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耕者是什麼人？
農耕者最重要的能量來源就是已經馴化的動植物。在第二章開頭，我引用了凱瑟琳·潘特–布裡克[1]對覓食者的定義，即「並未刻意改變所開發資源的基因庫」的人，並因此「生活在小群體裡……四海為家」；與之相反，農耕者刻意改變了所開發資源的基因庫，生活在大型（往往非常大）的群體中，很少遷徙。覓食者的游群機動性高，規模很小，流離顛沛，卻有同伴形影相隨；而在農耕者定居的大型村落，世代更迭，山河依舊。
農耕的關鍵在於改變所開發資源的基因庫，植物學家和動物學家通常將這一過程稱為「馴化」。這裡是指人類充分干預其他物種的繁殖以製造選擇壓力，導致這些物種進化成全新的物種，只有在持續的人工干預下才會繼續繁殖。
馴化的小麥如今已是人類獲取植物蛋白的首要來源，算是一個經典的例子，不過世界各地的其他動植物也經歷了類似的遺傳過程。野生小麥是一年生植物；成熟時它的花序軸（把每一個種子附在植物上的小梗）變軟，種子會一顆接一顆落到地上，落地後種子的保護殼破碎，開始萌芽。每年，大概每一兩百萬株野生小麥中會有一株在一個單基因上發生加強花序軸的隨機突變，也就是說它的種子成熟後不會落到地上，無法繼續傳遞其基因。如此一來，這些變異的植物就從基因庫裡消失了（由下一世代裡新的隨機變異所替代）。但在人類覓食者開始通過收割植物和再種植部分種子來干預野生小麥的基因庫後，至少某些變異植物會把它們的基因傳遞下去，而基因庫中變異的比例會以非常緩慢的速度增加。計算機模擬表明，變異性狀在理論上只需區區數百年便可完全取代原始的野生植物物種，不過從考古學證據來看，這實際需要幾千年的時間。隨後，只有在人類繼續收割和重新種植的情況下，被馴化的全新小麥物種才有可能繁殖下去，人類也的確是這樣做的，因為他們的勞動（農耕）所生產的卡路里遠勝覓食者通過採集野生小麥所獲取的熱量。馴化的動植物是最早的轉基因生物。
「農耕」這一類別所包含的變體比「覓食」還要多，因而本章的篇幅遠長於第二章。「農耕者」這一類別同樣包含很多過渡型，導致其邊界模糊不清。我在第二章裡花了不少篇幅討論所謂的「覓食系列」，既有非洲昆申人那樣機動性高、無社會組織的小群體，也有太平洋西北地區的瓜基烏圖人那樣定居的、高度組織化的大型群體，以及中間很多過渡型。但為能恰如其分地討論農業社會，與其把它想成一個系列，不如想成一個三芒星（圖3.1）。
圖3.1 農業三芒星
每一個點均代表了一種極端類型，從園耕者到貿易城邦或早期工業國，中心則代表理想類型的農耕者社會。
三芒星中的一個點是諸如南非的馬奇根加人（我在第二章簡單提到過）等微小規模的群體，他們有機會接觸到馴化的動植物，但生活方式卻更接近覓食者。人類學家通常將這樣的社會稱為「園耕者」（horticulturalists）社會或乾脆稱其為「食物培植者」（food cultivators）社會。第二個點主要包括公元18世紀的農業國，形態千差萬別，如中國清朝、印度莫臥兒王朝、土耳其奧斯曼王朝，以及啟蒙運動時期的西歐及其海外殖民地，其中一些國家已處在工業革命的邊緣；第三個點則是包括古雅典、中世紀威尼斯，或中亞的某些綠洲在內的一些高度貿易化的小城邦，它們在某些方面與化石燃料社會和農業社會各有不少共同之處。三芒星的中央則是理想類型的農耕者社會。
人類學家非常重視園耕者與農耕者之間的區別，他們通常會將某個與眾不同的統治精英的崛起視作二者的分野。「只有當培植者融入一個國家社會之後，」人類學家埃裡克·沃爾夫[2]在其影響廣泛的著作《農民》中指出，「也就是說，當培植者必須遵從其社會階層之外的有權之人的要求和約束時……我們才可以恰當地提及農民這個概念。」歷史社會學家和政治學家至少同樣重視農民和早期工業國屬民之間的差別，但城邦居民與農民有何不同卻乏人問津。
然而，和覓食者的情況一樣，即使有各種例外和亞類別存在，也不該掩蓋這樣的事實，即一個理想類型抽像地表述了農耕者社會的核心特徵。跨文化的相似性如此有力，以至於早在1954年，在力圖比較三個農耕者社會（公元前7世紀的希臘、19世紀的英格蘭南部和20世紀30年代的墨西哥）的一次講座上，人類學家羅伯特·雷德菲爾德[3]甚至頗有把握地提出：
假設一個農民來自這三個相距很遠的社群中的任何一個，如果他能被某個帶翼的精靈送到其他兩個社會的任何一個，並掌握了所至村落的語言，他很快就會像到了自己家裡一樣舒服自在。這可能是因為生活的基本方向沒有改變，他職業的羅盤還會繼續指向同樣的道德之北。
本章將用大部分篇幅討論這些「生活的基本方向」。
圖3.2 第三章中提到的地點和社會群體
和覓食一樣，農耕也是在特定的時間出現在一個特定的地區——就農耕而言，它出現在考古學家所謂的「側翼丘陵地區」（參見圖3.2；基本上是一條彎曲向上穿過約旦河谷至土耳其邊境，然後沿著伊拉克—伊朗邊境折返向下的弧線），隨後遍佈世界的每個角落。但覓食者和農耕者的擴張在速度、規模和徹底性方面大相逕庭。現代人類覓食者用了5萬多年（從大約公元前70000~前15000年）才從非洲蔓延到人力可達的每一個適合生存的角落。在這個過程中，世界人口增長了大約60倍（從公元前70000年的大約5萬人增長到公元前15000年的300萬人），前人類徹底滅絕。反觀農耕者，他們只用了區區11 000年（從大約公元前9500~公元1500年）便佔據了人力可達的所有適合生存的角落，在此期間，世界人口增長了90倍，從大約500萬增長到4.5億。覓食者並沒有滅絕，但他們佔世界人口的比率從公元前9500年的約99%大幅下降到公元1800年的約1%。那時，農耕者占世界人口大多數的情況已經持續至少5 000年了。
普通農民的生活記錄
農業社會的證據來源（考古學、歷史文本、人類學）與覓食者社會大致相同，但各個類別的權重卻大相逕庭。因為所有的農業社會或遲或早都會發明或接受文字，所以大約從公元前3300年，在當今的伊拉克南部，就出現了大量關於農業社會的第一手資料。
但在倖存至今的數以百萬計的文本中，大多數都有同一個嚴重的問題：作者屬於受過教育的精英小群體，其中男性占壓倒性多數，這些文字通常是他們為同輩人，或為自己的目的所寫。因此，關於佔人口3/4或更多的實際從事農耕之人的生活，第一手歷史資料能夠告訴我們的少之又少。即使在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古代社會，如古希臘（公元前5~前4世紀）和其後的意大利共和國（公元前1世紀），或許也不過只有1/10的男性公民擁有基本的讀寫技能，受過教育的女性更是鳳毛麟角。直到公元後第二個千年的初期，識字率才攀升至10%以上，即便到了那時，恐怕也只有在西歐和中國的城市才達到了這個比率。真正的大眾教育，即逾半數人口能夠閱讀簡單的句子，要到化石燃料時代才實現。
正因為如此，歷史學家想方設法探究普通農耕者的生活。第一手文本偶爾會留下一些吉光片羽，比如宗教審判官雅克·富尼耶[4]（後來的教宗本篤十二世）的記錄，他記錄了公元1294~1324年與法國南部蒙塔尤村農民的面談；但大部分有關農耕經歷的證據來自20世紀人類學家、農村社會學家和發展經濟學家的考古和論述。農業社會生產的物質產品（其中有些還被飾以具象派藝術）的確讓覓食者難以望其項背，因此實物記錄至少是非常豐富的，但是像所有考古證據一樣，那些都是無聲的證據，必須通過類比來加以詮釋。因此，和關於覓食社會的研究一樣，儘管社會學家就20世紀的農耕者生活提供了非常詳細的資料，但以此推斷早期的農業社會仍然問題重重。
農業社會的生存方式與希臘奇跡
與覓食者的情況相同，農耕者養活自己和組織群體的很多方式也都取決於地理環境。起初，在最後一個冰川期的末期，唯一有可能成為農耕者的人群是住在側翼丘陵地區及此類區域的人，那裡的地理條件有利於有馴化潛力的大谷粒草種和大型哺乳動物的進化。又是和覓食者一樣，住在這些有利位置的人只能因地制宜地馴化原本就生長在那裡的動植物，這意味著當側翼丘陵地區的第一批農耕者馴化了小麥、大麥、豆子、綿羊、山羊和牛的時候，東亞的農耕者馴化了小米、大米、豬和水牛；中美洲的農耕者馴化了南瓜和玉米；安第斯山脈的農耕者馴化了南瓜、花生、土豆、美洲駝和羊駝；而新幾內亞的農耕者馴化了香蕉和芋頭。每一個馴化的物種都能產出不同的營養元素，其所需的勞動模式也不盡相同。
