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猶太人群體曾經受過許多重大的磨難和變遷，比如說巴比倫放逐、希臘征服、哈斯摩尼王朝統治和起義反抗羅馬帝國，這部分歷史為現當代猶太文化建立了一些必要的前提條件，然而總體上它和我們這裡要討論的無關。在這一時期猶太人和其他人類群體很相似。那時大部分猶太人都是農牧民，就和大部分其他的定居群體一樣，而他們一定也經歷過和其他農牧業人群相似的進化壓力。當其時，他們的智力並不突出。
在古典時期他們沒有對數學和其他科學學科的前身做出過什麼貢獻。有相當數量流傳下來的古典學典籍提及猶太人，然而沒有任何地方提到他們有異乎尋常的智慧。這「沒有任何地方」是指我們在古典學典籍中沒有找到任何一段提及猶太人的過人之處，[7]這和提及古希臘人的段落形成強烈對比，顯然那時所有人都覺得古希臘人異常的聰明。
猶太人關鍵的文化上的前提條件（對日後德系猶太人關鍵的）是一種需要讀寫能力的、強烈反對族外通婚的、長時段內幾乎不加改變的繁衍生息的社會組織模式。這種模式（拉比猶太教）並不是從一開始就存在，而是在公元70年第一次反抗羅馬帝國的起義中提圖斯毀滅神廟後的數個世紀漸漸出現的。它最初起始於以色列，後來出現在美索不達米亞的猶太人群體中，這和《塔木德》的出現和傳播過程碰巧是重合的。《塔木德》是關於猶太法律、習俗和歷史的著作的合集，《妥拉》和《塔木德》是拉比猶太教的核心文書。
讀寫能力本身並不要求高智商，然而它或許對猶太人自流放後從一個部落向一個城市職業階層的轉變是很重要的。讀寫能力使得他們獲得特許從事許多城市職業，而他們本來並沒有特別的生物學層面的優勢去從事這些職業。[8]禁止族外通婚也很重要，因為在與鄰近群體自由通婚的人群中局部選擇壓力是無法起作用的。族外通婚會快速沖淡群體中有益的等位基因，因為從外部人群中引進的等位基因會輕易使群體內自然選擇的結果難以實現。
事實上，經歷流放之前的猶太人遺傳特徵從任何方面看都不起眼。我們使用了基因標記指明德系猶太人襲得了多少中東血統，所得結果幫助我們在目前的討論中預測了德系猶太人和其周邊群體之間的基因流動的程度。大致出於差不多的目的，歐洲的阿什肯納茲猶太人定居地也引起了我們的興趣，因為在那些地方可能出現潛在的遺傳瓶頸。
在公元135年的巴爾—科赫巴起義之後，大部分猶太人都居住在以色列之外。他們聚集在羅馬帝國東部的安息帝國（後來的薩珊帝國）。曾有人口數量可觀的羅馬猶太人，也曾有其他的帝國西部的猶太定居地，例如科隆地區，雖然關於此的記錄實在少得可憐。古典時期流放中的猶太人大多是城市人口，但城中這些猶太人一般都貧窮，他們是匠人和勞工，而不是借貸者和經理。[9]把晚近的猶太文化模式（金融業和塔木德學術傳統等）投射到這些模式還未出現的往昔是個很誘人的主意，但這是不對的。在穆斯林征服之後，絕大部分猶太人依照伊斯蘭律令生活。
生活在阿爾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北部的德系猶太人於8世紀和9世紀出現在歷史檔案中。他們的起源不明。在此前數個世紀中有三種不同的歷史都有可能與阿什肯納茲猶太人群體的興起有關，但理論學者關於這些的認識都不甚明晰。
第一種可能性是德系猶太人（或他們中的部分）已經在法國和萊茵河地區生活了很長時間，很可能從羅馬帝國時期他們就在那兒。我們知道公元300年左右科隆地區曾有猶太人群體居住，而且也曾有猶太人群體在5世紀和6世紀居住在墨洛溫王朝統治下的法國。[10]然而，公元629年法蘭克人的國王達戈貝爾特一世向自己領地內的猶太人下令：改換宗教、離開或被處決。這一改宗詔令可能迫使猶太人離開大部分法國所佔的地域。在接下來的150年裡可以肯定他們很少被記錄在歷史學文獻裡。這一群體的大小和存在與否都成了謎題。
第二個線索是來自伊斯蘭地區（甚至遠至巴勒斯坦和伊朗）的猶太商人。根據里昂主教阿戈巴德的說法，加洛林王朝的國王們策勵和保護這些商人，因為他們從東方帶來諸如絲綢和香料等奢侈品。[11]這些交易者有時也在一些外交任務中擔任翻譯；其中一位從阿拔斯王朝第五任哈里發哈倫·拉希德那給查理曼大帝帶回一頭大象。
