並非西方式的戰爭
“希臘人有個詞是這麼說的”，人們常這樣說道，在希臘人留給我們的詞彙當中，有一個詞是“混沌世界”。在希臘神話當中，混沌世界是在眾神創造宇宙之前就存在的無序的虛空。而在希臘的戰爭當中，混沌世界是波斯將軍馬鐸尼斯在公元前479年8月的一個早晨看到的場景。當時，太陽正在普拉提亞城的上空升起。眾多全副武裝的希臘步兵已經在俯瞰馬鐸尼斯營地的山坡上駐紮了一個星期。就在前一天夜裡，希臘人開始撤退，但場面一片混亂。有些人拒絕後撤，堅稱撤退是懦夫的行為；有些人聽從了命令，但走錯了方向；有些人則乾脆消失不見了。
這是馬鐸尼斯的機會。一條險峻的山脊將斯巴達人與其他希臘部隊分隔了開來。因此，馬鐸尼斯帶領手下最精銳的部隊直衝斯巴達人的隊伍。很快，其他的波斯部隊也衝散了斯巴達人，向前衝鋒，淹沒了與之數量懸殊的斯巴達人。公元前5世紀的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講述了接下來發生的事情：“波斯人跟希臘人一樣勇敢、強壯，但他們沒有盔甲，沒受過訓練，也不像他們的對手那樣有作戰技巧。他們時而一個一個，時而十幾個人一起衝進斯巴達人的隊伍。但不管他們的數量是多是少，這些衝進去的人都被砍倒了。”
“馬鐸尼斯騎著白色戰馬，由上千人的精銳部隊簇擁著。他出現在哪裡，波斯人就會猛烈地進攻哪裡。馬鐸尼斯活著的時候，波斯人奮勇作戰，殺死了許多斯巴達人；而在馬鐸尼斯陣亡，他的護衛親兵也被消滅了之後，剩餘的波斯人很快就被擊潰了。他們轉過身去開始逃命。”希羅多德總結說，殘酷的現實就是“波斯人……他們有很多人，但沒有多少真正的士兵”（見圖2–1）。
圖2–1 真正的士兵：在一個大約製作於公元前470年的雅典紅繪花瓶上，一名希臘重裝步兵刺穿了一名沒有鎧甲的波斯士兵
資料來源：Scala授權/藝術資源，紐約。
軍事史專家維克托·戴維斯·漢森（Victor Davis Hanson）認為，這說明作戰方式的不同會影響其後歷史的走向。漢森認為：“在過去的2 500年裡，一直有一種西方式的作戰方式，這種方式是西方人作戰方式的共同基礎，並不斷地傳承了下去。正是這種作戰方式，使得歐洲人成了文明史中最具殺傷力的士兵。”
漢森將這稱作西方式的戰爭。漢森說，這種方式由希臘人發明出來，他們從公元前700~前500年左右開始把穿戴全副鎧甲的長矛手方陣的正面衝撞作為解決爭端的方式。漢森總結道：“正是西方人這種對步兵大規模交鋒、自由民在戰場上用開刃的武器相互搏殺的渴望，在超過2 500年的時間裡讓來自非西方世界的對手感到困惑和恐懼。”
已故的約翰·基根是20世紀軍事史學泰斗，他讓這種觀點更進一步。基根認為，自希羅多德的時代以降，就有“一條分界線，將（西方的）作戰傳統和大草原[1]及近東、中東地區以間接、躲避、僵持為特徵的作戰方式區分開來，在大草原的東側和黑海的東南側，戰士們延續了與敵人保持距離的習慣；而在大草原的西側和黑海的西南側，戰士們不再謹慎從事，而選擇近身搏鬥”，馬鐸尼斯來自這條分界線的另一側。
在上一章的結尾，我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羅馬人締造了羅馬式的國家，而古代的許多其他民族卻未能做到這一點。如果漢森和基根的觀點是正確的，我們或許可以這樣作答：羅馬人之所以能締造羅馬式的國家，或許是因為他們從希臘人那裡繼承了西方式的戰爭，而只有這種直接的、血腥的戰鬥才能締造利維坦。我們或許可以得出進一步的結論，即當我說到戰爭是有好處的時候，我的意思其實是，西方式的戰爭是有好處的。
要想驗證這種觀點是否正確，我們只有擴大我們的視野。首先，我們需要知道希臘人在普拉提亞的作戰方式是否是獨一無二的；其次，我們需要知道龐大、安全、繁榮的社會形式是否也是西方獨有的。
在本章裡，我將嘗試說明兩點：首先，上面兩個問題的答案都是否定的；其次，這一事實反而讓這些問題變得有趣。當我們把視野從地中海沿岸延伸到世界其他地方時，我們就會發現羅馬人能創造出羅馬式國家的真正原因，由此，我們也能發現用來解釋“戰爭為什麼是有好處的”這一問題的關鍵線索。
為什麼一些帝國比另一些更幸運
首先，我將回答我的第二個問題：龐大、安全、繁榮的社會形式是西方獨有的嗎？
答案是否定的。在普拉提亞之戰結束後的2~3個世紀裡，一些十分相似的帝國崛起於亞歐大陸，西起地中海，東抵中國。而在大洋彼岸，一些稍小但同樣令人敬畏的國家也統治著中美洲和安第斯山地區的一部分。
在這些帝國的極盛期，它們中的翹楚——西方的羅馬帝國、中國的漢朝（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今天印度和巴基斯坦地區的孔雀王朝——各自佔據著150萬~200萬平方英里的土地，統治著3 000萬~6 000萬人口，並且將其（大部分）軍事力量轉化為了生產力量。在每一個帝國中，暴力死亡率都迅速下降，人民很好地利用了自身的生產能力，創造了相對和平富足的盛世。
總的來說，我們對漢朝和孔雀王朝的瞭解要少於羅馬，而對美洲大陸的國家的瞭解就更少了。在美洲，留下的證據十分匱乏，以至於專家們甚至無法在何地最先出現利維坦這一問題上達成共識。一些考古學家認為，墨西哥的奧爾梅克文明（約公元前1200年）和秘魯的查文德萬塔爾文明率先形成了利維坦。不過，主流觀點認為，直到1 000年之後，當莫切文明出現在秘魯、阿爾班山和特奧蒂瓦坎城邦出現在墨西哥時，美洲才第一次出現了真正有效的政府。它們統治著上千平方英里的土地和上百萬的人口。它們留下了偉大的遺跡，監管著複雜的貿易網絡，主導著生活水平的提高，但它們仍然沒有文字。
這對歷史學家來說是個壞消息。就算考古學的發現再多，它能告訴我們的關於利維坦的事情也還是有限的。或許，在特奧蒂瓦坎發掘出的人祭遺跡表明，這一文明要比亞歐大陸的古代帝國更加暴力，可是，羅馬人同樣也會蜂擁著去觀賞角鬥士把對手大卸八塊（有很多被肢解的角鬥士遺骸被發掘出來），所以這個結論也未必成立。在位於安第斯山地區的瓦裡帝國的皇家墓穴中，人們發現了60具屍體。這一墓穴大約修建於800年，而那時亞歐大陸上的帝國們早就拋棄了這種行為。因此，這或許說明美洲的暴力程度要高於亞歐大陸。但如果我們要深究的話，這樣的證據還不足以支持進行系統性的比較。我們真正需要的，是一個中美洲的塔西陀告訴我們到底發生了什麼。