隨著這些農業核心地區人口數量的增長，人們帶著這些核心地區馴化的動植物向外遷徙，尋找新的農田。一波又一波緩慢流動的移民潮把側翼丘陵地區的初始農作物一路帶到如今的法國，以及現代阿富汗境內的梅赫爾格爾[5]，另有移民把中國的農作物帶到了日本和婆羅洲，最終橫越了大洋洲。然而，把農業帶到全新的環境開闢了新的可能性，農耕者漸漸認識到，大江大河——特別是幼發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尼羅河、印度河以及黃河——可以用來灌溉、運輸和交通往來。這把作物產量和經濟整合推向新高。正是在這些江河流域，農耕者建造了第一批真正的城市，人口呈數十倍地增長，有時甚至達到成百上千倍。然而，如果說靠近大江大河對農耕有利，面朝大海則更是佔足了地利。在公元前最後一個千年後期，羅馬帝國控制了整個地中海盆地，羅馬城的居民人數接近100萬。東亞沒有酷似地中海的地理特徵，但公元609年啟用的大運河[6]功能頗像人工地中海，把盛產大米的中國南方和北方的城市與軍隊聯結起來。到公元700年，長安也有了100萬居民。
隨著每一個農業核心地區的增長，能量獲取方式也經歷了一個緩慢的爆炸過程。通過我在《文明的度量》[7]一書中所述的計算方法，一般的富裕覓食者在初步實現馴化的前夜（在側翼丘陵地區大約是公元前10000年，東亞和南亞地區在公元前8000年，墨西哥和秘魯在公元前7000年），每天大約能夠獲取5 000千卡的熱量（千卡/人/天），其中有大約一半是食物，其餘的則是燃料、衣物、房舍、製造業、運輸和其他活動。大約兩千年後，在從事園耕的村落建成之時（側翼丘陵地區大約在公元前8000年，東亞和南亞地區在公元前6000年，墨西哥和秘魯在公元前5000年），能量獲取上升到大約6 000千卡/人/天。接下來的3 000年間，能量獲取更是提高到大約8 000千卡/人/天，因為早期的農耕者學會了如何越發有效地利用馴化的資源（側翼丘陵地區大約在公元前5000年，東亞和南亞地區在公元前3500~前3000年，墨西哥和秘魯在公元前2000年）。這些農耕者發現，頭年在園中種植穀類，來年改種蛋白質豐富的豆類，不但土壤會恢復肥力，他們的膳食也更多樣化。如果用粗糙的磨盤碾碎穀物，食物裡會殘留沙礫，磨損牙齒，因此，他們學會了篩出雜質，以新的方式處理穀物。與此同時，牧人們也認識到，與其在幼仔時就把馴化的動物統統殺掉吃肉，還不如養一些留著剪羊毛、擠奶，用它們的糞便給土地施肥。西南亞的大型馴化哺乳動物比其他地方都多，那裡的人們甚至學會了給野獸套上挽具來拉車。此前搬運任何東西都要抬起來扛走，但耕牛的挽力可達人力的三倍。到公元前4000年，牛拉耕犁的發明實現了馴化動植物的聚合。
而那僅僅是開始。公元前4000年前後的美索不達米亞和埃及，公元前3000年的印度河谷，以及公元前2500年的黃河河谷，使用河水灌溉的農耕者獲取的能量大約是10 000千卡/人/天，又過了4 000年左右（公元1世紀羅馬帝國的某些地區，公元1100年的中國宋朝，印度莫臥兒王朝在公元1700年或許也是如此），能量獲取又翻了兩番。食物在消耗能量中的占比的確增加了，從農業肇始之時的2 000~2 500千卡/人/天增至約6 000~8 000千卡/人/天，但大部分增量來自以便宜的卡路里來替換昂貴的熱量（肉、酒精、栽培的水果等）。在這一萬年的歷史長河中，大多數農耕者仍然身材矮小，營養不良。人均能量獲取增加了6倍，達到大約30 000千卡/人/天，似乎已經達到了純粹的有機經濟（圖3.3）所能達到的上限。
圖3.3 峰值能量
公元前14000~前1年，世界人均能量獲取的最高水平（數據引自莫裡斯，2013）。
因為野生動植物所能提供的能量如此之少，覓食者必須顛沛流離，四處尋找其生計所需的資源，但單位面積土地的能量獲取穩定增長，意味著大多數農耕者不必如此。誠然，農業社會也有些成員要不斷遷徙：牧人趕著羊群往來於冬季和夏季牧場之間，而在貿易城邦，則有少數人（其數目無法量化，比例較大，但跟農耕者相比仍然是少數人）有時要在海上航行逾100英里[8]之遠。某些人漫遊的範圍顯然大勝從前；雖說覓食者不斷遷徙，但他們大多只會逗留在方圓數十英里的區域，而到公元前5世紀，腓尼基水手大概已經環航了整個非洲。在公元紀元的頭兩個世紀，至少某些埃及和印度的水手會定期拜訪彼此的故鄉。公元2世紀葬在意大利瓦努裡（Vagnari）的一個成年男子的DNA（脫氧核糖核酸）表明，他來自東亞，中國的史書似有記載，公元166年，羅馬使節抵達過漢朝的都城雒陽。到公元1600年，幾個歐洲人揚帆環遊了整個世界，於是在接下來的兩個世紀裡，才實現了真正意義上的全球貿易。另一方面，儘管這些環球旅行者不斷刷新紀錄，世界各地的大多數農耕者的生活空間比大多數覓食者還要小得多，這些農耕者一生所到的最遠處，距其出生的村落不過三四天腳程。對於在公元1368~1398年統治中國的洪武帝來說，20里路（大約7.5英里）是一個人離家所能抵達的最遠距離，而13世紀的英格蘭法律對於「鄰里」（一個明理的人從其所在的村莊出行拜訪他村的距離）一詞劃定的畛域也如出一轍，這大概並非巧合。
雖說來自農業社會的第一手資料裡充斥著浪子、游吟詩人以及年輕人闖蕩四海創造財富的傳說，但實際上由於農業所釋放出來的人均能量獲取增長了6倍，無拘無束的生活方式反而越來越不可行，因為社會規模的增長更為強勁。在覓食社會，每平方英里土地通常只需支撐不到一人的生存，如果環境惡劣，這一比例可能會降低到每十平方英里養活一個人。但是，農業社會的人口密度往往會超過每平方英里10人。公元前5世紀的雅典有5 000平方英里的領土，人口約35萬，比典型的覓食社會高出兩到三個量級，而在尼羅河谷、長江與恆河三角洲的灌溉農田，人口密度大概更高。
單個村落的規模增長得更快。冰河期的覓食者窮其一生，見過的最大人群估計也不過數百人，而那一般是在游群聚集的時候，一年也只有那麼寥寥幾天而已。然而時至公元前7000年，在當今土耳其境內的加泰土丘[9]常年定居的就有大約1 000人；公元前3500年之後不久，逾萬人定居在伊拉克南部的烏魯克[10]；到了公元前700年，伊拉克北部的尼尼微[11]容納有10萬居民；前文也曾提到，公元100年，有100萬人住在羅馬，這一數字大概比公元前20000年的世界人口總數還多；而到公元700年，中國長安的居民數量也達到了這一規模。羅馬帝國和同時代的中國漢朝帝國各自有至少6 000萬人；到公元1600年，中國的明朝有1.6億人口。
每英畝農田的能量獲取穩定增長，才有可能養活這數百萬人口，但代價是承星履草、胝肩繭足的勞作。薩林斯的原始富裕社會中相對悠閒的覓食者與歷史學家、人類學家和發展經濟學家所記述的操勞過度的農耕者形成了鮮明對比。「我事稼穡，兀兀窮年」，古希臘詩人赫西俄德[12]曾在詩中這樣寫道——他的《工作與時日》（作於公元前700年前後）是現存最古老的文獻資料，旨在從農民的角度來描述生活。26個世紀後，意大利南部的一位神父斷言：「農民每天就是為了吃飯而工作，為了有力氣工作而吃飯；天黑了就睡。」發掘出土的骸骨表明，古代農耕者受到的重複性應力損傷往往比覓食者更多；他們的牙齒常常很糟糕，這是其飲食範圍受限，攝入碳水化合物過多所致；他們的身高從農耕時代開始便稍有下降，直到20世紀前都沒有明顯增高，這是揭示整體營養水平的一個相當準確的指標。
農耕者需要多麼艱辛的勞作才能果腹，不只取決於他所在的地域和擁有的財富，還取決於他的時代處於人口週期的哪一個階段，人口爆炸與萎縮時期交替出現是農業社會的典型特徵。像覓食者一樣，農耕者很少能與環境和諧相處。在歐洲這個學者們研究得最為深入的地區，考古學數據表明，公元前8000~前2000年，人口呈指數級增長，每16個世紀左右便翻一番，繪成圖表更是跌宕起伏，每一個可怕的崩潰過後，總有突如其來的人口波峰（圖3.4）。
到了公元後的第二個千年，更加豐富的證據讓我們得以更精確地追蹤這些模型。從大約公元900年開始，氣候溫暖潮濕，人口穩定增長，氣候學家稱這段時間為「中世紀暖期」。這迫使農耕者更加艱辛地勞作，因為單位土地面積上的人手更多了，抑或耕種的土地不似先前那般肥沃；但在1346~1400年，黑死病（導致這塊大陸上的近半數人口死亡）大大降低了土地—勞動力比，使之轉而有利於倖存者。非技術工人的真實收入在15世紀激升至前所未聞的水平，但隨著人口數量的恢復，農耕者又必須以更加努力的勞作換取低廉的報酬（如後文圖5.8所示）。在18世紀的歐洲，啟蒙知識分子發現，農民們認為15世紀是黃金時代，悠閒度日，以蛋糕和麥芽酒為伴，與他們自己的悲慘時代形成了鮮明對比。約翰·昆西·亞當斯[13]在記述1800年的故鄉時說，當時的農民村落是「用泥漿和茅草蓋成的破屋……裡面住著衣衫襤褸、面色蒼白的乞丐……房舍都住滿了兒童，身上除了一件粗糙的襯衫外別無他物；更有的一絲不掛，身上滿是寄生蟲，看上去就像瘟疫橫掃之後的埃及大地一樣狼藉」。
圖3.4
