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石燃料群體是什麼人？
人類自古以來一直依靠太陽能。陽光普照大地，植物通過光合作用，把太陽能轉換為化學能；動物以植物為食，將化學能轉化為動能；人類再以植物和其他動物為食。但近兩百年來，人類利用化石固化的太陽能大大增加了能量獲取。從大約3億~3.6億年前的石炭紀以來，埋藏在地表之下的煤炭、天然氣和石油等形成了大量沉澱物，成為化石能源存在的主要形式。化石燃料的開發引起了一場能量繁榮，徹底改變了人類社會和人類的價值觀。
化石燃料社會是兩次創新的產物。第一次是發現煤炭可以燃燒，釋放熱量，某些西北歐的人早在兩千年前就已經發現了這一點。但只有到了大約公元1000年（在中國）和1600年（在英格蘭），人們才開始將煤炭作為一種能源與木材相提並論。第二次突破是通過燃燒木材把水燒開，隨後用蒸汽為活塞提供動力，熱量便可轉換成動能，最初是在公元前3世紀由埃及工程師發現的，但埃及人空有想法，無甚作為，只是為他們的神靈奉上了利用蒸汽動力自行開闔的廟門。
直到17世紀，化石燃料和蒸汽動力才以一種高效的方式結合在一起。西北歐的煤礦工人發現，他們可以燒自己挖的煤來給發動機提供動力，把水泵出礦井，這樣他們就能挖得更深，去尋找更多的煤炭。最早的蒸汽發動機燒掉的煤過多，因而只有在不斷供煤的礦井邊上使用才划算，但在1776年，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和馬修·博爾頓（Matthew Boulton）設法建造了一台加熱室與冷凝室分離的發動機，大大降低了煤炭消耗量。實業家們很快就發現了如何在各行各業利用蒸汽動力來補充人力和畜力。生產力突飛猛進，商品價格一瀉千里，但因為銷量大漲，利潤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高得多。在工業化程度最高的西方經濟體，人均能量獲取增長了7倍，從1800年前後的約38 000千卡/人/天，大增到20世紀70年代的230 000（圖4.1）。能量豐富的時代開始了。
人類當然還需要進食，這意味著馴化的動植物仍是不可或缺的能量來源，但化石燃料也迅速改變了農耕。19世紀末，火車和蒸汽輪船使得人類運輸食物更加方便低廉。20世紀，化肥、拖拉機用汽油，以及抽水灌溉農田所用的電能直接提高了產量。2000年，美國每英畝農田平均吸收的能量是1900年的80倍，產出是那時的4倍。
像覓食和農耕一樣，化石燃料的正式使用也在特定的時間（大約200年前）興起於特定的地點（西北歐）。但工業革命與前兩次能量獲取方式轉變的巨大差別在於，工業化使世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它在短期內大幅增加了可用能量，以至於最早實現突破的英國（我會在第五章討論原因）在19世紀能夠把其勢力部署到全球的各個角落。因此，英國工業革命甫一開始，其他人就沒有時間再獨立發明化石燃料工業。1914年，地球上的大多數人都是西方主導的化石燃料經濟的一部分，依賴於全球市場，而歐洲人及其海外殖民者利用其作為化石燃料早期採用者的優勢，控制了全球84%的大塊陸地和100%的海洋。工業革命是人類歷史最大的一次中斷——至少到目前為止如此。
圖4.1 能量爆炸
公元1~2000年東西方核心區域的人均能耗（引自莫裡斯，2013）。
信息充足的時代
能量獲取的爆發推動了信息技術更加突飛猛進的發展，正因為此，關於近兩百年的證據比先前所有時代加起來還要多得多。資料分佈很不均勻，富國及其人民留下的記錄遠非窮國可比，不過隨著20世紀徐徐落幕，問題越來越變成了如何篩選過濾海量數據，而不再是竭力尋找信息了。
從阿格拉利亞到因達斯特裡亞
化石燃料使用者一直在變革能量的獲取方式。在利用煤炭實現首次突破後，他們很快就發現了新的碳氫化合物（石油和天然氣）來源，發明了新的開採方式（如深海鑽井和水力壓裂法等），學會了新形式的能量輸送方法（尤其是電力）。他們還成立了新的商業、法律和金融機構來組織這場能量熱潮。這一切發生的速度讓當代人目不暇接。「一切固定的僵化的關係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素被尊崇的觀念和見解都消失了，一切新形成的關係等不到固定下來就陳舊了，」1848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變化剛剛開始時如是說，「一切等級的和固定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1]
和早期的幾次能量革命一樣，最明顯的結果是規模上的一次躍升，而化石燃料革命遠比覓食或農業能量變革要大得多，也快得多。起初，規模劇增集中於西北歐（圖4.2）。歐洲人口在19世紀翻了一番，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形象地稱其為「白色瘟疫」，不斷有嬰兒誕生在蒸汽輪船和火車上，隨著這些交通工具躍向其他大陸，像傳染病一般蔓延全球。1800~1900年，歐洲和北美（歐洲移民的主要目的地）的居民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從15.8%激增到23.6%。然而，特別是1945年後，隨著全世界越來越多的區域掀起了化石燃料革命，生產規模的增長蔓延到了全球。2000年，歐洲和北美在世界人口的比例縮減為區區13.7%。
圖4.2 第四章中提到的地點和社會群體
1800年，世界人口還不到10億，1900年即增長到16億，2000年為60億。如今，全球平均每平方千米的土地上居住著45人，也就是說世界上宜居部分的人口密度高達100人/平方千米。農業社會的典型人口密度30多人/平方千米，少數城邦（如古雅典）達到了100人/平方千米，而在化石燃料世界，一般整個國家的人口密度就超過了200人/平方千米。孟加拉的國土面積為15萬平方千米，平均人口密度超過了1 000人/平方千米，某些城市國家（特別是香港和新加坡）的人口密度超過了6 000人/平方千米。農業社會最大的城市有大約100萬人口，但截至1900年，倫敦人口激增到660萬，在我撰寫本書時（2014年底），東京擁有3 820萬居民（比公元前5000年的世界人口總數還多）。
18世紀末，化石燃料已經在試圖衝破農業社會的能量限制，西北歐的思想家們才最終闡釋了農業生活的根本原則，這是思想史上最大的諷刺之一。1798年，托馬斯·馬爾薩斯[2]認識到儘管人口可以呈指數級增長，大約每20年便可兩倍三倍地增加，但食物供應卻一般只能線性增長。這意味著儘管好運氣（農業創新、好天氣等）可以暫時提高生產能力，但從長期來看，需要填飽的肚子永遠比可吃的食物數量增長得快，這迫使大眾退回到貧困狀態。然而在1850年，人們清楚地看到，化石燃料可以改變這種狀況。蒸汽動力的交通工具方便了從產地運輸食物到人們的居住地，供應量大幅增加，以至於儘管需求隨著人口爆炸而上升，價格仍然下降了。到1900年，西方人口不僅在數量上比1800年翻了一番，（平均來看）他們個頭更高，營養更好，身體更健康，壽命也更長。1900年以來，將化石燃料（以前文提到的化肥、汽油動力的拖拉機和電動馬達等形式）直接施用於農田大大提高了產量，而且從1950年以來，化石燃料社會的全球化和綠色革命也將這些收益推廣到了全世界。2000年，人類的身高平均比1900年他們的曾祖父母高10厘米，壽命延長了30年，扣除物價因素後的收入高出了5倍。
就在馬爾薩斯解釋其人口數量與生產力關係的邏輯僅僅幾十年前，蘇格蘭哲學家亞當·斯密也以同樣的理性解釋了分配的邏輯。他認為，國家的財富並非來自劫掠或壟斷，而是來自市場的規模及其所推動的勞動分工。亞當·斯密推斷，勞動分工本身是「人性中某種傾向的必然結果……即互通有無、以物易物和互相交易的傾向」。為了追求利潤，人們專門從事自己特別擅長或代價低廉的工作，並用勞動成果換取他人尤其擅長或代價低廉的商品和服務。通過創造這類商品和服務的市場，他們既降低了成本，又提高了質量，皆大歡喜。「我們的一日三餐並非仰仗屠夫、釀酒師或麵包烘焙師的恩惠，」亞當·斯密評論說，「而是出於他們對自身利益的考慮。」
「通過全力引導產業，使其產量達到最大價值」，亞當·斯密解釋道，一個人「只是為自己賺取利潤，在種種情形下，他都是由一隻看不見的手引導著，不由自主地去達到並非出於本意希望達到的目的……在為自己謀福利的過程中，他往往能夠比出於本意更有效地促進整個社會的福利」。其含義很明顯：參與互通有無、以物易物和互相交易的人越多，大家就越幸福。
斯密時代的大問題是，農夫雖然比覓食者富裕，但勞動生產率水平仍然很低（根據我在第三章中提到的經濟學家安格斯·麥迪遜的計算，典型的農民每天的收入相當於1.50~2.20美元，而典型的覓食者只有1.10美元）。因為農民的購買力很弱，他們只能支撐得起小型、無組織的低效市場，而因為市場無法聚集足夠的規模來滿足農業社會所需要的一切，國家干預和強迫勞動經常是調動工人和商品的最有效方式。