但我們目前沒有找到這個人，而且我們很可能永遠也無法找到這個人。通常來說，一個利維坦越是強大，那麼它為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留下的證據往往就越多，因為強大的政府需要建設很多東西，並且進行大量文字記載。缺乏文字記載這一點本身，可能就意味著美洲的利維坦的統治水平還不夠高，沒有讓文字記載變得不可或缺。這或許意味著，美洲的利維坦從未像羅馬那樣接近丹麥的水準。
帕提亞帝國的中心位於今天的伊朗和伊拉克，其發展程度似乎處於羅馬和美洲國家兩者之間。帕提亞人繼承了西亞綿延千年的文字傳統，也擁有能讀會寫的統治者和官僚，但只有少量的文字流傳至今。其中有一部分技術因素。帕提亞的官員們曾經在用黏土燒製的碑上寫字，這種材質可以永久地保存下去。然而，他們後來開始使用羊皮紙和紙莎草紙，而這些材料不一定能保存很久。並且，在伊拉克的薩達姆·侯賽因和伊朗的宗教領袖們的阻撓下，考古學家的發掘工作被嚴重延緩了。但這並非全部的原因。帕提亞的政府也比較弱小。羅馬的作家們驚訝地發現，帕提亞的貴族們無法無天（埃利亞斯不會同意這一點），有時甚至掌控著獨立的小王國的實權。他們經常彼此征伐，無視國王的存在。
不過，中國和印度的情況就不同了。羅馬帝國和中國的漢朝之間的相似性令人印象深刻。在經歷了公元前4~前3世紀愈演愈烈的戰爭之後，漢朝創造了可以媲美“羅馬統治下的和平”的“中國盛世”，在遼闊的國土上實現了和平。戰士式的墓葬在公元前3世紀還很常見，但在公元前2世紀就消失了。旅行者們出行時不再攜帶武器，用土壘成的城牆逐漸荒廢。律法取代了戰爭。
像羅馬一樣，漢朝政府也會鎮壓匪徒和海盜，官員的過激行為也會受到懲處。公元前1世紀的地方官尹賞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曾因在都城長安肅清暴力團伙而獲得了巨大的榮譽。但是在那之後，他在今天的河北[2]省某地擔任地方官時，因為在保障社會安全時使用了過當的武力而遭撤職。
就像羅馬一樣，漢朝時的中國也並非天堂。比起今天任何一個局勢穩定的現代國家，漢朝的暴力程度都更高。官員們經常抱怨百姓們經常恣意妄為，甚至僱用匪徒殺害自己的敵人。那些官員自己也並非無可指摘。在這裡，你無權保持沉默：按照官方的指導辦法，調查殺人案件需要找到多個證人進行反覆盤問，還要尋找物證。但在這一指導辦法的最後，還會不經意地加上這麼一句：“如果案件沒有進展……可以對那些身份適合受刑的人進行杖責。”
不過，比起更早的時期，漢朝無疑在通往丹麥的道路上。在漢朝之前，法律規定可以對使用輕微暴力的人進行割鼻、割耳、割腳和割手的刑罰；而對於嚴重的暴力犯罪，可以在犯罪者的頭上鑽洞、切除數量不等的肋骨、砍頭、活埋或是腰斬。這些可不僅僅是說來嚇唬人的。在墓葬中發現的庭審記錄表明，這些刑罰真的會被採用。
埃利亞斯在他的經典著作《文明的進程》一書中曾經說道，和平的關鍵是讓那些富人們頭腦冷靜下來。在這一點上，“中國盛世”做得要比“羅馬統治下的和平”更好。由於帝國們可以讓其內部的地區變得更和平，因此往往將部隊派往邊疆地區。不過，羅馬人仍然從帝國的各地招募士兵，諸如地理學家普林尼和歷史學家塔西陀這樣的可敬的人也會在律師、作家、指揮官等角色中進行切換。而中國則更進一步。漢朝用犯人充軍，或是從帝國之外招募士兵。如此一來，漢朝的士大夫們就僅僅需要做文職工作。羅馬人擁抱了斯多葛主義，這教會他們忍耐自己不喜歡的事物，而不是勃然大怒去殺人；漢朝的精英們則接受了各種形式的儒家學說，文官的地位要高於武將的地位。在中國，教育和文化對於人生成功的意義甚至要遠大於羅馬。
相似的事情也發生在南亞。不過，要想摸清印度盛世的輪廓，要比在中國和羅馬困難一些。人們常說，蹩腳的工匠抱怨他們的工具，而蹩腳的歷史學家經常抱怨他們的史料。但事實是，我們對印度的孔雀王朝的瞭解確實要少於對羅馬和漢朝的瞭解。古代印度流傳至今的文件十分罕見。其中最為重要的是《政事論》（Arthashastra），一部800頁的關於治國之道的論文[3]。但這本書消失了多個世紀，一直到1904年才重新浮出水面。當時，一位地方學者（沒有一位官員記載了他的名字）把用棕櫚葉寫成的、倖存的最後一部手抄本夾在腋下，走進了位於印度西南部的邁索爾東方圖書館。
《政事論》記載了各種東西，包括怎樣建設一座堡壘和國王應當擁有多少名理髮師。除此之外，它還記載了複雜的司法體系，其中羅列了地方治安官在調查殺人案和毆打事件時必須遵從的規則；被懷疑過失造成病人死亡的醫生必須提交報告；被人看到虐待動物的村裡頭人也要提交報告。法律為每一種可以想像得到的暴力犯罪設置了處罰方式，並且有著十分細緻的區別。比如，在毆打事件中，向對方吐口水和對著對方嘔吐的處罰方式是不同的。不僅如此，根據吐出的液體接觸到受害人的位置（腹部以下、腹部以上或是頭部）的不同，相應的處罰也是不同的。
無疑，《政事論》讓人們感到孔雀王朝對於鎮壓暴力一事是很認真的。該書的作者考底利耶（Kautilya）在書中也不是信口雌黃。公元前320年，他領導了最終締造了孔雀王朝的起義，並且擔任了孔雀王朝開國之君旃陀羅笈多（Chandragupta）的首席顧問。
考底利耶的地位使他十分適合描述孔雀王朝的制度，但是這也是問題所在。考底利耶究竟描寫的是現實，還是理想中的國王應該做的事，在這一問題上學者們無法達成共識。甚至有人還質疑《政事論》一書究竟是否為考底利耶所寫。這本書中提到的一些東西（比如中國的絲綢）顯然是在成書多年之後才傳到印度，而且通過對該書的用語的研究表明，它可能是在考底利耶死後多年由跨越幾個世紀的各種資料堆疊而成的。
還有其他一些證據可以用來與《政事論》做比對，但這些材料也有它們自身的問題。希臘使節麥加斯梯尼（Megasthenes）曾在公元前300年左右抵達孔雀王朝的首都巴連弗邑，並在那裡逗留了一段時間（他應該見過考底利耶）。麥加斯梯尼記載說，印度人極為遵守律法，以至於旃陀羅笈多的軍隊作戰時，他的士兵不會蹂躪鄉間，更不會殺戮農民。不過，麥加斯梯尼也曾記載說，印度人的腳前後長反了；還說印度的狗咬人時過於凶狠，眼珠子都會突出來。有鑒於此，對他的記載應當存疑。
除《政事論》之外，最重要的資料是後來的國王阿育王立下的39根石柱上的碑文。這些碑文是他於公元前260年左右[4]征服了羯陵伽之後刻下的。與皇家敕令中常見的歌功頌德截然不同，阿育王宣稱“在征服羯陵伽的過程中，受眾神愛戴者（指阿育王自己）感到自責，蓋因征服之中的殺戮、死亡和人民的流離失所讓受眾神愛戴者感到極為悲傷”。
