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葬人之友
23歲那年，我差點死於戰火。
那是1983年9月26日的夜晚，大約9點半。我當時正在英格蘭劍橋一間租來的屋子裡，俯身在一台手動打字機後面，敲著我考古學博士論文的第一章。此前，我剛剛在希臘群島上實地考察了4個月。我的工作做得不錯。我正在戀愛中。生活很不賴。
我根本不知道，遠在2 000英里[1]之外，斯坦尼斯拉夫·彼得羅夫正在做一個抉擇：是否殺掉我。
彼得羅夫是蘇聯謝爾普霍夫–15預警指揮中心作戰運算方面的副負責人。他是一個做事有條不紊的人，一名工程師，還會編寫計算機代碼。對我而言，十分幸運的一點是，他不是一個容易驚慌失措的人。但當警報在莫斯科時間剛過午夜的時候響起，就連彼得羅夫這樣的人也不禁從椅子上一躍而起。那張佔據了控制室一整面牆的北半球巨型地圖被紅色的燈泡點亮了。地圖上顯示，一枚導彈剛剛從美國蒙大拿州發射了出來。
在那張地圖的上方，一些紅色的字母跳出來，拼成彼得羅夫所知道的最糟糕的詞語：“發射！”
計算機檢查了一遍數據，緊接著又檢查了一遍數據。紅燈再次閃爍，這次的“語氣”更加肯定：“發射——高度可信。”
從某種意義上講，彼得羅夫一直在等待這一天的到來。早在6個月前，羅納德·裡根指責“祖國母親”是一個邪惡帝國。他威脅說，美國人將建造基於太空的反導彈防禦體系，打破維持了近40年和平的恐怖平衡。他還宣稱，要加速部署新的導彈，這些導彈可以在5分鐘之內打擊莫斯科。接著，彷彿像是要嘲弄蘇聯的脆弱似的，一架韓國客機飛到了西伯利亞上空，看上去“迷了路”。蘇聯空軍花了幾個小時才找到這架客機。隨後，就在這架客機終於開始向中立空域返航時，一架蘇聯戰鬥機將其擊落，機上所有人員全部遇難，其中包括一名美國議員。現在，這塊屏幕告訴彼得羅夫，帝國主義者開始最後的行動了。
可彼得羅夫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戰看起來不應該是這個樣子。如果美國人要先發制人地發動打擊，此刻就應該有1 000枚“民兵”導彈呼嘯著掠過北極，帶來火焰與輻射的地獄。它們應當瘋狂地傾巢而出，把蘇聯導彈摧毀在發射井內，讓莫斯科方面無力反抗。僅僅發射一枚導彈？那簡直是瘋了。
彼得羅夫的職責是按照規定進行所有必要檢測，以排除錯誤的可能，但現在沒有時間做這些了。他必須做出決定，是否終結這個世界。
他拿起了電話。“我向您報告，”他對電話另一頭的值班軍官說，盡量讓自己的聲音聽起來很平靜，“這是個假警報。”
值班軍官沒有問任何問題，也沒有表現出一絲不安：“明白了。”
過了一會兒，警報解除了。彼得羅夫的下屬放鬆了下來。技術人員開始按照既定的方案，系統地檢查線路錯誤。但隨後——
“發射。”
紅色的字樣又出現了。地圖上又亮起了一個紅燈：又一枚導彈飛了出來。
接著，又一個燈泡亮了起來。又一個，又一個，直到整張地圖都好像燒紅了一樣。彼得羅夫曾經參與編寫的算法發揮作用了。有那麼一會兒，地圖上方的屏幕暗了下去。它隨即又亮了起來，帶來了新的警報。它宣佈了“世界末日”。
“導彈打擊。”
蘇聯最大的超級計算機開始自動將這條信息在指揮體系中傳遞，每過一秒鐘，這條信息都會更接近整個體系的頂端。年老體衰的蘇聯共產黨總書記尤里·安德羅波夫，即將需要做出有史以來最重要的決定。
托洛茨基曾經說過，你或許對戰爭不怎麼感興趣，但是戰爭對你很感興趣。就像今天一樣，那時的劍橋也是一座安靜的大學城，遠離權力的寶座。不過，在1983年，劍橋的周圍環繞著空軍基地，它們可都在莫斯科的打擊目標名單之上。一旦蘇聯總參謀部相信了彼得羅夫編寫的算法的運算結果，那麼在15分鐘之內，我就會沐浴在比太陽表面還要熾熱的火球中，被徹底蒸發掉。國王學院和它的唱詩班，吃著草的奶牛，漂過的平底船，穿著長袍在高桌宴會上遞著甜酒的學者，所有的這一切都會化為放射性塵埃。
如果蘇聯人僅僅發射那些針對軍事目標的導彈（核戰略專家將其稱為軍事力量打擊），並且美國人以同樣的方式予以還擊，那麼包括我在內的大約100萬人會在戰爭爆發的第一天被炸死、燒死或是毒死。不過這種情況很可能不會發生。就在彼得羅夫迎來生死攸關的抉擇前的3個月，美國戰略理念發展中心剛剛進行了一次軍事演習，試圖探尋核戰爭的開始階段可能會發生什麼。他們發現，沒有哪個演習參與者能夠堅守軍事力量打擊的底線。每一次，他們都會將核打擊等級升級到民間目標打擊，不僅會摧毀導彈發射井，也會向城市發難。如果情況演變成這樣，那麼戰爭前幾天的死亡人數將上升到大約5億；而在隨後的幾個星期或幾個月中，核爆炸留下的放射塵、饑荒和後續戰鬥將再導致5億人死亡。
不過，在現實世界中，彼得羅夫止步了。他後來承認說，當時已經嚇得腿都軟了，但他還是選擇相信自己的直覺，而不是他的計算。他鼓起勇氣，告訴值班軍官，這次仍然是一個假警報。導彈打擊的信息在抵達最高統帥層之前被截了下來。12 000枚蘇聯核彈頭仍然留在它們的發射井內。地球上的10億人得以活到了下一天。
彼得羅夫拯救了世界，但他沒有得到掛滿胸前的勳章。他得到的“獎勵”是一份正式的批評，因為他遞交的文書不符合規範，而且沒有按照規章辦事（決定是否毀滅這個星球是總書記的職責，不是彼得羅夫的事）。他被調到了一個沒那麼重要的崗位上，後來提前退休。他經歷了一次精神失常，隨後在蘇聯解體之後陷入貧困，因為再也沒人付給他養老金了[2]。
就這樣，拙劣的工程設計和計算機程序員的瞬間判斷就能決定末日之戰是否會打響，這樣的世界顯然是瘋了。當時的很多人都這麼認為。在美國及其盟國的這一方，數以百萬計的人走上街頭，要求禁止核武器，反對本國政府的侵略行徑，或是投票給那些承諾實行單方面裁軍的政客；在蘇聯的這一方，人們並沒有做這些事情的自由，因此只有比平時稍微多一些的持不同政見者站出來表明立場，隨後便被出賣給了秘密警察。
但這一切並沒有能帶來太多改變。西方的領導人帶著更高的支持率重掌權力，卻買回更先進的武器；蘇聯的領導人則製造出更多的導彈。1986年，全球核彈頭的庫存達到了有史以來的最高峰，總數超過70 000枚；而蘇聯切爾諾貝利核反應堆洩漏事件，讓這個世界略微領教了未來可能會發生的事情。
人們怒吼著，想要尋求解決危機的答案。鐵幕兩側的年輕人都拋棄了那些年老昏聵的政客，轉而聆聽更嘹亮的聲音。作為“嬰兒潮”後新一代的代言人，布魯斯·斯普林斯廷（Bruce Springsteen）選取了越南戰爭時期最偉大的反戰歌曲——埃德溫·斯塔爾（Edwin Starr）在摩城唱片公司推出的經典之作《戰爭》（War），並推出了一個封面充滿能量的版本，使這首歌再度打入榜單前十：
