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皇后效應
在第二章到第四章，我試圖講述自最後一次冰河期最寒冷的時間點以來，橫跨兩萬年的人類價值觀的故事。我提出，現代人類的價值觀初現於大約10萬（±5萬年）年前，是由體大而敏銳的人腦的生物進化所引發的，而一旦我們擁有了體大而敏銳的人腦，文化演變也就順理成章了。正因為文化的演變，人類的價值觀在近兩萬年迅速變異，近兩百年變化的步伐越來越快。
我認為人類的價值觀可分為三個主要階段，它們分屬於覓食、農耕和化石燃料社會。我的主要觀點是，在每一個階段，能量獲取的模式決定了人口規模和密度，這些又反過來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哪些社會組織形態的效果最佳，繼而又使得某些價值觀體系相對更成功、更受歡迎。
我認為，絕大多數覓食者都生活在低密度的小型群體中，他們一般都認為政治等級和貧富不均是邪惡的。他們更能容忍性別等級，且（以現代的標準來看）對暴力有驚人的忍耐力。農耕者生活在密度更大的大型社群中，一般認為森嚴的政治、財富和性別等級無可指責。但相對於覓食者，他們比較不能容忍人際間的暴力，並將合法使用暴力的範圍限制得更窄。使用化石燃料的人群生活在規模更大、密度更高的社群中。他們往往認為政治和性別等級都很邪惡，暴力簡直就是罪惡，但他們對財富等級的容忍度一般高於覓食者但低於農耕者。
本章結束之後我會把書交給回應者，在這最後一章裡，我想提出價值觀為何會發生這種變化的問題。我已經給出了一個接近的解釋，那就是每一個價值觀體系對應一種能量獲取方式，但現在，我想再提出三個問題，對此做進一步的闡釋。首先，能量獲取體系為何改變；其次，這些轉變是否不可避免；最後，前兩個問題的答案對於未來的人類價值觀意味著什麼。
我在第一章裡引述過博物學家E·O·威爾遜的建議：「科學家和人類學家應該一起思考一下，也許是時候把倫理學從哲學家的手中暫時拿開，並將其生物化了」。現在我想指出，正是為了威爾遜所謂的生物化，我們才應該尋求上述三個問題的答案。威爾遜在其里程碑式的著作《社會生物學》的最後一章裡，敦促讀者把自己想像成「為撰寫一部地球社會物種目錄，從另一個星球前來拜訪的動物學家」。他說，從這個視角來看，「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就縮減為生物學的各個專業分支；歷史、傳記和小說都是人類行為學的研究方案；而人類學和社會學共同組成了一個單一靈長類物種的社會生物學」。歷史和道德哲學都成了生物學的二級學科。
達爾文對生物進化的著名定義是「後代漸變」，一個半世紀之後，生物學家已經能夠探究到細胞內部，來解釋驅動一切的機制。巨量基因信息的遺傳過程總會產生少量的隨機變異。其中大多數無關痛癢；某些是絕對有害的，受體很難將其基因傳遞到下一代；但少數變異則是有益的，遺傳到這些變異的生物更可能將其基因傳遞給下一代。隨著時間（通常是很長時間）的流逝，生物間在能量和配偶上展開競爭將意味著高適應性的變異會在基因庫中擴散。這就是達爾文所說的自然選擇；最能適應環境的生物將日益繁盛，逐漸取代那些適應力較差的。不過反饋過程也同時進行著，因而通過進化更加適應其環境的物種同時也改變了環境，這種環境的改變有時會讓它們的進化產生相反的效果。
某些生物學家管這種現象叫作「紅皇后效應」，得名於劉易斯·卡羅爾（Lewis Carroll）的小說《愛麗絲鏡中奇遇記》（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and What Alice Found There），小說中的紅皇后把愛麗絲帶到一個鄉下的瘋狂比賽中去。她們跑啊跑，「跑得那麼快，好像腳不沾地地在空中滑翔」，卡羅爾說，但隨後愛麗絲發現，她們好像一直待在同一棵樹下沒有移動。「在我們的國度，」愛麗絲告訴皇后，「只要快快地跑一會兒，總能跑到另外一個地方的。」皇后震驚之下向愛麗絲解釋說：「在這兒，你聽我說，你得拚命地跑，才能保持在原地。」
生物學家有時會把這種紅皇后效應提升為一種進化原則。生物學家發現，如果狐狸經過進化跑得更快，就能抓到更多的兔子，那麼只有跑得最快的兔子才能活到繁殖的那一刻，然後產下跑得更快的新一代兔子——當然，在這種情況下，只有速度最快的狐狸才能抓到足夠的兔子，讓自身茁壯成長，傳遞基因。它們都在跑，但兩個物種的相對位置沒有變化。
紅皇后效應確實存在，但在真實的世界裡，其效果相當不同。狐狸和兔子不僅要彼此互動，還要和它們所在的整個環境互動。雖說它們可能還待在起跑時的同一棵樹下，但樹可不再是原來那棵樹了：狐狸和兔子之間的賽跑把樹變成了另一種東西。我們不妨拋棄這個現在看來很牽強的比喻，換個更有哲學意味的，我們或許可以說，參加紅皇后賽跑的那些物種永遠不會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但還有來添亂的：進化競賽還可能受到外力的極大影響。
我貫穿本書的假設是，通過道德體系和（社會、智力及體力）環境間的往復互動，加之以外部衝擊，我們價值觀的變化方式近似於基因的變化。狐狸和兔子的賽跑在就性別、求偶和捕食展開的數百萬小型生物競爭中上演，概率上具有統計學意義的微量變動經過數千世代後，即可使動物本身發生巨大的變化，同理，由於個體能夠主觀決定是非善惡，價值觀與環境之間的競賽也在數十億的小型文化競爭中上演。還是同理，概率上具有統計學意義的微量變動就能夠產生文化的巨大變化，但這一次，結果有時只需區區幾十年就能顯現出來，而無須數千年的漫漫征程。
在本章接下來的篇幅，我會考察從覓食到農業價值觀以及從農業到化石燃料價值觀的各個變體，繼而對所得結論進行外推，來試著回答前面提出的三個問題（即能量獲取體系為何改變，這些轉變是否不可避免，答案對於未來的人類價值觀又意味著什麼）。
「漫長的夏天」與幸運緯度帶
我在第三章中指出，動植物馴化最重要的結果是，馴化增加了人類可利用的能量（雖說這需要人類付出更加辛苦的勞動），而人類隨後將很多額外獲得的能量轉化成了更多的人口。隨著人口壓力的不斷增加，更加階層化的組織日益勝出，從而使得階層化較強的社會戰勝並取代了階層化較弱的社會，在這種新式社會中，那些將公平、公正等概念解釋成政治、經濟和性別等級制度為善，而通過暴力來解決紛爭為惡（除非一個天神般的統治者另有說法）的人，會比不做此解釋的人更加興旺繁盛。
