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邊緣的戰鬥
在人們的記憶中，各個部落間首次實現了和平——瓦科馬吉人和泰扎裡人、德坎泰人和盧基人、凱雷尼人和卡諾納凱人——所有能拿得起武器的男人都趕往格勞庇烏山。酋長們認為，那將是羅馬人出現的地方。在這裡，在這個能俯瞰冰冷的北海的高地，喀裡多尼亞[1]人將進行一場在歌謠中被永久傳唱的戰鬥。
我們永遠無法知道，那些長髮飄飄的凱爾特詩人為那天參戰的英雄們究竟譜寫了怎樣的讚美詩篇。他們的所有史詩都早已被遺忘了。關於那天發生的事情的記錄，唯一流傳到今天的，是由古羅馬最偉大的歷史學家之一——塔西陀做的。塔西陀並沒有跟隨軍隊來到格勞庇烏山，不過他娶了那天參戰的將軍的女兒。如果將塔西陀對戰鬥的描述與考古發現及其他羅馬人的記錄放在一起，我們可以發現兩件事：我們不僅可以好好瞭解一下近2 000年前兩軍交戰時的場景[2]，還可以發現本書試圖要解決的那個問題赤裸裸地呈現在我們面前。
“北方的子民們！”
卡加庫斯用盡全力喊道，試圖讓自己的聲音在一片嘈雜中能被聽到：戰士們的喊叫、銅質號角的響聲以及下面的谷地中雙輪馬車的響動聲。在他的前方，30 000人擠擠攘攘，毫無紀律可言，從沒有人見過這麼多的北方野蠻人聚集在一起。他揚起手臂，希望人們能安靜下來，但沒有如願。
“兄弟們，聽我說！”有那麼一會兒，喧嘩聲變得更大了，因為人們開始呼喊卡加庫斯的名字。接著，喧嘩聲低了下去，顯示出人們對他的尊敬。卡加庫斯是一位偉大的戰士，也是喀裡多尼亞幾十位酋長中最為勇武的一位。
“北方的子民們！這是不列顛的自由之黎明！我們所有人都將並肩作戰。這是屬於英雄的一天，哪怕你是一個懦夫，今天也只有戰鬥這一條路可走！”霎時，蒼白的陽光穿透了鉛灰色的北國天空，人們的歡呼聲再度打斷了卡加庫斯。他仰起頭，高聲怒吼。
“聽我說！我們生活在世界的盡頭，我們是大地上最後的自由人。我們身後再也沒有人了，只剩下岩石和波濤；而就算是在岩石之上、波濤之中，也到處是羅馬人。沒人能躲開羅馬人。他們已經劫掠了這個世界。現在，他們已經竊取了陸地上的一切，因此又開始劫掠海洋。如果他們認為你有錢，他們會出於貪念攻擊你；如果他們認為你一無所有，他們會傲慢自大地攻擊你。他們已經搶奪了西方和東方的一切，但是仍然不知滿足。在大地之上，只有他們會不分貧富地一概搶奪。他們打著那誆騙成性的政府的旗號，去偷盜、殺戮、姦淫！他們把大地變為不毛之地，然後稱之為和平！”
聲嘶力竭的喊叫聲、跺腳聲、刀劍擊打盾牌聲共同組成的浪潮淹沒了卡加庫斯後面的話。不等任何人下達命令，人群就開始向前湧動。有的是上百人跟在一名酋長的身後前進，其他一些人則自顧自地向前衝鋒，興奮地手舞足蹈。卡加庫斯披上了一件鎧甲，跑著追趕他的部下。戰鬥打響了。
半英里之外，羅馬人在等待。他們的將軍阿古利可拉為這場戰鬥已經等候了6年。每個夏天，他都不斷率軍向北推進，燒燬不列顛人的房屋和作物，迫使他們迎戰。現在，當83年的秋天臨近時，他終於得償所願：一場戰鬥。儘管他的部隊以寡敵眾，遠離自己的堡壘，補給能力已經接近極限，但這畢竟是一場戰鬥。這令他很滿意。
阿古利可拉命令他的士兵排成兩行。儘管地面坑坑窪窪，但是他們的隊伍如尺子一般筆直。在陣列的第一行是輔助兵，他們參加戰鬥是為了得到金錢（這是好東西）和劫掠的機會（這個更好），並且在服役滿25年之後，他們可以獲得羅馬公民權。參加這場戰鬥的大部分輔助兵是在萊茵河沿岸招募的日耳曼人。他們有些是掩護陣線兩翼的騎兵，更多的則是步兵。他們可不是揮舞著大砍刀的部落勇士；他們幾乎肩並肩地站著，手持標槍和鋒利的刀劍，裝備著30磅[3]重的鎧甲、鐵製頭盔和盾牌（見圖1–1）。
圖1–1 為帝國而戰：1世紀，一名效忠於羅馬的日耳曼輔助兵
資料來源：德國美因茨，美因茨州立博物館。
陣列的第二行由精銳的軍團士兵組成，他們的裝備更加精良，成員全都是羅馬公民，是世界上最棒的士兵。掌旗官們站在他們的前方。阿古利可拉差人把他的坐騎牽走後，站在掌旗官們中間。
正如阿古利可拉預料的那樣，這場戰鬥並沒有持續很久。喀裡多尼亞人衝進谷地，盡可能地靠近羅馬人，然後投擲他們的長矛，再擠回安全的位置。阿古利可拉的一些士兵倒下了，有的是沒有防護的大腿受傷，有的則當場送命。但是將軍仍然在等待。很快，眾多敵人湧進了谷地，這使得他們失去了機動的能力。直到這時，將軍才命令輔助兵們前進。
有一些喀裡多尼亞人轉身逃走了；有的則沒有逃走，而是試圖找到可以雙手大弧度揮舞大砍刀的位置，這些大砍刀可以穿透盔甲、皮肉、骨頭，把人剁成兩半。但披著金屬重甲的輔助兵們穩步向前，一排又一排地向前推進，靠近分散的高地人，使得他們無法使用笨重的武器。當靠得足夠近時，羅馬士兵就用鑲著鐵邊的盾牌擊碎了敵人的鼻子和牙齒，用短劍刺穿敵人的肋部和咽喉，再從倒在濕潤的草叢中的敵人身上踐踏而過。噴濺而出的血液在他們的鎧甲和頭盔上凝結了厚厚的一層，但他們仍然向前推進，把昏厥和受傷的敵人留給後面的戰友解決。
人們常說，沒有任何作戰計劃能在與敵人相遇後還有效的。當羅馬輔助兵向山上推進時，他們一直以來不可阻擋的整齊陣列開始瓦解了。輔助兵們累壞了，身上浸透了汗水和血水。他們先是放慢了速度，接著停了下來。三三兩兩的喀裡多尼亞戰士轉過身來，在巨石和樹叢間站定。在那漫長的幾分鐘裡，他們對著羅馬士兵叫罵著，並朝他們投擲石塊和剩餘的長矛。接著，隨著他們的陣線越發堅實，膽子大的人就開始靠近入侵者了。越來越多的人轉身跑下山坡，鼓起勇氣，開始騷擾羅馬士兵的側翼。輔助兵的進攻停了下來。喀裡多尼亞人認為形勢已經逆轉，他們的騎手騎著滿身泥點的小馬開始衝擊日耳曼人的後方，用長矛刺敵人的腿，嚴嚴實實地將敵人包圍起來，使敵人無力反擊。
在谷地的另一邊，阿古利可拉仍然沒有動，但是他發出了一個信號，隨即軍號發佈了一個新的命令。他的輔助兵騎手們開始叮噹作響地前進了。就像在進行閱兵似的，他們的縱隊整齊地展開為一條橫線。軍號再度吹響，騎手們放低了他們的長矛。軍號第三次吹響了，騎手們開始讓他們的戰馬飛奔起來。他們用膝蓋緊緊夾著馬肚子（5個世紀之後馬鐙才被發明出來），俯身飛馳，馬蹄踏過地上的鮮血，奔馳聲響如雷霆炸響；騎手們發出了怒吼。