戰爭！
哈，上帝啊。
它有什麼好處？
它一無是處。
說啊，說啊，說啊……
哦，戰爭！我唾棄你
因為你只能毀滅
那些無辜的生靈
戰爭意味著眼淚
閃動在無數母親的眼中
當她們的孩子走向戰場
當她們的孩子丟掉性命……
戰爭！
它一無是處，只能讓人心碎。
戰爭！
它只是送葬人之友……
為我們時代的和平[3]
在這本書中，我要提出些不同意見——在某種程度上。
我認為，戰爭並非送葬人之友。戰爭確實是大屠殺，但戰爭是殯儀工作者最大的敵人——這或許是歷史上最具諷刺意味的事情了。與那首歌裡唱的不同，戰爭是有好處的：從長期來看，戰爭使人類更安全、更富庶。戰爭是地獄，但從長期來看，其他的選擇可能更糟糕。
我知道這個觀點頗具爭議，所以請容我解釋一下。
我的觀點包括四點。第一點是，通過戰爭，人類創造出更龐大、組織更完善的社會，而這樣的社會減少了社會成員死於暴力的風險。
這一觀點的建立基於20世紀一項重大的考古學和人類學發現：石器時代的社會規模通常很小。由於找到食物很困難，人們通常生活在幾十人的團體裡，或是幾百人的村莊中，或者（很少見地）生活在幾千人的小鎮內。這樣的社區並不需要太多的內部組織，而且通常對外來人持有懷疑的態度，甚至抱有敵意。
通常來說，人們會用和平的手段解決彼此間的分歧。但一旦有人決定訴諸武力，他（或者偶爾是她）所面對的束縛要比現代人少得多。雖然偶爾會有一整個小團體或是村莊的人死於暴力及其帶來的疾病和饑荒，但是大多數殺戮都是小規模的，比如家族仇殺或是持續不斷地劫掠襲擊。不過，由於總人口數量也很少，持續不斷的低水平暴力也會導致驚人的傷亡。據估算，在石器時代的社會中，至多有10%~20%的人死於其他人類之手。
而20世紀則與之形成了鮮明的對比。20世紀見證了兩次世界大戰、一系列的種族滅絕以及多次政府行為引發的大饑荒。這些慘劇難以置信地導致了1億~2億人的死亡。廣島和長崎的原子彈爆炸造成的死亡人數超過15萬，這一數量比公元前5萬年的人類總數還要多。但在1945年，地球上共計有25億人口；而在整個20世紀，地球上生活過大約100億人。這就意味著，20世紀與戰爭有關的那1億~2億的死亡人數，僅佔整個地球人口的1%~2%。如果你十分幸運地出生於工業化的20世紀，那麼平均而言，你死於暴力（或暴力間接導致的死亡）的可能性僅為石器時代的人的1/10。
這一數據如果讓你吃驚，那麼對這一數據的解釋就會讓你更加吃驚了。讓世界變得更加安全的東西，正是戰爭。我將在第一至五章詳細解釋這一觀點。在大約10 000年以前，戰勝者開始融合戰敗者，從而組成更大的社會。這一現象從地球上的一些地方開始出現，隨後遍及整個星球。而唯一能讓這些較大的社會運轉起來的方法，就是發展出更強有力的政府。這樣的政府如果想要持續掌權，那麼它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鎮壓社會內部的暴力。
政府的統治者採取措施，維持和平，並非出於心中的善意。他們鎮壓殺戮行為，是因為那些“表現好”的臣民比那些憤怒的、殺氣騰騰的人更易於統治和徵稅。而不經意間，這樣的舉措使得暴力死亡率在石器時代和20世紀之間下降了90%。
這一過程並不美好。無論是在不列顛的羅馬人，還是在印度的英國人，那些“維持和平的人”可能跟他們想要消滅掉的那些“野蠻人”一樣殘暴。這一過程也並不順利：在一些地方，短期內的暴力死亡率可以飆升到石器時代的水平。例如，在1914~1918年，幾乎有1/6的塞爾維亞人死於暴力、疾病或飢餓。此外，很顯然，並非所有政府都擅長締造和平。民主制度或許是一團亂麻，但民主制度極少吞噬自己的子民；獨裁體制辦事高效，但經常槍斃、餓死或是用毒氣殺死大量人。不過，儘管存在這些變數、政府的能力不同和例外事件，從10 000年這樣一個長期跨度來看，戰爭締造了政府，而政府實現了和平。
我的第二點是，要達到創造更大的、更和平的社會這一目的，戰爭是我們可以想到的最糟糕的方式，但也幾乎是人類迄今為止發現的唯一方式。“上帝知道，一定有一種更好的方法。”埃德溫·斯塔爾在歌曲中這樣唱道。但顯然，並沒有那麼一種更好的方式。如果羅馬帝國的崛起不需要造成數以千萬計的高盧人和希臘人的死亡，如果美利堅合眾國可以不建立在數以千萬計的美洲原住民的屍骸之上，如果人類在類似的情況下沒有選擇使用武力解決衝突，而是靠商討解決問題，那麼人類的確可以在不付出那麼高昂的代價的情況下享有大社會的益處。但這樣的情況沒有發生。這令人沮喪，但是證據確鑿。除非被強迫，人們總是不願意放棄自己的自由，這其中也包括互相殺戮和剝削的權利。事實上，唯一可以讓人們放棄這些權利的，就是在戰爭中失敗，或是對迫在眉睫的失敗的恐懼。
我認為，政府的存在讓我們更加安全，而戰爭幾乎是已知的唯一塑造政府的方式。如果這一觀點是成立的，那麼我們就不得不承認，戰爭確實是有好處的。不過，我的第三點還要更進一步。我認為，由戰爭創造出的更大的社會，不僅讓人們生活得更安全，從長期來看，它也讓人們更富有。和平為經濟增長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提供了可能。這一過程同樣混亂不堪，充滿波折。戰勝者經常姦淫擄掠，把數以千計的倖存者販賣為奴，並且霸佔他們的土地。戰敗者或許要世代遭受盤剝。這一切既可怕，又醜陋。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也許是幾十年，也許是幾個世紀——更大的社會往往會使所有人都過上更富裕的生活。這其中，既包括戰勝者的後代，也包括被征服者的子孫。這一長期趨勢同樣是顯而易見的。戰爭創造出更大的社會、更強有力的政府和更安全的環境，從而讓世界變得更富庶。
如果我們把我的這三個觀點整合在一起，就只會得出一個結論：戰爭創造出更大的社會，這一社會由更強有力的政府統治，而這樣的政府用強制力確保了和平，並為繁榮奠定了基礎。10 000年前，地球上僅有約600萬人口。平均而言，他們只能活到大約30歲，每天供養自己的物質的價值，折算成今天的美元，僅不到2美元。而今天，地球上的人口是那時的1 000倍（實際上有70億），壽命比那時的人長1倍還要多（全球平均壽命為67歲），每天賺的錢是那時的12倍多（全球平均水平為每天25美元）。
