帝國運用騎兵的方式因地理條件的不同而各異：漢朝和貴霜帝國仰仗輕騎兵，他們可以在開闊的草原上快速進擊；波斯的薩珊王朝依靠配備長矛鎧甲的騎士的正面攻擊；羅馬人則採用多兵種聯合作戰戰術，馳騁深入蠻族藏身的森林，焚燬村莊，伏擊敵人。雖然各有不同，但每個帝國採用的方式都能很好地對付他們當下的敵人。因此，在公元最初幾個世紀，古代帝國並沒有露出已經越過建設性的戰爭的頂點的明顯跡象。
揭露這一事實的，是一個完全未曾預料過的敵人。
建設性與反建設性的血腥循環
古代帝國的貴族們十分厭惡遊牧民族。在希羅多德看來，斯基泰人的剝皮習俗就很能說明問題：“在一個斯基泰人第一次殺人之後，他會喝掉死者的一些血，之後再把人頭帶回去給國王看，然後，他會繞著人頭的兩耳割一圈，再捏住割出來的口，把皮甩松。之後，他會用牛的肋骨把皮剝下來，再用手把皮弄柔軟，最後把人皮當作餐巾使用。”1 000年之後，羅馬作家阿米阿努斯·馬爾切利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對匈人[4]（古代遊牧民族中最可怕的一支）的描寫更直白。“他們身材矮胖，四肢強壯，脖子很粗，”他堅稱，“相貌醜陋畸形，簡直就是兩條腿的野獸。”但是，這些紳士們真正應當感到驚恐的，並非這些騎在馬背上而來的骯髒的遊牧民族，而是那些“坐在”遊牧民族身上而來的更加骯髒的微生物。
一直到20世紀，戰爭中造成最多死亡的一直都是疾病。軍隊需要召集成千上萬的人，讓他們擠在相對狹小的空間內，給他們吃比較差勁的食物，任由他們待在他們的排泄物附近。如此一來，軍隊有如微生物培養皿一般，使得微生物瘋狂滋生。在擁擠而不衛生的軍營裡，外來的病毒即便在殺死它們的人類宿主之後仍然可以存活，因為總會有其他宿主可供它們遷移。痢疾、腹瀉、傷寒和肺結核，這些都是軍營中常見的疾病。
但就在161年，也就是馬可·奧勒留在羅馬登基為皇帝的那一年，更可怕的東西開始醞釀。我們第一次聽說這種東西，是在中國的西北部邊疆。在那裡，一支大軍正一如既往地與來自草原的遊牧民族作戰。人們的報告描述了一種奇怪的新疾病，這種病在幾個星期之內就奪去了軍營裡1/3的人的性命。4年後，同樣可怕的傳染病發生在羅馬在敘利亞的各個軍事基地。這種疾病在167年傳染到了羅馬城，導致眾多羅馬人喪生，以至於奧勒留推遲了前往多瑙河的行程，而留下來舉行保護這座城市的儀式。當他的軍隊終於開拔往前線時，他們也把這種疾病一同帶去了。
按照目擊者的說法，這場瘟疫聽起來像是天花。遺傳學者迄今還未能從古代遺留下來的DNA（脫氧核糖核酸）上證實這一點，但我們差不多可以確定，導致在亞歐大陸的兩端同時爆發疫病的源頭也是來自草原的多米諾骨牌。幾千年來，亞歐大陸上每一個偉大的文明都演化出了其特有的一系列疾病種類。致命的病原體和起保護作用的抗體也表現出了紅桃皇后效應，它們你追我趕，越跑越快，但仍然維持著一種不健康的均勢。大約有1/4 ~1/3的嬰兒在出生後一年以內會死掉；能活過50歲的成年人也不多；即便是那些被誤認為處於最佳健康狀態的人，他們的身上也滋生著病菌。
距離曾經將這些疾病彼此隔絕，但建設性的戰爭的成功改變了這一切。隨著帝國的壯大，人們開始在帝國之間遷徙，經常會經過草原。伴隨著這樣的交流，原本相互隔絕開的疾病之間產生了聯繫，醞釀出一種可怕的流行病混合體，這樣的疾病對任何人來說都是新的。只有很少的人能幸運地天生具有抵抗這種疾病的抗體。在這些倖存者的抗體基因遍佈人類社會之前（這一過程可能長達幾個世紀），瘟疫就會經常發生。