根據13 658個公開發表的放射性碳日期（數據來自申南等，2013）測定，歐洲人口在公元前8000~前2000年之間呈指數級增長。在一系列崩潰與繁榮之間，長期趨勢是人口每1 600年左右翻一番。（所有日期均在整個研究區域內，樣本N = 13 658；二項分佈N = 6 497。）
在每一個來自化石燃料世界的訪客看來，就算在人口週期中最幸福的時段，農民的生活也是污穢、粗野和貧窮的。安東·契訶夫於1897年發表的一篇反映嚴峻現實的短篇小說《農民》（Peasants）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小說裡的反英雄主角尼古拉·奇基利傑耶夫是一位生活在莫斯科的貧窮僕役，後來因為疾病被迫回到了祖先的村莊，但契訶夫說，就連這樣一個簡樸的人也「早已被這經常不斷的叫罵、飢餓、煤煙和臭氣弄得筋疲力盡，他已經痛恨鄙視這種貧窮的生活，而且在妻子、女兒面前常常為自己的爹娘感到羞愧」。我們當然沒有理由懷疑契訶夫對農民悲慘生活的精準理解，但應該記住，那至少不像覓食者的生活那樣惡劣。經濟學家安格斯·麥迪遜[14]估計，古代和中世紀農民養活自己的收入一般相當於每天1.50~2.20美元——這當然不算多，但比覓食者的每天1.10美元好多了。根據我本人關於能量獲取的估計，差距很可能更大，像羅馬帝國或中國宋朝這樣真正繁榮的農業社會，農民的收入水平比最繁榮的覓食者要高5~6倍。就算契訶夫筆下不幸的奇基利傑耶夫也有個小農舍，房子裡有俄式茶壺，壺裡有茶，還有燒開茶水的爐子。
農業社會比覓食者社會更加繁榮，但等級也森嚴得多。我們在第二章看到，在某些條件下（像是18世紀太平洋西北地區，或是史前的日本或波羅的海地區普遍存在的情況），覓食社會的財富分配可能很不均衡，但其程度遠不及農業社會。目前有實際統計數字的最古老的例子是羅馬帝國，那裡頗有些人腰纏萬貫、富甲一方。有位C·凱基利烏斯·伊西多魯斯（C. Caecilius Isidorus）在公元前8年去世時留下的遺產包括3 600對牛、257 000只其他動物、4 116個奴隸，還有6 000萬塞斯特斯[15]的現金（足以供50萬人吃上一年）。與此同時，一位名叫L·塔留斯·魯弗斯（L. Tarius Rufus）的高級軍官單單一次地產交易失敗就損失了一億塞斯特斯的巨資，歷史學家克裡斯·威克姆[16]認為，到公元4世紀，頂級豪門——阿尼奇家族（Anicii），彼得羅尼家族（Petronii）和凱奧尼家族（Caeonii）——「可能是有史以來最富有的私人土地主」。
以最好的情況估計，在公元一世紀，羅馬帝國的基尼財富係數在0.42和0.44之間，以當時羅馬的科技和生產力水平，這意味著羅馬的精英階層（大約佔人口總數的10%）從其他羅馬人那裡搾取了大約80%的理論最大剝削率。這一基尼係數比覓食者的平均係數（第二章提到過），即0.25，要高得多（圖3.5），但羅馬的不平等情況似乎在農業社會相當典型。另外一項研究比較了13個農業國，計算得出的平均基尼係數為0.45，而計算出覓食群體的低係數的那一組人類學家發現，在他們的樣本中，8個小規模農耕者社群的平均基尼係數是0.48。（這個研究小組還研究了4個園耕者群體，發現其平均係數為0.27，僅比覓食者的係數略高，這倒是在意料之中。）
這類社會——比覓食者社會更加擁擠和繁榮，但更不平等——成為現實的唯一充分必要條件，是勞動分工複雜度的一次大飛躍。這種社會最明顯的特徵便是規模遠勝家庭的經濟組織的出現，我隨後會再來討論這個問題；但在研究如此大規模的組織之前，首先需要強調的是，和覓食社會一樣，家庭仍然是農業社會經濟體的基本單位，但家庭內部結構已經面目全非了。
圖3.5 貧富不均的衡量
史密斯等人（2010）計算得出的覓食者（0.25）、園耕者（0.27）和農耕者（0.48）的平均貧富基尼係數。羅馬帝國的係數大約在0.42~0.44之間；公元1800年前後，英格蘭和法國的係數為0.59。
這種變化主要由兩股力量促成。一是勞動本身的性質。在覓食社會，女人通常承擔大部分的植物採集工作，而男人承擔大部分狩獵工作。這種勞動性別分工在園耕社會中通常沒有多大改變，狩獵和採集仍很重要，田間勞動相當輕微。在很多地方都有大片可以用作庭園的土地，而勞動力相對稀缺，園耕者在大片土地上從事著清閒的工作，男人和女人共同鋤地除草。但隨著人口的增長，相對於勞動力而言，土地越來越稀缺，人們在土地上更加精耕細作，通過犁地、施肥，甚至灌溉等重體力勞動，期望從每一寸土地上搾出更高的產量。一個社會在這個方向上走得越遠，男人的上肢力量在田間勞動中發揮的作用越大，也就會有越來越多的人將戶外活動看成是男人的工作。
這種長期轉變一定是把女人驅離田間的重要助推力，而第二個因素——人口因素，可能是一股更大的牽引力，把女人拉回家捨。在農耕出現之前，人口平均每一萬年才翻一番，而農業開始之後，不到兩千年就會翻一番。和女性覓食者相比，農婦們生的孩子多得多，某些史前史學家將這一現象稱為「新石器時代的人口結構轉型」。一般而言，農業社會中的每個婦女會分娩7個嬰兒，其成年後的大部分時間都在懷孕或照顧小孩，由於從事犁地勞動的女人很難再肩負這樣的重任，人口和勞動模式協力造成了男性（戶外）和女性（戶內）的分工。
因為，（1）與覓食者帶回家的食物相比，農耕者生產的食物往往需要進一步加工（脫粒、篩選、磨碎、烘焙等）；（2）與覓食者的臨時窩棚相比，農耕者建造的越來越耐久的房舍需要更多維護和清掃工作；以及（3）這些活動可以由在家裡看孩子的女人完成，於是農業的邏輯指向勞動力和空間的一種全新性別分工。顯而易見，世界各地的農耕者得出的結論是，男人應該在田間勞動，而女人應該待在家裡操持家務。事實上其道理如此淺顯易懂，以至於從園耕發展而來的農業社會無一例外地做出了同一決策。
對在敘利亞阿布胡賴拉[17]出土的162具骸骨的研究表明，在公元前7000年的側翼丘陵地區，勞動的性別重組已經如火如荼。男女兩性上背部的脊椎都有所增大，這大概是用頭部攜帶重物所致，但只有女人有明顯的關節炎症，這大概是在磨碎穀物時，長時間跪著以及用腳趾作為發力點而導致的。
阿布胡賴拉是個非常簡單的農業社會，但即使在羅馬帝國，情況也沒什麼不同——考慮到它可能是最複雜的前工業化經濟體，這著實出人意料。地理學者老普林尼[18]說，時至公元前160年代，羅馬城裡也沒有商業化的麵包房，因為麵包都是女人在家裡烤制的。公元後頭兩個世紀的文字記錄表明，家庭之外的受薪工人中，只有1/7是女性，招募女性的職業只有35個，而招募男性的有225個。古典學者蘇珊·特雷賈裡[19]斷言：「女人看來都集中在『服務型』工作上（餐飲、青樓）；經營小生意，特別是販售食品；在店裡侍候客人；某些手工業，尤其是布料和服裝生產業；諸如製作金箔或美發等『費工』的工作；以及某些奢侈品行當，如香料店等。」
在20世紀工業化之前的農業社會，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通常發現，農業勞作的強度，繼承的重要性，以及男性對於女性貞節的迷戀之間存在著強相關。這似乎也是農業邏輯順理成章的歸結。覓食者與年輕一輩分享知識，教他們如何尋找成熟的植物、野味和安全的營地，但農耕者則有實在得多的東西傳給下一代：財產。為了在農業世界繁榮興旺，人們需要房舍、田地和成群的牛羊，更不用提水井、院牆和工具，以及除草、灌溉、修築梯田和搬移石塊等改良工作。毫不誇張地說，從上一代那裡繼承遺產乃是生死攸關之事，利害得失重大，農民當然希繼承他遺產的孩子都是他的親生骨肉。覓食者對於性事較為隨意的態度消失了，代之以嚴厲監管女兒們的婚前貞操（20世紀50年代，意大利南部的一位人類學家稱之為「象徵中的象徵」）以及對妻子的婚外情嚴防死守。男人們往往會在30歲上下獲得遺產之後結婚，而女人通常15歲左右就嫁了人，此前她們根本沒多少時間在情場上廝混。
我們無法確定這些模式是否在農業社會初期就已存在，但確有證據暗示如此。很多早期農業社會似乎很癡迷祖先，甚至把祖先當作神靈來祭祀。側翼丘陵地區的若干個地點顯然有祖先崇拜（詭異的半地下房間裡供著無顎的人類頭骨）的傳統，這個傳統可以回溯到公元前10000年，正是馴化開始的時間。到公元前7000年，傑裡科[20]、加泰土丘以及無數其他地方的居民把祖先埋葬在房子下面，並把祖先的頭顱割下來妥善保存，往往會在頭骨上塗上染了色的石膏，世代相傳。當時，側翼丘陵地區女孩的生活大概已經不再像昆申覓食者尼薩那樣。相反，她們在父權之下長大成人，還在少女時代就被轉交給幾乎與父親同齡的丈夫來行使夫權。