化石燃料改變了市場的結構，形成了反饋回路，掃清了阻礙規模和整合的舊障礙。如果沒有市場來吸收商品，使用蒸汽動力來生產大量製成品就沒有什麼意義了。幸運的是，蒸汽動力在產生利潤的同時也解決了這個問題：產生的利潤可以支付更高的工資，工人們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來購買工廠生產的商品。這是一個良性循環：蒸汽動力的交通工具推動著交易商品的成本一路向下，讓更多的人買得起它們，而高工資也誘惑著越來越多的人去工廠工作而不是留在家裡務農，這促成了愈發複雜的勞動分工，製造出更多的商品。
化石燃料把馬爾薩斯和亞當·斯密的問題結合起來一併解決了。隨著人口爆炸（1780~1830年，英國人口大約翻了一番，增至1 400萬），18世紀末的很多農民都面臨著貧困和飢餓的威脅。19世紀的資料表明，進入受薪勞動力市場會是一個痛苦的經歷，工人必須服從嚴格的時間紀律，適應複雜的工廠環境，一切與他們在鄉下的所見所聞有著雲泥之別；然而仍有數以百萬的人選擇這樣做，因為另一個選項——飢餓更糟糕。
貧苦的農民都渴望到骯髒危險的工廠工作，以至於1780~1830年，英國工人的工資只提高了5%，而每個工人的產量提高了25%。工資的提高只在19世紀30年代有所加速，且即使在那時也只有城市工人才享受到這一福利。巨大的原動力來自生產力，隨著生產力水平的迅速攀升，僱主們發現和工人們分享部分利潤要比鎮壓罷工划算得多。（在狄更斯、馬克思和恩格斯著述的時代，工資上漲的速度是有史以來最高的，這是另一個巨大的諷刺。）在接下來的50年，工資和生產效率上漲的速度一樣，甚至在1880年後超過了後者。到那時，農村的收入也開始上漲。
1955年，經濟學家西蒙·庫茲涅茨[3]猜想，工業化經濟中的收入不均遵循倒U型的模式，在早期階段上升，而後呈下降趨勢，從19世紀的文獻中計算得出的基尼係數表明，他大體上是正確的。17世紀，英國的收入不均（圖4.3）狀況呈現出先進的農業社會的典型特徵，但整個18世紀，收入不均程度陡然放大，工人的工資停滯不前，而資本家的利潤卻持續增高。城市工人的工資在1830年前後開始提高，但資本回報率上升得更快，1867年，基尼係數達到了0.55，幾乎與有據可查的最不平等的農業社會一樣高。但到1913年，基尼係數——儘管以21世紀的標準來看仍然極高——就已經降回到18世紀的水平。在法國，工業化的步伐直到19世紀30年代才真正啟動，收入不均也遵循同樣的曲線，在19世紀60年代達到頂峰，1901年回落到0.48；在美國，稅後基尼係數從1774年的0.44迅速升高到1860年的0.51。
圖4.3 庫茲涅茨曲線
1688~1913年英國的收入不均狀況，林德特和威廉森（1983）計算得出。
雖說早期化石燃料社會的收入不均現象持續惡化，化石燃料能量卻水漲船高，工資的提高改變了一切。受薪工作足以吸引數以百萬的自由工人，工資的提高大大降低了強迫勞動的必要性——與日益富裕的受薪工人不同，貧困的農奴和奴隸買不起工廠大量生產的製成品，因而就商業利益而言，強迫勞動就成了經濟增長的阻力（特別當使用強迫勞動的是競爭對手時）。社會走向化石燃料的程度越深，對於廢除奴隸制和解放奴隸的政治支持也就越多。從18世紀80年代開始到1848年，大多數歐陸國家廢除了農奴制度，就連俄羅斯也在1861年跟風廢除了農奴制。1807年，英國在其帝國境內禁止奴隸貿易，並於1833年徹底禁止蓄奴。
農奴主和奴隸主們進行了反擊，他們自然更關心自己的沉沒成本，而不管什麼化石燃料經濟的邏輯要求。有時人們可以為其人力資本提出優厚補償，以此來收買他們，但有時推翻強迫勞動的制度則需要暴力。截至1865年，美國的南北戰爭解放了400萬奴隸，外加皇家海軍的西非艦隊攔截並釋放了15萬非洲人，當時他們正被裝船，準備橫渡大西洋去出售。1888年，最大的奴隸制社會巴西廢除了人身束縛，但非洲和中東的最不發達地區仍然延續著強迫勞動（毛裡塔尼亞直到1981年才禁止奴隸制），21世紀，世界各地都將奴隸制度和農奴制度視為非法，這一制度只能改頭換面，或見於無法無天的窮鄉僻壤。
數千年來，強迫勞動是農業社會不可或缺的，但化石燃料在不到一個世紀的時間內將其一掃而盡；自由的受薪勞動剛剛取得勝利，化石燃料就又開始著手解決農業社會勞動力市場的另一個古老而又不可或缺的障礙了，那就是性別的勞動分工。和強迫勞動的情況一樣，供給和需求兩者都對變革有所貢獻。在需求一方，從19世紀開始，以化石燃料為動力來源的機器不斷降低整個經濟對體力勞動的需求，但提高了對組織的需求；因為女人在腦力上不輸男人，也能提供一樣的服務，女工可以為勞動力市場規模翻番提供潛在的機遇。白領變成了粉領。
在供給一方，最重要的因素是嬰兒。由於嬰兒死亡率過高，農民社會要想維持穩定的人口數量，就需要婦女平均生育六七次。但化石燃料所釋放的能量使得女人更高大、更健康，營養更好，因而她們的孩子個頭更大、更健康，營養更好，成長得更茁壯。19世紀50年代，所有在美國出生的嬰兒中，大約有1/4在週歲前就夭折了，但到1970年，夭折率降低到1/50，到2014年，每163個嬰兒中才有一個。自「二戰」以來，化石燃料助力的交通遍及全球發揮了重要作用，推動全球嬰兒的死亡率下降了2/3，2014年，不少於55個國家的嬰兒夭折率甚至比美國還低（在日本這個嬰兒最安全的大國，每400個嬰兒中只有一個在週歲前夭折）。
在化石燃料到來之前，普通女人成年後的大部分時間都在懷孕和生產，一旦這樣做喪失了必要性，父母就日益傾向於在小家庭裡盡其可能加大投入飲食和教育，而非生得越多越好。在19世紀結束之前，農業社會的低工資—高死亡率—高生育率的制度就已經開始讓步於高工資—低死亡率—低生育率的制度（人口統計學家稱其為「人口結構轉型」）。在20世紀，市場對父母們無須孕育新生的性生活立刻做出了反應，1920年，乳膠避孕套上市，1960年，口服避孕藥面世。到2002年，歐盟的婦女平均活產數為1.46，遠低於人口替換率，隨著1950年後化石燃料遍佈全球，總生育率下降了一半以上（圖4.4）。在化石燃料時代，婦女平均花在生產育兒方面的時間只有幾年，有數十年的時間可以從事受薪工作，提高家庭收入。
圖4.4 全球生育率
20世紀50年代至21世紀第一個10年，婦女的平均活產數減半。
在農業世界，婦女留在家中照料眾多子女的好處之一，便是她們同時可以完成大量不得不做的家務。這意味著如果家庭決定利用生育率降低的時機讓婦女外出從事受薪工作，就必須解決無償家務由誰來代做的問題，要知道在此之前，那些家務讓女人們整日忙個不停。答案是機器，經濟學家傑裡米·格林伍德[4]、阿南特·塞沙德裡[5]和穆罕默德·耶呂克奧盧[6]稱其為「自由的發動機」。因為女人當下的收入潛力值得家庭花錢購買節省勞力的設備，市場很快滿足了這一需求。19世紀末，商用洗衣服務大行其道，但電力才是真正消除家務苦差的關鍵。1928年，洗衣機的年銷售量將近100萬台。1937年，第一台全自動家用真空吸塵器開始打廣告，1938年，定價僅10美元的蒸汽電熨斗在商業營銷中大獲全勝（圖4.5）。
圖4.5 自由的發動機
蒸汽電熨斗的廣告，約1950年（作者的收藏）。
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外出工作的女人數量慢慢上升，但直到1940年，受薪勞動力市場上的絕大多數女人（甚至在西歐和北美也是如此）仍是年輕的單身女性，薪水較低，工作領域主要是女性獨佔的內勤、秘書、護理和教育工作。但這種情況在「二戰」後迅速發生了改變，1940~1990年，女性從事受薪工作的比例翻了一番（圖4.6）。早在1950年，美國工作女性中就有一半是已婚婦女，到20世紀末，幾乎沒有什麼工作拒絕僱用女性了（儘管女性在大多數職業的頂層人數不足，且平均收入僅為男性的77%）。
圖4.6 工作場所的女性
美國女性從事受薪工作的比例，1940~2000年（數據來自J·帕特森，1996，2005）。
阿格拉裡亞通過實施差別化來維持社會運轉，不僅精英與大眾或男人與女人界限分明，信徒與非信徒、好人與壞人、自由人與奴隸，以及其他無數的類別之間全都壁壘森嚴。在一個彼此之間存在義務和特權的複雜等級制度中，每一個群體均有各自固定的位置，由「舊政」將其聯繫在一起，並由神靈和暴力威脅予以保障。然而，化石燃料社會則需取消界限才能達到最佳狀態。某個群體越能夠以圖4.7（一個由可互換的公民組成的完全空白的框圖）的反結構來取代圖3.6的嚴格結構，其市場就會越大也越高效，這個群體在化石燃料社會中也就會運行得更順暢。我們可以把這張圖稱為「因達斯特裡亞」，它和阿格拉裡亞一樣，是一種理想類型，雖然現實中還沒有與其非常接近的社會，但它仍然是公元1800年以來整個世界前進的方向。
圖4.7 因達斯特裡亞
理想類型的化石燃料社會，全無內部分工，並由可互換的公民組成。