馬歇爾·薩林斯在其經典文章《原始富裕社會》（The Original Affluent Society）中提出了一個明顯的問題，人們為何選擇放棄覓食的自由和閒適，換得農耕的束縛和苦役——生物學家和地理學家賈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曾經稱這種選擇是「人類歷史上最糟糕的錯誤」。歷史學家尤瓦爾·赫拉利[1]最近的看法更進了一步，他把農業革命稱作「史上最大的騙局」。但進化論者羅伯特·博伊德、彼得·裡徹森和羅伯特·貝廷格認為，我們應該以截然不同的方式來設計這個問題。他們認為，我們應該問的是：「農業在更新世期間是否根本是不可能的，而在全新世期間卻是必需的？」我猜這是最有意義的提問方式：從覓食到農耕的轉變並非歷史的必然——但凡涉及人類，沒有什麼不可避免，但有利於農耕的或然性累積得太多，以至於這件事不發生的概率變得微乎其微。
圖5.1 全球變暖
近兩萬年來的溫度變化，以極地冰蓋中取得的氧同位素重建。
人類開始從事農耕活動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以氣候變化形式出現的一次巨大的外部衝擊。地球圍繞太陽運行的軌道不斷偏移，公元前14000年後，溫度開始上升（儘管有時會反覆無常），因為地球軌道的微小傾斜和擺動會產生突如其來的溫度驟升或驟降（圖5.1）。到公元前12700年，溫度接近了現代的水平，通過某些計算得知，溫度在短短30年內上升了5℉（華氏度）[2]。冰川融化，大片的低窪平原——包括如今的波斯灣和黑海——沉沒於水下。然而，每隔幾個世紀的溫暖潮濕氣候之後便是數個世紀的冰天雪地，公元前10800年前後，一個真正的小冰河期（專家稱之為新仙女木期）開始了，把世界帶回到一個長達12個世紀的冰河時期。但在其結束之時，世界迅速（「迅速」是以地質學標準來看的這一過程實際延續了兩千年）升溫，溫度甚至比我們如今業已習慣的還要高。正如圖5.1所示，公元前9600年以來，氣候出現了大量波動，但從未再有過新仙女木期那樣的氣候。將近12 000年來，我們都生活在考古學家布賴恩·費根[3]所稱的「漫長的夏天」裡。
漫長的夏天是發明農耕的必要條件，卻不是充分條件。就充分性而言，還需要第二個條件：我們。在大約13.5萬年前、24萬年前和32萬年前，冰河期內出現了幾個溫暖潮濕的中斷期（地質學家稱其為間冰段），但這些階段並沒有農耕出現，蓋因那時真正的現代智人還遠未出世。相反，每一個這樣的階段都引發了大致相同的繁榮與蕭條交替循環的模式。隨著世界變暖，植物對太陽能增加的反應是瘋狂地繁殖；動物繼而對植物的豐足做出反應，它們以植物為食，也開始大量繁殖；人類的近代物種周圍有這麼多植物和其他動物，看來很容易一飽口腹之慾，其結果也不難揣測。但隨著各個動植物物種的數量不斷飆升，超過了它們賴以生存的資源數量時，種群就崩潰了，永遠如此。
在漫長的夏天，這種情況並沒有發生。在兩萬年前最後一次冰河期最冷的時間點，地球上只有大約50萬人；一萬年後（也就是公元前8000年），有600萬人；如今又過去了一萬年，地球上的人口達到了70億。打破了繁榮與蕭條的人口週期的是漫長的夏天加上現代人類，這使得農耕幾乎成為歷史的必然。
當時的情況和現在一樣，全球變暖影響到地球的每一個角落，但某些地區受到的影響比其他地方更大一些。在中國到地中海和秘魯到墨西哥這條地帶——我在此前出版的一本書中稱其為「幸運緯度帶」——氣候和生態共同作用，有利於大粒草類（如野生小麥、大麥和稻米等）和大型多肉動物（如野羊、牛和豬等）的進化。在此處狩獵和採集所獲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人口因此暴增。
在幸運緯度帶的某些部分（尤其是約旦河谷），採摘的收穫如此豐饒，以至於覓食游群可以在半永久性的村落裡定居下來，幾乎整年靠一個單一幸運地點周圍所產的野生食物為生，有些年頭只需待在那裡就完全可以填飽肚子。現代人類並非唯一一個能夠根據食物的豐足或短缺改變其機動模式的物種，但接下來的事情，就只有在像我們這樣聰明多智的動物進化成功之後才有可能發生。隨著越來越多的人定居下來，更密集地利用村落周邊的動植物，有選擇地耕種和照管它們，人類無意識地（且非常緩慢地）施加了選擇壓力，改變了食源的基因結構。
馴化的過程最初發生在幸運緯度帶，不是因為那裡的人們比（舉例來說）西伯利亞或撒哈拉的人更聰明或更有活力，而是因為當時在整個地球上，幸運緯度帶是可馴化動植物分佈最為集中的地區。地球上各處的人類大體都是一樣的，因此我們可以推測，馴化首先發生在最容易發生的地方。
圖5.2 第五章中提到的地點和社會群體
賈雷德·戴蒙德在其傑出的著作《槍炮、病菌與鋼鐵》（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中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戴蒙德發現，世界上有差不多20萬種植物，但人類能吃的只有大約2 000種，其中約有200種有望被馴化。在種子重量至少有10毫克的56種可馴化植物中，有50種的野生祖先原產自幸運緯度帶，產自世界其他地區的總共只有6種。在20世紀科技發達之前，人類能夠馴化的體重高於100磅的哺乳動物有14種，其中9種是幸運緯度帶的土著。
如此說來，馴化始於幸運緯度帶就毫不奇怪了，而在幸運緯度帶之內，馴化似乎首次發生在西南亞這一被考古學家稱為側翼丘陵的地區（前文第三章中提到過）也同樣不足為奇，那裡的可馴化生物分佈最為集中（圖5.3和5.4）。牛、綿羊、山羊、小麥、大麥和燕麥的野生祖先全都是在這裡進化的。這一過程的第一個標誌（異常大的種子和動物的進化，考古學家通常稱其為培育）於公元前9500~前9000年之間出現在側翼丘陵地區，而成熟的馴化始見於公元前7500年。
圖5.3 種子至少重達10毫克的有望馴化的野生植物分佈圖
我們如今稱作中國的地區在當時也有高度集中的可馴化動植物，但集中程度不如側翼丘陵地區。在黃河與長江之間，水稻在公元前7500年已經開始培育，而馴化的時間是公元前5500年之前。在其後的1 000年裡，小米和豬也在那裡得到馴化。在巴基斯坦，大麥、小麥、綿羊和山羊的培育和馴化也大致遵循同樣的時間表。到公元前6500年，南瓜、花生和大芻草[4]在墨西哥得到培育，並於公元前3250年之前馴化，而藜麥、美洲駱和羊駝的培育和馴化時間分別為公元前6500年和公元前2750年之前，地點在秘魯。有馴化潛力的生物分佈的密度與馴化開始的時間之間的吻合度幾乎分毫不差。
圖5.4 體重高於100磅的可馴化哺乳動物分佈圖
正是這種吻合度才使得薩林斯的問題（人類為何選擇農耕的束縛和苦役，而放棄了覓食的自由和閒適）顯得如此不值一提，而博伊德等人的改述（問題變成了農業在公元前9600年之前是否根本不可能，而在那以後卻是必需的？）則直擊要害。第一批農耕者和我們一樣擁有自由意志。隨著家庭規模的增長，其可用資源日漸飽和。當原始富裕社會要填飽的肚子越來越多時，他們完全可能直視著孩子們的眼睛告訴他們，他們寧可餓著肚子也不要辛苦地培育動植物。據我們所知，一萬年前，約旦河谷的某些覓食者正是這麼做的。但問題在於，這不是一個一勞永逸的選擇。數以萬計的其他人也在問同樣的問題，每個家庭每年都必須就該勞作還是挨餓的問題做好多次決定。最重要的是，每當有一個家庭選擇加倍努力管理動植物，其他人堅持走老路的收益就會少一點兒。每當有培育者開始認定其花時間關注照看的動植物是他們私人的菜園和畜群，而非大家共有之時，對因循守舊者而言，狩獵和採集就愈加艱難。頑固和/或英勇地維護舊生活方式的覓食者注定滅亡，因為命運朝著背離他們的方向日益傾斜。