因此，戰爭是有其好處的。實際上，我的第四點是，戰爭正在自我終結。千載以來，戰爭（在長期內）締造了和平，破壞創造了財富。但在我們的時代，人們已經太過擅長戰爭了——我們的武器變得如此具有破壞力，我們的組織機構變得如此高效。正因如此，戰爭正使得自身在未來越來越不可能發生。在1983年的那個夜晚，如果事情的發展走上了另一條軌道——如果彼得羅夫發了慌，如果總書記按下那個按鈕，如果10億人在接下來的幾個星期內喪命——那麼20世紀的暴力死亡率會迅速飆升到石器時代的水平。如果那些核彈頭的長期危害真的像一些科學家所擔心的那樣可怕，或許今天地球上已經沒有人類存在了。
好消息是，這一切並沒有發生，而且幾乎永遠不太可能發生。我將在第六章具體解釋這一點。基本的一點是，人類已經證明了，自己十分善於適應不斷變化的環境。在歷史上，我們打了難以計數的戰爭，因為戰爭會帶來好處。可是到了20世紀，隨著暴力帶來的收益減少，我們學會了在避免末日決戰的情況下解決問題的方法。當然，沒人能保證末日決戰一定不會發生，但是就像我在本書的最後一章中將闡明的那樣，我們仍然有避免其發生的希望。21世紀將目睹太多的劇變，其中就包括暴力的角色轉換。長久以來的消滅戰爭的夢想或許終將實現——儘管那時的世界究竟是什麼樣子將是另外一個問題。
我這麼直白地提出這些觀點，或許已經引起了各種各樣的疑問。你也許會奇怪，我說的“戰爭”到底指的是什麼？我又怎麼知道究竟有多少人死於戰爭？我到底把什麼樣的東西視為“社會”，我又怎麼知道一個社會何時開始變得更龐大？還有，究竟是什麼造就了“政府”，我們又怎樣衡量一個政府究竟有多麼強大？這些都是很好的問題，我也將在本書中努力回答這些疑問。
不過，我的核心觀點，即“戰爭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安全”，大概會引發最多的質疑。本書（英文版）出版於2014年，恰好是“一戰”爆發（1914年）100週年，也是“二戰”爆發（1939年）75週年。這兩次世界大戰共導致1億人死亡。在這樣的時機拋出一本書，告訴人們戰爭讓世界變得更安全，看起來像是一個病態的玩笑。但同時，2014年也是冷戰結束（1989年）25週年[4]。冷戰的結束讓世界不再需要面對彼得羅夫式的夢魘。在這本書中，我將講述最後一個冰河期結束至今10 000年來的戰爭史，並最終推導出這樣的結論，即在這個世界變得前所未有地安全而富庶的過程之中，戰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如果這一觀點聽起來像是一個悖論，那是因為戰爭中的一切其實都是反常的。戰略家愛德華·魯特瓦克（Edward Luttwak）曾絕妙地總結了這一點。他說，在日常生活中，“無矛盾的線性邏輯會發生作用，其本質僅是嘗試。但在戰略的領域……發揮效果的是另一種截然不同的邏輯，這種邏輯經常性地違反常規的線性邏輯”；戰爭“通常會青睞那些充滿矛盾的行徑，而挫敗那些符合邏輯的行為，從而導致充滿諷刺意味的結果”。
矛盾貫穿戰爭始終。20世紀坦克戰術的奠基人之一巴塞爾·李德·哈特（Basil Liddell Hart）曾說，根本的一點是“戰爭一直是這樣的一樁事情：做下壞事，並寄希望從中會收穫好的結果”。從戰爭之中收穫和平，在損失中得到收穫。戰爭引領我們透過一個窺鏡看去，看到一個是非顛倒、似是而非的世界。本書中提出的是一個“兩害相權取其輕”的觀點，而這就是一種經典的矛盾形式。要列出戰爭的壞處是很簡單的，首先就是殺戮。但戰爭仍然是“次要的惡”，因為歷史表明，戰爭之外的那種選擇更加糟糕——持續不斷的、石器時代式的、充斥在每天生活之中的暴力，這樣的暴力會奪去生命，並讓我們陷入窮困。
對“次要的惡”的思想最顯而易見的反駁是，這一思想無疑有著良莠不齊的記錄。狂熱的理論家喜歡“次要的惡”的思想：一個又一個極端主義者向他們的追隨者保證，只要他們燒死那些女巫、毒死那些猶太人或是肢解那些圖西人，就可以把這個世界變得純淨而完美。這些邪惡的說法貌似有道理。如果你能夠回到過去，把阿道夫·希特勒扼死在搖籃中，你會這樣做嗎？如果你選擇了“次要的惡”，那麼你犯下的微不足道的殺人罪行或許可以阻止未來大規模的殺戮。“次要的惡”的思想可以讓人們更容易地做出艱難的抉擇。
倫理學家對“次要的惡”觀點的複雜性格外感興趣。我想起曾經聽到，我所在大學哲學系的一位同事曾經向一整間講堂的聽眾問了這樣一個問題。如果你抓住了一個恐怖分子，他安放了炸彈，而且不肯說出究竟放在了哪兒。如果你折磨他，他或許會說出來，因而拯救許多人的生命，那麼，你會不會拔掉他的手指甲呢？如果學生們面露踟躕之色，這位哲學家就會提高籌碼。他說，你們的家人也在可能遇害者之列。現在你會不會拿起鉗子？如果他仍然不肯開口，你會不會去折磨他的家人？
這些令人不舒服的問題指出了非常重要的一點。在現實世界，我們無時無刻不在做出“兩害相權取其輕”的抉擇。做這樣的選擇是痛苦的。就在最近幾年，心理學家已經開始研究進退兩難的局面會對我們造成怎樣的影響。如果，一個實驗者把你綁起來，放進一台核磁共振成像儀中，再問你一些在道德上讓人感到糾結的問題，你的大腦將表現出驚人的反應：當你想像自己折磨一個恐怖分子時，儀器上你的額眶部皮質部分會亮起來，因為血液正流向大腦中掌管不愉快想法的部分；而當你計算你能拯救多少人的生命時，你的背外側皮質部分則會亮起來，因為大腦中另外一部分被激活了。這些充滿矛盾的情感和智力刺激會表現為激烈的內心掙扎，此時你的前扣帶皮質也會亮起來。
由於“次要的惡”這一觀點讓我們感到如此不舒服，所以這本書讀起來可能會讓人困擾。不管怎麼說，戰爭都是大規模屠殺。什麼樣的人才會說這樣的事情會有好處？我現在要說，我，作為說出這樣的話的人，對我自己的這一研究發現也感到震驚。倘若有人在10年前告訴我，有朝一日我會寫出這樣一本書，我是無論如何也不會相信他（或她）的。但我懂得，歷史的證據（以及考古學和人類學的證據）是確實的。雖然這種說法讓人感到不舒服，但從長期著眼，戰爭確實使這個世界更安全、更富庶。
我並非第一個意識到這一點的人。大約75年前，德國社會學家諾貝特·埃利亞斯（Nobert Elias）寫就了兩卷高度理論化的專著《文明的進程》（The Civilizing Process）。他在書中指出，從他所生活的時代回溯歷史，在過去的5個世紀中，歐洲已經變得更加和平。他認為，從中世紀開始，歐洲的上層社會（曾經是野蠻暴力的主要來源）逐漸放棄了使用武力，而歐洲整體的暴力程度也降低了。