從阿格拉裡亞發展到因達斯特裡亞，化石燃料社會找到了兩條主要的路徑，一條是自由的，另一條是非自由的。兩種方式都需要掃清圖3.6中的界限才能進行下去，但其去除界限的方法大不相同。自由路徑包括宣稱阿格拉裡亞的界限毫無意義，並給每個人在法律面前平等的自由和權利，無論其在農業社會隸屬於哪個類別。新型的市場需要吸收和利用化石燃料所釋放的能量，如果對於禮拜的規程、嫁娶的對象乃至工作的類型都做出了嚴格限制的傳統規則干擾了這種市場的成長，就必須摒棄那些傳統。與此相反，非自由路徑的目標不是忽略差異，而是消除差異，必要時還會使用武力。因此，與自由的版本相比，非自由的方法往往是在開倒車，常常會依賴暴力、強迫勞動，甚至新版的神聖王權說。這兩條路徑彼此排斥，任何將其結合的企圖都會帶來災難，1867年哈布斯堡帝國分裂為奧地利和匈牙利之後的情形就是一例。歷史學家傑弗裡·瓦夫羅[7]指出，雖然奧地利人認為他們的國家權力「僅僅是要求斯拉夫人用德語和哈布斯堡官場交流，以此來庇護……他們的許可證，匈牙利人認為那根本就是消滅……其他民族的許可證」。自由和非自由路徑的不正常妥協最終帶來了一場災難。「奧地利是歐洲的失敗者——倒霉蛋，」維也納的報紙《時代週報》（Die Zeit）在1913年承認道：「誰都不喜歡我們，每一場災難都會降臨到我們身上。」
自由路徑的第一個跡象出現在17世紀末的北大西洋沿岸，當時市場的洲際擴張把體系所消耗的能量推高了（我會在第五章回到這一主題）。然而自由路徑的真正確立則是在1800年前後，也就是英格蘭的工業革命開始之時。近兩千年來，基督徒一直都在迫害猶太人和任何歪解耶穌的人，然而一朝之間，信仰突然變成了個人的私事，外人當然也沒有任何理由阻止人們擁有自己的財產和投票權，甚或（最終）通過婚姻融入基督徒的主流社會。實際上在19世紀，對越來越多的人來說，信仰不再是個嚴重的問題，新的世俗意識形態——社會主義、進化論、民族主義——迅速蔓延開來。世俗化——社會學家史蒂夫·布魯斯[8]將其解釋為「宗教被取代，不再是人類生活的中心」——使得化石燃料世界與農耕者的世界一刀兩斷。
某些無神論者反對教會干預政治，他們的滿腔熱情也堪稱虔誠。例如，1871年，臨時統治了巴黎的極端左翼公社開始抓捕神父，公社革命法庭的政府檢察官拉烏爾·裡戈（Raoul Rigault）開始審問一名耶穌會修道士，以下便是這段聲名狼藉的對話：
裡戈：你的職業？
神父：上帝的僕人。
裡戈：你的主子住在哪裡？
神父：無所不在。
裡戈（對書記員說）：把這個記下來。X，將自身描述為一個名叫上帝之人的僕人，這個上帝居無定所。
如果不是裡戈在接下來的幾個星期裡槍殺了那麼多神父的話，上面的對話或許顯得很可笑。然而，大多數無神論者沒這麼激進，不過只是想用腳投票來反對上帝而已。在英國，進教堂做禮拜的人從1851年的約60%下降到1979年的12%，1989年為10%，1998年為7.5%。甚至在宗教仍然更為大眾所接受的美國，從1939年到20世紀90年代，進教堂的人數大概也下降了一半。
毫不奇怪，隨著宗教的撤退，阿格拉裡亞社會的一項最顯著特性也消失了，那就是神授精英與政治上無能的大眾之間的嚴格界限。我在第三章提到過，古希臘那些能量富足的城邦曾通過允許所有自由男性在重要的集體決策中投票，部分地消弭了這一界限，而當17和18世紀的西歐能量獲取激增之時，這個想法重新燃起了人們的興趣。「我在上帝的律法中沒有找到任何一項條款，」1647年，英格蘭平等主義者托馬斯·雷恩巴勒[9]堅稱，「說一個貴族可以選20個議員，紳士可以選兩個，而窮人一個也選不了……對於一個完全不能為他代言的政府，英格蘭最窮的人不會與之存在任何嚴格意義上的契約關係。」平等主義者很快就失敗了，但1688年後，英格蘭的君主們越來越屈服於商業寡頭的意志。一個世紀以後，隨著英國工業革命的興起，美國和法國的革命向大眾開放了參政權。
以21世紀的標準來看，這兩個體系都不夠民主：二者均禁止女人投票，美國革命容忍大規模的奴隸制，而法國革命則先是墮落成為一場大屠殺，隨後又淪為獨裁。但隨著化石燃料在19世紀重新建構市場，按照人們的意願把他們從實物支付、以物換物中解放出來，老式的統治精英發現，保護自己的政治特權，抵制新貴資本家或日益壯大的工人參政，變得越來越難了。
每個國家的具體情況都不一樣。英國的縉紳階層維護舊制度的鬥爭很有技巧，他們敷衍、妥協，零零碎碎地讓步。而說英語的海外移民往往更加決絕，他們一舉接受了民主。然而在歐陸，民主的道路卻更加暴力和崎嶇。1848年的一波革命大體上都失敗了；1905年的俄國革命取得了成功，隨即又遭到了破壞。但是，儘管有種種不和諧的噪聲喧嘩，到1914年，西方政府還是全都走向了代議制民主，男性廣泛擁有選舉權，以及定期選舉。到20世紀60年代，基於財產、種族、宗教、教育甚至性別的政治參與障礙遭到了攻擊，在整個西方幾乎處處都搖搖欲墜（奇怪的是，瑞士直到1971年才准許女人投票）。以幾乎任何標準來評價，走向民主的國家都勝過了那些不民主的國家。
在歐洲及其殖民地之外，民主化的進程更加緩慢。率先工業化的非西方國家日本在19世紀80年代也走向了民主，但保留了天皇，當時的人們至少在某種程度上認為天皇是神聖的。只有在20世紀末，化石燃料經濟和開放市場滲透了亞洲和拉丁美洲後，民主才開始茁壯成長。而就算到了21世紀第一個10年，非洲大部分地區、中東和中亞的化石燃料經濟依然孱弱並帶有試驗的性質，那裡的民主也是如此。
雖說具體情況始終千差萬別，但19世紀的自由主義者（或稱「古典自由主義者」，這是他們通常的稱呼，以示與20世紀的同名者的區別）往往會將小政府看作實現因達斯特裡亞的最佳途徑。其基本的原則——德國社會學家斐迪南·拉薩爾[10]嘲諷其為「守夜國家」——是政府應盡可能地不作為，除保證財產權及保護國家免受攻擊之外，政府應將改善大眾福利的事情留給自由市場。然而化石燃料社會本身複雜重重，很難嚴格堅持這些原則。早在19世紀30年代，英國政府就已經覺得有必要為工作環境立法，到19世紀70年代，大多數自由政體都已將工會合法化並推廣了免費的小學義務教育。到19世紀末，很多歐洲人言及「新自由主義」，它與「古典」版本截然不同，並且為了實現更大多數人的福利，它不僅依賴操縱市場的「看不見的手」，也同樣仰仗國家權力的「看不見的拳頭」。
政府干預之所以能鋪平因達斯特裡亞的競技場，原因是國家能夠使用武力來壓制反抗，有些時候——最著名的案例要數20世紀60年代初期在美國南部廢除種族隔離的運動——民主選舉的領導人的確會使用武力來鎮壓自己的公民。但總體而言，通往因達斯特裡亞的自由路徑遠離國家暴力——這與非自由路徑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期，就連最自由的政體也會以不合時宜的手段對待自己國民中的某些群體，認為該把他們隔離起來，以保護可互換公民的同質社群免受傳染。例如，英國把貧民聚集到習藝所，而美國先是把很多美國原住民趕出其不斷推進的國境線，隨後又限制他們住在保留地中，聲稱其原則是——按安德魯·傑克遜總統1832年所說——「獨立的農民在各處都是社會的基礎，也是自由的真正朋友」。沙俄等自由受限的政體在其自身的工業化革命中拘禁了更多成員。但20世紀出現了更明顯的分裂，英國、美國和很多其他國家變得更加自由，拋棄了此類政策，而俄羅斯和一些其他國家偏離了軌道，尋求更不自由的解決方案，以驅除出境和斬草除根等政策進一步加深了拘禁。
自由政體與非自由政體長達半個世紀的鬥爭所導致的一個結果是，兩種社會的國家力量都大舉擴張，因為政府企圖動員國家意志和資源。這一趨勢直接與19世紀的守夜人傳統背道而馳，卻與利用激進主義的大政府解決阿格拉裡亞遺留下來的差別的「新自由」傾向完全相合。結果便是自由的「新政」在20世紀中期加速前進，徹底取代了阿格拉裡亞的「舊政」。
5 000年來，政府一直管理著國防、法律與秩序、財產權和宗教崇拜，但在20世紀中晚期，大多數「新政」政體（或多或少）也負責教育、衛生、就業和環境。某些政府還制定了工資和價格政策，用公務員取代了市場；其他一些政府則對從煤礦到銀行等重要產業實施了國有化。官僚作風和稅單激增，過高的累進所得稅制把收入不均的狀況推回到覓食者時代以來從未有過的水平。到20世紀70年代，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基本上是個化石燃料富國俱樂部）國家的稅前基尼係數平均為0.40，但政府實施的從富人到窮人的淨轉移把這一係數降至區區0.26的平均值（圖4.8）。就連對財富重新分配沒有很多經合組織成員國那麼感興趣的美國人，其稅後和轉移後的基尼係數也從20世紀20年代末期的近0.50降到70年代的0.36。幾乎在世界各地，稅後基尼係數最急劇的下降都始於「二戰」期間，經濟學家經常把20世紀40~70年代的這段時期稱作「大壓縮時期」。
圖4.8 覓食者、農耕者與化石燃料使用者
到20世紀70年代，政府轉移已經把富裕國家的收入不均降低到從覓食者時代以來前所未有的水平（數據來自史密斯及其他人等，2010；舒及其他人等，2000）。