當發覺羅馬騎手們出現在身後時，喀裡多尼亞人立刻轉過身來與他們作戰。羅馬騎手們衝過陣前，一時間刀光劍影，長矛對刺。有的地方，馬匹直接撞在了一起，騎手和馬匹都叫喊著砸在了地上，摔斷了腿和脊背。但是在更多的地方，北方人開始逃跑，令人喪失理智的恐懼讓他們打消了其他念頭，只知道逃跑。僅有的一些堅持戰鬥的人發現身邊的人逐漸消失，他們胸中的怒火也開始消退，最終也丟下武器，開始逃跑。
轉瞬間，軍隊化為烏合之眾。剩下的喀裡多尼亞人仍然多得足以淹沒羅馬人，但是一旦喪失了秩序，希望也就化為了泡影。羅馬騎兵穿過野花和溪流，縱橫在格勞庇烏山的山坡上，他們用長矛刺殺一切在奔跑的東西，用馬蹄踐踏不再移動的物體。在有樹叢遮掩的地方，喀裡多尼亞人聚集在樹蔭下，希望能避其鋒芒。但羅馬騎兵在一片混亂中依然有條不紊地翻身下馬，將敵人驅趕回空地之中，再繼續他們的追逐。
羅馬人的殺戮一直持續到夜幕降臨。他們估計，約有10 000名喀裡多尼亞人被殺。卡加庫斯很有可能也在陣亡者之中，因為我們再也沒有從文獻資料中看到過他的名字。與之相反，阿古利可拉毫髮無損。在羅馬方面，只有360名輔助兵喪生，連一個軍團士兵都沒有損失。
歷史學家塔西陀告訴我們，在黑暗中，“不列顛人分崩離析，男人女人一同號哭著搬運傷者，或是呼喊著倖存者。有些人逃離了自己的家園，甚至在慌亂中放火焚燬了自己的家園。其他人則背井離鄉，找地方躲了起來。有那麼一段時間，他們開始制訂復仇計劃，但最終還是停了下來，他們的會議中斷了。有時候，他們看到自己的親人，不禁悲從中來；更多的時候他們則怒火中燒。我們曾經發現的證據表明，有些人親手殺死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這在某種意義上算是一種憐憫”。
塔西陀接著寫道，當太陽再度升起時，“四處一片可怕的沉寂。山野之中空無一人，房屋冒出的濃煙在遠處就能看得到，我們的偵察兵也沒有發現任何人”。卡加庫斯是對的：羅馬人把大地變為不毛之地，然後稱之為和平。
羅馬統治下的和平
冬季即將來臨。阿古利可拉的敵人已經崩潰，而他的士兵們也已經非常疲憊。因此，阿古利可拉率領他的部隊返回基地，任由喀裡多尼亞人自生自滅。
他們越向南深入羅馬已經控制了幾十載的領土，所經之處就越不像是不毛之地。這裡沒有被焚燬的廢墟，沒有飢腸轆轆的逃難者。相反，羅馬人看到的是精心打理的田地或者熙熙攘攘的城鎮，以及熱情地向他們兜售商品的商人。富裕的農民端著精緻的進口杯子喝著意大利葡萄酒，曾經野蠻的不列顛軍閥們也不再棲身於山丘堡壘之中，而是住進了奢華的別墅。他們炫耀著身上遮蓋了文身的托加[4]。他們還把兒子送去學拉丁文。
如果卡加庫斯能活著看到這一切，他或許會為這種矛盾的現象感到困惑。但對於大多數生活在羅馬邊境的人民來說，羅馬帝國為什麼並非不毛之地，其原因再清楚不過了。一個半世紀之前，演說家馬庫斯·圖留斯·西塞羅（Marcus Tullius Cicero）曾經在給弟弟昆圖斯的一封信中完美地表述過這一點。當時，昆圖斯在希臘人居住的富庶的亞細亞行省（大體上位於今天的土耳其西部）擔任總督。這是一個甚為理想的職位，但昆圖斯性情暴躁，因此他統治下的民眾怨聲載道。
西塞羅先是給了昆圖斯幾頁大哥式的嚴肅建議，隨後口氣一轉，表示並非都是昆圖斯的錯。希臘人需要面對現實。西塞羅指出：“讓亞細亞好好想想這個問題吧，如果不是在我們的政府統治之下，這個地區難免會遭遇內憂外患。只要有政府，就必然要有稅收。所以亞細亞應當樂於獻上一點物產，換得永久的和平。”
在2 000年前，卡加庫斯和西塞羅對於戰爭的產物明確地表現出了兩種不同的看法：戰爭究竟會帶來不毛之地，還是人間仙境？這兩種對立的觀點將貫穿本書始終。
在一個理想化的世界，我們可以用數字說話，解決這場辯論。如果羅馬人的征服帶來了暴力死亡率的下降和繁榮程度的上升，我們就可以說西塞羅是正確的，戰爭確有其好處；如果一切相反，那麼顯然卡加庫斯對當時情況的理解更為準確，戰爭只會帶來不毛之地。而在本書的第二至五章，我們也可以重複這樣的測試，考察後來的歷史時期，並最終得出一個總體的結論：戰爭到底有沒有好處，又有什麼好處。
但現實世界很少能這樣遂人願。我在前言部分中提到過，為戰爭中的死亡人數建立數據庫已經成了一個小的學術分支，但是如果時間前移到1500年，我們基本找不到什麼可靠的數據，即便在歐洲也是如此。只有一種證據，有可能覆蓋各個時期，並且能一直上溯到人類的起源——那就是人類的遺骸，上面通常會留下暴力致命的痕跡。也許有一天，我們可以從這一源頭上獲得可靠的統計數字，但是當前的問題是，並沒有多少學者對這種情況複雜，在技術層面上充滿挑戰的材料上做過大規模的研究。即便以後會有人完成這樣的研究，得出的結論仍然不會太明確。
例如，在對特拉維夫大學搜集的顱骨進行的一項研究（該研究的結果於2012年公佈）中，人們發現在過去6 000年中，暴力的手法並沒有發生什麼變化。然而，2013年對來自秘魯的骨骼分析卻發現，當更大型的國家處於形成過程中時（大體上為公元前400~公元100年，以及1000~1400年），暴力程度會達到一個高峰，這與本書的觀點大體一致。除非我們能發現比現在多得多的證據，我們對於1500年以前的時期（在有些地方，連21世紀的數據都很缺乏）的情況，只能在偶爾出現的一些真實數字之外，再混雜以考古學發現、文學記載和人類學比較研究進行考察。
這本來就是一項繁雜的工作，而羅馬帝國遼闊的疆域使其變得更加繁雜。在卡加庫斯生活的時代，羅馬帝國的疆域面積相當於今天美國本土的一半，在那裡生活著6 000萬人。其中，約有4 000萬人（希臘人、敘利亞人、猶太人、埃及人）生活在帝國東半部複雜的城市社會之中，而剩下的2 000萬人（凱爾特人和日耳曼人）生活在西部較簡單的鄉村和部落社會之中。
對於希臘人生活的亞細亞地區在被羅馬征服前的暴力情況，我們已經聽到了西塞羅的觀點。而在其他一些作家的筆下，那些西方的蠻族（Barbarian，羅馬人就是這樣輕蔑地稱呼他們的）[5]聽上去更糟糕。羅馬人說，打架、劫掠、戰鬥是他們的家常便飯，每個村子都有防禦工事。對一個羅馬紳士來說，如果沒穿托加，他可能會覺得自己穿得太單薄；而對一個日耳曼人來說，如果他沒帶著他的盾牌和長矛，他會覺得彷彿赤身裸體。羅馬人堅稱，那些蠻族崇拜砍下來的人頭。他們喜歡把人頭掛在正門外，塗上柏油以防止發臭。他們為他們憤怒的諸神獻上活人當祭品，有時甚至把人放到枝條編成的神像裡活活燒死。塔西陀說得很直白：“日耳曼人對和平不感興趣。”