阿育王“在長達1 500英里的邊界上贏得了全面勝利”，但現在他宣佈將追隨佛法。佛法究竟是一個明確的佛教概念，還是阿育王自創的理念，在這一問題上印度學家們尚有爭論。但阿育王告訴我們說，佛法是“善行……是順從……是慷慨……是棄絕殺戮。父親、兒子、兄弟、主人、朋友、故舊、親屬和鄰人都應當說，‘這是好的，我們應當這樣做’”。
阿育王在城市和鄉間設立了“佛法官”，他們負責施行新法。阿育王還派出視察員監督這些佛法官的工作，後來還親自檢查。就像羅馬的情形一樣，霍布斯所說的“以力取得的國家”和“按約建立的國家”後來顯然結合成了一體。阿育王認識到，“立法的效果不如勸諭”。而他總結的最重要的一點是，“自從設立了佛法，人們的惡就減弱了。在那些受苦的人中，惡消失了，整個世界滿是喜悅與平和”。
我們真正需要的，仍然是古代印度暴力死亡率的準確數據，以此來與這些史料對比。但仍然沒有這樣的數據。甚至在印度的研究中，考古學的作用都不顯著。我們幾乎沒找到任何類型的墓葬，因此我們也無法得知人們是否還把武器視作男性時尚的正常組成部分。在公元前6世紀，防禦工事沿著恆河河谷分佈，表明戰爭變得更加頻繁。在羅馬帝國境內，隨著最初的征服戰爭的結束，大多數城市的城牆就被棄之不理了，而印度的城壘在孔雀王朝的整個存續時期都維持在可以正常使用的狀態。其原因仍不為人知。或許，孔雀王朝沒有羅馬帝國穩定；也可能是因為孔雀王朝的壽命太短（約於公元前320年建立，在公元前185年的一次政變後覆滅），因而變得無用的城牆還沒有來得及徹底破敗。但在有更多的考古發現之前，我們沒法確定。
通過考察考底利耶、麥加斯梯尼和阿育王的記載中相吻合的部分，以及印度和中國在法律方面的相似性，我認為孔雀王朝可能就像漢朝和羅馬帝國一樣讓它的子民生活得更加安全了。不過，儘管這個疑問暫時還沒有辦法得到解答，但是這三個帝國都讓它們的子民過得更富庶，在這一點上沒有太多值得辯論的餘地。
在中國，文字記錄和考古學發現證明，經濟活動隨著國家規模的擴大而變得更頻繁。運河、灌溉渠、水井、肥料和耕牛在田間隨處可見。鐵製工具的數量在增加。貨幣從一個城市流通到另一個城市，商人將小麥、水稻和奢侈品運往可以賣上好價錢的地方。政府減少了關稅，投資建設道路和港口。從擁有50萬人口的都城長安到最簡陋的鄉村，漢代的集市上擠滿了富人和窮人，出售他們可以低成本生產出的產品，購買他們無法生產的東西。哲學家們對商人如此輕而易舉地致富感到擔憂。
中國的考古學家尚未搜集到足夠的數據畫出類似圖1–3這樣表現出生活水平提高的圖表。不過，從2003年開始，在三楊莊的發掘提供了僅次於此的證據。
11年的一天，黃河決口了。傾盆暴雨下了好幾天，從上游也傳來了洪水氾濫的消息，但三楊莊的農民仍然在肥沃的土地上耕作著，希望不會發生壞事。在2 000年後的今天，我們很難知曉災難最初的徵兆是什麼。或許，他們看到了堤壩崩潰，聽到數十億加侖[5]的褐色河水奔湧而過時產生的低沉的怒吼聲。不過，更有可能的是，大雨淋在屋瓦上的噪聲淹沒了這樣的聲音。我想，只有當泥水開始從他們的屋門下湧入時，他們才意識到，這不僅僅是一場暴風雨。無法想像的事情發生了。農民扔下了一切東西開始逃命。他們的村莊在這裡存在了長達1 000年，然而卻在短短幾個小時內突然消失了。
考古真是個殘忍的行當，它讓11年發生的災難變成了一場科學的勝利。這座漢代的村莊完美地保存了下來，甚至被記者稱作“中國的龐貝”。發掘者精準地將洪水帶來的泥土和村莊本身的泥土分離開來，發現了赤腳的村民和釘著鐵馬掌的馬匹跑過犁好的耕地時留下的印記。
儘管這十分引人注目，但比起這戲劇化的場面，考古學家對農民留下來的平淡無奇的一些東西更感興趣。這些漢代的農民生活在用泥土磚建造的堅固的房子裡，這些房屋與向西4 000英里之外的羅馬帝國的房屋驚人的相似。這兩個帝國的屋瓦十分相似，兩個帝國也都擁有數量龐大、種類多樣的鐵製工具和精緻的陶器。
當然也有區別。在三楊莊，考古學家通過細緻地挖掘發現了桑葉在泥土中留下的印記，而桑葉是用來餵養蠶的。羅馬人一定很想擁有蠶。在70年，博學但性情乖戾的羅馬地理學家普林尼抱怨說，羅馬的時髦女性們正在揮霍數以百萬計的塞斯特提烏斯購買輕薄的中國絲綢，借此在公開場合展示自己的風姿。但總體來看，在三楊莊發現的東西與羅馬村莊，甚至龐貝城中的東西十分相似。
印度的證據依然不足，但可以顯示出相同的特點。像漢朝和羅馬帝國一樣，孔雀王朝也統一了度量衡，大規模地鑄造錢幣，制定了商業法律，修建了道路，並且幫助村民開墾新的土地。帝國還鼓勵創立商業公會，這些公會在商業活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希臘使節麥加斯梯尼的印象中，印度是一個繁榮的地方，考古學家證實了他的這一觀點。在這塊次大陸上沒有發現類似龐貝或三楊莊這樣的地方。目前發現的保存最完好的孔雀王朝時期的房屋位於塔克西拉和比塔，而這些仍是英屬印度時期的成就。在這兩個地方的發掘工作很糟糕，即便按照當時的時代標準來說也是如此。不過，在那裡的發掘工作仍然提供了足夠多的信息，它們表明公元前3世紀的房屋比先前的更大、更舒適，裡面的傢俱也更好。像漢朝和羅馬帝國的房屋一樣，這裡的房屋也有磚牆和瓦頂，幾間房屋圍成一座院落。多數院落有水井、排水系統、帶爐灶的廚房及貯藏室。
對考古學家來說，壞消息是這裡沒有發生慘劇，因此居民在離開時有足夠的時間清空他們的房屋。好消息是，孔雀王朝的臣民是一群邋遢的人。他們留下了大量的陶器的碎片、廚房用具、鐵製工具，甚至一些珠寶，這足以證明他們的生活比先前的印度人過得更好。
來到印度的希臘人和羅馬人發現了很多令人驚異的事物（會說話的鸚鵡！眼鏡王蛇！當然，還有大象），但最讓他們印象深刻的是公元前200年之後在地中海和南亞次大陸之間蓬勃而起的大規模貿易。普林尼寫道：“沒有哪一年印度人從我們的帝國攫取的財富會少於5.5億塞斯特提烏斯（足夠養活100萬人一年），當印度的貨物在羅馬出售時，價格是其成本的整整100倍！”