埃及的數據最為完整。在165~200年，埃及的人口減少了1/4。而其他地方的情況，我們就只能根據考古學的發現進行猜測了。我們大致可以判斷，埃及的情況並非特例。由於人口減少，帝國募集士兵、徵收賦稅的難度就更大了。這樣一來，帝國要想在草原邊緣阻止多米諾骨牌的倒下就變得越發艱難。羅馬帝國和漢朝的統治者們驚恐地看到，他們的疆界土崩瓦解[5]，而大量的移民導致疾病傳播得更加迅速。雪上加霜的是，在這些年中，氣候變化變得更為迅速。從南極洲的冰芯到波蘭的泥炭沼澤，氣候學家都發現了世界正在變得更寒冷、更乾燥的證據。全球變冷導致農作物的生長時間變短，進而引起糧食減產，並在整個亞歐大陸造就了更多的氣候移民。
在遊牧民族遷徙、疾病和糧食減產的連續打擊下，通過幾個世紀的建設性的戰爭建立起來的複雜的稅收和貿易體系開始瓦解。在中國，鑒於稅收的減少和邊防開支的增長，2世紀的一些官員建議道，最明智的方案就是停止為軍隊發放軍餉。他們認為，既然西部邊疆已經在羌人叛亂和入侵之下被破壞得千瘡百孔，那麼再讓軍隊在那裡自籌糧餉又能讓情況壞到哪裡去呢？反正那些地方距離都城洛陽還遠得很。
答案是：情況可以變得很糟糕。士兵們搖身一變成為匪徒，開始搶劫那些他們本應該保護的農民；將領們變成了軍閥，只接受合乎他們心意的命令。有官員記載道：“平民百姓懼怕國家裡最強大、最勇敢的人。”168年，瘟疫橫行，軍隊四分五裂，宮裡的宦官們發動了一場政變，反對年僅12歲的皇帝和掌管朝政的外戚。這場政變釀成了一場災難。數以千計的官員在相互傾軋和清洗中被殺，政權崩潰。法律和秩序也開始瓦解，在2世紀70~80年代的起義造成了無數人喪生。189年，西部邊境地區軍閥中最可怕的一個揮師進入洛陽，燒燬了這座城市，並劫持了又一個小皇帝[6]（僅8歲）。
在接下來的30年中，一個接一個強人橫行無忌，宣稱要讓天下重歸一統，一直到220年，漢朝最終分裂為三個相互征伐的國家[7]。邊界消融了，數以十萬計的羌人和來自中亞的遊牧民族遷徙到了中國北方，數百萬漢朝人則從北方逃到了南方。官員們甚至不再嘗試去統計死亡人數。
羅馬的情況同樣糟糕。人口、農業和貿易都像自由落體一樣下降，手頭拮据的皇帝們只得減少士兵們的軍餉，或是降低鑄幣品質，以使得有限的白銀儲量能撐得更久一點兒。可以預料到的結果自然是不值錢的貨幣引發惡性通貨膨脹，進一步抑制了經濟的發展。
憤怒的士兵們決定自己解決問題。193年和218年，羅馬禁衛軍先後兩次把皇帝寶座賣給了出價最高的人。而在218~222年，“瘋狂的少年”埃拉伽巴路斯（Elagabalus）統治著（如果那也能算是統治的話）羅馬帝國。即便在羅馬皇帝之中，埃拉伽巴路斯的腐朽、殘暴和無能也是登峰造極的。在235~284年，根據判斷標準不同，我們可認為羅馬有過最多43位皇帝。這些皇帝大多數是軍人出身；除了一人死於瘟疫，全部死於非命。在被殺掉的42位皇帝中，其中一人被哥特入侵者在戰場上殺掉；薩珊王朝的波斯人抓住了一個，並且把他丟進一個籠子裡，嘲笑他，折磨他，一直到波斯人玩夠了才把他殺掉；其餘的40位皇帝都是被他們的羅馬同胞殺死的。
被迫面對多重軍事威脅的羅馬皇帝不得不把大軍交給他手下的將軍們，儘管這些將軍們經常用政變報答統治者的信任（政變後“黃袍加身”登基成為皇帝的人往往活不過幾個月，但他們還是樂此不疲）。每當有將軍反叛，他麾下的部隊通常就會拋棄他們在前線的駐防地，趕回去參加內戰，使得帝國的邊界門戶大開。