有關紡織、金屬加工、陶器生產和其他活動的20世紀人種學、史學資料和考古遺跡表明，在大多數農業社會，大部分物質產品都是在家庭內部生產的。古希臘的農民詩人赫西俄德認為，農民基本上可以在家裡實現一切物質產品的自產自用，而無須在外購買、易貨或借用。他在《工作與時日》中描述了一個帶有強烈性別色彩的手工業體系，女人最重要的責任是紡織布料，而男人在農閒時製造工具（他還就如何製造手推車和耕犁給出了相當具體的建議）。
雖然赫西俄德致力於自給自足，但他也認識到農民家庭不可能包辦一切，並且隨著帶有性別色彩的家庭勞動分工日益加劇，家庭之間的專業化分工也漸成趨勢。赫西俄德理所當然地認為村裡應該有個鐵匠鋪（那是傳播流言蜚語的中心，當遠遠避開才好），每個家庭都有其擅長的手藝，大家在集市上交換貨品，彼此競爭。「陶匠互憎，工匠相輕」，他的名句如此寫道，甚至「乞丐相妒，詩人亦然」。考古學認為，農業社會甫一開始，專業人士（特別是高質量石質工具和武器的製造者）就變得很重要了。
某些家庭的特長是提供服務。宗教人士的起源大概可以追溯到農耕時代早期；考古發掘者令人信服地認為，公元前10000年左右葬於以色列的希拉松塔奇提特[21]的一位跛足老婦是個薩滿女巫，據信可以穿越於現實世界與超自然疆界之間，其陪葬品包括50個龜殼，獵殺分塊後的一頭野豬、一隻鷹、一頭牛、一隻豹子（局部），有點兒噁心的是，還有另一個人的一隻腳。在農業社會，祭司的家是公共場所，但關於提供其他各種服務的家庭也都有詳盡記錄。公元前19世紀產自當今土耳其境內卡內什（Kanesh）的泥板上展示了經營長途貿易網絡的亞述人家族企業，在公元前6~4世紀的巴比倫，穆拉疏斯（Murashus）和埃吉比斯（Egibis）等家族也有龐大的商業運作，留下了浩瀚的相關檔案。1 500年後，在開羅、熱那亞和中國杭州，也有非常相似的家族企業進行著更加複雜的金融和貿易運作。
不過，既然複雜程度更高的勞動分工是農業社會生產規模的充分必要條件，以家庭為單位的分工只是為日後的規模經濟開了個頭而已。在大型農業社會，許多必要的工作遠遠超出了家庭級別組織的處理能力。顯然，如果只有建築師的兄弟和堂兄弟們到場，埃及人不可能建起金字塔，也不可能有通往羅馬的條條大路。這種級別的工作需要超家庭級別的大型組織，在組織構成和永久性上早已遠非肖松尼人獵兔手們可比。
農業社會找到了很多方式來組織超家庭級別的工作。某些農業社會組織起規模比家庭更大的親屬群體，提供大規模的工作人口來滿足宗教儀式的義務，某些最為雄偉的史前紀念物，包括巨石陣在內，可能就是以這種方式建造的。然而，作為給大規模的永久性組織配備人員的體系，親屬關係似乎太過受限，那些留下書面記錄的農業社會似乎更加依賴另外兩個機制。
第一個是市場，工人通過市場出售勞力，換取錢幣或類似形式的工資。赫西俄德似乎提到過他的農場僱用的幫手，但受薪勞工的歷史要長得多。在公元前2200~前2000年前後統治了美索不達米亞大部分地區的烏爾[22]第三王朝，向在國有作坊和麵包房工作的勞工支付工錢（通常翻譯為「配給」）。在這些作坊中，一個位於拉格什[23]城的紡織作坊有6 000名僱員。在兩千年後的羅馬，建造了華美絢麗的大理石建築，為供應羅馬城百萬居民的生活之需而裝卸糧船的（更不用提35萬羅馬士兵了），多是成千上萬的僱傭勞工，在中世紀和近代，從英格蘭到日本再到世界各地，要想調動超出家庭級別的勞動力，市場可能一直是最普遍、最常見的機制。
儘管如此，農業社會的企業家（無論鄉下的還是城裡的）總是在抱怨單純靠工資很難把可靠的勞動力吸引到市場中去。他們發現，總的來說，任何人，只要其擁有的土地足以支撐家庭需要，都會更偏愛以耕種土地為生，而不是出賣勞力。經濟史學家加文·賴特[24]對最發達的農業經濟之一——19世紀初期的美國南部的描述，大概與早期的農業社會更加貼合：
家庭農場是一個實質性的保障措施，可以對抗飢餓、失業或貧困終老。在高風險金融機構不發達的時代，家庭農場是一種以相當安全的方式積累財富的手段——這筆財富大半來自家庭內部的勞動力清理場地、修建籬笆和排水系統等，自行耕作有助於確保這筆財富的所得源源不斷且不致旁落。
基本問題在於，近代農場工人的低產出意味著勞動的邊際產量，即僱主聘用一個額外的工人所獲得的收益，往往過低，無法支付有吸引力的工資，只要還有其他的謀生之路，人們就不會選擇受雇。這促使人們轉而選擇親屬關係之外的第二個方案，即強迫勞動，來調動家庭所無法提供的更多勞動力。使用暴力壓低勞動成本，直到僱主獲得的邊際產量大於零，奴隸制和農奴制遂成為解決勞動力市場失效問題的顯而易見的答案。
在覓食社會，強迫勞動幾乎聞所未聞。園耕者常常會在襲擊和戰爭中劫掠奴隸，但這些俘虜（特別是女人）一般很快就會被併入擄掠者的親屬結構，而在很多更為發達的農業社會，奴隸是終身制的，永遠是征服者世界的局外人。農業社會之所以轉向強迫勞動力，似乎純屬是因為不得已而為之：親屬關係和市場均無法產生足夠的勞動力來建造船隻、港口、道路、神殿和石碑，沒有這些設施，他們（相對）龐大的人口就無法養活自己或維持社會的運營。古代史學家摩西·芬利[25]在其發表於1959年的一篇經典論文中問道：「希臘文明是建立在奴隸勞動上的嗎？」他總結的答案是肯定的，並且如果我們把問題擴展，把所有類型的強迫勞動考慮在內，芬利的答案就會（在不同程度上）適用於所有的農業社會。在極端情況下——古雅典就是其中一例，多達1/3的人是動產奴隸[26]，沒有奴隸制和農奴制的農業社會鳳毛麟角。對能量獲取高於10 000千卡/人/天的農業社會而言，強迫勞動像父權制一樣，是一項必要的功能。
然而勞動分工日益細化的光明面是精神生活的專業化，這大大拓展了知識的存量。20世紀考古學的最大成就之一，便是展示了文字出現之前覓食者的精神生活有多複雜，但農業社會的文化精英們所取得的成就則達到了一個全新的高度。他們成功的關鍵在於文化素養，而文化素養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管理日趨專業化的副產品。歐亞大陸的東西兩端都有最完整的考古記錄，在馴化的最早期階段（大約在公元前9000年的美索不達米亞和公元前6250年的中國），少數人似乎已經開始使用符號來記錄家庭賬目，但還要五六千年後，才會出現更專業的官僚機制，把這些符號變成真正意義上的書寫體系。
在中美洲，還沒有發現與馴化有關的原始文字，但第一個專屬的文字系統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第一個千年，大致是美索不達米亞和中國建立最古老的完整農耕系統的時間前後。然而，新世界[27]的知識精英文化的發展落後於舊世界[28]，埃及、黎凡特[29]和美索不達米亞在公元前3000年，印度和中國在公元前1000年都完成了相似的發展。關於文字的使用是否徹底改變了人們的思考方式，人類學家長年爭論不休，但舊世界在農業時代取得了非凡的學術進步，其所倚恃的是專業化的教育體系以及巨額的人力資源投資，沒有文字則全然不可能達成。
農業社會越來越精密的勞動分工最終取決於另一類專業人士：暴力大師，他們把殺戮的相對優勢轉變為對政治權力的掌控。在農業發明之後的每一個地區，在長達三四千年的時間裡似乎都沒有壟斷合法暴力的政府，但當能量獲取上升到10 000千卡/人/天以上，並且城鎮人口數超過10 000人時，少數人就冒出來管事了，所有地區都不謀而合地經歷了這一過程，只是發生的具體時間不同，在美索不達米亞是公元前3500年左右，印度河谷在公元前2500年前，中國北方在公元前1900年，中美洲和安第斯山脈則晚至公元前100年。
基本定式是，這一新精英階層的某一位成員自封為王，但為了保住王座，他一定會組織更廣泛的聯盟，把潛在的對手變成支持者。為羅致勢均力敵的同儕，統治者一般會任命後者為貴族，使其可以合法擁有巨額財產，而為了讓統治者離不開他們，這些貴族一般會將自己重新包裝為有用的專業人士，精通宗教、法律、文化或戰爭等領域。這些不同領域的精英彼此協作，通過提高稅賦、執行法律、舉行祭祀、征戰鄰國、鎮壓起義等政府活動來協調大型社會的種種活動，這些也是古代和中世紀編年史的全部內容。
圖3.6是人類學家兼哲學家歐內斯特·蓋爾納[30]繪製的一張有關總產出的概略圖，高度抽像但非常有用。蓋爾納把這種理想型的農業社會稱為「阿格拉裡亞」，並指出，在這一虛構的典型社會中，「統治階級佔全部人口的一小部分，與直接從事農業的生產者，或稱農民，界限分明地隔離開來」。圖中的復線標注了這一明顯的大眾—精英分界線，而單線標注了統治階級內部軍事、行政、神職等工作的分工，以及他們自身的等級排序和法律定義的邊界。
圖3.6 阿格拉裡亞
哲學家兼人類學家歐內斯特·蓋爾納的理想型農業社會模式（引自蓋爾納，1983）。