埃利亞斯所指出的事實，其實早就應當是有目共睹的。像很多人一樣，我在中學時代最先體會到了這一點。那還是在1974年，中學時代的英語課要求我研讀莎士比亞的某一部戲劇。吸引我的注意力的並非這位詩人美妙絕倫的詞句，而是他筆下人物極易動怒的性格。他們動輒就陷入暴怒，然後互相捅刀子。在20世紀70年代的英國，自然也有這樣的人，不過他們很可能會鋃鐺入獄，或是接受治療，或是在獄中接受治療。而莎士比亞筆下的那些暴徒們則不會受到譴責，往往還會因為他們“先打再談”的勇氣而受到讚揚。
不過，埃利亞斯認為我們生活的時代比以往更安全，這一結論真的是正確的嗎？用莎士比亞的話說，這也是一個問題。埃利亞斯的回答是，在莎士比亞寫作《羅密歐與朱麗葉》的16世紀90年代，他筆下那些嗜殺成性的蒙太古家族和凱普萊特家族的人們早已成了不合時宜的存在。
這樣的理論本應成為大新聞，可就像出版商經常告訴作者的那樣，合適的時機是最重要的。埃利亞斯的時機簡直是一出悲劇。《文明的進程》於1939年問世，就在同一年，歐洲人開始了一場持續了6年的慘烈戰爭，導致5 000萬歐洲人喪生（其中還包括埃利亞斯的母親，她死在奧斯維辛集中營）。到了1945年，已經沒有人有心情聽什麼“歐洲人在變得更文明、更和平”的鬼話了。
一直到20世紀80年代，早已經退休的埃利亞斯才得到了為自己辯駁的機會。社會歷史學家在經過幾十年辛勤的工作，翻遍了瑣碎的法庭記錄之後，開始承認埃利亞斯的觀點原來一直是正確的。他們發現，在1250年前後，每100個西歐人中就會有一個死於他人之手。到了莎士比亞的時代，這一比率下降到了1/300。而到了1950年，這一比率則是1/3 000。而且，就像埃利亞斯堅持的那樣，上層社會在引領這一潮流[5]。
到了20世紀90年代，事情變得更複雜了。人類學家勞倫斯·基利（Lawrence Keeley）出版了一本與埃利亞斯的《文明的進程》同樣引人注目的書：《前文明戰爭》（War Before Civilization）。在書中，基利用數據告訴我們，那些生活在20世紀的石器時代社會有著令人驚訝的暴力程度。仇殺和劫掠通常會殺死1/10的人口，有時甚至是1/5。如果基利是正確的，那麼這將意味著石器時代的社會比紛亂的中世紀歐洲還要暴力10~20倍，比20世紀中葉的歐洲則要暴力300~600倍。
要測算史前的石器時代社會中的暴力死亡率顯然更加困難。但基利找到了在遙遠的過去發生的兇殺、屠殺和大騷亂的證據，足以證明歐洲人的祖先就像人類學家研究過的其他同時代人群一樣嗜殺。我們看到了沉默的證詞：肋骨間的石質箭頭、被鈍器擊碎的顱骨、墓葬中堆放的武器。這些都告訴我們，通向文明的進程要比埃利亞斯想像的更漫長、更緩慢、更波折。
基利意識到，即便是世界大戰也沒有讓現代社會變得像石器時代社會那樣危險。另外，又有第三種學術力量支持了他的觀點。這一流派於1960年發軔。那一年，一本引人注目（但也有些枯燥乏味）的書出版了。這本書就是《致命爭吵的統計數字》（Statistics of Deadly Quarrels），其作者是離經叛道的數學家、和平主義者以及氣象學家（後來他意識到氣象學有力地幫助了空軍，於是他放棄了這方面的研究）劉易斯·弗萊·理查德森（Lewis Fry Richardson）。
在他生命的最後20多年裡，理查德森一直在試圖尋找殺戮的混亂表象背後的統計學模型。例如，在1820~1949年，發生了大約300次傷亡慘重的戰事，其中包括美國南北戰爭、歐洲人的殖民征服，以及兩次世界大戰。理查德森驚訝地發現：“在這一時期，從謀殺到世界大戰，不同規模的致命衝突造成的死亡人數，占總死亡人數的約1.6%。”也就是說，如果我們把戰爭造成的死亡人數和兇殺之中喪生的人數相加，我們會發現，在1820~1949年，大約每62.5個人中會有一個人死於暴力，這一比例僅是依靠採集狩獵生存的石器時代人類暴力死亡率的1/10。
還不只如此。理查德森發現，“在1820~1949年，戰爭造成的死亡人數，並沒有隨著人口總數的增長而出現相同比例的增長，這說明戰爭的頻繁程度下降了”。這就意味著，“從19世紀20年代開始，人類變得不那麼好戰了”。
在理查德森的著作出版50年之後，為死亡人數建立數據庫已經成了一個小的學術分支。新的數據庫要比理查德森的數據庫更精細，胃口也更大，其時間範圍已經上溯到1500年，下行則到了2000年之後。像所有的學術領域一樣，這一領域也充滿了爭議。即便在有史以來記錄最為完全的戰爭——在從2001年開始的、由美國主導的阿富汗戰爭中，對於死亡人數的統計也有多種方法。不過，即便如此，理查德森的核心發現仍然成立：被殺死的人類總數並沒有能跟上全世界總人口的增長步伐。其結果是，我們當中的任意一員死於暴力的概率已經呈數量級降低了。
這一學術領域在2006年達到了其頂峰。那一年，阿扎爾·蓋特（Azar Gat）出版了他里程碑式的著作《人類文明戰爭》（War in Human Civilization）。這本書令人驚訝地橫跨多個學術領域（這應當與蓋特本人在以色列國防軍擔任少校軍官的經歷也有關係），把新的觀點整合成了一個扣人心弦的故事：人類如何在幾千年的時間裡馴服了自身的暴力。蓋特的思想已經成了當今思考戰爭問題時不能繞開的一部分。如果你曾讀過他的書，你會發現我的這本書也深受其影響。