因此，難怪西塞羅和他的同儕們會認為，羅馬征服它的鄰邦，其實是在幫它們一個大忙。我們也無須奇怪一些歷史學家會說，當現代古典學術在18世紀形成時，大多數頂尖的智者都認同羅馬人的看法。歐洲人也樂意認為，他們征服世界是在幫這個世界一個大忙。因此，羅馬人的觀點在他們看來就再合理不過了。
但在歐洲帝國於20世紀後期衰退之後，古典主義者們開始質疑羅馬人對於被征服者的血淋淋的描繪。有的學者認為，也許古代的帝國主義者就像現代的帝國主義者一樣，熱衷於把他們手下的受害者描繪得未開化而腐朽，需要被征服。西塞羅想要為壓搾希臘人找到借口，愷撒要讓對高盧（大體上是現代的法國）的進攻看起來有必要，而塔西陀想要讚美他的岳父阿古利可拉。
如果你完全相信愷撒說的“高盧人需要被征服”，那麼這可能就像完全相信拉迪亞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的那句著名的“統治剛被抓到、悶悶不樂的人是白人的負擔”（我將在第四章再談這個問題）一樣不明智。不過，幸運的是，我們並非必須相信羅馬人的話，因為還有很多其他聲音流傳到了今天。
在地中海東岸，有文化的上層希臘人寫下了他們自己的想法。他們有時會對羅馬征服者百般阿諛，有時候則變成激進的反帝國主義者。不過，奇怪的是，他們也會把未被征服的世界描繪成一幅滿是失敗的國家、邪惡的海盜和土匪、沒完沒了的戰爭、充滿暴動和叛亂的灰暗圖景。
比如，有一段碑文刻在一尊雕像的底座上。這尊豎立於公元前58年的雕像使得帕加馬的菲利普為世人所知。（帕加馬位於亞細亞行省境內，而公元前58年剛好是昆圖斯·西塞羅結束其亞細亞行省總督任期後一年，因此，昆圖斯和菲利普應該彼此認識。）在菲利普各類善舉之中，碑文告訴我們，他曾經寫過一部歷史，試圖“講述最近發生的事件——在我們時代的亞洲、歐洲、利比亞的部落之中和島民的城市之中發生的苦難和相互屠殺”。顯然，菲利普認同西塞羅兄弟關於“沒有羅馬，亞細亞將變得一團糟”的說法。
在西部，被征服者中能夠寫字的人不多，也確實沒有他們的任何想法流傳到今天。不過，考古學發現表明，羅馬人並沒有亂講。在羅馬人征服他們之前，這裡的許多人甚至大部分人確實居住在有圍牆和壕溝的堡壘中。儘管我們發掘出來的東西無法證明他們都是習慣性地持有武器，但我們可以知道，人們經常在埋葬他們的父親、兄弟、丈夫和兒子時把武器一同埋掉（有時候埋盾牌、鎧甲甚至整駕馬車）。他們希望人們記住，自己曾是一名戰士。
最令人驚訝的是，凱爾特人和日耳曼人的神靈確實喜歡人類祭品。數以百萬計的遊覽過倫敦大英博物館的遊客都看到過那個最著名的例子，一具有著2 000年歷史、於1984年從英國柴郡的沼澤裡撈出來的保存完好的屍體（他很快就被起了“皮特·沼澤”的綽號）。在3月或4月的一天，大約在羅馬人抵達不列顛10~20年之前，這個不幸的人頭上挨了兩下，胸部被捅，又被絞喉，最後被沉入沼澤以確保他死掉。在他被水浸泡的內臟裡發現了槲寄生，由此我們得知他大約在什麼月份喪命（不過年份就比較難以確定了）。槲寄生是德魯伊教的神聖植物。據塔西陀和愷撒說，德魯伊教徒專門從事人祭。因此，許多考古學家認為，皮特·沼澤是某種殺人儀式的犧牲品。
一共有幾十具看起來像是祭品的沼澤沉屍被發掘出來，一同被發現的還有人們崇拜顱骨的遺跡。2009年，考古學家有了令人震驚的發現：他們在丹麥阿爾肯恩格的一處沼澤地裡發現了200具屍體。很多屍體被砍成數段，他們的骨骸中夾雜著斧頭、長矛、刀劍和盾牌。有人認為他們是在戰鬥中被殺的，也有人認為他們是在戰鬥結束後被當作祭品殺死的。
當然，也許我們對這些發現的解讀也有誤。武器與死者同葬和在沼澤中進行人祭並不一定意味著四處戰火不斷。這些被發掘出的遺骸或許意味著，暴力已經只會出現在儀式當中了。而那些圍牆和壕溝可能也並非出於防禦目的，也許它們只是一種表示地位的方式，就像維多利亞時代的上流人士喜歡在他們的鄉間莊園仿製一些可怕的城堡似的。
但這些說法都不十分令人信服。人們花費幾千個小時的時間挖掘壕溝、修築城牆，顯然是因為他們的生存依賴於此。挖掘出來的最完好的堡壘在英格蘭南部的丹伯裡。那裡的木質大門和村莊的一部分被燒燬過兩次。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發生的第二次大火之後，大約100具帶著金屬武器留下的傷痕的屍體被丟進了坑裡。
在丹伯裡發生的事情並非孤例，人們不斷有可怕的新發現。2011年，英國考古學家在德比郡的芬科發現了一處屠殺現場，他們在一小段壕溝裡找到了9具屍體（其中還有一個孕婦）。這些屍體都是在公元前400年左右被同時埋葬的，上面還壓著芬科堡倒塌的圍牆。發掘者猜測，大概還有幾十甚至上百具遇害者的遺體沒有被發現。
西塞羅顯然是對的，羅馬人到來前的世界是可怕的。卡加庫斯大概也不會反駁這一點，因為他的觀點是，被羅馬人征服後的世界更糟糕了。
沒人知道在羅馬的擴張戰爭中到底死了多少人。這場擴張從公元前5世紀~前4世紀從意大利開始，在公元前3世紀擴散至西地中海地區，在公元前2世紀來到東地中海，又在公元前1世紀影響西北歐。羅馬人並沒有記錄這一數字（見圖1–2），但是死亡總數大概超過500萬人。更多的人淪為奴隸。因此，我們有必要認真地考慮一下卡加庫斯的觀點。
圖1–2 數人頭：110~120年左右，為羅馬而戰的蠻族輔助兵向皇帝展示在達契亞戰役（現代的羅馬尼亞）中斬獲的敵人首級
資料來源：Scala授權/藝術資源，紐約。
根據羅馬的內部政治情況和遇到的抵抗激烈程度不同，暴力的水平也不盡相同。在一些極端的例子中，羅馬軍隊會徹底破壞敵人的領土，導致其後幾十年內都沒有人能在該地生存，就像公元前283年在一個叫作賽諾尼斯的意大利部落發生的那樣。希臘歷史學家波利比烏斯（Polybius）本人就曾在戰敗後被作為戰俘押往羅馬。據他說，當公元前3世紀羅馬與迦太基的戰爭結束時，人們對這樣的場景已經變得習以為常：“他們會殺掉他們遇到的一切生命，人畜不留……因此，在羅馬人攻佔一座城市之後，你或許不僅會看到人類的屍體，還能看到被砍成兩半的狗，以及其他動物的零散肢體。”