普林尼的計算肯定是有問題的，不然的話，就會有數以千計的商人獲得550億塞斯特提烏斯的利潤，而這一數字是整個羅馬帝國年產出的3倍。因此，有很多古典學者懷疑此處抄寫有錯誤，普林尼最初寫的應該是5 000萬塞斯特提烏斯，而不是5.5億塞斯特提烏斯。近期的發現表明，儘管5 000萬塞斯特提烏斯也會令人瞠目結舌，但它可能是準確的。1980年，奧地利國家圖書館得到了一卷從埃及的羅馬人居住點劫掠走的紙莎草紙，其年代大約為150年。研究表明，這卷紙莎草紙記載著一艘貨船從印度的穆吉裡斯[6]駛回埃及時的財務情況。船上運載的象牙、細布和香料價值800萬塞斯特提烏斯（古羅馬的市價），這筆錢足以養活15 000人一年。羅馬對這些進口貨物徵收25%的關稅。如果來500艘這樣的貨船，就足以支付整個帝國一年的軍費預算。
我們迄今尚未發現在印度這一方的書面記錄。不過，考古學家從2007年開始在穆吉裡斯進行發掘。在前4年的發掘中所發現的羅馬葡萄酒酒器數量超過了羅馬帝國版圖之外任何一個地方的發現。顯然，印度是一個繁榮的地方。
看起來，在公元前時代的後期，在羅馬、中國和印度，大帝國讓人們的生活更加安全和富裕了；在帕提亞，帝國很大，但是沒有那麼安全；在中美洲和安第斯山地區，國家更小，或許也更不安全。而在這些國家所在的緯度帶（北緯20度~35度之間的亞歐大陸和北緯15度~20度的美洲大陸）之外，那些小型的社會或許仍然維持著10%~20%的暴力死亡率。
怎麼解釋這樣的現象呢？為什麼只有在這些幸運緯度帶上的人們開始走上通往丹麥的道路？為什麼它們中的一些國家比其他國家前行得更快？
囚籠
下面我們解答這個新的問題。在農業文明的中心，人類於公元前10000~前5000年率先學會了種植作物。種植業的開始是人類歷史上僅有的兩三個真正的轉折點之一，我曾在拙作《西方將主宰多久》中詳細描述過這一點。現在我又提到這一點，是因為種植業開始的地方與幾千年後古代帝國興起的地方是重合的。戰爭之所以在這些幸運緯度帶塑造出了利維坦，而其他地區的人類卻仍然生活在貧窮、艱險和野蠻之中，正是因為種植業讓戰爭變得富有建設性。
在波斯人與希臘人在普拉提亞交戰前約9 000年，世界結束了上一個冰河期[7]，氣候開始轉暖。植物和動物（包括人類）都開始瘋狂繁殖。在冰河時期最寒冷的時候（20 000年前），地球上只有不到50萬人；10 000年之後，人口總數達到了1 000萬。
然後，就像今天一樣，全球變暖開始影響這個星球的每一個角落，不過對一些地方的影響更為劇烈。讓幸運緯度帶變得幸運的是，這些地區的氣候和生態環境更適宜那些大籽粒植物和體型大而多肉的哺乳動物的進化。在這些地區打獵和採集的收穫要比地球上的其他地區多得多。公元前8000年，在地球上的1 000萬人口中，有超過一半生活在這些幸運緯度帶。
在冰河時期，人類生活在人數稀少的覓食團體中。但就在冰河時期尚未徹底結束時，在幸運緯度帶的一些地方，採集的收穫已經非常可觀（尤其是在約旦河河谷），那裡的人們已經開始永久定居，一年到頭都有豐富的食物來源——這可是一種新現象。與此同時，一件重要的事情發生了。通過栽種作物、培育動物，人類不自覺地製造了一種選擇壓力，從而改變了這些食物來源的基因結構。這一過程——馴化[8]——首先在幸運緯度帶發生。因為到此時為止，這些地區中有被馴化的潛力的動植物集中度是最高的。
賈雷德·戴蒙德在他經典的研究成果《槍炮、病菌與鋼鐵》（Guns，Germs and Steel）中很好地闡釋了這一點。戴蒙德認為，全世界大約有20萬種植物，人類只能吃其中約2 000種，而又只有大約200種有被馴化的潛力。其中56種植物的可食用的種子重量在10毫克以上，它們中有50種是原本生長在幸運緯度帶的野生植物，僅有6種生長在其他地區。在人類於20世紀前馴養的14種體重超過100磅[9]哺乳動物中，有9種源自幸運緯度帶。
因此，馴化首先出現在幸運緯度帶就沒什麼好奇怪的了。同樣的道理，在幸運緯度帶內，馴化首先出現在西亞，因為那裡潛在的可馴化物種的密度最大。馴化的標誌是出現大得不自然的種子和動物，考古學家稱之為培育的結果。公元前9500~前9000年，這樣的跡象最先出現在側翼丘陵[10]，徹底被馴化的證據則出現在公元前7500年。
中國也有密集的可供馴化的植物和動物，但其密度仍不及側翼丘陵。在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之間，人們自公元前7500年開始種植水稻，並在公元前5500年完成了對水稻的馴化。粟米和豬在下一個千年裡被馴化。在巴基斯坦，大麥、小麥的種植，綿羊、山羊的飼養，以及被馴化的時間也大體在這一時間段裡。公元前6500年，在墨西哥出現了筍瓜、花生和類蜀黍（玉米的祖先）的種植，這些作物在公元前3250年被馴化。在秘魯，藜麥的種植，大羊駝和羊駝的飼養出現在公元前6500年，對其馴化則完成於公元前2750年（見表2–1，59頁）。可馴化物種的密度和馴化開始的時間幾乎是完全吻合的。
馴化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每一年，都有更多的野生物種作物被栽種下去，人們逐漸擴大開墾土地面積，播種，鋤草，犁地，澆水，施肥。從事種植業也是有代價的：通常來說，農民的工作強度要超過採集者，食物也更加單調，並且不那麼健康。但耕種有一種巨大的魅力：在單位面積的土地上可以獲取比採集多得多的食物。隨著食物供給的增加，生活在幸運緯度帶的人類跟動物一樣，他們選擇把更多的熱量轉變成更多的人口。如此，幸運緯度帶就越發顯得獨特了。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四處遊蕩的狩獵採集者稀疏地分佈在大地之上，每平方英里中的人口密度通常低於一人。
人口爆炸導致了一連串始料未及的結果。首先是種植業的拓展。在最初的農業中心裡最好的土地都已經被作物佔據了之後，農民們開始大膽地探索新的區域，尋找肥沃的土地。在4 000年的時間裡，史前的拓荒者們從最西邊的核心馴化帶——側翼丘陵——一直拓展到了法國的大西洋沿岸；從最東邊的核心馴化帶——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一直拓展到了婆羅洲。
另一個不經意間產生的後果是，隨著農業發展提升了人口密度，人們找到了更多打仗的理由。不過，並非是種植業本身直接導致了更多戰爭。從爭奪海倫的特洛伊戰爭到詹金斯的耳朵戰爭[11]，人類幾乎會為能想像得到的任何事情相互殺戮，不過最常引發戰爭的是財產、威望和女人。而把更多的人放進同一塊地盤上（就像把更多的實驗室小白鼠放進同一個籠子裡一樣），只會導致人們有更多機會發生糾紛，並將有更多的人幹掉。