實際上，即使有選擇，人們也很少有機會遭遇薩林斯想像的那種非此即彼的選擇。公元前6000年左右，如果約旦河谷的農耕者拋下耕犁說走就走，他不會跨過一條明顯的分界線，進入覓食者的地盤。相反，他多半會遇上一些精耕細作程度比他差一點兒的人（也許只會鋤地而不是犁地施肥），接著又是程度更差的人（也許只是在森林燒荒，在雜草重新佔領這塊土地之前耕種幾日，又繼續找下一塊地燒荒），最後才會遇到完全仰仗狩獵和採集的人。觀念和人始終在廣闊的灰色地帶搖擺不定。
當人們發現更加勤勞的鄰居正在獵殺自己的覓食者生活方式所賴以維繫的野生動植物時，他們要麼會與這些破壞者展開戰鬥，要麼逃走，要麼加入該群體，加強自己的培育工作。人們並沒有選擇農耕，放棄覓食，而實際上只是決定少花點兒時間狩獵和採集，多花一點兒時間園耕和放牧。後來，他們或許會面對是否要開始除雜草，然後是犁地，再然後是施肥等抉擇，但這是嬰兒的一串蹣跚學步，而不是一勞永逸式的大躍進，從原始富裕社會一步跨到累斷了腰的辛苦勞作和疾病纏身。
總而言之，縱貫數百年，綿延數千里，辛勤勞作的人子孫興旺；而固守老路子的人卻日漸凋零。在這個過程中，農業「陣線」緩慢向前推進。沒有人會選擇等級制度和終日辛勞；這些都是悄然降臨的。
這一模式在史前最大的例外（本書第二章裡提到過的日本繩文時代和波羅的海沿岸的富裕覓食者）似乎恰恰證明了這個規則。農業迅速向前推進，穿過中歐和東北亞的平原，直達距離波羅的海沿岸（大約在公元前4200年）和日本海岸（大約在公元前2600年）不到50英里的地方；但在這兩個地點，農業的推進停滯了1 000多年。日本和波羅的海的野生資源非常豐富，覓食者實在沒有必要辛勤勞作和培育動植物，一旦園耕者試圖強行闖入這些狩獵—採集者的樂園，用農田和籬笆來隔斷這裡的豐足，他們很快就會發現，勇猛善戰的原住民在人數上遠超他們。然而，即使在這些地方情況特殊，農業的浪潮最終還是戰勝了阻力繼續推進，直到最後，在地球上每一個農業可以獲利的角落，都能見到農耕者的身影。因此，我的結論是：從以覓食的方式轉變成以農耕的方式獲取能量並非不可避免，而一旦世界變暖，現代人類進化成功，這一轉變就成為歷史的必然。
海洋城邦與科技革命
那種促成了由覓食向農耕轉變的進化競爭力量，很可能繼續作用於農耕者，讓他們不斷尋找新的方式，力求獲取更多能量，最終觸及農業體制內所達到的上限。農業因而繼續演變，呈現的方式是在數百世代的時間裡展開數百萬次文化競爭。一旦某個地區開始了培育，馴化的農作物要完全取代野生植物，或者嚇人的野生動物完全變異為可愛的農場家畜，通常需要兩千年左右。接下來，農夫還需要至少幾千年的時間來完成所有的精煉和改造，創造適宜的農業生活，諸如豆類與穀類輪種來補充土壤養分，加工穀類去除雜質，以及給牛或水牛上挽具來犁地拉車，等等。
圖5.5顯示了8個主要地區的模型。農耕在其中一個地區完全成型之後，農耕者一般大概需要4 000年來創建城市、政府和文字，向阿格拉裡亞過渡。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再過1 000年，這些早期階段演變為成熟的帝國（這裡簡單定義為領土遠大於100萬平方千米的國家），而它們從帝國發展成工業化國家還需要兩千年的時間。
各個地區的發展過程在細節上有所不同，但基本的敘事總是大致相同的。大多數農耕者都停留在阿格拉裡亞，因為每過一年，總有更多一些野生植物被栽培在耕田里，更多一些土地經歷了除草、鋤地、犁地、灌溉和施肥。食物供應量不斷增加，人類在面對大量食物時的反應跟其他所有動物沒有什麼區別，無非是把額外的熱量變成了更多的自己。不過人類確有其他動物不可能做出的舉動：他們重構了社群，創立了能夠維繫數百、數千，乃至百萬規模群體的中央集權。在整個幸運緯度帶，人們都走向了阿格拉裡亞，這倒未必是他們的主觀選擇，而是因為另一條道路都被鄰近的阿格拉裡亞社會碾壓殆盡了。
圖5.5 時間表
在世界上每一個角落，培育開始的時間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有望馴化的野生動植物的密度，而培育一旦開始，一直到公元1500年，各地都按照大致相同的時間表發生變化。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從培育到馴化一般需要大約2 000年；從馴化到城市和國家的興起（也就是成熟的阿格拉裡亞社會）又需要3 500~4 000年時間；再過1 000年才可以從城市和國家發展成帝國（這裡的簡單定義是領土遠大於100萬平方千米的國家）；然後還要2 500年才能從帝國發展成為工業化國家。各條發展線之所以在圖底趨於聚合，是因為公元1500年後，西歐人在征服新世界的過程中輸出了帝國制度，在公元1800年後，西歐人又輸出了化石燃料。請注意，縱坐標代表了距今的年數，而不是公元前的具體年份，區域之間的連線僅作視覺輔助之用，而不一定暗示各類做法在區域間傳播擴散。
關於早期阿格拉裡亞最驚人的發現之一，乃是就我們擁有證據的幾乎所有地區而言，將其黏合在一起的居然是宗教。自新仙女木期以降，最壯觀的建築物似乎總有宗教含義，世俗和宗教權威的標誌經常相伴相隨。如公元前9500年前後在土耳其哥貝克力山丘[5]建造的宏偉神殿，公元前3500年前後在中國東北牛河梁建造的「女神廟」，以及公元前1000年左右墨西哥奧爾梅克文明[6]的巨石頭像等；在埃及、美索不達米亞、中美洲和東南亞的金字塔形建築；乃至在宗教、經濟、軍事和政治力量看來總是相互協調的蘇美爾、中國商朝和瑪雅城邦的早期文字中，這樣的情況屢見不鮮。我們大概可以假設，隨著人們從覓食走向農耕，他們想方設法解決如何利用更加複雜的勞動分工來建設規模更大、整合度更高的社會這種集體行動的問題，但在幾乎所有地方，最有效的方案看來都是神聖王者的觀念。
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解決方案也發生了變化。我們似乎再一次看到了更高效的社會增加能量獲取的過程，其擴大了人口規模，那又反過來迫使人們重新組織社會，從而在與經歷著同一歷程的鄰居們的競爭中始終保持優勢。在公元前3000~前1000年，政治單位的規模躍升了一個量級（圖5.6），到這一時期結束時，我們可以看到在整個歐亞大陸的幸運緯度帶都發生了兩個巨大的變化。
圖5.6
