墳塚假說的許多改進版本符合許多事實，然而它們都無法解釋為何原始印歐人的擴張代價是與他們擁有相似技術的鄰近人群的消亡。在戰爭中有效運用馬匹這一做法出現的時間似乎無法解釋原始印歐人的擴張，而即便它出現得足夠早，那也無法解釋為何其他人群沒有快速獲得馴養野馬的技術並同樣把馬匹投入作戰。大草原印第安人就曾在很短時間內掌握了輕騎兵作戰的要領，為何南俄大草原上的非原始印歐人就不行呢？
往後出現的帝國的建立部分得益於一種雪球效應：當它們變得越大時，它們同時也越強勁，直到它們的擴張被地理屏障或遠距離通信的障礙所阻止。當羅馬人統一了現今的意大利地區時，他們就變得勢不可當了。然而就我們目前所知的，印歐擴張過程中就沒有出現這樣的事情。那時對於這類帝國組織的出現來說還為時過早，沒有核心司令部，沒有首都，沒有國家。如果一個邊遠的印歐部落跟鄰近的非印歐人群鬧矛盾的話，這個部落大概就得自己解決問題。印歐人最多只有地區聯盟。早期印歐人群必然有某種優勢使他們擴張了那麼遠，而他們在隨後的1000年中一次又一次地擴張，能做到如此，得有某種無法複製的優勢。
讓我們從所知的關於原始印歐人的語言學證據著手，去解決這一謎題。我們知道印歐人並不特別擅長或適應穀物種植，因為他們本質上是一群遊牧民。他們從中東最早的農牧中心遷走。我們同時也知道原始印歐人在技術和複雜社會形制兩方面都挺落後。當時，蘇美爾人發明了輪子、書寫和算數，擁有城市和延伸的灌溉系統，而同一時期的原始印歐人最多也就馴服了野馬。
我們認為有利於印歐擴張的因素是生物學上的，即高頻率的歐洲乳糖耐受突變（乳糖酶13910—T等位基因高頻率出現）。一般認為乳糖耐受是馴養牲畜的結果，是一種文化上的革新。這種革新使自然選擇青睞一種新的突變，讓乳糖酶在成年個體上也同樣能合成。但這一革新還有別的意義。
一開始自然選擇就青睞攜帶乳糖耐受突變的個體，但這突變很稀少，其社會效應很小。牛被用以犁田和拉貨車，它們的肉可以食用，同時它們也是皮革和獸脂一類副產品的來源。但是當乳糖耐受等位基因變得更常見時，大部分成年人能飲用牛奶，人們就可以採用一種新的畜牧模式了（養牛主要是取奶而不是取肉）。這是一個意義重大的轉變，因為制乳業比養牛取肉要更高效。[17]制乳的畜牧者在同一數量的土地上能產出更多高質量的食物，每英畝可以獲得5倍的卡路里，所以印歐人中更高頻率的乳糖耐受基因使得他們的土地承載量上升。
普通生態學理論指出當相似的人群使用同樣的資源時，擁有更大承載量的那個總是勝出。更直白地說，原始印歐人在同樣數量的土地上能養育更多武士，而這正是擴張的秘訣。地區人口增長引發的農業擴張諸理論背後也是同樣的基礎原理。這些理論提出人口擴張模式：農耕使得每英畝土地能生產更多的食物，因此農民會在數量上超過狩獵者，即農耕人口擴張，狩獵者人口下降。
原始印歐人或許在穀類農業比較邊緣的地域最具競爭力。在南俄大草原上，有降雨量這一限制因素，養牛比穀類種植更具競爭力，在制乳業開始前就是如此。喝牛奶的印歐人具有絕對的競爭優勢，應該是很快就散佈到整個大草原上了。在北歐的大部分地區，更短的生長季肯定與諸如小麥一類的穀物生產相牴觸，尤其農業在那些地方產生不久，穀類只有很少的時間去適應地區氣候。最終其他的穀類，比如更適應當地氣候的燕麥和黑麥，漸漸被廣泛種植。它們一開始大概是作為小麥和大麥田里的野草意外出現的。然而這發生在青銅器時代，遠遠在農業引進之後。在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北歐制乳業肯定比穀類種植要更有成效。即便不是制乳業，也可能是遊牧生活中其他相似的優勢起了決定性作用。看起來原始印歐人所從事的遊牧模式的確在與別的人群競爭時顯出優勢。
當原始印歐人從事制乳業之後，他們越來越依賴他們的牛群而越來越少從事穀物種植，從而他們機動性會增強，而這是一種軍事優勢，尤其在遭遇農民的時候。農民有家園和村莊需要保衛，遊牧者就可以隨時隨地打仗。希羅多德告訴我們波斯帝國的首領大流士在公元前512年如何想要入侵俄羅斯草原，這片土地隨後又如何被斯基泰人控制。斯基泰人的生活方式或許就十分類似於原始印歐人，而他們更有優勢的地方在於充分控制了馬匹。他們看起來很早就開始飲用牛奶，事實上《伊利亞特》一書中就有關於此的內容。[18]
當大流士入侵的時候，斯基泰人撤退到越來越深的草海之後——所幸他們沒有城市和田園，所以撤退沒有任何代價。大流士最終意識到自己的遠征是毫無成果的，在彈盡糧絕之前就撤兵了。[19]
大流士畢竟有強大的國家和強大的軍隊，他雖然不能征服斯基泰人，但足以應對他們的入侵。而在印歐人擴張的早期，他們遭遇的巴爾幹農民從公元前6000年就開始耕種，然而並不在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統治下。在大約公元前4200年的時候，情形已經很糟糕了。遠古的村落被放棄，先進的金屬生產和制陶業變得稀少，居民轉移到容易抵禦侵略的地方，比如洞穴、坡頂和海島。我們看到類似於早先在大草原上出現的墳塚越來越多〔有意思的是，墳塚中出現的個體平均身高幾乎比該地區早先的人們高4英吋（約10厘米）——牛奶的確對身體有好處〕。