但是，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原因目前仍然爭論不已——很多化石燃料國民收入分配的壓力降低了。經合組織國家的平均稅後基尼係數在2012年回升到0.31，而美國的分數爬升到0.38。化石燃料國家內部收入不均的加劇刺激了針對收入最高的1%人士的大規模抗議，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預測了可怕的後果：「當資本收益率超過了生產和收入的成長率，這種現象在19世紀發生過，看來很有可能會在21世紀再次發生，資本主義會自動產生專制而不可持續的不均，這將徹底破壞民主社會賴以存在的知識精英價值觀。」
然而大局更加複雜。最明顯的是，儘管很多國家2012年的轉移後基尼係數比1970年的對等係數高，2012年的係數依然低於農業社會貧富不均的典型基尼係數（0.48左右）——通常要低得多，並且因為自農業時代以來人均產出大幅提高（據經濟學家安格斯·麥迪遜研究，從公元1700年的全球平均615美元上升到2008年的7 614美元），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國民收入解壓甚至還沒有開始削弱工業革命最重要的遺產——其產生了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用以購買化石燃料經濟所生產的商品和服務。最後，甚至可以說更重要的一點是，當庫茲涅茨在1955年確定他的曲線時，大壓縮還主要發生在19世紀就已開始工業化的西方國家。所以，儘管20世紀上半葉西方國家內部的基尼係數下降了，如果在全球範圍內測量，該係數則是升高的，因為化石燃料的西方國家和農業社會的其他國家之間的鴻溝在不斷加寬。據經濟學家布蘭科·米拉諾維奇[11]估計，1820~1950年，全球範圍的基尼係數幾近翻了兩番。但1955~2002年，化石燃料時代走向了全球——結果是，雖然國內的基尼係數如今仍在上升，但全球不均現象的加深如果不是逆轉，就是急劇放緩了，取決於2002年的分數是如何計算的（圖4.9）。2002年以來，不管以任何方式來衡量，全球基尼係數都是下降的。
自由化伴隨著化石燃料經濟蔓延到全球的大部分地區，以至於從20世紀50年代以來，很多激進主義分子言必稱全球範圍的人權革命。阿格拉裡亞內部界限的消除始於19世紀的歐洲及其海外殖民地，現在已經走向了全球，權利被推到了上一代人也無法想像的疆域。20世紀90年代，美國軍隊裡的同性戀問題仍然引起爭議，就連自由派政客都同意採取臭名昭著的「別問別說」政策來迴避這個問題。然而到了2011年，一切禁令都解除了，2013年的一份報告結論是，這些變化對軍隊的戰備狀態毫無影響。從那時起，逾半數美國人讚成同性婚姻，目前已有16個國家實現了同性婚姻合法化。
圖4.9 大分化之後的大收斂
1820~1950年，西方工業革命幾乎把全球的收入不均翻了兩番，但自1950年以來，東方的工業革命減緩甚至逆轉了這一趨勢（數據來自米拉諾維奇，2011，2012）。
如今的權利革命也不僅限於人類。1789年，傑裡米·邊沁[12]覺得有必要提醒英國人如何善待動物：「問題不是『它們能否思考』，也不是『它們能否說話』，而是『它們能否忍受』。」兩百年後，革命如此深化，以至於法律要求瑞士公民在養狗之前必須參加一個為時4個小時的研討班，討論有關動物陪伴的原則。1982年，我遇到喬治先生的時候，對待動物的無法形容的殘忍行為在希臘並不罕見，但2009年在我暌違將近10年之後重返希臘時，我驚訝地發現，雅典人把水碗放在人行道旁，供走失的動物飲水。然而，像化石燃料世界屢屢發生的情況一樣，人類對待其他動物的方式也充滿了矛盾。瑞士人在舉辦研討會的時候，億萬動物正在忍受痛苦，在工業化農場裡面臨屠殺。「以他們對待動物的行為來看，所有的人都是納粹，」1968年，諾貝爾獎獲得者艾薩克·巴捨維斯·辛格[13]如此寫道，「對於動物來說，這是一個永恆的特雷布林卡滅絕營[14]。」
然而，在我們自己的物種內部，模式要簡單得多。「我希望我們的國家更加寬容、更加溫和。」這是喬治·H·W·布什在1988年接受共和黨總統提名時對黨派成員說的話，在他發表此說的四分之一個世紀後，他得到了想要的結果。甚至在1988年以前，化石燃料社會（特別是自由派的社會）就已經在相當程度上平靜了下來。1900年，西歐的謀殺率已經下降到低於每1 600人一起，就連在當時謀殺率高出7倍的美國，以此前任何時代的標準來看也是安全的。化石燃料社會參與的兩次世界大戰是史上最血腥的戰爭，20世紀非自由路徑的獨裁者們也是最殺人不眨眼的，但當我們把戰爭、種族滅絕、國家人為導致的饑荒和謀殺的所有傷亡人數加起來，1900~2000年死於暴力人數為1億~2億，僅佔那段時期在世上生活的100億人的1%~2%。化石燃料的20世紀比覓食者的世界要安全10倍，比農夫的世界也要安全2~3倍。
但那僅僅是開始。自1989年以來，戰爭（國際戰爭和內戰）的數量直線下跌，全世界95%的核彈頭已被銷毀，暴力犯罪率暴跌，據世界衛生組織統計，全球的暴力致死率已經下降到區區0.7%。世界如此和平，以至於在2012年11月26日發生了無法想像的事情：一整天（實際上將近36個小時）過去了，紐約市沒有一個人死於槍擊、刀刺或任何其他形式的暴力。暴力並沒有遠離，但世界從未如此安全過。
化石燃料社會在通往和平、民主、開放市場、性別平等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道路上走得越遠，它們就越繁榮昌盛。因此，在短短兩個世紀（在整個歷史上那不過是曇花一現），大部分世界遠離阿格拉裡亞，走向了因達斯特裡亞。當然，要達到圖4.7所示的真正開放的社會空間，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經濟精英和有組織的商業群體對社會政策的影響仍然遠大於普通公民，近期一項對社會地位高的職業中姓氏的現況研究表明，因達斯特裡亞仍然存在著可清晰界定的血統決定身份的現象。即使如此，人類史上從未出現過發生如此迅速、受眾如此廣泛的巨大變化。
科學的發展與更自由的世界
近250年來，道德體系相應發生了巨大變化。隨著工業革命釋放了大量的能量，那些從阿格拉裡亞走向因達斯特裡亞的社會從中獲得了回報，數十億人重新調整了自己的價值觀。在不到十代人的時間裡，政治、經濟和性別等級制度在人的觀念中早已不再是完全自然和公正的，而是或多或少地代表著邪惡。這一轉變始於北大西洋沿岸，並在那裡發展得最快、傳播得最遠，但隨著化石燃料能量和組織在20世紀遍及全球，其影響已經波及世界上幾乎每一個角落。
300年前，這樣的結果根本就是海市蜃樓。從中國到地中海，反動力量看似打敗了我在第三章中提到的「平等主義者」，恢復了阿格拉裡亞的傳統社會和宗教秩序。只有西北歐是個例外，而就算在那裡，例外起初看來效果也相當有限。
歐洲知識分子的古怪非凡早在16世紀便初見端倪。在我的《西方將主宰多久》一書中，我認為新觀念在很大程度上是對北大西洋沿岸新型經濟興起的反應。這種經濟很像是早期讓某些城邦繁榮起來的超級版本，將西北歐推離了阿格拉裡亞。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從解讀經典或聖經文本轉向試圖解釋風和潮汐何以來去匆匆，茫茫夜空又為何會有斗轉星移，這些問題不久就彙集成為宇宙的力學模型了。
哥白尼、伽利略和笛卡兒等人到處宣講，說樹木的生長並不比鐘錶的轉動更加神秘，或者說太陽，而不是地球，才是宇宙的中心，讓各地的掌權者深覺他們都是可疑的人物。但隨著17世紀逐漸逝去，從大西洋經濟中獲益最多——並因而從解釋世界如何運轉中獲利最大——的阿格拉裡亞社會的精英為新式自然科學開闢了越來越大的空間，他們被允許去尋找證據，無論最終的結果如何。當意大利的教皇法庭在1633年覺得有必要脅迫伽利略，讓他閉嘴時，英格蘭的統治者們卻在1687年很放心地容忍牛頓發表他的《數學原理》。
西北歐的知識分子很快便把自然界的力學模型擴展到社會秩序中，他們將政治看作一種機械結構，探索哪些類型的機器在其中運行最佳。但直到1700年，新思想對「舊政」的質疑仍然非常有限。甚至連約翰·洛克[15]在其《政府論（下篇）》（Second Treatise of Government）中的著名主張——因為人類「天生都是自由、平等和獨立的，如不得本人的同意，不能把任何人置於這種狀態之外，使其受制於另一個人的政治權力」——也沒有要求廢除王權、貴族政治或英國國教，而在1688年，英國精英並不是靠廢除了「舊政」，而是靠妥協，才結束了長達半個世紀的衝突，把君主羈絆在憲法的大網之中。
對於阿格拉裡亞最持久的挑戰始於法國。「我們必須檢查並攪亂一切，毫無例外也無須謹慎，」1751年，狄德羅在《百科全書》中如此寫道，「我們必須把一切舊式愚蠢行徑踩在腳下，推翻那些非理性設置的障礙。」伏爾泰在被流放瑞士期間正是這樣做的，他公開譴責教堂和國王的特權，為其貼上「敗類」的標籤，然而勇敢激進如伏爾泰，尚未一併否認阿格拉裡亞的皇權和神權基礎。他堅稱，結束這些醜行的方法不是把法國建成一個共和國，而是向中國學習。他聲稱歐洲人會看到中國的乾隆皇帝才是一位真正的明君，與傾向於理性而非迷信的儒家文官共商治國之道。