哥特人建造了船隻，駛過黑海，劫掠了希臘。法蘭克人（他們當時的根據地在今德國）在高盧橫行，並且殺進了西班牙。其他的日耳曼人襲擊了意大利，摩爾人佔領了北非，薩珊王朝的波斯人則焚燬了敘利亞繁榮的城市。東西方的各個行省意識到中央政府沒有能力或是沒有意願保護它們，只得自行成立政府。在260年，羅馬帝國就像漢朝一樣，分裂成了三個小國家。
大帝國的血腥分裂變成了一種普遍現象。印度的貴霜帝國被波斯的薩珊王朝大軍和斯基泰劫掠者擊敗，在3世紀30年代一分為二。248年，在最後一次戰敗後，西部的那個王國被波斯吞併；而在3世紀70年代，東部的那個王國失去了對恆河流域城市的控制，只能苟延殘喘。再往南，2世紀時強盛的貿易王國百乘王朝也不堪斯基泰人的襲擾，最終於236年土崩瓦解。
我曾在本書第一章中引用過經濟學家曼瑟爾·奧爾森所發明的“坐寇”一詞。他將那些相對良性的盜賊與徹頭徹尾惡性的流寇明確區分開來。坐寇們會說我來了，我見了，我征服，我管理；而流寇們則只會說我來了，我見了，我偷了，我又走了。公元前最後一個千年中的帝國之所以能夠繁榮昌盛，是因為那裡的坐寇通常有足夠的實力拒流寇於國門之外。可是，這種情形在3世紀發生了變化。在亞歐大陸的幾乎每個地方，戰爭開始變得具有反建設性，把巨大的、和平的、繁榮的古代帝國撕成碎片。
這發生在幾乎每個地方，但並非是每個地方。在3世紀，帝國崩潰潮流中的一個重要例外是波斯。波斯新興的薩珊王朝在224年推翻了帕提亞帝國，隨後變得越來越強盛。薩珊王朝擊敗了貴霜帝國和羅馬帝國的軍隊，趕走了來自草原的遊牧民族，並且加強了中央集權。到偉大的征服者沙普爾一世（Shapur I）於270年駕崩之時，薩珊王朝的首都泰西封已經躋身全世界最大的城市之列。
但如果我們仔細觀察，就會發現薩珊王朝根本就不是一個例外，因為這一時代的主題並非僅僅是帝國的崩潰。實際上，在大約200~1400年的這1 200年間，建設性的戰爭和反建設性的戰爭在進行著循環。如我們在第一章和第二章中看到的那樣，200年之前的1 000年是利維坦擴張、繁榮程度提高、暴力死亡率下降的時代；而我們即將在第四至七章看到，從1400年開始，這樣的趨勢就更加明顯。但在這兩個時期之間漫長的中古時代裡，卻滿是複雜、混亂、暴力的插曲。
這是一個曲折混亂的時代。在3世紀晚期，薩珊王朝的復興看起來似乎要引領一個帝國復甦的新時代。在半個世紀的無秩序之後，羅馬在274年再度控制了整個地中海沿岸；280年，中國的西晉王朝再度把中國建設為大一統的帝國。4世紀20年代，印度的笈多王朝也開始完成相同的功業。但與此同時，在亞歐大陸的其他地區，復甦已經開始進入了尾聲。匈奴人焚燬了中國古老的城市，殺死了西晉的皇帝，屠殺了數百萬的難民。隨後是60年的戰亂。到383年，似乎即將有一個新的王朝再度統一中國。然而，這個王朝的軍隊卻在遭遇了一場不重要的敗仗[8]之後，莫名其妙地在惶恐之中土崩瓦解。新的一輪戰亂又席捲了東亞。
羅馬也在4世紀晚期重新陷入混亂。哥特人在378年的阿德裡安堡戰役中摧毀了羅馬帝國的野戰部隊，帝國的疆界開始崩解。匈人向西遷徙，推倒了更多多米諾骨牌。在406年的新年前夜，數以千計的日耳曼人如潮水般湧過了結冰的萊茵河。西歐陷入了暴力和混亂之中。476年，也就是萊茵河邊界被突破70年之後，一位日耳曼國王宣佈了西羅馬帝國的覆滅。