考慮到本書想要討論的話題，在人口過多帶來的各種影響之中，最為深遠的是那些戰敗的參戰農民的命運。經過千年的演變，這一事實逐漸變得清晰：在一個定居的、擁擠的農業世界打一場敗仗與在一個流動著的、人口相對稀疏的採集者世界打一場敗仗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比如，我們可以看看喀拉哈里沙漠中一名名叫≠高[12]的桑族獵人的故事。大約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高與一名叫作戴貝的獵人因為一些食物而發生了糾紛。魯莽的≠高用長矛刺死了戴貝。隨後，戴貝憤怒的家人襲擊了≠高。但是在這場衝突中，≠高用毒箭射中了另一個人的背部，致其死亡。≠高意識到自己惹了大麻煩，於是“帶著他的人離開了這個地區”（據另一個桑族人在20世紀50年代講述這個故事時說）。一夥人開始追殺≠高，但在一場導致三人喪生的小規模衝突之後，“≠高和他的人逃走了”。在獵人和採集者的社會之中，總是狹路相逢勇者勝。只要還有允許其逃竄的空間，就沒人能讓≠高為他的罪行付出代價。（不過，≠高最終也死於非命，他的那個團伙中的一個年輕人用長矛刺穿了他的心臟。）
而如果農民打了敗仗，他們的命運將迥然不同。尤里烏斯·愷撒記載說，在公元前58年，一個叫作赫爾維蒂的農耕部落為了找到更好的土地，拋棄了他們位於今天瑞士的家園，遷徙到高盧地區。他們知道，高盧地區住滿了人，所有的好田地都早已有人定居了。但赫爾維蒂人滿不在乎，他們會強搶他們想要的東西。他們的第一個目標就是埃杜維人的土地。
埃杜維人該怎麼辦呢？他們可以選擇坐等“風暴”結束，祈求會有好運，不過看起來他們的運氣並不好。愷撒寫道，赫爾維蒂人一來，“他們就燒燬了埃杜維人的土地，把他們的孩子擄為奴隸，攻打他們的城鎮”。束手就擒的結果就是死亡、毀滅和奴役。
第二個選項是反擊。但（愷撒說）鑒於“赫爾維蒂人遠比其他高盧人兇猛得多，因為他們時常與日耳曼人爭鬥”，很多埃杜維人認為反擊不會有好的結果。埃杜維人認為，他們沒有作戰所必備的經驗和組織，而這些也不會憑空出現。不過，埃杜維人中也有一些人傾向於戰鬥。有一個名叫杜諾列克斯的人（愷撒評價他“十分魯莽，極有影響力……有著革命的野心”，聽起來就像是高盧人中的≠高）募集了一支騎兵私人武裝。他打算利用這次危機的機會，推翻無能的埃杜維貴族，並自封為王，把埃杜維變成一個地方政權。
第三種可能，也是埃杜維人最終選擇的道路，是置他們自己於強大的朋友的保護之中。但做到這點並不簡單。對大多數埃杜維人來說，眼前最適合的朋友就是愷撒，因為他剛剛被任命為鄰近的羅馬行省的總督。但杜諾列克斯另有打算。他的本意並非領導埃杜維人對抗赫爾維蒂人，而是希望置埃杜維人於赫爾維蒂人的保護傘之下。然後，赫爾維蒂人將幫助他成為埃杜維人的國王。隨後兩個部落將聯手統治高盧，把羅馬的勢力驅逐出去。
不過，喀拉哈里沙漠中的≠高和他的團伙可以逃走，再重新開始新的生活，埃杜維人卻沒有類似的選項。≠高和他的團伙在遷徙過程中並不會有太大的損失，但埃杜維人會在這一過程中損失掉一切：他們將失去農舍、田園和儲藏的食物，幾代人挖溝、打井、修梯田、清理灌木叢的努力都將付之東流。而且，即便要走，他們能去哪兒呢？他們的周圍都是其他的農耕部落——波伊人、阿維爾尼人、阿洛布羅基人。如果埃杜維人開始遷徙，他們就會變得像赫爾維蒂人一樣，只能攻擊其他部落，去搶奪土地。
在幸運緯度帶，種植業造就的擁擠是人類歷史上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它是如此重要，以至於有兩位雄心勃勃的社會科學家都聲稱這個想法是他們最先提出的。1970年，人類學家羅伯特·卡內羅（Robert Carneiro）在《科學》（Science）雜誌上發表了一篇相關論文，將這一現象稱作“界限”。而在1986年，社會學家邁克爾·曼（Michael Mann）則將其稱為“囚籠”。
卡內羅和曼認為，關於界限或囚籠最重要的一點是，那些被它困在其中的人們發現自己被迫建立起更大、更有組織的社會，不論他們如何看待這一事實。由於無法逃離敵人，他們要麼建立起更有效率的組織，從而能夠進行反擊；要麼就被敵人更有效率的組織吸納進去。
埃杜維人是一個絕好的例子。他們由於無處可藏，在公元前58年就只有三種可能的結果：他們可能會被赫爾維蒂人控制；埃杜維人可能與赫爾維蒂人走到一起，組建一個可以控制高盧地區的社群；埃杜維人、赫爾維蒂人和高盧地區的所有人都被羅馬人控制（這也是真實發生的結果）。從埃杜維人的角度來看，這三種結果的吸引力各異；而從一個更廣闊的視角看，它們導致的結果大致相同。有人——不論是杜諾列克斯、赫爾維蒂貴族[13]，還是愷撒——將成為高盧的坐寇。一個單一的、更大的社會將形成，由一位國王、一群戰士或是一位羅馬總督掌控一個比以往的部落貴族政體更為強大的政府。最後，利維坦為了能擁有一群和平順從的徵稅對象，將清除高盧地區動盪不安的禍根——部落間的仇殺。
我認為，曼用“囚籠”形容這一過程是最好的。自從我們進化為人類，我們就一直在爭鬥中相互殺戮。從短期來看，≠高這樣的人可能會從打鬥中獲得可觀的收益；而從長期來看，這樣的暴力是沒有建設性的，只是《蠅王》這類故事的喧鬧的背景罷了。只有當氣候變化造就了種植業，並使得幸運緯度帶中的人們開始朝著囚籠的方向發展時，戰爭才開始變得具有建設性，因為勝利者可以把失敗者融入更大的社會當中去。
本書中的很多措辭可能讓人感到不舒服，而把幸運緯度帶中的戰爭稱作“建設性的戰爭”，又把其他地區的戰爭稱作“反建設性的戰爭”，可能是其中最極端的例子。這樣的標籤有悖我們的道德判斷。把幸運緯度帶中的戰爭稱作好的戰爭，把其他地區的戰爭稱作壞的戰爭，從很多角度看，這都是顯而易見的胡話。比如說，從戰爭造成的絕對的死亡人數來看，建設性的戰爭要遠遠超過反建設性的戰爭。歷史上的一些最具建設性的戰爭——我使用這個說法的時候，意為最能加速利維坦的成長的戰爭——也是歷史上最為卑劣的戰爭。無論我們怎麼樣看待亞諾瑪米人，他們至少不像羅馬人那樣經常把人釘在十字架上。
儘管在道德層面很難接受這樣的說法，但是事實似乎就是如此。將我們內在的怪獸裝進囚籠中的這一漫長、緩慢、仍在進行中的過程，正是由在幸運緯度帶發生的建設性的戰爭促進的。
利維坦遇到紅桃皇后