起初，18世紀的歐洲君主們與啟蒙運動批評家的合作，就像古代皇帝馴服軸心時代思想之最令人不安的暗示一樣順利。1740年，普魯士國王腓特烈二世向克裡斯蒂安·沃爾夫[16]勉強承認：「哲學家應該是全世界的老師，也是王公們的老師，」但他補充說，「他們必須用邏輯思考，我們必須按邏輯行事。」18世紀的國王們自認為是開明的君主，他們以「舊政」的眼光來看待新思想，就像第三章中提到的頓悟人生的農民克萊因喬戈一樣。
直到18世紀下半葉，「舊政」本身才受到了真正的壓力。1762年，當盧梭在《社會契約論》中宣稱，政治合法性的唯一來源是人民的「普遍意志」
時，他仍然是個離經叛道者（儘管他是個著名的文人），不僅被他的故鄉日內瓦，也被法國和伯爾尼城邦流放在外。但僅僅25年後，美國的國父們——深深沉浸在大西洋新經濟中的人們——就已經遠遠偏離了阿格拉裡亞的價值觀，認定自己可以用「我們人民」的名義，而不是以上帝或國王的名義，來書寫他們的新憲法。在那之後不過兩年，在法國發表了《人權和公民權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 and the Citizen，1789）的資產階級紳士便直截了當地聲稱：「法律是普遍意志的表達。」
到18世紀80年代，法國和美國的革命變得與古希臘發明民主的人一樣激進，但當化石燃料的能量遍佈整個北大西洋世界之時，對「舊政」的挑戰就真正開始了。到19世紀中期，那些重新組織、看起來很像圖4.7所示結構的社會獲得了巨大的回報，適合這一無界結構的價值觀亦盛行一時。到19世紀60年代，在《社會契約論》出版一個世紀之後，在最工業化的社會，政治價值觀發生了轉向。精英們逐漸認識到，基於普遍意志而非傳統或神授的政治權力不會導致無政府狀態。實際上他們發現，在一個由可互換的公民組成的社群中，普遍意志真的是合法的政治權威唯一安全的存在基礎。
20世紀第一個10年，在《社會契約論》出版兩個半世紀之後，普遍意志已經打敗了幾乎所有敵對的政治權威。「民主，」哲學家暨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17]指出，如今已經是「一個普遍的價值觀」，在世界大部分地區，受訪者告訴民意調查人，他們更喜歡民主，勝過其他任何政治體系。2007年進行的民意調查表明，全世界有80%的人支持民主，這一比率在地理、性別、宗教或年齡上幾無差別（圖4.10）。單就「民主」的含義尚有很大的辯論空間，但在世界的很多地方（可能是大部分世界），它很大程度上基於這樣一種信仰，即森嚴的政治等級是邪惡的。
圖4.10 歷史的終點？
對民主的支持率一貫很高，從66%~86%不等，無論地理、性別、宗教或年齡的差別（2007年調查數據）。
無政府主義者、自由論者和共產主義者共同持有的對政治等級制度最極端的批評認為，適宜的因達斯特裡亞完全不需要統治者。早在1794年，美國的自由主義就已足夠強大，認為「政府本身將會毫無用處，而社會則會繼續存在，因擺脫枷鎖而愈加繁榮」，以至於亞歷山大·漢密爾頓[18]覺得他必須保護這個羽翼未豐的國家免受這種觀念的危害。將近一個世紀之後，恩格斯主張，在共產主義革命以後，「國家政權對社會關係的干預將先後在各個領域中成為多餘的事情……國家不是『被廢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然而事實上，無論是美國政治精英還是共產主義者都沒有廢除政府。法西斯主義者更是一意孤行，把個人崇拜提升到了一個全新的境界，對此喬治·奧威爾發明過一個著名的標籤：「雙想」（doublethink）。通過造就史上最森嚴的政治等級，將權力集中在一個人身上，非自由路徑聲稱，這樣做真的可以消除政治等級。
這些對於普遍意志的獨創詮釋沒有一個是長期可行的。1956年，斯大林去世後僅僅三年，尼基塔·赫魯曉夫便公開譴責個人崇拜。5年後，他試圖玩個新花招，提議說蘇聯實際上已經演變成一個「全體人民的國家」，而黨就是普遍意志的具體表現。
激進的無政府主義也處於劣勢，這一次是輸給了更加實用主義的自由論觀點。例如，1974年，哲學家羅伯特·諾齊克[19]在其影響廣泛的《無政府、國家和烏托邦》一書中建議自由意志主義者：「一個權力僅限於履行契約和保護人民免受武力、盜竊和詐欺所害的最小限度國家是合乎情理的。任何權限更大的國家，」他認為，「都違反了個人不能被迫行事的人權，因而是不正當的」；但沒有國家顯然也不是個辦法。
然而，國家雖然不會自行消失，化石燃料對於森嚴的政治等級和逞能者的態度還是要更接近於覓食者而非農耕者的觀念。政治學家很久以前就已指出，即使民主也必然會產生隸屬於固化政治特權階級的強權精英，但由普通人組成政府、而不是天生統治階級的觀念一貫是民主主義者偏愛的視角。
這些觀念之間的鬥爭可以回溯到現代民主的早期。18世紀80年代，聯邦黨人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如果必須和「無以復加的無知和墮落，不可一世的頑固和狂妄」之人分享權力，他一定會大驚失色，這倒不足為奇，但就連大平等主義者托馬斯·傑斐遜也承認，他相信只有一個「擁有天賦的才智和美德」的精英小集團才可以「在通才教育之下變成傑出之人，有能力保衛同胞的神聖權利和自由」。然而在第一任總統的人選上，美國的運氣實在太好了。一方面，很多觀察家認為喬治·華盛頓是個天生統治階級的絕對化身，但另一方面，他也非常明確地表示過自己對任何形式的實際統治都毫無興趣。1783年在戰場上大獲全勝之時，華盛頓向國會交出了佩劍，宣誓「從此以後不參與任何公共事務」。1789年，他勉強暫停閒適的退休生活，出來接受總統的職務，完全是出於責任感，期滿後——一位仰慕者將華盛頓比喻成驕傲的羅馬英雄辛辛納圖斯[20]，他終於可以得體地「帶著滿足和快樂回到鄉間，繼續不受約束的平靜勞作生活」，便毫不猶豫地辭官歸田了。
華盛頓時代以來，很多美國政治家聲明以他為榜樣不再戀棧，但也有一些人採取的做法有些細微差別，他們堅稱儘管自己顯然屬於特權精英，但實際上和普通人一樣。擁有巨大財富（如1992年的羅斯·佩羅[21]），身處政治王朝（如2000年的喬治·W·布什），甚或兩者兼有（如1960年的約翰·肯尼迪），都無法阻止一個總統候選人聲言自己屬於中產階級。
這些由於大眾不信任森嚴的等級制度而迫使總統候選人不得不採取的策略有一個副作用（當然並非刻意為之），便是順從觀念的崩潰。1998年，世上最有權力的人比爾·克林頓在一場婚外風流之後幾乎被趕下總統的職位；2011年，多米尼克·斯特勞斯–卡恩[22]在被《耶路撒冷郵報》（Jerusalem Post）稱為世界上最有權勢的猶太人第6位之後僅僅一年，就因涉嫌性侵一名飯店女服務生而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職位上被趕下台。這些可不會發生在羅馬皇帝身上。
在森嚴與淺表的等級制度間進行各種妥協作為化石燃料政策的特徵，在經濟領域表現得更加明顯。因達斯特裡亞似乎需要一個（以阿格拉裡亞的標準來看）地位較低但又不致過低的富有階層。一方面，擁有富裕中產和勞工階層，從而為化石燃料經濟所產生的所有商品和服務創造有效需求，是因達斯特裡亞繁榮的必要條件；但另一方面，它還需要一個生氣勃勃的企業家階層，這些人期望著自己的領導和管理才能能夠實現物質回報。作為回應，化石燃料價值觀近兩百年來發生了演變，變得有利於政府干預來減少貧富不均現象——但變化並不是太大。
根據1990年以來的民意調查，大多數美國人——人數變化不定，高值出現在1990年的67%，低值在2008年的58%，而最近的數字為66%（2011年）——希望財富的分配更加平均一些，在2013年的調查中，中國（52%）、歐盟（60%）和印度（高達82%）的大多數人說，他們認為收入不均「是個很大的問題」。然而，這些人都認為經濟不平等並非他們的國家面臨的最大問題。歐洲人和中國人將其排在第3位，印度人排在第5位，而美國人將其排在第12位。在被問及減少財富梯度的最佳方法是不是對富人徵收更重的賦稅時，美國人的意見分佈相當平均，52%的人持肯定態度，45%的人持否定態度。至少從1999年以來，人們的態度幾乎沒有變化，當時有45%的人持肯定態度，51%的人持否定態度。但是，關於這一問題的分歧往往反映了更深刻的地區或黨派分歧。2013年的調查發現，在歐盟內部，84%的希臘人認為貧富不均是個很大的問題，而只有50%的英國人這麼認為；在美國，75%的民主黨人說他們希望對富人提高稅賦，而只有26%的共和黨人持此觀點——儘管在2014年，幾位共和黨的領導人都願意支持提高最低工資。
要想理解近兩個世紀以來思想界和文化界就經濟等級制度發生的騷動，一種方式是將其看作關於這一主題的論爭：在涉及財富時，「平等」究竟意味著什麼。某些人強調機會的平等，也就是每個人都享有均等的機會在市場上自由地交易和交換，而不必過於在意利益的分配；但另一些人強調結果的平等，他們贊成監管市場行為，以免有人過於超前。大體說來，古典自由主義者和自由論者擁護機會的平等，擔心監管會抑制自由（及經濟成長）；新自由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一般擁護結果的平等，他們更擔心為非作歹的富人會破壞自由（及經濟成長）。