第三個線索，也是學界認為證據最充足的，說的是大部分最早的阿什肯納茲猶太人自南歐遷徙，特別是從意大利。有中世紀早期從意大利遷徙至這一地區的特定猶太人的檔案記錄（包括個體的和家庭的）支持這一線索。其中就有關於哥洛尼摩猶太人家族的記錄，稱他們在公元917年從意大利盧卡移民至美因茨。[12]
最早的歷史檔案記錄中的阿什肯納茲猶太人是長途跋涉與伊斯蘭世界通商的商販。這是一種職業模式的起始；沒有任何其他歐洲群體或猶太人群體有同樣的記錄。當時絕大部分猶太人已經放棄農業了，但伊斯蘭世界中的猶太人，雖然都是城市人口，但都是從事各種各樣手藝的匠人。[13]德系猶太人很顯然絕少從事這類工作。這一模式被一個歷史學家詳細記錄，這位學者寫道：「在中世紀，有兩種清晰可辨的社會模式在猶太人群體中存在，手藝實踐及其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在這兩種模式下是不同的。一種屬於地中海沿岸的群體，包括那些在南部定居地延伸至亞洲和非洲大陸的群體，以及那些稍稍往北定居的群體，他們的居住地向北延伸至比利牛斯山地區和巴爾幹地區北部一條虛擬的分界線。另外一種則屬於歐洲的基督教國家，大致在比利牛斯山—巴爾幹虛擬分界線之北。」[14]這位學者另外寫道：「在比利牛斯山以北和在巴爾幹地區，猶太人很少從事手工業，從他們開始定居的時候起就這樣。」
在公元9世紀早期起源於法國北部的阿什肯納茲猶太人群體繁衍擴張。他們開始在萊茵河流域定居，並在諾曼征服之後進入英格蘭。一開始他們是作為基督教與穆斯林世界的中介的國際商人。然而隨著穆斯林和基督徒（特別是意大利人）逐漸開始直接通商，阿什肯納茲猶太商人越來越多地開始從事本地貿易。當對猶太人的迫害越來越嚴重從而長距離旅行無法得到安全保障之後，德系猶太人越來越專注於金融業，這個行業對他們是敞開的，因為基督徒被禁止放高利貸。在公元1100年前絕大部分德系猶太人都是放貸者，這一模式延續了幾個世紀。[15]這些職業（交易和金融業）有很高的智商需求，我們可以肯定沒有其他人類群體有這麼高數量比例的人口在長時段內從事需要很高認知能力的職業。
有時我們能找到相當詳盡的阿什肯納茲猶太人的商業活動記錄。比如關於南法魯西永猶太人在約公元1270年就有這樣的記錄：「有全面證據證明這群猶太人以放貸為生，實質上完全沒有從事任何其他種類的經濟活動。有記錄的228名男性猶太人中近八成在向他們的基督教鄰居放貸。猶太女人（幾乎都是寡婦）放貸的也很常見，這些來自弱勢者的資本被投資到相似的渠道。並且最積極從事放貸的猶太人似乎在他們的群體內是最受尊崇的。」[16]
這一時期的猶太人是相當富足的。歷史學家H.邦薩松寫道：「公元11和12世紀的西歐深受饑荒困擾多年，（但）沒有任何證據表明猶太人在這一時期碰見這樣的問題。他們中的城市居民過著貴族般的生活，作為合宜的國際商人和廣受尊敬的地區金融業從事者。」[17]他們的生活標準接近底層的貴族。[18]從而阿什肯納茲猶太人躲過了營養不良和偶發性饑荒的侵害，這幫助他們從受迫害的損失中恢復過來。同時有可能也影響了選擇壓力。
然而受迫害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雖然這一地區的猶太人很富足，但他們並不安全。第一次嚴重的危機是公元1096年的第一次十字軍東征，致使萊茵河流域將近1/4的猶太人死亡。這一時期宗教仇恨在歐洲持續發酵，很有可能被猶太人的商業對手加劇了，仇恨以大屠殺和驅逐人口的方式展現。受迫害模式使得阿什肯納茲猶太人在中世紀盛期沒法在他們的白領環境中過度繁衍，否則他們的繁衍和發達會發生得相當迅速。這一時期大部分西歐地區都在持續驅逐猶太人，1290年的英國，1394年的法國，以及15世紀德國的大部分地區。長遠看來，人口驅逐比大屠殺和迫害對地區人口有更大的影響。猶太人口增長率是很高的，因為他們的富裕，也因為他們的信仰，他們崇尚大家族，所以猶太人口數量通常在受迫害後的一到兩代人的時間裡就趨向恢復。然而他們從迫害中恢復過來的潛在可能性越來越低，因為他們被越來越多的西歐國家驅逐。