1991年2月27日午夜，時任美國總統老布什宣佈在中東停火。以美國為首的聯軍僅花了100個小時就消滅了佔領科威特的伊拉克軍隊。80萬名聯軍官兵僅僅犧牲了240人，而伊拉克守軍損失了2萬人左右。這是現代戰爭史中最一邊倒的勝利之一。
在隨後紛至沓來的脫口秀和專欄文章中，政策專家們將越來越傾向於將這場勝利歸結為一場軍事革命。著名分析家安德魯·克雷賓涅維奇（Andrew Krepinevich）說：“當新的技術廣泛地應用於軍事系統，並與足以改變戰爭的特點和行為方式的新型行動理念和組織結構上的相應轉變相結合時，就會造就這樣的軍事革命。”這樣的軍事革命“包括四個部分：技術上的變革、體繫上的發展、行動上的革新以及組織上的改變”。它們會“對戰鬥潛能和武裝部隊的效用帶來戲劇性的提高——通常是呈數量級的，甚至更加迅速的提高”。
克雷賓涅維奇指出，在過去700年中，西方出現過10次這樣的革命。而這還僅僅是冰山一角。“日光之下並無新事，”《聖經》告訴我們，“豈有一件事能讓人指著說這是新的？哪知，在我們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軍事革命也是如此。在那10 000年中，生活在幸運緯度帶中的暴力、貧困的農民逐漸變成了羅馬帝國、漢朝和孔雀王朝統治下的和平、繁榮的臣民，這基本就是一系列的軍事革命。事實上，我們或許可以把各種各樣的革命僅僅視作一次長期的軍事演進中的迅速變化的一瞬。
在生物學界，持續最久的一場辯論發生在漸進學派及其批評者之間。漸進學派認為，進化是一個穩定的、不間斷的過程，其批評者則認為進化包含無事發生的漫長時期和發生較快變化的較短時期。無疑，這場辯論將持續下去，但是在我看來，後一種看法可以很好地描繪冰河時期結束以來的軍事演進。一方面，在這10 000年中，微小的變化在逐漸地積累；另一方面，一些戲劇性的革命打亂了故事的節奏。不同的考古學家可能會選取不同的細節，但我選擇強調防禦工事的形成、青銅武器和盔甲的出現、軍事紀律的產生、雙輪戰車的問世和令人震撼的部隊（通常持有鐵製武器）組成的大型編隊。
如同20世紀末期發生的軍事革命一樣，以上這些變革的突然出現也得益於技術、組織和後勤的相互作用。但終極的原因是囚籠。所有這些革命，都是為了適應新近變得擁擠的版圖；所有這些革命，在亞歐大陸的幸運緯度帶上的大部分地區都以相同的順序出現（我將在第三章裡解釋，為什麼在美洲發生的情形與此不同）。這就回答了我在本章開頭提出的兩個問題：希臘人在普拉提亞擊敗波斯人的方式不是西方特有的，龐大而安全的社會的出現也不是西方特有的，並沒有什麼西方式的戰爭這一說。
公元前9500年左右，在西亞的側翼丘陵帶種植大麥和小麥的人們顯然是低技術含量、無組織的戰士。考古學家在他們的墳墓和居所發掘出的東西證明，他們作戰的方式就跟人類學家在20世紀觀察到的最簡單的農業社會的作戰方式一樣。他們手中最致命的武器是有缺口的石刃。他們或戰或逃全看心情，並且打不了幾天仗就會發現沒有食物了。
因此，當人類學家第一次遭遇當代的石器時代社群時，他們通常會得出跟瑪格麗特·米德一樣的結論：這些人不是戰士。人類學家在新幾內亞和亞馬孫雨林中看到的僅有的那麼幾場戰鬥，參戰者看起來都漫不經心。幾十個人會組成散漫的戰線，然後站在弓箭射程之外嘲笑對方。時不時地會有一兩個人衝上前去，他們射上一兩箭，再跑回來。
這樣的戰鬥可能會持續一整天，然後暫停吃晚飯。或許第二天早上戰鬥還會再次進行。如果有人受傷，戰鬥可能會立刻結束。有時，下場大雨就能讓雙方停戰。這一切看起來都像《薩摩亞人的成年》一書中寫的那樣：所謂的戰鬥不過是展現男子氣概的一些儀式，給那些年輕人機會讓自己看起來很堅強，而（按米德的說法）不需要付出太高的代價。
但由於人類學家通常不會進行太久的實地考察，因此他們很少能看到那些夾在戰鬥中間的真正的石器時代的廝殺。不管怎麼說，戰鬥都是危險的。不用說那些拿著石質斧頭衝向敵人的人，就是那些在敵人放箭時站在原地的人都有可能受傷。人類學家發現，20世紀的石器時代戰士們喜歡做的事情是躲起來，然後在趁人不備的時候襲擊別人——這樣做要安全得多。一小群勇敢的人會溜進敵人的領地。如果他們能碰到一兩個落單的來自敵對部落的人，他們就會殺掉這些人；如果碰到的是女人，他們就會強姦她們，再把她們拖回家；如果他們遭遇的是足以反擊他們的人群，他們就躲起來。
比伏擊效果更好的是拂曉突襲。這種襲擊經常出現在人類學的文章之中，常讀這類文章的人對這種襲擊帶來的恐怖都已經感到麻木了。通常，十幾名襲擊者在前往敵人村莊的路上都會十分小心謹慎。要完成這樣的襲擊是非常費神的，大多數時候，襲擊者在尚未到達目的地之前就會放棄行動。但如果一切進行得都很順利，襲擊者會趁著夜色接近他們的目標，然後在拂曉時分發動襲擊。不過，即便是這樣，他們通常也僅能殺死一兩名敵人（通常是晨起之後去小便的男人），隨後就驚慌地逃走。但有時他們也會走好運，就像霍皮人所記載的一次襲擊。1700年，在位於今天的亞利桑那州，一個名叫阿瓦托維的村莊遭到了襲擊。
就在天空現出拂曉時分的黃色時，在密室[14]屋頂的塔帕羅站起身來，揮舞著他的毯子。於是，襲擊者爬上了台地的頂部，開始了襲擊……他們點燃了密室屋頂上的木柴垛，再把著火的木柴順著窗口丟進去。隨後，他們開始向下方的男人射箭……只要遇到男人，不管是老是小，一概殺掉。有時候，他們直接把人抓起來，丟到密室裡面去。不管是男人還是男孩，他們一個活口都沒留。
成捆的干辣椒掛在牆上……襲擊者把這些干辣椒弄碎……再把粉末撒到密室中燃起的火焰之上。隨後，他們就關上了密室的窗子……辣椒著火了，混在濃煙之中。密室裡一片哭聲、喊聲和咳嗽聲。過了一會兒，屋頂的梁木也起火了，隨後一個接著一個地倒塌了下去。終於，喊叫聲消失了，化作一片寂靜。最終，屋頂坍塌在死者之上，將他們埋葬，只剩下一片寂靜。
這樣的突襲很適合石器時代的社會。他們較為平等的生活方式意味著，沒有人能確保執行嚴格的紀律，而只有這樣的紀律才能讓斯巴達人在波斯人朝他們射箭時堅守不動。而在這樣的突襲之中，沒人需要把自己暴露在那樣的危險之中。在行動開始之前，一旦被人發現，襲擊者隨時可以逃走。這樣的襲擊幾乎沒有風險。只是，除非襲擊者殺掉了所有人，不然被襲擊的村莊幾乎肯定會用同樣的襲擊進行報復。
以牙還牙的突襲和反突襲是造成現代石器時代社會驚人的暴力死亡率的元兇，而史前社會的考古發現似乎也支持了這一觀點。例如，在20世紀亞諾瑪米人生活的地區和新幾內亞的高原上，突襲最終導致數英里寬的地帶變成了危險的緩衝帶，沒有人會住在那些地方。我們仍然可以說，日光之下並無新事。愷撒和塔西陀分別記載說，在羅馬人統治前的高盧和日耳曼，也曾發生過同樣的事情；考古學家也證明，此類事情曾發生在史前的北美洲和歐洲。