484年，另一支匈人消滅了薩珊王朝的軍隊，殺死了國王。看上去，薩珊王朝即將重蹈西羅馬的覆轍。但薩珊王朝堅持住了。與此同時，中國也在重歸一統。5世紀，一個新的王朝再度統一了黃河流域；589年，隋朝終於統一了中國。
在經歷了令人目眩的一段時間的混戰之後，地中海地區看起來也要重歸一統。6世紀20年代，拜占庭帝國（古羅馬帝國殘存的東半部）皇帝查士丁尼奪回了意大利以及西班牙和北非的部分地區。但在550年，擴張停止了。在6世紀後期，新興的入侵者讓拜占庭帝國再度衰落。印度也經歷了艱難的過程：467年之後，笈多王朝開始在另外一支匈人的打擊下面臨崩潰。儘管這個帝國在528年曾經大敗遊牧民族，但是到550年，這個帝國就已經徹底成為歷史。在亞歐大陸的幸運緯度帶上，一個世紀接著一個世紀的混亂，週而復始。
我知道，以上的敘述看起來很混亂，我想圖3–3可以很好地表現出這一片混亂。這張圖將幸運緯度帶分為4個區域（歐洲、中東、中國和印度），並且描繪出公元最初的14個世紀裡每個區域中最大的帝國的疆域面積。我承認，用面積來表現利維坦集權政府的實力並不嚴謹。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在650~850年，中東的曲線出現了飆升，那是因為阿拉伯人建立了倭馬亞王朝和阿拔斯王朝這兩個伊斯蘭王朝。理論上講，在大馬士革和巴格達進行統治的哈里發控制著430萬平方英里土地，使得這一帝國成為史上面積最大的帝國之一。但實際上，哈里發的勢力僅僅局限於敘利亞和伊拉克。貴霜帝國使得印度的曲線在150年左右出現了一個高峰，但這也帶來了一個問題：貴霜帝國當時統治著230萬平方英里的土地，但大部分地區都渺無人煙。
圖3–3 事情一個接著一個？1~1400年，亞歐大陸幸運緯度上利維坦的興與衰（再興、再衰），用每個地區最大國家的面積作為衡量標準
儘管有上述這些問題，這張雜亂的圖還是表現出一個要點。在2~14世紀，幸運緯度帶上的所有區域很少有什麼時候展現出相同的趨勢。當有的帝國崛起時，別的帝國就在衰落。一個社會的黃金時代就是另一個社會的黑暗時代。
這意味著什麼？博學的阿諾德·約瑟夫·湯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在20世紀50年代做出的解讀最顯而易見，也最受歷史學家的歡迎。他認為，過去發生的事情就是“無法用（科學）規律解釋的一片混亂；事情一件接著一件地毫無意義地發生著。這種情形，用一位20世紀的小說家和詩人的話說，就是Odtaa，即‘事情一個接著一個’（one damned thing after another）”。從表面上看，圖3–3簡直就是Odtaa現象的典型。帝國時興時衰，戰爭或勝或敗，但這一切都沒帶來太多變化。事情之間沒有什麼共同點。
但湯因比提出Odtaa現象，只是為了駁倒它。在對世界歷史進行了幾十載的研究之後，湯因比很清楚，在Odtaa的表象之外，還有更大的圖景。我想，他會從這張圖中看出來好幾個圖景。首先，就像我在圖3–4中畫出來的那樣，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明顯的趨勢：在這14個世紀的喧囂之下，帝國的面積在穩步下降，幸運緯度帶成了帝國的墳墓。