「在頂部水平分層的少數人之下，」蓋爾納解釋道，「是另外一個世界，是由社會的世俗成員所組成的側向隔離的小規模社群」——也就是農民村落。蓋爾納將這些小社群描述為「側向隔離的」，因為農民很少外出；在大部分歷史時期，多數農民活動的範圍僅限於距其誕生之地步行可及的方圓數十里。在阿格拉裡亞，每個小轄區的農民往往都有自己的方言、宗教儀式和傳統——蓋爾納說，他們過著一種「向內的生活」。圖中縱向的虛線象徵著農民世界的碎片化，這與其統治者生活的大世界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例如在羅馬版的阿格拉裡亞，一位皇帝、元老院議員或待遇優厚的教授可以從不列顛遠行到敘利亞，一路吃著雀舌，喝著法勒那斯酒[31]，用希臘語和拉丁語閒談，在路過的每一個村莊顯擺同一套關於荷馬和維吉爾的詼諧典故。而住在東家土地上的農民走出二三十英里便有身處異鄉之感了。蓋爾納說：「國家關心的是搾取稅賦、維持和平，此外無他，國家並不關心如何改善其屬民社群的側向交流。」一個又一個農業貴族承認了如下事實：「我們對於圖拉[32]鄉下的瞭解，」俄國的李沃夫大公[33]說（他在圖拉度過了19世紀90年代），「並不比對中非的瞭解多多少。」
社會學家約翰·霍爾[34]在其《權力和自由》一書中表示，帝制中國、印度莫臥兒王朝，以及中世紀的伊斯蘭和天主教社會都可以很容易地套入蓋爾納的模式，但蓋爾納自己也認識到，仍有一些實例很難與圖3.6完美匹配。「阿格拉裡亞時代，」他指出，「本質上是一個停滯、壓抑和迷信的時期，」然而，他又補充說，「例外確實會發生，古希臘就是一例，但我們都傾向於稱之為『奇跡』。」
正如蓋爾納所說，這些奇跡般的例外大多是城邦。在史前後期的農業社會，這樣的城邦組成的網絡可能很常見：在埃及、美索不達米亞、印度河與恆河河谷、黃河河谷、秘魯、尤卡坦[35]以及墨西哥谷，似乎都能見到城邦網絡繁盛一時，直到其中一個城邦成長的速度超過其他，進而征服和吞併它們，形成一個更大的阿格拉裡亞。而在某些例子中，特別是歐洲和地中海（古腓尼基、希臘和意大利；中世紀意大利、佛蘭德以及波羅的海地區），以及中亞和撒哈拉的各個綠洲，城邦體系得以倖存，甚至有時還會在大帝國的周圍欣欣向榮，歷史文獻對這些時期頗有記述。
幾乎所有這些文本記錄的城邦有一個共同的重要特點：其傾向於商業，通常是海上貿易。這個特點緩和了其他社會由於農業能量獲取的局限而受到的約束。例如在公元前4世紀，雅典利用其地處龐大的貿易網絡中心的地理優勢，進口大部分所需食物，大大提高了人均獲得的能量。這不僅使得本章前文提及的高人口密度成為可能，而且維持了經濟增長（公元前800~前300年，人均消費可能翻了一番），以致實際收入大幅增加，在化石燃料時期到來之前，無人能望其項背。識字率同樣非常高，雅典經歷了一次文化大爆炸，「古典」的標籤便是由此得來。
古雅典、中世紀的威尼斯以及若干其他城邦在很多方面似乎要比農業社會更具現代性。圖3.7（我本人將古雅典套入蓋爾納模式的嘗試，或曰失敗的嘗試）和圖3.6之間的反差很強烈。和大多數其他繁榮的海上貿易城邦一樣，雅典也缺乏阿格拉裡亞那個高度分層的、與農民大眾嚴格隔離的精英小團體。相反，它只有一個弱分層的上層階級，其與同樣是弱側向隔離的各個同胞群體之間的區隔是以財富來界定，而不是法律強制的。在雅典和其他數十個希臘的實例中，分層非常弱，以至於國家的管理者不有國王，甚至不只有商業寡頭，還有希臘人所謂的「民眾權力」，一種由全體男性公民所組成的民主制度。不出意料，財富等級不甚分明。我的計算表明，公元前4世紀雅典佔有土地的基尼係數僅為0.38~0.39，而古代歷史學家喬賽亞·奧伯[36]估計，公元前4世紀末，雅典人（包括奴隸在內的全體居民人口）的總體收入不均係數為0.40~0.45——明顯低於史密斯等人計算的農業社會收入不均係數的平均值0.48。與覓食社會不同，在這裡，擁有財富一般都被看作好事。以希臘的標準來看，某些雅典人確實非常富有，但平均的真實收入也確實很高，發掘出土的房舍遺跡表明，古希臘人的生活條件遠勝於農業社會的大多數人。
圖3.7 希臘奇跡
貿易城邦如何重建阿格拉裡亞的一種情形（引自莫裡斯，1997）。
即使如此，雅典與阿格拉裡亞仍有很多共同之處。在森嚴的等級制度中，雅典公民屬於社會頂級的群體，在弱分層且弱側向隔離的公民之下則是另一個世界，正如前文所述，在公元前4世紀，高度側向隔離的動產奴隸大概佔全部人口的1/3。雖然地中海貿易帶來了能量繁榮，但對於雅典和所有其他希臘城邦來說，強迫勞動仍是必要的社會功能。實際上根據史料記載，雅典擁有最嚴格的奴隸制度，奴隸獲釋率極低，每次賦予獲釋奴隸以公民權，都必須在國家頂級決策組織（公民大會）進行一次投票表決。雅典還有古代社會中最不合理的性別差異體系。在古希臘的城市中，女人絕無獲得公民權的機會。
城邦之所以堪稱奇跡，原因之一是它擴大了精英階層，而不是取消了阿格拉裡亞內部的分界。古雅典可能是最極端的例子，大約有1/3的居民（自由成年男性公民加上他們的兒子）屬於這一統治精英集團。根據各自的具體問題，歷史學家們既可以選擇關注這一非凡的成就（被喬賽亞·奧伯稱為「杯子半滿」的視角），也可以關注非精英雅典人所面臨的掠奪和壓迫（「杯子半空」的視角）。
就本書提出的問題而言，或許我們應該將雅典和其他城邦看作大型農業社會模式的一個例外，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證實而非證偽了圖3.6的模型，正如太平洋西北地區、史前波羅的海和日本海那些定居、富裕和複雜的狩獵—採集者社會證實而非證偽了本書第二章提出的覓食者社會模型。一方面，瓜基烏圖人和雅典人都找到了把能量獲取提高到遠超標準水平的方法，並創立了不同尋常的社會體系來充分利用這一優勢。而另一方面，定居覓食者和貿易城邦只有在非常特殊的生態區才能繁榮昌盛——對前者而言，是海產資源豐富的海岸帶，諸如史前波羅的海和日本海，或是史上著名的北美西海岸；對後者而言，則是為大型帝國運送補給的貿易路線兩側的地理位置（通常指海上，有時也包括沿河地區，偶爾也包括陸路地區）。
歸根結底，定居覓食者無法擺脫狩獵和採集的制約，而貿易城邦也同樣受到耕種土地的限制。儘管定居覓食人口的規模和密度遠超機動性強的覓食群體的正常水平，但沒有一個能夠突破到農業社會的正常水平，同樣，儘管貿易城邦支撐著以農業社會的標準來看規模更大、密度更高的人口數量，也沒有一個可以突破到化石燃料社會的正常水平。在雅典的例子中，我們甚至可以看到，人口的增加使得這個城市越來越像阿格拉裡亞。在公元前5世紀，隨著雅典將其他希臘城市納入其管轄，雅典公民大會開始像圖3.6中的分層精英群體那樣行使職責，而此前類似圖3.7情形的那些屬城，在接受雅典統治後，變得更像是圖3.6中的那些側向隔離的社群了。我們在第四章就會看到，擺脫阿格拉裡亞的唯一方法便是進行一場工業革命。
阿格拉利亞與因達斯特裡亞
在18世紀60年代中的幾年裡，一個名叫雅各布·古傑爾（Jakob Gujer）的瑞士農民〔通常稱呼他的綽號克萊因喬戈（Kleinjogg），就是英語裡的「小傑克」（Little Jake）〕一時間成為舉世聞名的農民。醫生兼社會改革家J·K·希爾茨爾（J. K. Hirtzel）發現了這位口齒伶俐、雄心勃勃的農民，宣稱他是「鄉村蘇格拉底」。盧梭曾為他高唱讚歌，歌德也曾前往蘇黎世鄉下拜訪過他，克萊因喬戈動用他淳樸的鄉人智慧，足以溫暖任何啟蒙貴族的心靈。「如果咱們倆都做了自己分內的事，結果對咱們都好，」1765年，克萊因喬戈對符騰堡的路德維希·歐根（Ludwig Eugen）公爵如是說，「你們王公貴族必須命令我們農民做事，因為你們有時間決定怎樣做對國家最有利，至於我們農民，就應該服從你們，兢兢業業、忠心耿耿。」
我們可以把克萊因喬戈擁護的關係稱為「舊政」，是工業時代的「新政」實施之前，農業世界普遍遵行的社會契約。它的道理很簡單：大自然和眾神要求某些人發號施令，另一些人服從他們，只要每一個人都盡忠職守，便皆大歡喜。
早在克萊因喬戈與路德維希·歐根公爵對話的兩千年前，在5 000英里之外的東方中國，就有人為「舊政」書寫了最響亮有力的宣言。寫於公元前4世紀的《禮記》宣稱：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
