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歷史上，以犧牲鄰近族群為代價的擴張比比皆是。解剖學意義上的現代人擴張並取代了遠古人類，班圖人的擴張是以布須曼人和其他族群的損失為代價的，而突厥人和蒙古人則將曾經佔據中亞大草原的伊朗語系族群趕走了。在許多這類例子裡，不同人群間相互融合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但擴張的主要結果還是新來者徹底取代原住民。我們在這裡還可以舉出很多例子。當然了，最突出的問題是：為什麼就那些人群擴張了呢？
在某些情形裡，起關鍵作用的可能是純粹的運氣——也許某場關鍵戰役的失敗就因為一枚馬掌釘。但更多的時候，成功的人群有某種支撐他們擴張的優勢。解剖學意義上的現代人當時可能掌握了諸如投射性武器之類的先進技術，同時學會了更加複雜的語言。班圖人不光掌握了如何使用鐵器，而且學會了種植一系列適應非洲當地環境的作物。因為這些技術，他們在遭遇狩獵兼採集者的時候就有了強大的優勢。突厥化的蒙古人相對於中亞大草原上伊朗語系族群的優勢目前還不太清楚，但他們可能有更強大的政治體制。
大家普遍認為這個決定性的優勢是文化上的——也就是說，後天習得的。武器、策略、政治組織形式、農業技術：統統都是習得的。現代人的那一次擴張是一次例外——多數研究者猜測他們的競爭優勢根源於生物學上（遺傳學上）的變化。生物學優勢是特別強大的，因為它們很持久：尼安德特人等古人類也許有能力模仿現代人的某些文化特徵（可見於夏特佩里昂石器文化），但他們無法變成現代人，也無法模仿或獲得現代人因其生物學特徵而得來的能力。因此，作為解剖學意義上的現代人本身就是一個持久性的優勢；由此遺傳學可以解釋持續了大約兩萬年的人群替換過程（從現代人最開始走出非洲，直到尼安德特人的末日）。
「晚近幾次擴張都由文化因素主導」這一設定建立在這樣一種假設之上，即世界各地的現代人都擁有本質上相同的能力。這是根據「人類演化達到靜態」這一論斷反推得到的結果：如果現代人在擴張並走出非洲之後沒有經歷顯著的生物學變化，那麼各地的現代人都有等量的潛力，沒有任何一群現代人相對於他們的鄰近群體擁有生物學上的優勢。然而，正如我們不厭其煩地指出，在這段時期內人類的確發生了顯著的生物學變化，而且改變相當之大，特別是那些已經長時間從事農業的人類群體。因此，人類種族和部落之間在生物學意義上的平等絕非如此想當然。實際上，這種平等性存在的概率相當低，低到好比你將一把硬幣撒到地上，落地時每一枚硬幣都是邊緣著地。不同人群生物學意義上的不平等是有一些重要而且被良好記錄的例子的：一些人類群體（平均來說）比另一些能更有效地應付某些特定情形。
因農業出現而產生的自然選擇清掃中，能夠留存下來的新等位基因是隨機產生的。因此，單純從概率上來說，它們在一些群體裡出現的頻率就可能高於另一些群體。我們知道，它們最早變得普遍的地方就是它們最開始被選擇的地方——新出現的農業生態系統，有些人經歷得早，有些人經歷得晚。因此，較早開始從事農耕的人群，其新的有利基因就更早被選擇。通過這樣的方式，這些有利的等位基因得到繁衍。與農民在生活裡有交集的人群，比起那些生活相對隔絕的人群，能發生更多的基因交流。
較早從事農耕的人應該比後來者更能掌握農業技術：他們應該能更好地適應新的飲食，更好地抵禦新的疾病，更能忍受群落的擁擠和等級制。
那些新的優勢都可以增加個體的適應性，但是它們在部落和群體層面的效果卻說不準。一些優勢能夠幫助個體生存，但未必對群體有影響。例如，假設一個變異能使個體對某種傳染病免疫，但如果影響整個群體人口大小的主要因素是食物儲量的話，那麼這個變異在群體層面就不會產生什麼影響。反之，如果另一個變異能讓其攜帶者更有效地消化一種新食物，那麼它就可能大大地增加這個群體的人口數量。如果一個變異只是單純地改變群體內部誰是贏家，但卻沒有給群體帶來新的資源或能力，它也許不會對群體有幫助，反而可能有害。
如果一個群體裡恰好獲得一個（或一些）能同時增加群體和個體適應性的變異，那麼相對於鄰近人群它就有真正的生物學優勢了。它的人口會擴張。部落之間相互衝突是必然的，它們經常這樣。戰爭在文明之初就存在了。[1]而那些具有生物學優勢的群體，理應在大多數情況下是獲勝的一方。它們比鄰近人群更有能力培育年輕的戰士。它們能負擔得起更頻繁的戰事，也能更快地從失利中恢復過來。如果擴張的群體是因為更先進的策略或者武器而成功的，這成功就可以被他們的對手複製，但基因卻是不能通過模仿得到的。所以生物學優勢難以抵抗，而基於生物學優勢的擴張持續的時間遠遠長於那些基於短暫文化優勢的擴張。