其次，湯因比肯定能看出來，國家面積的劇烈變化絕不僅僅是Odtaa。國家的面積一直進行著膨脹——破裂的循環。反建設性的戰爭導致帝國面積減少，之後會發生建設性的戰爭，又使得帝國面積重新增加，隨後反建設性的戰爭又將利維坦瓦解掉，週而復始。與其說是遇到了Odtaa現象，不如說，幸運緯度帶更像是陷入了一個糟糕的循環。
圖3–4 混亂中的秩序：黑線表示1~1400年，亞歐大陸幸運緯度上帝國平均面積的衰減（使用圖凱檢驗法； = 3.83－0.047x）
要解釋這一現象並不難。由於建設性的戰爭已經越過其頂點，草原和農業帝國被聯結在了一次。從此之後，每一個活動都會帶來力度相同、方向相反的反作用。某個時候，瘟疫、叛亂、外敵入侵會導致帝國在反建設性的戰爭中瓦解，數以百萬計的人口會在這一過程中喪生；而接下來，當地的軍閥或是外來的入侵者會發動新的建設性戰爭，利用此前產生的空間締造又一個利維坦。隆重登場的新國王會竭力恢復法制，從臣民身上搾取稅收。而這個新國家的財富又會吸引更多掠奪者，帶來更多叛亂，從而引發新一輪反建設性的戰爭。如是反覆。
幸運緯度帶上的每個地區都在建設性的戰爭和反建設性的戰爭之間反覆，但時間點不盡相同。這主要是因為，當一個王國成功地趕走了劫掠者時，往往就使其鄰國面對的壓力變得更大。有些來自草原的部族太過強大，看起來似乎同時在四處出擊。例如，在5世紀，從印度到意大利，都能見到匈人劫掠的身影；而到了13世紀，蒙古人在從日本到德國的各地發動進攻。即便如此，戰場上意外的勝敗讓事情的結果不盡相同，造成了我們在圖3–3中看到的那種混亂。在此之前，也曾有過反建設性的戰爭，但即便是那些最糟糕的反建設性的戰爭，也只是建設性的戰爭大潮中的插曲而已。有時候，這樣的崩潰會持續幾個世紀之久。但儘管阿卡德帝國和埃及的古王國在公元前2200年覆滅，印度河流域的城市在公元前1900年衰敗，東地中海的王國在公元前1200年崩潰，亞歐大陸的幸運緯度帶一直在朝著通往羅馬、長安和巴連弗邑的方向前進。他們每後退一步，總會又前進兩三步。
可是，在200~1400年，情況變了。來自草原的騎手們太過強大。偶爾有一兩個國王能反擊這股混亂的力量，但沒有人能永久地阻擋草原遷徙的步伐。或遲或早，流寇們總會再次回來。直到有人學會阻止草原遊牧民族為止，亞歐大陸的幸運緯度帶都無法打破建設性的戰爭與反建設性的戰爭的血腥循環。
帝國的墳墓
反建設性的戰爭使得我們在第一章和第二章中提到過的發展進程發生倒退。陷入重圍之中的政府已經無法承擔它們的基本職責：保障安全。商人躲在家裡，這給要徵稅的國王和要購物的民眾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統治者無力支付軍餉，軍隊就依靠搶劫農民彌補虧空，農民則只好向大地主們尋求保護。越來越多的村民開始對大地主卑躬屈膝，地主也將他們組織起來，靠這些農民武裝趕走入侵者和徵稅官。地主們普遍認為，他們沒有理由再為遙遠的君主支付任何東西了。
公元前的5 000年中的建設性的戰爭造就了軍事領域的一系列革命，將一盤散沙的烏合之眾打造成了富有紀律、裝備精良的軍團。然而，現在反建設性戰爭則引發了軍事領域的反革命。已經發明的東西畢竟不能被簡單地遺忘，國王、將領和士兵們也沒有遺忘大集群作戰、紀律性和良好補給的優點。但當亞歐大陸的這些利維坦失去了它們的牙齒時，政府就不再有能力去提供這些東西了。