人們對戰爭的思考經歷過巨大的轉變。就在一代人的時間之前，人類的暴力水平在下降這一假說，還僅僅是一個上了年紀的社會學家的狂想，甚至不值得對那些苦讀莎士比亞的學生們一提。不過，今天仍然有不同的聲音存在。例如，在2010年，克裡斯托弗·瑞安（Christopher Ryan）和加西爾達·伊塔（Cacilda Jethá）出版了《人類性的起源》（Sex at Dawn），這本暢銷書極力否認早期人類社會充滿暴力；2012年，約翰·霍根（John Horgan）整理了其幾年中在《科學美國人》雜誌（Scientific American）上發表的文章，出版了《戰爭的終結》（The End of War）；2013年，人類學家道格拉斯·弗萊（Douglas Fry）將31名學者的論文結集成冊，出版了《戰爭、和平和人類本性》（War，Peace，and Human Nature），對暴力死亡率在長期內的下降提出了質疑。上面提到的這些書都很有趣，信息量豐富，也很值得一讀。但在我看來（在本書中我也將詳細闡釋），這些書都有選擇地搜集了證據，並且被那些支持埃利亞斯、基利、理查德森和蓋特的研究所壓倒。就在我寫這一前言的第一稿時，在一個月內就有兩篇闡釋暴力水平下降的著作問世：政治學家約書亞·戈德斯坦（Joshua Goldstein）的《用戰爭贏得戰爭》（Winning the War on War）和心理學家斯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的《人性中的善良天使》（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一年之後，普利策獎得主、地理學家賈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其著作《昨日之前的世界》（The World Until Yesterday）[6]中，用最長的一章表達了相同觀點。不斷有新的觀點湧現出來，但在基本的那一點，即暴力死亡率確實下降了這一方面，正在匯聚越來越多的共識。
不過，我們如果問，為什麼暴力水平下降了，就沒有那麼多共識了。
戰爭締造國家，國家實現和平
在這一問題上，人們有著深層分歧，爭論激烈，由來已久。實際上，這一分歧可以追溯到17世紀40年代。那時，幾乎沒有什麼人意識到暴力水平在下降。在那10年之中，歐洲和亞洲都充斥著血雨腥風。也正是因此，哲學家托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才把這一關鍵問題提了出來。當霍布斯發現自己的祖國英格蘭正在陷入內戰時，他就逃離了那裡，來到巴黎。數以十萬計的英國人在內戰中喪生，這一事實讓霍布斯相信，如果任由人們肆意妄為，那麼他們為了自己的目的會不擇手段，包括使用暴力。
霍布斯看到，英格蘭中央政府的崩潰導致了那麼多人的死亡，他不禁自問，在人們尚未創建政府的史前時代，情況會有多糟糕呢？他在其政治哲學著作《利維坦》（Leviathan）一書中回答了這個問題。
霍布斯解釋說，在政府出現之前，必然是人與人之間相互為敵。“在這種狀況下，”他做出了著名的推斷，“產業是無法存在的，因為其成果不穩定。這樣一來，舉凡土地的栽培、航海、外洋進口商品的運用、舒適的建築、移動與卸除需費巨大力氣的物體的工具、地貌的知識、時間的記載、文藝、文學、社會等都將不存在。而最糟糕的是，人們不斷處於暴力死亡的恐懼和危險中，人的一生是孤獨、貧困、卑污、殘忍而短壽的。”
在霍布斯看來，如果沒有強有力的政府，人類社會將充斥著兇殺、貧困和無知。霍布斯認為，政府應當像利維坦一樣令人敬畏。利維坦是《聖經》裡記載的如同哥斯拉一般的怪物，它曾經使約伯感到惶恐不安。（“在地上沒有像他造的那樣，”約伯說，“凡高大的，他無不藐視；他在驕傲的水族上做王。”）組成這樣的政府的，可以是一個獨自統治的國王，也可以是一個決策者的集合體。但無論採用哪種方式，利維坦都必須徹底威服它的子民，使他們甘願臣服於它的律法，而不敢相互殺戮、劫掠。
但不守規矩的人類如何建立起一個利維坦式的政府，從而擺脫了暴力的無政府狀態呢？在17世紀40年代，幾乎沒有什麼人類學，更遑論考古學知識可以用來解釋這一問題，但這並沒有阻礙霍布斯拋出強有力的觀點。霍布斯宣稱，“美洲許多地方的野蠻人”為他的觀點提供了例證。不過，比起尋找證據，霍布斯總是更熱衷於抽像的推斷。“取得這種主權的方式有兩種，”他解釋說，“一種方式是通過自然之力獲得的，例如一個人使其子孫服從統治就是這樣，子孫要是拒絕的話，他就可以予以處死；這一方式下還有一種情形是通過戰爭使敵人服從他的意志，並以此為條件赦免敵人的死罪。另一種方式則是人們相互達成協議，自願地服從一個人或一個集體。”用暴力建成的利維坦，被霍布斯稱作“以力取得的國家”；而用和平手段建成的利維坦，被霍布斯稱為“按約建立的國家”。不過，霍布斯總結說，無論是採取哪種方式達到這一目的，都是政府讓我們獲得安全和富足。
這下可謂是一石激起千層浪。曾經庇護霍布斯的巴黎人十分厭惡《利維坦》一書，這使得霍布斯不得不逃回英格蘭。可他剛到英格蘭，又要面對暴風驟雨般的批判。到了17世紀60年代，如果有什麼思想被稱作是“霍布斯式的”，那麼一個體面的人就應當敬而遠之。1666年，要不是剛剛復辟的國王出面干預，霍布斯險些被當作異端接受審判。
巴黎人並不滿足於趕走霍布斯，那裡的知識分子很快開始著手反駁他那令人沮喪的觀點。從17世紀90年代開始，一個接著一個法國思想家宣稱，這個英國佬把事情完完全全地本末倒置了。在霍布斯去世75年之後，瑞士裔法國哲學家讓–雅克·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整合了這些批評意見。盧梭總結道，政府並非問題的答案，因為在自然的狀態下，人“對戰爭和任何社會聯繫都沒有認知，他對於同類既無所需求，也無加害意圖”。利維坦並沒有馴服我們好戰的一面，相反，它腐蝕了我們的質樸。
但事實證明，盧梭比霍布斯還不受歡迎。他不得不逃離了瑞士的法語區，躲到了德語區。他剛到德語區，又遭到一群暴徒朝他的住所扔石頭。緊接著，他逃到了英格蘭，發現自己不喜歡那兒，於是又不顧已經被法國正式驅逐的事實，溜回了巴黎。儘管如此，盧梭仍然是霍布斯強有力的對手。在18世紀晚期，盧梭對人類內在善良的樂觀信念征服了諸多讀者，他們都認為霍布斯的思想是反動的。到了19世紀晚期，霍布斯又捲土重來，因為在達爾文進化論思想的映襯下，霍布斯所描繪的互相殘殺的世界看起來更符合自然本質。可到了20世紀，霍布斯又輸了一陣。出於某些原因（我們將在本書第一章中探討這個問題），埃德溫·斯塔爾的《戰爭》中展現出的理想主義大獲全勝。到了20世紀80年代，霍布斯那“強有力的政府是積極的力量”的思想全線潰敗。
批評霍布斯的人遍及各個意識形態領域。羅納德·裡根在他的第一次總統就職演說中對美國人說：“政府不是我們問題的解決之道，政府本身就是問題。”但裡根最大的擔憂——膨脹的政府會剝奪個人的自由——讓我們看到，我們當代關於大政府和小政府的辯論，已經從霍布斯所擔心的那種恐懼中走出去了多遠。對於我們以前任何一個時代的人來說，我們今天的爭論都毫無意義。對他們來說，要麼只有一個極小的政府，要麼乾脆就沒有政府。極小的政府意味著會至少有一些法律和秩序，而沒有政府則意味著沒有這些東西。