公元前3000年~公元117年歐亞大陸各主要政治單位的規模（數據引自塔格佩拉，1978、1979，數據經小幅調整）。
第一個變化是組織上的。我們一而再地看到，不斷成長的社會之間的競爭推動著權力來源從宗教權力向官僚政治和軍事轉變（始於西南亞的亞述人，南亞的難陀王朝[7]和孔雀王朝，以及東亞的秦朝和漢朝）。在這些帝國的間隙，活躍著一些規模較小也更貿易化的城邦（東地中海地區的希臘和腓尼基，恆河河谷的弗栗恃[8]氏族國，中國中原的春秋時期城邦），它們往往（正如我們在第三章看到的那樣）無視阿格拉裡亞的某些基本規則也能繁榮發展。所有這些間隙的文化最終都被帝國吞併，但在存續期間，它們往往是創新和發明的溫床。具體來說，公元前第一個千年的第二個大變化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因於它們：也就是第三章中簡要談及的軸心思想的崛起。
在公元前第一個千年人口日漸擁擠、競爭愈演愈烈的那片山河，人們竭力尋找通向成功的新道路。我們首先看到亞述的提格拉特帕拉沙爾三世[9]（公元前744~前727年在位）嘗試官僚政治的中央集權國家，文字記載足以讓我們瞭解其他統治者是如何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反對亞述採納並逐漸適應那種制度的。統治者、士兵和官僚們對該模式修修補補，直到公元前3世紀羅馬取得了巨大成功。在東亞，中國大陸上的楚國、齊國和秦國在公元前6世紀分別走上了相同的道路，最終秦國取得了統一中國的勝利。同樣在公元前3世紀，印度在同一時期也經歷了同一過程，直到孔雀王朝——另一個公元前3世紀的王朝——取得了最後的勝利。《摩訶婆羅多》稱之為「魚類法則」：在乾旱季節，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
我在《文明的度量》一書中論及，在公元前最後一個千年，歐亞大陸上創造出來的全新的高端官僚制度國家建立了一系列制度和法律框架，使人們得以將能量的使用推到前化石燃料社會的最高水平。根據我的計算，能量獲取的峰值出現在兩千年前的羅馬，略高於30 000千卡/人/天，隨後回落。距今1 000年前，中國的宋朝再度達到了同樣的水平，隨後又回落；大約300年前，中國清朝、西歐，可能也包括印度的莫臥兒王朝，三度達到這一水平。
這一水平恰是農業社會所能達到的絕對極限（圖5.7）。羅馬、宋朝、清朝、莫臥兒王朝，以及早期現代歐洲國家所處的境地與數千年前幸運緯度帶的富裕覓食者有很多共同之處，後者的發展也達到了絕對極限。這些社會裡的人們殫精竭慮地重組有機經濟體，提高效率，但唯一能夠突破這一絕對極限的方法便是革新能量獲取的方式——對於覓食者而言，是添上農業，而對於農耕者來說，則是添上化石燃料。
圖5.7
公元前1300~公元1700年東西方人均每天能量獲取以及限制農業發展的絕對極限（數據引自莫裡斯，2013）。
有些學者完全接受了對史前社會變化的進化論解釋，但他們往往迴避應用相同的原則來探索較近代時期發展的終極原因，畢竟近代歷史的資料詳盡，我們對那些真實歷史人物的名字耳熟能詳。但在我看來，工業革命以及化石燃料價值觀之所以能夠取代農業價值觀，與農業革命以及農業價值觀能夠取代覓食價值觀，二者的原因大致相同。在這兩例中，傳統的行事方式面臨的壓力越來越大，人們都在試圖尋找新的方式。他們時常苦於找不到出路。成千上萬的覓食社會未能馴化動植物；只有區區幾個做到了。同樣，當羅馬、宋朝、莫臥兒王朝、清朝以及早期現代歐洲國家等農業社會達到其絕對極限時，大多數將能量獲取推高到30 000千卡/人/天的社會都未能突破。
和農業社會一樣，化石燃料社會是特定時間（公元1800年前後）在特定的地點（西北歐）實現的一次突破中脫穎而出。但為何始於彼時彼地，則一直是歷史學家爭論得最激烈的問題之一。1700年前後，西北歐的技術並未明顯優於亞洲，而且，雖然當時歐洲的科學和數學領先，但亞洲人如果想佔用那些科學進步的成果，很多都是現成的。比如中國的康熙皇帝（1661~1722在位）就曾經跟隨耶穌會修道士數學家學習，甚至學會了如何演奏大鍵琴。某些學者認為歐洲的制度起到了決定性作用，另一些人關注宗教、更廣義的文化、氣候或資源，還有些人認為，我們與其探究是什麼推動了歐洲進入化石燃料時代，不如考察一下是什麼阻礙世界其他地區的發展——尤其是中國。
在此前出版的《西方將主宰多久》一書中，我曾論證了化石燃料社會之所以始於彼時彼地，其原因與覓食和農業社會始於各自特定的時間和地點的原因相同：地理條件。從古代直到公元1400年，西北歐一直都在嚴酷的地理劣勢中苦苦掙扎。那裡距離真正的行動中心（地中海、中東及南亞和東亞）十分遙遠，又與世界其他地區隔著浩瀚的大西洋，這些都是阻礙貿易的屏障。
但在能夠橫越大洋的船艦發明之後，情況發生了變化。中國的船隻大概在公元1200年就具備了這種能力，不過面對茫茫無際的太平洋，商業船艦要想進行貿易往來，還要數個世紀的發展。然而到1400年，西歐人已經開發了自己的遠洋航行船隻，把狹窄得多的大西洋從障礙變成了高速公路。到1500年，歐洲人已經利用這條高速公路繞過非洲的底部，進入了印度洋，並且因為西歐距離美洲的距離比東亞近得多，因而1492年後，是歐洲人而不是亞洲人發現、劫掠了美洲，把那裡變成了他們的殖民地，把新世界納入以歐洲而不是亞洲為中心的經濟體。17世紀，北大西洋變成了一種「金髮姑娘海」[10]，既不太大也不太小——大到足以讓截然不同的社會和生態沿著它的非洲、歐洲和美洲沿岸蓬勃發展，小到足以讓歐洲的船艦在其間奔忙，在每個地區賺取利潤。歷史學家稱之為「三角貿易」網絡，到1700年，大西洋經濟已經成為史上最強大的創造財富的機器。
17世紀期間，西北歐利用大西洋周邊的所有能源，把能量獲取推高了10%，並且，就像雅典和威尼斯等海洋城邦在多個世紀之前控制了地中海沿岸一樣，能量紅利至少放寬了阿格拉裡亞的某些限制。我在第三章討論過1600年之後湧現的真正的「平等」運動，在第四章也提到18世紀政治革命。但公元1700年之後的西北歐與早期的城邦有一個巨大的差別：只有18世紀的歐洲學會了開採化石燃料。
14世紀40年代後，黑死病導致1/3~1/2的人死亡，把土地—勞動力的比率變得對工人有利，整個歐洲普通人的收入都急劇上升，但在1500年，人口的增長又促使工資回落（圖5.8）。就像我們在第三章中看到的，到18世紀，南歐和西歐的農民常常赤貧如洗。但在西北歐，大西洋經濟的成長速度高於人口的增長速度，這不僅讓工資保持穩定，實際上在英格蘭和荷蘭還推高了工資。
圖5.8
公元1350~1800年幾個歐洲城市和北京的平均真實收入趨勢圖（數據源自帕穆克，2007；艾倫及其他人等，2011）。