陸軍萎縮，海軍朽爛，補給線崩潰，軍隊的指揮能力和控制能力都瓦解了。早在公元前8世紀，亞述的提格拉·帕拉薩三世就把貴族排除在了戰爭之外，招募、供養效只忠於他一個人的軍隊。1 000年之後，國王們開始做截然相反的事情；既然沒法從肆意妄為的貴族身上搾取供養軍隊的錢財，他們只好向貴族們妥協。
以前，國王和地主都要從農民微薄的收入中分一杯羹，國王把他們的那杯羹稱作賦稅，地主把他們的那杯羹叫作地租。現在，國王們發現自己已經無力徵稅，只好放棄了他們的稅收，而把好聽的頭銜和特權交給那些擁有私人武裝力量的傢伙們，任由貴族們像小王國一樣經營自己的產業。作為回報，國王們從這些侯爵、伯爵、男爵那裡得到承諾，當國王需要進行戰爭時，這些貴族們會從他們的封地上招募一支軍隊參加戰爭。
貴族們要想招募軍隊，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倣傚國王們的做法，把自己的一部分土地和人民分給更低級的騎士。作為回報，這些騎士也將招之能來，來之能戰。而這些騎士們也把自己的土地和人民分給更低等級的人。如是多次，就形成了一張權利與義務的大網，將上至高坐城堡之內的國王，下至實際付出辛勞的貧農在內的所有人都聯結在一起。
對那些滑入了反建設性的戰爭的國王來說，這樣的安排有一種顯而易見的好處：他們不再需要供養作戰的士兵或是徵稅的官吏。然而，以這種方式組織管理軍隊也有缺點。首先，國王對其追隨者幾乎沒有什麼影響力，這些人通常更在意他們自己的聲望和榮譽，而不是什麼更宏大的計劃，他們經常會一時興起殺入戰場，也可能會一時膽怯而逃之夭夭。在中世紀最出名的一場戰役—1066年的黑斯廷斯戰役中，就發生了這種情況。正在攻擊哈羅德國王（King Harold）盎格魯–撒克遜軍右翼的諾曼人突然調頭就逃，哈羅德的弟弟利奧弗溫和吉爾斯此時忘記了秩序、原則和常識，追著敵人衝下了山坡，他們的部下也歡呼著緊隨其後。而就在山坡底部，諾曼人集合起來，轉過身砍倒了那些追擊的人。盎格魯–撒克遜人的陣線被打開一個缺口，隨即崩潰，最終丟掉了他們的王國。
據傳說，哈羅德國王被諾曼人射來的一支箭射穿了一隻眼睛。但即便哈羅德倖免於難，他也將面臨這個時代戰爭的第二個大問題：不能在戰爭中取勝的國王，也就沒辦法去劫掠敵人。不論有多少誓言和關於職責的說教，如果一個國王沒有什麼戰利品可以分配給屬下，那麼他也就很難得到別人的忠誠。
而在另一邊，諾曼人的領袖“征服者”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or）則用英格蘭廣闊的土地打賞他的追隨者們。但他和他的繼承者們很快也陷入了困境，因為新的安排造成了第三個問題。經過一代又一代人的傳遞，這張聯結了國王和騎士的職責和義務的大網變得越來越混亂。聰明或是幸運的領主們通過繼承、聯姻、購買等手段擴張了他們的領地，而每塊新的領地都帶來了新的義務。很快，就有人發現自己要效忠於不只一個主人。
佛蘭德斯伯爵羅伯特二世（Count Robert II of Flanders）就遇到了這樣的問題。1101年，羅伯特伯爵向英格蘭國王亨利一世（Henry I）宣誓效忠。按照慣例，他發誓說將幫助主人“對抗任何敵人，不論他們是生是死”。但羅伯特還補充道，其中不包括亨利國王真正的心腹之患——法國國王菲利普（Philip），因為他此時已經是菲利普的封臣。羅伯特向亨利國王保證說，如果菲利普國王決定進攻英格蘭，他本人（羅伯特）將努力勸說菲利普放棄這個計劃。但如果會談失敗，菲利普仍然決定發動入侵的話，羅伯特承認他將在戰爭中站在法國一邊——不過他也堅稱，他只會派出一部分軍隊，只要不讓菲利普懷疑他不忠心就可以了。