裡根曾經開玩笑說：“英語裡最可怕的10個詞是，‘嗨，我是政府派來幫忙的’（Hi，I’m from the government，and I’m here to help）。”但實際上，最可怕的10個詞應該是“沒有政府，我是來殺你的（There is no government，and I’m here to kill you）”。我猜想裡根可能會同意這一點。還有一次，裡根說：“有一個立法者指責說，我對法律和秩序的觀念停留在19世紀。這根本就是荒謬的指控。我的觀念停留在18世紀……我們的開國之父說得很清楚，保障守法公民的安全應當是政府的首要任務之一。”
1975年，就在裡根發表第一次總統就職演說前幾年，社會學家查爾斯·蒂利曾說，如果拋開歐洲歷史中那些亂七八糟的日期和細節，我們可以提煉出一個核心，即“戰爭締造國家，國家招致戰爭”。他注意到，戰爭催生了強有力的政府，而政府則利用它們的力量打更多的仗。我非常喜歡蒂利的作品，但是在這一點上，我認為他遺漏了真正的主題。事實就像霍布斯所理解的那樣，在過去的10 000年中，戰爭締造了國家，而國家實現了和平。
在裡根發表演說30多年之後，學術觀點又回到了霍布斯的一邊。在某種意義上，我們超越了裡根，擁抱了17世紀的法律和秩序觀念。大部分最近出版的、認為暴力水平在下降的書籍都用贊成的態度引用了霍布斯的話。蓋特在《人類文明戰爭》中說道：“比起盧梭式的伊甸園，霍布斯距離真相更近。”
不過，對於霍布斯“政府的力量使我們獲得安全和繁榮”的直白觀點，霍布斯的新擁躉們似乎無法完全接受。人類學家基利顯然更喜歡霍布斯，而不是盧梭，但他認為“如果說盧梭那原始的黃金時代是想像中的，那麼霍布斯的永恆混戰則是不可能發生的”。基利總結道，石器時代的人們並不會真的展開一場所有人對抗所有人的戰爭，而政府的崛起不僅帶來和平，也帶來痛苦。
社會學家埃利亞斯選擇了另外一個方向。他在其《文明的進程》中並未真的提到霍布斯，儘管他在書中分享了霍布斯的觀點：政府在抑制暴力的過程中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不過，與霍布斯把嚇倒所有子民的利維坦當作主動的因素不同，埃利亞斯把主動權交給了被統治者，認為他們之所以對暴力失去了興趣，是因為他們為了更好地融入華貴的皇家殿堂，而接受了更文明的方式。霍布斯猜測，普遍的和解發生在遙遠的古代，而埃利亞斯認為這一切從16世紀起才開始發生。
心理學家平克在他2002年出版的《白板》（The Blank Slate）一書中說得很直白：“霍布斯是對的，盧梭是錯的。”但在他最近的著作《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中，平克稍微後退了一點，削弱了利維坦的主題。平克認為，暴力的衰減並非是由於利維坦，而是“包含6種趨勢、5個內心的魔鬼和5種歷史的力量”。平克說，要想好好地理解這一過程，我們需要將其分解為幾個階段：文明的進程、人道主義革命、長期和平及新的和平。我們還要認識到，每個不同階段都有其使命，有的已經持續了千年，有的則從1945年（甚至1989年）才開始。
政治學家戈德斯坦走得更遠。他認為，重大的變化都發生在戰爭結束之後（“二戰”後），而要想理解這些，我們必須比霍布斯更“霍布斯”。戈德斯坦認為，對暴力最猛烈的一擊並非像霍布斯說的那樣來自政府的崛起，而是來自超政府的崛起，即聯合國這樣的形式。
很顯然，在這個世界變得更安全、更富庶的過程中，戰爭和政府究竟發揮了怎樣的作用，在這一點上專家們存在很大的分歧。根據我的經驗，這樣的分歧通常意味著我們看待這一問題的方式有誤，因此只能找到部分的、有爭議的答案。我們需要一個不同的視角。
戰爭豬
從某種意義上講，我是最不可能提出這樣一個視角的。除了我跟彼得羅夫的那點兒“小摩擦”之外，我從未參加過戰爭，甚至都沒看到過大屠殺的場景。我距離戰爭最近的一次是在2001年的特拉維夫，當時一個自殺式爆炸者引爆了距離我幾百碼[7]之外的一家迪斯科舞廳，炸死了21名青少年。我覺得我聽到了爆炸聲，但我不太確定。我當時正坐在酒店的吧檯旁，那裡正在舉行一場中學畢業派對，擠滿了運氣更好的一些學生，他們玩得正開心呢。不過，所有人都聽到了救護車的聲音。
我也並非出身於顯赫的軍人家庭。我的雙親均於1929年在英格蘭出生。“二戰”的時候，他們的年紀還太小。朝鮮戰爭爆發時，我父親在礦井裡工作，因此沒有參戰。我的祖父在“二戰”爆發前死在了煤礦裡，而我的外祖父是煉鋼工人，因此也沒有被徵召入伍。（而且，他還是一個共產主義者，不過這點在1941年德國進攻蘇聯之後就沒那麼重要了。）我母親的叔叔弗雷德倒是曾經去過北非，在蒙蒂[8]手下為國效命。但他沒開過一槍，甚至連一個德國人都沒見過。據他講，戰爭的內容對他而言就是跳上卡車在沙漠裡追擊看不見的敵人，再跳上另一輛卡車被趕回出發地。他經常說，他本人距離危險最近的一回，是在一場沙塵暴中丟掉了假牙。
我也沒有為國服役，而是在搖滾樂團裡虛度了青春。20世紀70年代，我或許不像我的同齡人那樣追尋“和平與愛”，但是在內心深處，拙於表達的我大概也是贊同《戰爭》那首歌的。實際上，我學會的第一段吉他樂曲，就是黑色安息日樂隊的經典歌曲《戰爭豬》中的那段非凡的吉他連復段，及其不朽而壓抑的開場唱詞：
將軍們召集了他們的部眾，
如同安魂彌撒上的女巫。
我在樂團度過了快樂但談不上收入豐厚的幾年，鼓搗出一些聽起來特別像《戰爭豬》一樣的歌曲。我最終意識到，比起做一個重金屬吉他手，還是做一名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更加適合我。
歷史寫作的鼻祖們——古希臘的希羅多德和修昔底德以及中國古代的司馬遷——都把戰爭當作他們的寫作主題。如果只看歷史頻道上播放的紀錄片，或是機場書店所銷售的書目，你很有可能認為後世的歷史學家一直在追隨這些先行者的足跡。但實際上，在過去的50年中，專業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都基本上忽視了戰爭（我會在第一章裡講述具體原因）。
在入行的前20年裡（我在1986年拿到了博士學位），我也基本上遵循了前輩的做法。直到我寫作《西方將主宰多久》時，我才終於意識到戰爭也是有好處的。我的妻子平時更愛看當代小說，而不是歷史書，不過在我寫作那本書時，她逐章進行了閱讀。但當我把特別長的一段文字遞給她看時，她終於承認：“好吧……我挺喜歡你寫的東西的……但是講了太多的戰爭。”