17和18世紀，全球市場的成長給所有的歐亞企業家帶來了動力，刺激他們用廉價的機器動力來補充昂貴的人力勞動，從英格蘭的蘭開夏郡到中國的長江三角洲，後來啟動了化石燃料革命的那些基本技術已為世界各地的人們所熟知。不過西北歐（那裡的工資非常高）的人們利用機器進行試驗的動機比任何其他地方的人都更強烈，其中動機最強的是英格蘭人。1750年，英格蘭的工資水平之高，使得那裡的商品價格開始高於某些大陸市場。英格蘭成為第一個突破口就毫不奇怪了。不管在英格蘭中部長大的人是否願意承認，英國工業革命的先驅企業家們——博爾頓、瓦特、特裡維西克[11]、史蒂芬生等人——並不比同時代的中國、印度，或中東人更聰明、更勇敢、更有想像力。只是因為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形勢對英國越來越有利。
將近12 000年前，西南亞的人發明了農業，幾千年後，東亞人獨立地再次發明了農業，又過了幾千年，中南美洲的人第三次發明了農業，在那以後的1 000年裡，農業又經歷了多次改造。而當西北歐的人發明了化石燃料工業後，別處的人就無法獨立發明這種工業了，因為化石燃料使得西北歐的人及其北美殖民者可以在極短時間內將勢力拓展到全球。當時很多社會仍然生活在阿格拉裡亞時代，他們對化石燃料社會的抵抗顯得不堪一擊。1850年，英國成為雄踞世界的巨人。
發生在公元1800年前後的化石燃料突破並非歷史的必然，它也不是非發生在西北歐不可，就像農業在公元前9600年後實現突破並非必然，或是非要發生在西南亞不可。但不斷上演的文化演變試驗的確預示了兩次能量獲取方式的突破最終很有可能發生，而地理位置又意味著這些突破最有可能發生的地方恰恰就是其實際發生之處。同樣，一旦發現了耕農和化石燃料，儘管人們並非一定會轉而秉持最適於阿格拉裡亞和因達斯特裡亞的價值觀，但那始終是最有可能發生的結果——絕非必然，但或然率極高。
三個問題的答案
在本章開頭我談到，我希望回答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是什麼原因導致了從覓食到農耕，再到化石燃料的轉變，從而產生了我在第二章到第四章裡討論的價值觀體系的大革命，我的答案是文化演變。第二個問題是，這些變化是否都是必然的，儘管我的答案是否定的，但我也指出，其發生無限接近於歷史的必然。我的最後一個問題是，前兩個答案對於未來一個世紀左右的人類價值觀意味著什麼。
如果我在20世紀70年代，也就是我的少年時代，思考這些問題，課本或許會指給我答案。所有的英國史課本都在1870年前後戛然而止。當時我（或者任何其他人）絲毫不覺得這有什麼奇怪，但回想起來，1870年——我的高祖父那一代人正忙於像巨人一樣雄踞世界之時——的確很適合為英國史畫上一個圓滿的句號。但現代英國的大問題是歷史並沒有停留在1870年。在18和19世紀把英國推至全球霸主的同一股力量至今仍在起作用——提高能量獲取、競爭、開放市場，還有最重要的，一下子縮短了世界的距離。
17和18世紀的遠洋輪船使得英國成為大西洋經濟體的中心，而將北美、西非和歐陸吸收為它的周邊。在接下來的19世紀，蒸汽輪船、火車和電報把世界進一步變小了，英國此前在北美的殖民地發生了他們自己的工業革命。1903年，美國的GDP超過了英國；1913年，其人均工業產值也超過了英國。到20世紀中葉，舊時的大西洋經濟已經成長為真正的全球經濟，美國則以其豐富的資源、巨大的國內市場和直通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地理位置而成為這個全球經濟的核心。
我雖沒有在20世紀70年代的美國中學裡學習過歷史，但有過這種經歷的朋友跟我保證說，他們的課本的確停留在1970年前後。在那個時間點收尾也很不錯，因為美國當時也正在稱霸世界，但美國當時的大問題是——現在也是如此——歷史並沒有顯示出任何停止的跡象，就像它沒有在1870年前後停止一樣。比起此前的蒸汽輪船、火車和電報之於大西洋，集裝箱運貨船、噴氣式飛機，乃至互聯網更是把太平洋縮小成一個「內海」，東亞各國從美國核心的周邊國家成長為核心國家，同時也發生了自己的工業革命。很多分析師如今預測，中國的GDP將在21世紀第一個10年末第二個10年初超過美國（儘管它的人均GDP要趕超先進還需要數十年時間）。
這對於人類價值觀意味著什麼？一個流行的理論（至少在西方知識界很流行）是，經濟發展必然會導致人們採納曾在19和20世紀橫掃歐美的自由和民主的觀念。新聞記者詹姆斯·曼[12]稱之為「平穩情境」：東方越富有，其價值觀就越接近西方的價值觀。自1945年以來，這顯然是發生在日本、韓國、中國台灣、中國香港和新加坡等地的真實現象。
然而，很多觀察者（包括曼在內）對此持懷疑態度。一些批評家認為，亞洲四小龍的西方化與其說是工業化本身的邏輯結果，毋寧說與這些經濟體都是美國主導的聯盟成員有關。歷史似乎表明，如果世界上有某個區域獲得了軍事和經濟的硬實力，通常它也會擁有文化上的軟實力，這或許意味著我們現在所說的「西方化」實際上會隨著美國軍事和金融運勢而起伏。畢竟，整個20世紀美國的實力與日俱增，鮮有美國人擔心美國會被歐洲化，倒是有很多歐洲人抱怨他們的祖國變得美國化了。隨著21世紀徐徐展開，或許我們會聽到越來越多的美國人抱怨他們被中國化。
另外，還有一些人指出，我們在21世紀看到的或許不是從西方稱霸全球轉變為東方主導世界，而是一個沒有單一核心的網絡。「在這個越來越多元化的世界，不斷成長的經濟互通性正在建立優化治理的新規範，」政治經濟學家希爾頓·魯特[13]說，「而不是像人們預期的那樣，匯聚於一套共同的價值觀。」這樣的世界會發展出一千種價值觀體系，或者會出現一套混合價值觀。中國哲學家蔣慶[14]認為，結合三院制議會的儒家思想新解讀或許是一種普適的完美體制，而韓國思想家金榮沃（Young-oak Kim）和金楨圭（Jung-kyu Kim）則認為，無論在中國還是西方，對儒家思想的重新闡釋可以復興早已空洞的道德體系。
不過我在本書第二章到第四章的論證隱含的一個觀點就是，這一辯論的參與者們通常稱其為「西方式」的自由的、個人主義的價值觀，似乎更應被稱為「化石燃料式」價值觀。這些價值觀最初興起於北大西洋沿岸，因為那裡是工業革命肇始之地，但撮要刪繁地將其精簡為特定的「歐美式」價值觀可沒什麼道理，就像我們不能將農業價值觀精簡為「西南亞式」價值觀，或將覓食價值觀精簡為「非洲式」價值觀。因為工業革命的廣泛傳播，自由主義和民主才遍及全球；並且由於自由的、個人主義的價值觀最適於因達斯特裡亞，世界各地的人們才會在不同程度上接納了它們。日本之所以未能充分實現政治制度的自由化，與其20世紀90年代發生的經濟停滯有很大關係；廣大東亞社會之所以未能實現金融制度的自由化，也與其在1997~1998年的大危機有很大關係；印度社會更加自由，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裡，這很可能會成為它的一個巨大優勢。