那些未做太多抵抗就投降的人的待遇會好得多，但羅馬人最痛恨那些投降之後又出爾反爾的人。這種情況經常發生。例如，愷撒在公元前58~前56年，未遇到太多抵抗就征服了高盧的大部分地區，但又不得不再花6年時間鎮壓他們的叛亂。古代的作家們聲稱，愷撒最後殺掉了300萬高盧青壯男子中的100萬，並且將另外100萬人販賣為奴。
在羅馬人眼中，最可惡的冒犯者是猶太人。約瑟夫斯曾是一名猶太將軍，他在66~73年發生的猶太人大起義的早期投降了羅馬。據他記載，羅馬人不僅燒燬了耶路撒冷的神廟，竊取了神聖的寶物，還殺死了超過100萬猶太人，並奴役了幾十萬猶太人。而這僅僅是一個開始。132年，當猶太人再度起義時，羅馬人就真的變得惡狠狠了。一份猶太人的記載稱，羅馬人“不停地殺人，直到鮮血沒過了他們胯下戰馬的鼻子才住手”。這種說法顯然是誇張的，但是確實又有50萬人死於非命。猶太行省被更名為巴勒斯坦，這一名稱來自古代居住在這裡的非利士人。倖存的猶太人被驅逐出耶路撒冷，每年僅有一天被允許回去。流亡的猶太人遍佈歐洲和中東地區。
西塞羅與卡加庫斯觀點相左的地方，在於征服後發生的事情。作為處於優勢地位的羅馬統治階層，西塞羅可以看到，在羅馬軍團離開、反叛之火被血水澆滅之後，和平降臨了，戰士的墳墓和嗜血的眾神消失了。古代城市那些已經沒有存在必要的圍牆日漸破敗，終於倒塌。新的城市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卻完全沒有防禦工事。
西塞羅可能會接受卡加庫斯的這個觀點：羅馬時常會製造出一些不毛之地。儘管他對羅馬的文明化使命十分熱衷，但他也像其他人一樣明白，無論是對征服者來說，還是對被征服者來說，征服的過程都並不美好。戰爭的勝利者可以進行空前的劫掠。在公元前80~前30年左右，羅馬的政府機構不斷地因為爭奪戰利品的內戰而崩潰。有些時候，頭腦正常的商人都不會在沒有武裝保衛的情況下在意大利的大路上旅行。曾經接連幾個月，暴徒們控制了羅馬的街頭，嚇得連人們選舉出的執政官都躲在他們（佈置了防禦工事的）宅邸裡瑟瑟發抖，不敢到室外去。
公元前1世紀的羅馬貴族也十分易怒，動輒就想用暴力去報復任何輕慢行為（不過倒也並非像莎士比亞那些以羅馬為背景的戲劇中那樣沒來由地動粗）。在被一位將軍[6]的手下殺害而英年早逝之前，西塞羅因為指控一群惡棍而聲名遠播。被害之後，西塞羅的頭和雙手都被砍了下來，釘在集會廣場之上，用來警示那些膽敢對實權人物發表反對意見的人。
據說，在那一時期前後，西塞羅眾多的敵人之一——馬庫斯·李錫尼·克拉蘇（Marcus Licinius Crassus）曾說過：“一個人如果養不起自己的軍隊，他就算不上什麼富人。”在公元前30年左右，一個人出現了，他告訴我們這個邏輯會走向何方。這個人就是愷撒的甥孫——屋大維。通過戰爭，屋大維擺脫了那些令人厭煩的貴族，使自己成為羅馬的第一位皇帝。他十分明智地堅稱自己只是一個普通人，以此消除了人們對他的反對。不過，他也是世界上最富有的普通人，而且還恰好完全掌控著當時全世界最強大的軍隊。
屋大維接受的唯一榮譽是一個新的名字——奧古斯都，意為“最受尊崇的人”。不過，大多數貴族立刻就意識到發生了什麼。塔西陀說：“人們發現，心甘情願的奴顏婢膝才是陞官發財的最便捷的道路。他們既然從革命得到了好處，也就寧願在當前的新秩序之下苟且偷安，不去留戀那會帶來危險的舊制度了。”貴族們不再像克拉蘇那樣說話。他們意識到，既然現在只有奧古斯都才能使用致命的暴力，他們只得找到更安靜的方式解決彼此間的矛盾。利維坦拔掉了貴族的尖牙。
埃利亞斯在他的《文明的進程》中說，歐洲的暴力程度在大約1500年之後下降了，因為爭吵不休的貴族們逐漸不再把殺戮作為解決爭端的方法。埃利亞斯在他的論述過程中幾次提及了羅馬，但他似乎並沒有意識到羅馬人早在1500年前就做到了這一點。在公元後的前兩個世紀之中，富有的羅馬人為自己重新塑造出和平的形象，並將這一時期稱作“羅馬和平”。
整個帝國似乎都如釋重負般地長舒了一口氣。詩人昆圖斯·賀拉斯·弗拉庫斯欣喜地寫道：“公牛徜徉在平安的田野，刻瑞斯（農業女神）和繁榮滋養著大地；水手飛馳在平靜的海面。”受過良好教育的作家們對這個時代的奇妙罕見地表現出一致態度。曾經做過奴隸的斯多葛派哲學家愛比克泰德（Epictetus）稱讚羅馬“為我們帶來了偉大的和平，不再有戰爭、打鬥、巨寇或是海盜；從日出到日落，任何時候我們都可以隨意出行”。
要堆砌類似這樣的文字實在是太容易了。18世紀70年代，當愛德華·吉本（Edward Gibbon）開始著手寫作後世首部關於羅馬的歷史書時說道：“如果有人被要求在世界歷史中找到一個人類最幸福、最繁榮的時期，他會毫不遲疑地選擇在圖密善去世到康茂德[7]繼位之間的這段時間（即96~180年）。”
吉本雖這樣說，但他也知道生活在羅馬帝國並不容易。公元頭兩個世紀是角鬥士們的黃金歲月，潮水般的人群聚集起來觀看人們互相殘殺（單是羅馬鬥獸場就能容納50 000人）。暴力也並非局限在競技場裡。例如，59年，龐貝人舉辦了一場盛大的角鬥士表演，相距不遠的紐塞利亞人也來看熱鬧。“像往常一樣，這些粗魯的鄉村小鎮人就開始互相辱罵，”溫文爾雅的塔西陀寫道，“辱罵隨後演變成丟擲石塊，然後刀劍就拔了出來。”對於野蠻的喀裡多尼亞來說，這或許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但接下來發生的事情會讓他們感到驚訝。紐塞利亞人並沒有直接進行報復，而是選擇向皇帝申訴。委員會召開了會議，並提交了報告。龐貝城的節日主辦者遭到了放逐，而該城在10年內不准再舉辦角鬥士表演（事實上，這並不是一個很輕的處罰，因為在20年之後，龐貝就在維蘇威火山的爆發中被從地圖上抹去了）。事情到此結束。
20世紀90年代，波斯尼亞爆發了種族暴力衝突，而一個克羅地亞人早在南斯拉夫解體前就洞見到了這一點：“我們生活在和平與和諧之中，因為每隔100米就有一個警察，他的作用是確保我們相親相愛。”而在1世紀的龐貝並沒有這樣的警察力量維持和平；實際上，在倫敦於1828年建立現代警察制度之前，這世界上就沒有這樣的事物存在。那麼，為什麼殺戮就到此為止了呢？