幸好，近兩百年的可用證據十分豐富，我們可以詳細追查在通往因達斯特裡亞的道路上，自由路徑和非自由路徑是如何作為兩個偉大的試驗來解讀化石燃料價值觀的。20世紀最重要的非自由政體——納粹德國和蘇聯——都聲稱尋求經濟結果的平等，但在實踐中，沒有一個能夠擺脫兩種不同的經濟不平等觀念之間的緊張。納粹——畢竟他們對自己正式的叫法是「國家社會主義德意志勞工黨」——在其執政初期，強烈擁護結果的平等。「勞工陣線」[23]
的活躍分子強烈要求僱主提供帶薪假期、工資協議以及均等的工資，威脅要把持不同意見者送到集中營。但這不能長久；甚至在1933年結束之前，黨魁們就已經開始站在老闆一邊，因為他們需要這些老闆支持希特勒野心勃勃的重整軍備計劃。「我們都是勞工的士兵」，同年11月，「勞工陣線」的新領導人在柏林的西門子工廠對工人們說，但「某些人發號施令，另一些人從令如流。服從和責任都必須是有價值的」。工資在1934年便停滯不前了，接下來的10年，貧富差距高企難下。
社會主義國家跌入了同樣的陷阱。面對1921年的大饑荒，列寧放棄了他的戰時經濟政策，開始鼓勵生產。關於列寧對這一政策有多認真，一直眾說紛紜；列寧在蘇聯政治局的同事格裡高利·季諾維也夫堅稱：「〔『新經濟政策』〕只是臨時的偏離，是一次戰術撤退，是為對抗國際資本主義陣線發起一次全新和決定性的勞工階級進攻鋪平道路。」但列寧本人懷疑，「用資產階級的雙手來建設共產主義」實際上是唯一可行的道路。然而，「新經濟政策」的後果盡人皆知。「店舖和商廈一夜間迅速出現，裡面神秘地堆滿了俄羅斯多年未見的精美貨品，」1924年，美國無政府主義者埃瑪·戈德曼[24]注意到，「面龐消瘦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們帶著渴望的目光凝視著櫥窗，談論著這一偉大的奇跡。」幾年後，斯大林以真正的社會主義的名義徹底改變了列寧的「新經濟政策」，結果又是一場災難。20世紀30年代，隨著農業產量的下降，數百萬人飢餓致死，由於不合理的政策製造了黑市經濟，工資和住房的差別繼續擴大。蘇聯日益成為世上最不安定的社會，經濟不振，但財富的等級差別變得更加荒唐。20世紀80年代，戈爾巴喬夫試圖重新引進經濟機會平等時，整個體系瞬間分崩離析。
在森嚴和淺表的財富等級之間尋求完美平衡，對自由政體也是一項挑戰，但他們的試驗卻沒有那麼痛苦。在對19世紀自由主義的經典敘述中，約翰·斯圖爾特·密爾[25]認為：「人類之所以有理有權可以個別地或者集體地對其中任何分子的行動自由進行干涉，唯一的目的只是自我防衛。對於本人自己，對於他自己的身和心，個人乃是最高主權者。」但是，如果將其推至邏輯的極端，這就意味著國家的財富重新分配永遠是錯的。實際上，自由主義哲學家羅伯特·諾齊克指出：「從勞動所得中課稅與強迫勞動不相上下」，是自由的因達斯特裡亞的對立面。「強奪某人勞動的成果，」諾齊克解釋道，「相當於奪走他的時間，並指揮他從事各種活動。如果人們強迫你在一段時間內去做某種工作，或是無報酬的工作，他們決定你該做什麼，你工作的目的是什麼，而不由你自己決定。這……會讓他們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你的主人；他們因此而擁有了對你的所有權。」盧梭更加直言不諱，他在《社會契約論》中寫道：「我相信奴隸們關心自己的收入遠甚於自己的自由。」
然而，拒絕（以稅賦的形式）從富人身上搾取強迫勞動，似乎常常意味著（以長時間工作掙取生活工資的形式）從窮人身上搾取另一種強迫勞動，而在整個19世紀，強調結果平等的社會主義道路在歐洲佔據了優勢。在那個世紀末，很多政府同情新自由主義，斷定利用國家力量來重新分配財富會產生更大的總成長。這一趨勢在「一戰」後有所上升，「大蕭條」時期更加快了速度，最終在1945年後被奉為準則，產生了各種自由主義的「新政」。1942年，英國政治家威廉·貝弗裡奇[26]預言，戰後政府的任務將是讓世界「盡人類力量之所能，擺脫匱乏、疾病、愚昧、卑劣和懶惰這五大罪惡」。為達到這一目的，「我們應該做好準備，只要有必要，就不加任何限制地使用國家的力量來消滅這五大罪惡」——同時還要記住，貝弗裡奇補充道，「個人高於國家，是國家存在的目的」。
這個計劃需要在經濟和社會層面玩些複雜的小把戲，「戰」後的自由經驗表明，對於機會平等和結果平等之間的矛盾，世上根本沒有一體適用的完美解決方案。化石燃料價值觀的演變也反映了這一矛盾，認可了程度較低但又不致過低的財富等級制度。這裡「低」和「過低」的真實含義看來在極大程度上取決於經濟增長，相對於富有但增長緩慢的經濟體，在貧困但快速增長的經濟體中，人們更能夠容忍森嚴的財富等級存在。在裡根—撒切爾時代，從很多經合組織國家的投票人對待財政保守主義的熱情來看，0.25左右的稅後基尼係數對發達經濟體而言可能過低了，但在20世紀第一個10年，從很多同樣的國家對於最富有的1%的普遍憤怒來看，超過0.35的基尼係數可能又過高了。相反，在經濟快速成長的印度，人們牢騷滿腹，但到目前為止還能容忍持續的高分（2009年為0.50）。
和這些對待經濟等級制度的複雜態度相比，化石燃料社會對性別不平等的看法似乎就要直白得多。近至1869年，約翰·斯圖爾特·密爾自覺激進地寫下「規範兩性之間的社會關係的原則——一個性別法定地從屬於另一性別，其本身是錯誤的，而且現在成了人類進步的主要障礙之一……沒有一個奴隸像一個妻子那樣是竭盡一切所能的奴隸，是體現了『奴隸』這個字眼的全部含意的奴隸」。但從那時起，阿格拉裡亞的態度就完全崩潰了。2009年一次在16個國家進行的民意調查中，86%的受訪者認為性別平等很重要，這一回應的國別差距不大，從印度的60%到英國和墨西哥的98%。伊斯蘭國家處於這一分佈的頂端。儘管在伊斯蘭世界，對婦女的法律保護通常較弱（例如埃及在2014年才通過了一部定義性騷擾的法律），仍有78%的伊朗人，91%的印度尼西亞人和土耳其人，以及93%的巴勒斯坦地區居民認同性別平等的重要性。在全球範圍內，81%的受訪者贊成通過政府干預促進性別平等，53%的受訪者認為他們的政府目前做得還不夠。
跟自由社會比起來，非自由社會在性別等級問題上培養了更加極端的態度，共產主義者一般都會積極促進女性的平等。列寧在1920年指出，「瑣碎的家務摧毀、壓制、愚化和貶低了」女性。1959年，赫魯曉夫確信，就女權而言，共產主義已經埋葬了資本主義。「你們想把婦女困在廚房裡，」在著名的「廚房辯論」[27]中，他對理查德·尼克松說，但「我們不那樣看待女人。我們認為她們更出色」。不用說，現實情況要混亂得多。20世紀20年代確定婦女權利的重要立法通過之後，斯大林在30年代又退回到鼓勵生育的政策上；在赫魯曉夫與尼克松擺好架勢準備互攻之時，跟美國相比，的確有更多的蘇聯妻子們在外工作，但蘇聯妻子們做家務的時間通常也比美國的妻子們長（也比蘇聯丈夫們長得多）。而納粹德國則走向反面，他們挑釁性地將男女分成兩個陣營，並堅稱生育才是女人的本分。
起初，自由社會對於性別平等比較謹慎。前文提到過，1918年前，幾乎沒有哪個婦女有投票權，女性從事受薪工作在1940年後才真正開始。1937年，當民意調查者問美國人是否會考慮為一名女性總統候選人投票時，只有1/3的人回答「是」，64%的人回答「否」。到1949年，兩種態度平分秋色。但到2012年，95%的人回答「是」，只有5%的人回答「否」。人們對其他問題的態度發生改變的時間更長：1977年，在被問到是否最好由男人賺錢養家，女人照顧家庭時，人們的態度是一半一半，而在2012年，只有19%的人回答「是」，75%的人回答「否」。
總的來說，戰後變化的速度異乎尋常。20世紀70年代，也就是我的少年時代，常常會有喜劇演員在電視黃金時段講「男女平權論者」和「女權主義者」（被貶稱為bra burners，「燒胸罩的」）的笑話。然而到2005年，人們的價值觀發生了巨大變化，以至於哈佛大學校長拉裡·薩默斯[28]在一次學術研討會上提問說，男人在科學和工程領域的最高層佔多數是否有生理原因，就算那是學術場合，大眾也覺得難以接受。薩默斯指出，某些實驗看上去像是在暗示男性的認知能力在平均值周圍的分佈範圍比女性更廣泛，如果這是正確的話，可能意味著男人更多地見於分佈的兩個極端。「這可能會刺激到你們，我的樂觀估計，」他若有所思地說，
在科學和工程這個特例中有天分的問題，特別是資質的差異性，而那些因素又被社會化和持續的歧視這兩個事實上不那麼重要的因素進一步鞏固了。要是有人能證明這是錯的，我當然是最高興不過了，因為我當然最希望只要每個人都能理解這些問題是什麼，並盡全力去解決，這些問題就能夠得到解決。
由此導致的騷動顯然影響了薩默斯發表這段講話兩個月後的哈佛教授投票，大家紛紛表示對其領導能力沒有信心；大概也影響到了薩默斯本人的決定，不到一年後，他辭去了哈佛校長的職務；他在2013年退出了美國聯邦儲備銀行行長的候選隊伍，可能也是受此影響。