許多被驅逐的猶太人向東遷徙，首先到達奧地利、波西米亞和莫拉維亞，隨後抵達波蘭立陶宛王國。波蘭統治者歡迎猶太移民的到來，請他們幫助重建被蒙古侵略者破壞的國家並使其跟上時代發展。猶太人是受歡迎的城市設計者、投資者和貿易發起者。其他的移民也同樣受歡迎，但他們中的一些會帶來政治風險，尤其是德國人，因為他們與條頓騎士團的聯繫。然而猶太移民是安全的，因為他們政治中立。
就像西歐猶太人一樣，波蘭猶太人也有不同尋常的職業記錄。他們中沒有農民，極少有匠人，至少在定居的最早的幾個世紀是這樣。最早的移民主要是放貸者，但這種情形很快改變了。他們成了稅吏（就像自由職業收稅者）、收費農戶、房地產經理人，以及鋼廠和小酒館的業主。根據歷史學家B.D.懷裡波的著作，在14世紀中期「大約15％的猶太人口是賺工資和收取費用的，其餘的則都是獨立的商業產業擁有者」。[19]他們曾是波蘭立陶宛王國的管理者階層。除了讀寫能力之外，在這些特定職業上取得成功所依靠的是類似於現今商人的素質，至少也需要有追蹤複雜交易和資金流動的能力。
最終，隨著波蘭立陶宛王國的阿什肯納茲猶太人人口數量上升，越來越多的猶太人成了手工藝者——畢竟對管理和金融職業的需求也是有一定限度的。然而在800到900年的時間段內，也就是大致從公元800年到公元1650或1700年，絕大部分的阿什肯納茲猶太人從事的是管理和金融業，也就是複雜度很高的職業，他們幾乎從來不當農民和匠人。在這個方面他們和所有其他定居人口都有所不同。事實上，在那個時代任何佔有領地的人類族群都不可能有那麼高比例的人口從事白領職業，因為這樣農業生產率就會過低。九成的人口都必須務農，從而生產足夠的糧食去養活他們自己和社會頂層少量的統治者、文員、士兵、匠人以及商人。對白領職業的自然選擇只有在這一階層獨自成為一個族群的時候才有可能成功，這一族群必須靠職業而非其據地而界定。
在高複雜度職業中取得成功的猶太人享有更高的遺傳優勢。學者懷裡波說：「在富裕的家庭中有更多的孩子能活到成年。總體上屬於更富裕階層的許多商業領袖、顯赫拉比、群體領袖和類似個體的譜系顯示，這些人通常有4個、6個甚至8～9個孩子活到成年。與此相反，有證據表明更貧窮的家庭則通常都是更小的家庭。這裡還需要說明的是，更貧窮的階層生活在擁擠的區域，那裡傳染病更容易流行。」[20]總而言之，懷裡波寫道：「波蘭猶太人的兒童存活率在不同的社會階層中有顯著的差異。」[21]他同時也提到更富有的猶太人生活空間十分寬敞，因為他們生活在更大的房子裡；同時他們也能保障房子的供暖，能請得起奶媽，能在城中傳染病流行的時候躲到鄉下的寓所。他援引了1764年布羅迪市的統計數據作為例證，數據顯示獨立房主平均擁有的孩子數量是1.2個，而佃戶只有0.6個。[22]
伊斯蘭世界中的猶太人與德系猶太人有不同的職業模式，他們並沒有很高比例的人口集中從事白領職業。他們中的一些在某一時某一地從事此類職業，但從來沒有在任何時段和地域內猶太人居民中的大多數同時從事白領職業。這部分是因為其他的少數族裔如希臘基督徒或亞美尼亞人也在這些職業競爭中取得成功，部分也是因為穆斯林對文職的推崇高於中世紀的西歐基督徒，他們中的許多人自己就從事文職。更重要的是，在中世紀，伊斯蘭世界總體上對猶太人的迫害較少，所以有更多的猶太人定居，事實上定居的猶太人數量已經超過了白領職業的數量。
事實上，在伊斯蘭世界的猶太人很大程度上會被分配一些「骯髒」的工作，尤其是在14到20世紀穆斯林相對衰落的年間。[23]這些工作包括清理污水池和乾燥製作燃料所需的填充材料，這些是摩洛哥、也門、伊拉克、伊朗和中亞的所有猶太人共同的職業。猶太人中也有皮匠、屠夫、劊子手和其他不受待見或受鄙視的職業者。這類工作必然只需很低的智商彈性：才華橫溢的皮匠和劊子手賺不來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