原因或許是，羅馬的統治者成功地傳遞了這樣一個信息：只有政府有權力使用暴力。如果在59年，龐貝人繼續殺害紐塞利亞人的話，皇帝將收到更多報告，而他擁有30個軍團，可以用來對付那些未經許可就訴諸暴力、殺害可能的納稅人的惹是生非之徒。但在這裡我們也可以看到暴力那充滿矛盾的邏輯：由於所有人都知道，皇帝能夠（而且在被逼無奈時會）出動軍團，所以他幾乎從未真正有必要這樣做。
在前言部分，我曾經提到，霍布斯將國家分成“以力取得的國家”，即用武力迫使人們和平相處的國家，和“按約建立的國家”，即利用信任讓人們遵從規矩的國家。不過，在現實中，這兩種方式並行不悖。在59年，龐貝人放下了他們的武器，因為幾個世紀以來的戰爭已經塑造出一個強大的利維坦，人們相信這個利維坦可以威服其子民。吉本指出，羅馬帝國用法律取代了戰爭。在公元頭兩個世紀，用武力解決分歧的方式，就算不是完全無法想像的，至少也是非常不明智的。
當然，政府和法律也有它們的問題。塔西陀筆下的一個人物開玩笑說：“以前，我們受犯罪之苦，現在，我們受法律之苦。”帝國的臣民們意識到，如果一個政府強大到足以消除犯罪，那麼它自身也可以犯下更大的罪。
一些羅馬官員將這點利用到了極致。當然，像羅馬歷史上常見的那樣，最壞的犯罪也發生在公元前1世紀，適逢中央政府最弱小之時。蓋烏斯·維爾列斯（Gaius Verres）在公元前73~前71年曾統治西西里。他曾開玩笑說，他在這個位置上需要干三年：第一年非法斂財讓自己變成富人，第二年非法斂財讓自己請得起好的律師，第三年非法斂財讓自己能賄賂法官和陪審團。維爾列斯也確實是這樣做的，他對那些不願意給他錢財的人進行毆打、監禁，甚至將他們釘上十字架。
但這一切終歸是竹籃打水一場空。西塞羅在對維爾列斯的指控中出名。維爾列斯最終流亡海外，才逃脫了審判。在接下來的兩個世紀中，指控腐敗官員成了年輕律師迅速出人頭地的標準途徑。雖然經常有一些門路較硬的惡棍能夠逃脫處罰，但新的法律逐漸讓暴力敲詐的生存空間越來越小。
羅馬的戰爭創造出來的帝國並非烏托邦，但很多流傳至今的書面資料（羅馬人和行省人民的記載兼有）確實表明，羅馬使得它的臣民過上了更安全的生活。而且很顯然，羅馬也讓他們變得更富裕。隨著海盜和土匪紛紛被鎮壓，貿易蓬勃發展起來。為了能夠調動軍隊和艦隊，政府修建了最高水準的道路和港口，而商人也可以利用這些設施。反過來，羅馬向這些商人徵稅，並把征到的大部分錢花在武裝力量上。
軍隊集中佈置在邊境行省，這些行省大多不足以養活這麼多不從事農業勞動的人口（在公元第一個世紀，軍人總數大約為35萬）。因此，軍隊在購買糧餉上花費巨大。商人將這些食物從生產能力強大的地中海沿岸省份運送到這些生產能力相對落後的邊疆省份。這一運輸過程為貿易商賺取了更多利潤，而政府可以對此徵稅，從而獲得更多金錢充作軍費，再由此產生更多商業利潤，從而形成了一個良性循環。
稅收和貿易的滾動前所未有地將地中海經濟捆綁成一個整體。每個地區都可以生產對它來說成本最低、質量最好的產品，再把產品銷往賣得上高價的地方。市場和貨幣遍及帝國的每一個角落和縫隙。
由於有了更大的市場，更大的船隻變得有利可圖；由於有了更大的船隻，運輸費用得以下降。因此，越來越多的人可以前往大城市。在那裡，政府投入了扣除軍費之外的大部分錢財。在公元頭兩個世紀，有100萬人生活在羅馬城，這一數字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而在安條克和亞歷山大港各生活著50萬人。
這些城市是世界的奇跡，它們熱鬧非凡，散發著異味，沸反盈天，但也充滿了盛大的場面與儀式，以及發光的大理石。所有這一切都需要有更多的人，更多的食物，更多的磚頭、鐵釘、盆盆罐罐和葡萄酒，而這些就意味著更多的稅收、更多的貿易和更快的經濟增長。
一點一點地，熱鬧的活動增加了流通中商品的數量。據估算，在公元頭兩個世紀中，被併入羅馬帝國的地區，其人均消費量通常會增加約50%。這一過程給富人帶來的好處更多，使得他們變得更加富有，但考古學家發現的證據——包括房屋的規模、宴會吃剩下的動物骨頭、錢幣、人類骨架的高度——證明，數以千萬計的普通人也從中得到了好處（見圖1–3）。
圖1–3 富足的時代：印證貿易水平的地中海沉船數量和印證工業活動水平的西班牙佩尼多維洛沼澤的鉛污染狀況出現了同步的增長。沉船數量和鉛污染情況都經過標準化處理，使其可以呈現在同一縱軸上。我們假設其在公元前1年的數量為100
羅馬地理學家普林尼[8]（他最出名的事就是在觀察維蘇威火山爆發時靠得太近而身故）曾在格勞庇烏山之戰爆發前4年，問了這樣一個問題：“今天還有誰不知道，托羅馬帝國皇帝之福，世界的各個角落才得以彼此溝通？人們的生活水平才得以實現巨大的進步？人們依靠著貿易才普遍享受著和平之福？”羅馬帝國，並非不毛之地。
坐寇
在吉本看來，帝國幸福的原因是很明顯的。羅馬有幸擁有偉大的統治者，他們認為自己“得到了過當的報酬，這裡有他們的成就所必然帶來的無邊讚頌；還有他們為自己的善德真誠地感到的驕傲，以及看到自己給人民帶來普遍的幸福生活而感到的由衷喜悅”。
這種“依靠幾個好人”的理論自然是有其吸引力的，首先就是它把事情簡單化了。如果羅馬成功的因素真的就是一系列偉大的領導者，那麼我們就不需要得出“在古代，戰爭是有好處的”這一令人不快的結論了。這種理論似乎是在說，一個組織只要有足夠好的領導者，那麼它就可以渡過任何難關。這樣的話，我們就不能說古代世界是因為戰爭才變得更安全、更富庶，而應該說儘管有戰爭的紛擾，古代世界依然變得更安全、更富庶了。
但吉本的觀點也是有弱點的。首先，古代皇帝的真正影響力是有限的。羅馬確實曾經出現過一些精力旺盛的統治者，他們夙夜不懈地工作，答覆信件、聽取案件情況、做出決策。但如果想把事情做成，他們必須與一層又一層的官僚、律師、學者們一同發揮作用，而這些人是各有打算的。即便是精力最為充沛的皇帝——像奧古斯都這樣的人——也要付出很多努力才能有所作為。
其次，羅馬帝國不僅有奧古斯都這樣的明君，也有卡裡古拉和尼祿這樣的暴君。他們取樂的方式與常人不同，要在羅馬城燃起大火時奏樂、與自己的姐妹亂倫或是任命馬做執政官才行。據那些寫下這些歷史的人（官僚、律師和學者們）說，在1世紀，羅馬在暴君統治下的時間要比在賢君統治下的時間更長——提比略、卡裡古拉、尼祿和圖密善都留下了惡名，而他們一共統治了羅馬56年。但就在這幾百年中，人們卻看到和平與繁榮事業前所未有地突飛猛進。
