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對原始印歐人的瞭解，包括我們對這個人群的指稱，大多數來自比較語言學輔以考古學的成果。[15]我們瞭解到他們曾放牧和耕種，或許依靠牧養多於農耕。他們飼養牛和綿羊，也養山羊和豬。牛在日常生活中也在宗教中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他們也馴養了野馬，事實上他們可能是最早這樣做的人群。
原始印歐人知道銅，或許也知道青銅，但還不知道鐵。他們使用銀，也可能曾使用金。他們有帶輪子的交通工具，大概是牛拉的車。他們編織羊毛織物，製作並飲用蜂蜜酒。他們的社會是父系繼承製。他們十分好戰，常常劫掠畜群並有報復行動。他們大概有一種全體成員平等的由單身男性組成的戰士兄弟會，入會儀式很困難。這些戰士都是戰鬥中狂暴的武士，有可能以狼為圖騰，也常常不太聽更年長、更有智慧的首領的話。
原始印歐社會中有三個階層：多神宗教祭祀的祭司階層、武士階層和從事放牧及耕種工作的生產者階層。這種社會分層形式出現在許多印歐人分佈的廣大地區：古代印度有婆羅門（brahmanas）、剎帝利（ksatriyas）和吠捨（vaisyas），古羅馬也有祭司（flamines）、戰士（milites）和農民（quirites）。法國語言學家喬治·杜梅澤爾（George Dumezil）和其他學者主張這一「三功能劃分」（tripartition）在古代印歐社會人群的宗教和神話中起著關鍵作用，正如希羅多德告訴我們古代斯基泰人的王權是如何被授予三兄弟中的一個的，而這三兄弟一個能舉起燃燒的杯盞，一個得到了戰斧，一個拾起了上軛的犁。這三個階層是由顏色編碼的。祭司著白衣，武士著紅衣，普羅大眾的標誌則是藍色或黑色。
印歐人吟唱史詩，一種有固定章節結構的文學形式，這些史詩中的一些出現在記載的詩歌作品中並流傳至今，比如《伊利亞特》或者《黎俱吠陀》。如果有人提到「驅趕牲畜」「永不熄滅的火焰」或「永生的神祇」，那他們可不算說話很有原創性。一些原始印歐人的神話似乎已經包括了世界之樹或屠龍的英雄。
我們不知道或者不確切知道的是，這些原始印歐人生活在哪段時期和在什麼地方。比較語言學家們提供了一些證據，是關於他們仍然作為同一個人群（和還沒有開始分散）的時期的，這些證據是對他們曾經使用或未曾使用的技術的辨認。他們所使用技術的整體面貌（比如說，用到了銅但沒有鐵）說明他們的擴張分散開始於青銅器時代早期，大概在公元前3000年。可以確定公元前2500年的時候他們的擴張分散肯定已經開始了，因為一個定居的印歐王國（赫梯帝國）在幾百年之後出現在歷史記錄中。我們同時也知道其他的印歐語言，比如盧維語（Luwian）和巴萊語（Palaic），出現在現今的土耳其中部赫梯帝國故土的鄰近地區：它們很顯然與赫梯語（Hittite）是近親，但在這三種語言作為不同語言出現在歷史記錄上時它們必然已經經歷了一段時間（至少數個世紀）的分化。
可以說印歐人的原住地（一般用德語標識為「原初的故鄉」，Urheimat）一直在學術界是有爭議的，這事兒確實容易讓人抓狂。各種各樣的學術怪咖提出的地點包括西藏、北非、太平洋沿岸和北極。但一直有一個顯著的傾向是把歐洲人的起源地定位在他們自己的後院。感謝上帝，迄今為止我們還沒看到任何美國語言學家打算這樣幹。
關於「原初的故鄉」兩個最為廣泛接受的理論分別定位在安納托利亞（現今的土耳其亞洲部分）和現今俄羅斯南部的大草原。在英國考古學家和語言學家科林·倫弗瑞（Colin Renfrew）的理論模型中安納托利亞是起源地：他認為印歐諸語言是被早期擴張走出中東的農牧人群在約公元前7000年的時候帶出來的。而這一擴張是曾確有其事的，有足夠多的考古學和遺傳學證據證明這一點。問題是那次擴張是否引致印歐諸語言的傳播。[16]
這個觀點很有說服力，因為伴隨著農業出現，人口大大擴張了，而數量通常會帶來勝利。事實上這個觀點比倫弗瑞想像的還要更有說服力，因為當安納托利亞農民擴張進入巴爾幹地區時，他們已經從事農業1000年之久了。作為早期從事農耕的人群，他們必然比本土歐洲人更能適應農業生活，所以幾乎可以肯定他們有歐洲人無法通過觀察和行為模仿而複製的身體力量。
可惜倫弗瑞的理論同時也有一個致命的弱點。他認為原始印歐人是部分中東人往西北擴張遷移至歐洲的，但是語言古生物學的結論認為共同起源的時間要遠遠比這遷移發生的時間更晚。比方說，印歐語中有一些共同的詞彙是跟帶輪交通工具有關的，然而帶輪交通工具在公元前7000年這麼久遠的時候根本還沒出現。赫梯語的基礎結構顯示了清晰的非印歐語族特徵，看起來就好像赫梯侵略者曾把他們的語言安在一些已經在安納托利亞出現的其他語言上面。如此一來，就跟安納托利亞印歐人都是中東移民這一說法相矛盾了。烏拉爾語族（包括芬蘭—烏戈爾語族）顯示了曾跟早期印歐語廣泛接觸的特徵，他們有可能有共同的起源。而因為芬蘭人居住在如今是俄羅斯的森林地區，這就說明印歐人並非起源自中東。
第二種，同時也是更為廣泛接受的解釋是墳塚假說（Kurgan hypothesis），由瑪麗亞·金布塔斯（Marija Gimbutas）在20世紀50年代提出。她考證南俄大草原（介乎黑海與裡海之間的乾草原）上的墳塚文化人群是原始印歐人。如果她的理論成立的話，那麼原始印歐人是一個遊牧人群並經歷了一系列擴張，其中一些擴張以軍事侵略的形式進行。金布塔斯認為他們是騎馬的武士，而他們的優勢來自較早開始馴養野馬。問題是沒有任何證據證明這一時期存在騎馬的武士，事實上往後的兩千年內也沒有。最早的馬拉戰車的證據出現的時間對這個印歐軍事擴張的理論來說實在太晚了。此外，有理由相信通常軍事侵略的贏家都把自己放在統治精英的地位上，而不是把被征服人群徹底消滅。
也有另一系的理論認為印歐擴張是漸進地、和平地進行的，跟當今人類和有記錄的歷史過程中人類軍事擴張的方式截然相反。或許金布塔斯考證的墳塚文化人群是原始印歐人這個結論是對的，只是把他們的「作案手法」給搞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