主流的自由價值觀並不以消除性別等級的名義否認男人和女人之間的所有差別。然而自1945年以來，想當然地因生理差別而區分男女兩性的陣營顯然大大縮水了，而且，我的分析類別中的最後一個——暴力，是迄今尚存的少數幾個承認男女兩性有巨大差異還算是政治正確的行為領域之一。全世界範圍的警方統計數據表明，無論宗教、文化，或其他任何因素，男人參與暴力犯罪的概率是女人的將近10倍。其解釋尚存爭議，但有可能是因為使用武力的天然傾向是一種進化適應，在男性中很常見，而在女性中就少見得多。因此，阿格拉裡亞對於男性統治普遍持正面評價的突然崩塌與其對武力有限容忍的突然崩塌相伴相隨，也就不足為奇了。
如果農耕者像覓食者一樣暴力，那麼，讓阿格拉裡亞運轉順暢的複雜勞動分工和長途貿易就無法發揮效用了。同理，如果人們還是像農業時代那樣用暴力解決糾紛，因達斯特裡亞可互換公民的開放空間也是枉然。化石燃料社會有賴於極度和平，強制促成這種和平的列維坦們遠比霍布斯想像的還要強大得多（第一支現代警察部隊始建於1828年早期工業時代的倫敦，這可不是巧合）。一如既往，人們調整其價值觀來反映他們生活其間的新現實。農業社會減少了合法使用暴力解決爭端的空間，而化石燃料群體在這條道路上走得更遠。
歷史學家馬丁·查德爾[29]認為在18世紀之前，「宿命論」一詞準確地描述了全世界對待暴力的普遍態度。反對暴力的人很多（特別是軸心時代的宗教領袖），大多數文明在正義與非正義的戰爭之間做了細微的區別，且這種區別往往對其自身有利，但人們一致認為，合法權威使用武力不僅是必要的，而且頗值得歌頌。直到18世紀，我們才看到這一價值觀模式有了真正的突破，即使在那時，突破也僅限於歐洲及其北美殖民地。就在更多的人開始批評政治、經濟和性別等級之時，新的觀念——戰爭是邪惡的，人的自然狀態是和平的——浮出水面，而18世紀90年代，在正處工業化期間的英國，一個和平協會公然宣稱在原則上反對與法國開戰。
隨著因達斯特裡亞是可互換公民的開放空間這種觀念逐漸普及，和平運動——例如對政治、經濟和性別等級的抗議——在19世紀如火如荼地蔓延開來。到1854年克里米亞戰爭爆發，大量受過教育的歐洲自由主義者理所當然地認為這場戰爭是畸形和不道德的；1899年，26個國家委派代表參加在海牙舉行的國際和平會議；而1919年，人們一度燃起了希望，滿心指望國際聯盟能夠從此根除戰爭。接下來的25年是和平主義的艱難歲月，然而到20世紀50年代，西歐和北美的學者們成立了思想庫（1952年成立於美國密歇根州安娜堡的衝突解決研究中心，以及1959年成立於奧斯陸的國際和平研究所），創立了期刊〔1957年創刊的《衝突解決雜誌》（Journal of Conflict Rosolutio）和1964年的《和平研究雜誌》（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將武力幾無正義的論斷奉為圭臬。
和平運動的學者們往往能辨認出被他們稱為「和平主義者」的人，這些人「並非排斥一切武裝力量：他們允許防禦性地使用軍隊保護自己所持有的價值觀」，以及被他們稱為「絕對和平主義者」的更為教條主義的倡導者，這些人「無條件地反對戰爭，在任何情況下都鼓吹不抵抗」。在20世紀，絕對和平主義者相當罕見，但近期的民意調查數據表明，情況在21世紀發生了變化（或者至少是如今有許多人希望告訴民意調查者，他們完全拒絕暴力）。
2008~2010年，蓋洛普公司就對個人和國家暴力的態度，在非洲、美洲、亞洲和歐洲進行了民意調查。69%的受訪者聲稱自己在人際暴力方面是絕對和平主義者，認為武力永遠是不正義的，而只有13%的人說使用暴力有時是正確的（其他18%的人要麼不予置評，要麼說「得看情況」）。然而，對待國家暴力的態度就更加複雜了。在被問到是否可以接受政府在戰時屠殺平民時，60%的人回答絕不接受，而21%說有時可以接受。2011年一次皮尤[30]的調查向西方人詢問了一個更加籠統的問題，即政府是否有時需要使用武力來維護世界秩序，結果發現接受國家暴力的群眾基礎很大，德國有50%的人同意，美國的這一比例高達75%。但即使在那種情況下，民意調查者發現西方人還是有所保留：大多數歐洲人（66%的法國，76%的德國）和45%的美國人認為，政府在使用武力前需要得到聯合國的批准。
某些戰略家的結論是，西方現在進入了一個「後英雄」時代，這個時代的公民不再認為有任何國家目標重要到造成人員傷亡（無論是施還是受者）也在所不惜的地步。然而，與其說化石燃料使用者的後英雄主義完全避免殺戮，毋寧說它也跟西方國家自1989年以來參與的衝突性質有關。一旦面對生存威脅，受訪者會採取更強硬的立場。擁有核武器的民主從未選擇哪一個保證單方面裁軍的政黨入主當政，2007年的一次調查發現，至少有些人願意考慮核戰爭。在被問及有沒有哪些情況政府（或無核國家的盟國）可以合理地使用核武器時，70%的意大利人和77%的德國人回答「沒有」，而只有49%的英國人、43%的法國人、40%的美國人和22%的以色列人持同樣看法。人性從未像如今這樣和平，反對以武力解決問題；但我們生活在其中的還不是一個絕對和平主義者的世界。
阿西羅斯之後：塔利班槍擊事件
我相信，本書第二章到第四章的討論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我在1982年感受到的文化衝擊。阿西羅斯至少還有一隻腳留在了阿格拉裡亞；而我生長於斯的英格蘭中部地區自然不同，早在200年前，因達斯特裡亞就在那裡誕生了。
表4–1總結了第二章到第四章的討論。表4–1是簡化版，這一點我樂於承認，它簡化了複雜得多的現實情況，當然會對現實有所扭曲，但我認為這張表格的確證明了一個很重要的論點：覓食者、農耕者和化石燃料使用者的道德體系截然不同。屬於不同的能量獲取類別的人很難在道德問題上彼此認同。
表4–1 價值觀的演變：覓食者、農耕者化石燃料 使用者的理想類型道德價值觀的差異
圖4.11更加精簡，它進一步簡化並無疑進一步扭曲了複雜的文化世界，但我認為，這樣做可以為表4–1補充第二個重要的論點。我們在這張圖中不僅可以看到所有的價值體系均存在差異，而且還能看到某些價值體系之間的差異比其他的更大。把農業價值觀與覓食者和化石燃料時代區隔開來的鴻溝，遠大於覓食者價值觀與化石燃料價值觀之間的差距。
圖4.11 一張圖勝過千言萬語？
以圖形表示的價值觀體系間的差異。
心理學教授想要測試其有關人腦如何工作的理論時，他們經常會組織自己的學生作為志願者，向他們提問——不過心理學家自己也經常承認，他們的學生都屬於WEIRD群體。心理學術語WEIRD是西方（Western）、受過教育（Educated）、工業化（Industrialized）、富有（Rich）和民主派（Democratic）的首字母縮寫；一言以蔽之，它是指完全準備好適應因達斯特裡亞的那些人（諷世者甚至會說，大學的全部意義就是確保學生在畢業時體面地歸屬於WEIRD群體）。
講授近代史近30年，我最有體會的事情之一便是，學生們往往會覺得阿格拉裡亞及其價值觀很難理解，遑論熱愛。相反，在這些WEIRD年輕人看來，覓食者及其價值觀倒是頗有魅力。當然，世事總有例外；覓食者的行為有時很像野蠻人，而像古雅典這樣的貿易城邦卻能引起共鳴，至少在我們開始討論奴隸制和對婦女的壓迫之前，大體如此。但總體而言，我們在《尼薩》（人類學家瑪喬麗·肖斯塔克所著的一位昆申人婦女的傳記，在第二章提到過）一書中讀到的那些覓食者很像我們會在監獄裡碰到的人，而11世紀史詩《羅蘭之歌》[31]中的人看起來更像是來自外星球。
關於這一點，我在1996年有過一次特別有趣的經歷。那是我在斯坦福任教第一年即將結束之時，我辦了一次主題為古代和現代奴隸制的本科生研討會。有一天在課堂上，得知幾位學生的祖先——高祖（四世祖）或天祖（五世祖）——在美國南北戰爭前曾是南方各州的奴隸主。我的學生無一例外都認為奴隸制是邪惡的。但是，當我問到他們是否認為自己的親戚在道德方面落後於時代時，他們大都看上去不大自在，而且就這個問題閃爍其詞。隨著討論的擴大，班裡的其他學生也提出了他們的解釋。有些人認為，擁有奴隸的親戚或許知道奴隸制是錯的，因而他們都是偽君子。又或許奴隸制根本就沒有錯，一切都是相對的。這兩種觀點讓同學們更不自在了。
課堂辯論本來就是學術性的，其結論不會產生什麼嚴重的後果。但有時農耕者和化石燃料使用者會因為無法理解對方的價值觀而產生非常嚴重的後果。2012年10月9日，就在我開始最終形成本書的系列講座之前一個星期，巴基斯坦西北地區的一個男人爬上一輛校車，問馬拉拉·尤薩夫扎伊[32]是否在車上，然後拔出一把柯爾特45式手槍，對著這個16歲女孩的臉部扣動了扳機。塔利班的一名發言人說馬拉拉的罪行是：「親西方，抨擊塔利班，還說奧巴馬總統是她理想的領導人。」當時尤薩夫扎伊並沒有死，塔利班發誓要再次刺殺她（還要殺了她父親）。
在我的普林斯頓講座之後，這次槍擊事件被討論了好幾次。對於因達斯特裡亞的WEIRD歸化居民（我懷疑世上沒有比普林斯頓更WEIRD的地方了）來說，這次刺殺企圖的唯一解釋，似乎是塔利班對其深刻的道德缺失感到心虛。女人有接受教育的權利，世界也需要受過教育的女人。尤薩夫扎伊的博客以及對塔利班禁止女孩上學的抗議，在那次襲擊之前就已經讓她成了一個女英雄。德斯蒙德·圖圖[33]大主教提名她為國際兒童和平獎的候選人，巴基斯坦致力於現代化的總理也授予她該國的國家青年和平獎。那次遇襲之後，尤薩夫扎伊成為諾貝爾和平獎有史以來最年輕的獲獎者。塔利班刺殺她的行為的確踐踏了最高的道德。