總的來說，我們似乎並不能把大批普通人的生活變得更安全、更富裕這件事歸功於“賢明的牧羊人”。在大多數時候，羅馬的統治精英們所追求的無外乎他們自身的利益。但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時，他們卻也讓大多數人的生活變得更好了。
這個世界的奧古斯都們靠打敗對手獲得統治權，並且憑借手中握有比其他人都重的兵權維持統治。但要獲得這樣的武力，是要花錢的。統治者可以掠奪他的臣民養活他的軍隊（不毛之地的模式），但如此一來終將有一天會再無東西可以掠奪。而且，就像羅馬最糟糕的那些統治者經常發現的那樣，那些生活悲慘的人們會一直反叛下去，直到統治者所擁有的一切被掠奪一空。
從長期來看，只有當統治者懂得在何時停止劫掠，甚至學會有所回饋時，政府才能夠維持下去。經濟學家曼瑟爾·奧爾森（Mancur Olson）巧妙地將統治者與土匪做了比較。奧爾森說，通常的匪徒都是流寇，他們會闖進一個社區，盡可能地偷盜他們能拿走的東西，然後再逃走。他們不在乎會造成多大的損失，對他們來說，唯一重要的是要盡可能多地偷盜，然後再去下一個地方。
奧爾森意識到，統治者也從他們的臣民身上偷盜。但利維坦與燒殺擄掠的匪徒有著巨大的區別，那就是統治者們是坐寇。他們並不會瘋狂地偷盜然後再逃之夭夭，而是留在一地。對他們來說，他們不僅要避免犯下竭澤而漁的錯誤，還要盡他們所能地讓臣民變得更富裕，從而使統治者可以在未來有更大收穫。
通常來說，統治者有必要花上一些時間和金錢清除其他流寇，因為流寇的偷盜所得就是統治者的稅收損失。如此，在社區之內鎮壓暴力也就變得有意義，因為被殺害的臣民就沒法再在軍隊中服役或是納稅了，而在村莊衝突中荒廢的田地也無法出產作物。統治者甚至會把皇家或貴族的收入花在道路、港口和其他福利之上，只要這些投資能在可以接受的時間之內回饋以更高的收益。
利維坦也是一個犯罪集團，但可能是所有犯罪集團裡面最不壞的那個。統治者使用武力保障和平，再為此向其臣民收取費用。統治者的效率越高，他們能取得的利潤就越多。經過一代又一代人，競爭壓力推動羅馬政府變得越來越高效。包稅人橫徵暴斂，導致那些受害者第二年無力再繼續納稅，這樣就損害了羅馬的利益，因此羅馬把這一制度取消了。讓有生產潛力的城市居民餓死對羅馬更有害，因此羅馬建設了港口，甚至免費發放食物。自私自利帶來了良好的副作用，使得整個帝國的臣民都更安全、更富裕。戰爭的矛盾性充分發揮了作用。長於暴力的人可以打造出王國，但要經營好這些王國，他們必須變成經理人。
尤里烏斯·愷撒再次成了經典的例子。他曾經寫道，“Veni，vidi，vici”，即“我來了，我見了，我征服了”。不過，如果他說的是“Veni，vidi，vici，administravi”（我來了，我見了，我征服了，我管理了）就更好了，因為他確實在來了、見了、征服了之後，又進行了出色的管理。他進行了多項改革，其中就包括2 000年後仍在使用的儒略歷。七月（July）也以愷撒的名字（Julius）命名。
古代皇帝並非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會坐在那裡算計著每在維持和平上投入一個塞斯特提烏斯[9]就能在稅收上獲得兩個塞斯特提烏斯的回報。不過，很多古代帝王都是冷峻而聰明的人，他們不僅掌握了利維坦與其臣民之間的處事原則，還懂得要讓所有人看到他們是理解人民的感受的。公元前2360年左右留下的一段文字很好地表現了這一點。這段文字是目前流傳下來的最古老的政治性文告之一。拉格什（今伊拉克南部）的國王烏魯卡基那（統治時間約為公元前2380~前2360年）在文告中宣稱，他已經“將拉格什的居民從高利貸、嚴苛的控制、飢餓、盜竊、兇殺和掠奪中解救了出來。他實現了自由。孤兒寡婦不再需要強者的垂憐：烏魯卡基那正是為了他們而與寧吉爾蘇女神訂立了誓約”。就算是奧古斯都也沒法說得更好了。
烏魯卡基那的形象幾乎在時間縹緲的迷霧中消失了，但根據這份文告，我們可以看出他十分清楚投入的價值。政府統治之道非凡的一部分就是信任。如果人民懷疑他們的統治者發了狂、腐敗或者是個白癡，他們就很有可能會違抗統治者的命令；而如果政府的管理看起來技術嫻熟、公正，甚至受到眾神的青睞，那麼人們密謀反對這一統治的可能性就會下降。
不過，根據事物的平均規律，我們知道古代世界一定也有瘋狂、腐敗或無能的統治者。故事的真正主角，也就是那些讓利維坦發揮作用的人，是官僚、律師和他們的隨從們。那些文書辦公人員和精於算計的人經常掣肘奧古斯都，但更重要的是，他們也經常掣肘卡裡古拉。
在流傳至今的材料中滿是這樣的故事：羅馬皇帝因那些專門妨礙議案通過的元老和操縱法庭事務的受過良好教育的奴隸生氣。大體來看，在這樣的事件中，那些臣僚都不會有好結果。但在這些留下鮮明印記的案例的背後，還有成千上萬的沒那麼出彩的人。從不列顛到敘利亞，在到處可見的墓碑上，人們驕傲地銘刻著自己的官職，以及他們在委員會供職、徵稅、在底層官場攀爬中所取得的榮譽。“我，就連我這樣的人，”一個早年務農的北非人吹噓道，“也成了城市議員，又被他們推選坐在了廳堂之上……多年以來，我以我在工作中的成績而變得非同尋常，也從未有任何的指控中傷我……因此，當我死去時，我就像活著時一樣光明磊落。”
有足夠的證據表明，羅馬帝國的中層管理者們可以像他們的統治者一樣自私自利。他們塞滿了自己的腰包，不失時機地提拔自己的親屬。但同樣有足夠的證據表明，更多的中層管理者充滿熱忱、刻苦而勤奮。他們確保了引水渠的修建、道路的維護以及信函的送達。他們推動著羅馬統治下的和平繼續前行。
毀滅性的大錯也可能發生，羅馬也曾度過那些危機接二連三出現的危險階段。但從長期來看，他們面對的壓力是不變的。戰士們征服了更小的國家，從而不得不變成管理者。良好的管理可以讓國家更高效、更安全、更富有，這樣的國家可以讓管理者有能力與敵對的國家競爭。而在這樣的競爭中，管理者又不得不變回戰士，用暴力消滅掉他們的敵人。
我們能不能都安然相處