我們猜想國家出現以前的農民肯定在遭遇印歐遊牧民的時候遇到一堆麻煩。還不僅僅是制乳業更加有生產成效和增加了人群的機動性，而且它也使牛群更加有價值，而牛群比稻穀堆要容易偷多了——它們自己能走。看起來早期印歐人花了大量時間相互劫掠牛群，為了牛群打仗，為之前的偷襲盤算各種復仇，總之就是引起各種騷亂。由此他們成了一個武士社會。遊牧社會的整體趨勢（製造麻煩的天賦）是1000年亞歐歷史的主題。當農耕人口開始建造強大的國家的時候，來自遊牧民的威脅減少了一些；但是在中世紀國家勢力減弱、草原勢力增強的時候（在成吉思汗時期達到頂峰），來自遊牧民的威脅又增加了，最終在槍炮被發明之後威脅才終止。
我們認為印歐擴張起始於乳糖耐受突變的頻率增高，當其頻率增高至足以使整個人群轉型從事制乳業經濟的時候，印歐人就迅速擴散至整個南俄大草原。這迅速的擴張就有可能導致說近似語言的同一人群分散在從當今的烏克蘭直到烏拉爾河地區這一廣闊區域。因為擴張如此迅速，語言還沒有分化，所以這一廣大區域中分散的人群說的還是相似的語言。印歐人前進的步伐持續至進入歐洲，在那裡制乳業在生態學效應上足以跟早期農業競爭，而且前者催生了一種遠遠更具侵略性的文化。印歐文化很可能是更好戰的，因為印歐人群的高機動性、更多的人口數量和更好的營養使他們能比其他人群更經常贏得戰爭。而他們的勝利反過來又會提升他們的軍事行動效率，從而成功哺育了更多成功。
從印歐人基因在歐洲基因庫占的相對低的比例來看，他們似乎實行的是精英統治，做被征服人群的統治者但沒有摧毀或替代原先的居住者。然而相對小的精英人口常常能夠讓所有其餘人口說他們的語言。此外，印歐人還把乳糖耐受的等位基因加進了本地的混合基因庫。乳糖耐受突變在印歐人入侵前的歐洲很罕見或根本不存在，然而當制乳業受自然選擇青睞的時候，它就在歐洲變得很常見了，特別是在北歐。[20]印歐語言和文化在制乳業流行的地域傳播擴散，比方說，它們還進入了南歐和伊朗，然而中東的強勢國家們似乎阻止了這些語言文化進入中東。
和其他種種原因相似，邊緣擴張似乎還受歷史推動力的驅動：一個人群如果長久以來在戰爭和劫掠中取得成功，他們就會繼續擴張至他們沒有特殊生態優勢的地方。印度—雅利安人進入當今的印度地區大致就是這樣的情況，而當時本土印度文明的衰敗有可能也使得這一擴張得以發生。當今的乳糖酶13910—T突變體頻率在北歐某些地區已經高達100％；它在印度北部也很常見，甚至在一些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遊牧人群中也以低頻率出現，比如說富拉尼人（Fulani）和豪薩人（Hausa）。
此外，有理由相信這一歷史現象發生了至少三次。尼羅河上游地區的東非畜牧者和再往南的地區的人群是乳糖耐受的制乳者，他們身上帶有比印歐人晚些的乳糖突變體。[21]他們同樣也擴張了，也變得好戰，他們和早期印歐人的宗教和社會結構有許多神奇的相似之處。[22]
如果以上種種都是真的的話，那麼8000年前一個單一突變在特定遊牧人群中的出現最終決定了當今半數人類所說的語言。這跟托爾斯泰認為個體在歷史中不重要的觀點可無法相融。當然，決定個體勝利的是想法、智慧和性格，絕不是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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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伊利亞特》中的那一行被翻譯成「The Hippemolgi,whose diet is mares』milk…」Homer,translated by Stanley Lombardo,Iliad(Indianapolis:Hackett,1997),239.
[19]Herodotus,translated by Aubrey de Selincourt,The Histories(New York:Penguin,1972),310—315.
[20]J.Burger et al.「Absence of the Lactase-Persistence-Associated Allele in Early Neolithic Europeans,」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of Sciences 104,no.10(2007):3736.
[21]Sarah A.Tishkoff et al.,「Convergent Adaptation of Human Lactase Persistence in Africa and Europe,」Nature Genetics 39,no.1(2007):31—40.
[22]Bruce Lincoln,Priests,Warriors,and Cattle:A Study in the Ecologyof Religion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