如果英格蘭國王亨利要求羅伯特伯爵參加一場並非對抗法國的戰爭，羅伯特將願意提供援助，除非（1）羅伯特身體抱恙；（2）法國國王要求羅伯特參加另外一場戰爭；或是（3）日耳曼皇帝（他是羅伯特的另外一個主人）也徵召了羅伯特。好像是覺得這還不夠麻煩似的，羅伯特還許諾說，如果法國入侵諾曼底——這幾乎必然會導致法國和英格蘭開戰——他只會派出20名騎士為法國作戰，而會派出另外980名騎士為英格蘭而戰。
長達幾個世紀的衰退造成了如此混亂的效忠關係。我在前文提到過，在6世紀，拜占庭帝國皇帝查士丁尼曾試圖重新統一地中海沿岸。在他失敗之後，利維坦開始真正瓦解。從7世紀30年代開始，帶著一種來自沙漠的新信仰（伊斯蘭教）的阿拉伯人擊敗了拜占庭帝國竭盡全力供養的孱弱的軍隊。7世紀50年代，阿拉伯人推翻了波斯的薩珊王朝。而在接下來的150年裡，拜占庭帝國看上去也似乎隨時要步薩珊王朝的後塵。
到750年，從摩洛哥到巴基斯坦，穆斯林軍隊四處告捷。他們深入法國，圍攻君士坦丁堡，但哈里發們的利維坦卻從未有過堅實的基礎。從伊斯蘭教發跡之初，哈里發就一直處於一個模稜兩可的位置，介於穆罕默德的神權繼承者和普通國王之間的位置。哈里發們都僅僅能在其龐大帝國中的一小塊區域裡將自己的神權成功轉化為世俗權力。到9世紀，很多地方上的蘇丹實際上成了獨立的統治者，他們相互征伐，甚至進攻哈里發，以及任何敢於擋路的敵人。
在遙遠的西北方，消滅了西羅馬帝國的日耳曼人建成了一些新的王國。當這些王國擁有強勢的國王時，它們就會進行建設性戰爭；而當它們沒有這樣的君主時，它們就進行反建設性戰爭。其中，最具建設性的統治者是法蘭克國王查理曼（Charlemagne），他在771~814年征服了西歐和中歐的大部分地區。在首都亞琛，查理曼手下的官僚在木製的廳堂裡威嚇地方領主，從他們身上徵稅，倡導教人識字，並不顧一切地讓國王的臣民們遵守命令。800年，徹底被他威服的教皇甚至把皇冠戴到了查理曼的頭上，宣佈他為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然而，復興羅馬帝國的夢想很快破滅了。其直接的原因是查理曼的兒子和孫子們正忙於彼此攻伐，沒空去理睬那些不聽話的貴族。“這導致了大戰，”當時一位編年史家悲歎道，“並非由於法蘭克人缺乏足夠高貴、強壯、聰明得可以統治王國的王子，而是因為他們同樣慷慨、同樣有尊嚴、同樣有權勢，而導致他們越來越不和。沒有哪個人遠遠勝過其他人，足以使其他人向他臣服。”
但即便在查理曼去世之前，新的劫掠者已經開始掠奪查理曼的建設性的戰爭造就的財富。維京人乘著他們的長船從北方而來，馬扎爾人則坐在馬背上從東方趕來。亞琛距離邊境太遠，沒辦法對這種打了就跑的攻擊做出反應。於是，當地的領主們就站出來填補了安全問題上的空白，這個故事我們現在聽來就很熟悉了。即便是查理曼大帝這樣的人物也無法阻止反建設性的戰爭的力量。到885年，當厄德伯爵（Count Odo）在巴黎對抗維京人的圍攻時，遠比查理曼差勁得多的“胖子”查理（Charles the Fat）卻未能出現在巴黎。這標誌著帝國已經形同虛設。