1992年4月的一天，在洛杉磯城外的西米谷，一個陪審團做出了一項驚人的決定。他們先是看了一盤錄像帶，上面顯示，一個叫羅德尼·金的人在因超速駕駛被截停後，遭到了警察的毆打。警察一共用警棍打了他56下，還踢了他6腳。隨後，醫生告訴陪審團，金的面部和腳踝都受了傷。然後，有護士做證說，當警察把金送到醫院時，他們還拿金挨打一事開玩笑。但陪審團最後宣佈三名被告無罪，而對第四名被告沒能達成判決意見。
當天晚上，洛杉磯就發生了一場暴亂。這場暴亂在隨後幾天的時間裡席捲了整個美國。在暴亂中，共有53人喪生，2 000多人受傷，財產損失達10億美元。在暴力事件發生的第三天，金出現在電視上，提出了20世紀90年代最著名的問題之一：“大夥兒，我只想說，你們知道，我們能不能都安然相處？我們能不能安然相處？我們能不能別、別讓事情變得這麼糟糕？”
這是一個好問題。古時候的人們肯定也問過同樣的問題。在通往和平的道路上，他們能否不選擇那條充滿暴力、化一切為不毛之地的戰爭之路，而是一起坐下來，協商建立一個更大的組織，制定出規則，再自覺地納稅，然後安然相處？
顯然不能。溫斯頓·丘吉爾曾說道：“吵吵總比打打好。”但在古代歷史的記載中，我們很難找到一個令人信服的例證，表明人們自願組成一個更大的社會，而不是被實際或潛在的暴力迫使就範。
就拿帕加馬的菲利普的例子來說吧。我在前文曾提到過他關於公元前1世紀希臘世界是如何被戰爭、海盜和匪徒毀掉的看法。“靠著我勤勉的雙手，我將這部歷史傳遞給希臘人，”他解釋道，“如此……通過觀察他人的痛苦，希臘人或許會選擇以正確的方式生活。”但希臘人不為所動，繼續互相殺伐。他們最終停了下來，但不是因為菲利普的“吵吵”，而是因為羅馬人的“打打”。
公元前67年，羅馬元老院派格奈烏斯·龐培（出於某些原因，他被稱為“偉大的”龐培）消滅侵擾希臘水域的海盜。像通常一樣，他們這麼做並非大發善心，而是為了自身的利益。當時，海盜活動十分猖獗，以至於在公元前77年，年輕的尤里烏斯·愷撒都被綁架了。（他當時對綁架者說，等他被贖回去，他會再回來把綁架者全部釘上十字架。當然，他也確實做到了這一點。）在公元前70年之後，一些海盜甚至開始襲擊意大利的海港。
希臘人完全無力鎮壓海盜活動，但龐培帶去了羅馬式的組織方式和具有令人驚異的現代特徵的策略。2006年，深受伊拉克武裝襲擊之苦的美軍採取了一種新策略，他們將這種策略稱作“清剿、堅守、建設”。美軍不再把殲滅或擒獲襲擊者作為首要目標，而變為在某一個地區趕走襲擊者，固守這個地區，再重建這個地區。隨後，再有條不紊地前進到下一個地區。到2009年，死於暴力襲擊的人數下降了超過80%。而在2 000多年前，龐培想出了同樣的策略。龐培將地中海劃分為13個區域，然後在一個夏天的時間裡逐一清理這些區域，同樣遵循“清剿、堅守、建設”的策略（見圖1–4）。在圍捕了20 000名海盜之後，龐培並沒有釘死他們，而是賜予他們和平的生活。在關於龐培的傳記中寫道：“野獸，通常在臣服於更高貴優雅的存在時，就會喪失其凶狠和野蠻。因此，龐培決定把這些海盜從海洋遷移到陸地，讓他們習慣在城市裡居住，習慣在田間耕作，從而讓他們品嚐到文明生活的好處。”
圖1–4 肅清海洋：在公元前1世紀的一塊浮雕上，羅馬水兵正準備登上敵艦
資料來源：Scala授權/藝術資源，紐約。
在海洋平靜之後，龐培的目光轉向了陸地。他率領羅馬軍隊，打了5次漂亮的戰役，穿過敘利亞的城市、高加索的要塞和埃及的邊界，一路上擊潰了異邦的國王、反叛的將軍和放肆的猶太人。他又一次採取了“清剿、堅守、建設”的策略，制定法律，安置羅馬守備隊，整頓財政。在清除腐敗和敲詐勒索的同時，龐培下調了稅率，提高了羅馬人的收入。和平降臨了。包括雅典在內的幾個希臘城市稱頌龐培是下凡的神明。
龐培之所以訴諸武力，並不是因為羅馬人缺乏“吵吵”的技巧——這座城市裡擠滿了西塞羅這樣的演說家——而是因為他像許多羅馬人一樣，清楚“吵吵”發揮作用的最好時機是在“打打”之後。比如，塔西陀記載道，阿古利可拉把他在不列顛的第一個夏天（77年）花在了恫嚇當地原住民人上——塔西陀稱他們為“孤陋寡聞、無知蒙昧，因此才熱衷於打架的人”。隨後，阿古利可拉在冬天“為當地人提供生活便利設施，讓他們能夠適應和平而靜謐的生活。不論是私下裡還是公開場合，阿古利可拉都鼓勵並支持當地人興建神廟、廣場和設施良好的住房”。
不列顛人很高興。塔西陀說道：“結果，他們非但沒有厭惡拉丁語，反而變得希望可以說好拉丁語。同樣，我們的民族服裝也成了他們喜歡的東西，到處都可以看到有人穿著托加。”政治學學者約瑟夫·奈（Joseph Nye）把這種方式稱作“軟實力”[10]，即“利用制度、思想、價值觀、文化和政策的合法性等無形的因素”贏得人心，與之相對的是戰爭和經濟等具有強迫性的硬實力。
塔西陀明白軟實力的誘惑：“人們逐漸開始傾心於那些消磨意志的誘惑——遊樂、洗浴、奢侈的宴會，這些毫無戒心的不列顛人把這些新奇的事物視作‘文明’，但其實這些只是他們被奴役的一部分。”不過，他也知道，軟實力必須在硬實力發揮作用後才能奏效。在19個世紀之後，在越南的美國人則這樣形容：“先抓住他們的要害，然後就能贏得他們的心和頭腦了。”羅馬人在不列顛的成就要遠大於美國人在越南的作為。羅馬人贏得了當地人的心和頭腦，因為他們已經剝奪了不列顛人反擊的自由。當阿古利可拉還要對付卡加庫斯這種還能反擊的不列顛人時，還沒輪到托加出場呢。
考古學發現大體印證了這點。羅馬的產品，特別是葡萄酒（放在與眾不同的包裝裡運來的），即便在羅馬邊境以外很遠的地方都很搶手。有傳聞說，高盧人的酋長為了換取一大罐葡萄酒，甘願把一個人當作奴隸賣掉。而羅馬的作家們則異口同聲地表示，那些習慣於羅馬生活方式、靠近邊境地區的蠻族人，打起仗來都不如那些遠離羅馬、依舊野蠻的蠻族人兇猛。
最具誘惑力的軟實力是知識。在公元後的頭幾個世紀裡，羅馬人完善了一系列的思想體系。其中最成功的就是斯多葛主義和基督教。二者在起源時都並非羅馬帝國軟實力的一部分。實際上這兩種信仰的創始人都對世界的現狀持批評態度。一個是身無分文的希臘哲學家，一個是猶太人木匠，兩個人都依靠真理從社會的邊緣和帝國地理的邊緣發跡。經過許多代人之後，當時帝國的冷峻而聰明的統治者做了他們這樣的人經常會做的事：他們顛覆了這些反主流文化。他們並沒有抗拒這些文化，而是把其中表現得最優秀的、最聰明的年輕人吸收進統治階層中。他們在這些思想中挑挑揀揀。在曾經的極端分子中，他們獎勵那些懂得討好統治階層的人，無視那些不諳此道的人。逐漸地，他們把對帝國的批評轉變成了對帝國的辯解。耶穌對虔誠的基督徒們說：“愷撒的歸給愷撒。”而聖保羅補充道：“因為所有權力都是來自上帝的，掌權者都是上帝所立的。”
