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上面討論的兩個例子中，遺傳學層面的優勢（歐洲人在美洲和非洲人在非洲）都是巨大的，那些對傳染病缺乏必要抵禦機制的個體幾乎都死光了。雖然沒有理由說疾病抵禦機制上的差異是歐洲人和美洲印第安人之間唯一的生物學差異，或說是歐洲人的唯一優勢，但那肯定是最重要的影響因素。歐洲殖民進程肯定不可能在缺乏決定性優勢的情況下進行得如此之快。而非洲人肯定也需要巨大的生物學層面的優勢才能抵擋住歐洲人，考慮到在技術和社會組織形式上他們都落後太多。雖然我們對此還不能確定，但看起來解剖學意義上的現代人也會需要一個相對很大的優勢才能在新石器時代取代尼安德特人，考慮到與他們競爭的遠古人類肯定比他們要更能適應歐亞大陸的氣候。
同時，肯定也有這樣一些情形，即較小的生物學優勢也足夠使一個人群得以擴張，尤其當擴張不包括跨越大洋的旅途的時候。再次聲明，我們並不認為全部的人類擴張都有這類生物學原因，但其中的一些有可能有，而生物學優勢的耐受性特徵使得它尤其利於那些特別長久和跨廣袤地域的人類擴張。
在所有已知人類擴張中最大規模的一次，即印歐人的擴張，就很有可能是受乳糖耐受的遺傳變異驅動。乳糖耐受的等位基因是歐洲人身上受自然選擇影響最強的一種等位基因之一。
「印歐語系」指的是一組子語言相互關聯的語族，其語言使用者的分佈跨越了印歐大陸西部、美洲大陸和澳大利亞大陸。它同時也是世界諸語族中最大的一個，其本土語言使用者高達30億人，是世界人口的一半。印歐語系諸語言中使用群體最大的是西班牙語、英語、印地語、葡萄牙語、孟加拉語、俄語、德語、馬拉地語和法語。
這些語言的基本詞彙在許多歸類系統中都可識別為近似的。而在每一種語言中，許多從一到十的數詞、身體部分的詞語（頭、心和足）、植物和動物類的詞語（橡樹、狼、熊）、自然現象類的詞語（空氣、雪、月）和近親類的詞語（父親、母親、女兒）都可追溯到共同的一種古老語言。比方說，「三」（three）在希臘語中是treis，在拉丁語中是tres，在德語中是drei，在俄語中是tri，在孟加拉語中是tri，在中亞一種已經滅絕的語言吐火羅語東部方言中是tre。
這些語言最初被歸為一個語系是因為許多在印度的歐洲人注意到了印度諸語言與歐洲諸語言之間的相似，特別是它們與拉丁語和希臘語之間的相似。進而印度諸語言被認為與歐洲大部分地區的語言有共同的起源，因為羅曼語族的諸語言（西班牙語、葡萄牙語、法語、意大利語和羅馬尼亞語）源自拉丁語在當時是共識。這些早期的觀察大部分都沒有被跟進，直到威廉·瓊斯爵士（Sir William Jones，一位著名英國學者和印度的首席法官）在1786年一次關於印度文化的講座上提到這一點之後，學者們才開始認真看待這一說法。在隨後的兩個多世紀中，許多學者研究過印歐語，這是迄今為止歷史語言學最成功的理論。
許多不同族群和種族的人說同一語系的語言（印歐語），這裡面可沒有任何遺傳學的東西。中國飛行員跟日本航空控制員說英語，就是這個道理。然而卻有理由相信印歐語系全體語言共同的源語言曾經被一個特定的人群在特定的區域內使用。他們相對來說人口數量較少，而相比起現今印歐語系語言使用者所分佈的廣大地域來說，他們當時分佈的地域很小。而且在那時印歐大陸也有許多別的本土語言的使用人群，然而這一語族的使用者擴張了，而其他語言使用者的群體卻沒有。或許他們身上有一些異乎尋常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