日本和中國崛起為經濟大國是過去50年來最重要的發展之一，印度、巴西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部分地區的興起可能將是未來50年的一個重頭戲。但在18世紀末始於西北歐的化石燃料革命這個宏大故事中，上述這些變化只不過是最近的幾個章節而已。現代人類覓食者用了大約6萬年才從非洲擴散到全世界每一個角落，產生了狩獵—採集者社會及其價值觀。農夫用了不到一萬年的時間，從最初位於西南亞的農業核心（以及後來獨立發明農業的各個中心）傳播到每一個角落，產生了阿格拉裡亞及其價值觀。工業社會很可能只需不到300年便可做到這一點，並在整個世界產生化石燃料社會及其價值觀。1982年，當我遇見喬治先生的時候，希臘鄉下的農業價值觀已然江河日下；到2082年，農業價值觀很可能會在地球上絕跡。
然而到那時候，地球上可能會興起一場全新的能量獲取革命。圖5.9是我首先發表在《西方將主宰多久》中的一幅圖。在那本書中，我為東方和西方計算了自冰河期結束以來一般社會發展的分數，這張圖顯示了如果我們非常保守地假設在21世紀，每一個地區社會發展提升的速度與20世紀持平的話，情況將會如何。圖中顯示出東方逐漸跟上了西方的發展，並將在2103年超過西方。
就算是我自吹自擂吧，但這的確是一張很好的圖解。其他優點暫且不提，這張圖起碼滿足了優秀的預測必須具備的兩個基本要求：首先，它非常精確，所以很容易判斷我是否正確；其次，真等到有人能夠判斷時，我早就死了。當然，我的預測絕對有可能大錯特錯；任何人做出的任何預測都有可能是錯誤的，沒有道理認為我是個例外。但還有可能既不錯也不對，因為這張圖最有意思的地方不是這兩條線在橫軸的什麼位置交叉，而是它們在縱軸的哪一個點上遭遇彼此。就算在我極其保守的假設條件下，即20世紀的增長率會在整個21世紀一直延續下去，到2103年，東方和西方的發展分數也會雙雙超過5 000點。
圖5.9 未來的情況
對21世紀不斷攀升的社會發展的保守預測（引自莫裡斯，2010）。
從拉斯科（Lascaux）洞窟壁畫[15]到閣下閱讀此書，社會發展在我的刻度尺上需要從4點左右上升到大約900點，但從2015~2103年，分數會再提高4 000點——相當於從冰河期以來上升分數的4倍以上，簡直難以置信。
這意味著能量獲取從23萬千卡/人/天躍升到超過100萬，城市人口達到1.4億（想像一下，把東京、墨西哥城、孟買、紐約、聖保羅、德裡、上海和半個加爾各答合為一體），武器的發展使得現在的氫彈看起來像火繩槍，還有，很可能會有一場革命，改變了作為人類的意義所在。這張圖表暗示著在接下來的100年，人性會發生更多的改變，人類價值觀的變化將會超過此前10萬年來的變化。
如果這聽來誇張，那麼請記住，近100年來我們身體發生的變化可算是已經超過了之前10萬年的變化。從全球範圍來看，當前的人類身高比此前任何時期普遍高4英吋[16]，壽命要長30年，體重高出50%。在羅馬人或中國宋朝人看來，我們的世界多半像個魔法王國。各式各樣的人通常都會利用科技來強身健體。地球上幾乎每一個人都可以搞得到眼鏡——這更不可思議了，而且在富國，激光外科手術讓我們的視力變得完美，遺傳外科手術則會讓我們按照自己的意願繁殖後代。300萬人帶著心臟起搏器四處走動，在2012年奧運會上，一位無腿男子參加了賽跑。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裡，我們可以預期科技能夠治好某些類型的失明，富國的出生時預期壽命將達到100歲，有實用價值的心靈感應將成為現實。科技發展源源不斷地向生物學回饋其成果。
這個過程會把人類帶向何方，速度有多快，誰也說不準。某些科技未來主義者預期，未來的這個世紀經歷的進化躍進，在意義上和6億年前從單細胞轉變為多細胞生物不相上下，其中最有名的是谷歌公司的工程總監雷·庫茲維爾（Ray Kurzweil）。他預計21世紀中葉不僅會出現能生成神經元級別人腦掃瞄圖的強大掃瞄技術，還會出現性能強悍的超級計算機，足以讓生物工程師把全球80億~90億人的掃瞄圖全部上傳並實時運行。庫茲維爾認為這事實上相當於把全體人類合併為一個單一的超級生物體。
庫茲維爾預計，最快到2045年，此類科技就會成為現實，但還有人比他更加樂觀。主持人類大腦計劃[17]的神經科學家亨利·馬克拉姆[18]預測，在歐盟12億歐元撥款的協助下，2020年前後，他就可以將人類與他們發明的機器合為一體。另一方面，很多批評家對此仍持懷疑態度。在2012年瑞士科學院的一次會議上，一位不知其名的神經科學家在被問及馬克拉姆的豪言時，直言不諱地告訴《自然》雜誌：「那是胡扯。」
最保險的做法可能就是兩面下注了。神經科學家米格爾·尼科萊利[19]曾在2012年使用互聯網把巴西的一隻大鼠的腦子和美國北卡羅來納州一隻大鼠的腦子連接起來，讓南美這只齧齒類動物移動北美大鼠的爪子，他認為庫茲維爾的預言「不過是嘴上說說而已」。尼科萊利認為，掃瞄大腦並把它們在計算機平台上合併是不可能的。然而，他補充道，在大腦中嵌入微型計算機和互聯網連接倒屬可行，如此殊途同歸，我們至少會取得庫茲維爾預期的某些成果（分享思想、記憶和個性）。「我們還需要很長時間的努力才能掌握正確的讀心術，」2012年，揚·施努普（Jan Schnupp，在牛津大學擔任神經科學講座教授）對一家英國報紙如是說，不過「這只是時間問題，而非有無可能的問題……可以想像它在接下來的10年內就會變成現實了」。
彷彿是為了證實此言，2014年1月，科學家們宣佈日本神戶的富士「京」
超級計算機成功模擬了人類大腦的活動，儘管試驗僅限於大腦整個神經網絡的1%的建模，並需要40分鐘來計算人腦在1秒鐘處理的問題。正如施努普所說，還需要很長時間的努力，然而，該項目的一位研究人員指出：「如果像『京』超級計算機這樣千萬億次級別的計算機如今能夠描繪人腦網絡的1%的話，那麼我們就知道，應用百億億次級別的計算機就能做到單個神經細胞及其神經鍵水平上的全腦模擬，而百億億次級別的計算機很有希望在下一個10年出現。」
有鑒於預言家們以往的糟糕記錄，所有這些預測結果可能都滑稽得不著邊際，但如果要說2112年的人類和2012年坐在房間裡聽我主講坦納講座的這些人明顯屬於同一種動物，這種預測可能就更不著邊際了。如果能量獲取繼續飆升到100萬千卡/人/天，那麼，2112年後的人類——及其價值觀——與我們的差別，將不會比我們與尼安德特人（及其價值觀）的差別小。
所有這一切都會應驗的……當然，也可能不會。
我在本章提出了自冰河期以來的大轉變——從覓食到農耕，再到化石燃料——發生的時間，是成功的社會達到其能量獲取階段所能實現的絕對極限，並實際參與了一場大自然的試驗之時。在從覓食者轉變為農夫時，這種情況發生了成千上萬次，而在農耕者發現化石燃料時，則至少發生了5次（羅馬、宋朝、莫臥兒王朝、清朝、早期現代歐洲）。人們未能革新其能量獲取方式而陷入馬爾薩斯式崩潰的實例自是屢見不鮮。