直到那一刻，我才意識到那本書裡寫了很多戰爭。要說起來，我一直以為我把戰爭故事當作書中的背景。但當凱茜指出這一點時，我意識到她是對的。我確實寫了很多戰爭。
我為此感到苦惱。我是否應該刪掉這些戰爭？我是否應該做出一個詳細的解釋，說明一下為什麼寫了這麼多的戰爭？或者是，我根本就寫錯了方向？直到這時，我才意識到，那本書中必然會出現這麼多的戰爭，因為戰爭確實就是歷史的中心。在我完成那本書的寫作時，我又意識到，戰爭不僅是曾經的中心，還將是未來的中心。我非但沒有寫得過多，反而是寫得太少。
就在此時，我明白我的下一本書必將是與戰爭有關的。
但我馬上就感到害怕了。當莎士比亞要寫到戰爭時，他這麼祈禱道：“啊！光芒萬丈的繆斯女神啊。”我很快就明白他的用意了。就連他在寫這樣一個偉大的題目時都感到絕望，我又有什麼希望呢？
部分原因是，已經有太多關於戰爭的思考和著作了。儘管專業歷史學家對這一話題敬而遠之，但是依然有數以百萬計的書籍、論文、詩歌、戲劇、歌曲是關於戰爭的。據基利說，截至20世紀90年代中期，就已經有超過50 000種關於美國南北戰爭的書了。沒人能讀完這麼大量的東西。
不過，在我看來，這些海量的著作其實可以歸納為四種思考戰爭的方式。第一種，也是近年來最為普遍的，我稱之為個人經歷。它講述戰爭中的個人經歷——在戰場上的感受，強暴或者被強暴，折磨或是被折磨，為死者而悲傷，與傷者一同生活，或者是忍受火線後方的貧苦生活。不論採取何種體裁，是新聞、詩歌、歌曲也好，是日記、小說、電影也罷，或者只是喝上一杯時講的故事，這種題材的優點在於發自內心，而且很直接。它經常能同時讓人感到震驚、興奮、傷心或是受到啟迪。
個人經歷試圖告訴我們在戰爭中的感受。就像我在前面已經說過的那樣，在那些真正經歷過暴力的人面前，我沒有什麼好補充的。但個人層面的故事並沒有告訴我們關於戰爭需要知道的所有東西，最終只能對這個問題——戰爭有什麼好處——做出部分回答。除了戰爭中的感受之外，戰爭還有其他的內涵。而我總結的第二種思考角度——我姑且稱之為軍事歷史——可以彌補這一缺陷。
個人經歷和軍事歷史之間的界限有時未必那麼分明。至少，從約翰·基根（John Keegan）於1976年出版的具有開創性的《戰鬥的面貌》（The Face of Battle）一書之後，士兵們在以往的戰爭中的個人經歷就成了軍事歷史中令人饒有興味的一部分。但軍事歷史學家也會講述更宏大的戰爭場景，描繪整場戰鬥、戰役甚至整個紛爭。戰爭的迷霧總是濃厚的，沒有哪個人能看到事情的全貌，或理解事件的全部意義。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歷史學家在戰士和平民的個人經歷之外，還會使用官方數據、軍官的戰地報告、對戰場的實地考察以及難以計數的其他資料來源，以求能獲得凌駕於任何個人之上的全貌。
軍事歷史的角度經常會滲入第三種視角，我們或許可以稱之為技術性研究。幾千年來，職業軍人、外交官、戰略家們經常會基於自身的經驗和對歷史的瞭解，從實踐中抽像出戰爭的原則，並試圖解釋何時應當採用武力解決爭端以及怎樣運用武力最為有效。技術性研究幾乎可以說是站在了個人經歷的對立面：個人經歷自下而上地看到暴力，通常看不出它有什麼好處；而技術性研究自上而下地看待暴力，經常能看出它有很多作用。
然而，第四種視角會把我們更遠地帶離個人視角，它把戰爭視作更廣闊的演化圖景中的一部分。生物學家早已認識到，暴力是生物爭奪資源和繁殖機會的一種有效工具。諸多考古學家、人類學家、歷史學家和政治學家總結，只有當我們認識到人類暴力的進化功能時，我們才能解釋人類暴力行為。通過對比人類行為和其他物種行為的特點，他們希望可以找到戰爭背後的邏輯。
從未有人能掌握全部這四種思考戰爭的方式，或許以後也不會有人能做到這一點。在長年的閱讀和與專業人士的交流之後，我痛苦地意識到自身背景的欠缺。但儘管如此，我仍然認為，憑著我在落滿塵土的圖書館裡的多年苦讀，以及我在塵土瀰漫的考古學發掘現場的工作經歷，我應當可以嘗試把這四種思考戰爭的方式融為一體，解釋戰爭有什麼好處。至於我的結論是否正確，需要你自己來判斷。但是在我看來，我們應當先從全球的、長期的角度看待戰爭，再聚焦某些關鍵點以仔細觀察細節，如此才能更好地理解戰爭。對我而言，看待戰爭就像看待其他龐大的事物一樣，如果你站得太近，你就只能看到樹木，而看不到樹林；如果你站得太遠，你又看不清楚樹木。我認為，大多數個人經歷和許多從軍事歷史角度的觀察，都站得太近而看不到全盤的圖景；而大部分演化論視角和許多技術性研究的作品，都站得太遠而錯過了暴力的細節。
如此往復可以讓我們看到，長期的後果與那些導致它們發生的短期行動之間可能有多大的不同。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曾經說過一句名言：“從長期來看，我們都死了”；而在短期，也就是我們真實生活的時期，戰爭只能加速我們的死亡。但在過去的10 000年中戰爭的累積效果卻讓人們活得更長久。就像我前面提到過的，矛盾貫穿戰爭始終。
凱恩斯的大部分生涯都在用經濟手段幫助英國參加世界大戰，而他仍然在1917年寫道：“我為我唾棄的一個政府工作，為了一個在我看來是犯罪的目標。”他或許比大多數人都更明白，很多政府都是在犯罪。但矛盾在這裡仍然生效：10 000年來的這些利維坦帶來的累積效果創造了更和平、更繁榮的社會。我們可以稱之為“希特勒（或是伊迪·阿明……隨你挑）反例”這樣的反例呢？納粹政權是一個怪物，既熱衷於保護它的子民，又熱衷於屠戮它的子民。看到這樣的例子，你怎麼能說政府的總體作用是讓我們的生活更安全、更富裕？你可能會很高興地總結說，希特勒的例子駁倒了霍布斯。
但這個“希特勒反例”本身也有問題。希特勒的例子不僅可以駁倒霍布斯，就像我在前面提到過的，曾經在幾十年的時間裡，希特勒的例子似乎也駁倒了埃利亞斯，但後來我們也可以看得很清楚，事實並非如此。1933~1945年，納粹利維坦吞噬了在它統治下的年輕人，把暴力死亡率推高到令人驚駭的程度。但如果我們把觀察的眼光稍微放長遠一些就會發現，在1945年夏，這頭怪獸就被其他利維坦打敗了，暴力死亡率也因此而恢復了其下行趨勢。