然而塔利班的視角顯然有雲泥之別。他們關於阿格拉裡亞價值觀的強硬版本強調女性要服從，人要尊重神靈認可的政治權威，以及使用暴力是正義的；在這樣一個世界裡，尤薩夫扎伊似乎才是那個踐踏最高價值觀的人。持這種看法的可不只塔利班：2014年4~6月期間，正當我完成本章寫作之時，宗教極端組織「博科聖地」[34]，（豪薩[35]語名稱，大意是「西方教育是邪惡的」）在尼日利亞綁架了逾250名女學生。在2009年的一次採訪中，該組織的創始人說，其使命是拒絕民主和現代教育（尤其是進化論和地球是圓的這些思想），實施宗教法，回歸傳統的性別角色。一個發言人說，被綁架的女孩們應該結婚而非上學，他還說，針對她們犯下的罪行，理應將其賣身為奴作為懲罰。
在第三章提到的阿格拉裡亞世界中，人們很可能會認為塔利班和博科聖地很極端，乃至誤入了歧途，卻並非邪惡組織。一萬年來，農業社會經常使用暴力來制止或懲罰對神聖秩序的公然對抗，其中很多可要比尤薩夫扎伊的行為輕得多。就連開明的雅典人也在公元前399年處死了蘇格拉底，罪行是腐蝕年輕人和信仰本城不信仰的神靈。博科聖地和塔利班依照阿格拉裡亞的規則行事，並依照相應的規則來解釋公正、尊重和正派等經過生物演化的人類價值觀。關於應該暴力懲罰想上學的女孩這一點，他們絲毫沒有道德敗壞的心虛，但他們的確落後於時代了——就像喬治先生一樣，只不過喬治先生要溫和得多。
每個時代的觀念都是得其所需，需要塔利班式價值觀的時代如今早已逝去。近兩百年來，堅持阿格拉裡亞價值觀的社會幾近滅絕，隨著工業化的無情擴張，最後的抵抗者也會消亡。WEIRD將繼承這個世界。
我希望本書第二章到第四章論證了這樣一個觀點，即能夠解釋我在1982年在阿西羅斯遭遇的文化衝擊的，是自冰河期以來人類價值觀的劇烈演變，推動這種演變的並不是生物變化（動物人在近15 000年來實際發生的變化很小），而是人類的能量獲取體系的演變以及這些體系所要求的社會組織類型。不過，我還沒有解釋為何會發生這種能量、組織和價值觀的劇烈共同演變，也沒有提出那個顯而易見的問題，即隨著能量獲取體系和組織結構的持續演變，人類價值觀未來會發生怎樣的變化。下一章會討論這些問題。
[1] 引自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第二章，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編者注
[2] 托馬斯·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1766—1834），英國人口學家和政治經濟學家。他的《人口學原理》（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1798）影響深遠。
[3] 西蒙·庫茲涅茨（Simon Kuznets，1901—1985），俄裔美國經濟學家，197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他對經濟發展不均衡狀況隨時間的變化規律進行研究，提出了「庫茲涅茨曲線」。
[4] 傑裡米·格林伍德（Jeremy Greenwood），美國宏觀經濟學家，賓夕法尼亞大學經濟學教授。
[5] 阿南特·塞沙德裡（Ananth Seshadri），印裔美國經濟學家，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經濟學教授。
[6] 穆罕默德·耶呂克奧盧（Mehmet Yorukoglu），土耳其中央銀行經濟學家。
[7] 傑弗裡·瓦夫羅（Geoffrey Wawro，1960— ），北得克薩斯大學軍事史教授。他的重點研究領域是從法國大革命到當前的現當代軍事史。
[8] 史蒂夫·布魯斯（Steve Bruce，1954— ），蘇格蘭阿伯丁大學社會學教授，英國國家學術院院士，愛丁堡皇家學會院士，在現代世界的宗教性質和宗教與政治的聯繫方面頗有著述。
[9] 托馬斯·雷恩巴勒（Thomas Rainsborough，1610—1648），英國內戰時期的著名代表人物，也是（議會派）新模範軍成員之間關於國會組成的普特尼辯論的主要發言人。
[10] 斐迪南·拉薩爾（Ferdinand Lassalle，1825—1864），德國猶太人法理學家和社會主義政治活動家。
[11] 布蘭科·米拉諾維奇（Branko Milanovic，1953— ），塞爾維亞裔美國經濟學家，曾任職世界銀行研究部首席經濟學家，主要研究發展和貧富不均。
[12] 傑裡米·邊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英國哲學家、法學家和社會改革家。他是最早支持效益主義和動物權利的人之一。
[13] 艾薩克·巴捨維斯·辛格（Isaac Bashevis Singer，1902—1991），出生於波蘭華沙的美國籍猶太裔小說家，使用意第緒語寫作，1978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他的作品深刻描繪了波蘭和美國的猶太人生活。
[14] 特雷布林卡滅絕營（Treblinka），「二戰」時期納粹德國的一個滅絕營，位於當時德戰區波蘭境內。
[15] 約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英國哲學家。在知識論上，洛克與喬治·貝克萊、大衛·休謨三人被列為英國經驗主義的代表人物，但他也在社會契約理論上做出了重要貢獻。他在1689~1690年寫成的兩篇《政府論》是其最重要的政治論文。
[16] 克裡斯蒂安·沃爾夫（Christian Wolff，1679—1754），德國博學家、法學家、數學家、啟蒙哲學家。
[17] 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1933— ），印度裔經濟學家，以其對福利經濟學的貢獻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1998）。
[18] 亞歷山大·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1755—1804），美國軍人、經濟學家、政治哲學家，美國憲法起草人之一，以及第一任美國財政部長。
[19] 羅伯特·諾齊克（Robert Nozick,1938—2002），美國哲學家，哈佛大學教授。他是當代英語國家哲學界的重要人物，對政治哲學、決策論和知識論都做出了重要的貢獻。他最著名的作品是在1974年撰寫的《無政府、國家和烏托邦》（Anarchy, State, and Utopia）一書。
[20] 辛辛納圖斯（Cincinnatus，公元前519—前430），古羅馬共和國時期的英雄，其事跡在古羅馬廣為傳頌。公元前458年，時任執政官的米努基烏斯所統率的羅馬軍隊遭到意大利埃奎人的包圍，退隱務農的他臨危受命擔任羅馬獨裁官，以保衛羅馬。退敵16天後，他辭職返回農莊。
[21] 羅斯·佩羅（Ross Perot，1930— ），美國商人，出生於得克薩斯州特克薩卡納，父親是專門從事棉花合約的商品經紀人。2012年佩羅的身家估計有35億美元，被《福布斯》列為美國富豪榜第134名。他曾經在1992年和1996年兩次參加總統競選，雖然最終敗選，但取得了歷來第三黨最多的普選票。
[22] 多米尼克·斯特勞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1949— ），法國經濟學家、律師、政治家，法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社會黨黨員。曾任法國財政部長。他在2007年9月28日獲選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
[23] 「勞工陣線」（Labor Front），納粹德國取締魏瑪共和國的自由工會後創立的官方工會組織，它是一個僱主和工人的統一聯盟，也是納粹的統一工會組織。
[24] 埃瑪·戈德曼（Emma Goldman，1869—1940），美國無政府主義者，以其政治行動主義、寫作與演說著稱。她在20世紀前半葉北美與歐洲的無政府政治哲學發展中扮演了關鍵角色。
[25] 約翰·斯圖爾特·密爾（John Stuart Mill，1806—1873），英國哲學家和經濟學家，19世紀影響力很大的古典自由主義思想家。
[26] 威廉·貝弗裡奇（William Beveridge，1879—1963），英國經濟學家，著名的進步論者和社會改革家，福利國家的理論建構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