緩衝帶策略顯然是有效的，但是很浪費。很早之前，人們肯定就知道，他們有另外一種選擇：與其放棄大好的土地，不如修建一道足夠高大的城牆，把襲擊者隔絕在村莊之外。但這種選擇本身也有問題，因為修建防禦工事需要有紀律和後勤保障，而石器時代的社會最缺乏的就是這兩樣。更糟糕的是，如果村莊A能很好地組織起人手修建起城牆，那麼此時的村莊B的紀律和後勤保障水平可能就足夠發動一次認真的圍攻戰了。
在劉易斯·卡羅爾（Lewis Carroll）的《愛麗絲鏡中世界奇遇記》（Through the Looking–Glass and What Alice Found There）一書中，有一個深受讀者喜愛的場景：紅桃皇后和愛麗絲突然開始沒緣由地在鄉間瘋跑。她們跑啊，跑啊，“快得彷彿在滑翔”，但愛麗絲隨後發現，她們仍然在出發時的那棵樹下。愛麗絲不太高興地對紅桃皇后說：“在我住的地方，只要快快地跑一會兒，總能跑到另外一個地方。”紅桃皇后感到很驚訝，她對愛麗絲解釋：“你瞧，在我們這兒，得拚命地跑，才能保持在原地。”
生物學家將這種紅桃皇后效應昇華為一種進化論原理。他們發現，如果狐狸進化得可以跑得更快，從而可以捉到更多的兔子，那麼就只有跑得最快的兔子才能有繁育後代的機會，從而使新一代的小兔子們跑得更快。同樣地，也只有跑得最快的狐狸才能捉到足夠多的兔子使自己生存，並且使自己的基因傳遞下去。所以，這兩個物種都得拚命地奔跑，才能使它們留在原地。
在冷戰期間，美國和蘇聯的科學家們製造出了前所未有的可怕的大規模毀滅性武器。那時，紅桃皇后效應經常被用以描述戰爭的瘋狂。軍備競賽的批評者們說道，沒有哪一方有什麼收穫，只是大家都變得更窮了。關於這一點，我將在第五章和第六章詳細講述。現在，我要說的是，在史前時代發現紅桃皇后效應也是件很有趣的事。
儘管對於防禦工事首次出現的時間還有爭論，但這一發明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早在公元前9300年，生活在約旦河谷傑裡科的人們就曾建起一座令人生畏的塔。但很多考古學家懷疑這座塔究竟是否具有軍事功能。即便具有軍事功能，這座塔的功效看起來也沒有什麼了不起，因為在其後的5 000年內都沒有什麼防禦工事發現，一直到一道在公元前4300年建立於今土耳其梅爾辛的牆的發現。
在梅爾辛的牆之後，西亞的防禦工事就出現得比較頻繁了。到公元前3100年，蘇美爾（今伊拉克南部）的烏魯克城有了一道6英里長的城牆。儘管這道牆令人歎為觀止，但是修建這道城牆的居民的定居點卻被摧毀了。這說明，就在人們擁有了足夠的組織能力修建這樣的城牆時，人們同時也擁有了足夠的組織能力攻克這樣的防禦工事。或許，我們可以總結說，蘇美爾人就像紅桃皇后一樣，拚命地跑著，才讓自己留在了原地。
不過，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幸運緯度帶核心區域的農耕社會在拚命地跑了很長一段時間後，最終還是跑到了另一個地方。在我們的軍事演化史中，產生於公元前倒數第四個千年的防禦工事是我們可以看到的第一次革命性飛躍。當時的社群已經有能力建設這樣的城牆，並且攻克敵人修建的城牆，這或許意味著戰爭已經開始變得富有建設性。利維坦開始展現自己的實力，創造出更大的、更有組織的，並且可能（除非我們獲得更多的可供研究的骸骨，否則我們無法證明這一點）更和平的社會，有能力達成那些以前力有不逮的目標。戰爭不再是以牙還牙式的突襲。戰勝者開始融合戰敗者，創造出更大的社會。
但這一過程也並不美好。在公元前倒數第三個千年的蘇美爾，文字已經發展到可以流傳詩歌的程度。其中一首詩可以讓我們隱約聽到那些在野蠻的壓迫下沉寂的成千上萬人的聲音。“嗚呼！”它悲歌道，“屬於我的那一天，我被毀滅的那一天！”
敵人的鐵蹄踏進我的廳堂！
敵人把骯髒的雙手向我伸來！
……敵人剝去了我的袍子，披在他的妻子身上，
敵人奪去我的珠寶，掛在他的孩子身上，
我只得徘徊在他居所外的步道上。
不過，這樣的野蠻行徑帶來的結果，是更少的城市統治著更多的人民。到了公元前3100年，就在烏魯克修建其6英里長的城牆時，它似乎也在某種程度上控制著蘇美爾的大部分地區。烏魯克進行征服或殖民的腳步，似乎一直向北延伸到了今天的敘利亞，涵蓋了布拉克丘（公元前3800年在那裡發生了一場大戰）和哈布巴卡比拉。
規模更大的烏魯克社會發展出了更複雜的內部結構。它擁有真正的城市，城內居民數量達到萬人以上；國王宣稱自己是神的後裔。最終，坐寇們制定出法律，統治著做記錄、徵稅收的官員。用他們喜歡的措辭說，他們對待自己的子民，彷彿牧羊人對羊一樣。
最初的統治多個社群的利維坦，雖然沒有以前的社會平等，但更富有，也很可能更安全。由於缺乏數據支持，所以我們自然只能大體靠猜測。但在人口高度稠密的尼羅河谷地，這似乎是不容置辯的事實。尼羅河谷地中的農民被沙漠限制在狹窄的一條土地上。在幾個世紀的爭鬥之後，公元前3300年，有三個小國家出現在了尼羅河谷地的上游。到了公元前3100年，這裡就只剩下了一個國家，其國王那爾邁（Narmer）成了第一位統治整個埃及的法老。他和他的繼任者們在500英里長的國境上消除了戰爭，把坐寇統治提升到了一個新的水準。當同屬一個千年的國王們還熱衷於稱自己像神一般時，法老們乾脆說自己就是神；當其他國王還在修建神廟時，法老們興建了金字塔（吉薩的大金字塔重達100萬噸，時至今日仍是地球上最重的建築）。
在今天看來，神君的說法顯得甚是狂妄自大，但是在集權方面有著良好的效果。據我們所知，埃及的貴族們開始全神貫注於贏得皇室的青睞，因而基本放棄了彼此之間的武力競爭。這樣的現象就像埃利亞斯於45個世紀之後在歐洲觀察到的基本一樣。從那個時期流傳至今的藝術和文學只能為我們塑造出一個非常籠統的印象，但是其中最為深刻的就是，按照古代的標準，古王國時期的埃及是一個非常和平的地方。利維坦戰勝了紅桃皇后。
同一個充滿矛盾的假設
在產生利維坦的道路上，西亞和埃及（考古學家通常將它們統稱為“新月沃土”）領先了。不過，在隨後的幾個世紀之中，幸運緯度帶的其他農耕社會也走上了大致相同的道路。就像我們可以設想的那樣，農耕開始的時間與城市、利維坦、防禦工事出現的時間大體吻合。一個地區在冰河時代的末期擁有的可供馴化的動植物密度越大，那裡的人們就會越快地學會農耕，進而使得囚籠效應讓那裡的戰爭更早地變得富有建設性。