赫西俄德對此也一清二楚：「當〔貴族〕做出直截了當的評判，」他解釋道，「而且沒有偏離公正，城市就會繁榮，人民就會富強。和平，這孩童的保姆，會留在他們這片大地，全知全能的宙斯永不會帶給他們戰爭……土地上結出豐足的食糧。山上橡樹林立，頂上結滿橡子，蜜蜂翩翩飛舞。毛茸茸的綿羊肥美成群。女人帶著孩子，他們的相貌與父母大同小異。」赫西俄德在另一首詩中告訴我們，這樣的貴族是宙斯送給人類的禮物。「每一個受神眷顧的貴族在出生時，都得到了偉大宙斯的女兒們賜予的無上光榮，她們把甘霖傾倒在他的舌尖，感恩之言從他的雙唇流淌出來。他用睿智明斷解決紛爭，萬民都仰仗著他的威望」，而當普通人看到這樣的貴族時，「他們像對待神靈一樣，向他致以崇高的敬意，令他在人群中超拔脫俗。這就是繆斯送給人類的神聖禮物」。
「舊政」可以一路回溯到世界上最古老的政治文檔，拉格什的烏魯伊尼木基那王[37]制定的法典，這些法典在公元前24世紀60年代撰寫於當今的伊拉克南部。烏魯伊尼木基那宣稱他「讓拉格什的居民擺脫了高利貸、苛捐雜稅、飢餓、盜竊、謀殺和強取豪奪。他創造了自由。寡婦和孤兒不再仰仗當權者的憐憫：正是為了他們，烏魯伊尼木基那和〔神靈〕寧吉爾蘇[38]訂下盟約」。國王作為全體臣民的大總管，代表他們直接與神界交易，保護他們免受掠奪，這一意像是大多數農業社會政治哲學的主題。在世界各地，政治等級往往都建立在這樣一個理念之上，即位於上層的男性（只有在極少數情況下才是女性）在某種程度上如神一般莊嚴，並且在諸如法老時期的埃及等極端例子中，統治者實際上就是神。
「舊政」本質上是一種循環論證，將政治和經濟不平等捆綁在一起並替二者辯護。道德與權力首尾相隨：因為神靈偏愛統治者，所以統治者很富有，而統治者很富有本身就表明神靈偏愛他們。赫西俄德沿用他一貫的直白：「道德和聲望聽從財富的差遣……恥辱伴隨著貧窮，信心伴隨著富有。」公元5世紀，距離赫西俄德的時代1 000多年，聖奧古斯丁[39]理所當然地認為，如今突尼斯的窮人並不希望廢除不平等制度，而只是想要加入富裕階層。「當窮人看到」上層階級，他說，「他們低語、呻吟、讚揚、妒忌，希望與之匹敵，因無法達成心願而鬱鬱寡歡。在讚美富人時，他們說：『這些是唯一重要的人物；只有這些人才知道該怎麼生活。』」
在克萊因喬戈的時代，經濟上的不平等在大多數人看來仍是順乎天意的。1789年，當法國農民終於有機會向國王遞交概述其不滿的陳情書時，有關貧富不均的抱怨卻少得驚人；當改革家走進農莊，他們也沒聽到多少重新分配財產的訴求。相反，他們深感意外地發現，大多數農民認為大眾就應該貧窮，富有的本該是少數人。
蓋爾納認為，阿格拉裡亞「誇大而非掩飾了階級的不平等和統治階層的隔離程度」。農業社會似乎常常癡迷於等級的象徵，把自身細分為法定的階序，每一個階序都有明確的標誌。「在貴族中，純粹的紳士用頭盔環繞其盾形紋章，〔而〕騎士則使用馬刺和鍍金盔甲，」一位17世紀的法國律師如是說，「在平民中，醫生、持照經營者和低等爵士各自穿不同樣式的斗篷。」早期的現代法國或許是個極端的例子，但絕不是獨一無二的。在歐亞大陸的另一端，一個19世紀的英國人注意到，在緬甸，「幾乎每一件用品和飾物，特別是用在服裝上的東西，都彰顯著物主的等級」。
這類例子不勝枚舉，在大部分時間，人們所用的語言本身也鞏固了「舊政」。富人和當權者是政治精英、貴族和紳士；窮人和被統治者是下人、庶民和農奴。20世紀，當人類學家有機會與農業社會成員對談時，他們經常發現，對於權威有合理的尊重——清楚自己所處的位置——是受訪者自認為好人的一個關鍵。例如，人類學家唐納德·布朗[40]談到，20世紀70年代的某一天，他在文萊和一群年輕的馬來人坐在一條長凳上聊天。因為坐久了身體僵直，他決定坐到地上，想著那樣更舒坦些，沒想到他的同伴們立即跳下長凳，為的是不要坐得高過這位受人尊敬的外國人。布朗請他們坐回長凳上：畢竟當時周圍沒有其他人，而他本人作為一個工業國家的好公民，不在乎什麼等級階序。而他們的回答卻不容辯駁：「他們說那樣看起來不好。」
人類學家發現，雖然現代農民時常抱怨運氣不佳，但他們的抱怨頗帶著些矛盾心理。村民們往往一面憎恨城裡的精英，一面又尊敬他們，恐懼與仰慕等量交加。為了正常運作，在蓋爾納的圖中位於復線之下的側向隔離的農民不得不忙於應付全國的精英成員。農民需要錢購買自己無法生產的商品，還要繳稅，這意味著他們必須在市場上出售自己的農產品，雖然他們往往很清楚人脈廣泛的商人在剝削他們。「我們知道他們在笑話我們，」20世紀20年代，印度北部卡裡姆普爾[41]某村的一個農民告訴人類學家，「但我們需要布料，而且下一個店主也會跟前一個一樣壞。」說此話者怒形於色，但他對教育和精英知識不情不願的尊敬也顯而易見，「你要不是個莊農，就不會知道別人是怎麼嚇唬我們，佔我們便宜的。你們〔人類學家〕或者城裡的老油條不管去哪裡都會要人伺候，還真有人伺候你們。我們傻頭傻腦的，一看就怕事，所以他們就欺負我們。」
大眾與精英的互相依賴是如此強烈，以至於研究農民的人類學先驅之一艾爾弗雷德·克羅伯[42]總結說：「農民……構成了具有部分文化的部分社會。」羅伯特·雷德菲爾德更加犀利，他說農民是「舊文明裡的鄉下人……他們敬仰生活方式與其相似但更加文明的紳士階級或城裡人，並受到這些文明人的影響……農村的精神生活，往往還包括道德生活，永遠是不完整的」。他這樣總結，因為「魯莽的多數人的渺小傳統」要仰仗「反省的少數人的偉大傳統」的領導，「……遠在他鄉的教師、神父或哲學家，他們的思想影響了農民階級，或許也反過來受到了他們的影響」。
「舊政」恰恰處在這偉大和渺小的傳統之互動關係的核心，它是雙向運作的，為所有相關方設定了責任和權利，因而不出所料，對立雙方中任一方的人對另一方的看法往往都十分複雜。例如在中世紀歐洲，貴族創造了歷史學家保羅·弗裡德曼所謂的「一種雜糅的話語，一種文法，農民可以借此被認為既是墮落之人又是道德模範，既理應處於附屬地位，又無限接近上帝」。同樣，人類學家詹姆斯·斯科特指出，農民價值觀的「隱性腳本」（斯科特稱其為「隱性」，是因為它們隱藏在精英階層的「官方」腳本背後，很難譯解）是建構在十足的精英世界觀之上的，而不是對後者的否決。「無論其是否相信這些規則，」斯科特斷言，「利用這些唾手可得的意識形態資源好處多多，只有傻瓜才不坐享其成。」
覓食者嘲弄、排斥，並最終使用暴力來懲罰那些拒絕分享和輪流負責義務的逞能者，和他們一樣，如果農民們認定的卓越階層看似無視「舊政」，變成了暴君，他們也保留其反抗甚至推翻精英階層的權利。平權的憤怒浪潮週期性地爆發，貫穿農業社會的始終，但最值得注意的是，抗議的目標鮮有針對不平等的：大多數時候，怒火只是局限在當前掌權群體中的具體個人，因為他的邪惡行徑違反了「舊政」。
如果抗議和威脅無法改變精英的行為，農民們有時會採取直接行動，但在這類行動中，他們一般會堅稱自己只攻擊地方當局，而非擁有最高權威的國王、皇帝或教皇。他們斷定，遙不可及的統治者仍然道德高尚，只是他的手下背叛了他（有一句俄羅斯諺語：「沙皇是好的，貴族是壞的」）。農民抵抗運動打擊這些邪惡的寵臣，其背後的邏輯是，反叛實際上是幫助國王維持「舊政」。
例如，公元1380年，一個名叫理查德·德萊斯特（Richard de Leycestre）的英格蘭人「穿過整個伊利[43]鎮，命令各個階層的所有男人參加暴動，隨他一起去消滅若干個叛國者，他以國王理查二世和忠誠的平民的名義宣判他們為叛國者」。德萊斯特和他的追隨者們隨後襲擊、搶劫、審判和斬首了一個地方法官，把他的頭夾在示眾枷上。德萊斯特在被捕時拒絕承認對他的指控，堅稱自己有「國王授予的庇護令，保護他的人身和財產不受侵犯」。治安法官不為所動。「對於上述審判，事實清楚明白，理查德〔·德萊斯特〕犯下了上述所有重罪和煽動暴亂罪，」他們記錄道，「經上述法官慎重考慮，於上述日期將其處以絞刑。」
人們普遍對昭然若揭的貧富不均持接受態度，這成了一個基本模式，與之相伴的，則是對權貴者的牢騷不滿和偶然爆發的平權怒火。如果情況繼續惡化，以致反抗者認為統治者本人違反了「舊政」，政權就變得無路可退，唯有武力鎮壓，這樣一來國家就前途渺茫了。1907年，一個俄羅斯農民在被問到兩年前的和平抗議者遭到屠殺如何改變了他對國家的看法時，他回答說：「5年前，大家〔對於沙皇〕既信仰又恐懼。現在信仰全沒了，只剩下了恐懼。」10年之後，沙皇也沒了。
早在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糟糕統治之前3 000年，中國黃河河谷的周部落的首領們就已經有了這一觀念，並開始稱之為「天命」。他們認為，很久以前，至高的神靈把君權授給商朝的王，但當世君王們的昏庸暴虐表明他們喪失了天命。因此，周王有正當理由反抗商朝，公元前1046年推翻了商朝，證明天命如今傳給了他們。
其他農業社會也都形成了有幾分相似的觀念。就在天命從商朝傳到周朝的短短幾個世代之後，一些猶太人——驚駭於掃羅王的乖戾行為——推斷上帝的慈愛已經轉向他人。對此《希伯來聖經》是這樣記錄的：「耶和華對〔先知〕撒母耳說，我既厭棄掃羅作以色列的王，你為他悲傷要到幾時呢？你將膏油盛滿了角，我差遣你往伯利恆人耶西那裡去。因為我在他眾子之內，預定一個作王的。」[44]撒母耳立即給大衛施塗油禮，在一場艱苦的內戰之後，大衛推翻了掃羅。
