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上面提到的，在所有擁有可靠智商數據的族群中，阿什肯納茲猶太人有最高的智商平均值。那麼到底高多少呢？許多研究結果表明智商均值在112—115，在歐洲均值之上0.75到1標準偏差。[30]更近的一個研究結果表明優勢稍小一些，只有半個標準偏差。[31]雖然德系猶太人和其他北歐人的智商平均值看起來差距不大，但這點差距卻使得兩個人群中非常高智商的人群所佔的比例有極大不同。[32]比方說，如果北歐人的平均智商值是100，而阿什肯納茲猶太人是110，而標準偏差在兩個人群中都是15，那麼每1000個北歐人中會有4個人智商值超過140，而每1000個德系猶太人中會有23個，大約是6倍的差距。這是很一般的統計規律，而不是什麼只和智商值有關的事情。
事實上阿什肯納茲猶太人一般智商很高而且有相應突出的學術能力早已為人所知。在1900年的倫敦，即便身陷貧困，猶太人仍然拿到了多得不成比例的學術獎項和獎學金。[33]20世紀20年代，一項研究在倫敦的三所猶太與非猶太學生混合學校進行了智商測試，一所學校很有錢，一所比較一般，第三所非常窮，而結果表明在三所學校中猶太學生的平均智商值都高於他們的同學。猶太學生和非猶太學生的智商值差距稍稍小於1標準偏差，而倫敦最貧窮的猶太學校的學生智商值相當於整個城市非猶太孩子的智商均值。[34]
這項1928年進行的研究如今仍然有重要意義，因為它有效反駁了亨利·戈達德（Henry Goddard）在1917年發表的一篇被廣泛引用的學術論文中的不實陳述。[35]戈達德對疑似智力發育遲緩的人進行智商測試，並發現測試結果識別出智力發育遲緩的猶太人和其他人群成員。心理學家利昂·卡民（Leon Kamin）在1974年所做的報告中稱戈達德發現了猶太人有低智商值，然而卡民引用這個研究的目的是宣稱戈達德和其他20世紀20年代的智商研究者都歧視猶太人和其他少數族群。這個錯誤的研究被許多作者引用過，包括廣為人知的哈佛進化生物學家斯蒂芬·傑伊·古爾德（Stephen Jay Gould），他以此作為智商測試不可靠的證據。[36]古爾德似乎認為要是人人覺得猶太人智商很低，《1924年移民法案》（Immigration Act of 1924）就會更容易通過。這個法案的意圖是限制東歐和南歐的移民。然而，截至1922年，猶太學生已經超過了哈佛本科生人數的1/5，常春籐聯盟已經在訂立限制錄取猶太學生的政策（即臭名昭著的「猶太定額」），這一政策包括降低對學術成就的要求。如果20世紀20年代有人會覺得猶太人智商低，那麼這個印象肯定很小眾。1928年在倫敦三所學校進行的智商研究結果顯示，西方的研究者已經注意到猶太人一般都比其他人群有更高的智商。
然而阿什肯納茲猶太人的成就絕不僅限於智商測試成績。他們在其他形式的測試中也展現了非同尋常的能力。他們在其他形式的標準測試中有很高的口頭表達和數學分數，然而他們的視覺空間能力（比方說，在想像中轉動三維空間物體的能力）稍微低一些——典型的德系猶太人視覺空間能力比歐洲平均水平低大約半個標準偏差。阿什肯納茲猶太人的成功模式和他們的能力分佈是相關的，他們在數學和文獻研究中取得了極大的成功，而在具象的繪畫、雕塑和建築中就會不出所料地成績稍低。
值得注意的是非德系的猶太人就沒有很高的智商平均值。他們也沒有在對認知能力要求很高的領域，比如醫學、法律和學術界有超乎尋常的表現。在以色列，阿什肯納茲猶太人的智商測試成績平均比東方猶太人高14點，幾乎高一整個標準偏差，意味著在大部分測試中他們的成績要高15到16點。[37]這種差異意味著以色列的非德系猶太人智商測試分數會比80％的阿什肯納茲猶太人低。兩個不同的猶太人群體也取得了相應的不同的學術成就，即便當兩個群體的個體都是在以色列出生成長時也是這樣。比方說，以色列阿什肯納茲猶太人的第三代成員就比米茲拉希猶太人（祖先從亞洲和北非來到以色列的猶太人）的第三代成員上大學的可能性高2.5到3倍。[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