要想說明這一切，沒有比畫一張圖表再合適不過的了。在我看來，表2–1可以很好地展示在幸運緯度帶發生的一切。在耕種出現之後，通常要花上2 000~3 000年才會出現對動植物的馴化。在馴化出現後的3 000~4 000年內，會開始出現修築城牆的城市、神一樣的君主、金字塔形的紀念物、書寫和官僚政治（巴基斯坦：約公元前2800年；中國：約公元前1900年；秘魯和墨西哥：約公元前200年）。
表2–1 公元前10000年~前1年的囚籠效應與軍事演化
註：軍事發展用斜體字表示，社會發展用正常字體表示。連線的存在只為了讓各個階段看起來更清晰，並不代表各個區域之間有某種聯繫。
從表2–1還能看出，進步通常是一起出現的。在亞歐大陸，青銅武器和盔甲的發明尤其體現了這一特點。青銅武器和盔甲的發明作為宏大的軍事演化史中的第二個革命性的變革，通常與防禦工事、城市和政府在大致相同的時間出現。早在公元前7000年（馴化階段後的500年），西亞的工匠們就已經開始用銅製作漂亮的裝飾品了。但直到公元前3300年左右，他們才學會將銅與錫或砷混合在一起製作青銅，這種金屬的強度足以製造武器和盔甲。恰在利維坦於烏魯克出現時，青銅工藝才在新月沃土一帶騰飛。這兩者之間很可能是有關聯的：在南亞和東亞，青銅也是與城市和國家一同出現的（不過，美洲的情況大不相同，我將在第三章裡討論這一問題）。
在戰場上使用金屬武器似乎直接導致了第三場革命，這場革命再一次最先發生在新月沃土。手裡拿著青銅尖的長矛是一回事，而要有勇氣走到一個人的面前，用長矛刺死他，那可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特別是，當這個人和他成百上千的戰友們也準備用長矛刺死你的時候。要想真正用好金屬武器，就必須有軍事紀律這種讓士兵們堅守陣地、服從命令的藝術。
可以說，這是古代軍事革命中最為重要的一次變革。一支有紀律的軍隊與一群無紀律的烏合之眾之間的差距，就像“馬尼拉的震顫”[15]與酒吧裡兩個醉鬼互毆一樣大。那些在接到命令之後，敢於衝上前去殺敵或是冒著滾油、落石、箭矢的危險攻城的士兵，往往會擊敗那些缺乏紀律的士兵。較為可靠的指揮和控制、能夠按照命令進行調整的陣型以及遵守命令的士兵，這些進步將會改變一切。
不幸的是，考古學家沒辦法發掘出“紀律”來。目前發現的證據，只能證明在幾個世紀之後出現了有紀律的部隊，但是我們似乎有理由懷疑，軍隊的紀律是與集權政府幾乎同時出現的。也正是在此時（公元前3300年的新月沃土、公元前2800年的印度河河谷、公元前1900年的中國），兩軍對壘的場面開始變得和突襲與圍攻戰一樣常見了。說服年輕人在有生命危險的情況下服從命令，這是利維坦最初的偉大成就之一。不過，由於缺乏可靠的數據，史前時期的酋長們究竟是如何做到這點的，仍然是考古學中最令人費解的問題之一。
最早的有形證據出自藝術。石器時代的洞窟繪畫，有的有著上萬年的歷史。它們經常描繪成群的人相互射箭和投擲長矛的場景（見圖2–2）。不過，有一塊雕刻於公元前2450年的蘇美爾浮雕展現了不同的內容。這塊被稱作“禿鷲石碑”的雕塑（見圖2–3）描繪了在拉格什國王恩納圖姆（Eannatum）率領下的部隊，這些步兵戴著頭盔，手持長矛和大盾，排成密集而有紀律的陣列。拉格什士兵們正邁過死去的敵人。一旁的一塊碑文記載說，烏瑪佔領了拉格什的一些田園，而恩納圖姆在與烏瑪人進行的對陣之中取得了勝利。恩納圖姆隨後將烏瑪和蘇美爾餘下的大部分地方都併入了他的王國。
圖2–2 屠殺的號令：史前時期的洞窟壁畫上描繪的混亂的戰鬥。這幅壁畫繪於公元前10000~前5000年的西班牙
資料來源：讓·吉萊納和讓·薩米特，《戰爭的起源：史前暴力》，牛津：布萊克威爾出版公司，2001年，105頁。
圖2–3 紀律的誕生：這幅浮雕被稱作“禿鷲石碑”，創作於公元前2450年的拉格什（今伊拉克），是已知的最早的描繪士兵組成陣列的作品
資料來源：吉亞尼·達利·奧爾蒂/藝術資源檔案，紐約。
顯然，蘇美爾士兵有著足夠的紀律性和團隊精神，使他們可以通過決戰決定戰爭的結局。蘇美爾士兵拋棄了由來已久的打了就跑的傳統，不顧危險地靠近敵人。在公元前2330年左右，阿卡德的薩爾貢大帝（King Sargon）甚至誇耀：“有5 400人每天在我面前吃飯。”他顯然指的是一支常備軍。他的臣民為他的軍隊提供食物、羊毛製品和武器，因而他的軍隊可以一直操練。
野蠻的戰士正被轉化為有紀律的士兵。現代的職業軍人除去了平民生活中的自私，將忠誠、榮譽和職責上升為基本美德。雖然薩爾貢大帝的士兵們的紀律性或許不會打動愷撒的百夫長們，但在公元前倒數第三個千年的蘇美爾和阿卡德，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寧願戰死也不願有辱其所在部隊的士兵。
結果很清楚。阿卡德征服了今伊拉克的大部分地方，擊敗了拉格什、烏爾和烏瑪，推倒了它們的城牆。薩爾貢大帝任命了總督，在敘利亞修建了防禦工事，一直打到高加索山區和地中海。他的孫子甚至來到了波斯灣的另一側。在那裡，有一塊碑文寫道：“有32個來自海的那一邊的國家加入了這場戰鬥。但他還是勝利了，征服了它們的城市，殺掉了它們的王子。”
就像2 000年後的羅馬一樣，薩爾貢大帝的阿卡德城接下來在與印度的貿易中變得富有。印度河谷如果在公元前2300年還沒有見識過富有紀律性的軍隊的話，那麼現在他們算是見識到了。但要想找到公元前倒數第三個千年的南亞擁有這樣的軍隊的證據，那實在是太難了。實際上，表2–1的底部表現出了一些更複雜的情況。在公元前的倒數第三個千年，印度河河谷是第二個形成城市和政府、出現防禦工事和青銅武器的地方，比新月沃土地區要晚上幾個世紀，但要比東亞地區早上幾個世紀。然而，到了公元前最終的那個千年，南亞卻掉到了第三位，遠遠落後於東亞。
從表面上看，我們知道發生了什麼：印度河河谷的文明約在公元前1900年崩潰了。城市被廢棄，人民拋棄了利維坦，打破了表2–1中的進程。南亞地區下一次看到城市和政府的出現，已經要等到近1 000年以後了。而且，那時的城市和政府沒有出現在印度河平原，而是出現在恆河平原。而與此同時，未曾經歷過類似崩潰的中國早已走在了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