在這個混亂的新世界中，人們都要為自己的利益考慮。在我們現有的資料中，第一個效忠於多個主人的人出現在厄德保衛巴黎的戰鬥後僅僅10年。在接下來的幾個世紀裡，這種現象變得越來越常見。到14世紀80年代，也就是厄德之後的500年，這個問題已經變得非常嚴重，以至於有一位法國的牧師提出了一個一刀切的解決方案：他建議，那些效忠於多個主人的戰士，應當為他最先效忠的那位領主而戰，再通過僱人代替自己作戰的方式來履行其對第二個（以及第三個、第四個，等等）領主的義務。
這一方案從來沒有流行過，可能是因為僱人替自己作戰是要花錢的。更常見的是庫西勳爵昂蓋朗（Enguerrand de Coucy）做出的那種選擇。1369年，庫西勳爵昂蓋朗的主人（英格蘭國王）召集他去參加對抗其另一個主人（法國國王）的戰爭。庫西勳爵並沒有在兩位國王中做出選擇，而是與兩位國王都達成了和約。隨後，他為自己找到了第三個主人：加入教皇的軍隊中去意大利作戰。在教皇的戰事在1374年告吹之後，庫西勳爵又帶了10 000人私自在瑞士開戰。
18世紀70年代，亞當·斯密正在安全而開化的愛丁堡寫作《國富論》（Wealth of Nations）。亞當·斯密把自己身處的富有秩序的世界與庫西勳爵、羅伯特伯爵、亨利國王和菲利普國王所生活的紛亂的時代進行了對比。亞當·斯密遺憾地總結說，那就是一個“封建的無政府”的時代，“大的領主們根據自己的意願，幾乎永不停歇地相互征伐，甚至經常對國王開戰，原野上仍然上演著暴力、劫掠和動亂”（見圖3–5）。
圖3–5 封建的無政府：1218年，在埃及的達米埃塔，基督徒和穆斯林最精銳的騎兵們相互砍殺（出自一本約成於1255年的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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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亞當·斯密的時代開始，學者們就一直難以找出封建的無政府時代究竟有什麼意義。20世紀30年代，埃利亞斯正是在讀到了中世紀的混亂之後才確信，歐洲一定隨後經歷了一個文明化的進程，才降低了暴力死亡率。但這個結論只能說對了一半。由於埃利亞斯並沒有從一個長期的視角審視這個問題，因此他認為封建的無政府狀態僅僅是人類的自然狀態。他沒有意識到，這是古代帝國崩潰後長達1 000年的反建設性的戰爭導致的結果。
不過，到了20世紀60年代，當《薩摩亞人的成年》中的觀點說服了越來越多的學者，使他們相信人類的本性是和平的時候，很多歷史學家開始懷疑是否應當用“封建的無政府”描述庫西勳爵的世界。畢竟，每有一個砍人腦袋的“征服者”威廉，也會相應地有一個幫助他人的亞西西的方濟各（Francis of Assisi），而且大多數時候歐洲人都不使用武力解決爭端。但20世紀的亞諾瑪米人大多數也是這樣的，不過他們當中仍有大約1/4會死於暴力。“封建的無政府”這一說法之所以適合14世紀的歐洲，是因為那時的很多人（就像亞諾瑪米人一樣）會十分輕易地選擇使用暴力解決問題，其輕易的程度讓人震驚。
在流傳至今的數以千計的故事中，我最喜歡的故事是下面這個：
一位騎士造訪一位鄰居的城堡，跟他一起用晚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