顯而易見的問題是，化石燃料是否和覓食及農耕一樣，存在一個固有的絕對極限。近年來，這個問題引發了很大的政治爭議，但答案似乎是肯定的。自1750年以來，人類燃燒化石燃料，將1 000億噸的碳排放到大氣中，其中足有1/4是在2000~2010年排放的。2013年5月10日，大氣中的碳含量一度達到百萬分之四百的峰值，這是80萬年來的最高水平。1910~1980年的平均氣溫上升了1.5℉[20]；史上最熱的10年全都是在1998年之後；2014年更是氣溫最高的一年。如今人們仍在爭論如果全球70億人繼續燃燒化石燃料並排放廢物，會有什麼後果（一條有關氣候的罕見好消息聲稱，2002~2012年，全球平均氣溫實際上停止升高了），但壓倒性多數的氣候科學家認為，其結果不啻一場災難。
過去的每一次大崩潰（我們的史料可以回溯到4 000年之前，即公元前2200年左右阿卡德帝國和埃及古王國時期的崩潰）都有同樣的5種力量牽扯其間：遷徙失控、國家失效、食物短缺、流行疾病，以及——儘管總是糅雜在其他因素之中，且作用大小無法預測——氣候變化。就算是匆匆瀏覽一下新聞週刊都能看到，將我們送往世界末日的這5位騎師似乎個個蠢蠢欲動，準備在21世紀再次出場。對身處其間的人來說，過去的崩潰一般都恐怖至極，造成了數以百萬的非正常死亡，生活標準下降，人類進入漫長的黑暗時代。羅馬在公元後頭幾個世紀達到其能量獲取的巔峰，此後過了1 000年，中國宋朝才再次與之平齊，又過了6個世紀，清朝、莫臥兒王朝和歐洲才三度達到相同的水平。
這是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但21世紀的任何崩潰都會比這可怕得多。一方面，過去兩萬年來社會規模的擴大在很大程度上削減了自然界所進行試驗的數目，這意味著我們如今基本上只有一個全球範圍的試驗，也只有一次成功的機會；再者，我們現在的失敗方式是前所未有的。最顯而易見的是我們擁有核武器，而羅馬人可沒有。好消息是，如今全世界的核彈頭數目只相當於1986年的1/20，但壞消息是，擴散的威脅已然失控，擴散以最快的速度沿著情報分析專家所稱的「不穩定弧形地帶」從中非直穿東亞。這一弧形地帶聚集著世界上最貧困、治理最糟糕的國家，並可能比其他地區更容易受到氣候變化的嚴重影響。我們如今尚不能樂觀地預測，這個地區沒有一個國家的政府認為核戰爭是其最不壞的選擇，何況只要強權國家還嚴重依賴這一地區的能量，我們就不能盲目樂觀，說它們可以在——比方說——以色列和伊朗，印度和巴基斯坦，或者朝鮮及其打擊範圍內的任何國家之間的核衝突中置身事外。
當然，沒有人知道這些可能性將會如何發展。但目前來看，我只需強調一點，即無論我們是飛騰至5 000點，還是崩潰於核冬天，21世紀的種種跡象都表明，能量獲取和社會組織即將發生的改變，足以令現代人類進化成功以來的一切往事相形見絀。如果這的確是21世紀的現實，那麼近兩萬年來的經驗表明，人類價值觀將發生同樣天翻地覆的進化。一切自由化進程或許會進一步加速；或許還會走向反面。但無論發生什麼，在2103年遠未來臨之前，我們不妨在表4–1中再加一列，即後化石燃料者的價值觀。
愛因斯坦曾經開玩笑說：「我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戰會怎麼打，但我可以告訴你他們在第四次大戰中會用什麼——石頭。」科幻小說圈子裡的人非常熱衷的一個可能性是，戰爭讓人類退回到覓食階段，重拾那個時代的價值觀。或者，如果技術未來主義者的說法更接近事實的話，所有的可能性都會出現。在極端情況下，思想觀念的統一與能量獲取方式的轉變或許能讓因達斯特裡亞更加完美，產生一個真正沒有內部障礙的世界，等級和暴力全都失去了意義。而在另一種極端情況下，人類不均衡的技術進步會產生這樣一個世界，某些後人類勝過未能進步的智人，其程度甚至比我們的祖先勝過尼安德特人還要徹底。然後，現有版本的人類就會步早期原始人的後塵而在地球上滅絕，在那種情況下，我們對於未來人類價值觀的討論也就無關緊要了。
我在本書第一章裡提到，我會把這個問題留給專家，讓他們在第六章到第九章暢所欲言，討論我為了解釋自己1982年在阿西羅斯所經歷的文化衝擊並從中得到的啟示，進行這種包羅萬象、大筆揮灑的論證，是否有助於思考人類的價值觀問題，不過在這裡，我還需要再作一些簡要的總結。因為我們和其他動物一樣，所有的人類共享一套演化而成的核心價值觀；公正、公平、愛、忠誠、自尊、體面，以及每個人都很珍視的一整套其他原則。但由於我們又和其他動物不同，近兩萬年來，我們還經歷了文化上的演化，並在這個過程中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解讀了這些生物進化的適應版本。我在本書中論證了能量獲取的提高——其本身就是對於不斷變化的環境和不斷累積的知識的幾乎必然的文化適應——施加了有利於不同種類的社會組織的選擇壓力。因此，隨著人們從覓食轉向農耕，他們發現阿格拉裡亞是個比小型游群更好的生存機器[21]，而隨著人們從農耕轉向使用化石燃料，他們又發現因達斯特裡亞是個比阿格拉裡亞更好的生存機器。正像能量獲取的上升對社會組織的演化施加了選擇壓力一樣，社會組織的演化也對發生生物演化的人類核心價值觀施加了選擇壓力。對於卡拉哈里沙漠的昆申人覓食者尼薩和希臘鄉下的喬治先生，以及身處化石燃料加州的我來說，是非善惡的標準實有天壤之別。
這種經驗層面的觀察結果不一定意味著天下就沒有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類價值觀，無論是從各種價值觀必然會走向的終極目標，從實用性，或是定言令式[22]，或是差別原則[23]，似乎都可以整理出這樣一套普適價值觀。但在我看來，我通過論證嘗試為「這些」道德準則找到某種經院哲學意義上的、「針尖上的天使」[24]的特質。認為人類價值觀純粹是生物進化的結果，無異於一種唯自然論；如果我們真的想要純粹的自然，大概現在還都是文盲，大多數人還會在30歲就死去，在21世紀的今天，這可不是什麼好的生活基礎。現實情況是，價值觀無法從持有它們的人類所在的物質世界中分離出來。縱觀歷史，從覓食游群裡的老傢伙們到柏拉圖和孟子，再到康德和羅爾斯[25]，道德哲學家的真正貢獻，就是討論哪種價值觀（或是他們希望發揮作用的哪種價值觀）最適宜其自身所處的能量獲取階段，而對於適合其他階段的價值觀沒什麼興趣，或者根本就沒有意識。
當然，那也是個粗枝大葉的批評，拒絕賦予一個完整學科其應具備的普適性。但請允許我在論證的結尾加一個註腳，希望能有所平衡。就算我是對的，就算在近四分之一個世紀，道德的哲學化只不過羅列出何為因達斯特裡亞模範公民的相互衝突的觀點，並試圖以此來闡釋我們這個時代所需的思想觀念，除此沒有什麼成就可言，那也比大多數經院學科的成就要大得多。