統治者失其天命的主張還可以加以拓展，涵蓋整個精英階層，一個例子就是公元前8世紀先知彌迦推斷以色列的法庭「首領為賄賂行審判，祭司為雇價施訓誨，先知為銀錢行占卜」。但彌迦警告他們說，上帝看得見一切；如果他們執意腐敗，「因你們的緣故，錫安必被耕種像一塊田，耶路撒冷必變為亂堆，這殿的山必像叢林的高處」。[45]赫西俄德也有類似的詩句，他被「吃光了賜予的貴族們」騙走了遺產，怒而警告後者，除非他們改過自新，否則「整個城市就會為一個壞人的罪行付出代價……〔宙斯〕會給人民降下巨大的災難，饑荒和瘟疫並行；男人死去。他們的女人無法懷孕，房屋稀少……〔宙斯〕會消滅他們的大軍，摧毀他們的城牆，或者讓他們的海船沉入萬頃駭浪」。
農業社會的叛亂往往採納一種「美好舊時光」的形式，堅稱其目的只是將「舊政」恢復到先人的標準。關於名聲不佳的王，標準的聖經式批評是「不像他祖大衛行耶和華他神眼中看為正的事」[46]，並且在很多情況下，有教養的精英能夠精準地指出他們認定的道德淪喪是在哪一個時間節點發生的。對於羅馬貴族政治家薩盧斯特[47]（他本人因行為不檢而在公元前50年被驅逐出元老院）而言，美好的舊時光在公元前146年羅馬消滅迦太基時就終止了。「命運卻開始變得殘酷起來，把我們的全部事務攪得天翻地覆。」他寫道，「在他們身上，首先是對金錢，然後是對權力的渴望加強了。應當說，這些正是一切罪惡的根源。因為貪慾消滅了誠實、正直和所有其他的高貴品質，卻使橫傲、殘忍取代了它們，它要人們蔑視諸神，使得一切事物都可以用金錢買到。」
人類學報告表明，較為貧窮的農民至少在某些時候有同樣的感受。例如，20世紀70年代曾在斯里蘭卡工作過的一位人類學家發現，「當代蘭格馬/德維代尼耶[48]的老住戶聲稱，雖然過去不平等和歧視非常普遍〔現在也是一樣〕，但富人和窮人，當權者和無權者，高種姓和低種姓之間的關係並不像現在這樣充滿敵意、仇恨和對抗。」甚至在契訶夫《農民》的悲慘世界裡，老頭子奧西普也聲稱：「當年在東家手下，日子要好過些……幹活，吃飯，睡覺，都按部就班的……可是規矩也大些。」
所有這些挑戰權威的事件貫穿著一個共同的主題：真實的問題並不是政治或經濟上的不平等，而是邪惡之人不遵循「舊政」的為所欲為。正如奧古斯丁所說：「摒除驕傲，富人就不會為害。」
在有書面證據記錄的最早期的農業社會——公元前3000年的美索不達米亞和埃及，公元前2000年末期的中國，以及公元第一個千年早期的中美洲——「舊政」似乎主要依恃著王的神性，就算在我們沒有文字記載的早期複雜社會裡，如公元前3000年的印度河谷或公元前1000年的安第斯山脈，藝術和建築證據似乎能夠證明同樣的原則。通過神職人員、貴族和天神一樣的國王從中調停，有一條偉大的存在之鏈把最渺小卑微的農民與至高無上的神靈聯繫在一起，保證了政治和經濟等級的基本公正。國王和神職人員之間就如何定義和控制這種觀念可能一直衝突不斷，在某些例子中——具體而言，在美索不達米亞的阿卡德帝國[49]，以及在公元前2200年左右埃及古王國崩潰之後，這種觀念似乎全盤瓦解了。然而，直到公元前1000年，新思想才開始嚴肅質疑神聖王權是否應該作為道德秩序的基礎，即使到了那時，這種情況也只發生於歐亞大陸。
我會在第五章再次談及公元前1000年的這些質疑為何會發生在斯時斯地，但現在我希望用一兩頁紙的篇幅來討論對於「舊政」而言，這些新思想意味著什麼。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思想史學家常常將其描述為「軸心時代」，得名自德國哲學家卡爾·雅斯貝爾斯發出的預言：「歷史的軸心當存在於公元前500年左右……〔當時〕我們現在知道的大人物應運而生。」雅斯貝爾斯認為，那一時期，中國的儒家和道家，印度的佛教徒和耆那教[50]教徒，伊朗的瑣羅亞斯德教[51]教徒，以色列的猶太教徒，以及希臘蘇格拉底時代以前的哲學家都開始提出有關人類境況的新問題，在其後的1 000年裡，這些問題不斷以各種形式被反覆提出，成為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基礎。
我們很難準確界定這些新思潮是靠什麼聯合起來的，但古典學者阿納爾多·莫米利亞諾[52]的陳述無疑很有影響：「處處都能發現有人在嘗試引入更純粹、更公正、更完美的觀念，他們試圖以更普適的原則來解釋萬事萬物」。從中國到地中海，「軸心時代」的著述成為「經典」，作為永恆的道德名篇，在接下來的兩千年為無數人確定生活的意義提供指導。
很多重要的軸心時代思想家（包括蘇格拉底、佛陀、瑣羅亞斯德和耶穌）基本都沒有什麼著作，這讓我們難以知曉他們如何看待自己的所為，不過就實踐的一般原則而言，他們似乎是一致的：面對這個被玷污的世界，人需要超越貧窮、墮落和無常，達到一種超脫現世的至純至善。這一聲言背後的一個重要因素，似乎是普遍喪失了信心，都不再相信那個古老的傳說：什麼偉大的存在之鏈以神性的王權至臻大美，足以支撐整個世界的道德秩序。
從中國到希臘，軸心時代理論家們一般認為，現世之外的超然境界——佛教所云之涅槃（字面意義為「吹熄」，系指此界的情感像蠟燭一樣被吹滅的思想狀態），儒家的「仁」（往往解釋為「仁慈」），柏拉圖學派的「美」，基督教的「天國」，以及道家的「道」——從根本上說是無法定義的，但這些思想雖然在終極目標上含糊其辭，但在關於如何到達那個他方世界這一點上，它們卻顯現出驚人的一致。這些新批評家們認為，天神一般的王和為其服務的神職人員都無法讓人超越現世，因而無以穩固道德秩序。超越必須仰仗自我塑造，也就是個人發自內心的向善追求。每一個軸心時代的傳統均推薦了實現這一目標的特定方法（佛教徒的冥想，蘇格拉底學派的談話，猶太教的學習，儒家的治學崇禮），所有這些方法——其他方法也一樣——均引導信徒走向相同的終點：遵行禮義、清心寡慾、逆來順受、推己及人。
軸心思想中有很多激進和反主流文化的內容，威脅到了阿格拉裡亞的現狀。軸心思想家們（以及公元第一個千年中出現的後繼者們）往往來自精英階層的中下層（蘇格拉底、孔子、穆罕默德以及大多數希伯來先知均符合這一條件），甚或來自精英階層之外（如耶穌）。他們還來自大帝國的地理邊緣——像孔子的家鄉魯國，佛陀的釋迦族，或是以色列、希臘、阿拉伯等周邊地區——而不是出自強有力的大國，如中國的魏和趙，印度的摩揭陀[53]，或是亞述、波斯和埃及。他們中至少有一些人懷疑窮人對富人，卑微者對出身高貴者，甚至女人對男人是否一定要服從。道家和佛教徒往往無視政治等級；儒家、蘇格拉底學派和耶穌則譴責統治者的道德缺陷；《希伯來聖經》中的先知書也明確批評了國王們。農業社會的精英階層時常還以顏色，迫害、放逐，甚至殺害軸心思想家。但總體而言，所有古代大帝國最終都與批評者合作，給軸心思想修枝剔葉，讓信徒中聰明的年輕人歸順體制。
在印度，好戰的國王阿育王就表現出這方面的超群技能。公元前3世紀50年代，在消滅了敵國羯陵伽[54]後，他宣佈從此遵循「法」（顯然是他自己對於佛教的特殊理解）。一方面，這需要他聲明放棄戰爭，但另一方面，這給了他一個穩固的新支柱來支撐「舊政」。他在整個孔雀王朝設置了「『法』官」，賦權讓他們執行一系列新法。阿育王斷言，結果是「現世人間的邪惡減少了。人們已經不再飽受其折磨，世上如今只剩下歡樂與和平」。
公元前206年一統中國的漢朝更高一籌，成功地把軸心批判轉變為一種國家意識形態，用財富和聲名獎勵儒家信徒，鼓勵他們宣揚那些強調責任和服從權威，而非直指獨立和批評的典籍。王座與儒家官僚的甜蜜關係間或被政變和清洗打斷，但總的來說，這種關係一直延續到公元1911年清王朝滅亡。
而最輝煌的成功案例當屬羅馬帝國。公元前2世紀，希臘哲學引起了羅馬統治階級內部的持續衝突，但在接下來的100年左右，國家把斯多葛主義[55]轉變為像儒家一樣的公共意識形態。但這一轉變完成之後不久，基督教這種更加有力的批評就出現了——羅馬還是以鎮壓應對。「駱駝穿過針的眼，比財主進神的國還容易呢」，[56]這是耶穌對其弟子所說的名言，但到了公元前400年，羅馬帝國的巨富階層已經完全佔據了教堂等級的上層，以至於歷史學家彼得·布朗[57]承認：「我想把這個時期叫作『駱駝時代』。」
事實證明，「舊政」的適應力極強。儘管佛教、儒家和基督教文本始終不遺餘力地批判不平等，軸心時代後的政治和經濟等級與軸心時代之前一樣牢不可破（公元14世紀，一位教皇甚至企圖禁止基督徒說耶穌本是窮人）。在公元後第二個千年的初期，農業時代的一些最偉大的思想家——中東的安薩裡[58]，中國的朱熹（1130—1200），歐洲的托馬斯·阿奎那[59]——集前人思想之大成，將神靈面前人人平等的觀念與現世生活的等級要求論證成為複雜的矛盾統一體。只有少數知識分子真正讀過他們的著述，但啟迪他們的原則卻一代代地傳承下來。