我會在第五章裡更詳細地討論“希特勒反例”。現在，我要說的是，挑出一個暴政或是德政的極端例子，既無法證明，也無法反駁“戰爭有什麼好處”這樣更加宏大的理論。因此，希特勒的例子並沒有駁倒霍布斯。事實是，沒有哪兩個政府是完全相同的（實際上，考慮到那些不體面的政治上180度大轉彎的歷史，同一個政府甚至都無法在很長時間內保持原樣），因此，我們只有從盡可能長期的角度觀察政府和戰爭，才能真正得出有關利維坦的作用的結論。
表前1是由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設計的，可以很好地幫助我們思考這一問題。弗格森解釋說：“你應該把它看作一個菜單，而不是一個網格。”每個社會都從一列中選擇了一個或多個選項，然後拼湊在一起。這裡有超過10 000種可能的組合。比如說，希特勒的德國實際上採用了獨裁製。它的目標包括安全、原材料、財富以及最重要的土地（即著名的“生存空間”）；它提供的公共福利不是那麼明顯，但是應當包括健康；它的統治主要通過軍事手段；經濟上採取計劃經濟（儘管計劃得很糟糕），主要的受益者是統治層精英；至於社會特徵，則無疑是種族滅絕。
表前1 多種多樣的方式：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設計的政府形式“菜單”
資料來源：摘自《巨人》，作者尼爾·弗格森，版權所有©2000年尼爾·弗格森。企鵝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美國）下屬企鵝出版社授權使用。
沒有兩個社會做出完全相同的選擇。在希特勒之前的2 000年，羅馬共和國是貴族政治統治形式，而他們最感興趣的是攫取可以用於軍事的人力。羅馬共和國主要的公共福利是貿易和法律，大體上通過當地精英的代表機構來統治，造福於其大部分居民，其社會特徵在漫長的歲月裡由等級制度演變為同化。
對於歷史愛好者來說，從弗格森的菜單裡隨機抽出不同類型的社會是件很有趣的事，但我們從這個表格中還能得出更重要的東西。在有文字記載的5 000年歷史中，有些政府的作為更接近霍布斯的利維坦，有些則更像希特勒的第三帝國，但我在這本書裡要說的是，其總體趨勢是向霍布斯的方向前行的，這也是為什麼暴力死亡率下降了這麼多。
唯一能看到這一趨勢的方法，也是我將在本書中追求的方法，就是從細節上後退一步，從長期角度看究竟發生了什麼，而不是聽那些理論家或是自封的偉人們告訴你發生了什麼（或是應該發生什麼）。總體來看，政府會追求那些它們認為最符合其利益的東西（具體原因我將在第六章講述），而不是遵循哲學家為它們準備的藍圖。希特勒向歐洲開戰，並且清除他所謂的“亞人類”，並非是因為有偽科學家告訴他這麼做。事實上，他先決定要開戰，再去找偽科學家為他的行為提供佐證。當希特勒與斯大林在1939年簽署了協議，在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中間結成了“友誼”時，歐洲的輿論界震驚了。“所有的主義都過時了。”英國外交部的一些有識之士譏諷道。但他們不應該感到震驚。事情的真相是，主義一直都是過時的。充滿矛盾的戰略邏輯一直勝過其他東西。
因此，我在這本書中用了大量的篇幅講述普通人的故事——工人、士兵、經理，而講述思想家或意識形態理論家的篇幅則要少得多。我們將看到，那些使得男人、女人為之付出生命或是為之屠殺無辜者的偉大理念，都像是波濤表面的泡沫，由更深層的力量驅使著。我們只有明白了這一點，才能看到戰爭究竟有什麼好處，以及它將如何發生改變。
進攻計劃
本書的前五章將講述戰爭的故事，從史前打獵、採集的人群所處的充滿暴力和貧困的世界，寫到彼得羅夫的時代。這個故事千頭萬緒，因為當我們埋首於細節中時，歷史就是這個樣子的。但這個故事展示出一種強大的趨勢。在某種情況下，就像我在第一章和第二章中觀察的那樣，戰爭可以是一種建設性的力量。它創造出利維坦，而利維坦讓人們更安全、更富有。在其他情況下，就像我在第三章中所觀察到的，戰爭可以走向建設性的反面，讓更大、更富有、更安全的社會倒退回更小、更窮困、更暴力的社會。但在其他情況下，就像我在第四章和第五章中觀察到的那樣，戰爭可以變得比以往更具建設性，它不僅創造出利維坦，還打造出“世界警察”。它們像巨人一樣稱雄世界，用一種在過去會被視為魔法的方式改變人們的生活；而它們也握有極具毀滅性的武器，有可能會把所有的生命一掃而盡。
在第六章，我將從故事中跳出來，把這個故事置身於更宏大的進化論環境之中，以讓它變得更具意義。隨後，在第七章中，這個故事將告訴我們，這個世界在21世紀將走向何方。我認為，這個問題的答案既讓人警惕，又讓人感到輕鬆。說它讓人警惕，是因為接下來的40年將是歷史上最危險的時期；說它讓人感到輕鬆，是因為我們有理由相信，我們不僅有可能在這一時期內倖存，還可能在這一時期內取得輝煌的成就。關於戰爭的漫長故事正接近其非同尋常的終點。但要想弄清楚這一點，我們必須深入觀察我們充滿暴力的過去。我們現在就開始。
[1] 1英里≈1.61千米。——編者注
[2] 2004年，總部位於舊金山的世界公民總會授予彼得羅夫紅杉木徽章，以表彰他拯救世界，並給了他1 000美元的支票。2013年，彼得羅夫獲得了德國的德累斯頓獎以及25 000歐元獎金。還可通過下面的網址捐助:www.brightstarsound.com。
[3] 這個細節可能只有教授才會留意：1938年，當尼維爾·張伯倫從慕尼黑回到英國時，他的原話是“為我們時代的和平”（Peace for our time），而非“在我們時代的和平”（Peace in our time）。
[4] 原文如此，與冷戰實際開始和結束時間（1947~1991年）不符，疑為東西方核定標準不同。保留原文時間。——編者注
[5] 犯罪學家常用的表述暴力死亡率的方式是“每年每10萬人死亡數”。我個人認為，用這樣的方式表述不太直觀。因此，我通常用死於暴力的人口百分比的方式表述〔用死亡率乘以30（一代人的時間），再除以1 000，以獲得一個百分比〕，或是表述為一個人有多大的概率死於暴力事件。
[6] 此書簡體中文版已由中信出版社於2014年8月出版。——編者注
[7] 1碼≈0.91米。——編者注
[8] 蒙蒂：蒙哥馬利的暱稱。——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