斯多葛主義和基督教使帝國的臣民們確信，未經授權的暴力是罪惡的。這對利維坦來說是件好事。於是，帝國開始大力向其鄰邦輸送這些價值觀。不過，儘管這些新的思想十分具有感染力，但它們本身並不能勸誘任何人加入帝國。只有戰爭或是對戰爭的恐懼能做到這一點。在那之後，軟實力發揮作用的時機來了，它把被征服者融為一體，讓帝國實現某種程度的統一。
像很多事情一樣，對於戰爭先行原則來說，那些看上去的例外反而可以證明這一原則。例如，古希臘的小城邦們有很多理由摒棄它們之間的分歧，結合成一個更大的社會體。在城邦內部，希臘人大體上可以很好地維持和平：到了公元前500年，人們每天出門就不需要攜帶武器了；而到了公元前430年，雅典有一位上層人士甚至抱怨說，他再也不能在街上毆打奴隸了（事實上，這已經是違法的行為了）。當城邦之間也處於和平時，希臘的暴力死亡率必然達到了古代世界的最低點。然而，對大多數城邦來說，三年之中往往就有兩年是處於戰爭狀態的。據柏拉圖說：“大多數人口中說的‘和平’只是一種想像，實際上，每個城邦都在與其他所有城邦進行著一場沒有宣戰的戰爭。”
隨後，並不令人感到驚奇，在公元前477年，幾十個吵吵嚷嚷的希臘城邦同意把大部分主權讓渡給雅典。他們此舉並非出於對和平的熱愛或是對雅典的推崇，而完全是因為他們擔心如果依然各自為政，就很有可能會被波斯[11]帝國逐一吞併。波斯帝國在公元前480年曾試圖征服希臘。到了公元前5世紀40年代左右，在波斯人的威脅衰減之後，幾個城邦就不再願意向雅典臣服，轉而決定各行其是，但很快被雅典人用武力制止了。
到了公元前3~前2世紀，新的一輪城邦合併潮流席捲了希臘。這一次，城邦們紛紛聯合起來，組成了同盟（字面的意思是“社群”，但通常翻譯為“同盟”）。它們建立起代表同盟的政府，將安全防禦和財政管理統一起來。但它們的主要動機依然是擔心自己無法獨立贏得戰爭——起初是對抗亞歷山大大帝那些強大的馬其頓繼任者，隨後是對抗入侵的羅馬人。
最特別的故事發生在埃及國王托勒密八世（“胖傢伙”）和帕加馬國王阿塔羅斯三世身上。托勒密八世先是在公元前163年被他的兄長（另一個托勒密）趕出了埃及。公元前155年，被驅逐的托勒密立下遺囑，一旦他死後無嗣，他的新王國昔蘭尼加就將交給羅馬人。阿塔羅斯三世則更為過分。他在公元前133年死去時無嗣，隨後他的臣民們驚訝地發現，自己也被贈送給了羅馬帝國。
我們不知道羅馬人對托勒密八世的遺囑有何看法，因為這位體重超重的君主實際上又活了40年，並且在勾引了自己的繼女之後，生下了一大堆繼承人。不過，我們知道，對於阿塔羅斯三世的饋贈，羅馬人與帕加馬人一樣感到驚訝。而出於私心，元老院中的各派系對阿塔羅斯三世是否有權饋贈他的城市進行了激烈的辯論。
托勒密八世和阿塔羅斯三世的所作所為，並非出於對羅馬的熱愛，而是因為比起羅馬，他們更害怕戰爭[12]。在沒有後嗣的情況下，兩人都十分懼怕內戰的爆發。早在“胖傢伙”設立遺囑之前，托勒密兄弟就曾相殘過。阿塔羅斯三世的情況更糟糕。一個自稱是他同父異母弟弟的人覬覦王位，煽動窮人造反（差點在阿塔羅斯死前就釀成內戰），而另外4個鄰國的國王則等待時機瓜分帕加馬。因此，對於托勒密八世和阿塔羅斯三世來說，他們把國家和平地移交給羅馬就成了一個不錯的選擇。
這就是世界對羅德尼·金的經典回答：不，我們沒辦法安然相處。唯一能說服人們放棄殺戮和掠奪的力量就是暴力，或者對即將來臨的暴力的恐懼。
要想理解這一現象背後的原因，我們必須放眼世界的另一端。
我們就是怪獸
在南海的一座島嶼上，一個名叫西蒙的男孩站在叢林中的一塊空地上，他正跟插在棍子上的一顆死豬頭爭論。
“你可別以為你們能獵殺那頭怪獸！”豬頭說。
西蒙沒有回答。他口乾舌燥，腦袋裡一跳一跳的。他的癲癇要發作了。
在海灘上，他的同伴們載歌載舞。當這些男孩剛發覺自己流落到這座島嶼時，一切都很有趣，彷彿是遊戲一樣：他們游泳，吹海螺，在星空下入眠。但在不知不覺間，他們和諧的小社會就分崩離析了。一個陰影潛藏在他們之間，像一個邪惡的怪獸一樣讓森林變得可怕。
直到今天。今天，一群十幾歲的獵人刺中了一頭正在哺育幼崽的母豬。男孩們興奮地大喊大叫，互相塗抹著鮮血，準備享用一頓大餐。但他們的“首領”認為，需要先做一件事：他把那面露微笑的豬頭砍了下來，並把它插在那根刺死母豬的尖木棍上。“這顆豬頭是獻給怪獸的，”他對著森林喊道，“這是一個禮物。”
隨後，男孩們開始跑著把肉帶到海灘上去。只有西蒙沒有去，他一個人蹲在空地那斑斑駁駁、看起來不真實的光影之中。
豬頭說：“你心中有數，是不是？我就是你的一部分？過來，過來，過來點兒！事情辦不成是我的責任嗎？為什麼事情搞成這副樣子呢？”
西蒙知道了。他的身體僵硬地彎了下去。他的癲癇發作了。他先是跌倒，再向前，向前，朝著那頭豬咧開的大嘴。牙齒之間的血液已經發黑了，周圍環繞著蒼蠅。那裡面是漆黑的，黑暗還在逐漸擴大。西蒙知道了：怪獸是殺不掉的。我們就是怪獸。
威廉·戈爾丁（William Golding）在他令人難忘的小說《蠅王》（Lord of the Flies）中這樣寫道。流落在太平洋上、遠離學校和規矩的一群男孩懂得了黑暗的事實：人類殺戮成癖，我們的心靈準備好了使用暴力。我們就是怪獸，只有一層脆弱的文明加以控制。只要有哪怕一丁點兒機會，怪獸就會逃脫。戈爾丁告訴我們，這就是為什麼事情辦不成。這就是為什麼卡加庫斯和阿古利可拉沒法商談，只能開戰。
不過，是這樣嗎？在南海的另一座島嶼，或許就在距離戈爾丁的島嶼不遠的地方，似乎講述了一個不同的故事。就像小說家戈爾丁一樣，想要成為人類學家的年輕的瑪格麗特·米德（Margaret Mead）也懷疑，在這個暖風吹拂、棕櫚葉親吻著海浪的純樸環境裡，她可能會看到人性這根曲木[13]被剝去文明的粉飾。但與從來沒去過太平洋的戈爾丁不同（不過在“二戰”結束時，他原本要負責指揮登陸艇參加太平洋戰事的），米德在1925年逃離了紐約城，來到了薩摩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