我在前文提到，當18世紀的歐洲改革家們到城市之外的鄉下去尋求支持時，他們往往會大吃一驚，農民並沒有抱怨不平等或要求重新分配財產，相反，他們大半認為大多數人貧弱而少數人富強是理所當然的。
某些改革家據此總結說，他們遇到的農民飽受貧困的折磨，根本無法想像還有其他的生活方式。他們的「境況極為悲慘」，1763年，一位丹麥改革家寫道：「以至於他們很容易相信，只需一定程度的愚蠢和遲鈍便可讓生活變得不那麼難以忍受，而一旦開始思考，一旦喪失了無知和酒精這兩大慰藉，農民的快樂——如果他還能享受到任何快樂的話——將立即煙消雲散。」半個世紀之後，一位前往摩爾多瓦考察的英國觀察家得出了同樣居高臨下的結論：「〔農民們〕習慣了他人可能無法忍受的奴役狀態，已經無法希冀更好的境遇；他們的習慣性消沉變成了一種天然的麻木和冷漠。」20世紀50年代，社會史學家斯坦利·埃爾金斯[60]響亮地秉承這一論調，聲稱19世紀的美國南部奴隸已經習慣了被奴役，於是接受了奴隸主關於他們是軟弱、懶惰、幼稚的「黑鬼」[61]之類的陳詞濫調，從而引發了一場學術風暴。
然而，這場關於麻木的辯論，其問題在於它並不符合前文圖3.3所示的情形。覓食者中很少有人能獲取超過5 000千卡/人/天的能量，自冰河期最後階段在公元前9600年結束，其後數千年中，沒有一個園耕者的日均能量獲取超過10 000千卡。說起來這些覓食者和農耕者一定比任何18世紀的丹麥人或摩爾多瓦人都窮，但他們一般都會拒絕不平等和奴役。另一方面，在公元前4000~前1年，能量獲取翻了兩番，但政治和經濟上的不平等卻日益根深蒂固。
究其原因，仍然是每一個時代的觀念都是得其所需。在沒有化石燃料的情況下，要想讓能量獲取遠超10 000千卡/人/天，唯一的方式便是發展到阿格拉裡亞階段，其經濟和政治不平等是結構上所必需的，而在必要性面前，人會調整自己的價值觀。道德體系要滿足能量獲取的要求，而對於能量獲取介於10 000~30 000千卡/人/天之間的社會，最重要的要求之一便是接受政治和經濟的不平等。
只有當這些要求發生改變，且大規模海上貿易體系把某些農業社會推離阿格拉裡亞的中心，走向圖3.1中的城邦或早期現代社會，人們的態度才會發生轉變。例如，在公元前6~前5世紀的希臘，對腐敗無能的統治者的怒火使人們已經不能滿足於改朝換代，而日益轉向對政治不平等的廣泛批評。男人從平等已逐漸成為極強的觀念，越來越多的城市啟動了關鍵決策過程，探索所有自由男性公民一人一票的做法。既有才幹又有積極性的小群體到處演講並設計了大部分政策，但即使像伯裡克利[62]和德摩斯梯尼[63]這樣出色的領袖，也必須表現出接受自己與其他任何公民別無二致的觀念。在公元5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富裕的希臘人避免修建奢侈的房屋或墳墓，以免有人指控他們炫富，最富有的人堅稱自己實際上也就是普通人。雅典人開始將金融和貿易說成是不道德的「看不見的經濟」，富人紛紛藏起自己的不義之財，避免公眾的監督。
關於在早期現代西歐興起的大規模海上貿易，在本書第四章還會有詳細的介紹。這裡只討論到17世紀，當能量獲取攀升到超過30 000千卡/人/天，舊世界的東西兩端都開始看到全面廢除政治和經濟不平等的強大需求，僅僅在體制內重新分配人們的位置已難以為繼。最著名的平等主義者都出現在英格蘭，例如一個名叫理查德·朗博爾德[64]的人在1685年堅稱：「沒有誰一出世背上就配著鞍子，也沒有誰天生就穿著靴子上著靴刺來駕馭別人。」1649年——他的同胞正是在這一年砍掉了國王的頭顱，並決定他們不再需要新國王了，阿比澤·庫珀[65]把上帝本人稱為「萬能的平等主義者」。但是，這些英格蘭的激進分子並非17世紀40年代絕無僅有的平等主義者；在中國，根據1644年提交的一份官方報告，憤怒的農民：
銷鋤為刃，皆僭號剷平王，謂鏟主僕貴賤貧富而平之也。諸佃各襲主人衣冠……命主跪而酌酒，批其頰數之曰：「均人也，奈何以奴呼我？」[66]
這種平權的怒火超越了阿格拉裡亞主流社會的一切現實，但仍有明顯的局限。到目前為止，我們可以從倖存至今的資料中看到，幾乎沒有人認真考慮過性別平權的可能性。誠然，在20世紀社會學家開始與農婦對話之前，幾乎沒有人撰寫過有關婦女如何看待父權制的隻言片語，而男性作者關於女人應該如何思考當然有的是話要說。「夫者天也，」一位佚名的中國作者在公元9世紀的《女孝經》[67]中如是說，「可不務乎？」
對大多數男性作者而言，這個問題根本無須回答。如果「妻子和丈夫擁有同樣的自由，」公元前51年，羅馬演說家和政治家西塞羅開玩笑說，「犬、馬、驢都會因為擁有了這樣的自由而東奔西跑，那時男人就必須為它們讓路了。」古雅典人雖極為反對男性公民社會內部的等級制度，但他們覺得阿里斯托芬有關女人擁有政治權力的喜劇簡直滑稽透頂。
女人挑戰父權價值觀的證據乏善可陳，這並不能證明就沒有這種觀念，而我們也的確偶爾會在資料中瞥見不同的思考方式。例如，公元前550年左右，一位名叫岑諾爾（Tsenhor）的埃及婦女不僅本人經商，還執意要求兒女繼承等份的遺產。但儘管如此，在橫跨四大陸、縱橫五千年的史料中，對父權制度的質疑近乎完全缺席，這一事實也是顯而易見的。在歐洲，從柏拉圖在《理想國》（Republic，約公元前380）中關於性別平等的討論，到薄伽丘的《名媛》（On Famous Women，約1360），足足過去了1 500多年。甚至克裡斯蒂娜·德·皮桑[68]的《淑女之城》（Treasury of the City of Ladies，1405）雖說直言批判了中世紀憎惡女性的風氣，也不過是提議精英女性應該和男人受到一樣的教育。針對父權制，最接近於近代的批評看來就是所謂的「女人問題論戰」（Querelle des femmes）了。1524~1632年，這場著書立說的論戰在意大利各城市產生了至少50本書籍，此外還有法國的暢銷書和來自英格蘭的投稿，然而整理主要論戰文獻的一位現代編輯指出，整套文獻資料所揭示的最驚人的事實，是「為女性辯護的文藝復興時期和早期現代傳統與19和20世紀的政治女權主義傳統之間，相距何止十萬八千里」。某些學者甚至懷疑，「女人問題論戰」更像是一場文字遊戲，而不是對父權制的嚴肅挑戰。
據我所知，還沒有人費事來統計它們的數量，但我懷疑，與反對（無論有多溫和）父權的農業社會文本相比，強調女人本來就比男人卑微的文本在數量上要多出幾十倍。幾乎所有的此類文獻都是男人寫的，而當人種學家在20世紀初期開始就此向女人徵詢意見時，他們發現很多人接受了性別不平等的基本正當性。20世紀第一個10年裡，社會學家威廉·托馬斯[69]和弗洛裡安·茲納涅茨基[70]在波蘭村莊看到的人們的態度——「妻子尊重丈夫的規範包括服從、忠貞、照料丈夫的起居和健康；丈夫對妻子的規範則是善待、忠貞，以及非萬不得已，不讓妻子去做雇工」——完全可以推廣到大多數阿格拉裡亞。
在通過農耕獲取能量的社會，父權價值觀是合理的。壓制女性的男權在農業革命之後抬頭，不是因為男性農民比男性獵手更加粗野，而是因為這是農民社會中組織勞動的最高效方式。在一個持續爭奪有限資源的世界，在最高效的社會取代了效率較低的社會的數千年進程中，因為父權制的運作如此成功，男人和女人都接受了父權制的價值觀，視之為公正合理的。如果這些條件中的任何一個不適用，歷史和人類學記錄中至少會找到一些例子，說明農業社會可以沿著不同的路線而組織，並表達一些不同價值觀。
如同對政治和經濟等級制度的批判一樣，對性別不平等的批判往往更多的是在清算那些違反了父權制契約條款的男女，而很少拒絕不平等。「總體而言，」托馬斯和茲納涅茨基在波蘭指出，「丈夫和妻子都不應該有任何行為導致對方的社會地位降低，因為這將導致對方家庭的社會地位降低。」於是乎，保護農業價值觀就成了一個群體行動。「女孩的大多數知識都是由母親教給她的，」歷史學家邁克爾·米特勞爾（Michael Mitterauer）和賴因哈德·西德爾（Reinhard Sieder）在談論典型的歐洲農民女孩時如是說，「在幼年時期，從她的〔媽媽〕那裡她還學會了服從和依靠的態度，這有利於她未來在父權家庭中擔任妻子和母親等角色。」如同覓食者游群集體嘲弄逞能者，整個村落也彼此協作，嘲弄那些給妻子太多自由的丈夫，或者懲罰那些過於主觀的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