[1] 尤瓦爾·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1976— ），以色列歷史學家，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歷史學教授。著有《人類簡史：從動物到上帝》（Sapiens: A 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2014），該書簡體中文版已由中信出版社於2014年11月出版。
[2] 5℉約等於2.78℃（攝氏度）。
[3] 布賴恩·費根（Brian Fagan，1936— ），英國人類學家，美國加州大學聖芭芭拉分校人類學榮休教授，著有多部深受歡迎的考古學著作。
[4] 大芻草（teosinte），禾本科植物，玉蜀黍屬的幾個野生物種的統稱，原產於中美洲。
[5] 哥貝克力山丘（Gobekli Tepe），又稱哥貝克力石陣，位於土耳其東部烏爾法市郊近十千米處。1994年由一位庫爾德牧羊人發現。經鑒定證實，有關遺跡至少有12 000年歷史，比金字塔還要早8 000年，是人類至今在地球上發現的最早的文明遺跡之一。
[6] 奧爾梅克文明（Olmec），已知最古老的美洲文明之一。它存在和繁盛於公元前1200~前400年的中美洲（現在的墨西哥中南部）。奧爾梅克人創造了大量的建築和雕塑作品，最著名的藝術作品莫過於高達10英尺的「奧爾梅克巨石頭像」。
[7] 難陀王朝（Nanda），古印度摩揭陀王國的一個王朝。始於公元前424年，終於前321年，其創建者為摩訶帕德摩·難陀（意譯為大紅蓮難陀）。
[8] 弗栗恃（Vrijji），印度古國，公元前6世紀的印度列國時代十六大國之一。位於恆河北部，領土延伸到今尼泊爾東部。首都為毘捨離（Vaishali）。
[9] 提格拉特帕拉沙爾三世（Tiglath-Pileser III，?——前727），亞述國王（公元前744~前727年在位），巴比倫國王（公元前729~前727年在位）。提格拉特帕拉沙爾三世是亞述新王國時期最重要的君主之一，更被認為是新亞述帝國的創建者。經過他的努力，亞述國家再次從衰弱走向強盛。
[10] 「金髮姑娘海」（Goldilocks Ocean），典故出自19世紀英國童話《金髮姑娘和三隻小熊的故事》，故事中迷路了的金髮姑娘未經允許就進入了熊的房子，她嘗了三隻碗裡的粥，試了三把椅子，又在三張床上躺了躺，最後決定小碗裡的粥最可口，小椅子坐著最舒服，小床上躺著最愜意，因為那是最適合她的，不大不小剛剛好。
[11] 理查德·特裡維西克（Richard Trevithick，1771—1833），英國發明家、礦業工程師。他在1804年發明了世界上首輛可以實際運作的蒸汽機車。
[12] 詹姆斯·曼（James Mann，1946— ），美國記者和作家，任《華盛頓郵報》和《費城詢問報》，1984~1987年曾任《洛杉磯時報》駐北京辦事處主任。
[13] 希爾頓·魯特（Hilton Root，1951— ），美國喬治·梅森大學教授，國際政治經濟與發展的學術和政策專家。
[14] 蔣慶（1953— ），中國當代儒家學者，以其對新儒家的評論而聞名，著有《公羊學引論》（1995），闡揚《春秋》經傳中的內聖外王之道。
[15] 拉斯科（Lascaux）洞窟壁畫，位於法國多爾多涅省蒙特涅克村的韋澤爾峽谷，是著名的石器時代洞穴壁畫。1979年，拉斯科洞窟同韋澤爾峽谷內的許多洞穴壁畫一起被選為世界遺產。
[16] 4英吋約等於10厘米。
[17] 人類大腦計劃，主要由歐盟撥款的10年期大型科研項目，始建於2013年，旨在通過為期10年的研究，提供協作的信息學基礎設施，以及齧齒類動物和人類全腦模型的初稿。
[18] 亨利·馬克拉姆（Henry Markram，1962—），洛桑聯邦理工學院藍腦計劃和人類大腦計劃的總監。藍腦計劃使用藍色基因超級電腦運行神經元模擬軟件，旨在最終揭示意識的本質。
[19] 米格爾·尼科萊利（Miguel Nicolelis，1961— ），巴西物理學家，以其施加於猴子的讀心術而聞名。在美國杜克大學，他和同事們在猴腦中植入了電極陣列，監測猴子的動機意圖來控制機械手臂的抓夠動作。這套系統一般被稱為「腦機接口」。
[20] 1.5℉約等於0.83℃。
[21] 生存機器，是理查德·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中使用的術語。道金斯在書中提出了「複製者」的概念，在「原湯」（primordial soup）中，能夠複製自身的分子將獲得生存優勢，從而開始進化，而生物體內的複製者就是基因。基因製造出「生存機器」以達到傳播自己的目的。「生存機器」就是生物體。
[22] 定言令式，是德意志哲學家康德在其《道德形而上學的基礎》一書中所提出的哲學概念。儘管自然界中的一切事物都遵循某種規律，但只有理性生物（人）才具有按照規律的理念而行動的能力（自由意志）。就客觀原則對意志的約束規範而言，其命令儘管是強制的，但同時也是理性的。這種理性命令的程式，就叫作「令式」。令式有兩種。如果某種行為無關於任何目的，而出自純粹客觀的必然性，那麼這種令式才是定言令式。如果行為是實現目的的手段，則被康德稱為「假言令式」。
[23] 差別原則，美國哲學家約翰·羅爾斯在其《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1971）中提出的概念。差別原則限制著不平等現象：它只允許不平等以有利於窮人的方式運作。這一點經常被誤讀為「下滲經濟學」；羅爾斯的觀點更準確的表達是財富「瀰漫」的體系。羅爾斯通過保證社會中窮人的公平交易來補償自然發生的不平等（如與生俱來的天賦，以及運動能力等）。
[24] 「針尖上的天使」，源於中世紀對天使的性質的爭論：它們的形狀以及是否存在物質形態等。大學的學生和教授會使用這些作為辯論的訓練。其中最有名的一個論題便是一個針尖上能有多少個天使在上面跳舞？答案是一個（如果天使是物質實體）或者無數個（天使沒有物質實體）。這句話常被用作例子來證明中世紀神學的無用和迂腐。
[25] 約翰·羅爾斯（1921—2002），美國政治哲學家、倫理學家。曾在哈佛大學擔任哲學教授，著有《正義論》、《政治自由主義》（Political Liberalism，1993）、《萬民法》（The Law of Peoples，1999）、《作為公平的正義：正義新論》（Justice as Fairness: A Restatement，2001）等名著，是20世紀英語世界最著名的政治哲學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